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李普曼的新聞傳播觀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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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梁啟超與李普曼是中美新聞傳播領域各具代表性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們在新聞與政治的關聯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梁啟超以報刊服務于“新民”、救國的政治目標，是一個熱情執著的“殉道者”；李普曼致力于以新聞為公眾預卜吉兇，是“一個冷靜的觀察者”。他們都聚焦輿論，對言論、出版自由的崇尚是梁啟超輿論觀的基礎和重心，而李普曼則對報刊的客觀公正、公眾輿論是否純潔、可靠表示憂慮和懷疑。他們以不同的視角對輿論公眾作出不同意義的理解。梁啟超李普曼的新聞傳播觀的差異性源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前者體現了一種實用理性精神，后者則滲透著實用主義的科學精神。

【關鍵詞】

殉道者；觀察者；顛覆；調控；實用理性；實用主義

梁啟超(1873—1929)是中國近代著名的資產階級改良派政論家和報人。沃爾特·李普曼(1880—1974)則是20世紀美國著名的政治專欄作家和新聞記者。他們都是多產作者，一生各發表政論、專欄文章一千多萬字，出版著作多部，在各自的國家有廣泛的影響。

梁啟超從1895年創辦《中外紀聞》開始其報刊生涯，比李普曼1910年到《波士頓平民》周刊當見習記者早15年。而李普曼1967年宣告退休，比梁啟超1922年(《改造》停刊)告別報刊事業遲45年。但是，他們的報刊生涯有十多年的重疊期，而且新聞傳播思想的確立也均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段時期內。其新聞傳播思想各有典型的代表性。19、20世紀之交正是梁啟超作為啟蒙宣傳家的黃金時期，同時也是他的新聞傳播觀念得以系統闡發的時期，“過去半個世紀的知識分子，都受了他的影響”(曹聚仁語)。而李普曼作為政治專欄作家的輝煌時期雖然是在梁啟超逝世之后的年代，但他在梁啟超主編的《改造》停刊的那一年(1922)出版了《輿論學》，這本書既是他新聞傳播思想成熟的標志，同時又被奉為美國新聞傳播學的奠基之作，其影響至今不衰。

梁啟超被中國人譽為“輿論界之驕子”，李普曼被美國人稱為“我們時代最偉大的新聞記者”。梁啟超和李普曼在兩種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之下，各具備不同的新聞傳播理念。將這兩個典型人物進行比較研究，有利于加深我們對于中西新聞傳播思想特性的理解。

在新聞與政治關聯中的角色定位：預卜兇吉的“神人”與熱情執著的“殉道者”

《李普曼傳》的作者稱李普曼是“一個冷靜的觀察者”，“他滿足于當一個預卜吉兇的神人，而不想當一個殉道者”。①從某種意義上說，作為新聞記者的李普曼，一生為世人預卜吉兇確乎達到了人盡推崇的“神人”的程度。而梁啟超曾誓言，寧可破家殺身，終生“目的為救國為第一義”②，他可以說是一個熱情執著的“殉道者”。

梁啟超和李普曼在其新聞生涯中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兩者都是以政論家的身份和特點出現的報人、記者。在他們的新聞傳播實踐和新聞傳播思想中，對于政治問題都傾注了相當的心力。對新聞與政治關系的看法和處置也就成了兩人新聞傳播觀的一個根本性的區別。

李普曼可以說是兼職的政治家，新聞是他的主業。他直接從事政治活動的經驗只在一戰期間有過兩次，此后雖然他沒有直接從政，但是，終其一生，李普曼又十分關注政治問題。還在哈佛大學畢業之時他就參與調查政治問題的黑暗揭發運動，寫了很多揭露文章。他出版的第一本書《政治序論》就是關于政治的。而他的有關新聞傳播的理論著作《輿論學》也是從民主政治如何施行的角度對輿論問題進行探討。

