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范文10篇

**市委、市政府作出的以“兩港五區”為重點的“天堂硅谷”建設即實施“一號工程”，對推進該市經濟結構調整，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期間，是**市牢固樹立和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時期，也是該市深入實施“科教興市”戰略，加快科技強市建設的關鍵時期。繼續深入實施“一號工程”，打造“天堂硅谷”，對促進**協調發展、加快發展、率先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期間“天堂硅谷”建設的成效

**期間，**市各級黨委、政府把加快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作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實施工業興市戰略的重要載體，以建設“天堂硅谷”為目標，不斷開拓創新，堅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兩手抓，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創業環境明顯改進，體制改革全面推進，創新人才快速集聚。以“兩港五區”和特色產業基地為龍頭的高技術產業得到了快速發展，已成為提高**經濟和社會發展實力的重要支撐。

**期間，**相繼成為國家信息化試點城市、電子商務試點城市、電子政務試點城市、數字電視試點城市和國家軟件產業基地、集成電路設計產業化基地、國家電子信息產業基地。**年，**市被世界銀行評為中國城市總體投資環境最佳城市；**年，**市獲得“中國城市投資環境第一位”、“國內最具經濟活力的城市”等榮譽。**市科技進步指標及綜合科技實力連年保持全省第一，**市己連續四次被國家科技部評定為全國科技進步先進城市,**市連續三年被省委省政府評定為科技目標考核先進單位。

（一）高技術產業實力明顯增強

1．高技術產業規模迅速擴大。**年全市高技術產業銷售額達到674億元，高技術產業增加值達到147億元，占工業產值增加值的比例為16.7%，成為該市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高技術產業實現銷售產值676.29億元，同比增長41.2%,高出全市工業平均水平10.5個百分點，占全市規模以上工業比重己達16.6%。高技術產業正逐步成為**市國民經濟的主導和優勢產業，成為**市工業經濟“一高一領先”的重要推動力。

摘要：中小企業尤其是高新技術企業在發展中的融資需求與現在的銀行體制之間存在的結構性矛盾日益激化,高科技創業企業在競爭中仍然面臨著技術落后、融資困難、信息閉塞、人才缺乏等制約因素,科技銀行的提出正是解決這一系列的難題成為業界關注的焦點。科技銀行是科技和金融結合的突破點,通過科技銀行把有限的金融資源配置到有利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科技型企業中去,是促進結構調整、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著力點。

關鍵詞：科技銀行；風險投資；運作模式創新

我們建議在安徽省建立科技銀行,解決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過程中的“成長瓶頸”問題。科技銀行是科技和金融結合的突破點,通過科技銀行把有限的金融資源配置到有利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科技型企業中去,是促進結構調整、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著力點。

一、科技銀行的概念與特點

國內把專為高科技企業提供融資服務的銀行機構定義為“科技銀行”,在國外被稱為“風險銀行”。科技銀行貸款的主要對象為科研機構和科技型中小企業等,為技術引進、技術研發、新產品試驗推廣等與科技創新有關的業務提供服務,而不得用于普通房地產開發和固定資產投資。

相比于普通意義上的銀行,這種科技銀行具有以下三個顯著特點:

[摘要]黨的報告確定了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布局，其中強調“科技創新與現代金融”的協調發展，而此戰略的實施離不開科技與金融的生態融合。目前，蘇州也在積極探索構建科技金融生態圈的蘇州模式，以更好地服務蘇州實體經濟，特別是科技型企業高質量發展。硅谷是全世界主要的科技創新中心之一，也是全球最發達的科技金融中心之一，硅谷的成功離不開其先進成熟的科技金融生態圈，文章對硅谷成功的經驗舉措進行了梳理和借鑒。

[關鍵詞]科技金融；硅谷；生態圈

一、科技金融生態圈理念的界定

科技金融概念在國內最早出現于1993年。2009年，趙昌文等第一次比較完整地詮釋了科技金融的定義。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是實現經濟增長與國家發展的唯一出路，而科技金融則是助力科技創新的催化劑。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背景下，各地都在積極探索科技金融發展，培育科技型企業，對促進經濟轉型起到了一定作用。2015年，科技金融高峰論壇正式《中國科技金融生態年度觀察(2015)》，該報告從生態視角對我國科技金融作了整體性描述，認為我國科技和金融的結合已自發性地逐步向生態演進，并首次提出科技金融生態圈理念。報告指出科技金融生態圈是通過金融體系、金融業態、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的創新優化，促進科技創新高效轉化，同時反過來支持金融業創新發展，形成相互促進、相互支撐的良好態勢。同時指出科技金融生態要素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科技與金融方面創新主體及創新主體之間的各種關系，二是維系和促進各主體及各主體間關系存在和發展的文化、法律、制度、規則等。

