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范文10篇

作為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梁啟超，一直受到學術界的重視，然而有關其為中國近代科技發展所做的貢獻及其科技觀念的討論還遠遠不夠。事實上。梁啟超把科技進步看成是國家強盛最有力的杠桿，正是對科技的重視構成其變法主張的內在動因。他在諸多方面對科學技術的認識至今還具有學術價值，而且梁啟超的變法主張及其對科學的宣傳大大促進了科學技術在中國的社會化進程。因此，要更加深刻地理解梁啟超。評價他的歷史功績。必須對其科技形象加以研究。

一、梁啟超對科技體制化的貢獻

晚期洋務派已經認識到單純器物層次的技術引進達不到富國強兵的目的，主要是因為缺乏大量的科技人才。“時事孔亟，首重人才”〔1〕，“用人最是急務。儲才尤為遠圖”〔2〕。于是他們開始派遣留學生，開辦新式學堂。以期培養大量的科技人才。但“科舉不改。聰明之士，皆務貼括，以取富貴”〔3〕，那里，只有科舉才是獲得名利、提升地位的唯一正途，這些措施根本吸引不了優秀人才。維新派和梁啟超循著人才救國的路線，看到了科舉制度是科技人才培養的巨大障礙。公開提出廢除科舉的變法主張。梁啟超寫道：“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4〕圍繞著科技人才的培養。維新派和梁啟超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廢除科舉、創辦新型學校。必修自然科學。在百日維新所頒布的新政中，這方面內容最多。維新派是通過《時務報》向大眾層面宣傳自己的變法主張的，而梁又是主筆。他的《變法通議》系統論述了變法的緣由及具體主張，由于他優美暢快的文風和精辟透達的論述，使得維新思想廣為流傳。形成了“家家言時務，人人談西學”的局面，從而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他在《變法通議》里專辟《學校總論》，論述新式學校的重要性及其內容、功能，普及了中國社會對新式學校的了解。科舉制度的廢除和新式學校的創辦。標志著科技教育在中國體制化的真正開端。從而極大促進了科技的發展，具有十分偉大的意義。這其中，梁啟超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梁啟超對科學體制化的另一大貢獻，是他認識到了學會對科技發展的作用并加以倡導和宣傳。他說：“西人之為學也，有一學即有一會，故有農學會。礦學會……有化學會，有電學會，有聲學會……”〔5〕。“會中有書以便翻閱，有器以便試驗。有報以便布知新藝，有師友以便講求疑義，故學無不成，術無不精，新法日出。”〔6〕科學學會在科學發展中起著巨大的作用，從科學社會學角度來看，學會的形成是科學體制化的重要標志。梁啟超的《論學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比較系統全面介紹學會的專門性文章。加上《時務報》的廣為流行，使得學會的觀念深入人心。梁啟超寫到：“今欲振中國，在廣人才：欲廣人才，在興學會。”〔7〕在他的號召下，一時間學會林立，如雨后春筍，“除去與維新運動直接有關的學會，自然科學方面著實是‘有一學即有一會’，有農學會、礦學會、工藝會、化學會等”〔8〕，“一年之間，設會數百”。學會大都以“兼采中西各法與天地自然之利”。“互相講習”。這些學會是中國近代科技團體的最初發端，在開風氣、廣民智和中國近代科技發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梁啟超對科學體制化的貢獻還在于他大大促進了西方自然科學書籍的翻譯和自然科學期刊的發行。梁啟超認為。“國家欲自強以多譯西書為本。學習欲自立以多讀西書為功。”〔9〕“今夫西人光化電聲算之述作，農礦工商史律之記載，歲出以千萬種記，日新月異，應接不暇”〔10〕，“茍處于今日之天下，必以譯書為強國第一義。”〔11〕梁啟超十分重視翻譯西方自然科學著作的重要性，在新政期間。他親自主持譯書局的工作。他強調科學教育的普及“指授初學融貫中西”〔12〕使之“略識門徑”〔13〕，因此，在維新期間，編譯了大批以近代自然科學為內容的教科書，從而大大提高了自然科學知識的普及程度，這是洋務運動所無法比擬的。梁啟超十分重視報紙的作用。在《論報館有益國事》中，他較為全面向國人介紹了報紙的種類作用。他認識到報紙可以“去塞求通”，開啟民智，“閱報愈多者其人愈智”〔15〕。并且，“朝登一紙·夕布萬邦”〔16〕是傳播知識最快捷的路徑。“西人格致制造專門之業。官立學校·士立學會，講求觀摩。新法日出，故亟登報章·先睹為快。”〔17〕報紙期刊是自然科學知識傳播最重要的手段，梁啟超對報紙的重視和宣傳·大大促進了科技期刊在中國的創辦和流行。維新期間，以宣傳自然科學為主要宗旨的報刊也是層出不窮，如通學報、農學報、新學報，處學報、求是報、格致新報等。這些報刊實際上是中國近代科技期刊的肇始。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梁啟超對中國近代科技體制化作了極大貢獻，是中國科技體制化的偉大先驅。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如何對待民族關系，在歷史上一向是很重要的問題，而梁啟超則是運用近代觀念和方法，比較系統地研究民族關系歷史的第一人。他不僅撰寫有理論著作，運用近代學術觀點論述民族關系史的一系列重要問題，而且在其通史和專史著作中，予歷史上的民族關系以相當的重視。他作為本世紀前期具有突出的進步民族觀點的思想家，對其后的研究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本文試圖對梁啟超的民族觀加以探討，敬請專家和讀者指正。

