貢蕉范文10篇

摘要：適度推廣種植優稀新香蕉品種是香蕉產業發展的趨勢。通過對貢蕉的品種特征特性的闡述，了解其合理栽培技術，平衡施肥，綜合防治病蟲害，達到優質高效安全的栽培效果，進一步優化了我區香蕉品種的種植結構。

關鍵詞：貢蕉；優質；栽培技術

漳州市是福建省香蕉的老主產區，也是最重要的香蕉產區，據史料考證，香蕉種植具有1300多年的歷史。搞好貢蕉這個優稀新香蕉品種在本地區的推廣種植，進一步優化香蕉品種的種植結構，豐富香蕉市場品味，既滿足廣大消費者對香蕉高品質、多樣化的需求，又可提高果農種蕉經濟效益，為今后適度推廣種植提供科學依據。

1品種特性

貢蕉俗稱皇帝蕉，原產東南亞，屬甜蕉優稀品種，田間生育期為330~370天，較天寶高蕉短30天左右；貢蕉株高2.3~2.9m，假莖較纖細，呈黃綠色帶黃褐斑；葉柄較纖細，葉片狹長，翠綠色，長勢較直立；果指短，果皮薄，呈全黃色，果肉蛋黃色，肉質細膩，香甜可口，風味極優。

2外形色澤論文

摘要：適度推廣種植優稀新香蕉品種是香蕉產業發展的趨勢。通過對貢蕉的品種特征特性的闡述，了解其合理栽培技術，平衡施肥，綜合防治病蟲害，達到優質高效安全的栽培效果，進一步優化了我區香蕉品種的種植結構。

關鍵詞：貢蕉；優質；栽培技術

漳州市是福建省香蕉的老主產區，也是最重要的香蕉產區，據史料考證，香蕉種植具有1300多年的歷史。搞好貢蕉這個優稀新香蕉品種在本地區的推廣種植，進一步優化香蕉品種的種植結構，豐富香蕉市場品味，既滿足廣大消費者對香蕉高品質、多樣化的需求，又可提高果農種蕉經濟效益，為今后適度推廣種植提供科學依據。

1品種特性

貢蕉俗稱皇帝蕉，原產東南亞，屬甜蕉優稀品種，田間生育期為330~370天，較天寶高蕉短30天左右；貢蕉株高2.3~2.9m，假莖較纖細，呈黃綠色帶黃褐斑；葉柄較纖細，葉片狹長，翠綠色，長勢較直立；果指短，果皮薄，呈全黃色，果肉蛋黃色，肉質細膩，香甜可口，風味極優。

2外形色澤

一條短信幾天間迅速傳遍全國，于是全中國的柑橘滯銷了，這被人們稱之為“廣元橘子事件”。廣元橘子事件引發蝴蝶效應，遠在幾千里外的江西南豐縣著名的南豐蜜橘也受到嚴重影響，據統計廣元橘子事件對整個柑橘產業造成的損失將不下百億元。不僅是橘子，因一篇文章談到的香蕉普通病變，逐漸以訛傳訛地演變成“人吃了會致癌”，海南香蕉由于受到各種謠言影響價格持續低迷，最低價僅1毛3分錢一斤，村民只好將香蕉當豬飼料或喂養家禽。廣元橘子事件，海南香蕉的“謠言門”……千里之堤潰于蟻穴，如此龐大的農產品產業，卻是這樣的弱不禁風，毀于一條短信或者以訛傳訛的文章，這不禁讓人陷入沉思。

筆者認為各種“謠言”根源在于消費者對農產品沒有建立的任何信任。農民是弱勢的群體，農產品的危機處理需要靠政府相關部門建立起來，但是我們的政府除了要抓“造謠”者，辟謠外，顯得束手無策，再不過是當地的行政長官親自吃橘子做做秀或者下到銷售現場賣橘子走走過場，當然是于事無濟。政府不能樹立消費者的信心，也不能及時處理危機事件，農民當然更不具有這種能力。不久前發生的三聚氰胺事件，引發我國乳制品行業劇烈震蕩，但是北京的“三元”卻可以避過風頭，是因為當“蒙牛”、“伊利”等行業領袖都檢出含有三聚氰胺時，“三元”卻沒有上質檢局的“黑名單”，由此北京的幼兒園可以興奮地告訴家長，我們給孩子喝的是“三元”，“三元”也得以逆市收購“三鹿”，這就是品牌的力量。品牌能消除不利事件的影響，也可以消除消費者的不信任。

消費者對農產品沒有信任感，關鍵還不是因為農產品安全問題的不斷爆發，根本原因是我國農產品相應質量保障體系的缺失，這個體系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建立并完善起來的，這需要長期的過程，當然我們的農民兄弟不能靜靜地等待。本人一直關注農業的知識產權問題，本人認為可以用品牌建設來樹立消費者的信任，以彌補我國農產品質量保障體系的缺失，“三元”就是很好的例證。品牌不僅僅是個簡單的商標，用來區別農產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消費者信任品牌，因為品牌本身就是一個承諾，代表一個產品的品質以及生產者和銷售者的良心，是對消費者責任和承諾，消費者認可品牌，是對品牌所有者的信賴。消費者可以受到廣元橘子事件的影響，不放心其他橘子的品質，但是如果是品牌橘子，消費者基于對品牌的信任，該品牌的橘子可以像“三元”一樣在滔天巨浪中獨善其身。

我國的農產品普遍不注重品牌，我們買到的農產品，盡管外包裝可以做到很漂亮，但是漂亮的包裝上，無品牌（商標），無生產廠家，無產品質量說明，屬于“三無產品”，這是與工業產品的最大區別。現在很多地方也開始注重品牌，很多農產品的銷售者開始申請商標，但是盡管該銷售者是當地的銷售大戶，但就其銷量在全國是微不足道的，沒有一定銷售量的支撐，這種品牌無法推廣，無法讓全國消費者或者一定地域范圍的消費者普遍認知，當然不可能讓眾多消費者產生由衷的信賴，發揮不了品牌的作用。我們以江西的南豐蜜橘為例，南豐蜜橘有一千三百多年的種植歷史，自古為皇家的貢品，被稱為“貢桔”，屬于上乘的蜜橘品種，南豐蜜橘很早就獲得“原產地域保護產品”和證明商標。南豐縣的農民80%以種植南豐蜜橘為業，產量高達十幾億斤，產品銷售全國各地以及多個國家。但是和中國其他農產品一樣，基本依靠散兵游勇式的當地人進行銷售，沒有形成銷售量占到很高份額的銷售龍頭企業。盡管當地銷售者注冊了幾百個商標，但是到目前為止并沒有一個商標形成了知名度。品牌建設不是申請了商標就叫品牌，品牌是有內核的，蒙牛的牛根生將品牌歸納為三品：品質、品格和品味。品牌建設本身需要很高的品牌運營能力，由當地農民組織起來的銷售者對品牌的理解程度以及品牌建設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只有一定規模以上的龍頭企業才能擔此重任，所以筆者認為農產品的品牌建設要以農業產業化的大型龍頭企業為主力，筆者在多種場合一再建議地方政府應當扶持當地的大型農業產業龍頭企業，以龍頭企業來帶動當地農產品的品牌建設。農產品的品牌建設應當從兩個方面入手，首先做好當地的“地方品牌”，其次是大型龍頭企業的“企業品牌”。農產品有個先天的資源是工業產品基本不具備的，這就是地理標志（含證明商標和原產地域產品），這個資源是上天對某個地方的恩賜，是由當地獨特的氣候、土壤等條件以及悠久的歷史傳統形成的，這是和其他地方相同產品本質上的區別，這種區別就是當地最有價值的品牌，只要將這個地方品牌做好，就能成為當地的金字招牌。但是對于地理標志這個地方品牌的建設，目前我國還鮮有成功者，這些地理標志基本被政府部門控制，成為某些政府部門用來尋租的權利，這是阻礙農產品樹立地方品牌的最大障礙。在很多地方，原產地域保護產品標志和證明商標標志是公開明碼標價的，幾乎可以說只要給錢就可以買到，地方政府部門只想出售牟利，根本就不注重維護，所以該地理標志失去了應有的價值，使金字招牌黯然失色，這是我國目前農產品品牌建設非常慘淡的現實。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地方政府下定決心，破除部門利益，將該地理標志交由非政府的協會組織托管，并建立品牌使用的游戲規則。地方品牌形象的破壞者往往來自內部，而不是外部的侵權。當地不良居心銷售者或生產者，他們以破壞品牌形象獲得私利，這是農產品地方品牌難以建立的另一個原因。破解這個問題并不太難，只要建立利益與共的規則，讓大家明白農產品品牌建設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那么不遵守規則者不規矩的行為侵犯的就是左鄰右居的私利，左鄰右居互相成為監督者，不守規則者將成為過街之鼠，不規矩的行為無所遁形，無法得逞。這樣首先從內部開始，使人人自覺維護這個地方品牌，這樣才能逐步將地方品牌樹立。