二、科技金融蘇州模式的具體做法

蘇州作為全國第一批科技與金融結合試點地區之一，經過近幾年的探索實踐，結合蘇州經濟發展特點，逐步形成了“政府+銀行+擔保+保險+創投+券商”為一體的科技金融蘇州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蘇州科技金融政策環境寬松。截至2019年8月，蘇州市政府、科技局等部門累計的科技政策文件中有關科技金融的政策文件如表1所示。通過梳理這些政策文件我們發現蘇州科技金融的政策措施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通過設置政府的創業投資引導基金(蘇府[2008]61號文)引導創業企業投資處于種子期、初創期中小創業企業；二是明確金融機構和金融人才的引進獎勵和優惠政策(蘇府[2008]62號)；細化科技金融結合的推進工作(蘇府[2009]159號、蘇府[2009]194號、蘇府[2018]96號)；出臺了分攤科技金融風險的各類財政補償和補貼的細則(蘇科規[2012]138號、蘇科規[2012]322號、蘇科規[2014]1號)；以及對天使投資引導資金的使用、獎勵和風險補償方式等給出詳細的說明(蘇科規[2014]2號)。這些政策措施切實推動了資金向初創期的中小科技型企業傾斜。(二)政府統籌和主導科技金融風險分擔機制。蘇州是全國最早開展科技金融結合工作，解決科技型企業融資難題的城市之一。為分散融資風險，吸引更多的投資主體，蘇州創新建立了在政府主導下的科技金融風險分擔機制，政府主要起著統籌和主導的作用。第一，搭建科技信貸風險補償資金池，加強對科技貸款的風險緩解作用。經過近幾年的發展，風險補償資金池總規模從首期的3億元上升到超過7億元。為了規范風險補償資金的合理運用，蘇州市科技局在2014年出臺了實施細則，將科技型中小企業按銷售收入分為“苗圃”、“孵化”、“加速”、“成長”、“發展”五類，建立起差別化的風險分擔機制。第二，建立信用保障基金，分散前端科技型企業的融資風險。由于處于種子期、初創期的科技型企業風險較大，導致了對它們的金融支持力度不強，為了緩解這一難題，蘇州市政府設立了規模10億元的信用保證基金，為相關貸款提供增信。截止目前，在該基金模式下的銀行貸款余額已經超過7.5億元。第三，建立財政補貼專項資金，降低企業融資成本。自2009年以來，蘇州市就出臺了相關管理辦法為符合條件的科技型企業提供科技貸款貼息和科技保險費補貼，并在2014年，將科技擔保費納入補貼范圍，引導融資性擔保機構為科技型企業服務，以降低科技型企業的融資成本。截至目前，該專項資金已連續八年為1972家科技型企業補貼科技貸款利息支出15695.12萬元，連續七年為602家企業補貼科技保費，提供風險保障超1000億元。(三)“科貸通”及升級版本推動金融機構創新服務。“科貸通”是蘇州早期探索的科技金融服務模式，截止目前，“科貸通”累計為4416家企業解決貸款313.29億元。該模式主要解決科技型中小企業在銀行渠道的融資需求，并對融資費用進行補貼。“科貸通”的核心是“科技型中小企業庫”、“科技金融超市平臺”、“科技信貸風險補償資金池”。早在2013年，蘇州市政府就出臺了科技型中小企業資格確定的實施細則，遴選了重點支持對象。同時蘇州市還搭建了“線下為主、線上為輔”的蘇州市科技金融超市平臺，截止目前，蘇州市科技金融服務超市入庫企業達15123家，科技金融機構150家，三百多項科技金融創新產品，進一步改善了科技型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商業銀行方面也進行了諸多創新，通過建立科技支行等專營機構，加大對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專門服務力度。目前，蘇州市有交通銀行、江蘇銀行和農業銀行設立了科技支行，著重對科技型中小企業進行支持，并設置了專門的審批信貸機制。同時根據科技企業的不同發展階段具體開發相關貸款產品，形成金融產業鏈，更好地發揮科技支行對科技型中小企業的資金支持作用。2015年9月，蘇州市出臺《蘇州市金融支持企業自主創新行動計劃2015-2020》，該行動計劃是“科貸通”的升級版本，更是對“科貸通”的重要補充。此《行動計劃》最核心的部分是三大平臺：一是搭建蘇州綜合金融服務平臺，利用互聯網聚攏企業、匯集需求、便捷對接；二是開發運營蘇州地方企業征信系統，該系統為金融機構提供征信報告、信息分析和風險預警三項產品，以滿足金融機構貸前、貸中、貸后的全流程需求；三是參與該《行動計劃》的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必須建立“企業自主創新金融支持中心”這一專營機構。只有建立金融支持中心的金融機構，才能享受《行動計劃》相應的政策支持，目的是推動金融機構建立專業團隊更有動力并且精準、有效、專業地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服務。三個平臺之間相互配合、相互支撐，形成暢通的回路，實現高效的資金供需對接。此外，該《行動計劃》還提出了二十項綜合金融服務工具和六大保障機制。二十項綜合金融服務工具涉及信用融資工具、信用保證基金、投貸(保)聯動引導基金、激勵金融機構擴大“首貸”、“首保”規模、“一行主辦、聯合授信”的模式、“貸款保證保險共保體”模式，還有激勵企業運用資本工具融資發展、鼓勵企業通過境內外發債獲得融資，以及利用蘇州本地法人機構的總部優勢，開展體制機制、產品服務的創新。通過《行動計劃》的制度安排和資源調配，發揮財政資金的激勵、杠桿作用，充分調動金融機構的積極性，緩解企業在創新發展過程中遇到的融資難題。(四)創業投資為科技與金融的結合搭起一座橋梁。為加快蘇州創新創業融資平臺建設，早在2008年蘇州市政府就了《關于加快蘇州市創業投資發展的若干意見》。創業投資是促進科技與經濟結合的有效途徑，同時也為科技與金融的有效結合搭建了橋梁，促進科技創新成果的產品化、產業化。截止目前，蘇州市創投集團比較典型的有兩家。一家是蘇州元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是蘇州市政府各類科技金融政策的落實示范地，公司包括三大業務板塊，分別是股權投資、債權融資服務和投融資服務，管理著414億元規模的基金。公司在2011年成立了蘇州工業園區禾裕科技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旨在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多元化資金支持。其多樣化的業務架構包括科技小貸、金融資產交易中心、資產管理公司、融資租賃公司、科技擔保投資等，非常有利于為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綜合融資解決方案。另一家是蘇州高新創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目前擁有包括各類股權投資、融資擔保、融資租賃、科技小貸、科技保險等一體化金融服務體系，累計設立基金30余支，管理資本總規模100億元。

摘要：本文對鄂爾多斯地區能源利用狀況和面臨問題進行了分析，并對在該地區采用太陽能、風能與天然氣、煤電互補的用能方案進行了分析。為當地在不同條件下，選擇最佳用能方案提供參考。

關鍵詞：煤炭天然氣太陽能風能節能環保

0引言

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使得如何有效利用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開發新能源已經成為刻不容緩的全球性大課題。我國資源儲量豐富但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國已探明的煤炭儲量居世界第3位，天然氣儲量居第19位，石油儲量居第11位，水能儲量居第1位[2]，但還面臨石油和天然氣不足的問題。從2001年我國能源結構來看，煤炭占67.0％，石油和天然氣占26.1％，水電和核電占6.9％，這種以煤為主的消費結構將面臨環境保護和提高能源經濟效益的雙重壓力。能源問題的解決不但依賴國家制定合理的方針政策，更有依賴于地方制定具體的實施方案。位于我國西部的內蒙古鄂爾多斯地區，資源豐富，擁有我國最大的整裝氣田蘇格里氣田和世界上煤質最好的神府煤田、同時還具有豐富的太陽能和風能，是我國的“煤電硅谷”，肩負著向華北、東北、華東、華南供應煤炭和電力，并向日本、韓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美國出口精煤。該地區如何合理利用當地資源緩解國家能源壓力，同時保護尚未污染的大草原是開發西部所面臨的一個具有現實意義和長遠意義的課題。

鄂爾多斯地區的能源

鄂爾多斯地區的化石能源

摘要：中小企業尤其是高新技術企業在發展中的融資需求與現在的銀行體制之間存在的結構性矛盾日益激化，高科技創業企業在競爭中仍然面臨著技術落后、融資困難、信息閉塞、人才缺乏等制約因素，科技銀行的提出正是解決這一系列的難題成為業界關注的焦點。科技銀行是科技和金融結合的突破點，通過科技銀行把有限的金融資源配置到有利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科技型企業中去，是促進結構調整、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著力點。

關鍵詞：科技銀行風險投資運作模式創新

我們建議在安徽省建立科技銀行，解決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過程中的“成長瓶頸”問題。科技銀行是科技和金融結合的突破點，通過科技銀行把有限的金融資源配置到有利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科技型企業中去，是促進結構調整、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著力點。

一、科技銀行的概念與特點

國內把專為高科技企業提供融資服務的銀行機構定義為“科技銀行”，在國外被稱為“風險銀行”。科技銀行貸款的主要對象為科研機構和科技型中小企業等，為技術引進、技術研發、新產品試驗推廣等與科技創新有關的業務提供服務，而不得用于普通房地產開發和固定資產投資。

相比于普通意義上的銀行，這種科技銀行具有以下三個顯著特點:

摘要：通過對硅谷地區的實證研究總結出硅谷地區發展的階段，通過對以往硅谷復制理論的研究，發現復制硅谷實踐的困惑和理論解釋的困擾，并利用供應鏈的理論去解釋這一困惑。通過供應鏈和產業鏈的比較得出軟件產業集聚是由供應鏈的積聚實現的。

關鍵詞：復制硅谷；軟件產業集聚本質；軟件產業供應鏈與產業鏈比較

1美國硅谷地區軟件產業集群實證研究

硅谷開明的意識、開放的環境、活躍的人才流動使得人們有機會學到更多新的知識和專業技能，提高了地區的經濟活力。硅谷知識流動頻繁。伴隨著人才的流動，知識，尤其是創新性的高新技術，在硅谷區域內由政府、學校、研究機構、公司以及一些培訓機構之間建立的復雜網絡關系中不斷地產生、流動、傳播和再創新，極大地促進了硅谷的發展，成為了硅谷迅猛發展的“血液”。硅谷的發展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

1.11950年代以前：硅谷軟件產業創新集群的形成階段

到1950年代硅谷已經完成了演化的第一階段即軟件產業創新集群形成階段。其基本的特征是：(1)集群單元已經形成。這個集群單元就是以惠普公司為主導的若干關聯企業和大學等機構有機結合所構成的集合體。(2)聚集條件已經具備。一種適應于使硅谷發展成為創新型集群的基礎設施、技術基礎、制度基礎以及文化基礎均已基本形成，聚集功能開始產生。

【論文關鍵詞】國外區域創新體系構建

【論文摘要】自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建立創新型國家，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以來，各地紛紛加速了區域創新體系的構建與完善，但與國外相比，其進程與成效差距頗大。縱觀國外區域創新體系的構建，借鑒國外的經驗，我國各地應大力營造區域內特有的創新文化氛圍，注重人才資源的開發與集聚效應，創造良好的創新環境，進而推動國內區域創新的發展。

一、美國硅谷的區域創新

硅谷，按美國《哥倫比亞簡明百科全書》的注釋是：一個長度大約32英里的工業區，位于加利福尼亞的帕拉阿圖和圣何塞之間。上萬家中小企業集中形成的企業集群在實現規模經濟的同時，激發了創新精神，并使硅谷始終保持著持續不斷的自主創新能力，最終在全球的競爭中獲得優勢。其原因主要有：

第一，區域內技術人才與大學和研究機構高度密集。區域內有著名的斯坦福、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圣克拉拉等大學。如今世界上的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有近I／4在硅谷工作，該地區有6OOO多名博士，占加州博士總數的1，6。世界一流大學(研究機構)和眾多智力人才的地域集中，對硅谷地區的經濟發展作用不可估量。

第二，區域內利于創新的特殊社會文化環境。硅谷文化的主要特征可歸結為：鼓勵冒險、善待失敗、樂于合作。勇于冒險、不斷進取的獨特思維方式，提供了無休止衍生公司的土壤，從而也提高了硅谷不斷創新的持久力和活力。硅谷對創業者失敗的寬容和冷靜也是硅谷保持活力的一個重要因素。硅谷區域內各行為主體之間令人吃驚的合作文化和精神也是十分獨特的。市場競爭要求持續創新，而公司間的正式合作特別是非正式的合作則是創新的一個重要推動因素。

“科技銀行”美國范式

美國存在兩類“科技銀行”：銀行類“科技銀行”和非銀行類“科技銀行”，前者以硅谷銀行為代表，后者以西部技術投資公司（WesternTechnologyIn－vestment，以下簡稱WTI）為代表（朱鴻鳴、趙昌文等，2011）〔2〕。兩類“科技銀行”代表兩類不同“科技銀行”范式：硅谷銀行范式和WTI范式。關于兩類“科技銀行”的異同，DMIbrahim（2009）〔10〕采取訪談法，在對美國主要“科技銀行”工作人員訪談的基礎上，對其進行了詳盡研究。DMIbrahim發現，銀行類“科技銀行”和非銀行類“科技銀行”在風險控制方面都強調客戶的遴選，如以企業是否有VC支持和是否擁有知識產權作為信號來判斷企業質量；都強調與VC的緊密合作和創業企業家的日常交流，認為正的經營現金流量并不一定是必要的，將創投提供的后續融資視為還款來源。但銀行類“科技銀行”可以，而非銀行類“科技銀行”不能通過監控貸款企業的存款賬戶來實施風險控制。在盈利模式方面，兩者都收取較高的利率。銀行類“科技銀行”收取利率相對較低，一般是在基準利率基礎上增加1％到2％，而非銀行類“科技銀行”收取利率則較高，一般都在10％以上。銀行類“科技銀行”之所以收取相對較低的利率，主要是由于其吸納的企業存款能帶來的其他衍生收益。在單筆貸款額方面，非銀行類“科技銀行”要高于銀行類“科技銀行”。期權收益是美國“科技銀行”收益的重要來源。需要注意的是，在動機上，獲取期權收益并不是其開展科技貸款業務的主要目的；在實際結果上，期權收益也不占“科技銀行”收入的主要部分。以硅谷銀行為例，總體來講，期權收益占非利息收入比例很低，也不占利潤的主要部分。即便沒有期權收益，硅谷銀行的盈利能力依然很強，仍能保持運營的可持續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員工能力方面，DMIbrahim的研究表明“科技銀行”的運營并不一定像VC一樣需要技術專家。這與國內的觀念不同，在中國，“科技銀行”實踐者和理論研究者一般都認為“科技銀行”需要既懂技術又懂金融的復合型人才。