一、以近代眼光論述民族問題的奠基之作

1922年梁啟超發表了他的著名學術論文《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中華書局1989年版；又，梁啟超在北京高師史地部以《中華民族之研究》為題講演的記錄稿發表于中國地學會出版的《地學雜志》民國11年第1—7期上，此講演的記錄稿又以《中華民族之成分》為題發表在上海中華書局印行的《史地叢刊》民國1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上，其內容都與《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基本相同。），通過對民族之意義及中華民族之由來、分類、分布、演化融合的歷史軌跡等項重要理論問題的論述，闡發了他的近代民族觀。因而這篇文章在本世紀學術史上，成為運用近代觀點論述民族問題的奠基之作。

首先，關于民族的定義。我國古代文獻對“民”和“族”這兩個概念，雖都有所闡述，但沒有將二字聯起來使用。梁啟超不僅率先將“民族”一詞引入中國思想界（注：1899年梁啟超在《東籍月旦》一文中，在介紹日本史著中多次出現“東方民族”、“支那民族”、“民族之變遷”、“民族之立國大原”等新名詞。詳見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0、94、100頁。），而且是近代中國賦予“民族”一詞比較科學意義的第一人。他明確提出：民族既與種族不同，也與國民不同。種族是人種學研究的對象，國民是法律學研究的對象，而民族雖以血緣、語言、信仰為成立之有力條件，但斷不能以此三者作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識’之發現與確立。”（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1頁。）何為民族意識？我們今天看來，民族意識即是共同心理狀態于共同文化上的一種表現形式。從這個意義說，梁啟超關于民族的界說與斯大林關于“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的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注：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頁。）這一經典定義很相近，明顯地體現了梁啟超論述問題的科學性。進一步說，斯大林強調，這四個要素缺一不可，而梁啟超卻強調民族意識是惟一要素。事實上，語言、信仰、地域、經濟生活等因素，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可以改變或消失的，惟有共同的民族意識與民族感情是一個民族得以確立和長久保持其民族特性的關鍵，缺此要素便不成其為民族。因此，梁啟超強調民族意識對一個民族的重要，正是抓住了“民族”一詞的實質性內涵。此外，他如此強調民族意識對一個民族形成之重要，也由于當時他借鑒了東西方各國的歷史與現實，深切地體會到民族意識是一個民族自尊自立自強和具有凝聚力的起點和原動力。這一論述蘊含著作者教育國人樹立“我，中國人”（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2頁。）的民族信念和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的良苦用心。總之，理論的探討和實踐的檢驗已經反復證明，梁啟超將“民族意識之發現與確立”作為區分民族的最主要標準是特具卓識的。

其次，梁啟超分析了中華民族是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而來，還是自始即為多元結合的問題。他針對舊史認為吾族純以血緣相屬而成立的傳統觀念，指出：既然唐虞夏商周秦漢皆同祖黃帝，就不應出現《史記》所紀三代世表世次矛盾、罅漏百出的失誤，更不應出現《詩經》關于商周之祖“無父感天而生”的怪論。由此可見，一元說的理論不可信。他進而分析：從我國古帝王各異其都，可知古代各部落在各地發展，各戴各的尊長，即是多元結合的一種暗示，吾族自名曰夏，夏之前而冠以“諸”，亦是多元結合的一個證明。他認為，是在黃河流域大片土地上長期繁衍生息的各小部落，“以聯邦式的結合”，遂形成中華民族之骨干。他強調：中華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結合，又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不斷地融匯化合，逐步混“成為數千年來不可分裂不可磨滅之一大民族”。（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4頁。）梁啟超這一觀點的重大科學價值已被后來的考古發現和學術探討所證實，且對打破大漢族主義的優越感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也是在理論上對歷代統治階級實行民族歧視政策的否定。

梁啟超列舉了歷史上各個時期匯入中華民族“新分子”的大量事實，表述了一個重要的觀點：歷史上“諸夏”與“夷狄”二詞之內涵，隨時變遷，“甲時代所謂夷狄者，乙時代已全部或一部編入諸夏之范圍。而同時復有新接觸之夷狄發現，如是遞續編入，遞續接觸，而今日碩大無朋之中華民族，遂得以成立。”（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8頁。）這段論述有兩層重要含義：其一，今天的中華民族之所以人口眾多，富有強大的生命力，是因為在歷史上不斷地吸收、混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其二，他直接繼承和弘揚了我國古代公羊學派以文明或道德進化程度來區分“諸夏”與“夷狄”，并認為二者是可變的民族觀，從而打破了封建傳統的“嚴夷夏之大防”的陳腐觀念，認識到了民族間相互融合的大趨勢。這種動態的進化的民族觀，既符合中國是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和國情，也有利于促進民族間的交流與進步，有利于國家的安定統一，表達了梁啟超豁達的心態、開闊的視野與深遠的理性思考。

摘要：梁啟超早年服膺乃師康有為關于孔子及孔門后學流行之說，極力推崇孔、孟，貶黜荀子，與譚嗣同、夏曾佑等發起過所謂“排荀運動”。但是，梁啟超至晚年講學著述時，才對荀子作過一番較為平實的純學術性研究。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對《荀子》的文本研究，主要是關于荀子其人其書的考論。第二，對荀子思想的闡釋：《荀子》可資人格上的修養應用；對荀子思想主要是有關儒家“道術”的幾個重要概念，如“性”、“天”、“命”、“心”等，展開研究。

