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行為范文10篇

研究對象與方法

本研究采用媒體暴力程度問卷[10]大學生、中學生和小學生版，調查青少年對電視節目、電影、視頻/電子游戲三類媒體的使用習慣（包括接觸頻次、接觸時間、暴力偏好）及其攻擊傾向。“接觸頻次”通過5點量表進行評分，由低到高分別為一月一次或更少、一月2—3次、一周一次、一周2—4次以及一周5次或更多?！敖佑|時間”要求青少年回答在一個有代表性的上課日和周末的四個時間段（早上6點—中午、中午—下午6點、下午6點—午夜以及午夜—早上六點）接觸媒體的小時數?！氨┝ζ谩庇蓪η嗌倌曜铑l繁接觸的媒體暴力程度進行5點量表評分得到，1表示無暴力，5表示非常暴力。攻擊傾向采用Buss和Perry編制的攻擊問卷進行評估。問卷包括5個維度：軀體攻擊、言語攻擊、憤怒、敵意性和非直接攻擊[11]。為方便比較不同年齡群體，對所有青少年的攻擊性采用總體攻擊傾向（問卷總分）、軀體攻擊和言語攻擊分量表得分3個指標。問卷總分越高，表示總體攻擊傾向越高。軀體攻擊是指使用攻擊性行為意圖對他人身體造成傷害或表達憤怒和敵意；言語攻擊指使用言語（如誹謗、爭吵等）試圖對他人造成傷害。在2009—2011年年間，課題組采取方便取樣的原則選取調查學校，然后在各校中以班級為單位進行整群抽樣的方式，在北京、深圳、成都、福州、德陽5個城市中抽取大學生、高中生、初中生和小學生為調查對象。共發放問卷2259份，回收問卷2259份，其中有效問卷2116份，有效率為94%。

