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性范文10篇

一、問題的緣起———《刑法修正案(七)》第11條所折射出的立法導向

《刑法修正案(七)》已于2009年通過，此次修正案共15個條文，涉及20多個罪行規范，亮點頗多。其中《刑法修正案(七)》第11條妨害動植物防疫、檢疫罪修改為:“違反有關動植物防疫、檢疫的國家規定，引起重大動植物疫情的，或者有引起重大動植物疫情危險，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本條對原逃避動植物檢驗罪的修改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其一，是對該罪行為的擴大，即將動植物檢疫擴大到動植物防疫和檢疫，“違反有關動植物防疫、檢疫的國家規定”，引起相應后果的行為即可構成犯罪。其二，也是對本條修改的最亮點，增加了有關危險犯的規定。

該條明確指出，“有引起重大動植物疫情危險，情節嚴重的”，也可構成本罪。而關于本罪的主觀罪過，學界歷來爭議頗大。有學者主張為故意;［1］有學者主張是過失，同時認為行為人違反有關國家規定可能是故意;［2］也有學者提出有關“復合罪過”的概念。［3］

筆者認為，罪過是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所引起的危害結果所持的心理態度，是實行行為和危害結果之間的主觀聯系。在妨害動植物防疫、檢疫罪中，雖然行為人實施違反有關動植物防疫、檢疫的國家規定的行為可能是明知故犯，但對于行為將引起重大動植物疫情，或者有引起情節嚴重的重大動植物疫情危險，在主觀上應當是疏忽大意沒有預見，或者雖然已經預見，但卻輕信能夠避免的態度。如果行為人故意以違反有關動植物防疫、檢疫的國家規定的行為引起重大疫情，則其構成的不應該是本罪，而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動植物防疫、檢疫罪的主觀心態表現為過失，而有引起情節嚴重的重大動植物疫情危險也可構成本罪，易言之，因過失行為所引起的嚴重危險狀態也被定罪量刑，納入了刑法評價和規制的范疇。至此，圍繞過失危險犯的有關爭論又一次被推向了前沿。

二、過失危險行為犯罪化的理論基礎

對在我國刑法理論中確立過失危險犯，不少學者提出了質疑:

5．我們可以看到康德在上面的問題上的深刻性。康德明確地提出了自然科學何以可能的問題，顯然他要問科學的必然性從何而來。克里普克則不言而喻地將科學理論視為必然，看不出有什么深刻的思想。

康德是否會認為“水是H2O”是先天綜合的，非常難以判斷。因為康德只說了純粹自然科學的原理是先天綜合的，沒有提及具體的科學命題。這絕對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康德在這里考慮的是自然科學何以可能，考慮的是純粹自然科學的原則，稱它們是先天綜合的，沒有把具體的科學理論中的命題稱為先天綜合的。比如，康德喜歡說的“任何事物都有原因”這個先天綜合知識，在科學的實踐中從來沒有被否定，而且從科學活動的可能性來看，唯有假設它才能夠進行----科學實驗都是為了找到某些現象的原因而做的，當然假定了現象都是有原因的。即使我們把某一現象的原因搞錯了，如同用“以太”來構造物理理論，也并不表明所解釋的現象沒有原因----而是這原因還沒有找到，原因是存在的。所以，任何經驗都不會否定“任何事物都有原因”，在這個意義上的確可以說它是先天的。而否定康德的想法，似乎是認為“某些現象是沒有原因的”----人們馬上會期待我們給出反例，我們當然給不出；而且，“某些現象是沒有原因的”與科學的主流（也可以說是唯一之流）相悖謬，看起來根本沒有可能。

但是，從另一方面看我們則會得到相反的結論：運用這些純粹的原理所得到的具體科學命題總有可能是錯的，不是必然的----搞錯“原因”即一例，物理學的歷史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從“以太”的例子以及從愛因斯坦理論取代牛頓理論等事實可以知道，現有的科學理論不是永恒真理，不是這種意義上的必然真理。從科學哲學中的整體論來看，當經驗與科學理論矛盾的時候，受到修改的有可能是科學理論，顯然這否定了科學理論的形而上學必然性。因此，說“水是H2O”至多是先天綜合真理，也是在忽視了許多問題的情況下得到的，實際上根本不能說“水是H2O”就是先天綜合真理。

