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范文10篇

摘要：馬來西亞的農村社會政策主要包括為農民生產提供支持服務、保障農民基本生活需求、提高農民文化素質和生產能力這三個方面的內容，并呈現出如下特點：農村社會政策與經濟發展政策融為一體，在生產發展中實現社會目標；注重農民人口素質和能力的培養與提高，直接的現金濟貧措施有限；政府在提供農村公共服務中起主要作用，同時鼓勵其他社會力量參與其中。

關鍵詞：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

在馬來西亞的工業化進程中，盡管農業部門在整個國民經濟結構中所占比例不斷減少，但由于農業直接影響到國計民生、出口收入、工業原料的來源等，因此政府仍十分重視農業的發展。特別是馬來西亞的主體民族馬來族大多從事農業，為了縮小他們與其他民族間的發展差距，維護社會團結，政府對于農村地區的社會發展更是特別關注。保障農村經濟社會同步發展、提高農民生活質量成為馬來西亞社會政策的重要內容。

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的基本內容

縱觀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的發展，可以看出其內容涉及農民生產、農民生活以及農民人口素質三大方面。這三方面的內容相互聯系、相互促進，構成了馬來西亞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

第一，為農民生產提供支持服務。

商務禮儀

馬來亞由馬來半島的西馬及位于北婆羅州的東馬所組成。在英國統治的時期，西馬都被稱為馬來亞。

馬來西亞是東南亞這個地區其中一個最早有人類居住的地方。大約50,000年前，東馬砂勞越州的古老尼亞（NahCave〕洞里，已經開始有人類居住了。

在西馬，即馬來半島，內陸山區的原住民比馬來人更早就在這里居住了。

位于柬埔寨的Funan王朝，于公元初期曾經延伸其影響力到馬來半島。到了第七世紀，蘇門答臘的室里弗遜（SriVijaya〕王朝則在南中國海的區域崛起成為最大的王朝。第十三世紀后半期，滿者伯夷（Majapahit〕王朝取代室里弗遜，馬來半島也跟著落入滿者伯夷王朝的掌控中。室里弗遜王朝的王子拜里米蘇拉，于大約1403年逃出滿者伯夷王朝的勢力范圍后，落腳在馬來半島的馬六甲，并在這里建立了歷史上聞名的馬六甲王朝。也是在這個時候，大約于十五世紀初，回教被引進馬六甲王朝。

馬六甲王朝在全盛時期，是個聞名于世的港口及經貿中心。由于其位置處于航海及經貿的中心，又有良好的深水港口，東去資源豐饒的東方文明古國，西接印度、阿拉伯世界及歐洲西方列強，使到馬六甲不僅成為繁榮一時的商業中心，它也同時成為東西方多種文化互相碰面及交流的地方。中國明朝的鄭和就曾在七度下南洋的時候，到過馬六甲。為了促進兩國之邦交，明朝的公主漢麗寶更是被遠嫁到馬六甲來。