調查結果與分析

（一）媒體使用習慣青少年接觸媒體情況將從三個方面進行說明：接觸電視節目、電影、視頻/電子游戲三類媒體的人群分布，接觸頻率，接觸時間（小時/每周）。1.接觸電視節目、電影或視頻/電子游戲三類媒體的人群分布總的來說，電視節目和電影是青少年普遍接觸的兩類媒體，其次為視頻/電子游戲。其中，有97.4%和94.6%的青少年看電視節目和電影，有70.8%的青少年玩視頻/電子游戲。有近30%的青少年不玩視頻/電子游戲。接觸視頻/電子游戲的人群分布具有典型的學段和性別特點。從學段來看，大學生不接觸視頻/電子游戲的比例顯著高于小學、初中和高中（x2=193.9，p<0.001）。視頻/電子游戲是小學、初中和高中普遍都接觸的媒體形式，大學生不玩視頻/電子游戲的占48%，比例相對較高。而這類人群在初中生、高中生和小學生中的比例僅為30.1%、22.5%和12.6%。由于大學生的閑暇時間非常充裕，自主性和獨立性也較強，除了玩電腦之外，自學、戶內交談、逛街、社團活動、做兼職等都是他們閑暇時間會進行的活動[12][13]。相比之下，小學、初中和高中的生活方式較為簡單，除學習之外，可供選擇的娛樂方式也基本是電視、電影和游戲。從性別分析來看，女生不接觸視頻/電子游戲的比例明顯高于男生（x2=126.7，p<0.001）。女生不玩視頻/電子游戲的比例約40%，而男生還不到20%。2.電視節目、電影或視頻/電子游戲三類媒體的接觸頻率60%—70%的青少年在電視節目、電影和視頻/電子游戲上的接觸頻率都在一周1次以上，30%—40%的學生在一周2—4次以上。青少年看電視的頻率明顯高于電影和視頻/暴力游戲（x2=146.6，p<0.001）。表現為：電視在頻次最低的3個等級上的比例低于電影和視頻/電子游戲，而在頻次較高的3個等級上的比例高于電影和視頻/電子游戲；其中視頻/電子游戲的頻率較低，21.2%的青少年玩視頻/電子游戲的頻率為一月1次或更少，而在一周5次或更多上的比例低于電視和電影?？ǚ綑z驗的結果表明，三類媒體在接觸頻次上的性別分布具有顯著差異（x2=30.5，p<0.001），對視頻/電子游戲接觸頻次的性別差異大于電視和電影。男生玩視頻/電子游戲的頻次明顯比女生多。在電視上，男女生在所有等級上的比例差異都在10%以內，而在視頻/電子游戲上，男女生在一月1次或更少和一周2—4次的比例差異超過了10%，一月1次或更少的比例差異近20%。有28.8%的男生玩視頻/電子游戲的比例為一周2—4次，而女生則為17.8%，有13.6%的男生玩視頻/電子游戲的比例為一月1次或更少，而女生在這一等級上則達到31.9%。3.電視節目、電影或視頻/電子游戲三類媒體的接觸時間媒體接觸時間得分為青少年在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上課日的接觸時間乘以5與在一個有代表性的周末的接觸時間乘以2之和。本研究將進行休閑性閱讀、看電視節目/電影和玩視頻/電子游戲的時間劃分為10段，由低到高分別為無、0—2小時、2—4小時、4—10小時、10—20小時、20—30小時、30小時以上。青少年平均每周進行休閑性閱讀、看電視節目/電影和玩游戲的時間分別為6.41小時、15小時和10.23小時。男生玩游戲的時間顯著長于女生（t=13.18，p<0.05）。青少年進行休閑性閱讀、看電視節目/電影和玩視頻/電子游戲的時間具有明顯差異（x2=1270.5，p<0.001），表現為：（1）不進行休閑性閱讀、看電視/電影或玩視頻/電子游戲的比例分別為29%、11%和9%；（2）接受調查的青少年進行休閑性閱讀的時間較少，每周閱讀4小時以下的青少年達50.4%；（3）每周看電視節目/電影的時間最多，在10—20小時、20—3小時和30小時以上的比例均高于游戲和閱讀，而在較低的3個等級（無、0—2小時、2—4小時）上的比例低于游戲和閱讀；（4）青少年玩視頻/電子游戲的時間呈現出兩極化的特點。40%的青少年不玩游戲或每周只玩0—2小時的游戲，每周玩20—小時以上游戲的青少年占16%。不玩游戲的青少年多為女生。由于青少年的學習負擔普遍較重，面臨較大的升學和就業壓力，他們很少有時間閱讀感興趣的讀物。根據書店的銷量統計，教學輔導書和參考書銷量遠超其他類型的讀物。即使有自由支配的時間，青少年也大部分用來上網、看電視電影或玩游戲等[14]。（二）青少年的媒體暴力偏好青少年對媒體的暴力偏好主要依據青少年對最喜歡的電視節目、電影和游戲進行暴力程度的評價計算，采用李克特5點量表進行計分，1表示無暴力，2表示有些暴力，3中等暴力，4表示比較暴力，5表示非常暴力。青少年對于電視節目、電影和視頻/電子游戲普遍存在低到中等程度的暴力偏好，對視頻/電子游戲的暴力偏好程度最高，其次為電影和電視節目（卡方值為316.9，p<0.001）。青少年對電視節目、電影和視頻/電子游戲的平均暴力程度得分分別為1.68、2.02、2.10。34.1%的青少年所玩的視頻/電子游戲暴力程度在中等以上，而在電影和視頻/電子游戲中這一比例僅為13%和25.4%。媒體制作者為了追求收視率和銷量，制作的影視劇中有40%以上為武打、警匪、戰爭等直接涉及暴力內容的片子，近95%的視頻/電子游戲涉及刺激、暴力和打斗的內容[15]。由于視頻/電子游戲具有較高的互動性特點，青少年在主動參與中所獲得的感官刺激遠大于看電視或電影，因此，他們對視頻/電子游戲的暴力偏好程度較高。男生對電視、電影和視頻/電子游戲等媒體的暴力偏好程度均顯著高于女生。男生對電視的暴力偏好程度得分為1.85，女生為1.52，男生對電視的暴力偏好程度顯著大于女生（t=10.69，p<0.001）；男生對電影的暴力偏好得分為2.29，女生為1.74，男生對電影的暴力偏好程度顯著大于女生（t=15.45，p<0.001）；男生對視頻/電子游戲的暴力偏好得分為2.49，女生為1.54，男生對視頻/電子游戲的暴力偏好程度顯著大于女生（t=21.42，p<0.001）。根據三類媒體暴力偏好評價的頻次分布來看，50%左右的女生接觸的電視節目、電影和視頻/電子游戲是沒有暴力的，在較高的暴力等級（比較暴力和非常暴力）上，男生的比例明顯高于女生，這種情況在視頻/電子游戲上更為明顯，15%的男生玩的視頻/電子游戲比較暴力，而女生比例還不到2%。從進化角度來看，男性具有較高的攻擊本能，因此，他們在玩視頻/電子游戲時，也對血腥、射殺等攻擊性線索更為敏感，更易受到高暴力的視頻/電子游戲的影響，在選擇游戲時，他們也往往會選擇暴力程度較高的游戲類型[16][17]。同時，由于男生群體中玩視頻/電子游戲的比例較高，男生受到的危害也是最大的。（三）媒體使用習慣與攻擊性的關系1.青少年暴力媒體接觸量青少年的暴力媒體接觸量由其對各類媒體的接觸頻次與暴力偏好的乘積計算得到。電視節目、電影和張學民劉暢張麗娜傅鑫媛孫發偉王浪浪青少年媒體使用習慣與暴力行為傾向調查視頻/電子游戲三類媒體的使用時間與接觸暴力程度呈正相關。媒體的使用時間越長，媒體接觸暴力程度越高。其中，與電視節目和電影兩種媒體形式相比，視頻/電子游戲的使用時間與接觸暴力之間的相關更高。暴力媒體接觸量與性別相關顯著，男生的暴力媒體接觸量明顯高于女生。這種趨勢在視頻/電子游戲上更為明顯。由于視頻/電子游戲的使用時間與接觸暴力之間存在正相關，玩游戲時間較長的學生，其暴力媒體接觸量也會相對較高。女生玩游戲的時間相對較少（男女生玩游戲的時間分別為14.28h和6.01h），那么女生的暴力媒體接觸量也比男生更低。媒體暴力與學段呈顯著正相關。隨著年級的增加，電影和視頻/電子游戲接觸暴力呈微弱的上升趨勢。這可能是由于在中小學階段，父母對孩子看電視/電影或玩視頻/電子游戲的監督更多；同時青少年的自我意識逐漸增強，他們要求獨立和體現自己成人感的愿望非常強烈，可能會通過高暴力的影視節目和格斗類游戲宣泄自身的矛盾情緒，并在不斷獲得殺傷力更高的武器、不斷晉級的過程中體驗到現實生活無法滿足的成就感。2.媒體暴力與攻擊行為的關系媒體接觸時間、媒體接觸暴力和對暴力的偏好與總體攻擊傾向、軀體攻擊呈正相關。接觸電視、電影或視頻/電子游戲的時間越長，暴力偏好程度越高，出現的暴力和攻擊行為也越多。作為青少年日常接觸較多的媒體形式，電視節目、電影、視頻/電子游戲等媒體目前存在打斗、血腥、殺戮、死亡等多種暴力成分。當前并沒有報告顯示媒體暴力會使青少年表現出臨床癥狀，但是長期接觸暴力媒體勢必會對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塑造、價值觀的形成產生不良影響。

