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范文10篇

一俄羅斯外債的形成

據俄中央銀行統計，截至2001年10月1日，俄主權外債和銀行外債的總額合計為1342億美元。其中，主權外債1193億美元，銀行外債149億美元。在主權外債中，俄獨立后借的新債為539億美元，繼承的原蘇聯債務為649億美元，地方政府借債5億美元。從以上數字看，俄外債水平與一些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相比，都是不高的。俄外債問題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衡量外債風險和償還能力的各項指標遠遠超出國際公認的警戒水平，且其償債能力受國際經濟環境影響較大，存在很大變數。

俄外債的形成和發展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管理混亂，統計數字出入很大。

首先，對外債的定義不清，各部門債務分類和統計方法差異較大，為準確確定債務規模造成很大困難。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CED)和世界銀行(WB)等四家國際機構聯合組成的國際外債統計工作組做出的定義，外債是在任何給定的時間內，一國居民對非居民承擔的具有契約性償還義務的負債。俄關于外債的定義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經歷了幾個階段。1992年的《俄羅斯聯邦國家內債法》規定，國家內債和外債按貨幣標準進行分類，即根據產生債務的貨幣劃分為內債和外債。隨著經濟環境和金融市場化的發展，以及逐漸取消辦理外匯業務的限制，1994年通過的《俄聯邦政府對外借款和俄聯邦向外國政府、法人和國際組織提供國家貸款法》做出規定，外債是指從國外借入的、產生國家財政義務的貸款。此后，隨著經濟情況的發展，俄羅斯內債和外債逐漸融合起來。由于在國內發行以外幣標價的有價證券，一方面使非居民的資金大量流向短期國債和聯邦債券這類內債工具市場；另一方面產生了以“國內外幣債券”形式存在的“國內外幣債務”。隨著歐洲債券的發行及其在居民和非居民之間配銷以后，兩種國債的融合過程進一步加快。

目前使用的外債定義是：俄聯邦政府從外國政府、國際金融組織、私人公司借入、尚未清償的或俄聯邦政府和其他組織擔保借入的、尚未清償的全部貸款及利息總額（注：〔俄〕д．л．格洛瓦切夫：《國債理論及俄羅斯和國際外債實踐》，莫斯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頁。）。但在具體統計中，各部門仍各自為政，導致統計數字混亂，以至于財政部長庫德林在杜馬介紹外債情況時，議員們對外債規模提出了很多質疑（注：〔俄〕《獨立報》2001年9月27日。）。

本文作者：龐大鵬工作單位：中國人民大學

蘇聯司法制度在20世紀20年代初步建立,30一40年代得到發展,在5()年代司法制度意識形態化,司法職能開始弱化,蘇聯司法制度隨著蘇聯解體而消失。[l]新俄羅斯在1993年通過了體現憲政精神的現行憲法,司法制度成為俄羅斯政治轉軌中需要關注的重要問題。憲法規定和保障一個獨立的司法制度。憲法第七章第118條明確指出:“1、俄羅斯聯邦境內的司法審判權只能由法院行使。2、司法權通過憲法、民事、行政和刑事訴訟程序實施。俄羅斯聯邦的司法體系由俄羅斯聯邦憲法和聯邦憲法性法律確定。不允許建立特別法庭。”司法獨立是憲政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只有一個獨立于其他政治力量之外的司法力量才能客觀中立地實施法律。而法律的嚴格與正確地實施對于憲政來說是最基本的。

一、俄羅斯的憲法法院

199。年6月12日,俄羅斯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國家主權宣言。俄羅斯已成為法律意義上的獨立國家。俄羅斯建立了獨立的憲法監督機關—憲法法院。1991年5月6日通過《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法院法》,這表明蘇聯解體前俄羅斯已經開始著手建立憲法法院監督制。1993年12月12日現行憲法通過以后,俄羅斯正式確立了憲法法院監督制。現行憲法對憲法法院的功能和審查范圍作出明確界定。憲法法院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2j憲法法院在俄羅斯司法機構中的地位也非常重要。俄羅斯的法院系統由憲法法院、最高法院和最高仲裁法院組成。¹憲法法院不僅僅是司法機構,是司法權力的一部分,而且還是國家機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3〕《關于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的聯邦憲法性法律》¹中對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的組織和法官的地位、訴訟的一般規則,就某些種類的案件進行審議的訴訟特征作出了詳細規定。這些法律條文基本是按照司法權的特點和性質規定的。根據該法律,憲法法院應當由聯邦議會根據總統提名任命19名法官組成。憲法法院活動的基本原則是獨立、會議、公開、訴訟抗辯以及當事人平等。憲法法院是獨立于任何其他組織性的、財政的、物資以及技術的機構。其開支列人聯邦預算,并應當保證獨立而有效的開展憲法審判活動。成為憲法法院法官的條件是年滿40歲,享有崇高威望,接受過較高法律教育,具備在法律職業崗位上至少15年的工作經歷,并且在法律領域中被公認為具有較高資格。憲法法院法官候選人可以由聯邦委員會的成員和國家杜馬的代表,以及俄聯邦各主體的立法機關,最高司法機關和聯邦司法機關,全俄司法聯盟,法律研究和教育機構向總統提出建議,總統向聯邦委員會提名,在不超過14天的時間內聯邦委員會考慮其任命問題。憲法法院法官任期為12年,不得連任,不得隨意被免職,享有豁免權和平等權。憲法法院考慮和決定案件以全體法官會議和俄聯邦憲法法院審判庭會議的形式進行。全體法官會議和審判庭會議各有具體分工。憲法法院院長、副院長和法官秘書在憲法法院全體法官會議上由全體法官通過秘密投票方式,并由絕對多數票同意,從法官中各自選出,任期三年口訴訟一般規則是:憲法法院秘書處對申訴進行審議后,由憲法法院的法官對申訴進行預先審查。在不超過一個月的時期內由憲法法院在全體法官會議上作出受理申訴的決定。在審議案件階段中,首先安排予以聽證的案件,并為案件聽證作準備,包括根據憲法法院的要求提供的法令和其他法律規范文本、文件和副本、案卷等材料。憲法法院公開審理案件。對審議活動必須進行逐字記錄以提供一份全面和精確的記錄檔案。調查問題從報告人法官的陳述開始,主持法官應向當事人對審議中的問題要點作出解釋,并列舉表明他們立場的法律根據。當事人可以進行辯護。在經過專家鑒定、證人證明、調查文件后,當事人可進行小結陳述。完成聽證后,對審議案件作出的最后決定應在秘密會議上由憲法法院通過。憲法法院的決定具有最終拘束力,在公布后立即生效。

二、俄羅斯的憲法監督

司法機構的重要職能是憲法監督。憲法監督,是指國家和社會采取積極的和消極的各種措施,保證憲法得到完全的、正確的實施的一種法律制度。團““’權力分立是憲法監督的前提條件。俄羅斯1993憲法確立了三權分立的憲政制度,為俄羅斯政局進人有序競爭和穩定發展的局面奠定了法律基礎,“現行憲法奠定了從集權主義制度向民主制度過渡的基礎,并在俄羅斯的社會發展以及國家與法新的關系形成中,已經并繼續發揮巨大作用。”L6〕‘PS一’1’可以說,1993憲法及其確立的俄羅斯憲政制度對于俄羅斯國家發展史的意義是極其深遠和極其重要的。其中最具實質意義的是俄羅斯憲法監督制度的建立與發展。俄羅斯憲法法院監督制的正式確立源于現行憲法,它明確一個違憲審查機構,并建立相應規范與程序,使國家機器的運作遵守憲法的規定,而且,當憲法原則被破壞時,該機構有權采取措施,宣布違憲行為無效并提出相應的補救措施。從某種意義上看,憲法監督制度保障了俄羅斯憲政制度的發展。政治體制的職能有首要職能和次要職能。社會發展方向和社會政治集成體現了政治體制的首要職能,因為這兩者涉及到政府與公民或其他政府之間的關系。在這個層面上,政治體制主要是規則制定、規則適用、規則解釋以及某種裁量性職能。規則適用和權威性規則解釋主要指司法權。司法審查在立憲國家里是很突出的。[,〕‘p,“‘俄羅斯根據現行憲法的規定,由憲法法院負責憲法監督的內容有:第一,解釋憲法。為了進行違憲審查,解釋憲法是不可避免的。現行憲法第125條第5款規定:“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可根據俄羅斯聯邦總統、聯邦委員會、國家杜馬、俄羅斯聯邦政府、俄羅斯聯邦主體立法權力機關的要求對俄羅斯聯邦憲法作出解釋。”第二,裁決國家機關之間的權限爭議。第125條第3款規定:“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解決下列有關職權范圍的爭端:¹聯邦國家權力機關之間的;º俄羅斯聯邦國家權力機關與俄羅斯聯邦主體國家權力機關之間的;»俄羅斯聯邦主體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之間的。”第三,審查各種法律、法規、法令和條約的合憲性。第125條第2款前2項:“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根據俄羅斯聯邦總統、聯邦委員會、國家杜馬、聯邦委員會五分之一的委員或國家杜馬五分之一的代表、俄羅斯聯邦政府、俄羅斯聯邦最高法院和俄羅斯聯邦最高仲裁法院、俄羅斯聯邦主體立法和執行權力機關的要求,裁決有關下列文件的案件是否符合俄羅斯聯邦憲法:¹聯邦法律,俄羅斯聯邦總統、聯邦委員會、國家杜馬、俄羅斯聯邦政府的法規;º共和國的憲法,俄羅斯聯邦主體的章程,以及俄羅斯聯邦主體就屬于俄羅斯聯邦、國家權力機關管轄的問題和屬于俄羅斯聯邦國家權力機關與俄羅斯聯邦主體國家權力機關共同管轄的問題所頒布的法律和其他法規定”。第四,審理或監督審理針對總統的彈幼案。第93條第1款規定:“聯邦委員會只有根據國家杜馬提出的由俄羅斯聯邦最高法院關于在俄羅斯聯邦總統的行為中確有犯罪跡象的結論書以及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關于提出的指控符合規定程序的結論書所證實的對總統叛國或犯有其他嚴重罪行的指控,才能罷免俄羅斯聯邦總統。”第125條第7款規定:“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根據聯邦委員會的要求作出關于對俄羅斯聯邦總統提出的犯有叛國罪或其他嚴重罪行的指控是否遵守所規定的程序的結論。”可見,憲法法院監督彈幼案的審理。第五,審查公民個人提起的憲法訴愿。第125條第4款規定:“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可根據違反公民憲法權利與自由的申訴以及法院的要求,按照聯邦法律所規定的程序檢查在具體案件中采用的或將采用的法律是否符合憲法。”第六,審查國內和國際條約。第125條第2款后2項規定,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可以裁決國內和國際條約:“»俄羅斯聯邦國家權力機關與俄羅斯聯邦主體國家權力機關之間簽定的條約,俄羅斯聯邦主體國家權力機關之間簽定的條約;¼尚未生效的俄羅斯聯邦國際條約”。第125條第6款規定:“被確認為不符合憲法的文件或文件的個別條款不能生效;不符合俄羅斯聯邦憲法的俄羅斯聯邦國際條約不能生效和運用。”

