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性滯存范文10篇

目前，就我國總需求不足及擴張性貨幣政策效果不佳問題，學者們各抒己見，爭議頗多。許多人認為我國經濟中出現了流動性約束。流動性者，貨幣與資金也。流動性約束，是指經濟活動主體（企業與居民）因其貨幣與資金量不足，且難以從外部（如銀行）得到，從而難以增加其消費和投資量，造成經濟中總需求不足的現象。因此，擴大內需的辦法，就是增加貨幣供應量，消除貨幣供給的“梗阻”。對此，筆者不敢茍同。筆者認為，目前我國經濟中存在的，不是流動性約束，而是流動性滯存。流動性滯存不僅是總需求不足的原因，而且是總需求在短期內難以迅速擴大，擴張性貨幣政策效果不佳的原因。

流動性滯存這一概念，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

從社會總供求關系上來看，一個國家一定時期內最終產品和勞務的供給總量，即社會總供給（as），可用出售該總供給量的銷售總收入（y）來表示。這一貨幣總收入經過初次分配后，形成個人收入、企業收入和政府收入三部分。其中個人收入和企業收入又分別變為消費（c）和儲蓄（s）兩部分。若政府收入用t來表示，則初次分配的結果變為c+s+t.通過儲蓄轉化為投資（i），政府收入變為政府支出（g），c+s+t經過再分配變為c+i+g.c+i+g就是社會總需求（ad），用社會總支出（e）來代表。在這整個過程中，由于t和g是由政府控制的政策變量，屬于外生的經濟調節變量。所以，社會總供求原生的相對數量關系，即c+s和c+i的相對數量關系，就由經濟體系的一對內生變量——投資和儲蓄的相對數量關系決定。這一分析可用如下圖式表示：

y（as）——個人收入+企業收入+政府收入——c+s+t——c+i+g——e（ad）

儲蓄是可支配收入（即y-t）與消費之差。儲蓄有多種形式，如在銀行存款、購買債券和股票以及因非消費目的而持有現金（窖藏）等。

如果儲蓄不能及時地轉化為投資，就會出現流動性滯存問題。流動性滯存是指在上述從y到e的圖式中，貨幣滯存于家庭、企業和銀行等經濟單位，使觀察期內貨幣供給量中當期用于購買商品和勞務的部分比重下降。貨幣供給量可分為兩部分。在觀察期內購買商品和勞務的部分，如居民和企業留在手中用于日常商品和勞務交易的部分，各類儲蓄形式中當期可轉化為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部分，政府收支部分等，稱為購買貨幣量或交易貨幣量，以mp表示。而在觀察期內滯存于家庭、企業、銀行等經濟單位，當期不能用來購買商品和勞務的部分，如公眾窖藏的部分、投入股票二級市場的部分、銀行“存差”等，則稱為滯存貨幣量，以mr表示。若滯存貨幣量在貨幣總量中的比重變大，則貨幣總量的流通速度就會減慢。根據公式mv=pq，在貨幣流通速度v變小時，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就應快于經濟增長率和物價上漲率之和，以滿足商品流通對貨幣量的需要。在極端情況下，當mr無窮大時，經濟就進入了流動性陷阱，流動性陷阱是流動性滯存的極端情況。

通貨緊縮是幾年來困擾我國經濟的一個難題。在本文中，筆者提出流動性滯存原理，用來解釋我國的通貨緊縮現象，對該原理與此前有關原理的承繼和發展關系、以及有關的方法論問題進行了嘗試性的研究，并依此原理提出緩解我國通貨緊縮的方法。

一、流動性滯存及其意義

流動性一詞有兩個含義。第一，指一種資產在交易中能迅速變換為別種資產而不遭受損失的能力，以此分析，不同的資產——實物資產、生息資產、貨幣等——其流動性也不同，其中貨幣是最富于流動性的資產。第二、指貨幣與資金。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所講的流動性偏好，即指對貨幣的偏好。流動性滯存這一概念中的流動性，是指流動性的第二種含義，指貨幣與資金。