第一，從總體情況來看，除了常規學習生活之外，青少年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看電影/電視節目以及玩視頻/電子游戲上，而進行休閑性閱讀的時間卻相對較少。閱讀是人們接受教育、發展智力、獲得知識信息的根本途徑，也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提高其民族素質、傳承文明的基本途徑。作為未來國家建設的主力軍，青少年閱讀能力的高低不僅關系到自身能力的發展和社會價值的體現，更直接關系著國家的創造力和發展潛力，關系著國家的軟實力和綜合實力水平。目前，青少年普遍存在沉重的學業負擔，閱讀時間少，他們往往為取得好成績而閱讀，為升學而閱讀，而自主選擇感興趣的讀物的機會較少；大部分青少年缺乏良好的閱讀習慣，難以從閱讀中體驗到快樂和享受。要促進國家的繁榮發展，實現民族復興，就有必要增加青少年的閱讀量，培養青少年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第二，中小學生玩視頻/電子游戲的比例較高。中小學生樂于接受新事物并進行學習模仿，但是由于他們的身心發展還不成熟，自控能力差，不能較好地辨別和批判紛繁復雜的媒體信息。特別是在目前視頻/電子游戲市場準入不嚴，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充斥其中的情況下，中小學生很容易沉迷其中，無法自拔，這不僅影響了學業，同時長期下去還會形成將暴力作為解決問題的行為方式。第三，對于電視節目、電影和視頻/電子游戲三類媒體，青少年普遍存在低到中等程度的暴力偏好，尤其是視頻/電子游戲的暴力偏好程度最高。青少年群體接觸視頻/電子游戲的主要人群是男生，他們在視頻/電子游戲的使用頻次、使用時間、暴力偏好、媒體暴力上均高于女生。當前市場上銷售的游戲所針對的主要對象是男性，多數游戲以消滅對方為目的的打斗為主題。這類游戲雖然滿足了男生的娛樂需求，但游戲時間過長、游戲中的暴力場景和射殺、死亡、打斗和血腥等暴力成分過多對于男生的危害也相應更為嚴重。第四，接觸暴力媒體量與攻擊行為之間存在正相關。調查分析發現，青少年的媒體暴力與攻擊行為存在顯著的正相關。從長期來看，由于青少年的人生觀、價值觀還沒有完全定型，長期接觸暴力媒體會導致青少年逐漸習得暴力媒體所宣揚的攻擊性信念、人際關系圖式，并內化為自身的一部分，形成攻擊性人格[18]。五、對策與建議發揮媒體在青少年成長過程中的積極作用，避免媒體暴力對青少年健康發展造成不良影響，為青少年群體創造一個健康的媒體使用環境，這需要政府、媒體制作機構、學校、家庭以及青少年自身的共同努力。特提出以下建議：（一）養成閱讀習慣，提升閱讀能力在教育改革的過程中，建議教育部門能夠重視閱讀的作用，將其納入到正規的教育體系中來，培養青少年形成定期閱讀的習慣。例如，美國和日本政府制定了青少年閱讀計劃，明確要求中小學階段必須在校園課前閱讀10—30分鐘，幫助青少年從小培養閱讀的習慣。同時，教師和學校也應當發揮對學生閱讀的引導作用，給學生推薦好書，幫助學生愛上閱讀，體驗到閱讀的快樂，從閱讀中汲取精神營養。（二）發揮媒體對青少年的積極引導作用受收視率的推動，目前影視娛樂節目低俗化嚴重，視頻/電子游戲中充斥著大量的暴力內容，而適合青少年的媒體節目相對較少。特別是近年來游戲產業呈井噴式的發展，而關于視頻/電子游戲軟件的開發和市場準入等方面的監管相對較少，視頻/電子游戲中包含有大量的暴力、色情內容。建議媒體制作者能夠遵守職業道德，將經濟效益的實現與青少年的積極發展結合起來，針對青少年的身心發展特點，制作更多適合他們接觸的媒體節目。（三）采用技術手段對含有暴力內容的媒體節目進行規范建立、健全有效的媒體監管機制，加強對媒體內容的審查，嚴禁具有較多色情內容和射殺、死亡、打斗、血腥等暴力成分的媒體節目進入市場，鼓勵、支持對青少年有益的游戲、影視節目，對損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媒體節目進行打擊，加強對互聯網的影視傳播的管理。同時，在技術層面上對影視節目的播出和視頻/電子游戲的上市進行規范。例如，政府部門加強網絡監控，運用技術手段，對于未成年網絡使用者，自動過濾暴力內容，禁止暴力游戲的使用。國外某些成熟的做法也值得我們借鑒，例如，美國根據電視節目對兒童和青少年觀賞的適合情況將電視節目劃為六級，并顯示在電視上，對于具有較高暴力內容的節目，父母可以對電視機加裝一種叫做v-chip（暴力節目過濾芯片）的電子鎖定裝置，使青少年無法接觸到這類電視節目。（四）開發媒體教育相關的課程，提高青少年的媒體素養水平在國內，媒體教育還是一個新名詞，但是在當前的知識經濟時代，媒體信息已經成為青少年獲取信息的重要渠道，由于目前媒體市場的魚龍混雜，暴力媒體內容大量存在，而青少年辨別、分析能力較差，迫切需要對青少年開展媒體教育。建議教育相關部門能夠開發一些了解媒體、批判性分析媒體信息的課程，啟發青少年批判思考的能力，認識媒體對自身的正面和負面影響，提高鑒別能力。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家已經在媒體教育方面形成了較為成熟的做法，將媒體教育納入到正規教育體系，在初中階段前實施“媒體教育”，高中階段獨立開設“媒體研究”、“媒體批判”等課程[19]，教師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在教學活動中試點，逐漸提高學生媒體教育的質量。（五）家長需要加強對未成年孩子的媒體使用情況的監督父母需要隨時監督孩子看電視、電影和玩游戲的情況，了解他們所接觸的媒體的時間和內容，控制孩子使用媒體的時間，針對含有暴力和色情內容的媒體大量存在的情況，能夠積極地教導他們如何正確地加以辨別、選擇媒體和接收信息。同時，為孩子營造一個較好的閱讀氛圍，家長與孩子共同讀書、討論，培養孩子產生讀書的興趣，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六）青少年需要不斷豐富學習和娛樂方式由于大學生的閑暇時間較多，自主性較強，且畢業后面臨著工作或進一步的深造，建議大學生能夠對自己的業余時間進行規劃，例如，除了日常的學習時間外，通過閱讀、做兼職、參加社團活動或公益活動等多種方式來增加自己的知識水平以及經驗和閱歷，既能從中感受到自身的能力和價值，又能為畢業后深入學習或順利地步入社會打下良好的基礎。對于中小學生來說，這個階段是補充知識、提高能力以及價值觀確立的重要時期，閱讀仍然是他們獲取知識、提高道德修養、塑造良好精神品質不可替代的途徑。建議中小學生能夠在教師的指導下，選擇一些符合自己興趣的課外書籍，制定閱讀計劃，從書中獲取知識，學會他人如何面對困難、解決問題、與他人進行交往的技能，不斷提升自己的綜合素質。

本文作者：張學民劉暢張麗娜傅鑫媛孫發偉王浪浪工作單位：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院