康德只說“純粹自然科學的原理”是先天知識，沒有說具體的科學命題是先天綜合知識，表明他的認識是非常深刻的。既然是對“純粹自然科學”講的，他的結論自然不肯定任何現有的科學理論是必然的，因為它們不是純粹自然科學，而是運用“純粹自然科學”的原理所得到的“不純粹的自然科學”，自然是可錯的、不必有必然性。康德考慮的實際上是科學何以可能的問題，考慮的是科學如果是必然的，其必然性源于何處。顯然，這是以從任何經驗都得不到必然真理這個休謨式的結論為起點的。

克里普克則肯定沒有這么多的考慮（本來應該有），其結論依賴于現有科學理論（我們在任何時候所說的科學理論當然都是“現有的”）是必然的，僅此一點就有邏輯缺陷，對于科學理論的發展及其與科學理論的必然性問題缺乏應有的考慮。當然，康德用圖型說試圖證明范疇的運用是必然的，似乎主張我們在具體的經驗情境中能夠知道該用哪些、不該用哪些范疇，因而運用范疇所形成的命題好象也應該是必然為真的，顯然也不符合科學實踐：我們總有可能錯誤地確定出因果關系。“水是H2O”即承接了這種尷尬，不知道是否該稱之為先天綜合的。這種尬尷說明，“水是H2O”的必然性無法確認，我們只能說，如果“水是H2O”是必然的，其必然性應來源于經驗之外的、先天的東西（不管這些東西是否被確定為科學理論）。

6．甚至這也還不是問題的全部：即使我們靠分析實物的水的樣品得到的結論“水是H2O”有必然性，我們也僅是對那些被儀器分析過的水（樣品）有此結論，對于那些靠外觀相似而被判定為“水”（克里普克語）的所有物質，都能得到這個結論嗎？分析哲學中對這個結論的肯定論證，都隱藏著內在的矛盾（如普特南等人的論證），但這里不能予以分析64。在這個意義上“水是H2O”如果被認為是有必然性的真理，則其必然性仍然如同前面已經多次總結過的，不是經驗所能證明的，需要經驗之外、即先天的條件，從不同角度考慮都會得到同樣的結論。這些簡單的述評式論證足以證明，克里普克關于“水是H2O”是后天必然真理的斷言漏洞百出，無論怎么理解都不可能正確。但凡呈現出什么必然性，則或是定義，或是要求有先天的條件保證它（不管保證得了與否）。康德對“先天”的解釋：問題可能在哪里？

先天知識就其定義來說是獨立于一切經驗而為真的，先天真理為真不依賴于特定的經驗，任何經驗都不可能像在后天知識那里一樣充當知識的構成成份。但是，先天真理與經驗也不是絕對沒有關系，因而與經驗的關系更為復雜。即使解決了經驗知識如何可能的問題，先天真理與經驗的關系也仍有其特殊困難。就我們已揭示出來的而言，對于任一經驗，都需要存在先于它的東西，這沒有肯定存在先于一切經驗（當然也是獨立于一切經驗的）、因而可正當地稱之為先天的東西。雖然我們揭示出必須存在先于單個的經驗的東西，此經驗才有可能，但無論如何不能因此而稱這些“先在于此經驗的”的東西為“先天的”，“先天的”是對“一切經驗”講的，不是對單個經驗講的。這似乎使我們無法研究“先天真理”、“必然真理”之類的東西了，因為它們都涉及“獨立于一切經驗”。但是沒有這么糟，因為我們研究的是“先天”與“必然”的關系，這種關系不一定要求我們決定出“一切經驗”，只要從“經驗”的基本規定出發證明“先天命題”與“必然命題”都是“獨立于一切經驗”的即可。

就認識的發生來說，任何認識都發生于經驗中，先天知識也必發生于經驗中。然而僅僅有感性經驗或特殊經驗，只能有經驗知識而不能是先天知識。照此看來，先天知識如果有的話，感性經驗對于先天知識的不可缺少的作用，最多是一種激發作用，而不能是參予構成作用；而所激發出的先天知識既然不是單純的經驗認識所能夠達到的，必定有超出這些經驗知識之外的東西參與，否則無法超出經驗認識而達到不依賴于經驗為真的先天知識。我們可以保守地、然而卻在邏輯上極其可靠地將這里所需要的經驗之外的條件稱為先天的條件，它們使“獨立于一切經驗”借經驗手而得以實現。至于它們是否康德所說的范疇，那需要判斷康德哲學是否正確----對于肯定對每個先天知識來說都要有超出經驗之外的條件，這不是必需的。

