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的民族觀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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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如何對待民族關系，在歷史上一向是很重要的問題，而梁啟超則是運用近代觀念和方法，比較系統地研究民族關系歷史的第一人。他不僅撰寫有理論著作，運用近代學術觀點論述民族關系史的一系列重要問題，而且在其通史和專史著作中，予歷史上的民族關系以相當的重視。他作為本世紀前期具有突出的進步民族觀點的思想家，對其后的研究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本文試圖對梁啟超的民族觀加以探討，敬請專家和讀者指正。

一、以近代眼光論述民族問題的奠基之作

1922年梁啟超發表了他的著名學術論文《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中華書局1989年版；又，梁啟超在北京高師史地部以《中華民族之研究》為題講演的記錄稿發表于中國地學會出版的《地學雜志》民國11年第1—7期上，此講演的記錄稿又以《中華民族之成分》為題發表在上海中華書局印行的《史地叢刊》民國1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上，其內容都與《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基本相同。），通過對民族之意義及中華民族之由來、分類、分布、演化融合的歷史軌跡等項重要理論問題的論述，闡發了他的近代民族觀。因而這篇文章在本世紀學術史上，成為運用近代觀點論述民族問題的奠基之作。

首先，關于民族的定義。我國古代文獻對“民”和“族”這兩個概念，雖都有所闡述，但沒有將二字聯起來使用。梁啟超不僅率先將“民族”一詞引入中國思想界（注：1899年梁啟超在《東籍月旦》一文中，在介紹日本史著中多次出現“東方民族”、“支那民族”、“民族之變遷”、“民族之立國大原”等新名詞。詳見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0、94、100頁。），而且是近代中國賦予“民族”一詞比較科學意義的第一人。他明確提出：民族既與種族不同，也與國民不同。種族是人種學研究的對象，國民是法律學研究的對象，而民族雖以血緣、語言、信仰為成立之有力條件，但斷不能以此三者作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識’之發現與確立。”（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1頁。）何為民族意識？我們今天看來，民族意識即是共同心理狀態于共同文化上的一種表現形式。從這個意義說，梁啟超關于民族的界說與斯大林關于“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的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注：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頁。）這一經典定義很相近，明顯地體現了梁啟超論述問題的科學性。進一步說，斯大林強調，這四個要素缺一不可，而梁啟超卻強調民族意識是惟一要素。事實上，語言、信仰、地域、經濟生活等因素，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可以改變或消失的，惟有共同的民族意識與民族感情是一個民族得以確立和長久保持其民族特性的關鍵，缺此要素便不成其為民族。因此，梁啟超強調民族意識對一個民族的重要，正是抓住了“民族”一詞的實質性內涵。此外，他如此強調民族意識對一個民族形成之重要，也由于當時他借鑒了東西方各國的歷史與現實，深切地體會到民族意識是一個民族自尊自立自強和具有凝聚力的起點和原動力。這一論述蘊含著作者教育國人樹立“我，中國人”（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2頁。）的民族信念和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的良苦用心。總之，理論的探討和實踐的檢驗已經反復證明，梁啟超將“民族意識之發現與確立”作為區分民族的最主要標準是特具卓識的。

其次，梁啟超分析了中華民族是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而來，還是自始即為多元結合的問題。他針對舊史認為吾族純以血緣相屬而成立的傳統觀念，指出：既然唐虞夏商周秦漢皆同祖黃帝，就不應出現《史記》所紀三代世表世次矛盾、罅漏百出的失誤，更不應出現《詩經》關于商周之祖“無父感天而生”的怪論。由此可見，一元說的理論不可信。他進而分析：從我國古帝王各異其都，可知古代各部落在各地發展，各戴各的尊長，即是多元結合的一種暗示，吾族自名曰夏，夏之前而冠以“諸”，亦是多元結合的一個證明。他認為，是在黃河流域大片土地上長期繁衍生息的各小部落，“以聯邦式的結合”，遂形成中華民族之骨干。他強調：中華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結合，又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不斷地融匯化合，逐步混“成為數千年來不可分裂不可磨滅之一大民族”。（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4頁。）梁啟超這一觀點的重大科學價值已被后來的考古發現和學術探討所證實，且對打破大漢族主義的優越感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也是在理論上對歷代統治階級實行民族歧視政策的否定。