在國際法上承擔法律責任者主要是國家，這是因為國家是國際法的主要主體。傳統國際法上的責任主要是指，國家因為做出國際不法行為而承擔的國家責任。但是，引起國家責任的國際不法行為一般都是公共生活中的行為，它們首先是違反國際義務的行為，其次必須是可歸因于國家的行為。另外，傳統國際法上的國家責任一般是指，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承擔的責任，換言之，一個國家針對另一個國家做出國際不法行為，就要向該國承擔國家責任。那么，本文所要探討的對婦女的暴力行為是不是國際不法行為呢?國家是否要為此承擔國家責任呢?國家責任的形式是什么呢?國家責任又將如何承擔呢?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進行初步探討。由于對婦女的暴力問題是國際人權法的一部分，我們可以先從傳統國家責任制度在國際人權法上面臨的困境談起。

一、傳統國家責任制度在國際人權法上面臨的困境

與在國內法上相同，在國際法上如果違反了法律也要承擔法律責任，只是承擔責任者主要是國家不是個人，因此稱為“國家責任”。如果一個國家違反了習慣國際法規則或不履行條約義務，它就違反了國際法并因此被認為是做出了國際不法行為。國際法上的國家責任制度是關于國際不法行為的確定、國際不法行為的法律后果以及國家責任如何實施的國際法律制度。[2]國家責任制度是國際法上的重要制度，它關系到國際法能否得到有效實施這一關鍵問題。但是，傳統國際法上的國家責任制度主要解決國家之間對等關系中產生的由于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做出國際不法行為而承擔的責任。這種一國對另一國承擔的國家責任因國際不法行為嚴重程度的不同可以分為一般的國家責任和構成國際罪行的國際刑事責任。前者可能在國家違反了它承擔的條約義務結果對他國利益造成損害的情況下發生，也可能在外國人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受到傷害的情況下發生。后者一般發生在一國對他國發動侵略戰爭或在戰爭中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的情況下。[3]

20世紀70年代國際人權法的迅速發展為國際法上的國家責任制度提出了新問題：國家對于侵犯其本國國民人權的行為是否應承擔國際法上的責任呢?可以肯定地說，自從國際法體系中產生了國際人權法這個分支，國家如何對待其本國國民的問題就不再是純屬國家國內管轄事項了。國家基于國際人權條約和國際習慣法規則在國際上承擔尊重其本國國民人權的義務，如果違背了這些義務就可能構成國際不法行為，并因此而承擔相應的國際法上的責任。

國際人權法的發展對整個國際法的影響是巨大的，對國際法上的國家責任制度正在發生著人們難以預料的影響。

國際人權法的出現結束了國際法主要是調整國家之間對等關系的法的歷史，對以國家為核心范疇的傳統國際法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一段時期，國際法還主要是調整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之間對等關系的法律。無論是依照國際習慣法規則還是依照國際條約的規定，與一個國家享有的國際權利相對應的是另一個國家的國際義務。如果一個國家違背了它的國際義務，受害的一方一般是另一個國家。根據國際法上的國家責任制度，受害的一方，即受害國，可以援引違背國際義務國的責任。[4]在國際法上，國家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關系。任何一個國家作為受害國都有權援引做出國際不法行為的另一國的國家責任。國際法就是通過這種國家之間對等關系的相互制約來加以實施的。

一、概述

隨著社會科技等各個方面的進步，校園中學生的成長生活狀態，教育問題等漸漸出現在大眾視野，校園暴力行為屢上新聞頭條。2016年，一段網絡視頻中，一群穿著校服的女孩在圍著一個穿著同樣校服的女孩拳打腳踢，而錄視頻的同學還在不斷的叫好;2017年某學校內，女學生朱某伙同另外4名女生在宿舍樓內無故毆打、辱罵兩名女學生。其間，5名女生脫光了一名被欺凌女同學的衣服予以羞辱，并用手機拍攝了羞辱、毆打視頻，還在自己的微信群內小范圍傳播;2018年初，某校八年級學生徐某與同班同學余某在校內因瑣事發生糾紛，為報復徐某，余某、李某邀約本年級其他幾名女生，輪流對其進行毆打。

二、校園暴力行為產生的法律原因

在上述2017年的案件中，經鑒定兩名被害人均構成輕微傷，其中一名被害人精神抑郁，無法正常生活學習，法院依法判決被告人朱某、李某等行為人犯尋釁滋事罪，承擔刑事責任。而其他兩個案件最后僅僅是教育局責成學校對違紀學生進行批評教育并予以紀律處分，要求家長對違紀學生加強監管，而行為人并未承擔任何刑事責任。這使降低刑法中刑事責任年齡的呼聲越來越大，大多數都主張將刑事責任年齡降低，使相應年齡段犯罪的青少年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不是僅僅以紀律處分、批評教育的方式來懲罰正處于青少年的行為人。因此，筆者認為，究其爭論的根本，是關于校園暴力行為產生的原因，到底是法律缺位，對未成年人犯罪規制機制的欠缺還是由于未成年人在法律觀念上有所盲區。我國刑法關于刑事責任年齡規定在第十七條①，可見我國刑法對于未成年人犯罪處罰較輕。大多數人認為為了防止學生遭受到校園暴力行為的迫害，實施校園暴力行為造成一定后果的，若僅由家長、學校批評教育，既不能起到懲罰作用，也不能起到預防其再犯的作用，因此應當降低刑法中的刑事責任年齡，使校園暴力行為中未成年的行為人因其暴力行為承擔刑法上的責任，減少未成年人犯罪。但是筆者認為，利用刑法中關于刑事責任年齡的法條來規制未成年人，屬于事后的規范。雖然能夠降低行為人再犯的幾率，但對于未成年人的威懾力較小，并不能從根本上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再者，我國刑法的制定是非常嚴肅的，刑事責任年齡的修改不僅要遵循我國的立法規范，還要符合國際文件的要求。它不僅要考慮到我國未成年人成長的情況，還要考慮到社會綜合發展的程度，因此不能盲目的要求降低刑法中的刑事責任年齡。筆者認為校園暴力行為的出現的原因，大部分是由于未成年人對法律不了解，在法律知識上存在盲區。正是由于未成年人缺少對刑法內容的認識，沒有認識到自己的暴力行為觸犯了刑法或者是認為自己的暴力行為不會導致受到刑法懲罰的后果，從而導致未成年人隨心所欲的在校園中實施暴力行為。