換句話說，對于每一個先天知識，我們都得到這樣的結論：如果要認識它，那么任何經驗都是不充分的，那只不過是一些經驗知識的堆積，它們不能自動地達到先天知識；要想得到獨立于一切經驗而為真的先天知識，必須有不受一切經驗左右的條件存在，它們既體現于經驗中，又獨立于一切經驗。先天綜合真理（或“后天必然真理”）如果有，其“先天為真性”（或“必然性”）顯然不能來自于經驗，那樣只能得到經驗知識；它只能來自于獨立于一切經驗的、因而是先天的東西，唯有如此這種知識才是必然為真的而不可能偶然為真（那是經驗真理）。

這個結論是利用“先天”與“經驗”等概念的規定推導出的，其實所肯定的只是：如果先天綜合知識存在，它們必須要求什么必要條件。我們只是斷定，如果一個真理是獨立于一切經驗而為真的（先天或必然）真理，那么它的這種性質依賴于先天的東西才有可能，靠這種東西才有可能超出經驗知識之限制。但我們沒有作更多的斷言，如認為存在先天綜合真理或必然真理，那些先天的條件就是康德的先天范疇等等。這樣做有一個根本的好處：即使康德對先天條件的解釋不被接受，只有先天的東西才能帶來必然性也是不受否定的。當然，這在總的趣旨上與康德是相呼應的。

2．認識先天知識，就是認識一個命題中諸概念被斷定的關系是不依賴于經驗而成立的。“諸概念間被斷定的關系”表明，動詞的“認識”必須在概念的層次實現這個關系。而在概念的層次，我們只有名詞的知識，動詞認識（有過程、有時間性，過程本身是經驗性的）必須靠超出經驗的先天條件實現為名詞知識。

以簡單的例子1＋1＝2來說，它往往被認為是必然的、先天為真的。若真的如此，它就不應當受到經驗的反駁，而它的真理性也只能體現于經驗中。認識1個蘋果＋1個蘋果＝2個蘋果，與認識1＋1＝2在邏輯上是不同的，這在常識中難以體現。前者只有具體性，只表現為具體的經驗事實；而后者則有一般性，可以從前者中把“蘋果”這個單位抽出，同時也可以換上任何一個單位，如“香蕉”、“石子”等等。由于1＋1＝2所適用的事情無限多，而1個蘋果＋1個蘋果＝2個蘋果并不能直接表明這一點，必須要有此經驗以及任何有限多的經驗之外的條件，如直觀能力參與，我們運用這種能力才能夠形成一般的1＋1＝2的認識。由于正常人、甚至幼兒都有能力認識1＋1＝2，所以認識它們在邏輯上的區別格外困難。在動物那里，我們可以明顯地見到或想像出二者的差別。

導言

“先天的（apriori）”是康德首先在哲學上予以精心刻畫的重要概念，自那以后，“先天的就是必然的”幾乎已經成為哲學中的定論。康德認為，雖然我們的一切知識都始于經驗，但是卻不能說一切知識都來自經驗。存在有獨立于一切經驗的知識，這就是先天的知識1，這是康德對“先天的”這一概念的最初說明。康德區分“來自”經驗的知識與“先天的”知識，乃是因為在他看來，經驗不能提供真正的普遍性知識，而只能提供偶然的、由歸納而來的相對的普遍性知識。對于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識比如數學知識等等，用“來自經驗”解釋是不通的，說明不了其普遍必然性的來源。為了說明經驗知識與普遍必然性的知識的根本不同，康德才把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識稱為“先天的知識”。從這個說明即可推知，所謂先天的知識，肯定就是“普遍必然的”知識，內在地隱含著這些知識獨立于一切經驗而為真，不可能受到任何經驗的反駁。故而對于康德來說，“先天的知識就是必然的知識”可以說是個分析命題。康德研究先天綜合判斷如何可能，是以肯定這個命題為前提的。