梁啟超列舉了歷史上各個時期匯入中華民族“新分子”的大量事實，表述了一個重要的觀點：歷史上“諸夏”與“夷狄”二詞之內涵，隨時變遷，“甲時代所謂夷狄者，乙時代已全部或一部編入諸夏之范圍。而同時復有新接觸之夷狄發現，如是遞續編入，遞續接觸，而今日碩大無朋之中華民族，遂得以成立。”（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8頁。）這段論述有兩層重要含義：其一，今天的中華民族之所以人口眾多，富有強大的生命力，是因為在歷史上不斷地吸收、混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其二，他直接繼承和弘揚了我國古代公羊學派以文明或道德進化程度來區分“諸夏”與“夷狄”，并認為二者是可變的民族觀，從而打破了封建傳統的“嚴夷夏之大防”的陳腐觀念，認識到了民族間相互融合的大趨勢。這種動態的進化的民族觀，既符合中國是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和國情，也有利于促進民族間的交流與進步，有利于國家的安定統一，表達了梁啟超豁達的心態、開闊的視野與深遠的理性思考。

梁啟超的動態的民族觀，使他摒棄了封建正統史觀和大漢族主義民族偏見，將各民族完全置于平等的地位。他特意為這篇論文加了一個副標題：“本篇即‘五千年史勢鳥瞰’之一部分”（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1頁。）。即將少數民族史作為中華民族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將中華民族融合史視為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在中國史學上是開天辟地第一回！新中國成立后，白壽彝提出“中國的歷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歷史”（注：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頁。）這一杰出論斷，可以視為正是梁啟超上述民族觀的合理繼承、發展和延伸。

在此基礎上，他以進化史觀為指導，站在時代的至高點上，俯瞰中華民族的歷史畫卷，并充分地運用了漢學考據法和西方實證論，第一次比較清晰地論述和概括了我國古代各民族發展演化及其融合的主要歷程，并從大量的歷史材料的分析考辨中，總結出帶有規律性的歷史現象。他將“中華民族同化諸異民族所用程序”歸納概括為八點：1、諸異族以國際上平等交際的形式，與我族相接觸而同化；2、我族征服他族，以政治力使其逐漸同化；3、用政治上勢力，徙置我族于他族勢力范圍內；4、我族戰勝他族，徙其民入居內地，使濡染我文明；5、以經濟上之動機，我族自由播殖于他族之地；6、他族征服我族，經若干歲月之后，遂變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7、他族之一個人或一部族，以歸降或其他原因，取得中國國籍；8、緣通商流寓，久之遂同化于中國。梁啟超強調指出：以上所述，除第4、第6兩項外，亦可稱為民族化合之“普通程序”。（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32頁。）

仔細體味梁氏這段論述，其理論意義是相當深刻的。他能明確地區分歷代統治階級使用暴力的強制同化和各民族間的自然同化，是難能可貴的，因為前者是反動的，后者實際上就是后進民族加入先進民族的經濟文化體系而文明化，具有推動社會進步的意義。這里，梁啟超雖然沿用了“同化”一詞，但基本上剔除了“蔑視”、“鄙夷”的民族歧視，幾與融合、醇化、化合為同義語，明顯地體現了客觀敘述，重在探索和評析中華民族逐步走向融合的歷史趨勢。