關鍵詞：粱啟超；“排荀運動”；文本研究；思想闡釋

梁啟超曾經多次道及他與夏曾佑、譚嗣同在清末發動過“排荀運動”，已為學界作過認真的研究。然而，梁氏對荀子的認識并未一直停留在此一階段，他說“自三十以后，已絕口不談‘偽經’，亦不甚談‘改制’。……持論既屢與其師不合，康、梁學派遂分。”噌深受康有為影響、流質易變的梁啟超對荀子開始具有自己獨立的認識與研究，本文即試對此作一簡單的分析。

一、早年的“排荀運動”

梁啟超晚年回憶其早年與夏曾佑、譚嗣同論學辯難，有過一場元氣淋漓的“排荀運動”：“曾佑方治龔、劉今文學，每發一義，輒相視莫逆。其后啟超亡命日本，曾佑贈以詩中有旬日：“……冥冥蘭陵(荀卿)門，萬鬼頭如蟻。質多(魔鬼)舉只手，陽烏為之死。袒裼往暴之，一擊類執豕。酒酣擲杯起，跌宕笑相視。頗謂宙合間，只此足歡喜。……”此可想見當時彼輩‘排荀’運動，實有一種元氣淋漓景象。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學，喜談名理，談經濟，及交啟超，亦盛言大同，運動尤烈。”

1924年夏曾佑亡故，梁氏作文悼念，再次論述了當年的論學情形與排荀運動：“穗卿和我都是從小治乾嘉派考證學有相當素養的人。到我們在一塊兒的時候，我們對于從前所學生極大的反動，不惟厭他，而且恨他。穗卿詩里頭‘冥冥蘭陵門，萬鬼頭如蟻，質多舉只手，陽烏為之死。’‘蘭陵’指的是荀卿；“質多”是佛典上魔鬼的譯名——或者即基督教經典里的頭的撒旦。陽烏即太陽——日中有烏是相傳的神話。清儒所做的漢學，自命為‘荀學’。我們要把當時壟斷學界的漢學打倒，便用‘禽賊禽王’的手段去打他們的老祖宗——荀子。到底打倒沒有呢?且不管。…‘袒裼往暴之，一擊類執豕。酒酣擲杯起，跌宕笑相視。頗謂宙合間，只此足歡喜。’這是我們合奏的革命成功凱歌。讀起來可以想起當時我們狂到怎么樣，也可以想見我們精神解放后所得的愉快怎么樣。”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如何對待民族關系，在歷史上一向是很重要的問題，而梁啟超則是運用近代觀念和方法，比較系統地研究民族關系歷史的第一人。他不僅撰寫有理論著作，運用近代學術觀點論述民族關系史的一系列重要問題，而且在其通史和專史著作中，予歷史上的民族關系以相當的重視。他作為本世紀前期具有突出的進步民族觀點的思想家，對其后的研究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本文試圖對梁啟超的民族觀加以探討，敬請專家和讀者指正。

一、以近代眼光論述民族問題的奠基之作

1922年梁啟超發表了他的著名學術論文《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中華書局1989年版；又，梁啟超在北京高師史地部以《中華民族之研究》為題講演的記錄稿發表于中國地學會出版的《地學雜志》民國11年第1—7期上，此講演的記錄稿又以《中華民族之成分》為題發表在上海中華書局印行的《史地叢刊》民國1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上，其內容都與《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基本相同。），通過對民族之意義及中華民族之由來、分類、分布、演化融合的歷史軌跡等項重要理論問題的論述，闡發了他的近代民族觀。因而這篇文章在本世紀學術史上，成為運用近代觀點論述民族問題的奠基之作。

首先，關于民族的定義。我國古代文獻對“民”和“族”這兩個概念，雖都有所闡述，但沒有將二字聯起來使用。梁啟超不僅率先將“民族”一詞引入中國思想界（注：1899年梁啟超在《東籍月旦》一文中，在介紹日本史著中多次出現“東方民族”、“支那民族”、“民族之變遷”、“民族之立國大原”等新名詞。詳見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0、94、100頁。），而且是近代中國賦予“民族”一詞比較科學意義的第一人。他明確提出：民族既與種族不同，也與國民不同。種族是人種學研究的對象，國民是法律學研究的對象，而民族雖以血緣、語言、信仰為成立之有力條件，但斷不能以此三者作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識’之發現與確立。”（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1頁。）何為民族意識？我們今天看來，民族意識即是共同心理狀態于共同文化上的一種表現形式。從這個意義說，梁啟超關于民族的界說與斯大林關于“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的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注：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頁。）這一經典定義很相近，明顯地體現了梁啟超論述問題的科學性。進一步說，斯大林強調，這四個要素缺一不可，而梁啟超卻強調民族意識是惟一要素。事實上，語言、信仰、地域、經濟生活等因素，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可以改變或消失的，惟有共同的民族意識與民族感情是一個民族得以確立和長久保持其民族特性的關鍵，缺此要素便不成其為民族。因此，梁啟超強調民族意識對一個民族的重要，正是抓住了“民族”一詞的實質性內涵。此外，他如此強調民族意識對一個民族形成之重要，也由于當時他借鑒了東西方各國的歷史與現實，深切地體會到民族意識是一個民族自尊自立自強和具有凝聚力的起點和原動力。這一論述蘊含著作者教育國人樹立“我，中國人”（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2頁。）的民族信念和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的良苦用心。總之，理論的探討和實踐的檢驗已經反復證明，梁啟超將“民族意識之發現與確立”作為區分民族的最主要標準是特具卓識的。