（1）社交禮儀

在人際交往中，俄羅斯人素來以熱情、豪放、勇敢、耿直而著稱于世。在交際場合，俄羅斯人慣于和初次會面的人行握手禮。但對于熟悉的人，尤其是在久別重逢時，他們則大多要與對方熱情擁抱。

在迎接貴賓之時，俄羅斯人通常會向對方獻上“面包和鹽”。這是給予對方的一種極高的禮遇，來賓必須對其欣然笑納。

在稱呼方面，在正式場合，他們也采用“先生”、“小姐”、“夫人”之類的稱呼。在俄羅斯，人們非常看重人的社會地位。因此對有職務、學銜、軍銜的人，最好以其職務、學銜、軍銜相稱。

依照俄羅斯民俗，在用姓名稱呼俄羅斯人時，可按彼此之間的不同關系，具體采用不同的方法。只有與初次見面之人打交道時，或是在極為正規的場合，才有必要將俄羅斯人的姓名的三個部分連在一道稱呼。

（2）服飾禮儀

格林卡是俄羅斯藝術歌曲寫作的開拓者，此后，亞•謝•達爾戈梅斯基、“強力集團”、彼•伊•柴可夫斯基、格拉祖諾夫、拉赫馬尼諾夫等作曲家對藝術歌曲的創作開拓了新的面貌，使俄羅斯的音樂在世界上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也賦予了其較高的藝術價值。

“啟蒙世紀”孕育了俄羅斯藝術歌曲的雛形

早在中古世紀，俄羅斯的音樂即已獲得巨大發展，“但古俄羅斯是信仰基督教的國家，那時候的音樂基本上是宗教音樂，”①在教堂由唱詩班合唱的歌曲并不屬于藝術歌曲。18世紀前的民歌對俄羅斯藝術歌曲創作產生了巨大影響。在俄羅斯民族多世紀的藝術文化傳統中，各種形式的歌曲，如儀式歌曲、圓舞歌曲、勞動歌曲、婚禮歌曲甚至強盜歌曲，一直世世代代在人民的口頭上流傳著，并保留在人們的記憶中。與藝術歌曲最接近的當屬在俄羅斯民歌中占有很大分量的“抒情歌曲”，它取材于民間，既有單聲部，也有多聲部，歌曲旋律舒展優美，感情表述細膩，歌詞有詩歌化的傾向，表達的是愛情和對大自然傾訴情懷②。可是，抒情歌曲的歌詞雖然較其它類型歌曲的歌詞更為詩化，但同樣具有文學性不足的特點，多數抒情歌曲只是在民間白話的基礎上略作修飾，尚不具備文學色彩。18世紀，音樂在歐洲已經成為俄羅斯人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城市的興起，出現了反映城市人民生活的“城市歌曲”，它們有些來源于農村，有些是外國歌曲的變體，同時也有市民自己的創作。18世紀的俄羅斯是一個“理智和啟蒙的世紀”，音樂不僅在祭祀的教堂響起，而且也來到了俄羅斯的世俗社會，世俗音樂逐漸發展并于1709年得到彼得大帝首肯，標志著世俗歌曲開始被社會承認。世俗音樂的產生與18世紀俄羅斯詩人們的詩歌創作有密切的聯系。在彼得時代，贊美歌是一種最大眾化的詩歌形式，也是當時的一種音樂體裁——無伴奏的三聲部合唱。贊美歌的唱詞大都取自18世紀的俄羅斯詩人們創作的抒情詩。盡管贊美歌無鋼琴乃至任何一種樂器的伴奏，但它的歌詞是具有較強文學性和音樂性的抒情詩，它的旋律能恰如其分地表達歌詞的詩情畫意，音樂與詩情融為一體，可謂俄羅斯藝術歌曲的雛形。

俄羅斯社會思潮推動著藝術歌曲的發展

18世紀初，音樂對俄羅斯人的生活起著重要作用，是俄羅斯人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與俄羅斯其他藝術形式（如文學）相比，俄羅斯的音樂發展相對緩慢，主要局限在教堂合唱和某些官方禮儀迎賓音樂的范圍內，而且創作方法程式化，旋律單調。同時，隨著時代的發展，贊美歌對俄羅斯人生活的重要程度逐漸減弱。JI.拉帕茨卡婭在《18世紀俄羅斯藝術》一書中寫道，俄羅斯多聲部詠唱（贊美歌）到了18世紀40、50年代有了明顯衰退，且在1762年葉卡杰琳娜二世登基后，她對宗教藝術持冷漠態度，俄羅斯的音樂獲得了比較自由的發展。作曲家們開始積極地學習西歐音樂技法，并且將之運用到自己的音樂創作中去。在經歷了意大利演員長期在俄羅斯做巡回歌劇演出的時段后，俄羅斯演員開始依靠自己的力量排演歌劇。1756年，俄羅斯甚至在彼得堡建立了第一家國家劇院。18世紀末，在俄國啟蒙思潮的影響下涌現出一大批作曲家，形成了俄國自己的作曲學派，逐步取代了聘請的外籍作曲家的地位，如索科洛夫斯基、別列佐夫斯基等，他們“特別關注俄國民族民間的生活題材，作品帶有一定的民族特色”，代表作有索科洛夫斯基的《磨工——巫師、騙子和媒人》（1779）、福明的《馬車夫》（1787）等。抒情浪漫的“俄羅斯歌曲”（藝術歌曲）在市民音樂生活中開始盛行，杜勃揚斯基和科茲洛夫斯基在那時候創作了大量的藝術歌曲，作曲家和藝術歌曲大步向前發展。

歐洲音樂與俄羅斯民族風格的結合將藝術歌曲推向巔峰

摘要：自俄羅斯啟動民主化改革以來，其政治發展進程受到了學界的普遍關注。公民文化的構建對于俄羅斯政治制度的完善及傳統政治文化的現代化都將發揮重要作用。但是，俄羅斯目前帶有權威主義色彩的政治現狀，無疑對其構建公民文化提出了挑戰。

關鍵詞：俄羅斯；公民文化；政治

俄羅斯的政治發展自建立“超級總統制”以來一直受困于一些制度設計等結構性難題，導致其政治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權威主義”的轉向。這一轉向盡管在破解俄羅斯目前的改革困局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但也使俄羅斯的政治發展陷人了困境。而公民文化在為現有的政治制度提供必要的和良性的民意認同的同時，又天然地包含了一種繼續推進俄羅斯政治體制發展的要求。因此，構建公民文化是俄羅斯走出其政治發展困境的可行之路。

一、公民文化與俄羅斯政治制度的創建和運行

一個國家的政治發展首先體現在政治制度的創建與運行，然而新的政治制度在創建與運行過程中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新的政治文化或者說公民文化的構建。作為政治發展的核心內容，二者是既有區別又相輔相成的。區別在于:政治制度的變遷是外在的、形式上的、剛性的，是政治發展過程中最直接、最具體的判斷因素;而公民文化的變遷是內在的、本質的、柔性的，是政治發展過程中相對隱性的判斷因素，但卻是決定政治發展成功與否的關鍵性要素;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建立是政治發展過程中最直接的成果，可以為參與型公民文化的構建提供推動力;而參與型公民文化的構建，同樣有利于民主政治制度運行機制的完善，有利于臣民向公民的轉變，對民主成果的鞏固將起到最重要的保障作用。

以俄羅斯的民主化改革為例。首先，摧毀一個政治制度是從政治文化的變遷，即公民對于現有政治制度認知的轉變開始的。蘇聯時期，由于國家秩序一直是處于一種低層次的有序狀態，集權、僵化、低效一直是描述蘇聯體制的修飾語，這一方面導致了俄羅斯人對蘇聯時期的政治制度產生疏離感，甚至相當一部分俄羅斯人認為國內一切危機都是蘇聯制度造成的，盡快打碎這一制度成為俄羅斯人的普遍愿望;另一方面，俄羅斯人非常向往西方的民主制度，普遍認為只要在俄羅斯實行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一切問題便可迎刃而解。這種政治認知導致了蘇聯的解體及俄羅斯民主化進程的開啟。其次，一個新的政治制度的創建與運行不能逾越其所根植的政治文化土壤。新的政治制度從建立到運行，同樣需要一個過程，至少需要有一個適宜的運行環境。由于俄羅斯人只是把民主當做解決俄羅斯面臨的各種危機的靈丹妙藥，一旦這種渴望落空后，人們對民主的態度就會心灰意冷，其政治發展就會出現向權威主義回歸的跡象。例如在葉利欽執政時期，由于“休克療法”的失敗，俄羅斯人對民主的熱情急轉直下。1994年，詹姆斯·亞歷山大在對俄羅斯兩個城市的調查中發現，盡管大部分被調查者希望議會能夠更加規范化，但是由于對議會的失望，人們已經更加傾向于對強勢領導、總統權威、個人權威的支持，議會中的反對黨也不可能有大的作為。因此，在目前的俄羅斯還不可能建立像美國那樣的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所以說，“超級總統制”是俄羅斯深厚的傳統政治文化底蘊與西方民主思想融合的時代產兒。