第三，梁啟超又著重提出：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民族融合過程中，為什么漢族常能作為“同化之主體”的問題。對此，他主要從文化的大視角進行了初步的探析：1、我所宅者為一大平原，早已形成了主干的文化系。2、我所用者為象形文字，成為各族人民傳達思想之公用工具。3、我族夙以平天下為最高理想，歡迎新分子之加入。4、地廣人稀，能容各民族交互徙置。5、我族愛和平、尊中庸，尊重他族雜居者之習俗。6、同姓不婚，故與他族雜婚盛行。7、我族經濟能力，發展頗具高度，常能以其全力向外進取，而新加入之分子，亦于經濟上組織上同化。8、“西北蠻族侵入我文化中樞地，自然為我固有文化所熏育，漸變其質，一面則我文化中樞人數次南渡，挾固有文化以灌東南，故全境能為等量的發展。”（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33頁。）

由此可見，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民族化合中，漢民族之所以總是作為主體民族，既有其政治、經濟、民族習俗、地理環境等原因，又有在文化上高于周邊民族這一重要因素，此即梁啟超所概括的以諸夏民族為中樞的“主干的文化系”的確立。在悠久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這一主干文化，無論對于華夏民族還是周邊民族都具有強大而神奇的吸引力、內聚力。正如白壽彝所指出：歷史上的朝貢和和親，正是周邊少數民族“向往中原、欽慕漢族文化的反映”（注：白壽彝：《關于中國民族關系史上的幾個問題》，《白壽彝民族宗教論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頁。）。這一主干文化是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融鑄化合的結果，是“＠①＠②數萬萬人以成為全世界第一大民族”的力量源泉與動力。

梁啟超極其重視民族化合對中國歷史發展進程所具有的偉大作用，鮮明地體現出其辯證的、積極進取的、向前看的態度。一方面，他從“大一統”的觀念出發，明確反對周邊民族對中原地區的襲擾。因為中原的經濟文化處于較高的發展水平，這種襲擾和戰亂造成破壞，使我“先民精力之消耗于此間者亦不可紀極”（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34頁。）。這是我國黑暗時代倍于歐洲、封建社會漫長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梁啟超已看到了民族間的酵釀化合給人類歷史發展帶來的另一層面的社會效應。首先，他指出：大凡一個民族之組成分子愈復雜，則其民族發展之可能性愈大。因為彼此間每經過一度之化合、醇化作用，則文化的內容必增豐一度，也就勢必有一次相當的進化。雖然每逢民族間起化學作用之時，人民必受許多痛苦，如龜蛇的脫皮一樣，但同時它的根底亦因之加厚，其心理技能，完全改變，勢必促進它的長久發展，延長他的生命。（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8頁；《地學雜志》民國11年第2期。）其次，梁啟超以西方為參照系，將歐洲中世紀一千多年封建社會“黑暗時代”視為新舊民族融合醇化的時代，直至“所謂現代民族者，化合完成，然后得有余裕以從事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諸大業，而近世之新曙光乃出”（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8頁；《地學雜志》民國11年第2期。）。他同樣認為我國自春秋戰國至宣統三年止，也是民族醇化的時代。正是經歷了這兩三千年的醇化，才“成就現代如此偉大的中華民族”。這即是將我國的封建時代視為中華民族醇化融合和形成的時代，封建社會的終結也即是民族化合基本完成。它表明：民族化合往往能促進社會的進化、轉型。民族間的矛盾沖突化合是世界上許多多民族國家歷史發展的必經階段，正如一個人自處胎出胎到襁褓時期，都是全部生涯中極重要的一部分，是后來成長、事業發達的基礎。因此，他在考察中既不回避這種矛盾沖突帶來的損失，更看到其加速民族融合、促進歷史發展的長遠利益。他進而明確提出：“今日以往之歷史，正與歐洲黑暗時代相當，今日以后之歷史，乃始漸入于彼之文藝復興時代也。”（注：梁啟超：《歷史上中華國民事業之成敗及今后革進之機運》，《改造》第3卷第2號，1921年。）并認為：中華民族形成這一偉大事業完成之后，今后當著手“發展國民”之事業，期待著祖國在民族化合基本完成的條件下，協力同心加速近代化運動的進程，以迎接中華民族振興和文化繁榮的光明前途；中華民族之形成，“將全人類四分之一合為一體”，這對人類進化應是一種貢獻（注：梁啟超：《歷史上中華國民事業之成敗及今后革進之機運》，《改造》第3卷第2號，1921年。），堅信中華民族必將以自己輝煌的成就繼續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梁啟超關于民族化合對歷史發展作用的觀點確是積極進步的，它有利于各民族的團結，有益于將人們的視野引向寬廣的未來，有益于激發民族的內在潛力和增進民族的自信。