其次，梁啟超分析了中華民族是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而來，還是自始即為多元結合的問題。他針對舊史認為吾族純以血緣相屬而成立的傳統觀念，指出：既然唐虞夏商周秦漢皆同祖黃帝，就不應出現《史記》所紀三代世表世次矛盾、罅漏百出的失誤，更不應出現《詩經》關于商周之祖“無父感天而生”的怪論。由此可見，一元說的理論不可信。他進而分析：從我國古帝王各異其都，可知古代各部落在各地發展，各戴各的尊長，即是多元結合的一種暗示，吾族自名曰夏，夏之前而冠以“諸”，亦是多元結合的一個證明。他認為，是在黃河流域大片土地上長期繁衍生息的各小部落，“以聯邦式的結合”，遂形成中華民族之骨干。他強調：中華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結合，又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不斷地融匯化合，逐步混“成為數千年來不可分裂不可磨滅之一大民族”。（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4頁。）梁啟超這一觀點的重大科學價值已被后來的考古發現和學術探討所證實，且對打破大漢族主義的優越感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也是在理論上對歷代統治階級實行民族歧視政策的否定。

梁啟超列舉了歷史上各個時期匯入中華民族“新分子”的大量事實，表述了一個重要的觀點：歷史上“諸夏”與“夷狄”二詞之內涵，隨時變遷，“甲時代所謂夷狄者，乙時代已全部或一部編入諸夏之范圍。而同時復有新接觸之夷狄發現，如是遞續編入，遞續接觸，而今日碩大無朋之中華民族，遂得以成立。”（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8頁。）這段論述有兩層重要含義：其一，今天的中華民族之所以人口眾多，富有強大的生命力，是因為在歷史上不斷地吸收、混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其二，他直接繼承和弘揚了我國古代公羊學派以文明或道德進化程度來區分“諸夏”與“夷狄”，并認為二者是可變的民族觀，從而打破了封建傳統的“嚴夷夏之大防”的陳腐觀念，認識到了民族間相互融合的大趨勢。這種動態的進化的民族觀，既符合中國是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和國情，也有利于促進民族間的交流與進步，有利于國家的安定統一，表達了梁啟超豁達的心態、開闊的視野與深遠的理性思考。

一、以近代眼光論述民族問題的奠基之作

1922年梁啟超發表了他的著名學術論文《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中華書局1989年版；又，梁啟超在北京高師史地部以《中華民族之研究》為題講演的記錄稿發表于中國地學會出版的《地學雜志》民國11年第1—7期上，此講演的記錄稿又以《中華民族之成分》為題發表在上海中華書局印行的《史地叢刊》民國1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上，其內容都與《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基本相同。），通過對民族之意義及中華民族之由來、分類、分布、演化融合的歷史軌跡等項重要理論問題的論述，闡發了他的近代民族觀。因而這篇文章在本世紀學術史上，成為運用近代觀點論述民族問題的奠基之作。

首先，關于民族的定義。我國古代文獻對“民”和“族”這兩個概念，雖都有所闡述，但沒有將二字聯起來使用。梁啟超不僅率先將“民族”一詞引入中國思想界（注：1899年梁啟超在《東籍月旦》一文中，在介紹日本史著中多次出現“東方民族”、“支那民族”、“民族之變遷”、“民族之立國大原”等新名詞。詳見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0、94、100頁。），而且是近代中國賦予“民族”一詞比較科學意義的第一人。他明確提出：民族既與種族不同，也與國民不同。種族是人種學研究的對象，國民是法律學研究的對象，而民族雖以血緣、語言、信仰為成立之有力條件，但斷不能以此三者作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識’之發現與確立。”（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1頁。）何為民族意識？我們今天看來，民族意識即是共同心理狀態于共同文化上的一種表現形式。從這個意義說，梁啟超關于民族的界說與斯大林關于“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的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注：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頁。）這一經典定義很相近，明顯地體現了梁啟超論述問題的科學性。進一步說，斯大林強調，這四個要素缺一不可，而梁啟超卻強調民族意識是惟一要素。事實上，語言、信仰、地域、經濟生活等因素，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可以改變或消失的，惟有共同的民族意識與民族感情是一個民族得以確立和長久保持其民族特性的關鍵，缺此要素便不成其為民族。因此，梁啟超強調民族意識對一個民族的重要，正是抓住了“民族”一詞的實質性內涵。此外，他如此強調民族意識對一個民族形成之重要，也由于當時他借鑒了東西方各國的歷史與現實，深切地體會到民族意識是一個民族自尊自立自強和具有凝聚力的起點和原動力。這一論述蘊含著作者教育國人樹立“我，中國人”（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2頁。）的民族信念和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的良苦用心。總之，理論的探討和實踐的檢驗已經反復證明，梁啟超將“民族意識之發現與確立”作為區分民族的最主要標準是特具卓識的。