三、遏制校園暴力行為的法律措施

首先應貫徹《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的教育目的，培養未成年人的法律觀念。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教育目的在其第六條中規定。但是，這一規則在近幾年來并未被重視，導致刑法在學校中的普及人員不專業、普及次數少。其次應重視對校園暴力行為的受害者的保護，在《未成年人保護法》中加入對未成年人受害者心理問題的治療。我國雖然有《未成年人保護法》，但在對于未成年人受害人由于暴力行為引起的心理方面的問題的解決并未規定。遭受校園暴力的未成年人受害者心理上的傷痛很有可能會影響以后的成長，更有甚者會演變為新的施暴者。最后參考美國等國外的未成年人保護機制，完善我國刑法中的少年司法制度。美國少年司法制度有著相對較為成熟的經驗，我國可參考其擴張少年法院管轄范圍的制度，與我國刑法相結合，對校園暴力行為人實行“嚴管優于重罰”原則，進而使少年司法制度成為我國青少年健康成長的有力保護。

[摘要]我國現行《刑法》第20條第3款規定了正當防衛的特殊情形，但并沒有對“行兇”作出明確定義，文章通過分析“行兇”的特征及“行兇”的現有解釋進行評價，從而為“行兇”作出較為準確的定義及合理解釋，為司法實踐中處理刑事案件，認定罪與非罪起到一定的指導作用。

[關鍵詞]特殊防衛權；“行兇”

我國《刑法》第20條第3款規定:“對正在進行“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不屬于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由于“行兇”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相比，是一個更具生活化色彩的詞匯，且本身還具有模糊性從而難以對其進行準確的定義。刑法學界為了能夠給司法實際提供一個準確的判斷標準，對“行兇”作出了各種解釋。筆者在此對幾種觀點進行簡要評析并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行兇”的特征

根據《刑法》第20條第3款的整體結構來看，“行兇”與其他的四類暴力犯罪行為之間是并列的邏輯關系，據此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行兇”與其他四類犯罪行為存在結構和內容上的共性。對于并列關系存在的個體之間具有共性特征毋庸置疑，但如何把握其共性，就要結合緊隨在五類暴力犯罪行為之后“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規定來考量。“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作為一項概括性規定，一方面通過“其他”二字為無法窮盡列舉的暴力犯罪行為提供了兜底性的補充，另一方面揭示和概括了前五類犯罪行為的共性，即嚴重威脅他人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第二，“行兇”與其他四類犯罪行為并不是包含或交叉關系。“行兇”一詞在日常的理解中趨近于“為非作歹”，很多嚴重暴力的不法行為都可以用“行兇”來概括。在“行兇”一詞可以包括后面幾類暴力犯罪行為的情況下，又在法條中處于并列的地位，為了保持《刑法》條文的內在邏輯結構完整性，有序性，則需要對““行兇””一詞進行限縮解釋。據此，可以得出“行兇”具有以下特征：（一）“行兇”是行為而非具體罪名。我國《刑法》，并沒有關于“行兇罪”的規定，假如“行兇”是一個罪名，也只能作為一種或幾種具體罪名的集合。但將“行兇”作為罪名的抽象概括就會與“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在功能效用上產生沖突，立法者在立法時沒有必要將兩個概括性的集合概念放在同一個條文中，所以從結果的矛盾來看，“行兇”是罪名的假設難以成立。因此，把“行兇”作為一種暴力行為進行理解不僅有利于在實踐中對《刑法》第20條第3款的適用，而且有利于維護《刑法》的周延性和體系性，是對罪刑法定原則的維護。（二）“行兇”是具有物理性的暴力行為。特殊防衛作為一般防衛的情況之一，當然也要符合一般防衛的規定。防衛人對犯罪人的防衛行為應當處于一個基本相當地程度，由于犯罪人的犯罪行為是物理的暴力行為，所以特殊防衛中防衛人為保護法益的反擊也是物理性暴力行為。所以“行兇”作為特殊防衛的起因條件之一，僅指物理性的暴力行為，而不能包括精神性的暴力行為。（三）“行兇”是一種具有嚴重人身危害性的犯罪行為。特殊防衛權是國家為了使公民在其人身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反擊不法者的“壓箱底”武器。通過對比其他并列的犯罪行為可知，暴力行為必須達到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從現行《刑法》列舉的犯罪來看,主要是指侵犯生命權、健康權、自由權、性權利和身心健康等權利的犯罪才可以認定為“行兇”。①（四）“行兇”是無法確定具體罪名的行為。從上文可知，對于《刑法》第20條第3款的規定應從行為角度進行分析，既然“行兇”與其他的四種暴力行為在保護范圍上是不同的，那么如何處理““行兇””和“其他暴力行為”就是亟待解決的問題，筆者認為，對于能確定具體罪名的，例如故意傷害則屬于“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行為”的范圍，對于無法確定具體罪名的，則屬于““行兇””的范圍。這樣可以使《刑法》第20條第3款在沒有立法重復之嫌的前提下，完全涵蓋了行為可能存在的形式，在不違背刑法謙抑性的前提下，保障了《刑法》的規制范圍。

二、“行兇”的現有解釋及評析

論文摘要

家庭暴力是發生在家庭成員之間的暴力行為。近年來有進一步增多趨勢，其呈現出的特征、產生的后果令人堪憂。嚴重危害了受害者的身心健康,侵犯了受害者的合法權益,破壞了穩定和,已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為了給予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更全面、更具體、更適當的協助,以取得更好的社會效果，必須針對家庭暴力產生的內在原因加以解決，盡快建立起道德、、社會、愛心等各層面的社會支持體系，緩解家庭暴力現象的蔓延。關鍵詞：家庭暴力特征成因對策所謂家庭暴力,是指發生在家庭范圍內的暴力行為。家庭暴力是古今中外家庭常見的一種帶有普遍性的丑惡現象，是一個全球性的。家庭中的弱者,如婦女、兒童、老人、殘疾人都有可能成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家庭暴力根源是男尊女卑、父權制的傳統陋俗，它嚴重危害婦女身心健康,侵犯婦女合法權益,破壞社會穩定和發展,已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

我國2001年4月實行的新婚姻法對家庭暴力制定了一些具體的制裁條款，如將家庭暴力作為受害方提出離婚的一個條件，受害方離婚時可請求損害賠償等，還明確規定受害方可以請求公安機關援助和居委會進行勸阻，因此，家庭暴力絕不是“家務事”，而是一種法律予以制裁的行為。

