與民粹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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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關于是否是一名民粹主義者，或是否具有民粹主義思想的問題，近年來引發了一些學者的爭論。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是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Meisner）。1982年，他在《馬克思主義、毛主義和烏托邦主義》一書中稱：“民粹主義的影響成為毛主義解釋馬克思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此后，國內亦有知名學者認為具有明顯的民粹主義色彩。例如，李澤厚在他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論》（1987年，東方出版社）中認為，“民粹主義的理想和革命戰爭時代軍事共產主義的成功”是“”錯誤的根源，“‘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斗爭哲學，‘斗私批修’的道德主義，‘向貧下中農學習’的民粹主義，構成了毛的晚年思想的一些基本特征。”朱學勤在其撰寫的《和他的民粹主義傾向》（《書林》1988年第9期）、《民粹主義與“”》（《思想研究》1989年第3期）等文章中，認為，近現代中國思潮有兩種傾向，“以康有為、嚴復、孫中山、胡適、陳獨秀為突出代表的西化思潮與以洪秀全、章太炎、魯迅、章士釗、、梁漱溟、等人為突出代表的民粹主義思潮”，雖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但“民粹主義等固有觀念，是來不及清算也不必清算的。它只是被悄悄地嫁接了過來。”

那么，究竟是不是民粹主義者，或者說，他究竟是否曾經具有過民粹主義色彩呢？特別在他晚年，有沒有顯示出民粹主義的色彩呢？如果沒有，又是什么東西促使有些人相信與民粹主義之間有一定的聯系呢？要理清這些問題，首先必須說明民粹主義的本質，以與的思想相觀照。

一、民粹主義的實質及問題的提出

20世紀初，列寧在與以米海洛夫斯基為代表的俄國民粹派進行思想論戰中指出，所謂民粹主義，是指這樣一種觀點體系：

（1）否認資本主義的歷史進步性，把資本主義當作一種“西歐病”，竭力反對俄國走資本主義道路。

（2）強調俄國傳統的經濟制度有獨特性，特別是俄國農民及其村社、勞動組合等等有獨特性，把農民村社看作比資本主義制度更高更好的東西。

（3）把知識分子看作超越社會階級利益的自主階層，能夠領導農民避開或者說跳過資本主義，在村社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

列寧在這里論述的是俄國的民粹主義，但如果撇開其中所包含的俄國社會的一些具體特性，列寧的論述也揭示了民粹主義的普遍實質：一種在封建社會解體過程中產生的小農、小手工業者的破產情緒和落伍者的哀鳴。這種思潮批判資本主義的弊病，但把資本主義的現實同對資本主義以前的制度的虛構加以比較，企圖憑借他們浪漫化了的小生產的傳統來對抗資本主義的發展，使社會按照他們“選擇”的道路進入“理想社會”。列寧在指出民粹主義反對歷史進步的屬性的本質同時，也指出了民粹主義包含著的一些進步意義：它批判了資本主義；它蘊涵著高漲的人民群眾的革命民主主義的熱情，反映了農民群眾的斗爭愿望。因此，列寧要求“馬克思主義者應當透過民粹派烏托邦的外殼細心辨別農民群眾真誠的、堅決的、戰斗的民主主義的健全而寶貴的內核。”（《列寧選集》第2卷第433頁）由此看來，所謂民粹主義，是不發達國家在轉型時期，即從傳統的農民社會向近代的工業社會過渡的歷史時期，在世界范圍內對現代化進行批判反思而產生的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思潮。它以非理性的方式表達了社會下層勞苦大眾的利益與愿望。