一、馬來西亞技術發展戰略的三階段

技術發展戰略是國家對科技活動全局性和長期性的規劃和行動方針，由科技行政體系主導，并協調技術政策與其他工業政策、國家發展目標的一致性。對一國技術政策的分析框架，Lall（1998）提出從三個層次研究國家技術政策：（1）確定國家發展目標，明確技術發展與國家發展目標之間的關系；（2）激勵政策，對市場失靈的領域提供國家干預的信號，包括基礎型干預和選擇性干預，所謂基礎性干預是國家對人力資源、科技基礎設施、研發鼓勵等要素市場的干預，而選擇性干預指國家扶持特定產業或特定產業組織優以實施優先優術發展目標；（3）組織制度，包括為實施技術發展戰略的科技計劃、行政組織等。[1]以這三個層次考察馬來西亞技術發展戰略的演變過程，馬來西亞工業化進程中的技術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58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產業技術規劃不明晰時期。獨立之后馬來西亞技術發展的重點領域與以農業、種植業為主的產業結構相一致，資源型產業（如早期的橡膠、之后的棕櫚油產業）的研究與開發是政府重點支持的研究領域，這一時期建立的馬來西亞農業發展研究所（MalaysianAgriculturalResearchandDevelopmentInstitute,MARDI）對當時農業多樣化、農礦產品的出口增長發揮了重要技術指導和推廣作用。相對地，在馬來西亞推動工業化的產業政策框架中，產業技術發展并沒有成為優先的議題。20世紀60年代，馬來西亞通過跨國公司和合資企業的投資方式在生產初級消費品的進口替代行業興建了一批制造業企業，到60年代末為解決就業問題和種族間經濟利益沖突，以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導向產業的發展戰略和旨在社會重組目標的新經濟政策成為這一時期產業政策的重點，而外資主導的出口型產業主要集中在新建的自由貿易區內，與區外的當地產業幾乎沒有技術聯系和外溢效果。在80年代初期到中期馬來西亞重工業化的第二輪進口替代階段，馬國政府通過政府投資行為推動的重工業項目計劃不僅包含了優化產業結構布局的設計，同時希望進一步達到種族間經濟利益平衡的目的。可以說，在這一時期，產業技術的學習、深化一直不是政策制訂者的直接目標。另一方面，馬來西亞開始籌建科技行政體系，如1975年成立的國家科學研究開發理事會（theNationalCouncilforScientificResearchandDevelopment），1976年成立的科學技術環境部（theMinistryofScience,TechnologyandEnvironment,MOSTE），它們的預算、權限十分有限，無力對其他部門（如貿易工業部、農業部）以及這些部門下屬的重點研究機構發揮統籌規劃的作用。

第二階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政府加強技術力量供給的技術發展戰略。80年代中期馬來西亞政府感到馬國工業化“缺乏對科技政策、戰略全面而清晰的方向”，[2]1986年馬來西亞政府在當年數個經濟規劃中，包括第五個國家計劃（1986—1990）和第一個產業主導計劃，明確了產業技術與經濟發展的聯合，并在1990年產業技術發展行動計劃進一步詳細了技術發展的優先領域及鼓勵措施。首先，產業技術目標在多個政策框架中明確體現，明顯不同于前一階段。由政府推動的重化工業發展計劃失利后，1986年馬來西亞政府頒布了第一個“產業主導計劃”（1986—1995年）（theI8ndustrialMasterPlan），在這份規劃中明確說明國內弱小的產業技術基礎是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障礙，認為已具一定規模的制造業產業并不具備相應的技術能力，幾乎完全依賴外國技術，建議采取韓國式產業政策對特定部門采用傾斜式政策以幫助本地企業建立技術基礎，強調優先發展具有較強聯系效應的資源型制造產業，如木材加工業、橡膠制品、石油精煉產品。盡管第一個產業主導計劃的政策方向隨著很快到來的外國直接投資高潮沖淡了許多，但該計劃是馬來西亞政府首次將技術發展領域獨立地列為經濟發展規劃中，顯示產業技術發展已經成為政策目標之一。1990年出臺的“產業技術發展行動計劃”（ActionPlanforIndustrialTechnologyDevelopment,APITD）作為第一個“產業主導計劃”的補充，更為詳細列舉了五大優先發展領域，如自動化材料、先進材料、生物技術、電子與信息技術和能源、環境與環境技術，同時指出了馬來西亞產業技術發展面臨的結構性瓶頸，并提出了42項建議完善國家技術創新體系。其次，在包含產業技術發展目標的多個政府規劃出臺后，對原有科技行政體系的改革也就成為必然，這些技術發展機構與私營企業界聯系顯得比過去緊密。原有分散在各部門的主要工業研究機構統一由科學技術環境部管理，以便提高這些研究機構的合作能力；改革后的國家科學開發理事會加入了更多私營企業界代表，并監督1986年啟動的、由國家資助的“重點領域加強研究基金”（theIntensificationofResearchinPriorityAreas,IRPA）項目的實施情況；馬來西亞內閣組建一個由總理牽頭的、新的科學技術委員會，負責科技立法和項目規劃，除此之外，產生了一些非政府機構的民間—政府協商組織，如馬來西亞商業理事會的技術委員會、馬來西亞高科技產業—政府協調小組。最后，在政策的推動下，馬來西亞對科學技術的公共投入迅速增加，1986—1990年第五個五年規劃中科技的公共投資從5.4億林吉特上升到11.6億林吉特，這些投資流向國有技術研究機構的基礎設備投資以及資助國家重點領域研究項目（IRPA），國家科學開發理事會挑選國有技術研究機構開展IRPA項目。