李普曼最終選擇了新聞業，而關注政治又使他成為一個政治時評家。他屬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美國吹響了文化革命和社會革命號角的風云人物中的一員。在將近40年的時間里，他的專欄文章通過報業辛迪加的轉發，刊登在美國和世界各主要報紙上，擁有讀者近5000萬人，“整整三代人都靠沃爾特·李普曼指點政治事務的迷津”。“他并不指揮千軍萬馬，然而他確實具有左右輿論的巨大力量”③。早年他為紐約《世界報》寫的社論使美國對墨西哥的入侵免于發生。晚年他激情澎湃地過問越南戰爭，為越南戰爭帶來的破壞和夢魘而義憤填膺。他追求的生涯迫使他處于政治斗爭的風口浪尖，不容許他退出戰斗。范·威科·布魯克斯說李普曼的生涯是“美國獻身于政治寫作的人當中最最光彩奪目的”④。但同樣的李普曼“更愿意對權力進行分析，而不是身體力行。所以他選擇的生涯是參與其事與超然物外兩者的結合，形成獨具一格的統一”⑤。縱觀李普曼的新聞生涯，既有與美國政府、總統的親密合作，又有與其沖突、對抗的時候。一方面他注重和各種政治勢力保持一種親密的關系，因為他認識到“權勢人物是消息的主要來源”。同時他又強調新聞之于政治的獨立性。在1964年的一次電視講話中，他提到：“對記者來說，能夠確知事態的發展以免自己愚弄自己，這當然是有好處的。但是，在高級官員和報人之間必須要有一定的距離。我倒不是說要有一道墻壁或者一道藩籬，但是要有一個空間上的距離，這是很有必要的。”⑥他認為，在一個新聞記者和高層官員亦即權威人士的關系中，有著某種特定的防范規則，這種規則十分重要，每人都必須遵守。報人不能成為大人物的密友。之所以這種防范是必須的，是因為雖然權勢人物是消息的主要來源，然而又是“各種偏愛、特權、榮譽和自重的施舍者。現代新聞天地中各種腐敗現象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在形形色色的幌子和偽裝下，在社會上向權力的頂峰鉆營攀升。”面對各種權力或別的誘惑，新聞記者“只有始終不懈地對此保持清醒認識，才能得免于此。”⑦在他的心目中，新聞既可配合政治又并不直接隸屬于政治。新聞與政治離合有致。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李普曼欲保持新聞記者獨立的地位、清醒的頭腦，以便成功地扮演指點迷津、預卜吉兇的社會角色。

與李普曼相反，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梁啟超首先是一位政治家，然后才是一個報人。可以說他是兼職的記者，他的主業是政治。梁啟超所處的中國，列強環伺，民生凋敝，昔日堂堂大帝國處于“日益岌岌”的地位。在這種嚴峻的現實中，他終生致力于啟蒙、新民、救國，常遭挫敗，三次想脫離政治而又不能自己，感到那是失職。他從事報刊工作的目的就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奮筆疾書政論，實是為了“以言救國”、“以言論易天下”⑧，為了要建立并發展資本主義君主立憲制度。

梁啟超的辦報活動起始于現實政治斗爭的需要。甲午戰爭之后，康有為梁啟超領導仕子們公車上書失敗，遂發起成立強學會，決定先辦報紙、再和大群，就這樣，梁啟超成了《中外紀聞》的主編。之后，為了實現其政治目的，他又辦了《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等報刊。所有這些報刊，就今天的眼光看來，新聞含量并不高，內容一般都是以抨擊政治頑固勢力的政論和啟發國民覺悟的思想教育為主體。而這兩者都與其開民智，興民權，實現君主立憲的政治目標直接相關。

當1914年李普曼意識到自己“我知道我不是宣傳鼓動家”時，在此前后的梁啟超卻以10倍的熱情致力于政治宣傳活動。不論是改良或改革，其新聞實踐都與政治緊密相連。如果說李普曼對待政治是“參與其事與超然物外兩者的結合”，使新聞與政治離合有致，那么，梁啟超始終將新聞與政治緊緊捆綁在一起，將新聞置于政治的麾下。他強調“報館有益于國事”，認定報紙乃政治、教育之本：“報館者政本之本，而教師之師也。”他強調報人與政治家、新聞與政治的通約性、交互性：“故往往有今日為大宰相、大統領，而明日為主筆者；亦往往有今日為主筆，而明日為大宰相、大統領者。美國禁黑奴之盛業何自成乎?林肯主筆之報館為之也。英國愛爾蘭自治案何以通過乎?格蘭斯頓主筆之報館為之也。”⑨可以說，梁啟超開了中國政治家辦報之先例，同時也開創了政治新聞學的先河。

