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染病學論文范文
時間：2023-04-04 10: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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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案例某縣C村共有64戶，351人。某年6月1日至7月5日共發生腹瀉病人252例，罹患率高達71.79%，年齡最大的80歲，最小為2個月，15歲以上的罹患率為68.12%，15歲以下為78.69%。主要癥狀為腹瀉、腹痛、惡心、嘔吐等。病程短暫，一般3～4天即恢復健康。經調查全村351人均飲用井水，全村有7口井，多數人飲用1號和2號井水，飲用者罹患率為77.81%；而飲用其他井水者為25%，兩組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x2=48.8、P＜0.01）。病前有飲冷水習慣者罹患率為81.45%；無此習慣者僅為39.5%，兩組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x2=50.9、P＜0.01）。于發病后10天采水樣，從水源中分離到1株大腸桿菌。
你認為這次大腸桿菌引起的腹瀉流行面貌呈現什么型？它的傳播途徑是什么？如何進行病因學調查？怎樣控制及消滅這類腹瀉病？（摘自中華流行病學雜志1991，12（5）摘要：319）
傳染病（infectiousdisease）在人群中的發生，必須具備三個相互連接的條件，即傳染源、傳染途徑和對傳染病易感人群。這三個條件統稱傳染病流行過程三個環節，當三個條件同時存在并相互功能時就造成傳染病的發生和蔓延。把握傳染病的流行過程的基本條件和影響因素，有助于制訂正確的防制辦法，控制傳染病的發生和蔓延。
一、傳染源（sourceofinfection）
傳染源泉指體內有病原體生長、繁殖并能排出病原體的人和動物。患傳染病的病人、病原體攜帶者、受感染的動物等均為傳染源。
（一）人作為傳染源
1．病人（patient）病人是一個重要的傳染源，因病人體內存在著大量有毒力的病原體且病人的某些癥狀亦有利于病原體從體內排出。例如麻疹等呼吸道傳染病患者的咳嗽，細菌性痢疾等腸道傳染病患者的腹瀉。病原體污染外界環境，增加易感者感染機會。
各種傳染病的病程長短不一，按病程的發展過程可分為潛伏期、臨床癥狀期、恢復及持續時間的長短。各期病人作為傳染意義的不同，主要取決于他是否排出病原體，排出數量和頻度及持續時間的長短。
（1）潛伏期（incubationperiod）摘要：自病原體侵入機體至最早出現臨床癥狀這段時間稱潛伏期，潛伏期的長短因病而異，短的僅有2～4小時（如葡萄球菌引起的食物中毒），長的可達數月、甚至數年（如麻風病）。同一種疾病不同病例潛伏期亦有長短，但在一定范圍內變動。有些傳染病在潛伏期末可排出病原體，此時病人已有傳染性，例如麻疹、甲型病毒性肝炎等。
潛伏期的流行病學意義及用途摘要：①潛伏期長短影響疾病的流行過程，潛伏期短的疾病流行趨向往往十分迅猛，很快即達高峰；而潛伏期長的疾病其流行波持續較久。②根據潛伏期可判定有受感染的時間，從而追溯傳染源和確定傳播途徑。③根據潛伏期，確定對接觸者的留驗、檢疫或醫學觀察的期限。一般按常見潛伏期加1～2天（附表6-1）。④根據潛伏期確定免疫接種的時間，例如在麻疹潛伏期最初5天內進行被動免疫其效果最佳。⑤根據潛伏期可評價某項預防辦法的效果。
（2）臨床癥狀期（clinicalstage）摘要：為出現該病特異性癥狀和體征的時間。在該時間內病原體在體內繁殖最多，有些癥狀又有利于并于病原體排出，故傳染性最強。有些疾病在此期可有多種途徑排出病原體。例如乙型病毒性肝炎除血液外，唾液、汗腺、乳汁等均可排出病原體，增加污染外界環境的機會而使易感者獲得感染。
輕型或非典型病人往往未進行隔離和治療，作為傳染原的意義較大。個別病例如從事飲食工作則可導致該疾病的爆發或流行。慢性臨床過程的病人，由于排出病原體的時間長，作為傳染源的功能不可忽視。
（3）恢復期（convalescentstage）摘要：在此期病人因病而引起的功能紊亂開始恢復，臨床癥狀消失，機體產生免疫力，體內的病原體被消除，不再起傳染源的功能，例如麻疹。但有些傳染病，如細菌性痢疾、乙型病毒性肝炎等在恢復期內仍能排出病原體，可繼續作為傳染源。有些疾病排出病原體的時間更長，甚至可終身作為傳染源，例如傷寒慢性帶菌者。
傳染期（infectionperiod）指病人能排出病原體的整個時間。傳染期的長短因病而異，傳染期短的疾病其續發病例呈簇狀出現，每簇病例之間的間隔相當于該病的潛伏期。傳染期長的疾病，續發病例常陸續出現，持續時間較長。傳染期是決定病人隔離期限的重要依據。
2．病原攜帶者（carrier）指外表無癥狀但攜帶并排出病原體的人。病原攜帶者是一個統稱，因其所帶的病原體不同而相應的稱帶菌（細菌）者、帶（病毒）者、帶蟲（原由開蠕蟲）者。病原攜帶者排出病原體數量比病人少，但攜帶者因缺乏癥狀而不易被發現，且能自由活動，有時可成為重要的傳染源，甚至引起疾病的爆發，一般可分為潛伏期、恢復期及健康病原攜帶者三種。
（1）潛伏期病原攜帶者（incubativecarrier）摘要：指感染后至臨床癥狀出現前已能排出病原體的人，有人認為是傳染病的前驅期。例如白喉、傷寒、甲型病毒性肝炎等。
（2）恢復期病原攜帶者（convalescentcarrier）摘要：指臨床癥狀消失后仍能排出病原體的人。例如白喉、傷寒、乙型病毒性肝炎等。多數傳染病人在恢復期病原攜帶狀態持續時間較短，但少數傳染病的病人持續時間較長，個別病例可終身攜帶。凡病原攜帶者持續三個月以內，稱暫時病原攜帶者（transitorycarrier）。超過三個月稱慢性病原攜帶者（chroniccarrier）。
（3）健康病原攜帶者（healthycarrier）摘要：指過去從未患過某種傳染病而能排出某病病原體的人，多為隱性感染的結果，一般只能用實驗方法證實，但隱性感染不一定均能成為健康病原攜帶者。此型攜帶者一般排出病原體量較少，持續時間短。
病原攜帶者作為傳染源的意義，取決于排出病原體的多少，持續時間的長短，個人職業及個人衛生習慣等。
（二）受感染的動物作為傳染源
人感染以動物作為傳染源的疾病稱人畜共患病，目前已證實約有200余種，對人有得要意義的約90種。
1.人畜共患疾病按病原儲存宿主性質可分四類摘要：
（1）以動物為主的人畜共患病摘要：病原體主要在動物中保持延續，在一定條件下能傳給人，人和人之間一般不引起傳播，例如鉤端螺旋體病、森林腦炎等。
（2）以人為主的人畜共患病摘要：疾病一般在人群中傳播，動物感染是偶然的，例如人型結核。
（3）人畜并重的人畜共患病摘要：人畜均可作業傳染源，例如血吸蟲病。