從實踐效果來看，由政府制訂技術發展規劃、國有資金支持、國家公共研究機構執行的科技體制屬于典型的“由上至下”的技術供給型發展戰略，這種規劃體制的性質是一種集中型的體制而不是包含私營企業界參與的復式或協調式體制，盡管政府的初衷是仿效日本產業需求拉動式技術發展模式將科技發展與產業發展統一起來，但顯然缺乏合格技術官僚的參與和企業界的廣泛參與，特別是這種集中型的技術供給型發展戰略與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經濟自由化的市場環境相矛盾，這種發展戰略對產業技術的提升作用并不十分明顯。但無疑地國家對科技的大量投入培育了一種技術創新的社會風尚，這是馬來西亞社會氛圍里一直缺少的。

第三階段，1993年后，加強技術政策與產業組織結構、市場條件的協調階段。20世紀90年代初馬來西亞政府注意到大量涌入馬來西亞的外國直接投資內部化的技術轉移比70、80年代顯得活躍而積極，跨國公司對呈現產品多樣化和生產技術的提高的現象。20世紀90年代中期馬來西亞依托跨國公司成為全球消費型電子產業的重要生產基地，電子產品制造技術能力迅速提高，同時開始跨國公司增加了對馬來西亞本地企業的零部件采購以及部分下包行為，檳城形成了以半導體、硬盤驅動器為主的高科技產品的產業集群。面對占馬來西亞經濟舉足輕重地位的電子產業與全球生產網絡的緊密融合和跨國公司行為模式的轉變，前期的供給型技術發展戰略顯然無法滿足經濟技術發展的需要，為此馬來西亞政府調整了技術發展思路，體現在三個方面：

經過近30年的發展,電子業已成為馬來西亞最重要的工業之一,在馬經濟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目前,馬來西亞電子業產值占全球電子業產值的2.5%,馬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出口國之一。

馬電子業自70年代初起步以來蓬勃發展,規模不斷擴大,產值大幅增長,產品逐步多樣化。

目前,馬電子業擁有900多家公司,38萬多員工,去年產值達1298億林吉特。雖然馬電子業目前仍以半導體和其他電子配件為主,但產品結構已發生變化。去年,工業電子產品占總產出的45.4%,電子配件占42.4%,消費電子產品占12.2%。

據統計,1995至1999年,馬電子業產量增長率年均達18.4%,電子產品出口和電子業員工人數分別年均增長22.2%和6.8%。電子產品出口從1995年的850億林吉特增至1999年的1784億林吉特。電子產品出口占馬出口總值的一半以上。

馬電子產品主要出口到美國、新加坡、日本、香港、德國、英國等市場。

過去兩年,馬電子業增長尤其快速。官方發表的最新數據顯示,在經濟嚴重衰退(負增長7.5%)的1998年,馬電子業產值和電子產品出口也均突破1000億林吉特大關,分別達1035億林吉特和1461億林吉特,比上一年分別增長20.9%和36.2%。

關鍵詞：中國企業馬來西亞市場營銷策略

內容摘要：文章認為中國企業要拓展馬來西亞市場，需要重塑中國企業形象；積極實施人力資源、社會生活和產品等方面的本土化策略，充分利用當地的有利資源，使企業具備較強的環境適應能力；要利用特有的親緣、地緣、文緣、業緣、商緣，充分發揮華商網絡的優勢。

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中國與馬來西亞之間的經貿往來越來越頻繁，合作發展前景十分樂觀。馬來西亞被稱為亞洲第五小龍。近年來，中馬兩國經濟交往頻繁，貿易迅猛增長。中國（未計港澳臺地區）已成為馬來西亞第5大出口國家和第4大進口國，2005年，馬來西亞成為中國的第8大貿易伙伴。馬來西亞地理位置優越，穆斯林人口約1300萬，占全國總人口的60%，這里是清真食品轉銷的樞紐，對于希望打進東南亞市場，甚至輻射到中東市場的企業來說，是非常理想的選擇。