因為賦予傳播活動的目的不同，梁啟超和李普曼對新聞傳播內容的理解各有不同的偏重。李普曼認為，普通公民與外部世界的接觸多是間接的。對大部分人來說，世界實際上是“不可觸、不可見、不可思議的。”對于“以自我為中心的人”來說，外部世界已經過于遼闊而無法把握了。而報界應當引起人們對事件的關注，“像一束探照燈的光柱不停地移動，從黑暗中把事件逐個暴露出來”，為人們作出判斷提供可靠的材料⑩。

在梁啟超看來，報刊應該主要傳播各種思想和政治主張而不是事實。在《新民叢報》的章程中，他對辦報的內容進行了具體的說明，“本報(《新民叢報》)以教育為主腦，以政論為附從。但今日世界所趨重在國家主義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詳。惟所論務在養吾人國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詞費也。”“中國所以不振，由于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故本報專對此病而藥治之，務采合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理論，以為智育之本源”B11。

梁啟超與其說是一個報人，不如說是一個政治鼓動家、宣傳家。他宣傳他的黨，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為此，他沒有李普曼式的超然與冷靜，只有作為鼓動家、宣傳家的“好攘臂扼腕以譚政治”B12。他的政論，既在于以理服人，而由于“筆鋒常帶感情”，更長于以情動人。相對而言，李普曼雖為政論家，卻是一個較為純粹的報人。他是一個感情充沛的人，但又以鋼鐵般的意志“把這種感情加以控制”。“在思想上，李普曼已經投身戰斗，但是在感情上，他卻置身事外”B13。還在他從業于新聞之初，就欣賞“謹慎求實”，認為做宣傳工作“必須風雅得體”，反感于“用過激的言語以及典型煽動家講話的痼癖和習慣”B14。他依照自己的見解給出對于國際問題的意見，從自身的立場出發對各種政治現象和政治實踐進行分析，這往往是“不動感情的冷靜分析”，不受某種政治主張的制約。他既為政治而寫作，同時他又是一個在“沉默的深淵”中“冥思苦想”的“道德論者和一個公共哲學家”B15。

對于新聞和政治的離合有致或融合為一，正是李普曼與梁啟超新聞傳播觀的基本不同點，同時也是中西新聞傳播理念本質差異性的體現。

聚焦于輿論：不同的視覺和側重點

基于對新聞和政治關系的思考，梁啟超和李普曼在對于新聞傳播理論的探究中，不約而同地將目光聚焦于輿論。然而他們對輿論的研究又各具備不同的視覺和重點，從而構成了各不相同的輿論觀。

20世紀初，隨著資本的迅猛擴張以及工業技術革命的興起，西方國家的市民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遷。由于人口的城市密集化和流動化，導致了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種族、不同職業和階層的群體利益激烈沖突和意見相左。此時，中產階級迫切需要的是對現實的經驗的說明、對矛盾沖突的各利益群體的調和、對復雜多變的社會問題的審慎，他們需要找到施展權能的理論根據。在這種心態之下，李普曼所倡導的相對保守的經驗權能主義輿論觀應運而生B16。但是，梁啟超所處的近代中國的情形卻全然不同：內憂外患、亡國滅種的危機迫在眉睫，而國內知識分子仍沉醉于八股取士，平民百姓則多渾然麻木。作為一個愛國主義者，梁氏要救亡圖存，報效祖國，而苦于“手無斧柯，所以報答國民者唯恃此三寸之舌，六寸之管。”于是他全力以赴去做思想啟蒙和輿論發動的工作。想通過制造輿論，使民眾能“廣其見識，破除愚昧”，從此奮發圖強。