在該文結尾處，梁啟超指出自己的寫作目的，是欲使國人獲得三種概念：1、“中華民族為一極復雜而極鞏固之民族”。它啟示我們，中國這個多民族的大家庭是歷史長期形成的，各民族在幾千年的發展融合的歷史中早已結成為風雨同舟、存亡與共的不可分割的整體，只有同舟共濟、團結奮斗，才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之所在。這里蘊含著作者強調國家統一、反對分裂的深刻寓意。2、“此復雜鞏固之民族，乃出極大之代價所構成”。因為歷史上多次大的民族沖突，各民族都遭到嚴重的損失。但是這種民族沖突是民族融合和中華民族形成的必經過程，“損失是暫時的，利益卻是永久的”（注：范文瀾：《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斗爭與融合》，《中國民族關系史論文選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頁。）。因此各民族都應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成果。它啟迪我們，既要反對歧視少數民族的大漢族主義，也要反對狹隘的地方民族主義、分裂主義。作者企盼各民族團結協作，共同創建繁榮昌盛的祖國。3、總結過去，展望未來，他對祖國前途、民族命運充滿自信心，堅信“此民族在將來，絕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擴大之可能性”（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31—32頁。），激勵人們為共同創建中華民族光輝的未來盡一份歷史的責任。

綜上所述，《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是梁啟超學術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史上創造性地運用近代觀念和方法較為系統地研究中國民族問題，梳理各民族融合、演化關系的第一人。他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見解，具有鮮明的時代性，是對中國20世紀初以來思想界關于民族問題爭論分歧的一個總結，因而對近代民族史的研究發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繼此文之后，一些民族史論著相繼問世。筆者僅從1928—1936年間發表的幾部《中國民族史》來考察，梁啟超有關民族問題的幾篇論文和講演稿，都被列為主要的參考書。如林惠祥所著《中國民族史》一書共計九章，其中有八章都將《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列為主要參考書目。梁啟超關于民族史研究的方向和民族史撰述的內涵和架構的論述，也為后人作了重要的示范和引導。二三十年表的幾部民族史基本上是按照這個路子編寫的。梁啟超關于民族問題的基本觀點，也被許多學者所認同和吸收。（注：詳見王桐齡《中國民族史》（北平文化學社民國17年版）、呂思勉《中國民族史》（上海世界書局民國23年版）、宋文炳《中國民族史》（上海中華書局民國24年版）、林惠祥《中國民族史》（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25年版）。）白壽彝對于梁啟超的成就也作了高度評價：“從民族史研究的發展上看這是一篇很有影響的文章”（注：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1卷，第29頁。）。

由于歷史和個人的局限，該文對周邊民族的歷史貢獻闡述不夠，對民族融合的經濟因素的闡述亦缺乏力度，關于民族分類與古今民族的演變，也有不夠準確和欠縝密之處。作者在其他論著中，將歷史上的周邊民族視為“劣等民族”（注：梁啟超：《歷史上中華國民事業之成敗及今后革進之機運》，《改造》第3卷第2號，1921年。）是極為錯誤的。但綜觀全文，瑕不掩瑜，梁啟超的《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作為中國民族問題研究的開山之作、奠基之作，已被載入近代中國的史冊。