（4）真正人畜共患病摘要：病原體必須以人和動物分別作為終宿主和中間宿主，例如牛、豬肉絳蟲病等。
2.作為傳染源的動物家畜、野生哺乳動物、家禽及野禽均可傳播一些疾病
動物作為傳染源的流行病學意義，主要取決于人和動物的接觸機會和密切程度，且和動物的種類和密度有關。
二、傳播途徑（modeoftransmission）
病原體為了維持其生物種的存在，需不斷地更換宿主。病原體由傳染源排出后再侵入另一個易感機體，它在外界環境中所經歷的途徑稱傳播途徑。病原體在外界環境中必須依附于各種生物或非生物媒介，例如空氣、水、食物、手、蠅及日常生活用品等，參和病原體傳播的媒介物稱傳播因素。
（一）經空氣傳播（airbornetransmission）
呼吸道傳染病的病原體存在于呼吸道粘膜的粘液或纖毛上皮細胞的碎片中，當病人大聲說話、咳嗽或打噴嚏時，其粘液或滲出物隨氣流經口、鼻噴出至傳染源四周一定范圍的空氣中。根據顆粒的大小又可分類飛沫、飛沫核和塵埃三種形式傳播。較小的飛沫在空氣中飄浮，被易感者直接吸入而引起感染，例如麻疹。在空氣中懸浮的飛沫，當外層水分被蒸發時形成有傳染性的飛沫核，它在空氣中能飄浮一定時間，即使傳染源已離開，易感者亦可因吸入飛沫核而感染，例如白喉、結核病等。含有病原體的較大飛沫干燥后落在衣服、床單或地面上，當人們在整理衣服或清掃地面時，帶有病原體塵埃又飛揚，可造成呼吸道傳播，例如結核桿菌、炭疽芽胞等。
空氣傳播的發生取決于多種條件，其中人口密度、衛生條件、易感者在人群中的比例起決定。
經空氣傳播傳染病的流行特征摘要：
1.患者多為兒童，且多為傳染源四周的易感人群。
2.多呈周期性并伴有季節性高峰，以冬春季多見。
3.流行強度和人口密度、居住條件及易感人口的比重有關。
（二）經水傳播（water-bornetransmission）
許多腸道傳染病，若干人畜共患疾病以及某些寄生蟲病均可經水傳播。
1．經飲水傳播因飲水被污染而引起疾病的水型流行早年十分猖獗，隨著城市公共供水系統建立及水質的衛生管理，因飲水被污染而引起爆發在城市已很少見，但在廣大農村仍是一個重要新問題。經飲水傳播疾病歷史上已有多次記載，如1854年英國倫敦發生霍亂流行。流行強度取決于污染水源類型、供水范圍、水受污染的強度和頻度、病原體在水中的反抗力、飲水衛生管理等。
經飲水傳播傳染病的流行特征摘要：
（1）病例的分布和供水范圍分布一致。
（2）除嬰兒外，各年齡、性別、職業的人均可發病。
（3）停用被污染的水或水經凈化后，爆發即可平息。
2.經疫水傳播當人們接觸疫水時可經皮膚或粘膜感染血吸蟲病、鉤端螺旋體病等。其危險性取決于人體接觸疫水的面積大小、次數及接觸時間的長短。
經接觸疫水傳播傳染病的流物特征摘要：
（1）病人有接觸疫水史。
（2）呈現地方性或季節性。
（3）接觸方式以游泳、洗澡、捕魚及收割等多見。
（三）經食物傳播（food-bornetransmission）
所有腸道傳染病、某些寄生蟲病、個別呼吸道傳染病（白喉、結核病）及少數人畜共患病（炭疽病）均可經食物傳播。經食物傳播可分兩類摘要：
1．食物本身含有病原體感染絳蟲的牛、豬、患炭疽的牛、羊，其肉類含有病原體。患結核病的乳牛所分泌的乳汁可含有結核桿菌。感染沙門菌家畜的肉及家禽的蛋可含有沙門菌。當人們食用后可被感染。
2．食物在各種條件下被病原體污染食物在生產、加工、運輸、貯存和銷售的各個環節均可被污染。水果、蔬菜等只是機械地攜帶病原體，其數量不再增多。在另一些食品，如牛奶、肉餡等在適宜的溫度下病原體可大量繁殖，人們食用后可感染而發病。
經食物傳播傳染病病的流行特征摘要：
（1）病人有食用某種污染食品史，不食者不發病。
（2）易形成爆發，累及為數和食用污染食品的人數有關。
（3）多發生于夏秋季，一般不形成慢性流行。
（4）停止供給污染食品爆發即平息。
（四）接觸傳播（contacttransmission）
接觸傳播包括兩類傳播方式摘要：
1．直接接觸傳播（directcontacttransmission）在沒有任何外界因素參和下，傳染源和易感者直接接觸而引起疾病的傳播，例如性病、狂犬病等。
2．間接接觸傳播（indirectcontacttransmission）易感者因接觸被傳染源排泄物或分泌物所污染的某些無生命的物體而引起感染造成疾病傳播，又稱日常生活接觸傳播。多種腸道傳染病、某些呼吸道傳染病、人畜共患病、皮膚傳染病等均可經此途徑傳播。被污染的手在間接傳播中起非凡重要的功能。
間接傳播的流行病學意義，和病原體在外環境中的反抗力、日常消毒制度是否完善、人們的衛生知識水平及衛生習慣等有關。
經接觸傳播傳染病的流行特征摘要：
（1）病例多呈散發，可形成家庭或同室內成員間的傳播。
（2）無明顯的季節性。
（3）流行過程緩慢。
（4）衛生條件差、衛生習慣不良的情況下病例較多。
（五）媒介節肢動物傳播（arthropod-bornetransmission）
作為傳染病傳播媒介的節肢動物甚多，有昆蟲綱的蚊、蠅、蚤、虱等。蜘蛛綱的蜱和螨。由于傳播疾病的種類和方式不同又可分為兩大類摘要：
1．機械性傳播節肢動物接觸或吞食病原體后，病原體在它的體表或體內均不繁殖，一般能存活2～5天。當它們再次覓食時，通過接觸、反吐或隨同它們的糞便將病原體排出體外而污染食品等，當人們食用這類食品后被感染。例如蒼蠅能通過這種方式傳播傷寒、細菌性痢疾等腸道傳染病。
2．生物性傳播吸血節肢動物呆咬處于菌血癥、立克次體血癥或病毒血癥時的宿主，使病原體隨著宿主的血液進入節肢動物的腸腔，使腸細胞或其他器官造成感染，病原體在節肢動物體內進行繁殖，然后再通過節肢動物的唾液、嘔吐物或糞便進入易感機體。病原體在吸血節肢動物體內增殖或完成生活周期中某些階段后始具有傳染性，其所需要時間稱外潛伏期（extrinsicincubationperiod）。外潛伏期長短常受氣溫等自然因素的影響。
經吸血節肢動物傳播的疾病為數極多，例如鼠疫、斑疹傷寒、瘧疾、絳蟲病等。還包括大約200種以上的蟲媒病毒性疾病。
吸血節肢動物傳播傳染病的流行特征摘要：
（1）有一定地區性，病例分布和媒介昆蟲的分布一致。
（2）有明顯的季節性，病例季節性升高和媒介昆蟲繁殖活動的季節一致或稍后。
（3）某些傳染病具有職業特征，如森林腦炎多見于伐木工人及野外作業的工人。
（4）發病有年齡特征，老疫區病例多見于兒童，新疫區病例無年齡差異。
（5）人和人之間一般不直接傳播。
（六）經土壤傳播（soil-bornetransmission）
土壤可因種種原因而被污染，傳染源的排泄物或分泌物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使土壤污染。因傳染病死亡的人、畜尸體，由于埋葬不妥而污染土壤。有些腸道寄生蟲病的生活史中有一段時間必須在土壤中發育至一定階段才能感染人，例如蛔蟲卵、鉤蟲卵等。某些細菌的芽胞可在土壤中長期生存，例如破傷風桿菌、炭疽桿菌等。這些被污染的土壤經過破損的皮膚使人們獲得感染。
經土壤傳播病原體的意義，取決于病原體在土壤中的存活力，人和土壤接觸的機會和頻度、個人衛生習慣等。