世界歷史的發展證實了列寧的論述。民粹主義不僅在俄國流行一時，而且在東西方許多國家都出現過，成為“近代化”或“現代化”時期的“常見病、“多發病”。英國在其完成工業化轉變的十八、十九世紀，先后出現過科貝特（1763—1835）、柯爾律治（1772—1834）、卡萊爾（1795—1881）等具有民粹主義傾向的思想家；十八世紀以后，法國在資本主義迅速發展時期也先后出現了邁斯爾（1753—1821）、博納爾（1754—1840）、拉梅爾（1782—1854）等民粹主義思想家，還有人所熟知的民粹主義思想先驅盧梭（1712—1778）；德國則在轉型時期出現了赫得（1744—1803）、穆涉（1720—1794）、費希特（1762—1814）等人。二十世紀以后，東方各國相繼開始了現代化的進程，也出現了印度的古斯（1872—1950）、日本的北一輝（1884—1937）、大川周明（1886—1957）等。由于近代中國是在資本主義列強的欺凌下緩慢開始近代化歷程的，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加劇了社會轉型的痛苦，中國也出現了民粹主義的沃土。列寧指出，中國人“在完全離開俄國、離開俄國經驗和俄國著作的情況下，向我們提出了純粹俄國的問題。”中國人的議論，“同俄國民粹主義者十分相似，以至基本思想和許多說法都完全相同。”（《列寧選集》第2卷第423頁）具有憂國憂民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深受儒家“大同”理想的熏陶，自然也出現了用傳統農業文明來批判西方工業文明的民粹主義，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孫中山為代表的“主觀社會主義”，章太炎、章士釗的國粹主義、梁漱溟的新儒家，以及工讀新村主義、平民教育主義，等等，不一而足。年輕的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受到時代思潮中民粹主義的影響毫不奇怪。他曾熱心于工讀新村運動，1919年還列出了詳細計劃，希望通過新式學校教育，創造出新人，組成新家庭，聯合成新村，并不斷推廣，進入一個理想的社會（參見《早期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第454頁）。但人們關注的問題的關鍵并不在此，而在于，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后，是否徹底清算了民粹主義的不良影響？在晚年的錯誤實踐中，民粹主義的影子又悄悄復活了嗎？學者們不外乎在這些關鍵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大體看來，認為具有過民粹色彩的觀點大多是在以下兩方面尋找支持：

1.有盲目崇拜農民，即“貧下中農”的傾向，這個傾向為“以民為粹”的民粹主義思想特征之一；

2.沒有擺脫民粹主義對資本主義批判的局限，試圖在生產力發展水平還不高的歷史階段，人為地消滅資本主義，從而引發了過早過快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等一系列錯誤。

事實果真如此嗎？為了正本清源，我們有必要圍繞上述兩個方面的理論支持潛入歷史的深處，對與民粹主義的關系作出科學的探究。

二、是民粹主義的堅定反對者

眾所周知，俄國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這個科學理論逐漸在思想上征服了包括在內的先進的中國人。完成了思想轉變后，成了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然而，如何把馬克思主義運用于中國的實際情況，對于中國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確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必須中國化才能發揮其巨大作用。思想正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光輝典范，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有了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對于這種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教條主義者自然是無法接受的。在中國革命的早期，他們稱之為“山溝溝里的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并在中國生根、開花、結果的幾十年過去后，說有民粹主義思想，這樣的觀點經得起推敲嗎？符合歷史的本來面目嗎？我們有必要圍繞他們提出的上述兩個論點，對與民粹主義的關系作出全面而透徹的考察。

首先，是不是犯了民粹主義盲目崇拜農民的錯誤？

的確，對農民有很深的感情。他出生于農民家庭，民主革命時期又基本是在鄉村活動。在我黨歷史上，是提出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革命中心必須由城市轉移到農村，且善于與照搬蘇俄“城市中心論”的左傾教條主義展開針鋒相對斗爭的第一人。在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他反對蘇聯片面發展重工業的現代化模式，主張工農業并舉，對農村的經濟、文化、衛生等事業的發展高度重視。對農民與農村的重要意義的強調，完全符合馬克思關于工農聯盟的思想，也完全符合中國是一個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業國且政治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的實際情況，而決非如一些學者所言，是民粹主義崇拜農民“共產主義本能”的結果。相反，一方面對農民傾注了巨大的感情，另一方面，他又對農民作為小生產者的局限性保持著清醒的認識。在井岡山時期，在開展軍事工作的同時，就注重從思想上改造農民：“我們感覺無產階級思想的領導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趨向是會要錯誤的。”（《選集》，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卷，第77頁）可以說，在整個民主革命時期，都十分重視克服小農意識可能給黨內帶來的自發的民粹主義思想，特別是傳統的平均思想，多次開展了反對“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斗爭。隨著革命由鄉村向城市的發展，民粹主義的危害日益凸顯，經濟上出現了絕對平分土地，破壞工商業的行為；政治上出現了“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要求。因此，在這段時間內，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更為強調反對民粹主義，集中、透徹地分析批判民粹主義的本質及危害。

1945年，在黨的七大正式報告《論聯合政府》和口頭政治報告中，都談到了民粹主義的問題，指出：“這個問題，在我們黨內有些人相當長的時間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種民粹派的思想。這種思想，在農民出身的黨員占多數的黨內是會長期存在的。所謂民粹主義，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中間不經過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俄國的民粹派就是這樣。當時列寧、斯大林的黨是給了他們以批評的。”（《文集》第3卷第323頁）以俄國民粹派“要更快地搞社會主義，不發展資本主義”的“左”傾錯誤批判了黨內存在的不顧中國生產力發展水平急于實現社會主義的“左”傾思想，提出把是否承認社會主義需要建立在生產力廣大發展的基礎上看作是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劃清界限的根本標準。這與他在1944年8月31日寫給博古的信中表述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民粹主義的”，“我們現在還沒有獲得機器，所以我們還沒有勝利。如果我們永遠不能獲得機器，我們就永遠不能勝利，我們就要滅亡。”（《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第238—239頁）