流動性滯存這一概念，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

從社會總供求關系上來看，一個國家一定時期內最終產品和勞務的供給總量，即社會總供給（AS），可用出售該總供給量的銷售總收入（Y）來表示。這一貨幣總收入經過初次分配后，形成個人收入、企業收入和政府收入三部分。其中個人收入和企業收入又分別變為消費（C）和儲蓄（S）兩部分。若政府收入用T來表示，則初次分配的結果變為C+S+T。通過儲蓄轉化為投資（I），政府收入變為政府支出(G)，C+S+T經過再分配變為C+I+G。C+I+G就是社會總需求（AD），用社會總支出（E）來代表。在這整個過程中，由于T和G是由政府控制的政策變量，屬于外生的經濟調節變量。所以，社會總供求原生的相對數量關系，即C+S和C+I的相對數量關系，就由經濟體系的一對內生變量——投資和儲蓄的相對數量關系決定。這一分析可用如下圖式表示：

Y(AS)——個人收入+企業收入+政府收入——C+S+T——C+I+G——E(AD)

摘要：本文分析了宏觀間接調控所主要依仗的財政、貨幣兩大政策的異同及協調配合的必要性，提出財政政策側重于調結構和貨幣政策側重于調總量的分工，并具體討論了在國債、財政存款、外匯儲備等“結合部”領域的合理協調，最后強調了優化我國兩大政策協調配合所應注重的制度建設問題。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政策協調，宏觀調控

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以間接調控為基本特征，即政府調控主體主要通過政策手段把經濟參數附加到市場上多種生產要素的價格信號上，進而調節、引導市場主體的生產經營行為。間接調控所依仗的主要政策手段，便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這兩大宏觀調控政策共同服務于宏觀調控的總目標，但分工而互補，需要相互協調配合，促使經濟運行趨于總量均衡和結構優化的理想狀態。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和融入“全球化”的進程，經濟運行的復雜程度大大提高了，財政、貨幣政策加強協調配合的必要性和復雜性也顯著增加。本文試基于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問題的思考，提出幾點基本認識，以期就教于各方。

一、財政、貨幣政策的一致性、差異性和協調配合的必要性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具有緊密的聯系，這種緊密聯系從根本上說植根于雙方政策調控最終目標的一致性。兩大政策調控的著眼點，都是針對社會供需總量與結構在資金運動中表現出來的有悖于貨幣流通穩定和市場供求協調正常運行狀態的各種問題；兩大政策調控的歸宿，都是力求社會供需在動態過程中達到總量的平衡和結構的優化，從而使經濟盡可能實現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兩大政策的緊密聯系還來源于雙方政策手段的互補性以及政策傳導機制的互動性，一方的政策調控過程，通常都需要對方的政策手段或機制發揮其特長來加以配合策應，經濟學理論對此可以做出很好的闡釋(如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從社會總資金的運動來看，財政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和貨幣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相互間必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和連鎖反應，各自的政策實施及其變動，必然要牽動對方，產生協調配合的客觀要求。

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存在緊密聯系的同時，又由于各自在經濟體系中所側重的不同領域和具備的不同作用，而具有一系列的差異性特征。

摘要：近幾年，水體污染問題成為了社會關注的焦點，因為這類污染現象的發生對于我國城市環境以及人體健康都極為不利，因此，解決水體污染問題刻不容緩。而城市內河涌黑臭水體更是嚴重的水體污染現象，在新的環保形勢下加強該問題的治理顯得極為關鍵。而如何進行有效的水體治理就成為了人們關心的問題，這就需要有關方面能夠提高對此的認識程度，并加強治理技術的分析與應用，進而發揮出水體治理技術的真正作用，更好的促進城市環境的健康發展。

關鍵詞：城市河道；黑臭水體；治理技術

近幾年，我國城市內河涌黑臭水體治理工作正在積極的開展，而在新的環保形勢下，對于治理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就目前而言，在城市內河涌黑臭水體治理的過程中，由于一些因素的影響，往往難以取得較好的治理效果，很容易出現一些污染問題，對于周邊的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的影響，同時還會抹黑城市的形象。因此，針對其中的影響因素以及治理技術就有必要進行深入探究，從而為工作人員提供有力的手段，更好的開展黑臭水體的治理工作。