一、家庭暴力的概念

家庭暴力（表達為DV），一般指發生在家庭成員之間的暴力行為，是古今中外家庭中較為常見的全球性的普遍現象。就其含義而言，有廣義和狹義之分。

廣義的家庭暴力是指一切具有家庭關系的成員中發生的一方對另一方的暴力行為。聯合國在《清除對婦女暴力宣言》中指出，家庭暴力是“家庭內發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為，包括毆打、家庭中對女童的性虐待、強奸配偶和其他有害于婦女的傳統習俗、非配偶的暴力行為和與剝削有關的暴力行為”。這里的解釋明顯是廣義的。狹義的家庭暴力，是指男子對妻子行使的暴力行為，對此有人稱之為“毆妻現象”或“毆妻文化”。中外都有學者持這種觀點，如英國學者認為，家庭暴力是指男性伴侶為了支配和控制女性，在他們關系存續期間或終止之后對女性所施行的暴力和虐待行為。也有人認為，廣義的家庭暴力是指對家庭成員進行肉體上以及精神上的折磨、傷害和虐待的行為；狹義的家庭暴力則指對家庭成員進行肉體上的摧殘、虐待和傷害的行為。這種劃分也不無道理。

關鍵詞:綁架罪/綁架殺人/綁架搶劫/人身自由

內容提要:刑法規定，行為人綁架被害人后又將其殺害的依綁架罪論處，綁架殺人的犯罪形態應是牽連犯；綁架后又對被害人搶劫的，應對綁架罪與搶劫罪予以數罪并罰；綁架罪包含了兩個具體構成要件，即敲詐勒索罪和非法拘禁罪。厘清綁架罪中的非法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則是區分綁架罪與敲詐勒索罪的重要因素。

綁架罪是一種嚴重侵害公民權利的危害行為，因此，該罪也一直受到司法機關與立法機關重點關注，這從一貫的刑事政策與相關的司法解釋都可以推知。鑒于綁架罪涉及到刑法理論上的一些疑難問題，理論界對該罪做了深度探討和詮釋?？v觀學者們的觀點，有一定合理性，但總體上而言，在一些方面還存在可探討的余地和空間，比如對綁架殺人犯罪形態的理論解析、對綁架搶劫行為的司法定性及對綁架罪構成要件中的剝奪人身自由應如何理解等，都需要做進一步的分析和論證。文章也正是立足于上述幾個角度，對綁架罪做了具體翔實的探討和解讀，以期能更好地解決綁架罪中的一些疑難問題。

一、綁架殺人行為的犯罪形態辨析

刑法第239條規定：致使被綁架人死亡或者殺害被綁架人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根據本條規定可知，綁架并殺害被害人的以綁架罪論處。對該條中的綁架殺人行為，學者們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詮釋和論證，雖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總體上看，還有可商榷的空間，因此，還需對綁架殺人行為做進一步的分析與探討，以達到對其形態進行準確認定之目的。

有的學者認為，“殺害被綁架人的”是指除了綁架行為以外，還存在著故意殺人的行為，故是結合犯，但立法者對綁架殺人行為并沒有設置新的罪名，而是沿用了綁架罪的罪名。[1]在日本與德國等其它國家的刑事立法中，可以找到結合犯的立法例，比如日本的強盜強奸罪、德國的強盜過失殺人罪等。我國臺灣地區刑法第226條將實行強奸行為并殺害被害人的兩個罪行合并而成強奸故意殺人罪，這也是結合犯的立法例之一。而在我國1997刑法典中沒有結合犯。其實，國內有關結合犯的種種觀點僅是學者將大陸法系的理論引入而已，并在此基礎之上，將我國刑法典中的一些刑法條文牽強附會地解讀為結合犯。從國外的刑法規定與刑法理論來看，結合犯的產生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原因，即若對行為人不以結合犯的罪名論處，就不能達到準確、適當量刑之目的?！耙簿褪钦f，從立法上看，由于結合犯涉及到的各個具體罪名所規定的刑罰相對較輕，如果適用其它罪數理論則達不到罪刑均衡之目的。立法者之所以將數個犯罪的構成要件結合規定為一個構成要件，是考慮到罪刑衡平的需求。如果對實施該數罪的行為人按照想象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處理，就會破壞罪刑相適應原則，無法滿足罪刑衡平的需求。”[2]從這個角度而言，結合犯是為了彌補可能導致罪刑不適應而出現的一種刑法理論與立法技術。另外，從國外刑法典的規定考察，結合犯的具體形式其實只有一種，即甲罪＋乙罪＝丙罪或甲乙罪。雖然在國外的刑法理論上也存在甲罪＋乙罪＝甲罪或乙罪的結合犯形式，但從刑法規定來看，并沒有相應的立法例予以印證。有的學者也對此做了明確詮釋：“結合而成的新罪，應當是與數個原罪均有區別的新的獨立的犯罪，其不但在結構上與數個原罪有一定的差異，而且在罪名上也與數個原罪不同。”[3]實質上，學者們談到的一些結合犯形式，更準確地說，應該是結果加重犯、情節加重犯及牽連犯等犯罪形態，并非真正意義上的結合犯。因此，結合犯的形式只有一種，即甲罪＋乙罪＝丙罪或甲乙罪。從結合犯產生的原因與結合犯的具體形式考察綁架殺人行為，似乎并不能得出其為結合犯的論斷。首先，對綁架殺人行為處以故意殺人罪，也可以達到對行為人適用死刑之目的，也可以做到罪刑相適應，因為故意殺人罪的最高刑為死刑，立法者完全沒有必要特別設置結合犯來解決罪刑不均衡的問題。而下文中論者的觀點也從側面表明，就綁架罪而言沒有設置結合犯的必要，以牽連犯處斷即可?！肮试诙€犯罪行為之間（結合犯所結合的兩個犯罪行為——筆者注），亦常具有牽連之關系，視其情節，本亦有可成立牽連犯，但因牽連犯從一重罪處罰，不能達到刑罰之平衡，法律乃將其結合成一獨立罪名，成為實質上一罪，并科以較重之法定刑，與牽連犯之獨立成立數罪名，就其中較重之罪處端有異，其立法目的乃在于加重懲處?！盵4]其次，刑法典第239條明文規定，綁架并殺害被綁架人的，以綁架罪論處，而非以綁架殺人罪處。這種形式不過是理論界所謂的甲罪＋乙罪＝甲罪的結合犯，而不是國外立法例中典型的結合犯形式，即甲罪＋乙罪＝丙罪或甲乙罪。總之，根據上文分析，將綁架殺人厘定為綁架罪的立法形式視為結合犯是存有疑問的。