按照西方的思維，人都是自私自利，大家可以做到自覺去維護，但是恐怕難以做到人人去自覺建設。從一個博弈的心態而言，普通的農民都會選擇靜候別人去推廣品牌，自己搭便車享受品牌帶來的收益。盡管地方品牌可以委托協會組織來托管，但是農業的協會組織具有一定的缺陷，尤其是我國目前農業協會組織普遍不規范，所以完全將品牌的打造寄托在協會組織上，顯然是有巨大風險的。所以光有地方品牌是不夠的，還要形成一兩個龍頭企業的品牌，這樣龍頭企業可以作為領頭羊，帶動提升地方品牌。龍頭企業作為一個企業有利益上的訴求，打造一個好的品牌會有經濟上的收益。大型的龍頭企業的市場敏感程度也比協會組織高，對品牌的運作能力也比較強，龍頭企業打造的企業品牌可以是對地方品牌的補充和完善。

粗放的農業生產時代已經過去，即便是再優良的農產品也不再像計劃經濟時代那樣具有一定的稀缺性，農產品的品牌經營時代已經到來。沒有品牌的農產品極容易受到各種事件的波及，只有品牌農業才能獲得消費者的信賴，才能堅韌地走出各種不良事件的陰霾，并且步入輝煌。因而農產品的品牌建設應當受到地方政府以及龍頭企業們的高度重視。

［摘要］以佛山三水區的農產品黑皮冬瓜為出發點，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農產品卡通形象包裝設計及其衍生產品設計的開發思路，再以卡通形象及其衍生產品為載體達到宣傳農產品、提升品牌影響力、增加產品銷售為目的，從而為鄉村振興貢獻力量。

［關鍵詞］農產品；卡通形象；衍生產品；品牌提升

依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即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發布。文件指出，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在鄉村振興大背景和“互聯網＋農業”的新型模式下，如何打造農業品牌，如何利用新媒體技術及互聯網新思維成為推動農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新途徑。采用卡通形象來代言農產品是助推商品農業品牌發展及農產品包裝和推廣具有積極的作用和意義。但其形象設計水準參差不齊，正確通過卡通形象代言，具有研究和探索的必要性。

一、國內現狀

（一）我國農產品的卡通形象缺乏

目前國內農產品通過使用卡通形象代言的成功案例較少，存在卡通形象的造型設計和農產品或商品的風格不符，未能起到應有的提升包裝和品牌推廣作用。2017最受消費者喜愛的中國農產品區域公用品牌（果蔬類），多數的農產品標識還停留在初級設計階段，未能很好地進行系統的有效設計，配色過于生硬，低級，整體外觀缺乏審美。

自夏、商、周三代以來約四千年的中國文明史中，人們的衣料大致在前三千年以絲麻為主，後一千年逐漸轉變為以棉花為主。當然，現代又興起了人造纖維，則不在本文介紹之列。

自三代至唐宋的三千三百年間，中原大地除栽種粟、麥、稻等糧食作物外，主要是栽種桑、柘、大麻、苧麻等。白居易《秦中吟·重賦》詩說：“厚地植桑麻，所用濟生民。”[1]隨著人口的繁衍，土地的墾殖，處處有綠蔭蔽野的桑樹和柘樹，此處景象，今日已不易設想，更無以復原了。

絲麻不僅作為紡織品的原料，麻可以制作麻繩之類，絲絮是制作被褥、冬服等的原料。《重賦》詩描寫“官庫”內“繒帛如山積，絲絮似云屯”，[2]官府向民間徵收大量絲綿，即是供官員、軍人作冬服之用。李白《子夜吳歌》說：“明朝驛使發，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針冷，那堪把剪刀。裁縫寄遠道，幾日到臨洮？”[3]就是生動地描繪一個女子為征夫趕制冬袍之情景。古時所謂布，一般是指麻布，人們用“布衣”一詞形容平民百姓，是因為窮人穿不起絲織品，只能以麻布蔽體。杜甫《北征》詩說：“床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4]反映在安史之亂時，其家生計艱窘，不得不將舊剩的高貴刺繡絲織物，補衲麻織短褐。陸游《霜風》詩說：“十月霜風吼屋邊，布裘未辦一銖綿。”[5]另一《泛舟過金家埂贈賣薪王翁》詩說：“軟炊豆飯可支日，厚絮布襦聊過冬。”[6]反映當時尚可飽暖的生活水平，是麻布作面料的絲綿冬服。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說：“布衾多年冷似鐵，驕兒惡臥踏里裂。”[7]這是指絲綿為絮的麻布被，因使用多年，“驕兒惡臥”，已喪失保暖作用。宋徽宗時設居養院，類似今日之養老院，規定八十歲以上老人“夏月支布衣，冬月衲衣絮被”，即“布絮衲被”。有一位一百零一歲的老人咸通“冬月給綿絹衣被，夏單絹衫袴”，[⑧]作為特殊優待。

自秦漢迄唐宋一千五百年間，絲麻維系著數千萬，甚至上億中國人的衣著、被褥等生活必需。當時固然有衣不蔽體者，但也有浪費綾羅綢緞，用之如泥沙不惜者。兩者相抵，尚有部份絲綢經海路和陸路出口，馳譽古代并不發達的國際市場。絲麻自給有馀，這在技術落後的古代絕非易事。正如司馬光所說：“蠶婦育蠶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9]我們緬懷燦爛華夏古文明時，就絕不應當忘卻成千上萬史冊中無名的農婦們的勞績，她們也同樣是古文明的支柱。

古代主要是男耕女織式的自然家庭經濟，全國的絲麻總產量決不可能有官府的統計數字。列入官府統計者，只有賦稅和財政收支。漢武帝時，曾一次“均輸帛五百萬匹”，[10]這正反映了當時絲織品產量之多。宋英宗時，主管財政的三司使蔡襄上奏，說一年內通過和買、徵稅等途徑，共收入絲麻織品8，745，535匹。[11]宋朝沿用後周之制，規定繳納官府者，一匹紬絹幅闊2尺5分，重12兩，長42尺。[12]依1宋尺為31厘米計，約折合113，866，866米。宋朝官府的布帛主要供軍隊和官員之用，北宋中期，禁軍將士平均每年春冬發放紬絹6匹，綿12兩，[13]6匹紬絹約折合78米。南宋有軍士每年發放絹4匹和2匹的記錄，約折合52米和26米。因為絲織紬絹不耐穿，必須每年發放。北宋人口最多時約有1億。按1億人的衣裝、被褥、帳幔等用品估計，還須考慮到部份絲綢出口，人們的衣裝盛行寬體，衣料的使用并不經濟等情況，將絲麻織品依平均每人每年消費2匹估算，則絲麻織品總產量為26·04億米。

但是，光是以紡織品尚不足以包括古代絲麻的總產量，另的絲綿之類，是不能不估計的。宋神宗時，官府兩稅收入中有絲綿一項，為5，850，356兩，[14]按16兩為1斤，1宋斤約合0·6公斤估算，約折合219噸。若以1億人口，每人平均每年耗費絲綿4兩的保守估計，絲綿年產量亦須1·5萬噸。