[內容提要]本文通過對俄羅斯轉型時期財政政策的梳理和分析，力圖為中國的財政政策的轉換提供一些參考和借鑒。對于財政政策的運用和選擇，俄羅斯轉型以來受本國官方經濟理念影響較大，表現出既變化又統一的發展脈絡。就個性化而言，普京時期把追求經濟增長高速度作為其財政政策的首要導向。[關鍵詞]俄羅斯財政政策預算稅收轉型以來，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一部分，俄羅斯財政政策處于不斷變化和調整之中，既促進了財政制度的改革與轉型，也在反危機和經濟穩定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對于政策的運用和選擇，俄羅斯受本國官方經濟理念的影響較大，在追求預算平衡、反對赤字政策的前提下，大致經歷了“全面緊縮”到“減支減稅”的調整過程。特別是普京執政以來，深受社會市場經濟理念影響，以追求經濟高速度增長為目標，在稅收和支出方面采取了一些頗具特色的措施，使很多財政指標呈良性化發展態勢，為經濟邁人恢復性增長的新階段提供了較為穩定的財政環境。一俄羅斯財政政策與官方經濟理念選擇轉型以來，俄羅斯官方經濟理念經歷了從“貨幣主義”到“弗雷堡學派”的變化，相應的市場經濟模式選擇也由“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向“社會市場經濟”模式過渡，但是從根本上一直沒有脫離新自由主義的思想框架。因此，其財政政策的發展變化始終受到這一經濟理論的影響，并表現出與之相符的特點。(一)官方經濟理念一國主流市場經濟理念或者稱“官方經濟理念”對國家調控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官方經濟理念的選擇越來越呈現出短期化和復雜化的傾向。對于官方經濟理念的理解，首先，它應該是一種主流意義上的判斷，不排除實踐會受到其他經濟理論的影響；其次，“變”是絕對的、長期的，而“不變”則是相對的、短期的。本文所指的即是這種意義的官方經濟理念，或者也可以稱為一國的主流市場經濟理念。對于轉型國家來說，官方經濟理念的選擇表現出兩種傾向：一種是沒有先驗性的官方經濟理念，如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說一直是中國國家正統的政治經濟理論，這一點毋庸懷疑，但就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言，馬克思主義對于改革道路和措施等具體的轉型問題只能是一種高屋建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它不可能具體地提供諸如財政體制和股份制改造如何進行的理論；另一種傾向發生在俄羅斯，即鮮明的官方經濟理念。從轉型伊始，這個急于擺脫“計劃”的國家又一次成為“計劃”的實驗品，所不同的是，計劃的始作俑者是西方幾個大國和一批篤信貨幣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遺憾的是，貨幣主義的“休克療法”在俄羅斯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對“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追求給俄羅斯帶來的是危機與混亂。繼貨幣主義之后，在多種因素共同作用下，弗雷堡學派以及相應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逐漸成為俄羅斯的新選擇。(二)俄羅斯官方經濟理念：從貨幣主義到社會市場經濟第一階段，貨幣主義居于主流。這一理念表現在經濟轉型的目標模式、過渡方式以及轉型中的宏觀經濟政策取向3個方面。在俄羅斯經濟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休克療法”，此前曾因在玻利維亞治理惡性通貨膨脹(1986—1990年)取得成功而揚名世界。1989年前后，“休克療法”的戰場轉移到東歐，后又進入俄羅斯，其目標也從解決危機和根治通貨膨脹搖身變為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手段。“休克療法”的基本內容是“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和穩定化，其主基調就是“管住貨幣，放開價格”，具有明顯的貨幣主義色彩。“休克療法”創始人薩克斯有“芝加哥小子”的稱呼，其思想淵源可想而知。按照貨幣主義思想，在貨幣總量一定的情況下，放開價格只會引起相對價格有升有降，而不會引起物價總水平的大幅度上漲。當然，在運作中，俄羅斯經濟形勢并沒有驗證這些思想。改革當年，即1992年的通貨膨脹率即達到了2510%。但這并不影響上述思想正是“管住貨幣、放開價格”的理論基礎的事實。經濟形勢的惡化使激進改革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1992年12月，葉利欽迫于壓力，以主張漸進式改革的切爾諾梅爾金接替了激進派總理蓋達爾，并于1994年宣布放棄“休克療法”式的激進改革。切氏上臺后，開始有意識加強國家干預，反對任何過激主張。特別是1996年制定的《1997～2000年結構改革和經濟增長中期綱要》，在許多政策上表現出向社會市場經濟調整的跡象。這以后的3屆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進一步弱化改革的激進自由主義色彩。但是，由于政府的頻繁更迭和1998年的金融危機，很多政策都停留在紙面上，沒能得到有效的貫徹實施。從1999年8月起，普京接任總理并于2000年3月成為俄羅斯總統以來，可以說開始了經濟改革的新時代。(三)社會市場經濟取代貨幣主義的原因及標志首先，俄羅斯經濟轉型以來的境況一直不盡如人意，現實逼迫官方探索新的途徑。長期的經濟不景氣和政局動蕩使得民眾早已對舊有的經濟改革喪失了信心，一心渴望穩定和秩序，社會矛盾一觸即發，因此，經濟政策和改革思路的調整迫在眉睫。其次，理論界大力主張建立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對美國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改革的失望，加之德國經濟奇跡的誘惑，使理論界充滿了建立社會市場經濟的呼聲。在俄羅斯，社會市場經濟模式的討論一直是理論界研究的重點，特別是在經歷了改革的種種劇痛之后，研究變得更具有傾向性了，一些學者在指責自由改革的同時，十分關注競爭環境、經濟秩序和社會保障問題，呼吁向社會市場經濟轉向。第三，從總體上看，弗雷堡學派與貨幣主義一脈相承，都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重要流派。因此，這一轉折具有較高的繼承性，不存在過高的社會成本，不會引起改革已受益者的恐慌。弗雷堡學派成為官方經濟理念的主要標志是：首先，表現在普京總統上臺后的言論中，比如主張建立“有秩序的市場經濟”，主張“俄羅斯應該將市場經濟與本國國情結合起來，才會有光明的未來”，走計劃經濟體制和激進自由市場經濟之間的“中間道路”，或者說是這兩者之外的“第三條道路”。而走經濟體制的“第三條道路”正是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最大特色。美國《商業周刊》2000年1月10日對普京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發表評論說：“不要指望普京會贊成美國的市場信條。從他發表的公開講話來判斷，他的市場觀點類似于德國式的國家資本主義，而不是美國私營企業體制。那種自上而下的德國模式強調的是政府、資方和勞方的上層人物之間的合作，這正對普京的胃口”。中國國內學者也指出，普京的政策主張“類似于德國弗雷堡學派的觀點”，“普京要建立一個以混合所有制為基礎的、保持一定國家干預的、實行有序競爭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其次，反映在一些具體的改革措施上。第一，保留必要的國有經濟；第二，國家調節進入微觀領域；第三，加大宏觀調控力度，側重供給、提高經濟增長速度成為最主要目標，穩定價格服從于穩定生產等等；第四，注重社會政策，包括規范調整統一社會稅的征收，加強貧困人口和特殊救助對象的社會支持，提高居民實際收入。對弗雷堡學派或者是社會市場經濟的認可，并不等于俄羅斯會重復照搬別國經驗的老路，“俄羅斯經濟，在接受社會市場經濟主要參數的同時，更應該考慮國家歷史傳統和民眾心理以及社會經濟現狀，走自己的路”。普京也多次表示“俄羅斯必須尋找自己的改革之路”。從貨幣主義到弗雷堡學派，這種主流經濟學和官方經濟理念的轉變，既有繼承，又有較為顯著的差異。這些也間接反映在俄羅斯財政政策的運用上。二轉型以來俄羅斯財政政策的走勢及其特點對俄羅斯來說，官方經濟理念和經濟改革現實共同影響著財政政策的發展和特點。總的來看，俄羅斯經濟轉型以來，財政政策的運用具有如下特征：(1)財政政策發生作用的基礎是處于改革之中的財政制度，政策的調整往往和制度改革交織在一起；(2)財政政策由單一重視國庫功能逐漸轉為經濟刺激功能和國庫功能并重，成為刺激供給的重要工具；(3)追求預算平衡是俄羅斯財政政策的基本目標，并已經寫入《俄羅斯聯邦預算法典》；(4)減稅與減支是稅收和支出兩大政策工具的總體趨勢，中性稅收原則成為普京的主要稅改思想。