一、高校大學生的不良網絡道德、網絡暴力表現

對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即興調整的行為規范就是道德，隨著人們交往方式、手段的變化，人們的道德關系，也在發生著變化。網絡和現實社會一樣，也存在暴力行為，網民在網絡上進行暴力行為，實質上將社會暴力行為在網絡上進行的延伸，在網絡社會的虛擬、間接等因素下，網絡暴力行為并沒有像社會暴力行為那樣，血肉相搏、拳腳相加。而高校大學生中出現的不良網絡道德、網絡暴力表現主要有:

1．大學生網絡言行不文明，涉獵不健康網站，在網絡的自由言論和匿名前提下，大學生的言行隨意，臟話、臟詞可以隨意的從口中講出，學生在聊天、發文時直接采用不文明文字，很多大學生都遇到過網友使用臟話或者有攻擊性的言論，甚至有些男性大學生會瀏覽一些色情網站，玩暴力網絡游戲等。

2．網絡成果剽竊非常嚴重。網絡使得全球的信息共享，豐富的資源、信息可以隨時的查看和下載，一些人道德觀念薄弱，利用網絡進行文章抄襲等，這種現象在大學生中占據的比例非常的高。

3．大學生盲目地進行網絡戀愛。根據調查研究，幾乎有一半的大學生相信網戀，有網絡經歷的大學生也不在少數。在網絡上進行戀愛，主要是尋找精神上的慰藉，滿足自己的網戀好奇心，真正在網絡上真心找對象的人很少。大學生盲目的崇尚網絡，沉浸的網絡世界里，甚至荒廢自己的學業，形成孤僻、暴躁等不良傾向，這些嚴重地影響到大學生心理健康。

4．使用網絡暴力語言。語言是一種交流行為，在語言交流過程中，需要遵守合作、禮貌等原則，如果采用語言武器對他人進行人身傷害，導致他人精神、心理上產生創傷，就構成了語言暴力。當前大學生出現的網絡暴力行為主要是在網絡交際活動中使用粗暴、骯臟、詆毀、嘲笑等帶有侮辱性的語言文字，對他人造成精神上的傷害。

【摘要目的探索司法精神醫學鑒定案例中精神分裂癥兇殺案例的鑒定狀況。方法對179例精神分裂癥兇殺案的司法精神病鑒定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結果精神分裂癥兇殺行為多發生于青壯年及經濟收入低的人群，男性顯著多于女性，文化程度偏低。病程≤1a作案者居多，隨著病程延長，發案率逐漸降低。作案方式及工具以刀具為主，對象以近親屬為主。26.3%為有完全責任能力，21.8%為限定責任能力，51.9%為無責任能力。結論積極對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治療和監護是預防暴力行為的有效途徑。

【精神醫學司法鑒定；兇殺案；精神分裂癥

Expertiseofforensicpsychiatryonmurdercaseof179schizophrenics

【AbstractObjectiveToexploreexpertisestateofmurdercaseofschizophrenicsinexpertiseofforensicpsychiatry.MethodsThedataofexpertiseofforensicpsychiatryin179murdercasesofschizophrenicswereanalyzedretrospectively.ResultsMurdercasesofschizophrenicsoftentookplacetoadolescentandpostadolescentandlowincomecrowd.Mendidsignificantmorethanwomendid.Theirdegreeofculturewerelow.Thepatientswhosecourseofdiseasewasnomorethanoneyearhadmoremurdercases.Withthecourseprolonging,therateofcasesdecreased.Themainmodeandimplementwerecuttingtool,andthemainobjectwerecloserelatives.26.3%ofthemhadcompleteresponsibility,21.8%haddelimitedresponsibilityand51.9%irresponsibility.ConclusionSchizophrenicsshouldbetreatedandcaredactively,andstrengthenedmentalhealtheducationandlegislation,whichareeffectivewaytopreventviolentbehave.

【KeywordsExpertiseofforensicpsychiatry;murdercase;schizophrenia

精神分裂癥患者在精神癥狀的支配下，具有攻擊性和反社會行為，嚴重威脅著人民的生命財產平安，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之一。為探索司法精神醫學鑒定案例中精神分裂癥兇殺案例的鑒定狀況，作者對2000年1月～2005年1月天津市司法精神病鑒定委員會鑒定的兇殺案例中被鑒定為精神分裂癥的179例鑒定資料進行分析，報告如下。

預防校園犯罪，是學校，尤其是中小學校各項工作開展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從校園犯罪行為的預防和角度分析，可知要達到預防的目的，除了從宣傳教育的角度針對學生開展認識犯罪行為、預防犯罪行為的教育，從校園環境設計的角度，通過利用校園環境的監管和保護作用，在監管中及時發現校園犯罪行為，并進一步將其消除和杜絕，是預防校園犯罪的一個重要途徑，只有保持學生校園環境的純凈和穩定，才能進一步促進學生接受良好教育。

一、課題研究的背景

關于從環境設計的角度預防校園犯罪的課題的研究，我國不僅在教育體系的建設上不斷的完善和優化，也從政策和規范的角度，對我國教育工作開展中長期目標進行了明確的規定。相關的政策規范包括于2010年7月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及《國務院關于深入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意見》。在這兩項教育規范和政策中，對教育開展的要求和目標做出了明確的規定。這是基于教育質量提升和教育體系完善的兩項重要的法律法規內容。2016年11月，教育部聯合9個相關部門了《關于防止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導意見》后，預防學生遭遇校園霸凌、校園暴力的問題成為現代教育開展中關注度不斷提升的一個問題。