（七）垂直傳播（verticaltransmission）
孕婦在產前將其體內的病原體傳給好的胎兒垂直傳播，亦稱母嬰傳播。從廣義來看，可分為下列幾種摘要：
1．經胎盤傳播受感染孕婦體內的病原體可經胎盤血液使胎兒遭受感染，但并非所有感染的孕婦均可引起胎兒感染。可使胎兒感染的病毒有摘要：風疹病毒、水痘病毒、麻疹病毒、肝炎病毒、脊髓灰質炎病毒、柯薩奇B族病毒、腮腺炎及巨細胞病毒等。
2．上行性傳播病原體經孕婦陰道通過宮頸口到達絨毛膜或胎盤引起胎兒感染，例如葡萄球菌、鏈球菌、大腸桿菌、白色念珠菌等。
3．分娩引起傳播胎兒從無菌的羊膜腔內產出而暴露于母親嚴重污染的產道內，胎兒的皮膚、粘膜、呼吸道、腸道均可遭受病原體感染，例如淋球菌、皰疹病毒等。
（八）醫源性傳播（iatrogenictransmission）
醫源性傳播指在醫療及預防工作中人為地引起某種傳染病傳播，一般分兩類摘要：
1．易感者在接受治療、預防及各種檢測試驗時，由污染的器械、針筒、針頭、導尿管等而感染某些傳染病。
2．生物制品單位或藥廠生產的生物制品或藥品受污染而引起疾病傳播。
各種傳染病流行時其傳播途徑是十分復雜的，一種傳染病可同時通過幾種途徑傳播。例如細菌性痢疾可經水、食物、媒介節肢動物及接觸等多種途徑傳播。因此當某種傳染病在人群中蔓延時，必須進行深入的流行病學調查才能了解其真正的傳播途徑，從而采取有針對性防制辦法。
三、人群易感性（herdsusceptibility）
人群作為一個整體對傳染病易感的程度稱人群易感性。人群易感性以人群中非免疫人口占全部人口的百分比表示。判定某一人群對某種傳染病易感水平的高低，可從該病以往在人群中流行情況，該病的預防接種情況及對人群進行該病抗體水平檢測結果而定。
（一）影響人群易感性升高的主要原因
1．新生兒的增加出生后6個月以上未經人工免疫的嬰兒，對許多傳染病都易感，由于他們體內缺乏特異性免疫力。
2．易感人口的遷入某些地方病或自然疫源性疾病的流行區，當地居民病后或隱性感染而獲得對該病的免疫力。當非流行區居民遷入使流行區的人群易感性增高。
3．免疫人口的死亡使人群易感性相對升高。
4．免疫人口免疫力自然消退有些傳染病如天花、麻疹等病后有長期免疫力，有的能維持終身。一般傳染病病后或人工免疫后，其免疫力逐漸下降，最后又成為易感者，使人群易感性增高。
（二）影響人群易感性下降的主要原因
1．預防接種對易感人群施行人工免疫是降低人群易感性最積極的方法。人工免疫所獲得免疫力不能維持終身，故對易感人群必須有計劃地進行免疫接種。
2．流行后免疫人口增加經過一次流行后，大部分易感者因感染而獲得免疫，但不能依靠這種方式來降低發病率，因流行后傳染源數量增多，有時反而可促進該病傳播。
3．隱性感染后免疫人口增加隱性感染者雖無癥狀但也是傳染源，不可能期望它的增加來制止疾病傳播。
（三）人群易感性和疾病流行關系
易感者大量減少能抑制疾病的流行，甚至使流行終止。但也不能認為易感者上升至某種水平就一定能發生疾病流行，因疾病的發生必須有傳染源的輸入。
四、疫源地和流行過程（infectiousfocusandepidemicprocess）
（一）疫源地
指傳染源向四周排出病原體所能波及的范圍、每個傳染源可單獨構成一個疫源地，但一個疫源地內可同時存在一個以上的傳染源。一般把范圍較小的疫源地或單個傳染源所構成的疫源地稱疫點。范圍較大的疫源地或若干疫源地連成一片稱疫區。
1．疫源地范圍
取決于三個因素，即傳染源活動范圍、傳播途徑的特征和四周人群的免疫狀態。例如瘧疾的疫源地范圍，一般以傳染源為核心、以按蚊飛行距離為半徑的范圍。麻疹的疫源地則為傳染源四周較小的范圍。不同傳染病的疫源地大小不一，同一種傳染病有不同條件下，其疫源地范圍也不相同。
2．疫源地消滅的條件
（1）傳染源已被遷走（住院、治愈或死亡）。
（2）通過各種辦法消滅傳染源排至外環境中的病原體。
（3）所有易感的接觸已度過該病的最長潛伏期而未發病或感染。
（二）流行過程（epidemicprocess）
每個疫源地均由它前一個疫源地引起的，而它又是發生新疫源地的基礎。一系列相互聯系、相繼發生的疫源地構成傳染病的流行過程。疫源地被消滅，流行過程也就中斷。
1.流行強度（epidemicprocess）
（1）散發（sporadic）摘要：某病在一定地區或國家其發病率維持在歷年水平。一般多用于區、縣以上的范圍。各個病例在時間和空間上常無聯系。
（2）流行（epidemic）摘要：某地區某病的發病率顯著超過歷年發病率的水平。
（3）大流行（pandemic）摘要：某病發病率遠遠超過流行時的發病率水平。它的特征是傳播迅速，大流行可超越國界而波及許多國家。
2.影響流行過程的因素
傳染病在人群中流行既是生物學現象又是社會現象。流行過程又受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的影響。
（1）自然因素的影響摘要：自然因素通過對傳染源、傳播途徑及易感人群起功能。自然因素包括氣候、地理、土壤、動植物等因素。其中以氣候和地理因素尤為重要。自然因素可直接功能于傳染源，對以野生動物為傳染源的疾病、蟲媒傳染病和寄生蟲病的影響更大。例如瘧疾、乙型腦炎的流行常受氣溫、雨量和濕度等影響。瘧疾病例多在春夏季復發，其時如按蚊密度高，復發病例作為傳染源的功能就大。自然因素對傳播途徑的功能亦大，夏、秋季因暴雨可引起洪水泛濫，如當地豬或鼠類中流行鉤端螺旋體病，它們的尿可污染水體，當人們接觸污染的水體后可導致鉤端螺旋體病爆發。自然因素對易感人群亦有一定功能，嚴寒季節，人群室內活動多，接觸密切，常出現呼吸道疾病的季節性高峰。
（2）社會因素的影響摘要：社會因素包括社會制度、生產勞動及居住生活條件、風俗習慣、衛生設施、醫療條件、文化水平、防疫工作、經濟、宗教等人類活動所形成的一切條件。社會因素功能于三個環節而影響流行過程。社會因素對流行過程既有促進功能亦有阻礙功能。
篇2
關鍵詞：動物傳染病學 教學方法 多樣化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2）12（c）-0220-01
目前，我國高等院校《動物傳染病學》課程教學的主要問題是教學容量大、教學時數少、教學方法單一、教學手段陳舊，對于要求掌握的知識學生大多死記硬背，理解、思考的少，對于實驗技能眼高手低，最后導致操作能力較差，缺乏實踐經驗。因此，如何優化《動物傳染病學》的教學方式，向社會輸入更多具備綜合技能的人才，已成為教學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在本專科農業院校《動物傳染病學》課程教學中，精選教學內容、改革教學方法和手段勢在必行。
1 課堂講授與啟發式等多種教學方法相結合
1.1 啟發式教學