二、歷史撰述中的民族觀點

梁啟超進步的民族觀點，不僅在其理論著述中作了集中論述，而且貫穿、體現在其通史撰述以及學術文化史等著作中。這些內容，提高了梁氏著作的學術價值，增強了對讀者的吸引力。因而這些成果也是近代史學的珍貴遺產，值得我們深入地發掘。

梁啟超1918年所作《春秋載記》一文首先從歷史進化的大視角，縱向論證了春秋兼并爭霸對推進國家統一和中華民族形成的巨大歷史功績。他說，我累代先民所懷抱的“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之理想，至秦漢才得以實現。但是國家之統一、民族之長存，“其酵釀之而字育之者，實在春秋之世”。他明確指出：“非經此階段，則后此一統之象決無自而成”。（注：《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五，第1頁。）即春秋之兼并爭霸是國家統一、民族意識形成的歷史必經階段，它為國家統一、民族形成作了充分的準備。其一，春秋兼并，各大國開疆拓土，為統一國家疆土之遼闊恢宏奠定了基礎。其二，春秋霸政全盛之時，霸主以仗義執言摧暴扶危為職志，使兼并受到遏制，小國得以喘息復蘇，大國因防御外敵，也必時時警惕而注意修治內政，發展生產，推進社會文明。其三，在各國頻繁的朝聘會盟征戰過程中，交通大開，其君卿相頻相酬酢，其士大夫交錯結納，互相濡染，不僅增長了才干，也促進了學術的交流和商業的繁興，國與國之交際也形成了共循的軌則。于是彼此之特性“徐徐蒸變化合而構成一種通性”，此即二千年來顛撲不破的“中國之國民性”。（注：《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五，第2頁。）它清晰而富有哲理地論證了春秋霸業不僅促進了各諸侯國政治經濟商業交通的發達進步，文化之銳進，而且熔鑄了堅不可摧的“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它對中華民族的形成、民族心理、民族觀念的建構和秦漢之際統一國家的建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價值。

其次，《春秋載記》以平等的民族觀，橫向論證了各諸侯國在國家統一、民族形成的歷史轉折時期的重要作用。他既充分肯定了中原齊晉等國抵御周邊后進民族襲擾的歷史功績，也高度評價了原被視為“夷狄之地”的楚吳秦等國對開拓疆土、加速民族融合、推進社會進化、文明進步的重要貢獻。他說：“齊晉霸功，莫大于攘楚。”原因是：當齊晉抵御楚北向擴張之時，楚之文明遠在中原諸國之下。假使楚竟在其時宰制諸夏，則中原先進的經濟文化必遭摧殘蹂躪。而楚因齊晉之抵御，兼并受挫而退，自知力量還不足以制齊勝晉，因此不得不努力向上，發奮內治，“浚發其內部文明”，以求與諸夏競爭。因而齊晉攘楚，不僅有功于諸夏，而且有助于楚國社會內部文明程度的增進（注：《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五，第3頁。），使楚國逐漸轉化為諸夏之一員。他進而重點論述了楚國的歷史功績。當時大江南北，“古部落棋布，其俗蓋在半文半野之間，文化遠在楚下”。楚國在南方開疆拓土，將落后的諸部落融于諸夏民族大家庭之中，免于常年的襲擾征戰，為全國統一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楚國在爭霸過程中，首先使自己接受華夏文明，“力革蠻俗”，又將其華夏文明傳播到四周的各民族之中，“廣納而冶化之，緣地運民情之異宜，卒乃孕育一新文明統系”。這即是說，它推進了南方廣大地區的文明進化，“舉蠻夷以屬諸夏”，加速了這一地區的歷史進程，所以說楚“大有功于中國”。（注：《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五，第8頁。）