二、校園暴力或霸凌行為的內涵與特征

1.校園暴力與霸凌行為的內涵。從校園犯罪角度來講，暴力和霸凌行為本身就是一種潛在的犯罪行為。所謂的校園霸凌，最初的定義來源于挪威籍心理學家DanOlweus，其將霸凌行為定義為，當一個個體重復性地暴露在一個或多個負面的行為中，并持續處在這一狀態下時，則認定其受遭受到了霸凌行為[1]。而具體到本文探討的校園環境中，出現在校園環境及學校內部人際之間的負面行為，就被稱作校園霸凌(暴力)。當校園內部霸凌或暴力行為發生后不能被及時發現；發現后教師或學校管理人員不能針對學生進行引導和教育；教師自身不能做到嚴格約束個人的思想和行為。則存在于校園環境中的這種行為就會呈現出不斷擴大和發展的現象，為校園犯罪埋下隱患。2.校園霸凌以及暴力行為的特征。分析校園霸凌和暴力行為可能產生的危害，應分析和了解校園霸凌和暴力行為的特征，從具體特征的角度觀察，校園霸凌與暴力行為主要呈現出以下幾方面特征：第一，暴力行為具有顯著的無意識特點。這種無意識的特征，與學生尚未建立起明確的法律意識及其缺乏對自我行為的約束和管理能力有直接關系。學生對暴力和霸凌行為的概念及內容認定缺乏標準性的概念，也就是說，當其主觀上已經做出了校園暴力和霸凌的相關行為，在其自身的主觀意識中，并沒有對這種行為的自覺認知意識[2]。另外，在我國中小學教育制度建設的長期發展過程中，關于預防校園暴力，校園犯罪行為的制度和規定并沒有被明確地以制度化的形式提出，這種現象使得從學校的管理者、教師到學生都存在對校園暴力或霸凌事件的敏感性薄弱的現象，同時，意味著教師和學生自身的防暴意識也比較單薄。部分教師甚至將具有顯著特征的校園霸凌行為認定為學生之間由于青春期的沖動而發生的肢體沖突。在管理方法上也通常采用批評教育甚至體罰的方式，這種方式對學生來講，不僅不利于其認知到校園暴力和霸凌現象的嚴重性，且由于學生所處的特殊身心發展時期，過于強硬地引導和教育，反而會引起學生的抵觸情緒，不利于制止和杜絕暴力行為或霸凌現象的發生[3]。第二，行為發生的群體性與盲目性。這種群體性和盲目性的特征，與學生特殊年齡發展階段有密切的聯系。這一階段，學生的獨立意識尚未全面地形成和完善，因此，其在個人行為的選擇和認定過程中，對群體性行為的依賴感和認同感都相對較強，正是由于這種心理狀態，當校園霸凌或暴力行為產生時，往往是以群體形式出現的，并且大部分學生基于對群體行為更高的認同感，使其成為霸凌行為的參與者和旁觀者，其自身往往對這種現象還不自知[4]。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校園內部的霸凌和暴力行為，實際上是具有顯著的盲目性特征。第三，行為發生的疊加性和延伸性。主要是指，校園暴力和霸凌行為，如果不能及時發現，則實施霸凌行為的群體，則容易不斷提升霸凌行為的層次，并且持續性地發生這種行為，這種嚴重性逐步加大的現象，必然會給遭遇霸凌和暴力的一方帶來越來越嚴重的心理陰影，從而愈加不敢反抗，這也是助長霸凌和暴力行為的因素。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如果霸凌行為得不到及時制止，則很容易進一步造成更加嚴重的社會危害，同時，對遭遇霸凌行為學生的身心健康也會帶來嚴重威脅。

三、基于環境設計視角預防犯罪校園環境建設

【摘要】目的探討急性期精神障礙住院患者暴力風險的相關因素，為醫務人員對精神障礙患者暴力風險的早期識別與干預提供參考。方法查閱廣州醫科大學附屬腦科醫院病歷系統，選取2016年1月-12月急性發病的1107例住院精神障礙患者為研究對象，均符合《國際疾病分類（第10版）》（ICD-10）診斷標準。入院時采用危險性評估表評定患者的暴力行為危險性等級，選取一般人口學資料和臨床資料共8個變量探討急性期精神障礙住院患者暴力風險的相關因素。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精神障礙患者高暴力風險的影響因素。結果在1107例急性期精神障礙患者中，高暴力風險者357例（32.25%）?；貧w分析顯示：男性（OR=1.747，95%CI：1.303~2.342）、診斷為躁狂發作（OR=2.018，95%CI：1.310~3.108）、急診入院（OR=4.244，95%CI：3.083~5.840）是患者存在高暴力風險的危險因素。診斷為抑郁障礙（OR=0.397，95%CI：0.233~0.677）的患者較其他精神障礙患者的暴力風險更低。結論對于急性期精神障礙患者，急診入院的男性以及診斷為躁狂發作的患者更可能存在高暴力風險。

【關鍵詞】急性期；精神障礙；暴力行為；相關因素

精神障礙病程多為慢性，有持續性或間斷性特點，我國精神障礙管理強調多部門綜合管理及醫院-社區一體化的全程治療，提倡精神障礙急性期病情嚴重者入院治療，穩定期在社區康復管理［1］。目前，我國登記在冊的嚴重精神障礙患者近600萬例［1-2］。精神障礙患者有潛在發生暴力行為的風險，與非精神障礙患者相比，精神障礙患者暴力風險高2~4倍［3］。精神障礙患者在疾病急性期和穩定期均可能發生暴力風險事件［4］。暴力風險事件例如攻擊行為、危險行為等，表現為言語威脅、對財物的損毀、對自我的傷害及對他人的侵害［5］。研究表明，75%以上的精神科急診護理人員受到過精神障礙患者的攻擊［6］。既往關于社區管理中精神障礙患者暴力行為影響因素的研究較多［4，7-8］，但患者多處于疾病穩定期、且多為嚴重精神障礙患者，而針對急性期發病的精神障礙住院患者暴力風險評估及相關因素分析的研究較少。Iozzino等［6］研究表明，急性期精神障礙住院患者的攻擊性與年輕、男性、非自愿入院、未婚、診斷為精神分裂癥、住院次數較多、暴力史、有自傷行為史和藥物使用史有關。本研究通過分析某精神?？漆t院急性期入院精神障礙患者的暴力風險情況及高暴力風險的相關因素，以期為臨床醫務人員識別和預防暴力風險事件以及減少精神障礙住院患者暴力攻擊行為的發生提供參考。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

查閱廣州醫科大學附屬腦科醫院住院患者病歷，收集2016年1月-12月因急性發病住院的1107例精神障礙患者資料。納入標準：①出院第一診斷符合《國際疾病分類（第10版）》（InternationalClassi?ficationofDiseases，tenthedition，ICD-10）診斷標準；②入院當天完成危險性評估表，由精神科執業醫師評估；③病情不穩定，本次發病時間≤1月。排除標準：①長期住院辦理周轉的患者；②病例資料信息不全的患者。本研究通過廣州醫科大學附屬腦科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