教學活動的主體由老師與學生共同構成，老師作為指導者，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通過學習、思考、提出問題，與老師加強交流，協調發展。啟發式教學，對于教師的要求就是引導轉化，把知識轉化為學生的具體知識，再進一步把學生的具體知識轉化為能力。教師的主導作用就表現在這兩個轉化上。運用啟發式教學方法，可以培養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通過經歷問題的解決過程，激發學生的自主學習熱情，提高學習興趣，培養創新能力。
1.2 案例教學法
案例教學法是以動物傳染病病例或事例為題材，在教學中要求學生針對病例或事例，運用所學知識，做出分析、綜合，并上升為理論認識。這是一個教學相長的教學過程。
教師以教學大綱的要求為核心，以學生知識水平為基礎，以現代化多媒體教學技術為手段，針對國內外近幾年流行的重大動物傳染病、人畜共患傳染病，配合相應的臨床病例，診斷及防制方法，作為課堂討論提綱。基于學生假期的社會調查，將學生按照調查的疾病不同而劃分學習小組，針對假期社會調查結果，結合教材中相應的理論知識，查閱參考文獻，做好筆記，針對難點問題或者國內外最新研究進展提出新問題。教師將基礎知識、重要知識點一一詳解，然后以學生提問為基礎進行討論，創造出學生之間互相討論，學生與教師之間互相學習的氛圍。期間，教師主要起啟發思考和引導方向的作用，控制課堂討論的節奏，協調各組之間的關系。這樣的教學方法可以充分調動學生參與學習的熱情，加深學生對重點和難點教學內容的理解和掌握，以達到鞏固掌握知識的目的。
1.3 開放式實驗教學
《動物傳染病學》課程對學生動手操作及實踐能力要求較高，因此我們采取開放式實驗室的管理制度為使學生做到學以致用。依托我院動物傳染病防治技術實驗室現有的條件，要求學生把在社會服務和實習階段遇到的臨床病例拿到實驗室，在教師的指導下開展實驗室診斷工作。理論教學使學生對疾病有一個理性認識，再通過教學實習獲得感性認識，通過查資料、討論剖析臨床實際教學病例，使課堂的理性認識得到再次升華。
1.4 網上教學法
這種教學法是運用多媒體等現代教育技術手段，在課程內容合理整合的前提下，以大量的文字、圖片、動畫和實地錄像為基礎，制作《動物傳染病學》教學課件、動物傳染病病理變化圖片庫、電子教案、教學資源庫和習題集等，并在課堂教學的同時，通過校園網系統用于學生課后的自學和復習，使學生在觀賞中進行知識積累。
2 開設社會調查課，豐富專業知識
利用假期時間，開設動物傳染病社會實踐課，讓學生更多的接觸社會，了解學習這門課程的重要性，它在畜牧養殖行業中的地位。
針對近年來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危害嚴重的人畜共患傳染病，我們及時組織了專項調查，在指導教師的帶領下，分成若干小組，深入基層進行調查。同時，學生要對社會調查進行總結，通過檢索相關文獻、現場調查訪談、統計分析、撰寫論文等做出相應的報告。這樣即豐富了學生的專業知識，又培養了學生查閱資料、撰寫論文的能力。
開學后，可安排3～5次討論課，通過在課堂演講將自己的實踐體會，所學到的知識點與大家分享。由教師組織并指導學生對收集的資料進行綜合分析、推理、質疑和假設及判斷，在討論中教師要適時地進行啟發、提示，有意識、有目的引導學生運用所學知識及經驗進行推理、反思、討論，提出診斷結果和綜合防治措施等，鼓勵學生充分發表個人觀點，大膽質疑，激發他們思維和討論的興趣，增強了實踐應用性和學生的參與熱情，培養了學生的臨床思維能力。這個階段檢驗了學生社會實踐的所學所長，以使教師及時了解學生，提高學生在課堂上的積極性，最終對教學效果起到的一定的促進作用。
3 加強與生產廠（場）的聯系，走產、學一體化的發展之路
以該課程教學目的為基礎，為給畜禽養殖業輸入更多的專業人才，增強學生的社會實踐能力，必須要加強與生產廠（場）的聯系，走產、學一體化的發展之路。
動醫動科專業學生在大四年級參加生產實習，即派學生到教學實習基地從事專業相關的基層工作。例如，寵物醫院實習基地，讓學生在寵物醫院中接觸到更多的病例，學習門診的基本技能；在飼料或獸藥企業中，學生可以在生產崗位上較深入地了解飼料和化藥生產過程，進而將專業知識與實際工作結合起來；在銷售、技術崗位上，培養學生在實際工作中應用知識的能力和積累工作經驗。為使實踐教學更有針對性，我們通過與養殖場的密切聯系，組織學生深入現場，了解大型養殖場的經營管理方式，以及疾病預防情況等。對接觸到的典型病例進行案例分析，以鞏固和加深課堂教學效果。通過生產實習，使學生了解畜牧業生產中的常見疾病及急需技術，以此激發學生對本專業的熱情，明確學習方向，為日后走上工作崗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綜合上述內容，通過現代化教學理念，結合專業課程特點，優化教學方法，實現教學形式多樣化，取得了良好的課程教學效果。我們以臨床病例或事例為導具組織過程教學，增強了直觀性，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產學結合，工學交替，創新了教學過程；以動物醫院為窗口進行教學，培養了教師和學生的動手能力；以教師科研為紐帶，讓學生參與科研，培養了學生自主學習和創新的能力。
參考文獻
篇3
【關鍵詞】結核/肺，流行病學調查 文山
中圖分類號：R181.3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5-0515（2011）8-372-02
文山州位于云南省東南,山區和半山區占80.3%；少數民族占 56.6%，所轄八縣均是國家級貧困縣,是典型的老、少、邊、窮地區。
文山歷來是結核病疫情的重災區，“九．五”期間以來，全州結核病疫情一直保持在前三位，占報告傳染病疫情總數的30―35%，占呼吸道傳染病的第一位。作為全國肺結核流行病學被抽樣調查地區，文山州曾三次進行結核病流行病學調查。1979年全國第二次結核病流行病學抽樣調查文山州調查點活動性肺結核患病率438.0/十萬[1]；1990年全國第三次結核病流行病學抽樣調查文山州調查點活動性肺結核患病率445.5/十萬，菌陽患病率34.2/十萬,涂陽患病率34.2/十萬[1]；2000年5月全國第四次結核病流行病學抽樣調查文山州調查點活動性肺結核患病率達1010.95/十萬[2]。2010年5月結核病流行病學抽樣調查情況：
1 調查對象和方法
1.1 調查對象
調查對象為15歲及以上的常住人口（出生日期在1995年12月31日之前）。應檢人口包括符合以下情況的15歲及以上的人口：（1）戶籍人口：持有本地戶籍的常住人口，但以進點時間計算離開本地6個月及以上的戶籍人口不作為本次應檢人口。（2）外來常住人口：雖無本地戶籍，但調查時已在本地居住6個月及以上。
1.2 方法
1.2.1 對所有調查對象進行胸部X線檢查（孕婦、行動不便者以痰檢代替胸片）；
1.2.2 對所有胸部X線檢查異常者及肺結核可疑癥狀者進行3次痰涂片和2次痰培養結核分枝桿菌檢查。
1.3 質量控制