“科技銀行”中國范式

科技支行是商業銀行內部設立的支行或分行級別的科技信貸專營機構，不具備獨立法人資格，是在直接復制硅谷銀行模式未果的情況下做出的現實選擇。科技支行是當前“科技銀行”中國化的主流模式，據不完全統計，截止2011年12月20日，近3年來全國7個省至少成立了23家科技支行，其中江蘇省的科技支行數占全國科技支行總數的70％以上，超過一半的科技支行為當地城市商業銀行或農村商業銀行設立。杭州銀行科技支行是目前運營相對成功的科技支行②〔11，12〕。作為硅谷銀行范式的中國化，科技支行范式在很多方面與硅谷銀行范式相似，如選址、定位、盈利模式與風險控制。在機構性質方面，兩者也有一定相似之處，雖然硅谷銀行是獨立法人，而科技支行或分行是非獨立法人機構，但科技支行可以通過獲得帶有“一行兩制”色彩的特殊政策來盡量保持營運的獨立性。全國一半以上的科技支行都由當地中小銀行設立，這一現象其內在邏輯便在于當地中小銀行能給予科技支行更大的獨立性。由于中美科技金融生態的差異，科技支行范式與硅谷銀行范式也存在顯著差異。在定位上，囿于中國創投業發展滯后的現實，科技支行將目標客戶定為有發展前景的科技型中小企業，而非有VC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業。在風險控制方面，科技支行范式除了重視創投的作用外，也強調通過與擔保機構和政府的聯動來控制風險。在政策支持方面，科技銀行模式強調政策支持是必要的，而硅谷銀行模式對此并無特別要求。科技支行為什么主要集中在江蘇，而非北京、上海和深圳等金融資源稟賦和科技資源稟賦都更高的地區，其主要原因便在于有效的政策支持是科技支行范式的重要原則。值得注意的是，在利息方面，雖然科技支行范式要求高風險高利率，但在實際運營中，政府出于扶持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目的，一般都要求科技支行按基準利率或優惠利率放貸。對于優惠利率所導致的未覆蓋的風險，政府采取貼息或提供擔保、設置風險補償基金等方式予以處理。對硅谷銀行范式的一些誤讀也是導致科技支行范式與硅谷銀行范式存在差異的重要原因。如在盈利模式方面，科技支行范式十分強調期權收益，其主要原因便在于大部分“科技銀行”實踐者和理論研究者均認為大量期權收益的獲得是硅谷銀行成功的至關重要的因素，認為在中國若不能獲得期權收益就意味著不能有效復制硅谷銀行模式。但實際上，硅谷銀行范式僅將期權收益的獲得視為“中彩票”，利息收入才是重點。很明顯，科技支行范式對期權收益的過度關注正是對硅谷銀行范式誤讀所造成的。此外，在風險控制方面，科技支行范式強調抵質押物，對企業的經營現金流量十分關注；但硅谷銀行范式則認為創投提供的后續融資是企業重要的還款來源，認為正經營現金流量不是必要的，對企業經營現金流量和抵質押物的關注度相對較低。這種差異雖然有科技金融生態差異的因素，但對硅谷銀行范式研究得不透也是重要原因。科技小貸公司是科技小額貸款公司的簡稱。國內目前存在兩類性質不同的科技小貸公司：天津模式科技小貸公司和江蘇模式科技小貸公司。本文的科技小貸公司特指江蘇模式科技小貸公司。這類科技小貸公司“是不吸收公眾存款，面向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園區）內企業，經營小額貸款和創業投資業務的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截止2011年12月20日，江蘇省內已有至少15家以上的科技小貸公司正式運營。由于科技小貸公司和科技支行在性質上和業務種類上存在很大的差異，科技小貸公司范式和科技支行范式在盈利模式和風險控制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在盈利模式方面，科技小貸公司可投可貸，既可以獲取利息收益，也可以獲取期權收益及股權收益，而科技支行在獲取期權收益及股權收益方面面臨重重限制。此外，科技小貸公司還可以獲取較高的利息（可以達到基準利率的兩倍以上），而科技支行在運營過程中，經常被要求按基準利率給予科技型中小企業貸款，或利息上浮幅度很受限。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科技小貸公司范式認為杠桿率至關重要，杠桿率的提高既可以增強科技小貸公司的商業可持續性，也能增強其科技貸款供給能力；但科技支行并不太在意此，因為科技支行幾乎不受杠桿率限制〔2〕。在風險控制方面，科技支行不僅受到總行政策的影響，還受到銀監部門的監管，因此其對不良貸款容忍率低，而科技小貸公司的不良貸款容忍率則不受監管部門監管，只要能夠滿足商業可持續性便可，因此不良貸款容忍率高。此外，科技小貸公司缺乏科技支行擁有的通過監控客戶存款賬戶來實施風險控制的機制。在政策支持方面，科技小貸公司范式也強調政策支持的必要性。但在實踐中，由于政府對其認識未上升到“科技銀行”的高度，科技小貸公司所獲政策支持力度遠遠低于科技支行。科技債權融資平臺是科技型中小企業債權融資平臺的簡稱，是一種政府主導的，虛擬的、集成式的“科技銀行”，通過財政嵌入金融交易結構的方式為科技貸款供給主體提供一種風險控制機制，達到激勵其向科技型中小企業發放科技貸款的結果。蘇州市科技金融服務中心運營的“科貸通”是科技債權融資平臺的典型。與科技支行和科技小貸公司不同的是，科技債權融資平臺本身并不是信貸主體，而是一種機制，一種促使商業銀行“科技銀行”化的機制。其主要業務模式是促使商業銀行發放科技貸款的模式。在業務模式方面，科技債權融資平臺的“常識”原則包括財政嵌入金融交易結構和聚合科技金融供給主體。所謂財政嵌入金融交易結構是指通過補貼、貼息和風險補償等財政資金運用方式來改變科技貸款供給主體的科技貸款業務的風險收益結構。在風險控制方面，科技債權融資平臺關注的是財政專項資金的風險，其范式是通過對財政專項資金的穩健性運營，保證平臺運營的可持續性，擺脫依賴政府財政資金持續注入來維持平臺運營的思路。科技債權融資平臺范式在美國并無對應的范式，是一種基于中國國情的“科技銀行”范式的創新。

結論及建議

近年來，“科技銀行”實踐在中國取得了巨大進步，產生了科技支行、科技小貸公司和科技債權融資平臺3種不同類別的“科技銀行”，拓展了“科技銀行”的概念，并相應形成了科技支行范式、科技小貸公司范式和科技債權融資平臺范式。但對“科技銀行”美國范式的片面理解以及對硅谷銀行范式的誤讀嚴重阻礙了“科技銀行”的發展：科技支行在業務開展方面并不盡如人意；科技小貸公司和科技債權融資平臺的實踐僅在個別省份開展；“科技銀行”風險控制能力仍需進一步提升。“科技銀行”的發展的確需要政策上的支持及政策上的突破，但更需要全面了解和借鑒“科技銀行”美國范式，更需要“科技銀行”理念和范式上的突破，更需要在范式創新基礎上的政策支持。在觀念的突破上，首先要與時俱進，突破“科技銀行必須首先是銀行”這一觀念的限制，將“科技銀行”的本質特征定義為商業可持續性地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貸款，對“科技銀行”進行廣義化理解為信貸機構，乃至一種科技貸款機制。這有利于在“科技銀行”實踐的過程中突破單一范式的限制，充分發揮民間智慧，不斷推動“科技銀行”中國范式的創新及演進。在對“科技銀行”廣義化理解的基礎上，基于“科技銀行”范式“常識”原則，我們提出以下促進“科技銀行”發展的政策建議：（1）大力推動科技支行的發展。科技支行方面，要全面、準確認識硅谷銀行范式的內核，不要把眼睛只盯在股權或期權上，應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產品創新和創新風險控制機制上，如借鑒硅谷銀行模式，嘗試將創投提供的后續融資作為還款重要來源考慮。政府方面，在加強政策支持時，也應堅持市場化原則，適當放寬對科技支行貸款利率方面的實質性限制，允許科技支行按風險收益配比法則定價科技貸款。（2）大力推動科技小貸公司的發展。科技小貸公司，要加強與銀行、創投和擔保機構等科技金融供給主體的交流，提升風險控制能力。政府方面，首先要將科技小貸公司視為“科技銀行”，推動相關優惠政策的普惠化，其次是有步驟地、在風險可控的原則下逐步放開科技小貸公司資產負債率的限制，即適度增加杠桿率。（3）推動科技債權融資平臺的發展。創新政府作用機制、在金融資源富集、科技資源富集和財政實力雄厚的地區推廣科技債權融資平臺，并注重科技債權融資平臺的風險控制和運營的可持續性。不斷探索市場化的科技債權融資平臺模式。（4）大力發展創業投資，營造促進“科技銀行”發展的良好科技金融生態環境。要推動創業投資與“科技銀行”和其他科技金融主體的互動，優化創業投資風險收益結構，以“科技銀行”促創業投資發展，以創業投資促“科技銀行”發展。