自夏、商、周三代以來約四千年的中國文明史中，人們的衣料大致在前三千年以絲麻為主，後一千年逐漸轉變為以棉花為主。當然，現代又興起了人造纖維，則不在本文介紹之列。

自三代至唐宋的三千三百年間，中原大地除栽種粟、麥、稻等糧食作物外，主要是栽種桑、柘、大麻、苧麻等。白居易《秦中吟·重賦》詩說：“厚地植桑麻，所用濟生民。”[1]隨著人口的繁衍，土地的墾殖，處處有綠蔭蔽野的桑樹和柘樹，此處景象，今日已不易設想，更無以復原了。

絲麻不僅作為紡織品的原料，麻可以制作麻繩之類，絲絮是制作被褥、冬服等的原料。《重賦》詩描寫“官庫”內“繒帛如山積，絲絮似云屯”，[2]官府向民間徵收大量絲綿，即是供官員、軍人作冬服之用。李白《子夜吳歌》說：“明朝驛使發，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針冷，那堪把剪刀。裁縫寄遠道，幾日到臨洮？”[3]就是生動地描繪一個女子為征夫趕制冬袍之情景。古時所謂布，一般是指麻布，人們用“布衣”一詞形容平民百姓，是因為窮人穿不起絲織品，只能以麻布蔽體。杜甫《北征》詩說：“床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4]反映在安史之亂時，其家生計艱窘，不得不將舊剩的高貴刺繡絲織物，補衲麻織短褐。陸游《霜風》詩說：“十月霜風吼屋邊，布裘未辦一銖綿。”[5]另一《泛舟過金家埂贈賣薪王翁》詩說：“軟炊豆飯可支日，厚絮布襦聊過冬。”[6]反映當時尚可飽暖的生活水平，是麻布作面料的絲綿冬服。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說：“布衾多年冷似鐵，驕兒惡臥踏里裂。”[7]這是指絲綿為絮的麻布被，因使用多年，“驕兒惡臥”，已喪失保暖作用。宋徽宗時設居養院，類似今日之養老院，規定八十歲以上老人“夏月支布衣，冬月衲衣絮被”，即“布絮衲被”。有一位一百零一歲的老人咸通“冬月給綿絹衣被，夏單絹衫袴”，[⑧]作為特殊優待。

自秦漢迄唐宋一千五百年間，絲麻維系著數千萬，甚至上億中國人的衣著、被褥等生活必需。當時固然有衣不蔽體者，但也有浪費綾羅綢緞，用之如泥沙不惜者。兩者相抵，尚有部份絲綢經海路和陸路出口，馳譽古代并不發達的國際市場。絲麻自給有馀，這在技術落後的古代絕非易事。正如司馬光所說：“蠶婦育蠶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9]我們緬懷燦爛華夏古文明時，就絕不應當忘卻成千上萬史冊中無名的農婦們的勞績，她們也同樣是古文明的支柱。

古代主要是男耕女織式的自然家庭經濟，全國的絲麻總產量決不可能有官府的統計數字。列入官府統計者，只有賦稅和財政收支。漢武帝時，曾一次“均輸帛五百萬匹”，[10]這正反映了當時絲織品產量之多。宋英宗時，主管財政的三司使蔡襄上奏，說一年內通過和買、徵稅等途徑，共收入絲麻織品8，745，535匹。[11]宋朝沿用後周之制，規定繳納官府者，一匹紬絹幅闊2尺5分，重12兩，長42尺。[12]依1宋尺為31厘米計，約折合113，866，866米。宋朝官府的布帛主要供軍隊和官員之用，北宋中期，禁軍將士平均每年春冬發放紬絹6匹，綿12兩，[13]6匹紬絹約折合78米。南宋有軍士每年發放絹4匹和2匹的記錄，約折合52米和26米。因為絲織紬絹不耐穿，必須每年發放。北宋人口最多時約有1億。按1億人的衣裝、被褥、帳幔等用品估計，還須考慮到部份絲綢出口，人們的衣裝盛行寬體，衣料的使用并不經濟等情況，將絲麻織品依平均每人每年消費2匹估算，則絲麻織品總產量為26·04億米。

但是，光是以紡織品尚不足以包括古代絲麻的總產量，另的絲綿之類，是不能不估計的。宋神宗時，官府兩稅收入中有絲綿一項，為5，850，356兩，[14]按16兩為1斤，1宋斤約合0·6公斤估算，約折合219噸。若以1億人口，每人平均每年耗費絲綿4兩的保守估計，絲綿年產量亦須1·5萬噸。

摘要：漢代與春秋戰國以來同屬一個溫暖期，這一歷史時期氣候的相對溫暖與濕潤，帶來了豐富的水資源，并使土壤與植被都處在良好的自然循環狀態。漢代農業的發展狀況，諸如農作物布局的變化、農產量的提高以及農業經營方式特色的形成都與之息息相關。

一

生態環境是整個社會經濟尤其是農業經濟發展的重要依托，歷史時期農業的發展也是如此。在生態環境諸因子中，氣候條件及其變化是原發性要素，它的發展與變化直接影響著植被、土壤和循環狀態，奠定著特定時期生態環境的基點。

根據歷史氣候學的研究，兩漢時代正處于大理冰期結束以后的第三個溫暖期。這一時期起于公元前800年左右，止于公元200年左右，高于現代的年平均氣溫1℃-2℃。這種氣候的特征，我們可以從許多方面找到佐證。

從植物分布變遷方面看，在這一歷史時期，由于氣溫上升，南方亞熱帶與暖溫帶植物紛紛北上。以竹為例，目前大面積的竹林基本上不超出長江流域，而在當時，竹子的生長區域卻超過了北緯46度，黃河流域分布著數量眾多的大面積竹叢。比如，春秋時的淇水一帶，竹木巨大成蔭，連延不絕。《詩經·衛風·淇奧》詠道：“瞻彼淇奧，綠竹猗猗”；“瞻彼淇奧，綠竹青青”；“瞻彼淇奧，綠竹如簀。”到漢代時期，這一帶仍然竹木繁茂。西漢元封二年，黃河決口，武帝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即以“下淇園之竹為楗”；[1]（《河渠書》）西北地區也是廣有竹林，《山海經·西次二經》即記六盤山一帶：“其木多棕，其草多竹，涇水出焉。”《史記·河渠書》亦記：“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當時的關中地區，同樣是竹林眾多，在《詩經·小雅·斯干》中就曾言：“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司馬遷所言“渭川千畝竹”[1]（《貨殖列傳》）、班固所言“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2]（《地理志》）更是膾炙人口。春秋戰國與兩漢時代竹簡的盛行，也可以從另一個側面說明當時竹木分布的普遍。

除了竹林之外，其他一些暖溫帶、亞熱帶植物的北移也十分引人注目。如《詩經》中屢屢在北方出現關于“梅”的詩篇。《召南》之“摽有梅”，地域當在當時的雍梁之地；《秦風》之“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其地域應在秦嶺山脈。另外，《陳風》有“墓門有梅，有鸮萃止”，《曹風》有“鸤鳩在桑，其子在梅”，該兩國地域均在兗、豫之地，即今河南山東一帶。而梅樹的下限溫度為-14°，因此當時平原中部冬季最低溫度比現在要高。[3](P15)

【內容提要】古代經濟區是由自然和人文環境所決定，以勞動分工為基礎，各具產業特色的地理區劃。大約自春秋至西漢武帝時代我國經濟區的雛形開始形成。我國古代經濟區具有自然、民族、政治三大特色。劃分經濟區有區域性、綜合性、專業化和經濟中心四條原則。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是三個不同性質的區劃，其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研究我國古代經濟區的形成和演變，對了解我國歷史時期經濟發展和地域差異有著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經濟區／綜合性／經濟中心