按照我們的劃分，以普京當政為界，俄羅斯的官方經濟理念從貨幣主義轉向弗雷堡學派；在經濟理念轉換的過程中，財政政策同樣表現出逐漸過渡的特點，基本趨向是由注重反通貨膨脹向注重供給發展。但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延續又決定了俄羅斯自轉型以來財政政策運用上的一致性和共同點。(一)1992～1993年激進改革開始，財政政策表現為嚴格緊縮，以反通貨膨脹為目標在這一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一樣，是作為激進改革的組成部分執行，而不是針對現實的經濟態勢運用。其表現為嚴格緊縮。緊縮的目標是在1992年內把預算赤字從1991年占GDP的20%降至1%，月通貨膨脹控制在3%以下，緊縮手段包括增加稅收和縮減預算支出兩個方面。激進改革伊始，政府的《經濟政策備忘錄》要求稅收總額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55%，后來改為45%。這樣的宏觀稅率不僅高出一般發展中國家(20%～30%)，也高出發達國家(德國40%、美國30%左右)，和蘇聯“大政府、大財政”時期的水平接近。就貨幣主義而言，是不主張高稅率的，但是為什么俄羅斯在轉型之初要選擇一個高稅率、多稅種的稅收體系和政策呢?最主要的原因是穩定貨幣的需要，高稅收可以抑制企業投資和生產的積極性，達到緊縮的目的，以避免價格放開所帶來的通貨膨脹。此外，與決策者對轉型后果估計不足、過高估計生產部門對轉型的承受能力也不無關系。當這種高稅負的基調一旦確立，扭轉則面臨許多壓力，包括國庫緊張和地方利益等。普京上臺之前，政府幾任總理也認識到降低稅負的必要性，但是預算連年赤字，國庫壓力巨大，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這些都影響減稅措施的實施。從根本上也不排除貨幣主義的財政思想束縛官方改革進程的可能。縮減支出主要是削減價格補貼、企業虧損補貼、國家投資、軍費開支和國家機關管理經費。1992年和1993年聯邦統一預算支出減少到國內生產總值的33%和36%，而蘇聯時期這一指標在45%左右(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二)1994-1996年年底為反轉型危機階段，財政政策的緊縮有所放松，反通貨膨脹仍然是主要目標財政政策表現為“適度緊縮”。“適度”主要表現為國債增長較快和不再強調無赤字預算。(1)國家公債市場有了較大發展；(2)預算政策不再追求“無赤字”，而是著眼于將赤字規模穩定在上年水平；(3)繼續縮小預算支出，1994年為GDP的37%，而1995年和1996年分別降至29%和30%；(4)加強財政監督。1996年，成立了俄羅斯聯邦總統下的臨時非常委員會，以加強稅收和預算紀律。(三)1997年～1998年3月經濟由危機轉入蕭條性穩定，財政政策在“適度緊縮”的基礎上又添“積極”跡象針對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政府中期綱要提出前一階段以克服經濟危機為重點的改革任務已經基本完成，下一階段的重點是改革經濟結構和恢復經濟增長，提高生產效率。為此，財政政策也采取了許多新舉措，在“適度緊縮”的基礎上增添了“積極”跡象。這一階段財政領域進行了幾項重點改革，制度方面最重要的是開始立法，規范預算稅收制度，制定頒布了《俄羅斯聯邦預算法典》(1998年7月)和《俄羅斯聯邦稅法典》第一部分(1998年7月)。在政策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比較積極的做法：(1)規范稅制、減少稅種和收縮稅收優惠；(2)壓縮預算支出仍然是支出政策的重點；(3)國債規模一發不可收，債務的規模大、期限短、成本高的特點實際上已經為1998年8月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伏筆。(四)1998年3月-1999年8月克服金融危機和穩定經濟階段，財政政策仍以緊縮為特征，但開始表現出刺激供給的傾向八一七金融危機使1997年來之不易的(哪怕是蕭條性的)穩定成果大打折扣，社會經濟重新陷入危機。面對嚴重的危機形勢，普里馬科夫政府提出了鮮明的政策主張，即在堅持改革的條件下糾正過去的錯誤，對政策進行重大調整，把確保社會和經濟領域的穩定、提高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力度作為重點，把走加強國家干預經濟(秩序)的社會市場經濟道路作為目標。財政政策的重點一方面為穩定經濟、消除危機服務，一方面致力于刺激生產發展。(1)明確提出降低稅率、擴大稅基的主張；(2)債務重組；(3)繼續發揮“發展預算”的作用以加強國家投資。普里馬科夫政府的綱領和政策在執政期間取得了一定成果，經濟危機有所緩解。盡管許多業內人士看好普里馬科夫政府的施政綱領和前景，但是政治因素再次使這屆政府早早夭折。接下來，俄羅斯政壇1999年5—8月在又經歷了一個短命政府——斯捷帕申政府之后，迎來了普京代總理時期。從此，普京人氣一路飆升：同年8月16日當選總理，12月31日出任代總統，次年3月當選俄羅斯第二位民選總統，由此振興俄羅斯的重任落在了普京肩上。[1][2][][](五)1999年8月至今經濟逐漸進入恢復性增長階段，財政政策有緊有松，以刺激供給為主，追求經濟增長高速度盡管前幾任政府也數次提到要采用社會市場經濟模式，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都沒有在實踐中得到全面切實的貫徹。從普京開始，社會市場經濟理念才真正在改革中得到體現，其中最主要的表現是突出宏觀經濟調控和刺激經濟快速增長：(1)把發展生產、提高經濟增長速度作為經濟工作的中心。推行積極的工業政策，包括扶持出口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扶持以滿足國內需求為主的非原料部門的發展、提高燃料動力和原料部門的出口能力；為投資創造良好環境，包括降低貸款利率、穩定股市、限制本國資本外流等；實施合理的結構政策，包括鼓勵中小企業發展和調節天然壟斷部門活動；推行現代化的農業政策等。(2)產權方面實行混合所有制，主張對于公共產品部門和天然壟斷部門企業，仍然要保持國家所有或國家控股。(3)重視微觀領域改革，主張提高私有化企業和國有企業的生產效率，其途徑是進行企業重組和加強公司治理。(4)建立有效的金融體系，保證低通貨膨脹率和盧布的穩定，建立文明的金融證券市場。在財政政策方面，我們已經指出了在弗雷堡學派這一官方經濟理念下普京的相關選擇，即繼續堅持新自由主義預算平衡思想。“五條件保持預算無赤字”，收縮支出；政策導向優先穩定生產、刺激供給，重點是降低稅率。三普京時期財政政策的主要特點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面來歸納普京時期財政政策的主要特點。(一)以加快經濟增長速度為導向，降低國家支出規模俄羅斯官方積極主張降低支出規模。轉型經濟給“大財政”帶來的變化之一就是支出規模的大大削減。但是隨著改革進程的推進，支出規模不僅服務于宏觀的經濟模式，而且要服務于具體的經濟目標。普京的一個重要的政策主張是要加快經濟增長速度，這是俄羅斯官方主張降低國家支出規模的重要政策依據。普京上臺以來，多次強調要加快經濟發展，經濟增長速度應該每年至少達到5%，希望達到7%或8%，最好是達到10%，并在2003年總統咨文中提出在2010年要實現國內生產總值翻一番的目標。2004年完成的《2005～2007年俄羅斯聯邦中期社會經濟發展綱要》中，繼續強調經濟增長高速度，并就此提出要趕超最發達國家水平，同時在中長期內使高增長成為常態。政府在《2003—2005年俄羅斯聯邦中期社會經濟發展綱要》中指出，“俄羅斯提高經濟增長速度必須繼續降低由國家直接分配的或國家參與分配的資金的份額，因為現階段國有部門資金的效率要比私人部門低。為了使降低稅收負擔不會導致國家公共服務質量的降低，不會引發預算赤字和依靠國家債務增長來彌補赤字的危險，預算支出增長的速度必須比經濟增長速度低。這段話至少表明了兩重意思：首先，降低國家直接分配資金的額度(當然重點是國家支出)是為了提高經濟增長速度；其次，是為了預算平衡——盡管此前政府強調“降低稅率、擴大稅基”，似乎是降稅和增收兼得，但是從這段話看，政府對稅收降低還是有足夠的心理準備，經濟增長速度和預算平衡是并重的目標，因此對降低稅負可能帶來的預算赤字，政府應對的手段是降低支出。俄羅斯財政部長庫德林在2002年曾表示，在2004～2005年，擴大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每年降低1%。在政府制定的長期經濟發展綱要中，預計在2005年前把擴大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從2000年的36%降到32%-33%，長期應降至30%④。其中主要以清理和縮減無效國家支出為主，包括減少經濟建設支出，縮減地區過多的社會支出，降低國家行政管理支出，提高政府采購效益等等。可以說，俄羅斯關于國家支出或者是國家支出規模的認識，從根本上仍然是一個國家應該如何干預經濟的問題。主張降低支出規模的多是“自由派”和“激進派”，認為國家參與經濟的程度越低越好；主張保持和擴大支出的多是“漸進派”，認為國家應該適當加強部分領域的干預。