中國企業拓展馬來西亞市場的優勢與劣勢

馬來西亞經商成本較低，2003年政經風險顧問公司對亞太區域中14個國家和地區的工商業運營成本作了調查，調查范圍包括當地的勞工成本、海外員工居所等生活費用、租金、公用支出四項內容，按10分制綜合評分，結果顯示日本最高（9.13分），中國位第七（3.93分），馬來西亞最低（2.22分）。馬來西亞經濟繁榮，是亞洲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而且社會比較安定，風險較小。根據香港政治和經濟風險咨詢公司每年的報告，東南亞國家中新加坡的風險最小，其次是馬來西亞。

同時，中國企業在馬來西亞拓展市場也存在一些挑戰。假冒偽劣，價低質次的產品損害了中國企業的形象。國內同類企業價格混戰，削弱了雙方競爭力。特別是對馬來西亞多元文化的誤解，造成了營銷失誤。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元化的國家。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民族文化、生活習俗、禮儀禁忌和節日慶典，這給中國企業的營銷活動帶來機會的同時也造成了困難。部分企業認為，既然中國與馬來西亞華人同文同種、文化相近、生活方式相似，那么，馬來西亞市場與中國市場的差異不會太大。這種文化的“自我參考”造成了營銷視野的狹窄性，據此可能會做出錯誤的營銷決策。當前，中國企業要進入馬來西亞市場，在營銷策略上面臨諸多的挑戰。比如，營銷渠道的單一性及售后服務體系不健全；缺乏理性的市場調查，蜂擁而至地盲目投資；缺乏國際營銷理念，國際營銷經驗不足；沒有清晰的國際目標市場定位；大國本位主義造成對馬來西亞民族特性的忽視等。

一、馬來西亞技術發展戰略的三階段

技術發展戰略是國家對科技活動全局性和長期性的規劃和行動方針，由科技行政體系主導，并協調技術政策與其他工業政策、國家發展目標的一致性。對一國技術政策的分析框架，Lall（1998）提出從三個層次研究國家技術政策：（1）確定國家發展目標，明確技術發展與國家發展目標之間的關系；（2）激勵政策，對市場失靈的領域提供國家干預的信號，包括基礎型干預和選擇性干預，所謂基礎性干預是國家對人力資源、科技基礎設施、研發鼓勵等要素市場的干預，而選擇性干預指國家扶持特定產業或特定產業組織優以實施優先優術發展目標；（3）組織制度，包括為實施技術發展戰略的科技計劃、行政組織等。[1]以這三個層次考察馬來西亞技術發展戰略的演變過程，馬來西亞工業化進程中的技術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58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產業技術規劃不明晰時期。獨立之后馬來西亞技術發展的重點領域與以農業、種植業為主的產業結構相一致，資源型產業（如早期的橡膠、之后的棕櫚油產業）的研究與開發是政府重點支持的研究領域，這一時期建立的馬來西亞農業發展研究所（MalaysianAgriculturalResearchandDevelopmentInstitute,MARDI）對當時農業多樣化、農礦產品的出口增長發揮了重要技術指導和推廣作用。相對地，在馬來西亞推動工業化的產業政策框架中，產業技術發展并沒有成為優先的議題。20世紀60年代，馬來西亞通過跨國公司和合資企業的投資方式在生產初級消費品的進口替代行業興建了一批制造業企業，到60年代末為解決就業問題和種族間經濟利益沖突，以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導向產業的發展戰略和旨在社會重組目標的新經濟政策成為這一時期產業政策的重點，而外資主導的出口型產業主要集中在新建的自由貿易區內，與區外的當地產業幾乎沒有技術聯系和外溢效果。在80年代初期到中期馬來西亞重工業化的第二輪進口替代階段，馬國政府通過政府投資行為推動的重工業項目計劃不僅包含了優化產業結構布局的設計，同時希望進一步達到種族間經濟利益平衡的目的。可以說，在這一時期，產業技術的學習、深化一直不是政策制訂者的直接目標。另一方面，馬來西亞開始籌建科技行政體系，如1975年成立的國家科學研究開發理事會（theNationalCouncilforScientificResearchandDevelopment），1976年成立的科學技術環境部（theMinistryofScience,TechnologyandEnvironment,MOSTE），它們的預算、權限十分有限，無力對其他部門（如貿易工業部、農業部）以及這些部門下屬的重點研究機構發揮統籌規劃的作用。