一、歷史經濟區域概念的產生

經濟區是由多種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氣候、資源的相對一致性和與之相協調的人文環境（歷史文化傳統、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科學技術）所決定，以勞動地域分工為基礎，各具產業特色的地理區域。經濟區域與經濟區域之間商品流通是經濟區域形成的必要條件。我國國土遼闊，各地區之間自然條件有很大的差異，由此而導致經濟和人文現象的差異同樣是十分明顯的。根據我國的自然條件（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可以劃分為東部季風氣候區、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區、青藏高原高寒區三大自然區，這三大自然區決定了我國經濟區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時這三大自然區內部也同樣存在自然和人文環境要素的差異，在歷史上先后出現過不同社會產業的地域分工，這種產業分工和差異便形成了不同的經濟區。

在我國古代社會的早期，由于經濟開發不足，生產力低下，區域間產業分工不明確，商品經濟還處于萌芽狀態，區域間商品市場體系沒有形成，經濟區的邊界是模糊的、不明確的。大致到了春秋戰國時代，隨著金屬工具的用于生產，農業、手工業生產力的提高，各地根據本地的自然條件所生產的具有本地特色產品的產業興起，除了滿足本地區需要外，可以將多余的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并從中獲利，于是形成一定規模商品交換和貿易，產業的區域分工初步形成，開始出現經濟區的雛形。正如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條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陸地、山區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氣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礦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條件的特點不同，又有了勞動工具的天然差別。這種差別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間的職業劃分，我們一般應在這些部落相互進行的交換中發現產品向商品的最初轉化。”（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頁。）到了戰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這種產業區域分工已經客觀存在，經濟區域的概念在當時人們觀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書·禹貢》中以山嶺、河流、藪澤、土壤、物產、貢獻以及交通道路劃分的九州，不僅是一種綜合的地理區劃，實際上也是經濟地理區劃；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第一次將漢朝全境分為山東、山西、龍門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產業區，漢成帝時劉向的《域分》、朱贛的《風俗》，《隋書·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雖然都是以“物產風俗”劃分的人文風俗區，實際上也是經濟地域差異引起的人文地域差異的反映。因此可以說我國古代經濟的地域差異在人們的觀念里已經存在了。唐宋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間產業分工明顯，商品貿易頻繁，經濟區域的特征更為顯著，這在區域差異比較大的南方地區更為突出。南朝以來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時期的所謂“三吳”、“江南”、“兩浙”、“荊湖”等等已不僅是政區名稱，更貼切的是經濟區域的名稱。明人王士性《廣志繹》根據浙江省內不同自然、經濟條件分為若干亞區，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蓋嘉、湖澤國，商賈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蠶，是每年兩有秋也”；“臺、溫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產之地，稻麥菽粟尚有余饒。寧波齒繁，常取足于臺，閩福齒繁，常取給于溫，皆以風漂過海，故臺、溫閉糴，則寧、福二地遂告急矣。”這就是說，在浙江省內還分為若干經濟亞區，各經濟亞區間的商品交換已成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為。明清時代大體上各省自成一大經濟區，而省內又按自然條件分為若干亞區，這種亞區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謂“江南”即指長江三角洲經濟區而言，雖然對“江南”范圍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認為蘇、松、常、鎮、寧、杭、嘉、湖、太八府一州為江南經濟區（注：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認為應該是蘇、松、常、杭、嘉、湖。（注：陳學文：《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網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不論怎樣，“江南”一地作為一經濟區是客觀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產業差異更為明顯，經濟區的存在更為明確，經濟區的等級、層次更為繁復。對此進行研究，是我們全面認識中國傳統社會經濟、文化的區域差異和區域整合問題的重要切入點。

二、歷史經濟區域形成的歷史和地理條件

一、《列子》研究在文學層面的疏離

20世紀迄今，國內學界圍繞《列子》一書展開的研究涉及辨偽、思想、語言、文學等諸多方面。統而觀之，在關于《列子》的整體性研究方面，學界已經對《列子》研究的學術史、研究方式、研究階段及其特征等做了頗為細致而中肯的考察和總結，并對將來《列子》的研究趨勢和方向做出初步預測。該方面的代表有管宗昌的《〈列子〉研究綜述》《〈列子〉偽書說述評》。類似的著作還就先前學人們的辨偽成果集中提出了很多的疑問，這些問題也將促進當下《列子》研究進行積極而深刻的反思。整個20世紀，國內關于《列子》的研究，其過程具有較為明晰的階段性特征，筆者在匯總和梳理相關文獻資料的基礎上，結合學界最新研究成果，將之進一步整合，大致情形如下:1920年以前是第一階段。國內這一時期《列子》研究可略分兩派:一為校勘派，一為思辨派。前者主要代表有章太炎、于鬯、陶鴻慶等，他們以傳統小學為根坻，從文本本身出發，訂正語詞脫衍，校勘字句訛誤，以疏解現存文本中的疑難費解之處。稍后又有王重民、王叔岷、胡懷琛等人繼續對是書展開校釋補正。此種研究理路實際上一直延續到20世紀中期，當代楊伯峻的《列子集釋》正是該派承續和影響下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后者則以梁啟超、楊文會、陳黻宸等為領軍人物，側重于闡發原著中的思想意蘊。尤其是他們在黃震、朱熹等人的影響下，普遍認為《列子》一書中有若干明顯涉及佛教教義的內容。此派的代表著作為楊文會1917年金陵刻經處出版的《沖虛經發隱》。可以說，此階段是《列子》研究從古典跨入近代后研究路徑的拓展、分野期，更是近現代研究的奠定期。1920年到1960年左右的四十余年是第二階段。這一時期的典型特征是疑古風氣盛行，受此影響，考辨今本《列子》的真偽成為“列子”研究的焦點問題。代表學者及其著作或論文有: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呂思勉《列子題解》、馬敘倫《〈列子〉偽書考》、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陳旦《列子•楊朱篇偽書新證》、劉汝霖《周秦諸子考》、陳文波《偽造〈列子〉者之一證》等。這也促使了后來的一些學者如任繼愈、李澤厚等曾致力于此。除眾家的辨偽成果以外，該階段在闡釋《列子》一書的思想時也有所創新，較典型者如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這種創新之處在于將《列子》一書置于現代哲學史的范疇內展開論述，而非以傳統概括方式進行較為模糊化的處理，局限于將其內容與佛教教義作對照和印證。這也帶動了隨后的馮友蘭、劉大杰、容肇祖、牟鐘鑒等學者運用現代哲學觀念對《列子》的思想進行梳理、歸納。總之，這一階段的學術新變特征非常突出。20世紀60年代以后為第三階段。此階段的前期，國內大陸方面學術研究相對停滯，而臺灣地區的相關研究仍持續發展，從《列子》文獻梳理到考證辨偽再到思想內容的總結，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尤其是對原書文學藝術價值的探究也漸次展開。1972年，嚴靈峰出版了《無求備齋列子集成》(該書初版由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出版，后再版改稱《列子集成》)，該書融匯了各種《列子》版本及其研究論著，對研究《列子》貢獻巨大。蕭登福、周紹賢等則對《列子》文本蘊含的思想重新做了闡釋。20世紀80年代大陸的《列子》研究日漸復蘇并發展。張永言《從詞匯史看〈列子〉的撰寫時代》一文正如其題目所張，是依據語用學和語詞演變的歷史來為文獻斷代。類似作品還有劉禾的《從語言的運用上看〈列子〉是偽書》、馬振亞的《從語言的運用角度對〈列子〉是托古偽書的論證》等。對眾家學者的“偽書說”進行系統匯總的著作則有馬達的《〈列子〉真偽考辨》，此文頗具標志性與示范性。到了20世紀90年代，“非偽說”聲勢漸大，主張此說的代表學者及其著作有:許抗生《〈列子〉考辨》、陳廣忠《為張湛辯誣———〈列子〉非偽書考之一》、胡家聰《〈列子〉是早期的道家黃老學著作》、管宗昌《〈列子〉中無佛家思想———〈列子〉非偽書證據之一》等。總體來看，這一階段可稱作“深化、反駁、進階期”，研究成果不僅反映在考辨《列子》真偽的最新例證和前沿動態上，更集中體現在對其思想性的發掘愈發深入、理性、系統化。這種思想價值的探討，又突破了《列子》原書思想研究視角的局限，而進階到對該書早期注者張湛的思想的探究。但是，真正從語言文學方面來關注《列子》的著作和論文依舊鳳毛麟角。20世紀80年代曾有一些學者討論過《列子》的寓言藝術，如戴小實的《〈列子〉寓言故事的藝術》，但影響十分有限;20世紀90年代探討這一問題的作品略多一些，有陳建初的《〈列子〉反義詞綜論》、傅正谷的《〈列子〉夢理論與夢寓言述評》、章滄授的《〈列子〉散文多面觀》等。其中最著名的莫過于錢鍾書在其《管錐編》中于總結歷代眾家觀點之基礎上對《莊》《列》各自語言藝術與文學特色的精辟分析。進入21世紀，關于此方面的學術著作才日漸豐富起來。如楊漪柳《論〈列子〉對〈莊子〉寓言的運用》、王利鎖《〈莊子〉〈列子〉重出寓言故事辯議》、王東《從詞匯角度看〈列子〉的成書時代補證》、馬振方《〈列子〉寓言文體辨析》、袁演《〈列子〉寓言的敘事分析》、高其倫《〈列子〉寓言類編與研究》、楊學東《〈列子〉寓言研究》等。這類作品的持續增多表明，《列子》本身的文學性問題正在引起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越發強烈的重視，這對新時期的《列子》研究無疑是有著重要啟迪意義的。但是上述文章的特色是研究重心大都放在寓言文體上，多借助于語詞手段，屬于本體、個案研究的范疇。筆者認為，欲不斷推進該項研究，還應拓寬路徑，以宏觀視域來把握其文學影響，將其置于文學史、文化史中做過程論、生成論范疇的梳理與比較研究，以展開闡發和例證方才更為健全完善。再看國外，20世紀《列子》的研究群體主要集中于日本和西方學界。近代初期，憑借較為深厚的漢學積淀和較高的漢學研究水平，日本學界涌現出了一系列的相關研究作品。1897年，毛內千古發表了《列子の哲學》系列論文凡八篇，其文成功地引進了西方哲學概念，從而使得其對《列子》一書哲學思想的梳理和提煉更為全面和系統。這種方法的運用也給中國學界給來了啟示，1921年我國學者傅銅在其《〈列子〉書中之宇宙觀》一文中就運用了現代哲學概念去闡釋原書的宇宙觀。日本從二戰后到20世紀60年代初，在《列子》研究方面的突出人物有武內義雄、三上誠治郎、小林勝人、天野鎮雄、山口義男等人，而諸人的研究成果也基本集中于考證辨偽和思想闡釋方面。如武內義雄作《先秦經籍考•列子冤詞》強調“非偽說”，并逐條批駁馬敘倫的觀點。此后，日本的《列子》研究便漸漸走向了相對沉寂。但即便如此，相較而言，西方《列子》研究在數量和質量上都不及日本。西方學界的代表性成果有:1887年巴爾弗•弗雷德里克在《中國要籍解題》(ChineseScrapbook)上介紹了《列子》和列子其人，并把《列子》的真偽問題和思想價值聯系起來開展研究;1893年福柯•安東發表了《楊朱享樂主義與列子泛神論思想的關系》(YangZhutheEpicureaninhisRelationtoLieh－tzuthePantheist)，1912年又發表了《楊朱的縱欲觀》(YangZhu’sGardenofPleasure);1912年，英國翟林奈出版了《列子譯注》(TaoistTeachingsfromtheBookofLieh－tzu:TranslationfromtheChinesewithIntroductionandNotes)一書;1960年葛瑞漢則翻譯了《列子》(TheBookofLieh－tzu)全書;而在美國，直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學者顧立雅和卜德才發文探討《列子》的真偽問題。總而言之，《列子》的關注度在西方漢學界較低，研究面也比較狹小，研究深度更難及日本學者。在國外這些著述與研究中，深論《列子》語言藝術與文學價值的更可謂寥若晨星。從上述回顧可以看出，20世紀到目前，國內外學界對《列子》的研究成果頗豐，但主要集中于真偽考辨和思想闡釋方面，對《列子》本身文學性及其影響的關注則相對欠缺，使得關于該書語言藝術與文學價值的研究呈現出一種疏離化的樣貌。事實上，現存《列子》的文學成就是相當突出的。