而就政府目前的選擇而言，表現出的是“中間”色彩的做法：降低支出，但幅度不會太大；既不會像“激進派”所設想的那樣大幅降低支出，也不會走提高國家對經濟參與度的道路，在這一點上，政府的選擇和我們前面所分析的官方經濟學理念是一致的。(二)國家支出結構由過去的突出經濟職能向突出社會公共職能的轉化向市場經濟轉型以來，俄羅斯國家支出結構的最大變化是急劇縮減對國民經濟領域的投資。計劃經濟時期在蘇聯統一預算支出中，用于國民經濟的撥款要占50%以上。相對而言，社會文化措施撥款的數額則小得多，占支出總額的31.9%。經濟支出和社會支出的比例關系大致為3：2。向市場經濟轉型以來，隨著多數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和股份制改組，企業擴大再生產的資金來源主要依靠自有資金和金融市場融資。社會公共職能成為俄羅斯財政的核心，經濟職能大大縮小，財政不再安排和從事營利性的投資支出，其范圍限于工業、能源、建筑、交通道路設施和通訊信息、農業漁業、住宅公用設施等重點建設和基礎設施領域。在1998～2001年俄羅斯聯邦統一預算支出中，經濟支出占預算支出總額的比重平均為20%以下，而社會職能得到了突出(此職能在俄羅斯預算中和蘇聯一樣，采用了“社會文化措施”一詞，其內涵也大致相同，包括教育、文化、藝術和大眾信息工具、衛生和體育、社會政策等)，用于社會文化措施的支出占預算支出總額的比重平均保持在29%左右，經濟支出和社會支出的比例關系約為2：3。具體情況參見下表。1998~2001年俄羅斯聯邦統一預算支出結構項目1998199920002001ABABABAB總支出100.030.7100.026.4100.026.8100.026.8國家管理和地方自治3.71.13.71.03.71.04.61.2國際活動2.10.64.71.20.60.11.00.3國防7.72.49.22.49.82.610.22.7護法活動和保證國家安全5.41.65.91.66.81.87.62.0工業、能源、建筑3.11.02.50.73.00.89.82.6農業和漁業2.90.92.80.82.80.82.80.7道路交通、通訊、信息2.30.72.10.52.00.53.61.0住宅公用事業11.53.510.12.710.22.78.12.2社會文化措施29.29.029.27.727.37.330.18.1國家債務17.65.415.14.014.13.810.12.7聯邦專項基金5.21.68.02.112.73.46.31.7其他9.32.96.71.?7.02.05.81.6赤字(-)或盈余-5.6-1.01.92.9注：A：占總支出比重%；B；占GDP比重%。資料來源：俄羅斯國家統計委員會：《統計匯編》，2002年俄文版，第22頁。引自2003年//www.budgetrf.ru／。(三)致力于稅收體系的公平和中性，實際上更偏重于中性原則公平和中性都是西方財政學中經常提到的兩個主要原則。一般來說，稅收公平包括橫向公平，即凡有相同納稅能力的人應該繳納相同的稅費；縱向公平指納稅能力不相同的人應該繳納數量不同的稅費。基于這兩種公平，所以有所謂的稅負征收上的“受益原則”和“支付能力原則”之說。俄羅斯采用的是“支付能力原則”，即意味著稅收只應對有納稅能力的人征收，并且稅額應該依照不同的納稅能力而變化。在《俄羅斯聯邦稅法典》第一部分(1998年7月頒布)總則第3條中提到了這一原則：“每一個人都應該依法繳納規定的稅、費。關于稅、費的立法要建立在承認納稅的普遍性和平等的基礎上。在規定稅收時應當從公平原則出發，考慮納稅人的實際能力”。中性稅收實際是俄羅斯官方新自由主義理念的“稅收版”。稅收中性是一個相對概念，一種“次優原則”。對現代國家來說，稅收中性的意義在于減少國家對稅收領域的干預，避免規定過多的稅收優惠和歧視影響稅收秩序；同時降低納稅者的稅收負擔，包括稅收總“量”和納稅成本。盡管中性稅收不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發明”，但由于該原則符合其減少國家干預、財政健全的經濟思想，因此包括貨幣主義、弗雷堡學派、供給學派在內的多數新自由主義流派都是贊成稅收中性的。公平原則和中性原則在一定意義上是互相沖突的。現實中，一國出于國情，往往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側重。這一點在俄羅斯表現得也很明顯。在當前的稅收政策中，顯然是側重于中性原則。在俄羅斯政府的中長期綱要中，提到稅收體系改革、稅收政策發展時，多次強調稅收中性，而“公平”原則少有論及。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可以引用政府長期發展綱要中的一段話：“提高稅收體系的公平與中性依靠下列措施：拉平所有納稅人的納稅條件(首先是取消一些缺乏根據的稅收優惠和例外)；取消對納稅主體的經濟行為的無效消極的影響；修改個別稅種的稅基的訂立規則，以使其更加符合該稅種的經濟實質；在稅收立法中增加有關稅收監督的機制和手段，并以此優化稅收行政管理和提高集中稅收的水平；減少監督機構的數目；對訴訟稅收機構的行為，簡化和加速其相關程序(包括在具有一般司法權的法院和仲裁法院內設立專門的稅收爭議協會)；降低避稅的可能”。可以發現，所有這些內容都沒有涉及《稅法典》第一部分所提到的“支付能力”的公平，強調的只是要為“中性”原則創造一種對納稅人平等的條件。從稅收政策的一些具體做法上，比如所得稅的比例稅率、大量削減稅收優惠等，也表明俄羅斯的主導思想是以中性原則優先的。這是總體把握俄羅斯稅收政策的前提。在中性原則的基礎上理解降低稅負。對俄羅斯降低稅負可以從幾方面去理解。首先，降低稅負指的是降低稅收相對于經濟發展的負擔，它不僅包括減少稅種和降低稅率，還包括降低國家稅收管理成本，簡化稅收體系；其次，降低稅負不意味俄羅斯一定降低宏觀稅率(稅收收入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政府對降低稅負還寄予了擴大稅基的期望，包括以下3個途徑：一是希望通過降低個別稅種的稅率，進而刺激企業和個人投資，促進生產發展，二是降低稅率可以減少逃避納稅行為，三是縮減稅收優惠，加強對預算支出中稅收優惠支出(稅式支出)的核算。因此，政府提出“這種降低應該同時伴隨著可能增加實際稅收的集中”。在某種意義上說，降低稅負實際是俄羅斯稅收中性原則的微觀化。(四)稅收政策的具體措施：降低稅率、擴大稅基普京總統對稅收政策十分重視。他認為，“今天世界各國在所有的經濟和政治參數上展開相互競爭，包括稅收負擔的大小，國家以及公民的安全程度，對所有者權利的保障”，把稅收負擔的大小看作是影響一國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并多次強調要繼續進行稅收改革。普京的稅收改革思想可以簡單地概括為“降低稅率，擴大稅基”，這實際也是和普京的第三條道路治國方略②以及政府官方經濟理念一脈相承的政策主張。1.降低稅率。首先是所得稅稅率。俄羅斯所得稅包括自然人收入稅(個人所得稅)和組織利潤稅(企業所得稅)。在《俄羅斯聯邦稅法典》第二部分頒布之前，對自然人收入稅一直實行的是多級累進稅率，最高為35%，最低為12%；組織利潤稅實行比例稅率。一般稅率為35%，對不同經營活動存在一定差異。新稅法對自然人收入稅取消了累進制，改行單一比例稅率，規定一般稅率為13%，特定收入征稅35%，非俄羅斯聯邦常住自然人收入征稅30%；組織利潤稅一般稅率為24%，外國企業、股息收入和中央銀行收入另有相應稅率。其次是統一社會稅。統一社會稅一般稅率由38.5%降低到35.6%，其余為累退稅率，不設最高限額。政府宣稱，在2005年前，加工部門部分領域將繼續降低統一社會稅(稅率從35.6%降低到25%或更低)。增值稅一般稅率擬在2004年由20%降為18%。2.減少稅種。1998年公布的新《稅法典》第一部分把稅種減為28種。2004年12月的聯邦法對《稅法典》中的稅種進行了較大修改，聯邦稅改為10種：增值稅、消費稅、自然人所得稅、統一社會稅、組織利潤稅、礦藏使用稅、繼承或遺產稅、水稅、動物和水資源使用權付費及國家關稅。地區稅改為3種：組織財產稅、賭博稅和運輸稅；地方稅改為兩種：土地稅和自然人財產稅。這樣俄羅斯聯邦稅、費體系現在包括的稅由28種減為15種。3.簡化納稅體系。2002年7月1日俄羅斯通過的《稅法典》(第二部分)補充章節規定了簡化納稅體系的內容。首先，對部分組織及個體企業主實行五稅合一的“統一稅”，即對組織(或個別企業主)以繳納統一稅來代替組織利潤稅(或自然人收入稅)、增值稅、銷售稅、組織財產稅和統一社會稅的繳納。其次，簡化納稅體系還規定對一些服務性如修理、理發和獸醫等小企業征收“認定收入統一稅”，其稅率為認定收入的15%。4.縮減稅收優惠。按照稅收中性原則顯然稅收優惠應該越少越好。2000年之后對稅收優惠削減的主要稅種就是組織利潤稅。組織利潤稅曾是稅收優惠分布最多的一個稅種。按照《稅法典》第二部分第二十五章的規定，取消了絕大多數的組織利潤稅優惠。其次還取消一系列增值稅和消費稅優惠。應該說，對于轉型國家而言，宏觀調控意義上的財政政策是一項新事物。如何最佳發揮這把“雙刃劍”的優勢，對每一個國家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和水平都是一種考驗，對關乎民眾生計的經濟發展都是一項福祉。因此，對相關政策的總結和分析，是一個十分有意義的研究領域。今后俄羅斯財政政策會怎樣發展，現有措施是否真正給經濟增長帶來持續動力，以供給為主導的預算平衡政策會保持多久等等，這些問題都充滿挑戰性，有待進一步研究和探討。