1.3.1 質量標準：質量控制工作按照《全國第五次結核病流行病學抽樣調查實施細則》和《中國結核病控制工作指南（2008版）》規定的標準執行。
1.3.2 胸片閱讀由省級專家組成的聯合診斷小組集體討論診斷,由國家組成的專家組討論確診。
1.3.3 結核分枝桿菌檢查結果（涂片和培養）由省級實驗室確認提供。
1.3.4 人口資料由公安局和統計局提供。
2 調查結果
2.1 流調點抽樣、應檢和實檢人口數量
流調點2009年總人口為 33063人，抽樣人口為2799人；抽樣人群中應檢人口1667人；實檢人口1626人；受檢率為97.54 %；超過國家規定受檢率≥95.0%的標準。
2.2 活動性肺結核患病率、涂陽患病率、菌陽患病率分別為2337.0/十萬、246.0/十萬、984.0/十萬。
3 肺結核患病率時空變化趨勢
表1 文山州1979、1990、2000、2010年四次
肺結核流調患病率時空變化表
4討論
4.1 調查點活動性肺結核患病率2337.0/十萬；分別較本地區79年流調上升5.3 倍、較90年流調上升5.2 倍；較2000年流調上升2.3 倍；疫情呈現“一次一個樣、十年大變樣”的上升勢頭。說明文山州肺結核疫情態勢嚴峻，與“九．五”以來，全州結核病疫情保持在報告傳染病總數前三位、占報告傳染病疫情總數30―35%、呼吸道傳染病第一位的疫情報告統計數據相應，揭示我州結核病疫情的嚴重性及進一步加大結核病控制工作的緊迫性和長期性。
4.2 調查點肺結核癥狀知曉率，肺結核看病地方知曉率和結核病知識平均知曉率都很低，提示農村邊遠山區結核病健康促進和結核病知識知、信、行工作十分薄弱。
4.3 本次調查發現的38例患者，已知病例3例，占7.9%，新發現病例35例，占92.1%,說明結核病患者對衛生服務利用率不高，主動就診率低導致低發現率，成為結核病控制潛在的不利因素。
4.4 導致肺結核疫情逐年上升的因素錯綜復雜，一是全人口結核菌的高感染率（45%）導致了高患病率，二是HIV感染的生物學危險因素，我州是HIV高感染地區，HIV/AIDS的傳播會促使結核菌感染者發病，對結核病疫情產生推波助瀾的作用，本地區結核病疫情以HIV感染的流行病學關聯有待進一步研究。三是傳染源隱藏在人群中長期未被發現和治療，這些隱藏在人群中的肺結核傳染源成為結核菌重要的傳播者。
5 防治措施與對策的建議
5.1 我國是結核病高負擔國家，結核病的高疫情態勢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公共衛生問題，結核病造成的疾病負擔給患者、家庭和社會帶來了嚴重后果。結核病控制工作離不開穩定的財政投入和可持續發展的經費保障。
5.2 進一步建立健全結防機構，“沒有結防機構就沒有防癆工作”，這是幾十年來結防工作開展好壞的成功經驗和教訓。有了機構、沒有穩定的專業人員和經費保障，同樣不能很好地開展工作，因為機構掩人耳目，名存實亡。因此建立起適應當前疫情形勢的結核病防治機構和專業隊伍已經迫在眉睫。
5.3 實施衛生宣教，開展結核病防治知識倡導、傳播及社會動員行動，是結核病防治科學化、大眾化、普及化的主要手段，是實踐古人“上醫治未病”的醫學戰略。加強結核病控制健康促進工作是提高大眾結核病知識知、信、行的根本舉措。
參考文獻
篇4
關鍵詞：臨床醫學；預防醫學；教學改革
近年來，全球化發展加速給公共衛生帶來很多挑戰，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和各種傳染病的發生逐漸增加，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1]。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或傳染病發生時，臨床醫生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知識和技能、傳染病防護知識和技能、健康教育知識等對保護人民及自身的健康至關重要，這些相關知識和技能都與預防醫學學科相關。臨床醫學生是未來奮戰在第一線治病救人的醫務人員主力，其學生時期所學知識對未來的臨床工作具有深遠的意義。目前我國絕大多數高等醫學院校臨床醫學專業本科生的預防醫學課程仍然以預防醫學、衛生學等為主[2]，內容僅包括醫學統計學、流行病學、“三大衛生”等學科的基礎知識，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防控教育、傳染病防護教育、健康教育學等內容在教學中涉及極少，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知識和技能、傳染病防護知識和技能、健康教育知識等對臨床醫生至關重要。課題組對臨床醫生進行問卷調查，從臨床醫生的視角，探討未來臨床醫學專業本科生預防醫學課程教學內容的改革。
1對象與方法
1.1調查對象與方法
1.1.1調查對象
2020年8月，課題組以各級醫院的臨床醫生作為調查對象，共發放問卷73份，回收有效問卷70份，回收率95.89%。1.1.2調查方法采用自制問卷、以無記名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調查問卷形成初稿后先反復討論，再進行預調查，不斷修改完善。調查內容包括臨床醫生的一般情況、自身預防醫學知識水平、對預防醫學的看法以及對臨床醫學專業本科生預防醫學課程的建議等。
1.2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25.0進行數據分析。
2結果
2.1調查對象的一般情況
70名臨床醫生中，男性20人（占28.6%），女性50人（占71.4%）；三級醫院42人（占60%），二級醫院15人（占21.4%），一級醫院8人（占11.4%），民營醫院2人（占2.9%），村衛生室3人（占4.3%）；高級職稱1人（占1.4%），副高級職稱8人（占11.4%），中級職稱24人（占34.3%），初級職稱25人（占35.7%），無職稱者12人（占17.2%）；內科醫生17人（占24.3%），外科醫生9人（占12.9%），婦產科醫生5人（占7.1%），其他科室醫生39人（占55.7%）。
2.2臨床醫生對預防醫學的認識及自我評價
被調查醫生中，95.7%的人認為預防醫學與臨床醫學同樣重要，98.6%的人認為預防醫學知識對臨床工作有幫助，85.7%的人會在工作中有意識地告訴患者預防疾病的重要性，51.5%的人所在科室會對患者開展健康教育講座，50%的人只有在撰寫論文時才用到預防醫學的相關知識。臨床醫生對預防醫學的認識情況見表1。如表2所示，結合在學校學習到的預防醫學知識，認為醫學統計學、流行病學、健康教育與健康促進技能對臨床有用的醫生分別為78.6%、81.4%、57.1%。如表3所示，對于自身的預防醫學知識與技能，認為自己缺乏數據分析能力、流行病學分析方法、流行病學調查能力、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理能力、其他預防醫學實踐技能的醫生分別為78.6%、74.3%、55.7%、60%、47.1%。