二、今本《列子》的文學性探討及其文學藝術成就

暫且懸置對《列子》一書真偽問題的爭議，僅就現今傳世的《列子》文本而言，可將其視為一部兼具古代小說特質的優秀文學著作。魯迅曾提出，先秦諸子之作，“文辭之美富者，實惟道家”［1］，這是對包括《列子》在內的所有道家經典的文學特征的整體概括;錢鍾書也對《列子》給予過“固眾作之有滋味者”［2］467的評價;當代為該書作譯注的嚴北溟則從一位專業翻譯、注解者的角度肯定它“不僅具有較高的理論思維水平，更有著相當的文學價值”［3］。其實歷史上，《文心雕龍》的著者劉勰在南朝時就已經直接對《列子》不吝溢美之詞了:“列御寇之書，氣偉而采奇。”［4］但是長期以來，學界似乎因過多地褒賞、詮釋《老子》《莊子》作為道家著作的代表性和具有藝術美的典范性，又被《列子》的辨偽考證問題所糾纏，從而遮蔽并忽視了該書“文辭之美富”的魅力與價值。具體而言，《列子》一書在探討天地萬物、人的生命與命運以及夢幻、養生、規律、變化等概念和問題的過程中，從古代神話傳說、莊文屈騷里汲取了豐富的傳統文化元素，吸收了浪漫主義的藝術精神，并將藝術想象、哲學思考與文學手法自然糅合，進而賦予了這種過程飄逸而奇幻的色彩。《黃帝》篇中的黃帝夢游華胥氏之國、神人居于列姑射山，《周穆王》篇中的“周穆王與化人西游”“古莽之國與阜落之國”“樵夫尋鹿”，《湯問》篇中的偃師獻倡等寓言和故事，都具有明顯的虛構性甚至是傳奇性，在對它們進行書寫和表現時，作者充分展開想象力，使得整個故事離奇卻完整、曲折而動人，并且合乎情理。例如，周穆王這個人物本來是歷史真實存在的，他是西周中期在位時間很長的一位君主，他的事跡較早地見載于《尚書》《穆天子傳》《竹書紀年》之中［5］，但自那時這個人物就已開始被文學演繹了，其流傳也主要以神話傳說為載體。可以說，后世對他的文學書寫已然超越了歷史記載。《列子》便很好地繼承了該人物的這一特點，他在書中多次出現，每次都有著頗為奇幻的經歷，是一位重要的見證者和參悟者。再如《黃帝》篇中的“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這與《莊子》里“莊周夢蝶”的情形、感受和境界何其相似!加之書中所營造的神秘主義氛圍，更可見出該書受到了詭譎雄奇的楚文化影響，或者說延續了發揚于陳楚的道家文化的一貫文風。清末的劉熙載在其《藝概•文概》里曾總結道:文章蹊徑好尚，自《莊》《列》出而一變，佛書入中國又一變，《世說新語》成書又一變。此諸書，人鮮不讀，讀鮮不嗜，往往與之俱化。［6］這事實上反映出《列子》與《莊子》在風格和地位上的近似，而且二者共同構成了文學史上一定時期的創作特色與接受偏好。如此一來，《列子》在文學史上的影響及其文學藝術成就就更值得玩味和探究。上文提到過，錢鍾書先生曾經在其《管錐編》中給予《列子》中肯的評價，尤其是在文學方面:《列》固眾作之有滋味者，視《莊》徐行稍后。《列》之文詞遜《莊》之奇肆飄忽，名理遜莊子精微深密，而寓言之工于敘事，娓娓井井，有倫有序，自具一日之長，即或意出挦撦，每復語工熔鑄……使《列子》果張湛所偽撰，不足以貶《列子》，只足以尊張湛。魏晉唯阮籍《大人先生論》與劉伶《酒德頌》小有莊生風致，外此無聞焉……能贗作《列子》，其手筆駕曹、徐而超嵇、陸，論文于建安、義熙之間，得不以斯人為巨擘哉?［2］468在錢先生看來，雖然總體上《列子》一書在“文詞”“名理”兩方面較《莊子》略顯遜色，但畢竟還在“寓言”文體、敘事風格、文章條理、語言精練等方面依舊擁有自身的特色和長處，評其是“自具一日之長”。并且，縱然該書現存本是張湛偽造的，那么反而更應該憑借其獨特而又難以遮蔽的文學光芒而在魏晉文學史乃至文化史上享有實至名歸的地位。鄭州大學的羅家湘教授將此定位和表述為“《列子》偽不影響列子真”(出自羅家湘2017年12月17日在鄭州大學“列子與中原文化”學術研討會上名為《列子重構》的主題發言)。誠然，今本中確有一些雜攛偽托的內容，但絕不能因此回避掉列子本人的真實存在和該書所具有的藝術真實性與文獻價值。總之，該書現存本無論產生于戰國末期、西漢初期抑或是魏晉之時，都不應忽視其所具備的優秀文學性。不僅如此，《列子》在刻畫和表現人物形象方面也獨具一格，其表現手法之豐富造就了眾多逼真生動、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除列子師徒以外，還有包括以周穆王為代表的諸多君臣、以孔子及其弟子為代表的先秦諸子師門、異士、隱士等人物與群體形象，涵蓋面廣又特征突出，經過改寫、整合后能夠很好地“代《列子》言”，共同傳達出原書所要表達的意旨。尤其是那些反復出現的形象類型，使人讀完后更是印象深刻，從而體味其理。前文已經大致介紹過書中的周穆王，這里再談談書中列子本人、孔子和經典故事里人物的形象。列子本人在書中出現的次數很多，除《湯問》《力命》《楊朱》三篇以外其他各篇均有涉及，并且在《天瑞》《黃帝》《說符》中的出現最為集中，但是前后形象和內涵卻有較大的差別，個中原因值得細致探究。這里僅從文學視角來分析，其他角度暫且不論。其中《天瑞》對列子的表現主要是通過平實質樸而又理論性極強的語言描寫來完成的，圍繞世界本原的問題，以第三人稱的敘述角度記錄了列子的自然天道觀和自然生死觀。雖然討論的問題是形而上層面的，充滿了神秘玄妙的意味，但言語的強勢性、思維的辯證性特征相當突出，給人以十分真實客觀的感受，從而使話語的信服力大大增加。《黃帝》篇里列子以其經歷教導和告誡弟子，欲求道術精進必須先要達到無所謂是非、物我合一的超然境界。如此一來，更顯神秘玄妙、虛無縹緲。但書中并非采用單一的言語說教形式，同樣是在本篇之中，“列子問關尹”和“列子為伯昏瞀人射”兩個故事里列子就不再掌握“絕對話語權”了，也并非鮮明突出的主題形象，甚至淪為不再以“為尊者諱”對待的“配角”。“列子問關尹”中列子是一個謙虛的求教者;“列子為伯昏瞀人射”的故事中列子本欲在伯昏瞀人面前表現一番，卻被對方提出的更高要求所激將、所嘲諷，以致竟然顯露出“伏地，汗流至踵”的窘態。這里顯然是運用了夸張的藝術手法，道家圣人“飄然隱逸”的形象雖打了折扣，卻通過對其動作、神態的描寫向人展現出列子更為真實、平凡的一面。這樣，作為“沖虛真人”的列子不再像其他諸子一樣被置于高高的神壇之上，而是如常人一樣有著偶爾的尷尬丑態。不過，這類形象反使得列子更加親切可感，具有生活氣息。至于“神巫來鄭”“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的故事以及《說符》中的一些章節，列子本人在其中的角色則是作為事件的傳達者或提問者，仍是居于從屬地位，而作為其師友的壺丘子林和伯昏瞀人才是重點描寫的對象。