因為這種歷史背景上的區別，李普曼注重研究輿論的社會調控功能，而梁啟超則將主要精力用于發掘輿論的顛覆功能，試圖借助輿論宣傳沖破封建藩籬。

西方啟蒙時代的思想家約翰·密爾頓、讓·雅克·盧梭和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崇尚理性自由和“天賦人權”，認為人們可以自由而盡興地表達意見，形成公意，發現并發展真理。李普曼對于輿論的關注已不是啟蒙主義這種信仰自由和發表意見自由的問題，而是關心公眾輿論本身是否純潔、可靠的問題。他在《自由與新聞》一書中指出，在現代國家中，決定一般都由輿論和行政官的互動而作出，權力已從立法機構轉移至輿論，于是保護輿論的消息來源便成了“民主的基本問題”。報刊作為“民主的圣經”，本應成為公眾準確和無偏見的主要消息來源，但李普曼發現報刊歪曲事實、左右輿論是家常便飯的事。他們調查了以精確報道著稱的《紐約時報》1917—1920這3年時間對俄國革命的報道，發現該報的消息往往為新聞機構的愿望所主宰，既有偏見又不準確B17。李普曼在《輿論學》中進一步指出，外部世界太大、太復雜、變化太快，人們無法認清，報刊乃是人們接觸超越視野以外環境的主要工具。但報刊的種種信息給公眾匯聚了一種“偽環境”，這種“偽環境”使輿論成為有許多非理性因素的可操作的言論形態。李普曼對理性、對報刊的客觀公正表示憂慮和懷疑。

而梁啟超作為一個啟蒙宣傳家，其思想更接近密爾頓和盧梭等人。言論、出版自由是他輿論觀的基礎和重心。他認為西方文明日進月邁，乃源自“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實唯一切文明之母”，中國就因為沒有這種自由而落后。當李普曼憂慮和懷疑報刊的偏見和不準確報道影響輿論的健全時，梁啟超卻對報刊寄予愿望，他相信“報館者，國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鏡也，文壇之王也，將來之燈也，現代之糧也”B18，是實現“三大自由”的關鍵。“報館則其造之(指輿論)之機關之最有力者”B19。李普曼關注報刊事實源對公眾輿論的不良影響，梁啟超則關注報刊如何從思想上對公眾實施灌輸，也因此將“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看成是報章應具備的首要條件，至于報事之客觀、確切則在其次。“某以為業報館者既認定一目的，則宜以極端之議論出之，雖稍偏稍激焉而不為脖B20。而這一點剛好是李普曼最為之憂慮的。

梁啟超和李普曼在聚焦于公眾輿論的時候，對公眾有著不同意義的理解。梁啟超注意的是公眾的素質、品格，在《論中國國民的品格》一文中，他認為中國國民缺點很多，歸起來有四點：一是愛國心之薄弱，二是獨立性之柔弱，三是公共心之缺乏，四是自治力之欠闕。愛國心缺乏，人人“皇然于一家一身計”，不關心時政，必然輿論不興；國民智慧未開也就缺乏“常識”，缺乏獨立性和自治力，必然不能“直道”。無公共心就沒了“真誠”和“公心”，健全之輿論也就無由生起。所以，中國長期處于輿論不興的不良狀態。

梁啟超一生“流質易變”，很多觀點和理論在順時而變。但是，“新民”卻是他始終如一的追求。他認為改變中國現狀的根本方法在于育人，他辦學會是為了新民，從事報業同樣也為了新民。他追求的是一種“日日讀吾所出題材怪特之報章，精神幾與之俱化”B21的效果。也就是說，梁啟超對于公眾的素質、品格的認知，決定了他作為一個啟蒙宣傳家的居高臨下的以傳者為主體的俯視視角。他從事新聞實踐的目的是為了教化民眾，而并非滿足受眾的信息需求。在梁啟超的時代，讀書識字仍只是少部分人的權力，身處文化傳播的金字塔尖的位置，決定梁啟超之于新聞傳播更注重操縱輿論、強化宣傳效果，而很少對受眾在新聞傳播中應有的地位和主動性給予足夠的重視。受眾在相當程度上置于一種被動的劣勢地位。梁啟超式的啟蒙者的新聞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后來的中國新聞傳播理念。

而在《輿論學》等著作中，李普曼所持的則是一種從受眾出發的仰視視角，他思考的是，公眾受多種因素的限制而影響正確的認知會導致民主的破壞。在他的視野中，社會公眾是被動中的主體(公眾在認知層面上處于被動，而公眾輿論對于社會民主的影響又是積極主動的)。李普曼認為在現實生活中，輿論的形成受現實世界和個人成見的種種限制。“我們的輿論所涉及的現實環境是在許多方面受到阻撓的，例如一方面在來源上受到檢查和保密的阻撓，另一方面又受到自然界和社會的障礙……這些都是我們接近現實環境的種種限制，加上事實本身的含糊不清和復雜性，就破壞了感覺的清晰和正確，以騙人的虛構代替真實的思想”B22，同時，每個個人又有著固定的成見。在《輿論學》中，李普曼認為輿論是人們頭腦中的想象，從而肯定了有一種類似鉛版澆鑄的“固定的成見”(stereotape)在形成輿論的過程起著決定的作用。“先入之見形成以后，舊的形象就會淹沒新的視野，并影射到記憶中重新出現的世界中去。”B23輿論只可能是一種處于“偽環境”中的輿論。在這樣一個輿論的指導下，現代公民對于紛繁的世界事務是很難進行正確的考慮和作出明智的判斷的。