2.3臨床醫生對預防醫學課程的建議
如表4所示，92.9%的醫生認為有必要定期對臨床醫生開展預防醫學理論和實踐知識的培訓；92.9%的醫生認為有必要將預防醫學知識貫穿臨床醫學生生產實習的始終；認為有必要增加臨床醫學生預防醫學課程中實踐技能授課內容和健康教育學授課內容的醫生分別為91.4%和94.3%。
3討論
篇5
按查新項目的檢索要求分為只檢索國內文獻的國內查新和全面檢索國內外文獻的國內外查新,具體項目數見圖1。圖1顯示,2004-2007年國內查新多于國外查新,但2008年國內查新比例為43.9%(186/424),低于國外的查新比例56.1%(238/424),主要是當年僅要求檢索國內文獻的中醫藥項目查新減少所致。
1查新學科分布
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學科標準分類》(醫藥衛生)對查新項目進行學科分類,詳見表2。表2顯示,西醫臨床醫學專業項目查新較其它專業多,中醫學與中藥學次之,再依次是交叉學科、預防醫學與衛生學、基礎醫學、藥學,其余學科比例均較小。
表3為部分學科進一步細分后的統計結果。選擇研究項目較多或每年數量有所增長的專業進行統計。結果顯示,臨床醫學類研究較多的專業依次是腫瘤學、婦產科學、普通外科學、心血管病學等,而近幾年研究也側重于臨床診斷學、醫學影像學、護理學、內分泌學、口腔醫學等,預防醫學類的流行病學和傳染病學以及中醫學和中藥學研究較多,生物醫學工程學每年都有項目查新,衛生管理學2008年增為7項。
2項目負責人職稱
查新項目負責人的職稱統計見表4。表4顯示,20.0%的科研項目由正高人員負責,41.4%的由副高人員負責,38.1%的由中級人員負責,副高人員和中級人員所占比例相近。
分析
1科技投入與人才戰略
甘肅省2004-2008年醫藥衛生項目的科技查新統計結果顯示,查新數量呈逐年上升的態勢,年平均查新數量比1999-2001的260項/年增加了65.4%,查新數量的增加可能與國家科技創新的政策密切相關。甘肅省在國家科技創新體制的指導下,加大了科研創新與人才隊伍建設經費投入,增設科研基金項目,增加科技獎項,同時加強科研管理。通過項目申報查新有效防止了低水平、重復研究,確保了科研質量。甘肅省全面實施了領軍人才工程,強化了高層次人才的帶動效應,副高和中級人員已經成為科研的中堅力量。省級醫療衛生機構、科研院所和高校以及附屬醫院的查新項目增多,承擔了國際前沿科技項目。
比較偏遠的基層醫療單位由于受當地經濟、政策、科研投入、管理等因素影響,仍存在專業人員科研水平低,項目文本質量差,低水平重復研究問題。在人才培養上,醫藥衛生行業的傳幫帶仍起重要的作用。
2科研水平與知識產權意識
查新目的結果顯示,成果鑒定多于科研立項和報獎查新,報獎項目比例由1999-2001年的9.2%上升為14.0%;查引和專利申請的查新比例雖然小,但突破了1999-2001年的零記錄,表明研究人員開始注重科研水平和知識產權。國內將論文被SCI、EI、ISTP等權威數據庫收錄和引用的情況作為衡量科研成果的一項重要評價指標。論文查收查引也已成為甘肅省科技獎勵申報的必備材料。
知識產權保護對醫療機構的發展至關重要,特別是加大專利產權的保護,是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重要舉措。醫療機構是知識、技術、人才密集型單位,是我國科技創新的重要基地,醫院的科學研究和應用技術的開發是除醫療和教學外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而專利保護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體現。做好醫務人員發明創造的專利保護工作,一要加強醫療機構對知識產權的重視,二要強化發明人對產權的保護意識,從而促進科技創新與進步。
3科研方向及專業特色
查新項目學科分類可反映我省醫療衛生科研方向及專業特色。從整體上看,臨床醫學專業仍在科研中占主導地位,中藥學、腫瘤學、婦產科學、骨外科學、心血管病學的研究比較活躍,尤其是腫瘤治療方面。臨床診斷學、醫學影像學、護理學、內分泌學、流行病學、口腔醫學、中醫學和傳染病學等項目較多,表明研究人員對疾病的早期診斷和診斷技術的提高以及傳染病、慢性病的防治較重視。我國中醫藥學的研究項目數量較大,也是國內項目查新多于國外查新數量的主要原因,占總數的22.9%,且呈逐年增多趨勢。
中醫藥研究已成為我省醫藥衛生科研的一大特色。目前甘肅省出臺了《關于扶持和促進中醫藥事業發展的實施意見》(甘政發〔2010〕32號),扶持民族醫藥和中西醫結合事業,開展了“西學中”和中醫藥五級師承教育活動,大力提升縣級以上中醫醫院的服務能力和服務水平。同時高度重視“隴藥”產業發展,積極探索科技體制創新、推進產學研結合和科技支撐經濟發展模式,構建行業產學研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大力促進甘肅省中醫藥科技發展與創新。
篇6
針對上述問題，王福生教授帶領課題組密切結合臨床，對123例慢性乙肝合并肝癌的病人開展了深入的臨床實驗研究。通過與21例肝硬化患者和47例健康人比較，發現肝癌患者體內的調節性T細胞數量異常增加，分別是健康人的2～10倍和肝硬化患者的1.5倍以上，并且隨著肝癌的發展，調節性T細胞增加的程度也越高。值得關注的是，課題組通過統計學分析，發現增加的調節性T細胞可以顯著影響肝癌病人的存活時間，調節性T細胞水平較低，病人的存活期較長；反之，調節性T細胞水平越高，病人的存活期則越短。此外，通過進一步臨床實驗研究，他們證實病人體內異常增加的調節性T細胞可以與自身的CD8T淋巴細胞直接接觸，從而破壞CD8T淋巴細胞，使之失去有效的抗腫瘤效應，從而促進了肝癌細胞的惡性增殖。
國內外專家認為，王教授所帶領研究的課題設計嚴密，密切結合了國際前沿的免疫學最新進展，對大量臨床病例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不僅闡明了調節性T細胞在肝癌免疫學發病機制中的關鍵作用，而且發現了調節性T細胞還可用作評價肝癌患者疾病進展的一種臨床指標，同時，該成果還為肝癌的免疫細胞治療開辟了新的途徑。
孜孜以求
發表多篇重要學術論文