本文作者：張冕工作單位：湖北經濟學院工商管理學院

1、國際高新區的發展歷史世界上第一個高新區是1951年誕生在美國的斯坦福研究園,因而國外的高新區起步早,發展歷史長,發展速度快。國外高新區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二個階段:(l)起步階段。這一階段是從1951年斯坦福研究園的興建到20世紀80年代。世界高新區的建設處于起步階段,且發展緩慢。1951年美國在加利福尼亞州興建的斯坦福研究園(StanfordResearchPark)占地僅有50英畝規模,開創了世界高新區的先河。與斯坦福研究園同時起步的是波士頓地區128號高速公路地區,但當時128號公路地區只是自發集聚了幾百家高新技術公司,不能稱為真正意義上的高新區。1959年,美國又興建了占地30多平方公里的北卡羅來納三角研究園。在這一階段,世界上其他地區的高新區還包括:1970年英國劍橋大學的圣三學院建立的劍橋科學園;法國于1969年開始籌建的索菲亞安蒂波利斯科學城;日本于1963年建立的筑波科學城等。應該說,在這一階段,世界范圍的高新區都處于起步階段,且數量很少,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世界上僅有20多個高新區,興建的高新區都位于西方發達國家,且絕大多數集中在美國。(2)高速發展階段。這一階段是從20世紀80年代到現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國經濟嚴重衰退,但是高新區卻獲得了以技術為導向的經濟增長,再加上世界新技術革命引發的世界性的產業結構調整,世界范圍內興起了創建發展高新區的熱潮。在美國,斯坦福研究園發展成了居于全美乃至世界高新技術產業前沿的“硅谷”,128號公路地區發展成為世界最大的計算機基地之一。與此同時,美國其他各州又興建了大量的高新區。到1992年,美國高新區已遍及80個州中的42個州,總數達358個。在歐洲,英國又興建了蘇格蘭硅谷;法國建立了以生物技術為主的布列塔工業園,以航空航天技術為主的圖盧茲科學園;德國建立了西柏林科學園區、亞深技術中心、布倫瑞克科學園區。在亞洲,這個時期高新區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亞洲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紛紛行動起來,興建各種類型的高新區,如韓國的大德科學城,大田科學工業園區,光中技術城,新加坡的肯特崗科技園,印度尼西亞的瑟蓬科學城,印度的班加羅爾科學城,古爾風科學城,泰國和菲律賓等國的科學工業園。迄今為止,世界各地的高新區己經達到1000個,這些形態各異的高新區有力地推動了各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在目前的世界各地的科技園中,綜合其發達程度、發展速度、影響力大小、對我國高新區的借鑒作用等多方面的考慮,本報告將著重分析美國硅谷、印度班加羅爾軟件園、臺灣新竹科學園的發展狀況,并由這三家高科技園區的發展狀況分析高科技園區的特點,并以此為基礎對于東湖新技術開發區的商貿流通規劃給出建議。2、美國硅谷的發展歷程與現狀硅谷(SiliConvalley)位于美國加里弗尼亞州,它是一個從舊金LlJ的PaloAlto向南到SaintJose長約48公里,從Cupertino到Fremom寬約14公里的狹長地帶,原名叫圣克拉拉谷(TheSantaClaravalley)。1938年williamHewlett和DavidPaCkard用538美元在租來的汽車房里成立惠普公司開始了他們自己的創業,也開始了硅谷歷史的書寫。此后,在特曼教授的鼓勵、支持和推動下,一部分技術性公司隨同惠普公司一起發展起來,為硅谷作為新興電子產業基地打下了基礎。二次大戰臨近結束的時候,美國總統羅斯福提出,要盡快把國防技術轉為民用技術,把軍事研究中得到的信息、技術和經驗用于和平建設。特曼教授再度回到斯坦福大學,并提出把斯坦福周圍建成“科技人才區”,強化大學在科技產業發展中的角色。為了實現特曼計劃,斯坦福大學首先建立了斯坦福大學研究所(SRI,StanfordResearCh工nstitute),從事與國防相關的研究并幫助西海岸公司的發展;之后,斯坦福大學實施“名譽合作項目”向當地的公司開放課堂;到了1951年,斯坦福工業園(TheStanford工ndustrialPark)的建立,進一步將大學教育和研究與產業發展聯系起來。50年代中期,仙童(FairChild)半導體公司在硅谷成立,它發展之快,繁殖和派生出新公司的能力是世界上任何一家公司都不具備的。到了70年代,由于不能夠繼續從美國的國防市場中獲得動力,風險投資和風險資本家在硅谷的活動達到了高潮。可以說,是風險投資幫助了硅谷微電子企業實現了技術轉移和市場轉移,并促成了硅谷形成集成電路的企業集群。但是,由于1969年美國政府制定了稅收改革法,連續調高資本增益稅,美國的風險投資市場隨即蕭條下來,硅谷的發展也逐漸緩慢下來。不過,這種發展靠的是新技術以及這些技術創新所打開的新市場而取得的,1976年SteveWozniak和SteveJobS在汽車房里創立蘋果公司就是這樣的例子。為了促進本國的經濟,1978年美國政府重新制定了新的稅收政策,決定將增益稅從49.8%降到28%,基本上回到了60年代的水平,風險資本隨即活躍起來,硅谷的發展也進入了超大規模的時代。隨著日本打進并控制半導體存儲器市場,硅谷于80年代下半期進入了歷史上最糟糕的經濟衰退,但是,到了90年代初期,隨著咨訊網絡革命的爆發,硅谷迅速從衰退中走了出來,硅谷不僅成為一個復雜的、專「1生產與計算機有關產品的基地,而且成為計算機網絡這一新行業的領頭羊,它重新占據著世界經濟和科技的中心。今天,硅谷己經成為高新技術產業的聚集地,風險投資家的樂園,世界高科技的人才中心,以及新經濟和新財富的谷地。ZOn年,硅谷人均GDP達到94000美元,居全美第一。硅谷的GDP占美國總GDP的50/0,而人口不到全國的1%。3、印度班加羅爾軟件園的發展歷程與現狀1991年,印度政府信息技術部為了促進計算機軟件工業的出口,在各主要城市逐步設立了巧個軟件技術園區,其中班加羅爾是投資的熱點之一,班加羅爾是印度軟件技術園區和軟件業的代表。早在80年代初,班加羅爾設立了少數幾家咨詢公司,初露鋒芒,1984年,美國得克薩斯州儀器公司率先打入班加羅爾,在那里設立了軟件開發公司,開展離岸開發業務。80年代后期,國際衛星通信的普及,使得西方公司普遍青睞印度龐大而廉價的人才‘市場,紛紛采用異地雇用印度人才開發應用軟件的生產模式,因特網的出現加速了這一進程。1991年,印度政府在班加羅爾和美國之間架設了印度第一座衛星通訊設備。90年代中期以來,涓涓細流變成了洶涌大潮,一些重要的高科技公司和跨國公司由孟買移至班加羅爾,HP、Digital、工MB、Motorola等大跨國公司入駐班加羅爾,班加羅爾由此而確立了亞洲軟件業都城的地位。1999年印度《IT行動計劃》,提出成為世界IT超級大國的目標,從各項政策與制度上保障軟件產業的優先發展,其中一個顯著特點就是高度鼓勵合作,尤其是與全球知名企業或軟件強國合作,如班加羅爾分別與美、中、日、以色列等國簽署大量合作開發計劃,班加羅爾最著名的軟件企業工nfosyS則與微軟、IBM、工ntel等企業建立多個合作項目,共圖發展。班加羅爾還匯集了一批大型科研機構,擁有印度工學院等7所知名大學,幾百所高等專科學校和高等職業學校。如今,在印度班加羅爾創立的高科技企業達到4500家,其中1000多家有外資參與;目前全世界大約有75家資質為五等(即最高資質)的軟件研發企業,其中有45個在印度,而這其中又有將近30個在班加羅爾;班加羅爾擁有近H萬IT外包員工,還有約n萬人在為美國、歐洲、日本、中國的企業編寫程序、進行計算機維護、金融服務以及其他重要的地區或國際性工作。班加羅爾地區已發展成為印度軟件之都,被稱為印度硅谷。ZOn年,班加羅爾地區IT業創造的產值已達280億美元,并預計今年還將有300k左右的增長。4、臺灣新竹科學院的發展歷程與現狀在八十年代前,臺灣經濟經歷了30年的發展,走過了一條由農業到工業,由輕工業到重化工業,由勞動密集型到資金密集型的道路,特別是通過進口林代工業和出口導向工業的發展階段,臺灣以其廉價的勞動力優勢,先期發展了輕工、紡織和家用電器等輕型工業,其后則推行以石化、鋼鐵兩大系列產業為主的重化工業,經濟獲得高速發展,一些日用產品如雨傘、鞋類、箱包、自行車等奪得世界銷售量第一位的輝煌業績,使臺灣在國際經濟上爭得一席之地,被譽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但進入八十年代后,經濟發展條件發生了一系列變化:世界發生能源危機、臺灣資源短缺、島內市場基本飽和、勞動力工資不斷上漲等,尤其是主要外貿國美國宣布取消對臺優惠政策,并采取種種措施限制臺灣產品進入美國市場,臺灣經濟發展面臨了新的挑戰。因此尋找少用能源、少用原料、少用勞動力而向世界推銷相比之下還算廉價的腦力產品成為臺灣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選擇。加強研究開發以及吸引海外學人回島發展高科技產業,著手加速產業由勞動密集型、資金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轉換,己成為臺灣經濟保持繁榮之路。為使臺灣經濟向現代化邁進,經過各方面因素權衡,將新竹建設為“臺灣硅谷”,集中發展電子、資訊等高科技產業,以推動臺灣產業結構升級換代。當局頒布了((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并于1980年12月正式決定建立新竹科學工業園。以引進高科技產業,生產高科技產品為目標的新竹科學工業園,其產業都是國外先進的高新技術的延伸,集成電路、電腦及周邊、通訊、光電、精密儀器及生物工程等六大產業,構成園區的“明星產業”,不但成為帶動全臺灣整體高科技產業的主力,也成為臺灣產業打入國際市場的主力。集成電路產業是園區的主導產業,其產值和從業人員都占一半左右。其發展速度也極快,年增產率多年保持在50%以上。新生產的集成電路產品在全球占有相當份額,僅次于美、日、韓等國,成為世界第四大生產基地。目前已投入“深次微米”開發計劃,國際上最先進的0.18微米的微影、蝕刻等技術正在研發中,計劃完成后,臺灣半導體產業在國際上的地位將進一步提升。電腦及周邊產業是園區另一主導產業,其產品在臺灣占有極大比重,終端機、桌上型電腦、影像掃描器、可攜式電腦及網絡卡等均占40%至50%以上。在世界排名上位居前列,終端機、影像掃描器和網絡卡占有率分別達70%、64%和38%。在大陸聞名遐爾的宏基電腦公司,是園區一重要企業,其品牌在美國占有率排名前10位,成為全球第六大個人電腦公司。臺灣電子計算機產值能躋居世界第七位,是與科學工業園的發展密不可分的。光電和通訊等產業也以極快的速度發展,預計將成為臺灣高科技產業下一波的主力產業。