第二階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政府加強技術力量供給的技術發展戰略。80年代中期馬來西亞政府感到馬國工業化“缺乏對科技政策、戰略全面而清晰的方向”，[2]1986年馬來西亞政府在當年數個經濟規劃中，包括第五個國家計劃（1986—1990）和第一個產業主導計劃，明確了產業技術與經濟發展的聯合，并在1990年產業技術發展行動計劃進一步詳細了技術發展的優先領域及鼓勵措施。首先，產業技術目標在多個政策框架中明確體現，明顯不同于前一階段。由政府推動的重化工業發展計劃失利后，1986年馬來西亞政府頒布了第一個“產業主導計劃”（1986—1995年）（theI8ndustrialMasterPlan），在這份規劃中明確說明國內弱小的產業技術基礎是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障礙，認為已具一定規模的制造業產業并不具備相應的技術能力，幾乎完全依賴外國技術，建議采取韓國式產業政策對特定部門采用傾斜式政策以幫助本地企業建立技術基礎，強調優先發展具有較強聯系效應的資源型制造產業，如木材加工業、橡膠制品、石油精煉產品。盡管第一個產業主導計劃的政策方向隨著很快到來的外國直接投資高潮沖淡了許多，但該計劃是馬來西亞政府首次將技術發展領域獨立地列為經濟發展規劃中，顯示產業技術發展已經成為政策目標之一。1990年出臺的“產業技術發展行動計劃”（ActionPlanforIndustrialTechnologyDevelopment,APITD）作為第一個“產業主導計劃”的補充，更為詳細列舉了五大優先發展領域，如自動化材料、先進材料、生物技術、電子與信息技術和能源、環境與環境技術，同時指出了馬來西亞產業技術發展面臨的結構性瓶頸，并提出了42項建議完善國家技術創新體系。其次，在包含產業技術發展目標的多個政府規劃出臺后，對原有科技行政體系的改革也就成為必然，這些技術發展機構與私營企業界聯系顯得比過去緊密。原有分散在各部門的主要工業研究機構統一由科學技術環境部管理，以便提高這些研究機構的合作能力；改革后的國家科學開發理事會加入了更多私營企業界代表，并監督1986年啟動的、由國家資助的“重點領域加強研究基金”（theIntensificationofResearchinPriorityAreas,IRPA）項目的實施情況；馬來西亞內閣組建一個由總理牽頭的、新的科學技術委員會，負責科技立法和項目規劃，除此之外，產生了一些非政府機構的民間—政府協商組織，如馬來西亞商業理事會的技術委員會、馬來西亞高科技產業—政府協調小組。最后，在政策的推動下，馬來西亞對科學技術的公共投入迅速增加，1986—1990年第五個五年規劃中科技的公共投資從5.4億林吉特上升到11.6億林吉特，這些投資流向國有技術研究機構的基礎設備投資以及資助國家重點領域研究項目（IRPA），國家科學開發理事會挑選國有技術研究機構開展IRPA項目。

從實踐效果來看，由政府制訂技術發展規劃、國有資金支持、國家公共研究機構執行的科技體制屬于典型的“由上至下”的技術供給型發展戰略，這種規劃體制的性質是一種集中型的體制而不是包含私營企業界參與的復式或協調式體制，盡管政府的初衷是仿效日本產業需求拉動式技術發展模式將科技發展與產業發展統一起來，但顯然缺乏合格技術官僚的參與和企業界的廣泛參與，特別是這種集中型的技術供給型發展戰略與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經濟自由化的市場環境相矛盾，這種發展戰略對產業技術的提升作用并不十分明顯。但無疑地國家對科技的大量投入培育了一種技術創新的社會風尚，這是馬來西亞社會氛圍里一直缺少的。