事實上，這已經不是王福生教授第一次發表令醫學界關注的論文了，王教授近幾年來已在國內外學術刊物160余篇，其中SCI收錄的論文38篇，影響因子總分大于180(其中作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的論文影響因子總和為150分)，特別是在《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Gastroenterology》、《Blood》、《Journal of Immunology》等國際著名刊物上發表過多篇研究論文，同時，王教授還分別擔任著中華肝病學會委員、中華醫學會醫療事故鑒定專家、國家科技部國家重點實驗室以及973項目評審專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生命科學部評審專家；擔任《中華醫學雜志》、《診斷學雜志》、《中華肝臟病學雜志》、《肝臟》以及四種英文雜志編委、《傳染病信息》副主編、同時擔任《中華實驗與臨床病毒學雜志》、《中華流行病雜志》、《中國性病艾滋病雜志》、《Human Immunology》、《Hepatology》、《Journal of Hepatology》、《J Immunolg》、《Gastroenterology》等國內外知名雜志特約審稿專家。
堪當大任
承擔眾多國家重點課題
近5年來，王福生教授還獲得了國家杰出青年基金，分別擔任國家科技部973項目首席科學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課題負責人、北京市自然基金重點和軍隊“十五”攻關重點課題和國際合作研究課題等總共10余項。目前，王教授所在的實驗室分別與國內外多個第一流的實驗室和專家開展艾滋病和肝炎的合作研究。
近年來，王教授還多次參與病人會診，應邀參加國、內外病毒性肝炎和生命科學領域大會，2003年“非典”在我國肆虐之際，王教授挺身而出，承擔了首都抗擊“非典”的重要任務，而其后在廣東和香港的考察中，王教授與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陳竺部長等著名專家一起赴香港特別行政區交流傳授經驗，得到世界衛生組織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領導的一致肯定。此外，王教授4年來應邀在國內外學術會議上做報告80多次，并曾經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1項、軍隊科技進步二等獎2項、北京市科技進步二等獎1項。分別榮立全軍三等功2次、總后勤部優秀黨員、總后勤部“科技銀星”等各種榮譽。
銳意進取
率領團隊勇攀醫學高峰
現在，王福生教授直接負責的生物治療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是病毒性肝炎、肝癌及艾滋病等重大傳染性疾病臨床免疫學特點研究及新型免疫治療方案的研發。目前生物治療研究中心已擁有一支具備很強的科研攻關能力、臨床與科研相結合的復合型科技人才隊伍。在采訪中記者發現，生物治療研究中心擁有著非常完善的儀器設備，并且構建了集科研、醫療、教學為一體的先進的綜合性科技平臺。
在科研方面，生物治療研究中心的實力是非常雄厚的，中心的實驗室面積達1200平米。同時，該實驗室還有GMP中試車間和生物安全實驗室，據王教授介紹，該實驗室目前有科技人員達40余人，其中高職研究人員6人，博士生導師4人，碩士生導師1人，同時該實驗室每年招收博士、碩士研究生和進修生10余名，特別是為臨床培養了大批科研與臨床相結合的復合型人才。
研究中心始終以提高病毒性肝炎、肝癌及艾滋病等重大傳染性疾病臨床診治水平為目的；堅持科學問題來源于臨床，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向也依賴于臨床的科研方針，以肝病、艾滋病為導向的研究發展模式，密切聯系臨床難題開展攻關。研究中心與第三0二醫院臨床六科合作，走出了科研與臨床治療一體化的發展道路。特別是在免疫細胞治療慢性病毒性肝炎和肝癌方面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構建了完善的免疫細胞治療基礎研究和臨床應用的平臺。目前已完成CIK細胞免疫治療肝癌和慢性病毒性肝炎病人300余人次，取得了較好的療效。在乙肝和肝癌的治療性樹突狀細胞疫苗的臨床前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突破。同時在病毒性肝炎和艾滋病等重大常見病毒性傳染病的基礎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相關領域創新性的發現和應用成果。
不懈努力取得國際聲譽
篇7
[關鍵詞] 犬瘟熱病毒 流行病學研究 死亡率 發病情況 接觸性傳染病
[中圖分類號] S82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1650 （2016）04-0255-01
1 前言
1.1 研究背景
近年來，人們開始飼養寵物成風，但是很多人對養寵物卻缺乏安全意識，而且養狗的品種也非常雜亂，很多養戶并不會給夠接種疫苗，這就使犬瘟熱疾病非常高發。除此之外，犬瘟熱的病程潛伏期也長，發病的表征也有很大的差別，一般不細心的養戶根本注意不到，而且就算注意到也缺乏對其理解，因此，等到癥狀非常明顯的時候，其實傳播感染力已經非常大，會給養戶和犬自身帶來很大的安全隱患，甚至直接危及生命。筆者參考張家港4家動物醫院的犬病感染率，來對犬瘟熱病做一詳細的剖析和報道。
1.2 理論依據
犬瘟熱作為犬只的一種烈性傳染病，應當被獸醫衛生系統尤其是城市中的動物防疫部門和動物診療機構所重視。它的傳染與傳播主要集中在了犬只的交易市場和養殖集中地。這些地方是犬瘟熱傳播的關鍵途徑，是病毒的集散中心。搞好犬瘟熱病毒的流行病學的調查對居民的生活和養犬業的生產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1.3 立題意義
犬瘟熱病毒的流行病學的調查的調查是一個對動物疫病進行預防和控制的重要方法，也是監控動物疫病流行的重要依據。對城市中行政主管部門來監管犬疫病的一個重要的調查方法。
1.4 研究目標
通過對犬只感染犬瘟熱的數量和癥狀，調查犬瘟熱在犬只中的感染率與死亡率來調查疫苗在實際應用中的普及率和保護率。對在診療機構和動物防疫部門中的存檔進行整理分析，來服務與犬只的防疫和診療工作。
近年來，人們開始飼養寵物成風，但是很多人對養寵物卻缺乏安全意識，而且養狗的品種也非常雜亂，很多養戶并不會給夠接種疫苗，這就使犬瘟熱疾病非常高發。除此之外，犬瘟熱的病程潛伏期也長，發病的表征也有很大的差別，一般不細心的養戶根本注意不到，而且就算注意到也缺乏對其理解，因此，等到癥狀非常明顯的時候，其實傳播感染力已經非常大，會給養戶和犬自身帶來很大的安全隱患，甚至直接危及生命。筆者參考張家港4家動物醫院的犬病感染率，來對犬瘟熱病做一詳細的剖析和報道。
2 材料與方法
2.1 材料來源