梁啟超在1920年撰寫的《戰國載記》一文中，則側重論述燕破東胡，趙攘群胡、破匈奴，為秦統一作了重要的奠基。他尤以史學家的遠見卓識和大無畏的氣魄，充分肯定了秦創建統一國家的歷史功績。他說：后之讀史者，雖五尺之童，咸知哀六國而憎秦，然而，“假長此不獲統一，歲歲交糜爛其民而戰之，其慘狀將伊于胡底；而在六七專制君主之下，重以各地大小之封君，徭役供億，民又何以堪命？其他若曲防遏糴，關譏市征，各自為政，民之患苦，亦何可量。故孔子尊大一統，孟子稱定于一，秦并六國，實古代千余年大勢所趨，至是而始成熟，非始皇一人所能為，并非秦一國所能為，其功罪尤非一人一國所宜任受也。”（注：《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六，第50頁。）梁啟超既強調統一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又肯定春秋戰國之際諸國霸業的歷史作用，唯物與辯證的思想因素非常突出。他進而認為，秦始皇是一個功罪不相掩的歷史人物，一方面深刻地批判其暴政虐民、滅絕諸史的歷史罪惡，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其完成統一大業、促進古代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重大貢獻，尤其高度評價了秦始皇北“卻匈奴、筑長城”，南“定百越、開五嶺道”（注：《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六，第50—58頁。），保衛中原地區的經濟文化，開疆拓土、促進民族融合的歷史功績。而這一切都為中華民族的最終形成和統一國家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近代史學家張蔭麟對《春秋載記》、《戰國載記》這兩部專史，曾予以高度評價，他說：如以質不以量言，非止可媲美中外名家，抑且足以壓倒吉朋、麥可萊、格林諸家之作。（注：張蔭麟：《跋梁任公別錄》，《思想與時代》第4期，1941年11月，轉引自陳其泰《梁啟超與中國史學的近代化》，《南開學報》1996年第5期。）

梁啟超還將中華民族的化合視為中國歷史上學術文化發展出現高峰以至整個文明發達進步的重要前提條件。

他認為，中國學術思想自黃帝即是經過四征八討，“屢戰異種之民族而吸收之，得智識交換之益，故能一洗混沌之陋，而爛然揚光華也”（注：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5頁。）。他進而提出，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兩次學術文化之高峰，都與民族融合緊密相關。春秋戰國是中華民族第一次大規模融合的時代，由于地理界限漸破，各學派有“南北混流之觀”（注：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25頁。）。于是南北兩文明，與接為構，進而北南東西四文明，愈接愈厲，“幾將合一爐而冶之”，致使古代之學術思想達于全盛。（注：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4頁。）在文學方面，楚吳融合于諸夏后，原來含有神秘意識和虛無理想的楚文化，與中原舊民族之現實的倫理的文化相接觸，自然產生出新的東西來。“這種新東西的體現者便是文學”（注：梁啟超：《屈原研究》，《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52頁。）。一部“楚辭與三百篇詩經有相等的價值”（注：梁啟超：《中華民族之研究》，《地學雜志》民國11年第4、5期合刊。）。從此長江黃河兩大流域，并為中華文化之中心，南北映照。可見民族融合對中國文化的巨大影響。

魏晉六朝、隋唐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民族融合的高峰，它亦極大地推進了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使之出現了新的高潮。他說：“兩晉六朝幾百年間，可以說是中國民族混成時代，中原被異族侵入，攙雜許多新民族的血，江南則因中原舊家次第遷渡，把原住民的文化提高了。當時文藝上南北派的痕跡顯然，北派直率悲壯，南派整齊柔婉。”（注：梁啟超：《情圣杜甫》，《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38頁。）到了唐朝，由于唐太宗執行比較開明的民族政策（注：見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鑒》卷197，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215—6216頁。），推進了這個時期民族化合的完成，加之政治上的統一，封建經濟的發展，影響及于文藝，“自然會把兩派特性合冶一爐，形成大民族的新美”，而杜工部正是這個“時代的驕兒”。（注：梁啟超：《情圣杜甫》，《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38頁。）所以梁啟超自豪地說：“我們這華夏民族，每經一次同化作用之后，文學界必放異彩。”（注：梁啟超：《屈原研究》，《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52頁。）