1造成城市內河水體涌黑臭的主要因素

1.1水系不暢達。水系不暢達是造成城市內河水體涌黑臭的主要原因之一，通常而言，如果河道上游沒有水源，就會使得上游的河道難以成形，若是再與其他河道也不溝通，則會出現斷頭河，這時就會呈現水體靜止的狀態，無疑加強了水質的惡化。另外，城市內河道主要是利用區域內的雨水以及污水補充河道，這使得引補水的通道比較缺乏，進而水的動力條件也就較差，難以滿足河道自凈的要求。如果再有垃圾排入河內，將會給城市內河水體環境帶來極大的不利影響。1.2雨污合流。事實上，雨污合流也是造成城市內河水體涌黑臭的主要因素，就現實情況而言，一些河道排口是存在著這種現象的，使得污水能夠直接被排入河內。而這與部分地區缺少市政雨污水管網系統有關，正是由于這類系統的不健全，只能通過兩岸的溝渠或者排口進行污水的排放，而往往其排污量要超過河道的自凈能力。在城市規劃以及建設的過程中，還會存在雨、污水和市政管網錯接的現象，甚至缺少雨水截留系統，這就難以保證水質的良好。1.3污泥淤積嚴重。當然，污泥淤積也是常見的現象，更是城市內河水體涌黑臭的原因之一，由于一些城市內河底部淤泥情況嚴重，而且有些河段還能看到裸露在外的淤泥，這就使得部分河道的水質變得越來越差，而且在水中還容易發生厭氧反應，進而釋放出臭氣，這就對于水體環境帶來了二次污染，極大的破壞了生態平衡。1.4生態性喪失。除了以上因素外，生態性喪失也是主要的原因，眾所周知，城市內河河道設計的過程中，不僅僅要考慮防汛的功能，同時還需要考慮到河道生態性的建設。而大部分的河道卻忽略了這方面，在設計時，就偏于采用硬質護坡護底，難以實現自凈功能的優化，致使河道的生態性變差。而且有些河道沿岸還缺少一些綠化植被，使得水生植物大大銳減，城市內河水體涌黑臭現象也比較嚴重。

2城市水體常見污染源

近幾年來中央從國債發行額中每年都拿出一部分向地方轉貸（地方財政負責還本付息），用于支持地方性公共工程和基礎設施的建設，如2001年中央代地方發行的國債為400億元，2002年預算的國債發行規模為5929億元，其中包括代地方政府發行250億。這些國債轉貸資金有力地支持了地方某些公共工程和基礎設施的建設，但這種完全由中央包辦的舉債方式，是在現行制度不允許地方政府發行公債的情況下的一種變通。從邏輯上說，分稅分級財政體制應允許地方政府在一定約束條件下“名正言順”地具有發行債券以籌資的權力，否則不利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根據城鎮建設的需要來安排資金籌措，也不利于分散中央財政的債務負擔和債務風險。

2.某些地方政府變相的債務融資方式：案例與評價

案例1：地方政府變相舉債

盡管中國目前還沒有正規的地方債券或市政債券，但仍有不少地方政府在以各種形式變相發行公債。有的通過信托投資公司、市政建設公司作為發債主體發行公債，有的則以政府基金的名義向社會借錢，由地方財政提供擔保，從而形成了政府的或有負債。這類或有負債脫離了財政體系的監督，實際發生時卻不得不從財政中列支，其中存在很多不規范的運作，雖解決了城市建設中的一些現實問題，但容易構成潛在的財政風險。

例如財政部駐山東省監察專員辦在進行異地專項檢查時，查出成都市青羊區曾在1992年至2001年10月間違規發行地方政府債券3.75億元。以1999年為例，青羊區政府在該年度發行的地方債券為0.41億元，幾乎占到當年全區財政收入2.55億的1/5。據調查，青羊區在1992年開始籌資發債時是由財政部門開具收據作為財政擔保，而后來則使用了“代保管券”的形式，上面附有認購者姓名和認購金額。在1993年《預算法》生效后，債券的發行主體就由財政直接發行改為財政局下屬的區投資公司，而所籌集資金除了歸還以前本息外，還大量用于向本區的企業貸款。青羊區財政局主要在預算外資金賬戶上對所發債券進行核算，例如將發債收入記為“生產發展基金”，而將還本付息支出列為“一般預算支出——企業挖潛改造支出”。

應該說，這種“正門不通走旁門”的不規范的發債或“準債務融資”行為，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管理分散，不利于建立有效的償還機制和決策責任機制，不利于強化地方政府的債務約束，容易釀成債務風險。同時，這種低水平的融資方式限制了金融市場的發展，也使中央部門和地方人大無法對這種債券發行實施有效的監管和制約。另外，這種“隱蔽”的債券融資，必然使融資利率高升（例如，青羊區在1992年至2001年發行的3.75億債券，其票面利率最高的達22%，最低的為5.1%），增加地方政府的還債成本以及不能償付的可能性，同時也會擾亂國家正常的金融秩序。最后，地方政府采用這種不規范的融資方式，缺乏有效監督，隨意性大，資金使用效益不高，也容易滋生腐敗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