其次，梁啟超分析了中華民族是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而來，還是自始即為多元結合的問題。他針對舊史認為吾族純以血緣相屬而成立的傳統觀念，指出：既然唐虞夏商周秦漢皆同祖黃帝，就不應出現《史記》所紀三代世表世次矛盾、罅漏百出的失誤，更不應出現《詩經》關于商周之祖“無父感天而生”的怪論。由此可見，一元說的理論不可信。他進而分析：從我國古帝王各異其都，可知古代各部落在各地發展，各戴各的尊長，即是多元結合的一種暗示，吾族自名曰夏，夏之前而冠以“諸”，亦是多元結合的一個證明。他認為，是在黃河流域大片土地上長期繁衍生息的各小部落，“以聯邦式的結合”，遂形成中華民族之骨干。他強調：中華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結合，又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不斷地融匯化合，逐步混“成為數千年來不可分裂不可磨滅之一大民族”。（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4頁。）梁啟超這一觀點的重大科學價值已被后來的考古發現和學術探討所證實，且對打破大漢族主義的優越感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也是在理論上對歷代統治階級實行民族歧視政策的否定。

梁啟超列舉了歷史上各個時期匯入中華民族“新分子”的大量事實，表述了一個重要的觀點：歷史上“諸夏”與“夷狄”二詞之內涵，隨時變遷，“甲時代所謂夷狄者，乙時代已全部或一部編入諸夏之范圍。而同時復有新接觸之夷狄發現，如是遞續編入，遞續接觸，而今日碩大無朋之中華民族，遂得以成立。”（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8頁。）這段論述有兩層重要含義：其一，今天的中華民族之所以人口眾多，富有強大的生命力，是因為在歷史上不斷地吸收、混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其二，他直接繼承和弘揚了我國古代公羊學派以文明或道德進化程度來區分“諸夏”與“夷狄”，并認為二者是可變的民族觀，從而打破了封建傳統的“嚴夷夏之大防”的陳腐觀念，認識到了民族間相互融合的大趨勢。這種動態的進化的民族觀，既符合中國是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和國情，也有利于促進民族間的交流與進步，有利于國家的安定統一，表達了梁啟超豁達的心態、開闊的視野與深遠的理性思考。

梁啟超的動態的民族觀，使他摒棄了封建正統史觀和大漢族主義民族偏見，將各民族完全置于平等的地位。他特意為這篇論文加了一個副標題：“本篇即‘五千年史勢鳥瞰’之一部分”（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1頁。）。即將少數民族史作為中華民族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將中華民族融合史視為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在中國史學上是開天辟地第一回！新中國成立后，白壽彝提出“中國的歷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歷史”（注：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頁。）這一杰出論斷，可以視為正是梁啟超上述民族觀的合理繼承、發展和延伸。

摘要:梁啟超是近代中國權威的憲政理論家,他的憲政思想是他政治啟蒙思想中最閃光、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他一生矢志追求憲政，其主要目的是用憲政來反對封建君主制。他不光重視理論的研究，還積極投身到憲政運動中去，極大地促進了中國近代憲政運動的發展。本文試圖通過介紹梁啟超的憲政思想及其憲政活動，使大家能夠正確認識梁啟超的憲政思想，并對當前我國的憲政提供一定的參考。

關鍵詞：梁啟超憲政法治國家

Abstract:LiangQichaoisamodernauthoritativeconstitutionalgovernmenttheoreticianofChina,glistening,mostimportantcomponentmostinthethoughtthathisthoughtofconstitutionalgovernmentishispoliticstoteachbeginners.Hepledgesone’sdevotionandpursuestheconstitutionalgovernmentinallone’slife,itsmainpurposeistoobjecttothefeudalmonarchismwiththeconstitutionalgovernment.Henotonlypaysattentiontotheresearchofthetheorybutalsojoinsinmovementsofconstitutionalgovernmentactively,haspromotedthedevelopmentofmodernmovementsofconstitutionalgovernmentofChinagreatly.ThistextattemptstopassthoughtofconstitutionalgovernmentandconstitutionalgovernmentactivityofintroductionLiangQichao,enableeverybodytoknowLiangQichao’sthoughtofconstitutionalgovernmentcorrectly,andoffercertainreferencetotheconstitutionalgovernmentofourcountryatpresent.

Keyword:LiangQichaoConstitutionalgovernmentCountrygovernedbylaw

梁啟超不但是近代中國“法治主義”的重要倡導者,同時也是近代中國憲政的主要設計者和推動者,是重要的立憲政治活動家。但是大多數研究者或者是把梁啟超與康有為等同起來看作是戊戌維新派的代表，只討論他們的君主立憲主張,而忽視了梁啟超自戊戌之后旅日期間在思想上的不斷進步,特別是在憲政觀點上與康有為的差異;或者雖然把康梁區分對待,但是卻把梁啟超看作是與革命派對立的一方來研究他的憲政思想和活動,從而忽略了梁啟超的憲政思想及其憲政運動是促成和推進辛亥革命浪潮發生、發展的重要力量這一重要事實。

一梁啟超憲政思想一般

摘要：粱啟超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粱啟超早期思想之激進與晚期思想之保守的矛盾，與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有著很大的關系。梁啟超的民族主義思想經歷了由帶有文化和種族主義色彩的傳統民族主義，到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近代民族主義的演變。在梁啟超的民族主義思想日益成熟之時，他的思想在表面上卻越來越保守起來，呈現出向傳統的道德倫理價值回歸的傾向。