與梁氏相反，李普曼著力研究受眾在接受信息時各種復雜因素對其接受狀態的影響。在關注受眾對于信息的接受時，李普曼的研究不能不深入到個人心理層面。可以說李普曼對于輿論學的探究是基于對單個人在接受事實形成輿論時所受的限制性因素，他的輿論研究帶有微觀而深入的特點。

由于中國的新聞業相對于美國短暫得多，決定了梁啟超對于輿論作一種粗放的宏觀把握。梁啟超認為“輿論者，尋常人所見及者也”B24。他強調了輿論的社會性和群體性，論述了輿論與言論自由、與人民群眾、與英雄、與報刊等方面的關系。如果說，梁啟超輿論研究停留于社會學、政治學的層面，那么，李普曼則進入到個性心理分析的層面。李普曼如此重視單個受眾心理分析，西方大眾傳播學效果研究無例外地深受其影響。

正因為李普曼看到普通公眾難以把握事實真相、作出正確判斷，所以他在《輿論學》中，把普通民眾看成是既不了解情況，又無理智的“局外人”，而把那些受過特殊的訓練，能夠通過專門的“情報機構”得到準確的情報，作出明智判斷的少數人稱為“局內人”。他認為只有這些少數“社會賢能”的“局內人”才可能在社會上發號施令，決定一切，并通過宣傳來左右“局外人”。這些“局內人”往往與政府有關聯。于是，輿論往往由政府控制。相對于政治而言，輿論是不自由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利益與輿論根本無法一致，并且，公共利益只能由一個特殊的階級來管理。”對此，美國著名的哲學家約翰·杜威把《輿論學》稱為“可能是目前用文字表達的對民主制度最有力的起訴。”B25

梁啟超則認為輿論具有相對于政府的自由，輿論是與公共利益一致的。他認為，輿論既可監督政府，同時在某種程度上高于政府，“其不解事也，則教導之，其有過失也，則撲責之”B26。梁啟超也認為有這樣一種“英雄豪杰”(即李的“局內人”)存在。比起普通民眾來，豪杰們深具遠見卓識。但是，梁啟超所言的“豪杰”又與李普曼所說的“局內人”有著本質的區別。梁啟超認為豪杰有遠見，但只能利用輿論，先為“輿論之子”，直至深諳輿論之道后，才能本著公心成為“輿論之母”，從而利用輿論為公眾謀福利。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兩者的差異來：李普曼認為輿論為政治所控制，更具現實眼光；梁啟超認為輿論對于政府而言相對自由獨立，并且在某種程度上強勢于政治，更帶理想色彩。

不同的文化思想背景：實用主義和實用理性

新聞傳播觀作為一種觀念存在，總與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相聯系。梁啟超與李普曼新聞傳播觀的區別淵源可追溯到中美兩國不同的文化傳統上去。

對于中國，報紙是一種舶來品，它的歷史是由外國傳教士的辦報活動所開啟的。就梁啟超個人而言，對西方文化思想和新聞基本理念的繼承，使他與李普曼承續著某種共同的學術資源，但各不相同的哲學文化背景又從根本上決定著他們新聞傳播觀的差異性。

李普曼的新聞傳播觀滲透著實用主義的哲學思想。實用主義體現了“美國精神”，被稱之為美國的國家哲學。早在1898年，美國學者詹姆斯在加利福尼亞大學發表了題為《哲學概念和實際的結果》的講演。這篇講演闡釋和弘揚了美國實用主義的開山者皮爾士的哲學，而且開創了美國的實用主義哲學運動；他的哲學又被其后的杜威所修正并得到廣泛的應用。

作為實用主義理論承前啟后的詹姆斯，被譽為“合眾國所產生的一位最重要的學術人物。”而正是在1908年，這位實用主義的大師成了尚在哈佛求學的李普曼的良師益友。受其影響，李普曼早期的著作特別是《輿論學》，徹底貫徹了實用主義的觀點。