20世紀以來哲學發生了語言學的轉向，成就之一就是分析哲學。分析哲學無論在研究的方法還是在所研究的問題上，都與傳統哲學與很大的差別。不過，對于先天性、必然性，在分析哲學中也有研究。在這種討論中出現了康德的名字，出現了康德“先天的就是必然的”這一命題，似乎表明所研究的是與康德同樣的問題，看起來只是在“研究的方法”上與過去不同了。美國哲學家克里普克（S.Kripke）在他發表于70年代的《命題與必然性》（NamingandNecessity）中，提出了與康德“先天的就是必然的”矛盾的“先天偶然命題”和“后天必然命題”，在分析哲學界得到了普遍的認可，被認為是運用新的哲學方法所取得的一項偉大成就。只要翻看一下介紹分析哲學的文獻我們就會發現，克里普克的思想一般總是被單獨列為一章或至少若干節。德國哲學家施太格繆勒在其頗有影響的《當代哲學主流》一書中，對克里普克的這一新貢獻大加贊賞，很有代表性。他認為，克里普克對包括康德在內的許多哲學家的思想進行了深入研究，而在此之后又拋棄了他們的觀點。尤其是，克里普克對康德關于先天與后天、必然與偶然的觀點進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必然性”是形而上學概念，而“先天的”則是認識論概念，康德以及其后的哲學家們常常把二者等同看待，實際上是混淆了概念的不同2。1999年出版的CONCISEENCYCLOPIDIAOFPHILOSOPHYOFLANGUAGE，在“先天”條目中比較清楚地闡述了先天這個概念（apriori）的特性，澄清了一些謬見，也把克里普克的一個結論當作普遍原則的特例提了出來3。

然而，令人感到詫異的是，在《命名與必然性》中，克里普克沒有對康德進行文本研究,也未提出什么理論；他基本上只是輕巧地舉出了幾個“先天偶然命題”和“后天必然命題”的例子。有了這些反例，康德的觀點顯得不攻自破。克里普克的做法就像是四兩撥千斤，用纖細的木棍把沉重的大廈撥翻了。詫異之余，我們也許百思不得其解：從康德對“先天的”這一概念的闡釋來看，“先天的就是必然的”是顯然的，怎么可能有反例呢？

這種疑慮即使在克里普克的書中都提出了4，然而卻沒有得到他本人以及其他哲學家的認真對待。

本文認真對待這一疑問----從標題即可看出，本文對克里普克的結論持否定態度，認為克里普克是“錯誤地發展”了康德。不過，這種說法需要作些說明。

經驗概念之間的關系雖然可以不依賴于經驗而成立，可是總是用到了經驗概念，而經驗概念只能來自于經驗，當然與經驗有關系。康德對此也考慮過。他把先天知識中是否有經驗概念、是否有經驗的東西相混還是做了區分，先天知識中包括一類“純粹先天知識”：先天知識中若無什么經驗的東西和它相混，則為純粹先天的知識。40

與此相應就有“非純粹的”先天知識，像“一切變化都有原因”雖然是一個先天知識，但“變化”這個概念卻是來自于經驗，因而不是純粹先天的知識41。

康德定義“先天知識”為絕對獨立于一切經驗的知識，定義“純粹先天知識”為無經驗的東西相混的先天知識，顯然包含著這樣的區分：獨立于一切經驗與無經驗的東西相混是不同的，前一個概念的外延比后一個的要大，一切先天判斷都適用，而后者則僅僅是純粹先天判斷才適用。先天判斷不管其中的概念是不是經驗的，只管概念間的關系是不是經驗的；而純粹先天判斷還必須滿足其中不出現經驗概念的要求。可是，孤立地從字面上理解，“絕對獨立于經驗”完全可以被理解成“無任何的經驗混入”----混入經驗的東西，還怎么能說是“絕對獨立于經驗”呢？這說明，“獨立于一切經驗”這個表述大有講究，只能從命題中概念之間的關系是否經驗性的來看。