[內容提要]本文通過對俄羅斯轉型時期財政政策的梳理和分析，力圖為中國的財政政策的轉換提供一些參考和借鑒。對于財政政策的運用和選擇，俄羅斯轉型以來受本國官方經濟理念影響較大，表現出既變化又統一的發展脈絡。就個性化而言，普京時期把追求經濟增長高速度作為其財政政策的首要導向。[關鍵詞]俄羅斯財政政策預算稅收轉型以來，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一部分，俄羅斯財政政策處于不斷變化和調整之中，既促進了財政制度的改革與轉型，也在反危機和經濟穩定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對于政策的運用和選擇，俄羅斯受本國官方經濟理念的影響較大，在追求預算平衡、反對赤字政策的前提下，大致經歷了“全面緊縮”到“減支減稅”的調整過程。特別是普京執政以來，深受社會市場經濟理念影響，以追求經濟高速度增長為目標，在稅收和支出方面采取了一些頗具特色的措施，使很多財政指標呈良性化發展態勢，為經濟邁人恢復性增長的新階段提供了較為穩定的財政環境。一俄羅斯財政政策與官方經濟理念選擇轉型以來，俄羅斯官方經濟理念經歷了從“貨幣主義”到“弗雷堡學派”的變化，相應的市場經濟模式選擇也由“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向“社會市場經濟”模式過渡，但是從根本上一直沒有脫離新自由主義的思想框架。因此，其財政政策的發展變化始終受到這一經濟理論的影響，并表現出與之相符的特點。(一)官方經濟理念一國主流市場經濟理念或者稱“官方經濟理念”對國家調控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官方經濟理念的選擇越來越呈現出短期化和復雜化的傾向。對于官方經濟理念的理解，首先，它應該是一種主流意義上的判斷，不排除實踐會受到其他經濟理論的影響；其次，“變”是絕對的、長期的，而“不變”則是相對的、短期的。本文所指的即是這種意義的官方經濟理念，或者也可以稱為一國的主流市場經濟理念。對于轉型國家來說，官方經濟理念的選擇表現出兩種傾向：一種是沒有先驗性的官方經濟理念，如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說一直是中國國家正統的政治經濟理論，這一點毋庸懷疑，但就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言，馬克思主義對于改革道路和措施等具體的轉型問題只能是一種高屋建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它不可能具體地提供諸如財政體制和股份制改造如何進行的理論；另一種傾向發生在俄羅斯，即鮮明的官方經濟理念。從轉型伊始，這個急于擺脫“計劃”的國家又一次成為“計劃”的實驗品，所不同的是，計劃的始作俑者是西方幾個大國和一批篤信貨幣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遺憾的是，貨幣主義的“休克療法”在俄羅斯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對“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追求給俄羅斯帶來的是危機與混亂。繼貨幣主義之后，在多種因素共同作用下，弗雷堡學派以及相應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逐漸成為俄羅斯的新選擇。(二)俄羅斯官方經濟理念：從貨幣主義到社會市場經濟第一階段，貨幣主義居于主流。這一理念表現在經濟轉型的目標模式、過渡方式以及轉型中的宏觀經濟政策取向3個方面。在俄羅斯經濟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休克療法”，此前曾因在玻利維亞治理惡性通貨膨脹(1986—1990年)取得成功而揚名世界。1989年前后，“休克療法”的戰場轉移到東歐，后又進入俄羅斯，其目標也從解決危機和根治通貨膨脹搖身變為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手段。“休克療法”的基本內容是“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和穩定化，其主基調就是“管住貨幣，放開價格”，具有明顯的貨幣主義色彩。“休克療法”創始人薩克斯有“芝加哥小子”的稱呼，其思想淵源可想而知。按照貨幣主義思想，在貨幣總量一定的情況下，放開價格只會引起相對價格有升有降，而不會引起物價總水平的大幅度上漲。當然，在運作中，俄羅斯經濟形勢并沒有驗證這些思想。改革當年，即1992年的通貨膨脹率即達到了2510%。但這并不影響上述思想正是“管住貨幣、放開價格”的理論基礎的事實。經濟形勢的惡化使激進改革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1992年12月，葉利欽迫于壓力，以主張漸進式改革的切爾諾梅爾金接替了激進派總理蓋達爾，并于1994年宣布放棄“休克療法”式的激進改革。切氏上臺后，開始有意識加強國家干預，反對任何過激主張。特別是1996年制定的《1997～2000年結構改革和經濟增長中期綱要》，在許多政策上表現出向社會市場經濟調整的跡象。這以后的3屆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進一步弱化改革的激進自由主義色彩。但是，由于政府的頻繁更迭和1998年的金融危機，很多政策都停留在紙面上，沒能得到有效的貫徹實施。從1999年8月起，普京接任總理并于2000年3月成為俄羅斯總統以來，可以說開始了經濟改革的新時代。(三)社會市場經濟取代貨幣主義的原因及標志首先，俄羅斯經濟轉型以來的境況一直不盡如人意，現實逼迫官方探索新的途徑。長期的經濟不景氣和政局動蕩使得民眾早已對舊有的經濟改革喪失了信心，一心渴望穩定和秩序，社會矛盾一觸即發，因此，經濟政策和改革思路的調整迫在眉睫。其次，理論界大力主張建立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對美國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改革的失望，加之德國經濟奇跡的誘惑，使理論界充滿了建立社會市場經濟的呼聲。在俄羅斯，社會市場經濟模式的討論一直是理論界研究的重點，特別是在經歷了改革的種種劇痛之后，研究變得更具有傾向性了，一些學者在指責自由改革的同時，十分關注競爭環境、經濟秩序和社會保障問題，呼吁向社會市場經濟轉向。第三，從總體上看，弗雷堡學派與貨幣主義一脈相承，都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重要流派。因此，這一轉折具有較高的繼承性，不存在過高的社會成本，不會引起改革已受益者的恐慌。弗雷堡學派成為官方經濟理念的主要標志是：首先，表現在普京總統上臺后的言論中，比如主張建立“有秩序的市場經濟”，主張“俄羅斯應該將市場經濟與本國國情結合起來，才會有光明的未來”，走計劃經濟體制和激進自由市場經濟之間的“中間道路”，或者說是這兩者之外的“第三條道路”。而走經濟體制的“第三條道路”正是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最大特色。美國《商業周刊》2000年1月10日對普京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發表評論說：“不要指望普京會贊成美國的市場信條。從他發表的公開講話來判斷，他的市場觀點類似于德國式的國家資本主義，而不是美國私營企業體制。那種自上而下的德國模式強調的是政府、資方和勞方的上層人物之間的合作，這正對普京的胃口”。中國國內學者也指出，普京的政策主張“類似于德國弗雷堡學派的觀點”，“普京要建立一個以混合所有制為基礎的、保持一定國家干預的、實行有序競爭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其次，反映在一些具體的改革措施上。第一，保留必要的國有經濟；第二，國家調節進入微觀領域；第三，加大宏觀調控力度，側重供給、提高經濟增長速度成為最主要目標，穩定價格服從于穩定生產等等；第四，注重社會政策，包括規范調整統一社會稅的征收，加強貧困人口和特殊救助對象的社會支持，提高居民實際收入。對弗雷堡學派或者是社會市場經濟的認可，并不等于俄羅斯會重復照搬別國經驗的老路，“俄羅斯經濟，在接受社會市場經濟主要參數的同時，更應該考慮國家歷史傳統和民眾心理以及社會經濟現狀，走自己的路”。普京也多次表示“俄羅斯必須尋找自己的改革之路”。從貨幣主義到弗雷堡學派，這種主流經濟學和官方經濟理念的轉變，既有繼承，又有較為顯著的差異。這些也間接反映在俄羅斯財政政策的運用上。二轉型以來俄羅斯財政政策的走勢及其特點對俄羅斯來說，官方經濟理念和經濟改革現實共同影響著財政政策的發展和特點。總的來看，俄羅斯經濟轉型以來，財政政策的運用具有如下特征：(1)財政政策發生作用的基礎是處于改革之中的財政制度，政策的調整往往和制度改革交織在一起；(2)財政政策由單一重視國庫功能逐漸轉為經濟刺激功能和國庫功能并重，成為刺激供給的重要工具；(3)追求預算平衡是俄羅斯財政政策的基本目標，并已經寫入《俄羅斯聯邦預算法典》；(4)減稅與減支是稅收和支出兩大政策工具的總體趨勢，中性稅收原則成為普京的主要稅改思想。按照我們的劃分，以普京當政為界，俄羅斯的官方經濟理念從貨幣主義轉向弗雷堡學派；在經濟理念轉換的過程中，財政政策同樣表現出逐漸過渡的特點，基本趨向是由注重反通貨膨脹向注重供給發展。但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延續又決定了俄羅斯自轉型以來財政政策運用上的一致性和共同點。(一)1992～1993年激進改革開始，財政政策表現為嚴格緊縮，以反通貨膨脹為目標在這一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一樣，是作為激進改革的組成部分執行，而不是針對現實的經濟態勢運用。其表現為嚴格緊縮。緊縮的目標是在1992年內把預算赤字從1991年占GDP的20%降至1%，月通貨膨脹控制在3%以下，緊縮手段包括增加稅收和縮減預算支出兩個方面。激進改革伊始，政府的《經濟政策備忘錄》要求稅收總額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55%，后來改為45%。這樣的宏觀稅率不僅高出一般發展中國家(20%～30%)，也高出發達國家(德國40%、美國30%左右)，和蘇聯“大政府、大財政”時期的水平接近。就貨幣主義而言，是不主張高稅率的，但是為什么俄羅斯在轉型之初要選擇一個高稅率、多稅種的稅收體系和政策呢?最主要的原因是穩定貨幣的需要，高稅收可以抑制企業投資和生產的積極性，達到緊縮的目的，以避免價格放開所帶來的通貨膨脹。此外，與決策者對轉型后果估計不足、過高估計生產部門對轉型的承受能力也不無關系。當這種高稅負的基調一旦確立，扭轉則面臨許多壓力，包括國庫緊張和地方利益等。普京上臺之前，政府幾任總理也認識到降低稅負的必要性，但是預算連年赤字，國庫壓力巨大，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這些都影響減稅措施的實施。從根本上也不排除貨幣主義的財政思想束縛官方改革進程的可能。縮減支出主要是削減價格補貼、企業虧損補貼、國家投資、軍費開支和國家機關管理經費。1992年和1993年聯邦統一預算支出減少到國內生產總值的33%和36%，而蘇聯時期這一指標在45%左右(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二)1994-1996年年底為反轉型危機階段，財政政策的緊縮有所放松，反通貨膨脹仍然是主要目標財政政策表現為“適度緊縮”。“適度”主要表現為國債增長較快和不再強調無赤字預算。(1)國家公債市場有了較大發展；(2)預算政策不再追求“無赤字”，而是著眼于將赤字規模穩定在上年水平；(3)繼續縮小預算支出，1994年為GDP的37%，而1995年和1996年分別降至29%和30%；(4)加強財政監督。1996年，成立了俄羅斯聯邦總統下的臨時非常委員會，以加強稅收和預算紀律。(三)1997年～1998年3月經濟由危機轉入蕭條性穩定，財政政策在“適度緊縮”的基礎上又添“積極”跡象針對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政府中期綱要提出前一階段以克服經濟危機為重點的改革任務已經基本完成，下一階段的重點是改革經濟結構和恢復經濟增長，提高生產效率。為此，財政政策也采取了許多新舉措，在“適度緊縮”的基礎上增添了“積極”跡象。這一階段財政領域進行了幾項重點改革，制度方面最重要的是開始立法，規范預算稅收制度，制定頒布了《俄羅斯聯邦預算法典》(1998年7月)和《俄羅斯聯邦稅法典》第一部分(1998年7月)。在政策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比較積極的做法：(1)規范稅制、減少稅種和收縮稅收優惠；(2)壓縮預算支出仍然是支出政策的重點；(3)國債規模一發不可收，債務的規模大、期限短、成本高的特點實際上已經為1998年8月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伏筆。(四)1998年3月-1999年8月克服金融危機和穩定經濟階段，財政政策仍以緊縮為特征，但開始表現出刺激供給的傾向八一七金融危機使1997年來之不易的(哪怕是蕭條性的)穩定成果大打折扣，社會經濟重新陷入危機。面對嚴重的危機形勢，普里馬科夫政府提出了鮮明的政策主張，即在堅持改革的條件下糾正過去的錯誤，對政策進行重大調整，把確保社會和經濟領域的穩定、提高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力度作為重點，把走加強國家干預經濟(秩序)的社會市場經濟道路作為目標。財政政策的重點一方面為穩定經濟、消除危機服務，一方面致力于刺激生產發展。