在本世紀之初至20年代，梁啟超在其論著中已成功地在理論上分析了民族融合和共同進步對于歷史發展的意義，同時又結合社會文化的具體進程，闡述民族融合對中華民族整體文明程度的巨大推進作用。其時，他已做到了以史學家宏觀的視野和理性思維，透過復雜紛紜的歷史現象，將民族問題視為歷史長河中的一種文化現象來研究，重在文化因素的探討，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前無古人的。

三、哲學思想的淵源

梁啟超在研究民族關系的過程中，創造性地運用了近代進化史觀、民族學、地質學、考古學、地理學等各種門類的研究成果。而其哲學思想的主要淵源則來自公羊學派的民族觀。

梁啟超從中國古近代的公羊學中主要吸收了以下兩種思想：

一是“大一統”觀念。“大一統”是《公羊傳》對《春秋》“微言大義”的闡揚。春秋時期，周王室衰微，諸國兼并爭霸，原有的政治秩序陷于崩壞混亂。于是孔子修《春秋》，以尊王室，寓是非褒貶于書法，來寄托他企圖撥亂反正、恢復王權一統和為后王立法的政治理想。而漢初同樣面臨著大亂之后需重建社會秩序和加強統一的迫切問題，于是適應時代的需要，流傳于戰國、成書于西漢的《公羊傳》，將孔子尊奉王室的書法加以充分發揮，衍化成著名的“大一統”主張，要求在全國范圍內，無論是政治制度、社會生活還是意識形態等各個領域都要絕對服從于“天子”。這種大一統思想表現在民族問題上則主張“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即反對當時處于較后進社會發展階段的周邊民族對中原地區的襲擾。（注：參見陳其泰《清代公羊學》，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8—14頁。）

二是“公羊三世說”的歷史變易觀。這種歷史變易觀從《公羊傳》“三世異辭”說推衍而來：即孔子著《春秋》因所見、所聞、所傳聞三個時代遠近不同，采取了不同的態度和書法。這里除寓褒貶之外，還表明歷史是可以劃分為不同發展階段的。這種歷史變易觀表現在民族問題上，則不把“諸夏”與“夷狄”視為永遠不變的，先進的永遠先進，落后的永遠落后，而是看作可變的，其評價諸夏與夷狄變化的標準則是以文明、道德進化的程度來區分，而不是以血緣、種族來區分。所以“夷狄”在文明、道德方面進步了，可以受到贊許，可以進爵稱“子”；而“諸夏”在文明或道德上倒退了，則應視為“新夷狄”。（注：參見《清代公羊學》，第8—14頁。）《公羊傳》這種對諸夏和夷狄不劃定固定界限，從變而移的理智態度，既包含著可貴的歷史進化的觀點，也蘊含著民族平等的合理內核。馮友蘭對此曾深刻指出，《公羊傳》把接受或背離先進文化，作為分別“中國”與“夷狄”和“中國”與“夷狄”轉化的標準，一視同仁。（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修訂本）第3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頁。）陳柱也提出：公羊家以進化與退化來評價諸夏與夷狄，就使“諸夏不能矜，而夷狄不必餒”（注：陳柱：《公羊家哲學·進化說》，臺灣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4頁。）。這些評述都指出《公羊傳》對于“諸夏”與“夷狄”的劃分標準的進步意義，它有利于各民族的不斷進取、經濟文化的交流和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與鞏固。