1948年4月，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又針對民粹主義作出尖銳的批評：“我們贊成農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為了便于發動廣大的農民群眾迅速地消滅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絕對的平均主義。誰要是提倡絕對的平均主義，那就是錯誤的。現在農村中流行的一種破壞工商業，在分配土地問題上主張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它的性質是反動的、落后的、倒退的。我們必須批判這種思想。”（《選集》第2卷第1314頁）同年7月，經黨中央審定新華社發表的《關于農業社會主義問答》中引用了上述的這段話，并對民粹派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作了進一步的說明：“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是指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一種平均主義思想。抱有這種思想的人民，企圖用小農經濟的標準，來認識和改造全世界，認為把整個社會經濟都改造為劃一的‘平均的’小農經濟，就是實行社會主義，而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過去歷史上代表小生產者的原始社會主義的空想家和實行家，例如帝俄時代的民粹派和中國的太平天國的人們，大都抱有這一類思想的。”

從上述對農民的革命民主主義要求的贊頌和對其滋生的民粹主義的批判可以看出，的農民觀既符合馬克思主義，又適應于中國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大國的國情，與民粹主義有著天壤之別。從一生的實踐來看，他對中國農民及黨內自發滋生的民粹主義思想始終有著清醒的認識，保持著高度的警惕。與其說他認為農民天生具備“共產主義的美德”，毋寧說他更牢記的恐怕是列寧的“小生產是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生產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教導，因此，一生中始終認為，一個“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他對農民的教育主要從兩方面著手，一是從政治思想上，從革命隊伍和革命戰爭中鍛煉和提高。二是從經濟上，鼓勵和引導農民走合作化的、集體化的道路。認為，這兩條，特別是后一條，是從根本上改變農民小資產階級屬性的根本道路。正是在這個思想指導下，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后，為了防止農村的兩極分化，迅速提高生產力發展水平，促使農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他力主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把土地收歸國有。運動從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這一思想的產物。當然，對農村的改造失誤很多，特別是他脫離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追求片面提高公有化程度，沒有把農民的致富愿望與集體利益很好地結合起來，沒有找到適合農業生產特點的管理和組織形式，致使中國農村的生產力水平長期徘徊不前。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給農村帶來了巨大活力。不過，我們也應看到，改革是社會主義基礎上自身的改革而不是對社會主義的否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不是土地重新私有化。畢竟，土地國有制解決了中國社會幾千年來循環不已的最大的痼疾：農民起義——土地均田——土地兼并——農民起義……。中國以土地國有的形式完成了對封建經濟的徹底埋葬，為中國社會向現代化的轉型奠定了堅定的基礎。這是領導的中國革命給我們留下的寶貴遺產，與民粹主義主張保留的宗法傳統的村社經濟具有天壤之別，不可同日而語。正是有賴于這份遺產，我們今天雖然在農業現代化轉型的道路上仍然困難重重，但我們有大局穩定的基礎，有共同致富的基礎，還涌現了像華西村、韓村河等這樣共同致富的典型。因此，只要我們善于總結經驗，堅持正確的路線和方針政策，我們就一定能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理想。

其次，在對待資本主義的問題上是不是犯了民粹主義的錯誤？

所有不帶偏見的論者都承認，在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中，這個問題是不存在的。他在這個理論中鮮明地肯定了資本主義對中國社會發展的進步意義，提出要搞一個新民主主義社會來“廣泛地發展資本主義”的理論。但是革命勝利不久，他這個設想改變了，提出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理論。經過社會主義改造，中國迅速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這在理論和實踐上當然都是一個巨大的轉變。對于這個轉變的爭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尤其是每當歷史發展的重要轉折關頭，到底應該如何看待這個轉變？能簡單地把它歸之于民粹主義在頭腦里作崇嗎？