第三階段，1993年后，加強技術政策與產業組織結構、市場條件的協調階段。20世紀90年代初馬來西亞政府注意到大量涌入馬來西亞的外國直接投資內部化的技術轉移比70、80年代顯得活躍而積極，跨國公司對呈現產品多樣化和生產技術的提高的現象。20世紀90年代中期馬來西亞依托跨國公司成為全球消費型電子產業的重要生產基地，電子產品制造技術能力迅速提高，同時開始跨國公司增加了對馬來西亞本地企業的零部件采購以及部分下包行為，檳城形成了以半導體、硬盤驅動器為主的高科技產品的產業集群。面對占馬來西亞經濟舉足輕重地位的電子產業與全球生產網絡的緊密融合和跨國公司行為模式的轉變，前期的供給型技術發展戰略顯然無法滿足經濟技術發展的需要，為此馬來西亞政府調整了技術發展思路，體現在三個方面：

2007世界水日

水利灌溉局總監拿督凱茲魯指出，如果氣候變化，造成每逢3、4月都面對降雨量銳減、導致無水灌溉的干旱季節，當局將再研究公務員之家，全國公務員共同的天地興建水壩的可行性。

他說，目前稻田都需要依靠從河流引入水源灌溉，一旦雨量減少，就會面對問題，以往因為過于干旱導致無法耕種的事件并不常發生，所以并沒有興建水壩。

“如果氣候變公務員之家，全國公務員共同的天地化，導致每2、3年就有一次大干旱，成為長久性的問題，可能就需要考慮興建水壩，否則15年才出現一次罕有的旱季，則無需動用到水壩。”

摘要：2001—2017年馬來西亞農產品貿易總額攀升、順差顯著、品類豐富、伙伴增多、競爭力增強，但仍存在著總量跌宕起伏、增速放緩、品類集中、出口市場低端、深精加工不足、競爭優勢趨弱、國際農業合作成效不顯著等問題。新時期，需立足比較優勢、增擴規模、提升層次、優化結構、拓展市場、培育國際競爭力、塑造品牌、延伸價值鏈、深化產業內合作，進一步推動農業科技化、產業化與信息化協調發展，實現農產品貿易可持續健康發展。

關鍵詞：馬來西亞；農產品貿易；貿易利益；競爭優勢；一帶一路；中國—東盟

自由貿易區馬來西亞位于赤道，屬于熱帶雨林氣候，陽光雨量充沛、溫度適宜、農業資源稟賦充裕、特色優勢顯著，主要農業經濟作物包括棕櫚油、橡膠、熱帶水果等，長期以來，馬來西亞是世界重要的棕櫚油生產國與出口國[1]。目前，農業經濟產值占馬來西亞國內生產總值（GDP）的8.65%，農村人口約占其全國人口的1/4，農產品貿易作為馬來西亞外貿發展的重要構成，提振農產品貿易對其國民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和深遠意義[2]。