梁啟超正是從上述歷代公羊學家的這些進化史觀和進步的民族觀點中獲得了較為豐厚的滋養和深深的啟迪，并結合近代中外局勢，加以創造性的運用和發展。

梁啟超的民族觀無論在辛亥革命前或辛亥革命后，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辛亥革命前，梁啟超的民族觀是在資產階級革命派高舉反滿旗幟的氛圍下提出的。平心而論，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以反滿相號召，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確實含有某種斗爭策略的考慮，在當時起到了動員全國各個階層人民奮起參加民族民主革命，共同推翻清王朝的巨大作用。但是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在輿論宣傳中使用了一些過激語言，青年革命家鄒容在《革命軍》中說：“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非賤滿人所得而固有也。”（注：鄒容：《革命軍》，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17頁。）同盟會的《軍政府宣言》公然宣稱：今之滿洲，本塞外東胡。后乘中國多事，長驅入關，滅我中國，“我漢人為亡國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注：《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頁。）在當時，此類將滿族人民與滿族權貴混為一談，不承認滿人也是中國人，也是中華民族成員的言論，在革命黨人的輿論宣傳中是比較普遍的。這類宣傳在章太炎的著作中更是隨處可見。他強調：“化有蚤晚而部族殊，性有文獷而戎夏殊。”這即是說，化晚而性獷之民，“雖合九共之辯有口者，而不能予之華夏之名”，反對將滿族列入中華民族。（注：章太炎：《原人》，《qiú＠③書》重訂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頁；《qiú＠③書》初刻本，第22頁。）他還說，如革命將“滿洲之汗”趕回“黃龍之府”，“則固當與日本、暹羅同，視種人順化歸，斯受之而已矣。然主權未復，即不得舉是為例”。（注：章太炎：《中華民國解》，《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6頁。）即主權未光復之前，不允許滿漢融合；清政府被推翻后，視滿人“與日本、暹羅同”，即將滿人視為外國人，而且在滿族“醇化于我”之前，“吾視之將不得不如黑民，以待黑民者待蒙、回、藏人”。（注：章太炎：《中華民國解》，《章太炎全集》（四），第258頁。）公然堅持民族歧視政策。（注：章太炎的反滿言論亦包含著反對清政府封建專制和賣國的內容。武昌起義后，他立即致函留日滿洲學生，表示“君等滿族，亦是中國人，農商之業，聽所欲為，選舉之權一切平等”。詳見《章太炎政論選集》第13、90、432、520頁等。恕不在此全面論述。）

應該說，這些觀點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在實際上既有違中國歷史的傳統，也不利于各民族間的交流與融合，更不利于各民族的同仇敵愾，共御外侮，它不符合各民族的根本利益。相比之下，梁啟超的民族觀更具近代特色，視野更開闊，更有利于民族的交流與融合，更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勢，因而也就更具有進步意義。早在1896年，梁啟超鑒于甲午戰敗，民族危機空前嚴重，而清朝滿族權貴“深閉固拒”，反對改革，堅持狹隘的民族防范政策的嚴峻現實，即闡發了滿漢民族如“孿體之人，利害相共”道理，提出了反對民族歧視、民族壓迫政策，要求“平滿漢之界”、“君民之界”（注：梁啟超：《變法通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0、83頁。），實行民族平等、民族平權的政治主張，尤其在世界列強爭長競雄、瘋狂侵略擴張的險惡環境中，他更看到國內各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看到同室操戈、鷸蚌相持漁人得利的危險性，深刻地闡明了“惟其相合，故能并存”（注：梁啟超：《變法通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78頁。）的道理。這確實是獨具慧眼的，不僅在當時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就是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所以從理論上說，他對民族問題的看法確實比當時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高出一籌。

正因為如此，在武昌起義后，當一些資產階級革命黨人認為清政府既倒、民族主義已經完成之時，梁啟超卻能夠在世界政治風云變幻、國內軍閥混戰、邊疆不寧之際，發表《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等論著，充分表達了這位杰出的思想家高明的洞察力、準確的判斷力，以及對中國歷史和未來的深沉思索。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女右加專

＠②原字為找的左半部右加完

＠③原字為旭的日換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