這樣的看法失之簡單和片面，更不符合歷史的本來面目。時間已過去了幾十年，當年社會主義改造存在的弊病現在看得很清楚，黨的決議對此也給予了公正的評價，將其歸納為“過急、過粗、過快”。但是，歷史的另一面隨著時間的流逝也顯得更為清楚，那就是中國人民當時對社會主義的選擇并非一時的迷誤，它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中國人民對歷史的巨大創造。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一方面，社會主義是中國人民通過長期的痛苦摸索尋找到的趕超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現民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國，要走上現代化發展的道路，必須先解決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矛盾，但是，在共產黨成立之前，在中國從來就沒有存在過能夠獨立領導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政治力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除了無產階級政黨，沒有哪一個政治力量能夠解決中國的獨立問題、土地問題以及民主和統一問題。既然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為主要力量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當然是以社會主義為社會發展的指向。20世紀是一個逐漸擺脫西方中心論的世紀，社會主義蘇聯顯示了另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道路的巨大威力，這對中國人民是極大的鼓舞。實踐證明，實現現代化的道路并不是只有資本主義這條唯一的道路。社會主義模式對于中國這樣的東方落后國家的現代化轉型具有天然的優勢。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發揮了集中有限資源干大事的作用，使中國迅速恢復了國民經濟，并建立了自己的工業體系，“一五”期間，經濟得到迅猛發展，社會各項事業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當然，由于當時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改造也存在許多問題。而且，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要逐漸調整，民主和法制的建設需要不斷提高。的失誤不在于使中國過早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而在于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后，應如何給社會主義定位，如何解決理想社會主義與現實社會主義的差距。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初級階段理論可以說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今天，我們仍然要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就是說，我們仍然要堅持一條既不照搬蘇聯，也不照搬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從這樣的觀點來回顧當初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可以看出，所謂民粹主義的提法，實際上還是沒有擺脫西方中心論的線性歷史發展的思維桎梏，認為中國還應亦步亦趨的走西方國家走過的老路。這也許也算是另一種經濟決定論的教條主義。其實，歷史遠沒有那么僵硬。

另一方面，我們還應該看到，中國當時選擇社會主義，除了當時國內外的歷史條件外，人民大眾不愿意走資本主義道路也是另一個主要的原因。科學社會主義之所以對中國人民有強大的吸引力，正是由于社會主義的社會特征與其世代相傳的大同理想有共同之處。很顯然，少數人的富裕建立在多數人貧困基礎上的資本主義，遠遠沒有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對中國人民有吸引力。何況，當時的資本主義還沒有完成對自身的調整，經濟危機重重，社會矛盾嚴重，階級沖突激烈，而兩次世界大戰更暴露了資本主義的野蠻本性，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對中國人民提供的示范恐怕除了血腥野蠻的原始資本積累的“卡夫丁峽谷”外別無其他的好感。要求其接受這樣的資本主義，于情于理都沒有說服力。人民群眾對社會公平正義的正當追求，也不能以民粹主義來加以輕蔑式的概括。畢竟，歷史的事業是人民的事業，沒有人民參與的歷史，是停滯的歷史。事實上，中國對社會主義的選擇也對世界歷史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它對于殖民地體系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崛起，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治上的改良和經濟上的調整，乃至對整個人類歷史的精神文明進步，都起了巨大的作用。盡管中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也并非盡善盡美，但是，若沒有社會主義的實踐，資本主義不會自動調整，社會主義自身包含的矛盾不能得到展開，而我們今天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還會較為幼稚、淺薄，甚至我們還會犯相同的錯誤。因此，歷史不能假設，我們可以而且應當站在歷史巨人的肩膀上，但我們要給巨人一個公正的評價。

根據以上我們對與民粹主義的比較研究可知，在重大的理論觀點上，與民粹主義都可以說是大相徑庭，絕然不同的。其實，拋開具體的理論觀點不談，單從理論意指和精神氣質來看，與民粹主義也是大異其趣的：如果說民粹主義是抱殘守缺的哀歌，是奴隸們對埃及肉鍋的迷戀，則是摧枯拉朽的狂飆，是理性進步主義的高揚。作為一位充滿創造力的永不停息的革命者，從來就不屑于依憑破敗了的傳統阻擋現代社會進步的步伐，相反，他要用馬克思主義這個來自人類文明的最高成果改造人，改造社會。從古老文明的奄奄一息到現代人民共和體制的建立，這一徹底轉換需要何等巨大的能量！如果沒有這樣具有偉大創生能力的巨人，這樣被韋伯所稱的“奇斯理瑪”，中國人民和中國社會就會如鄧小平同志所說的那樣，還在黑暗中摸索。這是同志的豐功偉績，是誰也不能抹殺的。我們必須注意將同志晚年所犯的錯誤同思想劃分開來，更不能借口晚年所犯的錯誤，否定思想的科學價值，反對領導中國人民在中國這樣一個東方落后大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實踐的科學內涵，將晚年所犯的錯誤與早就被反復批判過的民粹主義聯系起來，否則，就會在理論上陷入誤區，就會陷入西方敵對勢力在意識形態領域設下的陷阱，就會自我否定，也就會重新犯歷史性的錯誤。如果不能看清這一點，我們就會被歷史的表像所蒙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