另外，列子在全書開篇，即《天瑞》篇出場時，其身份就已經是一位“珠玉蒙塵”四十年的隱士了，臨行前學生向他請教，直接要求他陳述其師壺丘子林的觀點，可見在列子自己門下弟子的心目中，壺丘子林更為高明或者說列子的學問主要是繼承于壺丘子林的。縱觀全書，能反映列子“宗師性”地位的描寫極少，這在諸子書中也頗為罕見。再看孔子。有學者將今本《列子》中的孔子形象分為三種:由儒入道，亦儒亦道者;道家仰慕者，通達悟道者;儒家之君子［7］。這種劃分較為中肯地反映了孔子在該書中被重新塑造的形象，但筆者認為此分法美中不足的是不甚清晰、精煉，故結合今本《列子》，進一步將其劃分整合為“服膺于道者”“堅守于儒者”“調和儒道者”三種形象。書中對孔子的塑造、改寫是通過文學手段完成的。先看孔子出現的頻率:《天瑞》中有“孔子遇榮啟期”“孔子遇林類”“孔子子貢話生死”;《黃帝》中有“孔子評說商丘開”“顏回問孔子”“孔子問呂梁丈夫”“孔子適楚遇佝僂者”“魏文侯問子夏”“惠盎見宋康王”;《周穆王》中有“鄭君評樵夫藏鹿”“孔子評陽里華子中年病忘”;《仲尼》中有“孔子閑居論樂天知命”“陳大夫聘魯”“商太宰見孔子”“子夏問孔子”;《湯問》中有“兩小兒辯日”;《說符》中有“孔子返魯遇涉水者”“白公問孔子”“孔子評趙襄子得城而憂”“孔子預言以仁義”。可見，今本八篇中有六篇都有關于孔子形象的記述，而且這些記述在某些篇章中還占有很大的篇幅。另外，有一些章節和故事，孔子在其結尾是作為評點人出現的，總結、評說、揭示道理并表明自己的態度，往往起著襯托或點睛的作用。無論哪種形式，對孔子的語言描寫都是最具分量、最為重要的表現內容，而孔子話語的打造又是言簡意賅、高度凝練、含義豐富、耐人尋味的。例如，《黃帝》中孔子評說商丘開，首先給予的是“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的主題性、綱領性評價，然后再展開解說，最后推人及己，告誡弟子“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這正是孔子尊道貴德、善學善教形象的生動體現。再如，“孔子適楚遇佝僂者”中，當佝僂者敘述完其“承蜩之道”后，孔子便“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于神’”，即馬上回頭告訴學生們一個深刻的道理，做事時心無旁騖才能臻于化境。這充分體現了孔子“一言以蔽之”的說教風格。而《周穆王》里當子貢將“陽里華子中年病忘”的事情告訴孔子后，孔子面對弟子的疑惑和請教，卻只淡淡地說了一句“此非汝所及乎”，又轉身吩咐顏回記下這件事。這一回應就很耐人尋味了，也給了后人很大的闡釋空間。甚至，在《仲尼》篇中當魯侯將陳國所謂圣人的事情告訴孔子時，孔子的表現書中只用了四個字來描述———“笑而不答”。既意蘊無窮又不言自明，孔子智慧又神秘的形象立現。還需說明的是，今本《列子》中的孔子是正面或中立的形象，并沒有被丑化之處，這也是《列子》孔子形象較之于《莊子》的最大不同。今本《列子》經魏晉人的整理，就必然與那時的哲學思想乃至社會思潮發生聯系，故書中孔子的形象與態度當與魏晉“調和儒道”之思想不無相關。因本文僅就文學層面而言，故不再展開另述。經典故事里人物的形象也呈現出該書優秀獨特的文學性。“杞人憂天”的故事短小精悍，通過對話體的形式反映出中原先民充滿憂患意識的樸素宇宙觀，同時運用對比襯托的手法引出列子的觀點，側面勾勒出列子虛靜放達的智慧形象。“愚公移山”的故事圍繞著愚公進行多層渲染而展開，層層鋪墊襯托、節節推進抬升，最終使愚公“忘懷以造事、無心而為功”的形象至今流傳，時刻啟迪人生切勿急功近利。而與“愚公移山”恰好形成鮮明對比的便是緊隨其后的“夸父逐日”。實際上，書中塑造的夸父形象雖然延續了《山海經》中的神話特質，但開篇便限定了“夸父不量力”的基調，賦予原故事以新意，意在強調不可“恃能以求勝”。愚公和夸父的形象共同宣揚了要順道不要違道的初衷，自然連及，水到渠成。“兩小兒辯日”則是將孔子這樣一位“至圣先師”放在評判小孩子爭論的位置上，寥寥數語且全程沒有對孔子正面語言、動作、神態的描寫，場景自然，對接巧妙，手法新奇，極富深意。尤其是結尾小兒的一句“孰為汝多知乎”更可謂神來之筆，畫龍點睛!如此，天下之大，圣人亦有不知之事，遇事不可徒憑經驗的意旨便揭示了出來。“紀昌學射”中寫到紀昌先在飛衛的教導下克服眨眼、苦練眼力，達到在快如梭、尖如錐的極端狀態下也不眨眼;接著又適應了微小如虱、細如牛毛的目標，并直至精準射中毫無偏差的傳奇程度。故事講到這里本足以使人嘆服了，但不料這一切其實只是鋪墊，故事繼而筆鋒一轉，隨著紀昌射術的精進，其心態也發生了扭曲，妄圖弒師自大卻不意其師飛衛實則技高一籌。整個故事設計巧妙，結構完整卻情節曲折，篇幅甚短但真實生動，發人深思。所要傳達的“強中自有強中手，不可自以為是”的道理就蘊含其中。還有《力命》中的“管仲與叔牙”“晏子諫景公”等故事，以及《說符》中的諸多小故事在此方面也多有可圈可點之處。此外，正如前文曾提到的，今本《列子》中很多故事的情節曲折而完整，跌宕起伏，層層推進，富有戲劇性，彰顯著文學魅力。它在說理、敘事和狀物方面則是夸張不斷，形式多樣。狀物方面如上文講到的“偃師獻倡”。還有一個較有特色的是，《列子》描寫音樂也非常成功。例如“薛譚學謳與韓娥善唱”的故事中，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云”，韓娥吟歌則是“既去余音繞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化抽象為具體，畫面感強烈，藝術效果極佳，趣味無窮。類似的故事還有“匏巴鼓琴”“伯牙子期”。綜上可見，與其他諸子散文相比，今本《列子》在多方面頗有文學價值，可謂不遜色于《莊子》。《列子》這部道家著作是“一部奇書”［8］，對后世文學創作發展有一定的積極效應。從文學性上看，曾有學者稱它是后世“文章之祖”［9］。實際上，《列子》對我國漢賦、寓言、小說的創作都產生了極大影響。因此，對《列子》的文學性進行細致研究是有價值和意義的。而正如前文所敘，20世紀對《列子》的研究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主要集中在真偽考辨和哲學思想研究，而忽視了對《列子》本身的文學性的研究，這也是造成《列子》研究沒有《莊子》研究那么繁富熱烈的原因。鑒于此，本文才以現存的《列子》文本為研究對象，接下來將重點對《列子》中的小說特質進行深入考察，并聯系歷史擴大視域，結合實例細致地論證其該方面的價值和影響。