1馬來西亞農產品貿易發展的狀況及特征

1.1貿易總量。據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UNComtradeDatabase）數據，自2001年以來馬來西亞農產品貿易發展保持順差狀態，累計金額1069.38億美元，已成為外匯收入重要來源（表1）。2001年，馬來西亞農產品貿易總額為92.48億美元，其中，進口41.28億美元，出口51.20億美元，順差9.92億美元。2002年，馬來西亞農產品貿易額首次突破百億美元大關，達118.89億美元，同比增長28.56%。2009年，受世界經濟危機影響，馬來西亞農產品出口銳減，直接導致總量驟降。2010年，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宣告建成，中國—馬來西亞雙邊農產品貿易合作有力助推馬來西亞農產品貿易復蘇增長。2011年，馬來西亞農產品貿易總額為480.83億美元。自2012年以來持續下跌，2013年農產品進口與出口貿易出現“雙降”。2017年，馬來西亞農產品貿易止跌回升，貿易總額為376.48億美元，增長4.70%，其中，進口156.58億美元，出口219.90億美元，順差63.32億美元。1.2貿易地位。2001—2017年，農產品在馬來西亞外貿中的地位相對穩定，尤其在其出口貿易方面顯得相對突出。2001年，農產品貿易額占馬來西亞外貿總額的5.71%，其中，出口占5.82%，進口占5.59%。2011年，農產品貿易在其外貿中的占比升至峰值，達11.60%；2012年后占比持續下降，2017年為9.11%，其中，出口占比10.09%，進口占比8.02%。馬來西亞在東盟國家農產品貿易中排名第四，僅次于印度尼西亞、泰國和越南。1.3產品結構。以UNComtradeDatabase《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2012）》6位為基準：2001年，馬來西亞農產品進口品種共計703種，2017年增至903種，其中貿易額超1億美元的有37種，前5位依次為HS170114（其他甘蔗糖，未加香料或著色劑）進口8.87億美元，占5.66%，超八成以上來自于巴西；HS180100（整顆或破碎的可可豆，生的或焙炒的）進口6.95億美元，占4.44%；HS230400（提煉豆油所得的油渣餅及其他固體殘渣）進口6.09億美元，占3.89%；HS210690（未列明食品）進口5.94億美元，占3.79%；HS100590（玉米）進口5.32億美元，占3.40%。2001年，馬來西亞農產品出口品種共計591種，2017年增至775種，其中貿易金額超1億美元的有28種，前5位依次為HS151190（其他棕櫚油及分離品）出口78.36億美元，占36.64%；HS151620（氫化酯化或反油酸化植物油、脂及分離品）出口19.34億美元，占8.80%；HS151110（初榨的棕櫚油）出口18.78億美元，占8.54%；HS210690（未列明食品）出口6.12億美元，占2.78%；HS151329（其他棕櫚仁油或巴巴蘇棕櫚果油及分離品）出口4.78億美元，占2.18%。1.4國別結構。馬來西亞農產品貿易主要合作伙伴為東盟、歐盟、印度、美國和日本等。發展中國家在其農產品出口貿易中占比約為80%，且呈日漸強化趨勢，而發達國家市場所占份額持續走低。東盟歷來作為馬來西亞農產品貿易第一大區域合作伙伴，占25%左右，且馬來西亞多處于順差狀態，2017年，馬來西亞與東盟國家農產品貿易額達104.34億美元，其中，新加坡位居首位，其次為印度尼西亞、泰國和越南等。中國作為馬來西亞農產品貿易第一大國別對象，雙邊農產品貿易額為36.61億美元，約占其農產品貿易總額的10%，馬來西亞對中國出口20.31億美元，約七成為HS15（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動、植物蠟，以下簡稱“HS15”），自中國進口16.30億美元，主要為HS03（魚、甲殼動物、軟體動物及其他水生無脊椎動物）和HS07（食用蔬菜、根及塊莖），馬來西亞順差4.01億美元（表2）[3]。1.5競爭優勢。2001—2011年，馬來西亞農產品貿易競爭優勢總體攀升，顯示性比較優勢（RCA）指數由0.74攀升至1.68的峰值，由比較劣勢升至較強競爭優勢；但自2012年以來RCA指數逆勢下滑，2016年跌至1.24，為中度競爭優勢。2016年，馬來西亞農產品出口貿易總體以極強競爭優勢類產品為主，占72.53%，涉及商品種類60種；中度競爭優勢占4.65%，商品種類43種；較強競爭優勢占13.10%，商品種類52種；雖然比較劣勢商品占比相對不高（8.87%），但商品種類卻為數不少（620種）。2016年在東盟十國農產品整體RCA指數橫向比較中，馬來西亞位居第5位，低于老撾（2.83）、緬甸（1.89）、印度尼西亞（1.71）和泰國（1.60）；略高于越南（0.99）、菲律賓（0.97）、柬埔寨（0.55）、新加坡（0.22）和文萊（0.18）。2017年，馬來西亞農產品出口前3位產品HS151190（其他棕櫚油及分離品）、HS151620（氫化酯化或反油酸化植物油、脂及分離品）和HS151110（初榨的棕櫚油）均為極強競爭優勢，RCA指數分別高達27.62、41.56和26.61。

2馬來西亞農產品貿易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關鍵詞：中國企業;馬來西亞市場;營銷策略

內容摘要：文章認為中國企業要拓展馬來西亞市場，需要重塑中國企業形象；積極實施人力資源、社會生活和產品等方面的本土化策略，充分利用當地的有利資源，使企業具備較強的環境適應能力；要利用特有的親緣、地緣、文緣、業緣、商緣，充分發揮華商網絡的優勢。