(1)明確提出降低稅率、擴大稅基的主張；(2)債務重組；(3)繼續發揮“發展預算”的作用以加強國家投資。普里馬科夫政府的綱領和政策在執政期間取得了一定成果，經濟危機有所緩解。盡管許多業內人士看好普里馬科夫政府的施政綱領和前景，但是政治因素再次使這屆政府早早夭折。接下來，俄羅斯政壇1999年5—8月在又經歷了一個短命政府——斯捷帕申政府之后，迎來了普京代總理時期。從此，普京人氣一路飆升：同年8月16日當選總理，12月31日出任代總統，次年3月當選俄羅斯第二位民選總統，由此振興俄羅斯的重任落在了普京肩上。[1][2][][](五)1999年8月至今經濟逐漸進入恢復性增長階段，財政政策有緊有松，以刺激供給為主，追求經濟增長高速度盡管前幾任政府也數次提到要采用社會市場經濟模式，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都沒有在實踐中得到全面切實的貫徹。從普京開始，社會市場經濟理念才真正在改革中得到體現，其中最主要的表現是突出宏觀經濟調控和刺激經濟快速增長：(1)把發展生產、提高經濟增長速度作為經濟工作的中心。推行積極的工業政策，包括扶持出口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扶持以滿足國內需求為主的非原料部門的發展、提高燃料動力和原料部門的出口能力；為投資創造良好環境，包括降低貸款利率、穩定股市、限制本國資本外流等；實施合理的結構政策，包括鼓勵中小企業發展和調節天然壟斷部門活動；推行現代化的農業政策等。(2)產權方面實行混合所有制，主張對于公共產品部門和天然壟斷部門企業，仍然要保持國家所有或國家控股。(3)重視微觀領域改革，主張提高私有化企業和國有企業的生產效率，其途徑是進行企業重組和加強公司治理。(4)建立有效的金融體系，保證低通貨膨脹率和盧布的穩定，建立文明的金融證券市場。在財政政策方面，我們已經指出了在弗雷堡學派這一官方經濟理念下普京的相關選擇，即繼續堅持新自由主義預算平衡思想。“五條件保持預算無赤字”，收縮支出；政策導向優先穩定生產、刺激供給，重點是降低稅率。三普京時期財政政策的主要特點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面來歸納普京時期財政政策的主要特點。(一)以加快經濟增長速度為導向，降低國家支出規模俄羅斯官方積極主張降低支出規模。轉型經濟給“大財政”帶來的變化之一就是支出規模的大大削減。但是隨著改革進程的推進，支出規模不僅服務于宏觀的經濟模式，而且要服務于具體的經濟目標。普京的一個重要的政策主張是要加快經濟增長速度，這是俄羅斯官方主張降低國家支出規模的重要政策依據。普京上臺以來，多次強調要加快經濟發展，經濟增長速度應該每年至少達到5%，希望達到7%或8%，最好是達到10%，并在2003年總統咨文中提出在2010年要實現國內生產總值翻一番的目標。2004年完成的《2005～2007年俄羅斯聯邦中期社會經濟發展綱要》中，繼續強調經濟增長高速度，并就此提出要趕超最發達國家水平，同時在中長期內使高增長成為常態。政府在《2003—2005年俄羅斯聯邦中期社會經濟發展綱要》中指出，“俄羅斯提高經濟增長速度必須繼續降低由國家直接分配的或國家參與分配的資金的份額，因為現階段國有部門資金的效率要比私人部門低。為了使降低稅收負擔不會導致國家公共服務質量的降低，不會引發預算赤字和依靠國家債務增長來彌補赤字的危險，預算支出增長的速度必須比經濟增長速度低。這段話至少表明了兩重意思：首先，降低國家直接分配資金的額度(當然重點是國家支出)是為了提高經濟增長速度；其次，是為了預算平衡——盡管此前政府強調“降低稅率、擴大稅基”，似乎是降稅和增收兼得，但是從這段話看，政府對稅收降低還是有足夠的心理準備，經濟增長速度和預算平衡是并重的目標，因此對降低稅負可能帶來的預算赤字，政府應對的手段是降低支出。俄羅斯財政部長庫德林在2002年曾表示，在2004～2005年，擴大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每年降低1%。在政府制定的長期經濟發展綱要中，預計在2005年前把擴大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從2000年的36%降到32%-33%，長期應降至30%④。其中主要以清理和縮減無效國家支出為主，包括減少經濟建設支出，縮減地區過多的社會支出，降低國家行政管理支出，提高政府采購效益等等。可以說，俄羅斯關于國家支出或者是國家支出規模的認識，從根本上仍然是一個國家應該如何干預經濟的問題。主張降低支出規模的多是“自由派”和“激進派”，認為國家參與經濟的程度越低越好；主張保持和擴大支出的多是“漸進派”，認為國家應該適當加強部分領域的干預。而就政府目前的選擇而言，表現出的是“中間”色彩的做法：降低支出，但幅度不會太大；既不會像“激進派”所設想的那樣大幅降低支出，也不會走提高國家對經濟參與度的道路，在這一點上，政府的選擇和我們前面所分析的官方經濟學理念是一致的。(二)國家支出結構由過去的突出經濟職能向突出社會公共職能的轉化向市場經濟轉型以來，俄羅斯國家支出結構的最大變化是急劇縮減對國民經濟領域的投資。計劃經濟時期在蘇聯統一預算支出中，用于國民經濟的撥款要占50%以上。相對而言，社會文化措施撥款的數額則小得多，占支出總額的31.9%。經濟支出和社會支出的比例關系大致為3：2。向市場經濟轉型以來，隨著多數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和股份制改組，企業擴大再生產的資金來源主要依靠自有資金和金融市場融資。社會公共職能成為俄羅斯財政的核心，經濟職能大大縮小，財政不再安排和從事營利性的投資支出，其范圍限于工業、能源、建筑、交通道路設施和通訊信息、農業漁業、住宅公用設施等重點建設和基礎設施領域。在1998～2001年俄羅斯聯邦統一預算支出中，經濟支出占預算支出總額的比重平均為20%以下，而社會職能得到了突出(此職能在俄羅斯預算中和蘇聯一樣，采用了“社會文化措施”一詞，其內涵也大致相同，包括教育、文化、藝術和大眾信息工具、衛生和體育、社會政策等)，用于社會文化措施的支出占預算支出總額的比重平均保持在29%左右，經濟支出和社會支出的比例關系約為2：3。具體情況參見下表。1998~2001年俄羅斯聯邦統一預算支出結構項目1998199920002001ABABABAB總支出100.030.7100.026.4100.026.8100.026.8國家管理和地方自治3.71.13.71.03.71.04.61.2國際活動2.10.64.71.20.60.11.00.3國防7.72.49.22.49.82.610.22.7護法活動和保證國家安全5.41.65.91.66.81.87.62.0工業、能源、建筑3.11.02.50.73.00.89.82.6農業和漁業2.90.92.80.82.80.82.80.7道路交通、通訊、信息2.30.72.10.52.00.53.61.0住宅公用事業11.53.510.12.710.22.78.12.2社會文化措施29.29.029.27.727.37.330.18.1國家債務17.65.415.14.014.13.810.12.7聯邦專項基金5.21.68.02.112.73.46.31.7其他9.32.96.71.?7.02.05.81.6赤字(-)或盈余-5.6-1.01.92.9注：A：占總支出比重%；B；占GDP比重%。資料來源：俄羅斯國家統計委員會：《統計匯編》，2002年俄文版，第22頁。引自2003年//www.budgetrf.ru／。(三)致力于稅收體系的公平和中性，實際上更偏重于中性原則公平和中性都是西方財政學中經常提到的兩個主要原則。一般來說，稅收公平包括橫向公平，即凡有相同納稅能力的人應該繳納相同的稅費；縱向公平指納稅能力不相同的人應該繳納數量不同的稅費。基于這兩種公平，所以有所謂的稅負征收上的“受益原則”和“支付能力原則”之說。俄羅斯采用的是“支付能力原則”，即意味著稅收只應對有納稅能力的人征收，并且稅額應該依照不同的納稅能力而變化。在《俄羅斯聯邦稅法典》第一部分(1998年7月頒布)總則第3條中提到了這一原則：“每一個人都應該依法繳納規定的稅、費。關于稅、費的立法要建立在承認納稅的普遍性和平等的基礎上。在規定稅收時應當從公平原則出發，考慮納稅人的實際能力”。中性稅收實際是俄羅斯官方新自由主義理念的“稅收版”。稅收中性是一個相對概念，一種“次優原則”。對現代國家來說，稅收中性的意義在于減少國家對稅收領域的干預，避免規定過多的稅收優惠和歧視影響稅收秩序；同時降低納稅者的稅收負擔，包括稅收總“量”和納稅成本。盡管中性稅收不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發明”，但由于該原則符合其減少國家干預、財政健全的經濟思想，因此包括貨幣主義、弗雷堡學派、供給學派在內的多數新自由主義流派都是贊成稅收中性的。公平原則和中性原則在一定意義上是互相沖突的。現實中，一國出于國情，往往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側重。這一點在俄羅斯表現得也很明顯。在當前的稅收政策中，顯然是側重于中性原則。在俄羅斯政府的中長期綱要中，提到稅收體系改革、稅收政策發展時，多次強調稅收中性，而“公平”原則少有論及。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可以引用政府長期發展綱要中的一段話：“提高稅收體系的公平與中性依靠下列措施：拉平所有納稅人的納稅條件(首先是取消一些缺乏根據的稅收優惠和例外)；取消對納稅主體的經濟行為的無效消極的影響；修改個別稅種的稅基的訂立規則，以使其更加符合該稅種的經濟實質；在稅收立法中增加有關稅收監督的機制和手段，并以此優化稅收行政管理和提高集中稅收的水平；減少監督機構的數目；對訴訟稅收機構的行為，簡化和加速其相關程序(包括在具有一般司法權的法院和仲裁法院內設立專門的稅收爭議協會)；降低避稅的可能”。可以發現，所有這些內容都沒有涉及《稅法典》第一部分所提到的“支付能力”的公平，強調的只是要為“中性”原則創造一種對納稅人平等的條件。從稅收政策的一些具體做法上，比如所得稅的比例稅率、大量削減稅收優惠等，也表明俄羅斯的主導思想是以中性原則優先的。這是總體把握俄羅斯稅收政策的前提。在中性原則的基礎上理解降低稅負。對俄羅斯降低稅負可以從幾方面去理解。首先，降低稅負指的是降低稅收相對于經濟發展的負擔，它不僅包括減少稅種和降低稅率，還包括降低國家稅收管理成本，簡化稅收體系；其次，降低稅負不意味俄羅斯一定降低宏觀稅率(稅收收入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政府對降低稅負還寄予了擴大稅基的期望，包括以下3個途徑：一是希望通過降低個別稅種的稅率，進而刺激企業和個人投資，促進生產發展，二是降低稅率可以減少逃避納稅行為，三是縮減稅收優惠，加強對預算支出中稅收優惠支出(稅式支出)的核算。因此，政府提出“這種降低應該同時伴隨著可能增加實際稅收的集中”。在某種意義上說，降低稅負實際是俄羅斯稅收中性原則的微觀化。(四)稅收政策的具體措施：降低稅率、擴大稅基普京總統對稅收政策十分重視。他認為，“今天世界各國在所有的經濟和政治參數上展開相互競爭，包括稅收負擔的大小，國家以及公民的安全程度，對所有者權利的保障”，把稅收負擔的大小看作是影響一國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并多次強調要繼續進行稅收改革。普京的稅收改革思想可以簡單地概括為“降低稅率，擴大稅基”，這實際也是和普京的第三條道路治國方略②以及政府官方經濟理念一脈相承的政策主張。1.降低稅率。首先是所得稅稅率。俄羅斯所得稅包括自然人收入稅(個人所得稅)和組織利潤稅(企業所得稅)。在《俄羅斯聯邦稅法典》第二部分頒布之前，對自然人收入稅一直實行的是多級累進稅率，最高為35%，最低為12%；組織利潤稅實行比例稅率。一般稅率為35%，對不同經營活動存在一定差異。新稅法對自然人收入稅取消了累進制，改行單一比例稅率，規定一般稅率為13%，特定收入征稅35%，非俄羅斯聯邦常住自然人收入征稅30%；組織利潤稅一般稅率為24%，外國企業、股息收入和中央銀行收入另有相應稅率。其次是統一社會稅。統一社會稅一般稅率由38.5%降低到35.6%，其余為累退稅率，不設最高限額。政府宣稱，在2005年前，加工部門部分領域將繼續降低統一社會稅(稅率從35.6%降低到25%或更低)。增值稅一般稅率擬在2004年由20%降為18%。2.減少稅種。1998年公布的新《稅法典》第一部分把稅種減為28種。2004年12月的聯邦法對《稅法典》中的稅種進行了較大修改，聯邦稅改為10種：增值稅、消費稅、自然人所得稅、統一社會稅、組織利潤稅、礦藏使用稅、繼承或遺產稅、水稅、動物和水資源使用權付費及國家關稅。地區稅改為3種：組織財產稅、賭博稅和運輸稅；地方稅改為兩種：土地稅和自然人財產稅。這樣俄羅斯聯邦稅、費體系現在包括的稅由28種減為15種。3.簡化納稅體系。2002年7月1日俄羅斯通過的《稅法典》(第二部分)補充章節規定了簡化納稅體系的內容。首先，對部分組織及個體企業主實行五稅合一的“統一稅”，即對組織(或個別企業主)以繳納統一稅來代替組織利潤稅(或自然人收入稅)、增值稅、銷售稅、組織財產稅和統一社會稅的繳納。其次，簡化納稅體系還規定對一些服務性如修理、理發和獸醫等小企業征收“認定收入統一稅”，其稅率為認定收入的15%。4.縮減稅收優惠。按照稅收中性原則顯然稅收優惠應該越少越好。2000年之后對稅收優惠削減的主要稅種就是組織利潤稅。組織利潤稅曾是稅收優惠分布最多的一個稅種。按照《稅法典》第二部分第二十五章的規定，取消了絕大多數的組織利潤稅優惠。其次還取消一系列增值稅和消費稅優惠。應該說，對于轉型國家而言，宏觀調控意義上的財政政策是一項新事物。如何最佳發揮這把“雙刃劍”的優勢，對每一個國家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和水平都是一種考驗，對關乎民眾生計的經濟發展都是一項福祉。因此，對相關政策的總結和分析，是一個十分有意義的研究領域。今后俄羅斯財政政策會怎樣發展，現有措施是否真正給經濟增長帶來持續動力，以供給為主導的預算平衡政策會保持多久等等，這些問題都充滿挑戰性，有待進一步研究和探討