如果“獨立于一切經驗”具有最廣義的內涵，意思是指與經驗沒有任何意義上的瓜葛，那么一個“獨立于一切經驗的知識”至少要滿足以下條件：

認識的內容不是經驗的；認識也不能與經驗有任何間接的關系。

這一要求暗含著，這種認識之獲得不需要認識過程。這樣的認識如果有的話，當然只可能是天賦知識了。但天賦知識之不可能有，已經是定論了。因為任何知識的發生都在經驗中或現實中，沒有任何知識的發生不在經驗中。康德也認為任何知識都始于經驗，但這卻不能否定獨立于一切經驗的知識即先天知識的可能性42。所以，

社會仇官仇富心理和民粹主義情緒膨脹。中國處于社會變革和轉型的歷史路口，未來十年是關鍵期。預測未來十年的政治發展尤為困難。國人有了私人財產、自主生活和獨立人格，有了參與公共事務的企望。利益群體在成型但無組織，相對獨立的公共媒體和借助于互聯網的公共輿論開始形成。同時，貧富差距拉大，腐敗越來越嚴重;上訪、社會抗議、群體事件在增加。政府管控也在加強，但是管控能力減弱。

未來十年，一種可能是執政黨和政府順應公民社會要求，主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掌握改革的主動權，尊重民意、民利和多元趨勢，奉行寬容妥協精神;健全法治，形成上下互動的良性改革，中國社會就能向現代政治文明順利轉型。

但也要防范另一種可能：自下而上的改革動力和民主權利得不到支持，坐失改革良機。社會的腐敗和不滿情緒增加，社會分化越來越嚴重，對公共事務達不成共識，一旦遇上危機，中國出現倒退不是不可能的。但無論如何，以下三點政治改革無可置疑：

第一，一定程度的黨內民主形成權力交替規則。未來十年政治改革首先要解決的是，重建政治權威以支持利益分化社會的改革和矛盾整合，它有賴于民意對政府的支持。增強政府執政基礎的方法是人民的投票，從中國目前政治發展情況看，十年內不可能把直接選舉全面推開，但是，過去靠權威確定的做法肯定不可持續，所以，通過黨內民主，在一定范圍以民主投票的方式來決定領導的規則可能建立。地方市以下的各級黨組織也將普遍通過一定程度的民主選舉產生。

其次，長期以來被忽視的最重要的公共預算制度改革必然提上日程，實行預算公開和民主化。近年，民間對公共預算改革的要求日益增長，一些地方政府也在進行不同程度的公共預算改革。在民間的壓力下，中央政府有關部門透露，3年內要公開政府部門預算。看來預算公開已成定局，公開后的預算必然招來公眾的評論、挑刺，從而促進預算的細化、可讀性和民主化。這將是中國政府公共治理的重大變革。

第三，公眾參與將在各個不同層面上更規范地展開。近年來，公眾參與在環境保護、文物保護、城市規劃和公共事務上表現得越來越出色。不過這種公眾參與主要是以民間自發的、沖突性的、非制度化的方式進行。政府只要堅持以民為本的執政理念，這些公眾參與必將推動政府不斷改進，使公眾參與成為重要的民主制度形式。預測未來十年的政治發展尤為困難。國人有了私人財產、自主生活和獨立人格，有了參與公共事務的企望。利益群體在成型但無組織，相對獨立的公共媒體和借助于互聯網的公共輿論開始形成。同時，貧富差距拉大，腐敗越來越嚴重;上訪、社會抗議、群體事件在增加。政府管控也在加強，但是管控能力減弱。社會仇官仇富心理和民粹主義情緒膨脹。中國處于社會變革和轉型的歷史路口，未來十年是關鍵期。

摘要：本次研究的主題是探討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背景下的電子信息產品包裝工作內容，希望能夠通過發現問題認識到綠色包裝的重要性及必然性，在實際的工作中提出科學的建議，優化包裝工作的細節。

關鍵詞：電子信息產品；“綠色包裝”；必然性

一、電子信息產品打造“綠色包裝”重要意義

關注到當下世界經濟迅猛發展的前提條件，重視環境保護工作是未來世界發展的重要工作內容，針對經濟發展對于社會環境造成的巨大負擔，采取科學的方式進行環境保護，也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重要認知體現。本次研究就從環境保護工作的角度出發，針對電子信息化產品的綠色包裝工作內容進行細致的研究，希望能夠認識到實際工作的重要性和正面影響價值，促進人類社會文明可持續發展的需求。綠色環保的包裝概念就是利用可循環體系的特征進行產品的包裝，在包裝的過程中使用不毒害效果的材料，以不侵害人體健康為重要標準，同時還需要兼顧到環境保護的重要工作目標和需求。包裝產業在工作的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廢棄物，對于環境的污染非常嚴重，如何科學的應用綠色包裝優化電子信息產品的包裝是當下以及未來社會重點關注的問題，選擇科學的綠色包裝方式，就是爭取市場競爭權益的關鍵，也是滿足我國社會經濟與國際標準相融合的關鍵目標[1]。