實用主義者認為，真正的哲學是以人為中心的哲學。雖然哲學研究的中心是人，但又不能像傳統哲學那樣，只從理性視角去考察人。人是具有各種欲望、需要和利益的行動的主體。哲學應當從人的行動出發去探討與人的行動有關的問題。李普曼作為一個對理性徹底失望的新聞傳播學者，他也正是從人的行動出發去探討新聞傳播和輿論問題的。

早在1912年寫《政治序論》時，李普曼就一反傳統政治學中見物不見人的觀點，十分重視人對于政治和社會生活的重要性，并將弗洛伊德關于人的多重性格的理論應用到了政治學方面。在《輿論學》中，他對彌爾頓關于人都具有理性的觀點提出了質疑，認為現實的人并非是理性的，認為彌爾頓的“認識真理的智能是所有的人所固有的，所以真理在自由流通中會贏得承認”的意見自由市場的觀點是錯誤的。因為每個人對于自己置身其中的客觀環境有一種“固定的成見”，這種“固定的成見”的特點在于“它在運用理智之前就已存在，是觀念的一種形式，在形成理智以前，它就對我們的意識施加了一定的影響”。B27當受到外部的刺激，尤其是印刷文字或是口語的刺激時，這種成見會被激起，人們此時更傾向于接受與自身成見相吻合的事實，對于與自己成見相悖的事實則會“藐視這種矛盾，認為是例外”，從而懷疑事實的可靠性，就會對現實環境依照自己意識中的“偽環境”作出錯誤的判斷，進而引發錯誤的行為。這種判斷和行為就絕對不是理性的，而更多的是為單個人心理中的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在1925年《輿論學》的續篇《幻影般的公眾》一書中，李普曼更是“開始把公眾看成是應該被馴服的巨獸，而不是看成一種可教育的力量”。B28他在該書中直言不諱地承認“平民百姓既無能力也乏興趣來管理社會。而公認的大眾政府的理論是基于公眾可以決定事態發展這一信念之上的，因此它是錯誤的。這樣的公眾‘僅僅是一個幻影’，一個抽象的東西”。B29李普曼這一觀點由于其黯淡凄涼之感而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但是，實用主義的大師杜威卻認為這本書貫串了一些“合理的概念”。

可以說，正由于李普曼從公眾行動出發去探討輿論問題，對公眾理性提出質疑，從而也就必然使他對公眾輿論、進而對美國社會的民主提出質疑，而這種思想正構成了他新聞傳播觀的一個基矗李普曼將盧梭和彌爾頓等人輿論學說中的理性自然主義前提置換成經驗權能主義，也把輿論的社會功能從其理想的、崇高的地位拉回到現實的、不盡人意的地位中來B30。

實用主義是一種效用哲學。李普曼也將實用主義效用觀引入到了輿論學的研究中去。詹姆斯說：“我們思考事物時，如果把它完全弄明白，只須考慮它含有什么樣可能的實際效果，即我們從它那里會得到什么感覺，我們必須作什么樣的反應……也就是實用主義的原理。”B31詹姆斯指出實用主義實際上是一種通過實踐的效果來解釋觀念的方法。實用主義方法不是看最先的范疇和原則，而是看最后的效果和事實。李普曼在《輿論學》一書中就貫徹了這種實用主義的哲學方法。他認為，公眾輿論是在公眾和特定的社會環境的互動中形成的，因此必須具體考察公眾和其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系才能確切理解輿論的形成過程和輿論的社會功能，且這種考察應該是經驗的、實證的。“輿論分析者必須開始認識清楚下列三者之間的關系：行動的情景，人對那種情景的想象，以及人對從行動的情景中產生出的現象的反應”B32。