三、今本《列子》對古代小說創作的影響

《列子》一書較為獨特的風格就是用寓言、故事來闡述哲理，以文學形式寄寓思想。同《莊子》的寓言一道，其寓言、故事也應被視為后世小說的濫觴。明代馮夢龍在《古今小說•序》中如此評論道:史統散而小說興。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韓非、列御寇諸人，小說之祖也。［10］今人孫望《中國古代小說述略》更是直接將《列子》寓言歸入小說史的范疇展開論述，其書還具體談到《列子》一書所描繪的“理想國”在小說發展史上的重要意義和影響。筆者在此特以今本《列子》中以夢為敘述主體的寓言和該書中寓言的題材類型二者為例，探討其與后世小說創作的關聯性。(一)《列子》夢寓言與唐代的夢傳奇創作。《列子》中有關夢的寓言故事對其后夢小說的創作實際是有一定影響的。在《列子》之后，晉時干寶《搜神記》里就有“焦湖廟祝以玉枕使楊林入夢”一事。唐代則出現了一些有關夢的傳奇，流傳至今不少我們都耳熟能詳，如沈既濟的《枕中記》、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白行簡的《三夢記》、沈亞之的《異夢錄》和《秦夢記》等。這類傳奇小說都是將夢幻作為敘事主體來組織材料、謀篇布局的，而此類傳奇小說可以溯源到《列子》，《列子》中不少寓言故事的寫法是將現實拉入夢境，又融夢境于故事情節來表達道家思想或調和儒道思想，使人在品味故事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明白其道理、接受其教化。諸多夢寓言里人物、背景、情節等要素兼備，從藝術手法到主題思想，都有著典型與示范意義。《周穆王》篇正可謂專談夢的一篇，共八個故事，大體都是以“如夢如幻”來說明世間萬物的虛妄不實。“晝想夜夢，神形所遇”，事才是夢的根源，不要迷惑于事物表面的紛紜變化，而應把握道的本質。其中“樵夫夢鹿”的寓言故事:鄭人有薪于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仞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11］107－108這個寓言故事短小精悍，卻既有人物情節又有背景描述。圍繞“鹿”展開的游走于虛實之間的故事，其藝術方式可以說就是在創作小說。這段文字結構與情節完整，人物語言和形象生動，甚至還有著出色的心理活動描寫。更值得稱道的是，今本《列子》故事里還有著鮮明而嫻熟的對比手法。如同篇的“尹氏與役夫”，其中有尹氏與役夫之間的主仆對比、晝與夜之間的時間對比、尹氏晝疲夢苦與役夫晝苦夢樂之間的身心狀態對比。而這些對比意在告訴人們夢覺相通相同，夢中的苦等同于現實生活中的苦，夢中的樂等同于現實中的樂。也正是前文所說的“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把握道的本質才是關鍵。關于上文提到的白行簡《三夢記》，魯迅先生也曾就此說過，“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或此有所為而彼夢之者，或兩相通夢者”［12］79。唐代的傳奇作者繼承了這種書寫夢境時的對比手法，試看沈既濟的《枕中記》，也是用三重對比來抒發其“人生如夢”的觀點。首先，窮達對比。盧生在夢中遭遇牢獄之災時，對其妻感嘆:吾家本山東，良田數頃，足以御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復衣短裘，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13］生死攸關之時方知萬事皆虛無，功名若浮云。其次，生死對比。盧生夢見自己死去，縱然君王器重，但死亡的命運自是無人能逃、無處可逃。功名利祿在此時與生命相比更顯微乎其微。最后，夢覺對比。夢醒時才發現富貴功名不過一場夢，巨大的落差使人驚惶失措，幸而覺醒后人生的一切尚有回旋的余地。如是三重強烈對比，類同《列子》夢寓言的主題不言自明。還需指出的是，《列子》夢寓言里的做夢者都是在極大的時空跨越中經歷并完成夢境的，靈肉分離，夢里和現實遵循不同的時空秩序，從屬不同的情境。這也是在對比夢境、現實以彰顯主題時經常運用的一種方式。如《周穆王》開篇的“周穆王與化人西游”，其中寫道: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寐，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11］92－93這一段表現的是穆王驚醒后的情形。仿佛周圍一切如舊:所坐之處仍是先前的地方，兩旁侍者還是原來的人，桌上殘酒還未澄清，剩菜尚有余溫。夢中經歷的時間似乎非常漫長，而現實度過的時間卻好像很短暫，感覺只是一瞬，甚至停滯不前。其實，這種寫法可概括為“時空虛擬法”，就是在文學語境中，利用設置特定“虛擬時空”或是將固有時空拉伸、壓縮的方式來改變時空一體、線性、不可逆的絕對屬性，其本質上是為了營造一種將絕對相對化的錯覺。此寫法極可能來自《莊子》里的《齊物論》，它繼承了《齊物論》的相對主義思想，并將之在文學領域里繼續深入推進。而正是這種錯覺的營造，使得作者對客觀時間變得大有可為，也同時自然展現出由夢境回歸現實后的情感落差與幻滅感。該寫作方式被后世傳奇小說家所模仿，最經典者莫過于《枕中記》寫盧生夢醒后的一幕:生欠伸而悟，見其身方偃于旅舍，呂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觸類如故。［12］76盧生伸了個懶腰，發現自己還睡在旅社之中，呂翁坐在身旁，店主蒸的小米飯還沒有熟，接觸到的東西跟原來一樣。這里同樣寫到了夢醒后所處的環境、身邊的人和物都未有變化，尤其突出了食物前后狀態的一致，表明夢境時空跨度之大與現實時間之短的強烈反差，同“周穆王與化人西游”回到現實后的描寫可謂如出一轍。再如《南柯太守傳》寫淳于棼驚醒后，看見家中仆童持掃帚立于庭院，兩個客人坐在凳上洗腳，斜陽尚未落至西墻后，放在東邊窗旁樽中的酒還是澄清的。這也極類似于前述。(二)《列子》寓言故事漸變為后世小說題材。原型今本《列子》里有很多篇幅短小但情節曲折完整生動的寓言故事，與當代的小小說頗為相似。以《說符》篇為例，在“晉文公出會伐衛”中引述了一個小故事:“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文中借此故事勸諫晉文公，肆意伐衛必會使別國乘虛而入以致得不償失。寥寥數筆卻言近旨遠，寓意深刻。再如同篇里的另一個故事“兩蘭子技干宋元王”，寫的是有兩個技藝高超的江湖藝人，都想憑借自身的技藝得到宋元王的賞識，但兩人最終的結局卻迥異，一個滿載而歸衣錦還鄉，另一個卻身陷囹圄險些喪命。事件簡明扼要，寓意不言自明，算得上一篇優秀的小小說。