二、電子信息產品打造“綠色包裝”現狀分析

從我國電子信息產品行業發展的角度進行觀察和分析能夠發現，傳統的電子信息產品包裝在改革的過程中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但是還存在一定的問題，需要在相關的法律、法規角度上進行優化和完善，才能夠滿足實際的社會環境保護工作發展和進步要求。社會在不斷的發展和完善，也就決定了相關聯的生產和制度體系需要進一步的優化，無法緊緊跟隨社會發展的效率，就會導致實際的工作出現困境和問題。目前，我國社會對于環保類型的產品保準理念推廣存在缺失的問題，導致很多生產廠家隨意的進行產品包裝，嚴重的影響了環境保護工作的質量。為了追求短暫的經濟利益，很多企業為了降低包裝的成本，就會選擇污染性大的包裝材料，對于社會環境保護工作存在嚴重的阻礙情況。由于法律監督和管理力度的不足，也導致這些企業的不良行為沒有受到合理的管控，造成進一步惡化的環境問題。電子信息產品多沿用傳統的包裝理念和設計，缺乏創新的意識，在包裝原材料的選擇上也呈現出明顯的質量不達標問題，嚴重影響產品的質量保證需求[2]。

克里普克對康德的新發展集中于后天地認識先天命題是可能的這一點上，迄今為止尚未得到證明----克里普克沒有進行過理論研究，而他的例子并不成功。這是我們僅僅根據克里普克的觀點，對“先天真理”、“先天地認識”等進行較為形式化的研究得知的。

“先天偶然真理”之混亂

“先天”與“必然”分離的正規實例，是“先天偶然真理”和“后天必然真理”。前一種例子其實是克里普克在概念發生了混淆；后一種例子又包括兩類，都是由于克里普克沒有認識到“先天”與“必然”的深層意義造成的。這里我們先著手解決克里普克的“先天偶然真理”的例子，我們將證明兩個結論：

并不存在“后天”認識“巴黎米尺是一米長”這個真理的可能性；

“巴黎米尺是一米長”也不可能是偶然真理。

1．“巴黎米尺在時間t0是一米長”是米的定義，從定義就能知道它為真。克里普克據此說它是先天真理，說明他是根據命題為真是否依賴于經驗判斷一個真命題是不是先天真理的，里面存在經驗概念是不用考慮的。

[摘要]房價的漲落歸根到底受價值規律的支配，是價值、供給與需求諸因素共同博弈的結果。近幾年來國家基于價值規律的宏觀調控導致商品房價值在下降，非理性需求受到抑制，有效供給在增加，房價下跌已成必然。

[關鍵詞]宏觀調控價值規律房價下跌必然性

一、土地價格下降是房價下跌內在原因

商品房價值是決定商品房價格的基本因素。價值下降最終要傳導至市場價格，導致價格下降。要控制物價首先要控制商品房的價值或生產價格，即C+V+P。商品房生產價格與其他商品一樣等于生產成本加平均利潤。理論生產成本主要由“地價+建筑成本+營銷成本+稅費”等構成，按常規，建安成本只占房價的18%～22%（地區、樓層不同略有差別），各種稅費在房價中的比重占到15%～20%，營銷成本不超過3%，以上三項占總價值的33%～45%，土地費用在房價中的比重，一般占到20%至30%左右，特殊城市、特殊地段所占比重更高。地價的回歸將直接引發商品房成本下降，導致其商品房價值下降，進而降低房價的價值基礎。