摘要：由于特殊的地緣政治關系，俄羅斯成為在特定歷史時期吸收和獲取西方近現代文明的一條重要渠道。俄羅斯繪畫藝術對中國的傳入與影響就是在近現代東西方文明交匯碰撞這一歷史大背景下發生的。從《恰可圖條約》后第一位來華的俄羅斯傳教士團隨行畫家，到蘇聯十月革命后流亡的俄僑畫家在中國開展的藝術活動，再到20世紀50年代中國美術的全盤蘇化，直至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繪畫藝術在中國影響力的消退。從一個側面折射出近現代以來中國社會的曲折發展與文化變遷。

關鍵詞：俄羅斯；繪畫藝術；俄僑畫家

由于特殊的地緣政治關系，俄羅斯成為中國特定歷史時期吸收和獲取西方近現代文明的一條重要渠道，俄羅斯繪畫藝術對中國的傳入與影響是在近現代東西方文明交匯碰撞這一歷史大背景下發生的。從《恰可圖條約》簽訂后第一位來華的俄羅斯傳教士團隨行畫家，到蘇聯十月革命后流亡的俄僑畫家在中國開展的藝術活動，再到20世紀50年代中國美術的全盤蘇化，直至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繪畫藝術在中國影響力的消退。本文圍繞上述幾個歷史節點探討中俄兩國的繪畫藝術交流問題。

一、《恰可圖條約》與俄國傳教士團隨行畫家來華

追溯俄羅斯繪畫對中國影響的源頭，大概要算1830—1864年期間俄羅斯傳教士團的職業畫家來華了。沙俄的東擴導致了1727年清政府與沙俄簽訂《布連斯奇條約》，俄方稱《恰克圖條約》。條約規定了兩國的邊界和貿易，同時準許俄國向中國派出傳教士團。此后的100多年間，俄國共向中國派出了14次傳教士團，在第十一至十四屆傳教士團中，都有一名職業畫家隨行。職業畫家受命于沙皇，其主要任務是對中國進行社會文化、地理自然、民風習俗等內容的考察，并做客觀的繪畫記錄。安東•米哈伊洛維奇•列加舍夫(1798—1865年)，是第一個來到中國并停留10年的職業畫家。列加舍夫僅有10件油畫和水彩畫作品存世，內容是對中國王公貴族人物的描繪和對城市風光的記錄。科爾薩林1840年隨第十二次傳教士團來到北京，但僅在中國工作三年。現有藏在圣彼德堡俄羅斯博物館的《萬壽山的風景》，作品描繪了北京城外的迷人景色。奇穆托夫于1849年被編入第十三次傳教士團，在中國生活了8年。奇穆托夫現有傳世作品8幅，《北京城外景》將目光對準了中國的普通百姓，反映了普通民眾的生活現狀。伊戈列夫于1857年主動要求加入第十四次傳教士團。伊戈列夫擅長肖像畫，《饑寒交迫的中國乞丐》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民不聊生的現實狀況[1]。與同期來華的畫家王致誠、郞士寧相比，俄傳教士團畫家的表現意圖與風格有顯著的差異。首先，傳教士團畫家的作品多以客觀記錄的形式出現，不論是列加舍夫表現的官員貴族，還是伊戈列夫繪制的乞丐流民，都相對準確地記錄了當時中國的社會風貌，側重于繪畫表現的客觀性。其次，傳教士團畫家多受歐洲古典繪畫訓練，其作品風格與中國傳統繪畫保持距離。而不像郞士寧作為宮廷御用畫家的身份，將其油畫的表現方法與中國畫進行融合，以確保其作品更加符合中國人的審美。傳教士團畫家為數不多的作品目前散落于俄羅斯的各個博物館。對于這段歷史的了解也僅限于少數藝術史的研究者。因此，這種短暫而特殊的繪畫交流，并沒有對中國的繪畫藝術及大眾的審美活動產生任何影響。

二、十月革命與俄僑畫家在中國的藝術活動

（1）社交禮儀

在人際交往中，俄羅斯人素來以熱情、豪放、勇敢、耿直而著稱于世。在交際場合，俄羅斯人慣于和初次會面的人行握手禮。但對于熟悉的人，尤其是在久別重逢時，他們則大多要與對方熱情擁抱。

在迎接貴賓之時，俄羅斯人通常會向對方獻上“面包和鹽”。這是給予對方的一種極高的禮遇，來賓必須對其欣然笑納。

在稱呼方面，在正式場合，他們也采用“先生”、“小姐”、“夫人”之類的稱呼。在俄羅斯，人們非常看重人的社會地位。因此對有職務、學銜、軍銜的人，最好以其職務、學銜、軍銜相稱。

依照俄羅斯民俗，在用姓名稱呼俄羅斯人時，可按彼此之間的不同關系，具體采用不同的方法。只有與初次見面之人打交道時，或是在極為正規的場合，才有必要將俄羅斯人的姓名的三個部分連在一道稱呼。

（2）服飾禮儀

【摘要】不確定故意是俄羅斯刑法一個獨具特色的研究領域。作為犯罪故意的理論分類之一，不確定故意與我國刑法規定的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具有交叉對應關系。對于理論研究與司法實踐中出現的諸多爭議，我國刑法可以借鑒俄羅斯刑法關于不確定故意的研究成果，建構以“認識”與“預見”的內容分野、“程度不同的不確定預見+強度不同的意志態度”的類型學不確定故意概念體系，以“有認識過失”替代“過于自信的過失”，并將“不確定認識（小于50%的可能性）+不希望+不作為”案件中行為人的罪過形式，排除在間接故意的涵括范圍之外，以此提升我國刑法犯罪故意體系的精確性與嚴謹性。

【關鍵詞】俄羅斯刑法；不確定故意；觀點；比較；啟示

在俄羅斯刑法包括蘇聯刑法中，對于不確定故意的探討始終都屬于罪過理論研究的邊緣性問題。然而，鑒于不確定故意犯罪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事實，有些俄羅斯刑法學者還是對不確定故意的概念與故意法定類型（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的關系以及司法中的認定規則等進行了初步的探索。通過對這些研究進行分析、比較與借鑒，可以加深我們對不確定故意的認識，并在批判借鑒的基礎上，完善我國現行的罪過形態。

一、不確定故意的界定與分類

俄羅斯刑法學者認為，根據主體關于自己行為及其后果最重要事實和社會特征的概念的確定性程度，故意分為具體故意與不具體故意。刑法文獻將這一種故意也稱為確定故意與不確定故意。當犯罪人準確地確定所希望的結果，預見到具體的危害社會的結果發生時，故意就是具體的。這種情況下故意的特點一般是對某個個別確定的結果具有明確的概念。不具體故意是指主體對于行為的性質和包括在犯罪人預見的一般形式中的后果，具有專門的概念，但損失的大小是不具體的。關于確定故意與不確定故意分類的依據，俄羅斯學者的觀點主要有：第一，兩者分類的根據是故意的指向；第二，兩者分類的根據是故意內容的性質；第三，兩者分類的根據是認識的明確程度；第四，兩者的分類取決于對社會危害結果的明確性預見；第五，兩者的分類依賴于對定罪和責任個別化有意義的全部客觀要件或大或小的明確性認識（如盜竊的方法、財產的性質、財產的價值等）。俄羅斯刑法學者拉羅格對前兩種主張持否定態度。他指出，故意的指向由啟動意志實現某種目的來決定，即說明意志要素的性質。意志要素本身也依賴于認識的性質與范圍。如果具體規定的犯罪的一些重要特征被行為人所認識，那么，意志指向就不可能是不確定的。如果只是大概地認識到這些特征，就可以說是不確定故意。由此可以看出，故意的指向不能用作區分確定故意與不確定故意的根據。說“故意內容”是區分確定故意與不確定故意的根據，也未必合適。對于行為基本特征的不同程度的認識，這是認識的問題，與意志要素無涉。基于此，拉羅格認為，主體認識的明確程度是區分確定故意與不確定故意的標準（根據），他與確定故意、不確定故意的稱謂也名副其實。依照俄羅斯刑法學者達格利的看法，不確定故意多半針對表明犯罪的量的指標（如損失數額、傷害程度等）而言，而確定故意則依賴于表明犯罪的質的指標（在殺人罪中被害人是孕婦等）。從以上蘇俄刑法學者對不確定故意的探討可知，確定故意與不確定故意的分類，其主流觀點是依據行為人認識內容的明確性程度來區分的，故意是確定的還是不確定的，應當視在主體意識中對“決定”行為“定罪”的“最重要”的“客觀”要件（如客體、行為性質、犯罪實施方法、危害結果等）具體反映的程度而定，而不是行為人在犯罪時可能認識到的所有要件。而且大部分觀點都認為，不確定故意既可以表現為直接故意，也可以表現為間接故意。俄羅斯刑法學者指出，根據犯罪人在實施故意犯罪時心理態度的特點，再將故意分為亞種(如確定故意與不確定故意)就能更準確地區分犯罪人的心理態度，確定其罪過的程度，使刑罰個別化。

二、故意概念中“預見”的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