更值得關注的是，《列子》的許多寓言故事漸變為后世小說的題材原型。如清代《聊齋志異》中那篇有名的換心故事:書生朱爾旦才疏學淺連考連敗，而性格豪爽膽大不懼鬼魅。偶然結識了陰間的陸判，并愿讓其給自己剖胸換心以改變自我命數。果然換心后的朱爾旦華麗逆襲金榜首名。就在這時，朱又想為其妻王氏割頭換貌，陸判照辦。但不料，換了頭的王氏雖美若天仙，卻不認朱為夫。朱就此失去了原本平和安寧的生活，在無可逃避的街談巷議中懊悔不已。很顯然，上述故事與《湯問》篇中的“扁鵲換心”頗有淵源。“換器官”的故事題材在我國明清以前文學創作中非常少見，可以說《聊齋志異》里陸判為書生換心的設計和描寫是以《湯問》篇為濫觴的，甚至極有可能是受到了扁鵲為公扈、齊嬰二人換心故事的直接啟發而創作出來的。再如明代《二刻拍案驚奇》卷十九中《田舍翁時時經理，牧童兒夜夜尊榮》的故事。該故事大致講述的是有個叫寄兒的孤兒，天生愚蠢又不識字，靠賣力氣做工過活。后來他被財主雇去放牛，生活依舊貧苦。某天一個道人看中了他，欲使他出家，可孤兒不肯。于是道人告訴他一句五字真言，并囑咐他臨睡時將此話念上百遍，必有益處。孤兒謹記于心，當夜照辦念完后就睡著入夢了。在夢中他來到華胥國，成了騎駿馬赴衙上任的著作郎。從那以后，孤兒白天辛勤勞作，晚上夢中便佳肴美酒，燕舞鶯歌，快樂無比。直到后來財主因感念孤兒將放牛時偶然發現的金銀悉數獻出而收孤兒為其養子，孤兒才真正地開始過上富裕的現實生活。可也正是從那時起，他夜里再也不念五字真言了。于是他白天的境遇和黑夜開始再次顛倒:白天生活富足，夜里噩夢連連。故事里的夢境地點“華胥國”顯然是化用了今本《列子》中《黃帝》篇的“華胥氏之國”，題材、主旨和情節設計則更是直接模仿了《周穆王》篇中“尹氏與役夫”的故事，可以將之看作是對《列子》經典故事的高度整合與再創作。此外，《列子》中其他一些故事也成為后世小說的題材來源。較明顯的如《湯問》篇中的“女媧補天”，其在后世神魔、世情小說中多次出現，甚至在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記》《紅樓夢》開篇里也有提及;同篇內“伯牙子期”的故事則演變成《警世通言》中的《俞伯牙摔琴謝知音》，更流傳下來了“高山流水”的佳話等。可見，今本《列子》確實對我國古代小說文學的創作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這種關聯性值得今日學人深入探究。

各位代表：

現在，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大會作工作報告，請予審議，并請各位政協委員和其他列席人員提出意見。

過去四年工作回顧

2003年以來，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正確領導下，市政府團結和帶領全市人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認真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真抓實干，奮發進取，戰勝了干旱、臺風、蝗蟲等自然災害，圓滿完成市十二屆人大一次會議確定的各項任務，順利實現“十五”規劃的預期目標和“十一五”規劃的良好開局。

過去四年是我市經濟發展較好較快的時期。四年來，全市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0.7%，地方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0.6%，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20%，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長15.6%。2006年全市完成地區生產總值43.4億元，同比增長12.8%，增長速度全省排名第五；地方財政收入1.66億元，同比增長23.3%，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9個百分點，地稅收入突破億元大關；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5億元，同比增長31.5%；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5億元，同比增長14.3%。農業結構調整步伐加快，平原瓜菜、丘陵熱作、山區南藥、沿海養殖等產業帶初具規模，形成了龍滾菠蘿鎮、和樂海產鎮、禮紀瓜菜鎮、新興養豬村、島光香芋村等一批產業鎮、產業村。和樂蟹、興隆咖啡原產地地理標志保護認證工作進入國家公示階段。完成造林面積9萬畝，森林覆蓋率達62.5%。2006年農業增加值完成16.2億元，同比增長11.5%，四年年均增長9.8%。通過實施園區啟動戰略，工業經濟提質增效，逐步向規模化、集約化發展。永青物流、黃河家具等項目在禮紀工業園區建成投產。萬州制藥廠通過國家GMP認證，成功研發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楓蓼腸胃康片劑”等六項新藥。2006年實現工業增加值4.84億元，同比增長15.5%，四年年均增長10.6%。創建中國優秀旅游城市邁出了可喜的一步，興隆旅游區基礎設施逐步改善，神州半島、石梅灣等一批新的重點旅游景區項目建設順利推進。以世姐萬寧行、影視明星萬寧行和建市十周年為載體，連續成功舉辦三屆萬寧國際文燈節，進一步擴大了萬寧的知名度。2006年接待過夜游客268萬人次，旅游收入7.84億元，比2002年分別增長16.5%和46%。我市連續四年被評為全省市縣經濟和社會發展主要指標考核先進單位，經濟效益和增長速度同步提高，經濟發展開始進入快車道。

過去四年是我市招商引資成效最突出的時期。市委市政府確定2005、2006年分別為“招商引資年”和“項目推進年”，實行了責任招商、重點招商和質量招商，推行了“訂單服務”，參加了“泛珠三角”洽談會等一系列招商活動，吸引了中信泰富、華潤集團、中信國安等一批境內外知名企業落戶我市。2003年以來，共引進項目108個，計劃投資255億元，實際投資20.9億元，其中2005年引進大項目28個，計劃投資171億元。2006年策劃的“9+1”項目順利啟動。神州半島項目順利推進，完成了項目區內《收回國有土地使用權補償協議書》和《征收土地補償協議書》簽訂、安置對象確認、戶型選擇、生產基地征地等工作，安置區建設和區外基礎設施建設全面鋪開。大項目的進入掀開了我市項目建設史上新的一頁，增強了我市經濟發展后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