從國際高新區的發展歷程,特別是美國硅谷、印度班加羅爾軟件園、臺灣新竹科學園的發展狀況,可以得出以下幾方面對高新區內商貿流通規劃的啟示,包括:(l)對居民與員工的共同關注;(2)為創業青年提供良好的商貿輔助設施;(3)國際化的視角。1、對居民與員工的共同關注從國際各主要高新區的發展和現狀中都可以看到,高新區內的人員構成會隨著高新區的成熟而出現原有居民的數量比例不斷降低,高新區內企業員工的數量比例不斷增加的現象,因此,從長遠的、發展的眼光來看,在高新區內進行的商貿流通設施的規劃與建設應把關注重點和受益對象從區內原有居民慢慢轉變為居民與員工的共同關注。對于在高新區內的企業員工,也會出現與傳統工業區內的員工不同的特征,即工作與家庭界限的模糊性。工作與家庭生活在表面上的二分和內在的互斥一直都是傳統工業社會尤其是工業區的一個重要特征。然而,國際各高新區的發展現狀表明,過去那種把工作和家庭區分為兩個性質不同的文化領域的觀點不總是正確的。實際上,在高科技工業園內,工作和家庭的邊界是模糊不清的,以致于想證明什么是工作、什么是家庭都很困難。例如,硅谷文化研究小組發現很多硅谷內高技術公司中的工作人員會在工作的過程中利用公司里的電腦,在網上為朋友購買禮物或者購買家庭用品;另外也發現有不少員工在工作時間通過自己的私人便攜電腦通過進人到學校圖書館完成學位或技能進修。這樣的發現不僅揭示了家庭文化和工作文化之間界限的模糊不清,更使我們看到一個普通人每天在把工作和家庭結合在一起時所顯現出的創造力。按照這樣的思路,工作和家庭的關系在高新區內得到了協調和綜合。一方面,高新區內企業員工的工作過程對于其家庭的影響慢慢從消極轉為積極。在傳統工業社會,人們從工作中獲得報酬以維持家庭開銷,但同時工作者在工作中的異化也必然導致家庭的異化,因此可視工作為家庭生活所不可避免的威脅。在傳統工業社會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中,如果夫妻雙方都就職的話,他們每天的生活可以典型地描述為在工作和家庭的需要之間“走平衡木”。走平衡木的比喻認為工作上遇到的障礙和家庭障礙處于蹺蹺板相互對立的兩端這個比喻的實踐含義是它使我們認為家庭是對遭到破壞的情況進行修復的努力,特別是由于工作的侵擾而造成的破壞。當我們聯想到走平衡木的人突然失去平衡狀態時的情境,這個比喻就顯得很恰當。毫無疑問,這個比喻所隱含的是工作對家庭的影響是以消極為主的預設,以及封閉的靜態平衡最優化觀念,而非工作與家庭的關系應該是激發創造力的開放關系。然而,硅谷文化小組的研究成果表明,隨著高新區內信息化水平的不斷提高,信息化的基礎設施無論在企業內還是家庭內都越來越高,MZM(MachinetoMachine,機器到機器)的出現更使得員工可以在企業內控制家庭中的各種設施,高科技園區內的個人在工作與生活中的界限變的越來越模糊,高科技園區中工作對家庭的影響正從消極轉向積極。而另一方面,在高科技園區內,家庭已經不僅僅是工作壓力和緊張的庇護所,還可以被視為一個多種用途的發動機。很多工作完全可以在工作場所之外進行,即使工作本身被鎖在公文包或者便攜電腦里,在家庭生活中仍然充滿關于工作中的困難解決以及社交關系的討論。按照上述分析,既然高新區內工作與家庭的界限會朝著不斷模糊化的方向發展,主要為工作服務的產業規劃和主要為家庭服務的流通規劃也應該不斷融合。一方面,在進行商貿流通規劃的過程中不應該僅僅把高新區看做一個工作的場所,而要同時關注員工的工作需求和家庭中方方面面的流通相關的需求,在二者的同時滿足下實現員工的工作效率和家庭舒適程度的共同提高;另一方面,高新區內的員工主要由青年的知識型員工組成,這類人群的心理特征、行為特征、消費習慣等會與高新區內原有居住人員有較大的差異,按照國際各高新區內原有居住人也有比例不斷下降、企業員工數量比例不斷上升的經驗,就應該在高新區的商貿流通規劃中同時考慮員工和原有居民的不同需求特征,爭取實現二者的共同滿足,甚至更偏向于滿足區內企業員工的商貿流通需求。2、為創業青年提供良好的商貿輔助設施從國際各個成功的高新區的發展歷程來看,大學,特別是著名大學在其中起到的推動作用是功不可沒的。美國《商業周刊》曾經指出:“今日硅谷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聚集學術精英、科技天才一、無限想象力及資金四射的科技殿堂,造就它的溫床—斯坦福大學功不可滅。”斯坦福大學為硅谷培養了大批一流的創業人才,如工程師、律師、銀行家、風險資本家和資產上億美元的企業家。而且斯坦福大學不斷派生出新公司,如太陽、英特爾、惠普、蘋果、硅圖、思科、雅虎……等等,恐怕沒有人能清楚地知道,斯坦福大學究竟派生出了多少公司。由斯坦福大學的教授和學生創辦的高技術公司成百上千,創造了硅谷65%的產值和約25萬個工作崗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也為硅谷的成功起到了巨大作用,其科學精英們造就了許多科技新趨勢,其中包括關鍵性資料庫的發明、目前廣為人知的Unix系統以及微處理器運算效能提升的精簡運算指令集架構等,也培育出了包括英特爾的創始人GordonMoore在內的一大批硅谷精英。與硅谷中高校的推動作用相仿,印度工學院對于印度班加羅爾軟件園,國立清華大學對于臺灣新竹科學園,劍橋大學對于英國劍橋科技園都產生了類似的推動作用。各大高新區在與高新區內高校相互促進的同時,大多數還形成了鼓勵創業的文化氛圍。美國學者安納利•薩克森寧在《地區優勢:硅谷和128公路地區的文化與競爭》一書中指出,盡管128公路與硅谷開發相似的技術,又在同一市場上活動,但結果卻是前者蒸蒸日上,后者逐漸走向衰落,發生這種差異的一個根本原因在于它們的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硅谷作為高新技術產業園,其文化的主要特征是:鼓勵冒險、善待失敗、緊密合作。不管是新入區的創業者,還是區域內的老員工,都努力地創辦新公司,甘冒創業失敗之風險,而不滿足于在大公司一步一步地發展;在世界許多地方,技術或決策上的失誤是一種恥辱,會斷送人的前程,而在硅谷,對于失敗卻極為寬容,許多公司獎賞那些甘冒風險的人,而不是懲罰因冒險而遭失敗的人,從而推動各級管理人員和全體員工大膽地嘗試創新;區域內的人們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全球競爭力的獲得依賴于區域整體優勢的發揮,于是,硅谷的發展真理是:競爭要求持續創新,持續創新則需要員工與員工之間的、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供應鏈相互之間的密切合作。印度班加羅爾軟件園相對而言更重視通過相互的合作與信息傳承來鼓勵和幫助實現青年人的創業過程。軟件園內崇尚共享知識的集體主義文化,班加羅爾的軟件工程師也很樂于向他人傳遞知識,做新手的“導師”。在集群組織內部,顯性知識通過正式培訓、企業內部互聯網和知識倉庫來轉移和流動;而隱性知識本身難于識別和轉移,于是班加羅爾的大多數組織采取非正式程序來轉移知識,例如“導師”制就是非常有效的程序之一,通過“導師”制,高手向初學者直接傳輸經驗法則,甚至關于客戶的信息和經驗也可以共享,專門技能和知識在班加羅爾軟件集群內得以順利流動。臺灣新竹科學園內同樣有著濃厚的推行創新的文化,在園內激烈的競爭中,也許只有10%的人能獲得成功,但失敗者也因進行了嘗試而受到稱贊。新竹科學園內的創業者在失敗時,沒有絲毫的羞辱感,他們認為其創業的動機更多來源于挑戰新技術。因此,他們勇于參與激烈的市場競爭并坦然面對失敗與挫折。新竹的文化認為,失敗并不是一個污點,而是未來成功的識別證,這樣的文化不僅證明了個人的自由創造欲望是經濟發展中最核心的推動力,而且把嘗試和失敗視作自由創造所必須的成本。按照上面的論述,在國際發展較好的主要高新區內,隨著大學與高新區的互相配合,伴隨著高新區內激勵、創新、寬容、學習、合作的文化氛圍,會有越來越多的的青年人才在高新區內工作和生活,這些青年人才不僅僅是高新區持續發展的源動力,也將慢慢成為高新區內的主要人群。因此高新區的商貿流通規劃要既能夠滿足其方便、快捷、時尚的生活需求,又要滿足其合作、展示、創新的工作需求,讓他們樂于長期留在高新區內,成為高新區效率提升的主要貢獻者。3、國際化的視角隨著交通、通訊等技術的不斷發達,人與人之間的空間距離正在不斷縮小,“地球村”己經可以形成,各大高新區內特別需要聚集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企業和精英人才,也會最明顯的體現出高新區內各個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和人員的共存性和國際性。在硅谷,新的移民浪潮使得國際化的程度越來越高,從世界不同國家過來的移民把他們自己關于家庭、工作和社會的觀念也帶進了高新區這個微型社會。硅谷文化小組研究時發現,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們的愛好、文化有很大差異,他們會因為不同的原因而聚集,某種相同的技術設備也可能在不同類型的家庭環境條件下產生絕然不同的影響。例如:對不斷出現的新技術的普及使用可以使中國、印度、越南等家庭聚集在一起,因為一個成年的兒子為了教自己的媽媽新的電腦技術而不斷與家庭成員溝通;但是也可以使一些來自歐洲的家庭成員相隔越來越遠,因為這些新技術可能使家里的成年孩子緊緊地同企業界連在一起而疏遠家庭。在印度的班加羅爾軟件園內,己經有近一半的員工來自美國、中國、日本、以色列、英國等印度以外的國家,其他世界主要高新區內也都顯示出比附近地區高得多的國際化的傾向。針對高新區內出現的國際化的現象,在進行高新區內商貿流通規劃的時候就必需要從國際化的視角出發,多考慮各國,特別是高新區內人員眾多的他國文化,一方面盡可能使得各種不同文化來源的人員的通用和特定的商貿流通方面的需求都能夠得到滿足,另一方面盡可能避免在商貿流通設施的規劃和建設中出現會導致不同文化來源的人員產生理解分歧的情況,從而避免不同類型人員的矛盾和沖突。