關鍵詞：粱啟超；民族主義；傳統文化；回歸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但研究者多困惑于其早期思想之激進與晚期思想之保守的矛盾。實際上，這與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有著很大的關系，也與早期他以文化作為其民族主義的工具這一思想特征有關。

一、早期民族主義思想傾向

梁啟超的民族主義思想經歷了由帶有文化和種族主義色彩的傳統民族主義，到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近代民族主義的演變。

失敗前的梁啟超，在民族主義問題上表現出兩個層面的追求：在理想層面上，他服膺于康有為的今文學派，以公羊三世說為理論核心構筑自己的歷史觀，以世界大同為自己的理想；在現實的層面上，由于親身感受到帝國主義的實際威脅，他已經不能秉持原來的世界主義理想。1897年梁氏在《變法通義》中提出的“泛黃種主義”，表明他清楚地認識到了帝國主義列強對東方民族的侵略和壓迫，同時也意識到了這種壓迫與反壓迫的斗爭已經超出了過去兩百年來滿漢之間的種族斗爭。此時梁啟超的思想仍然未脫出中國傳統的“天下觀”所形成的華夷之辨的思維模式。變法失敗以后，梁啟超亡命日本，親眼看到這個國家在近代民族主義的沖擊下所產生的巨大潛力。在研究日本的歷史與現狀并與中國進行對比后，梁啟超認為日本強于中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們的民族知恥感和民眾的愛國心。

一、梁啟超社會主義思想源流及主張

梁啟超是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傳播的先行者，他是使用“社會主義”一詞的中國第一人，最早全面解讀了馬克思主義思想，最早結合中國實際情況制定了一條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現路線。梁啟超社會主義思想的源流主要有兩個，也就是康有為的大同思想與近代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想。康有為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空想社會主義學家，在他的代表作《大同書》中有他對中國古代社會主義萌芽的全面總結與理解，闡釋了近代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對空想社會主義的理解和勾勒，即除九界纏縛之苦，實現極樂太平的大同盛世。如康有為在《大同書》中這樣論述人人平等，“既無帝王、君長，又無官爵、科第，人皆平等，亦不以爵位為榮，所獎勵者唯智與仁而已”“大同之世，全地皆為自治，全地一切大政皆人民公議”［1］。這些反映了康有為具有樸素的社會主義觀念，但在《大同書》中康有為并沒有就中國如何實現社會主義進行論述，因而從本質上仍然屬于一部空想社會主義性質的著作。作為康有為的高徒，梁啟超自小就隨康有為學習，朝夕相處直到失敗，二人相繼逃亡日本。十數年的朝夕相處讓梁啟超的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康有為的烙印，尤其是康有為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對梁啟超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一點我們可以從1901年梁啟超發表的《南海康先生傳》一文中明顯看出來，梁啟超說“先生之哲學，社會主義哲學也。泰西社會主義，原于希臘之柏拉圖，有共產之論。及十八世紀，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組織漸完備，隱然為政治上一潛力。先生未嘗讀諸士之書，而其理想與之暗合者甚多，其論據之本，在《戴記•禮運篇》孔子告子由之語”。［2］除了康有為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之外，西方社會主義思想在近代中國的傳播，在梁啟超社會主義思想形成的過程中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近代中國飽受帝國主義的凌辱，從十九世紀中期到新中國成立前，中國一直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尤其是在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的這一段時間，帝國主義抓住了清政府的腐朽無能，發動了多次侵略戰爭，如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等，一步步將中國拉進了亡國的邊緣。為了使中國免遭滅國的危險，這個社會階層先后開始探索強國之路，地主階級知識分子迫于自己的統治壓力首先開始了探索活動，在西學東進、師夷長技以制夷等思想的影響下，將西方社會民主與平等思想、憲政思想、社會主義思想逐漸傳播到我國。這其中有嚴復的《天演論》，魏源的《海國圖志》等等，這些包含社會主義因素的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對當時的梁啟超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正是在這一時期梁啟超開始接觸到社會主義思想，馬克思主義思想。尤其是在失敗以后，梁啟超在思考變法失敗原因時，運用社會主義思想對變法進行了全面的剖析，他說:“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權。何謂自主之權?各盡其所當為之事，各得其所應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則天下平矣。……權也者，兼事與利言之也。使以一人能任天下之所當為之事，則即以一人獨享天下人所當得之利，君子不以為泰也。……地者積人而成，國者積權而立，故全權之國強，缺權之國殃，無權之國亡。”［3］從擁護君主立憲制，到開始思考通過賦予人民平等自由權利的方式，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集中體現了他運用社會主義思想剖析變法的深入思考。梁啟超首先肯定了社會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1902年梁啟超發表了《干涉與放任》一文，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于是近世所謂社會主義者出而代之。社會主義者，其外形若純主放任，其內質則實主干涉者也。將合人群使如一機器然，有總機以紐結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社會主義，其必將磅礴于20世紀也明矣。故曰:20世紀為干涉主義全勝時代也。”“社會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紀唯一的特色，沒有一國能免，不過爭早晚罷了”［4］雖然梁啟超看到了這一點，但是他并不認為中國當時的社會條件適合發展社會主義，梁啟超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以及馬克思關于階級斗爭的一些論斷，對當時中國社會進行全面的分析與考察，并通過在西方社會的游歷經歷將西方國家國情與當時中國國情做了全面的對比比較，并得出了當時中國不適合發展社會主義的結論，這一點與早期中國共產黨所堅持的中國適合通過革命的方式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主張是明顯不同的。梁啟超的理由很簡單，當時的中國不具備發展社會主義的階級基礎。梁啟超在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過程中發現，社會主義只能誕生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因為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有足夠數量的工人階級，并且這些工人階級在知識、思想覺悟上的水平都比較高，這能夠使工人階級團結來，產生巨大的社會革命動力。這就是梁啟超所說的“吾所見社會主義黨員，其熱誠苦心，真有令人起敬者，墨子所謂強聒不舍，庶乎近之矣。”而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例子進一步印證了梁啟超的看法，無論是俄國的十月革命，還是二十世紀初期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都發生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反觀中國，長期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仍然是一個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封建經濟，雖然資本主義經濟在民族資產階級、開明地主階級、帝國主義的扶植之下，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資本主義經濟無論數量還是質量上都難以和自給自足的封建主義經濟相提并論。梁啟超認為，西方社會那些具有現代、較高知識水平和思想覺悟的工人階級在中國還沒有產生，因為中國在資本主義企業中工作的勞動階級，絕大多數人沒有權利、民主的意識，因此在這個時候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很容易為“為蠢國之徒資利用”，既然沒有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階級基礎，那么社會主義革命就無從談起。中國要想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必須先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大力發展資本主義，不斷發展壯大工人階級，然后一步步走上社會主義，否則必然會引起社會的動蕩不安，這就是梁啟超所說“進步有等級，不能一蹴而就”，“其流弊將不可勝言。”