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中國與馬來西亞之間的經貿往來越來越頻繁，合作發展前景十分樂觀。馬來西亞被稱為亞洲第五小龍。近年來，中馬兩國經濟交往頻繁，貿易迅猛增長。中國（未計港澳臺地區）已成為馬來西亞第5大出口國家和第4大進口國，2005年，馬來西亞成為中國的第8大貿易伙伴。馬來西亞地理位置優越，穆斯林人口約1300萬，占全國總人口的60%，這里是清真食品轉銷的樞紐，對于希望打進東南亞市場，甚至輻射到中東市場的企業來說，是非常理想的選擇。

中國企業拓展馬來西亞市場的優勢與劣勢

馬來西亞經商成本較低，2003年政經風險顧問公司對亞太區域中14個國家和地區的工商業運營成本作了調查，調查范圍包括當地的勞工成本、海外員工居所等生活費用、租金、公用支出四項內容，按10分制綜合評分，結果顯示日本最高（9.13分），中國位第七（3.93分），馬來西亞最低（2.22分）。馬來西亞經濟繁榮，是亞洲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而且社會比較安定，風險較小。根據香港政治和經濟風險咨詢公司每年的報告，東南亞國家中新加坡的風險最小，其次是馬來西亞。

同時，中國企業在馬來西亞拓展市場也存在一些挑戰。假冒偽劣，價低質次的產品損害了中國企業的形象。國內同類企業價格混戰，削弱了雙方競爭力。特別是對馬來西亞多元文化的誤解，造成了營銷失誤。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元化的國家。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民族文化、生活習俗、禮儀禁忌和節日慶典，這給中國企業的營銷活動帶來機會的同時也造成了困難。部分企業認為，既然中國與馬來西亞華人同文同種、文化相近、生活方式相似，那么，馬來西亞市場與中國市場的差異不會太大。這種文化的“自我參考”造成了營銷視野的狹窄性，據此可能會做出錯誤的營銷決策。當前，中國企業要進入馬來西亞市場，在營銷策略上面臨諸多的挑戰。比如，營銷渠道的單一性及售后服務體系不健全；缺乏理性的市場調查，蜂擁而至地盲目投資；缺乏國際營銷理念，國際營銷經驗不足；沒有清晰的國際目標市場定位；大國本位主義造成對馬來西亞民族特性的忽視等。

1馬來西亞基本情況

馬來西亞的基礎設施比較完善，政府向來重視對高速公路、港口、機場、通信網絡和電力等基礎設施的投資和建設。馬來西亞現有的基礎設施能較好地為各類投資者服務，同時政府未來的基礎建設計劃也為外國投資基礎建設和開展工程承包提供了契機。陸路運輸方面，公路總長13．7萬公里，主要城市中心、港口和重要工業都有高速公路連接溝通；鐵路貫穿半島南北，具備運送多鐘貨物能力。空運方面，馬來西亞有8個國際機場和若干國內航線，是東南亞重要空中樞紐之一，2011年空運旅客6310萬人次，貨物97．8萬噸。水路運輸方面，有7個主要國際港口，馬來西亞95％的貿易通過海運完成。通信方面，固定電話、移動電話、互聯網、郵政局均得到普及。

2當前中馬經貿狀況和國家發展規劃

2．1產業政策

2011年，馬來西亞GDP總額為5883億馬幣，全年批準的制造業直接投資561億馬幣，出口總額為6945億馬幣。工業和服務業是馬來西亞重要支柱產業。馬來西亞農業以經濟作物為主，主要有油棕、橡膠、可可、椰子、胡椒等。原棕油產量1891萬噸，儲量107萬噸；天然橡膠產量99．6萬噸，進口66．7萬噸，出口94．6萬噸。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發展主要動力之—，主要有電子、石油、機械、鋼鐵、化工、汽車制造。服務業是其最大產業部門，其中旅游業重要性突出。采礦業以開采石油、天然氣為主。2011年日產原油57萬桶，出口額達319．8億馬幣；全年液化天然氣，產量2．6億噸，出口2．5億噸，是世界第三大液化天然氣出口國。2011年建筑業產值為189億馬幣，占GDP的3．2％。

2．2當前中馬雙邊經貿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