2007年以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地價正在理性回歸。央行銀監會《關于加強商業性房地產貸款管理的通知》、國土資源部關于《招標拍賣掛牌出讓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規定》及2008年1月《國務院關于促進節約集約用地的通知》等宏觀組合拳，加強了土地資源的開發管理，打擊開發商囤積土地現象，土地流拍成為普遍現象,土地價格大幅下降，許多地塊以底價成交,“地王”不惜損失高價違約金、保證金紛紛退地,房企掛牌轉讓項目股權現象增多。地價的走低降低了商品房價值，房價應聲而落。國家發改委8月12日數據顯示，全國房價同比漲幅自2008年2月起已持續回落六個月，且回落速度有加快趨勢。房價下跌或持平的城市數量進一步擴大。7月，70個大中城市中，有29個城市房價出現下跌或持平局面，比6月多出8個，比例超過四成。上海、南京、杭州、廈門、廣州、深圳、成都等在內的17個城市房價下跌，其中上海房價出現首降，降幅為0.1%，深圳房價繼續下跌0.9%，已低于2007年同期3.9個百分點。根據21世紀不動產監測數據顯示，7月北京二手商品住房買賣成交量環比6月下降了0.9%，成交價格下跌3.6%。

二、住房貸款新政的實施有效抑制了投資、投機性需求

摘要：遏制與治理日益嚴重的行政腐敗問題，是我國法治國建設的要求。通過行政程序法的規范，行政權力的腐敗是會得到有效治理的。我國行政程序價值理念和法律機制的缺失或者說嚴重不足是不容樂觀的問題。行政程序法律化是世界各國法治建設的趨勢，我國也在積極研究行政程序的原理與機制，并以控制行政權為價值取向，設計符合我國實際的權力制約運行機制，做到行政行為事前、事中、事后都有監控，防止自由裁量權的膨脹，以免誘發更多的行政腐敗。

關鍵詞：自由裁量權行政腐敗行政程序規范

一、行政權力及其異化

人們對權力的崇尚，自古至今未有稍減。權力是容易被濫用的東西，行政權力更是如此。我們對行政權力的理解，是從分權角度，把它作為國家政權的組成部分，由國家憲法和法律賦予的國家行政機關執行法律規范，實施行政管理活動的權力。行政權是一種職權，是由最高權力所委任、所體現或由法律制裁所支持的權力。憲法賦予行政機關極其廣泛的權力范圍，幾乎涉及社會的各個角落。社會復雜性為行政權創造了廣闊空間，事實上行政權是國家權力中最為活躍的權力。行政權一般包括行政立法權、行政命令權、行政決定權、行政監察監督權、行政制裁權、行政強制執行權、行政裁判權等。

行政權在一個不斷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19世紀西方國家大多實行自由放任政策，信奉“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理念。“除了郵局和警察以外，一名具有守法意識的英國人幾乎可能沒有意識到政府的存在而度過他的一生”。此時的行政權的影響力是相當有限的，只從事于公共安全和秩序的維護，好似“無為而治”。進入20世紀，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以后，行政權大為擴張，已擴展到對經濟、教育、環境、社會保障等方面的管理，出現了經濟行政、社會安全行政、文化教育行政、衛生行政、交通行政等，行政權干預和規制經濟活動，調控國內國際貿易，興辦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險，管理教育、文化和醫療衛生，保護知識產權，保護、開發和利用資源，控制環境污染和改善人類生活、生態環境，監控產品質量和保護消費者權益，管理城市規劃和鄉鎮建設等等。而且，行政權向立法權、司法權滲透，行政立法（委任立法）和行政司法（委任司法）的興起，突破了嚴格的三權分立的格局，而且由于行政權有著更大的實權來控制社會經濟事務，行政權很快超過了立法權。另外，行政權擴張表現在行政人員的增加和行政機構的膨脹，導致了機構臃腫、效率低下，同樣造成行政權的異化、腐化。

行政權本來是人們為獲取“公共物品”而設置的，但是當其異化以后，它即在為公眾提供“公共物品”的幌子下，大肆為掌握和行使其權力的人提供“私人物品”。掌握和行使權力的人運用權力為他們自己謀取金錢、財物，甚至美色。他們本來是人民的“公仆”，但卻以權力把自己塑造成“主人”，將行政相對人作為自己任意驅使的對象，他們可以對相對人亂罰款、亂攤派、亂集資、亂定規章制度、亂發號施令，相對人若不服從，他們即對之予以強制或制裁，甚至實施肉體和精神折磨。行政權力的異化，原因在于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