二、梁啟超社會主義思想的歷史貢獻

(一)梁啟超社會主義思想為中國共產黨創建提供了思想基礎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位使用“社會主義”一詞的學者，1899年10月25日，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發表了論強權一文，直接使用了“社會主義”一詞，此后“社會主義”一詞才開始被中國所認識、接受、傳播。在這一篇文章中，梁啟超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對康有為的公羊三世說進行了重新解釋和說明，點出了社會更替是不可逆轉的潮流。此后梁啟超先后發表了多篇文章介紹馬克思主義思想，如《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中國之社會主義》、《南海康先生傳》、《干涉與放任》等數十篇有關社會主義思想的文章，利用《新民論叢》開啟全面介紹、宣傳、研究、探索馬克思主義的序幕。而縱觀二十世紀初期，也就是1900到1915年之間，早期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的研究，都沒有形成像梁啟超那樣，前后多篇幅地介紹社會主義、研究社會主義的成果，無論是朱執信、孫中山，還是劉師培、蔡元培，都只在一些著作中陸陸續續地提到了社會主義理論，而不是系統的、在中國國情的基礎上、通過考察研究的方式詳細深入地研究社會主義理論，應該說梁啟超對待社會主義認真、實證研究的態度是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所不具備的。由于梁啟超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響，他集中闡述自己對社會主義的理解、看法，積極推動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對于當時知識分子認識、接受、研究社會主義思想起到了巨大的帶動作用，這就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礎。十月革命以后，特別是經歷了以后，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得到迅速傳播和發展，這與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不懈努力密切相關，如在1916年先后發表了《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面包與和平運動》、《俄國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綱領》、《俄國大革命之影響》。以、陳獨秀、李達等人為首的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看到了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對中國的巨大啟示意義，在國內大力宣傳通過革命方式走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他們的主張與梁啟超等二十世紀初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在觀點上有很大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要不要通過社會革命走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1921年前期梁啟超在自己主編的《改造》雜志上，開辟了“社會主義研究專欄，先后多次發表了以他為首的藍公武、蔣百里、藍公彥、費覺天、張東蓀等人的社會主義長篇大論，駁斥以陳獨秀、李達等人為首的早期共產黨人通過社會革命使中國走上社會主義的觀點，大肆宣揚基爾特式社會主義思想。梁啟超在《復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一文中說道:“非對于主義本身之何去何從尚有所疑問也。正以確信此主義必須進行，而在進行之途中，必經過一種事實—其事實之性質一方面為本主義之敵，一方面又為本主義之友。吾輩應付此種事實之態度友視耶了敵視耶?兩方面皆有極大的利害與之相緣。”所以始終未能拿定主意。“吾每積思此事，腦為之炎，今勉強截斷眾流，稍有祈響，然終未敢自信也。”梁啟超等人的主張引起了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強烈不滿，以陳獨秀、李達、為首的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紛紛發表文章駁斥梁啟超等人的觀點。李達在1921年2月新青年雜志上連續發表《討論社會主義并質梁任公》等多篇文章，尖銳地指出“中國是勞動過剩，并不是沒有勞動階級。在這一方面說來，是國際資本階級和中國勞動階級的對峙。”“社會主義運動的根本原則，卻無有不同，而且又不能獨異的。”“梁任公誤解社會主義為均產主義的說法，也就是因為忘記了社會主義更有很好的生產方法的緣故。”“據現時趨勢觀察起來，歐美日本的社會改造運動，已顯然向著社會主義進行，中國要想追蹤歐美和日本，勢不得不于此時開始準備實行社會主義”，“在今日而言開發實業，最好莫如采用社會主義。”［5］也在《新青年》雜志上駁斥梁啟超等人的觀點，堅決主張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并且指出唯一出路是用暴力手段，推翻舊政權，建立新式的國家政權。在這次論戰當中，梁啟超的社會主義思想雖然沒有直接的對以陳獨秀為首的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產生影響，卻在客觀上通過爭論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更加深刻的認識到了當時中國社會的現狀，已經發展馬克思主義，通過社會革命走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可能性。可以說梁啟超在這次論戰中，就像一面鏡子照出了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不足，讓中國共產黨人在論戰當中不斷地深化、完善自己的社會主義理論，對他們社會主義思想的成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通過這次論戰，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完全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模式，即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只有社會主義“在生產方面廢除了資本私有和生產過剩，在分配方面廢除了剩價值，才可以救濟經濟的危機及社會不安的狀況。”經歷這次論戰之后，中國共產黨不久就在上海成立，而早期共產黨人的主張也體現在了中國共產黨的黨綱之中。除此之外，這論戰還大大促進了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使廣大知識分子看到了中國革命勝利的曙光，為下一階段的新民主革命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二)梁啟超社會主義思想為中國共產黨創建提供了干部準備