綜合上述有關國際高新區發展的現狀和觀點,我們認為,在我國高新區發展商貿流通業過程中有如下幾方面值得我們借鑒:1、既然我國高新區是一個政府主導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發展模式下的新技術開發區,就應該吸取如臺灣新竹科學園的經驗,無論是在各高科技產業方面,還是在商貿流通方面,都要注重政府在宏觀上的規劃性和微觀上的服務性這兩大職能。所謂宏觀上的規劃性,指的是在高新區建設過程中進行有關商貿流通方面的統一規劃,制定階段的發展目標、發展規劃,從而能為入駐園區的企業營造良好的商貿流通環境和發展環境;所謂微觀上的服務性,指的是各地高新區管委會應該將自己作為一個服務機構,為入駐園區的企業提供一攬子的高品質服務,這其中包括購物、餐飲、休閑、物流、會議、會展、娛樂、文化、教育、創業等各個方面在內的商貿流通是高品質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管委會需要時時跟蹤園區內企業和員工不斷出現的新需求,并在商貿流通規劃的指導下盡可能滿足這些需求,并不斷促進高新區內商貿流通效果和效率的不斷提升。2、明確高新區商貿流通針對的對象不應該僅僅是當前居住在各地高新區內的居民,而應該從長遠的、發展的角度看待本次規劃所針對的對象。按照國際各高新區的發展歷程來看,高新區內原有居民的數量比例會不斷下降,取而代之的是高新區內各企業的員工在高新區內安家落戶,導致其數量比例不斷上升。我國各地的高新區也不會違背這樣的歷史經驗,因此,其商貿流通規劃應該考慮,甚至是應該側重于考慮區內高新企業的員工的商貿流通需求。而如前文所述,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國際各主要高新區的發展歷程,高新區與區內高校的配合互動、高新區內濃厚的創新與創業氛圍都造成了高新區內的企業員工中大部分是由年輕的知識型員工構成,因此,新生代知識型員工對于商貿流通方面的需求也必將成為東湖新技術開發區商貿流通規劃制定時所必須考慮的要素。從工作的角度出發,新生代知識型員工在創業的過程中特別需要智慧的展示場所、需要與他人知識的溝通與協作、需要能夠鼓勵其不斷嘗試創新的氛圍。因此東湖新技術開發區商貿流通規劃應該針對這些需求特征,注重進行各級各類會展場所的布點,為青年人才的創新成果的展示提供平臺;注重多功能會議廳、可以進行工作交流的餐飲和休閑場所的規劃,使得青年人才可以方便地找到交流、合作的空間;嘗試在商貿流通規劃和實施的過程中鼓勵進入東湖新技術開發區的商貿流通企業為青年人才的創新成果進行風險投資。從生活的角度出發,青年知識型員工技術水平高、生活節奏快、需求個性化強,因此高新區的商貿流通應該充分考慮這些需求特征,傳統的百貨商場等流通業態對這部份個體將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吸引力,而應該一方面多打造集購物、休閑、餐飲、會展于一體的大型商業中心,使得區內員工可以方便地在一個地點滿足多種需求;另一方面增加大型商業中心中給予個體的商品體驗功能,再通過進一步完善的物流和快遞配送的布局,以“實體店體驗十電子商務+快遞配送”的方式快速便捷的滿足區內青年員工的個性化需求。3、從國際高新區的發展經驗來看,高新區內人員組成的國際化程度將越來越高。因此,各地高新區區商貿流通規劃的制定應從長遠考慮,在規劃中考慮到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個體商貿需求的滿足。在規劃中需要考慮到教堂、其他主要國家的風味飲食、雙語學校等其他國家的員工的商貿需求,也要盡可能避免在商貿流通設施的規劃和建設中出現會導致不同文化來源的人員產生理解分歧的情況,從而避免不同類型人員的矛盾和沖突。盡管在這份報告中,我們對國際高新區的發展現狀做了比較充分的信息搜集和細致的分析,但一定還有一些尚未收集到的資料和尚未考慮到的問題無法吸收進我們的報告,也還存在一定的缺憾,因此也希望有關專家對本調查報告提出寶貴意見。