與李普曼不同，梁啟超雖然是一個向國人灌輸西方先進文化思想的啟蒙家，但是，作為一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成長起來的舉子，中國傳統文化又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櫻他可以說是集“中國現代化變革的先驅者和文化保守主義運動肇基人于一身”。早先，他在“法先王”的旗號下將西方政治、經濟、文化思想輸入中國社會。后來，他把中西文化納入“精神”與“物質”的二分框架之中，主張兼容中西的“化合的新文明”。他在認知層面上傾向于西方的價值，但在感情上仍與本國傳統相聯系，其內心深處埋藏著對傳統文化的無限赤誠B33。他的新聞傳播觀可以說是在中西文化矛盾、碰撞之下的一種特殊的發展形態，深層次上則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性格特質——崇實尚用的實用理性精神。這種實用理性精神表現為既不走向科學的抽象思辨理性，也不耽于浪漫主義的狂放與解脫，而是執著于人間世道的實用探求B34。

梁啟超將新聞無條件地置于政治的視野中，認為辦報造輿論的終極目標就是為了實現其政治目的，即通過報刊輿論改造民眾的認識和思想，塑造一種國民的理想人格，以達到國家的富強，這其中就滲透著注重政治事功——執著于人間世道的實用探求的理性精神。他跟李普曼的根本區別在于：李雖然也將新聞、輿論與國家、政治民主相聯系，注視實際效用，但他著重分析的是新聞、輿論與國家、政治民主動態關系的本身，可以說他關注的重心是達到目的的過程及作為這過程中的行動主體的人，這使他的新聞傳播觀帶有濃重的實用主義的實證分析的特點和科學的精神。梁啟超則相反，他關注的重心是政治目的的實現，是實用的價值取向本身，為此他的新聞傳播觀帶有濃重的倫理政治色彩，體現了明顯的工具理性的傾向。他欲以報刊塑造國民人格的步驟和方法也與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相暗合。儒家提出的成人之道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將個體引進并融入集群的價值體系之中。其中，格物致知是成就人格的第一步。按照梁啟超的看法，格物致知是“新民”的基礎，爾后正心、修身、齊家，就會自然而然地有了“治國平天下”的效果：“然則茍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B35。由此可見，梁啟超注重新聞傳播、向國民灌輸西方先進思想，“新民”不是終極目的，不是為了培養富于個性的新人，而是為了“新國”、強國，前者只是實現后者的具體的手段而已。由“格物致知”到“治國平天下”，體現了傳統文化集體主義的價值指向。與李普曼新聞傳播觀的個性主義邏輯剛好相反。

中國傳統文化的實用理性精神往往與中國士大夫的憂患意識和深沉的使命感相聯系。梁啟超身上的憂患意識和使命感，來自一種近乎神圣的召喚或天職。所謂“救民于水火”、“以天下為己任”的這類信仰、目標和行動可以同宗教對救贖的關注相提并論。梁啟超以一個熱情執著的“殉道者”的姿態活躍于中國的新聞輿論舞臺的行為，可以部分地由這種憂患意識和使命意識來解釋。而李普曼作為“一個冷靜的觀察者”，則可以西方科學主義的文化精神來解讀。

總之，在梁啟超和李普曼這兩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各不相同的哲學文化背景使他們的新聞傳播理念具備必然的差異性。反之，我們要很好地理解中西新聞傳播理念的差異性，就應當深入到哲學文化層面加以探究。

注釋：

①③④⑤⑥⑦⑩B13B14B15B17B25B28B29

《李普曼傳》，羅納德·斯蒂爾(美)著，新華出版社1989年版，第853頁，第3、4頁，第5頁，第3頁，第807頁，第841頁，第280頁，第6頁，第65頁，第5頁，第264—265頁，第281頁，第339頁，第329頁。

②B11B18B19B21B28B29

《梁啟超年譜長編》，丁文江、趙豐田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頁，第272頁，第84頁，第206頁，第396頁，第69頁，第309頁。

⑧⑨B18B19B20B26B35

《梁啟超政論遜，新華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頁，第66頁，第65頁，第146頁，第66、88頁，第87頁，第70頁。

⑩B22B23B27B32

《輿論學》，李普曼著，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82頁，第49頁，第78頁，第63頁，第10頁。

B12

李喜所等：《梁啟超傳》，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7頁。

B16B30

黃建新：《近現代西方輿論觀的嬗變》，《復旦大學學報》1995年第3期，第235頁、第234頁。

B22《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1期，第33頁。

B24《輿論之母與輿論之仆》，梁啟超著，《飲冰室文集全編》第18卷，第1頁。

B31

詹姆斯《實用主義》，第27頁，第31頁。

B33

(美)約瑟夫·阿·勒文森著，劉偉等譯《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6頁。

B34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