【內容摘要】

梁啟超與李普曼是中美新聞傳播領域各具代表性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們在新聞與政治的關聯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梁啟超以報刊服務于“新民”、救國的政治目標，是一個熱情執著的“殉道者”；李普曼致力于以新聞為公眾預卜吉兇，是“一個冷靜的觀察者”。他們都聚焦輿論，對言論、出版自由的崇尚是梁啟超輿論觀的基礎和重心，而李普曼則對報刊的客觀公正、公眾輿論是否純潔、可靠表示憂慮和懷疑。他們以不同的視角對輿論公眾作出不同意義的理解。梁啟超李普曼的新聞傳播觀的差異性源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前者體現了一種實用理性精神，后者則滲透著實用主義的科學精神。

【關鍵詞】

殉道者；觀察者；顛覆；調控；實用理性；實用主義

梁啟超(1873—1929)是中國近代著名的資產階級改良派政論家和報人。沃爾特·李普曼(1880—1974)則是20世紀美國著名的政治專欄作家和新聞記者。他們都是多產作者，一生各發表政論、專欄文章一千多萬字，出版著作多部，在各自的國家有廣泛的影響。

梁啟超從1895年創辦《中外紀聞》開始其報刊生涯，比李普曼1910年到《波士頓平民》周刊當見習記者早15年。而李普曼1967年宣告退休，比梁啟超1922年(《改造》停刊)告別報刊事業遲45年。但是，他們的報刊生涯有十多年的重疊期，而且新聞傳播思想的確立也均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段時期內。其新聞傳播思想各有典型的代表性。19、20世紀之交正是梁啟超作為啟蒙宣傳家的黃金時期，同時也是他的新聞傳播觀念得以系統闡發的時期，“過去半個世紀的知識分子，都受了他的影響”(曹聚仁語)。而李普曼作為政治專欄作家的輝煌時期雖然是在梁啟超逝世之后的年代，但他在梁啟超主編的《改造》停刊的那一年(1922)出版了《輿論學》，這本書既是他新聞傳播思想成熟的標志，同時又被奉為美國新聞傳播學的奠基之作，其影響至今不衰。

「摘要」梁啟超是一位法學家，更是一位憲法學家。他對憲法學的基本問題幾乎都有涉獵。特別是對憲法的三大精神的把握、對國會制度、選舉制度等的研究至為透徹精辟。他深悟憲法的精髓，倡導立憲政治，主張國體與政體無關，注重成文憲法、憲法觀念與憲政現實之間的互動，并以其獨到的見解指導著他的研究和宣傳。他一生致力于追求憲政，對中國的憲政之路有著自己的理解和設計。梁啟超的憲法學思想及其方法，仍有許多值得今人學習和借鑒之處。當然，他也不免會存在著一定的歷史局限性。

「關鍵詞」梁啟超，憲法學，憲政

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梁啟超（1873－1929）是一位高產的、百科全書式的大思想家。他在政治學、法學、經濟學、史學、哲學等領域均有頗深的造詣。僅就法學而言，他在憲法學、國際法學、法理學、法史學等方面也是著述頗豐。本文僅就其在憲法學方面的貢獻作一定的研究。一方面展現梁啟超在憲法學方面的大師風采，一方面學習借鑒其憲法學研究的方法并注意防止其曾經有過的局限。

一、梁啟超在中國憲法學史上的地位

有學者曾將梁啟超定位于中國近代法學的開創者之一、中國近代最杰出的法學家之一。[①]我們認為這種定位是妥當的。而“懂不懂憲法學，是不是致力追求憲政，是一個人能不能成為‘近代法學家’的關鍵，這也是中國傳統法學與中國近代法學的根本分界所在。”[②]梁啟超在中國憲法學史上具有開創者的地位，他是一位憲法學大家。

“憲法學家”是一個我們現代才出現的名詞，梁啟超其時并未出現。一個人能否成為憲法學家，我們認為，其判斷標準有三：第一，熟悉憲法的制度和理論；第二，能運用憲法學的工具較系統地研究憲法學的問題；第三，有自己明確而精湛的憲法學思想指導其憲法學研究。符合第一、二兩個標準，只能算得上一個憲法專家。有一定的憲法學思想，但又未達到精湛的程度，可能僅能算得上一個憲法學者。只有符合三個標準，才夠得上憲法學家的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