科技部部長徐冠華先生在其《大力構建創新文化環境》一文中指出：“觀念的創新、科技的創新、體制的創新，無不回歸于文化的創新，這不僅是邏輯的必然，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要實現體制和科技上的創新，必須把建立創新文化當作一個重要的前提。”

那么，文化與創新之間究竟有什么樣的聯系，揭開歷史的畫卷，可見一斑。

日本人湯淺光朝經過多年研究得出結論：近代世界科學中心轉移的歷程是：

從上述歷程中不難發現：科技中心轉移的取向是有解放的思想、寬松的環境、對人才、技術、資金有吸引力的區域。為什么近現代的科技革命繞過了曾經有過輝煌巔峰時期的近現代中國？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一個國家科學技術發展道路和速度與其文化傳統、思想體系密不可分。楊振寧教授曾經說過：“儒家文化的保守性是中國三個世紀抗拒西方科學思想的最大原因，缺乏創新文化的底蘊是我們中華民族在科學技術發展上很難有大作為的緣由”。

讓我們再把目光轉移到美國高技術園區的發展。有人說，“文藝復興之后的全部事件中，對世界影響最大的莫過于硅谷模式。”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硅谷對當今世界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影響。事實上，在美國，跟硅谷有相同甚至更好的硬件環境的技術園區不止硅谷一個。

位于波士頓旁的128號公路區，附近有MIT、Harvard等知名大學，其創新力量絲毫不遜于斯坦福等大學，美國政府早期對128號公路區的支持在某種程度上比西部硅谷還要大，且128號公路區更靠近世界著名的NY金融中心。但128號公路處于老的工業基地，新英格蘭的老傳統如等級觀念，多層管理，重技術、輕市場等觀念深深地影響著園區的發展。而硅谷是一個由創新者、創意、金錢等要素無限組合、急劇變化的特殊“星團”，是適于創新創業、有良好生態環境的創業公司的“棲息地”。硅谷的文化特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