張家港市的塘橋動物診所、貴族寵物診所、陽光寵物醫院、天使動物醫院和汪汪動物醫院在動物診療病歷中，患犬瘟熱的病犬的免疫、臨床癥狀、結果進行分析。
2.2 所用疫苗
給犬接種所用疫苗為犬狂犬病、犬瘟熱、副流感、腺病毒病、細小病毒病五種。
免疫程序為從6周到21日的間隔連續接種3次。成年犬每8～9個月間隔21日連續接種2次。
注射方式：注射前，量犬的體溫，然后看其吃食和外表有沒有一樣變化。再將疫苗加水，稀釋成每頭份2ml，再對犬注射疫苗。
2.3 犬的免疫情況及分組
對于犬疫苗的接種次數，要根據犬的免疫能力來定，一般是要接種一到兩次，如果免疫力交叉，也可以稍后再進行接種，筆者參照自己的觀測實踐，對犬瘟熱病的免疫和感染情況做一總結。
（見表1），
3 犬瘟熱的臨床診斷依據
3.1 一般表現
3.1.1呼吸系統： 鼻鏡干裂，排出膿性分泌物，而且病犬很沉郁，鼻子也有龜裂情況發生。
3.1.2神經系統： 犬瘟熱病毒對神經系統的各個方面都有侵蝕，而且不光是這一種，還會并發其他的情況。
3.2 用試劑輔助診斷
根據上面的犬瘟熱的外表癥狀，如出現神經癥狀，排除藥物中毒后，筆者認為對該犬患犬瘟熱的診斷指數可為85%，如癥狀不明顯，也可用抗體診斷試劑盒進行輔助診斷，具體是用病犬的唾液或血清放入稀釋液中，然后把稀釋液滴入檢測卡的加樣孔內，當試紙C.T線同時出現紫紅色或其他情況時，證明犬瘟熱抗體呈強陽性、弱陽性、陰性等，結合免疫情況，作為診斷犬瘟熱病的一個參考依據
3.3 統計分析
按照犬的分組類型，對犬各組的患病數量進行統計，其中，免疫數量按各動物醫院患病犬的數量與免疫情況按照記錄來進行歸納和總結。
3.4 結果
由表2可見，A組在1523條患犬中所占比例為5.3%，B組為4.6%，C組為18.7%，D組為7.9%，E組7.6%，F組為55.8%，由此數據表明，進行過免疫的犬患犬瘟熱的數量遠低于沒有免疫過的犬。按免疫后患病數量來看，A組患病犬占免疫數量的3.2%，B組為6.9%，C組為37.8%，D組為36.2%，E為63.1%，由此可見，按程序免疫的犬患犬瘟熱的數量遠低于其他免疫方式的犬。經過差異顯著性檢驗，A組和B組在患病率上t=4.45（P
4 從免疫情況來分析
筆者認為養犬現象的日常化，會使病犬的數量提升，還會使其病毒數量也提升，這就使犬的免疫力持續下降。筆者同別的動物醫院把經過基礎免疫后的免疫時間定為8到9個月，經過調查，效果良好。
5 治療方法
5.1 一般使用的藥物以及方法如下： 犬瘟熱單克隆抗體（世紀元亨、派特） 每公斤體重1毫升皮下注射，25公斤以上的犬只一次注射量達到25毫升即可。每天一次連用3―5天。單克隆抗體效果在臨床上的效果相當的明顯，尤其在初期的時候對控制病情的發展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價格比較昂貴。（世紀元亨的效果較好） 干擾素的使用 每次500萬單位的量進行注射每日2次，對病毒的復制轉錄和繁殖有較好的遏制作用 血漿（白蛋白）的使用 在犬瘟熱中期的時候由于長時間的高溫對犬本身的體力是一種高強度的損耗，及時的補充體能是一種必要的措施。加強全的自身的免疫能力是對病毒抵抗的關鍵 。
5.2 在犬瘟熱中期時每天60―120毫升的血漿或同等量的白蛋白的靜脈輸入對提高犬只的存活率有較好的幫助。在糾正酸堿平衡的同時還能增加抗病因子。抗生素的使用在治療中應當盡量選擇耐藥性較低的和可以穿透血腦屏障抗生素。如磺胺類的藥物。
5.3 體溫的控制長時間的高溫可以使犬只快速的脫水死亡，時刻關注犬只的體溫變化，以減少死亡率。在實踐中可以用物理降溫方式其效果相當明顯防止神經癥狀可以使用少量的巴比妥類藥物來控制神經癥狀防止全身性的衰竭防止腸道以及血液感染 針對輸液治療，由于其病程較長，輸液一般需用1到3個療程，每個療程5到7天，很多養犬戶都因代價太高而中途放棄治療，另外，也有部分犬在輸液過程中出現神經癥狀，也有輸液后仍然不食，最后出現神經癥狀而死亡。
因此，筆者認為，犬一旦需要輸液，必須同犬主說明可能出現的情況，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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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杜振昆.犬瘟熱檢測與分子分型研究：[碩士學位論文]. 新疆：新疆農業大學，2007
篇8
[關鍵詞]嘉道之際 江南 大疫 社會變遷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秋，清宣宗旻寧剛剛繼承大統，當時最為繁華富庶的江南地區風調雨順，豐樂祥和，然而一場該朝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瘟疫卻悄然登場了。在此后的數年中，這一據稱自閩廣地區由海路傳入的疫病，迅速在該地區蔓延，并繼續向西向北流傳，釀成了一場幾乎波及大半個中國的大災難。真性霍亂在中國長達一個多世紀的周期性流行序幕亦就此拉開。
對這樣一次大疫，盡管目前學術界已有所注意，但對這次疫情的具體情況，現有的研究或互有抵牾，或缺乏揭示。而且，更重要的是，已有的探討基本都是就事件本身的論述，尚未有人將其置于歷史演進的情景中加以考量，因此也就很難明了這一事件的意義與寓意。本文試通過這一疫情在江南地區的發生情況以及前因后果的考察，對中國近世生態與社會的變遷作一審視和思考。不當之處，敬望方家讀者教正。
一 背景
嘉道之際，江南風調雨順，自嘉慶十九年（1814）大旱之后，再無天災光顧，社會穩定，民情祥怡[1] 。自古道：“大災之后，必有大疫。”就當時的江南社會，實在看不出有任何災疫發生的征兆。然而正當人們正在慶幸這幾年上天保佑之時，災難卻突然降臨了。
數年前，即1817年，遠在南亞次大陸的加爾各答腹地爆發了一場嚴重非凡的霍亂。霍亂在印度一種古老的地方性傳染病，長期在恒河流域流行，只不過在此前一直未引起世界的特別關注。關于何以這一地方病在1817年時忽然變得空前嚴重，迄今仍是一個有待探討的問題，不過一般認為當時氣候的變化以及英國殖民統治下自然環境的改變是非常關鍵的因素[2] 。
當時，離一般所謂的近代開埠雖然還有些時日，但在中國沿海，“舳艫相銜，帆檣比櫛”，已頗有一派繁榮景象。對清前期海外貿易與海上交往過去由于一般抱有滿清實行閉關鎖國政策的觀念，所以多有忽視。然而近一二十年的研究越來越多揭示，清前期的海外交往不僅不是微不足道，而且較宋明兩代，均有較大的發展。特別是乾隆中期以來，對外貿易額呈持續增長態勢。以主要外貿口岸的粵海關為例，乾隆二十三年至三十二年（1758—1767年）的貿易總值為288，045，650兩，乾隆五十八年至嘉慶二年（1788—1797年）增加到512，903，300兩，嘉慶二十三年至道光七年（1818—1827年）又增加到721，050，150兩，分別比第一個十年增加了1.78和2.59倍[3] 。這些貨物無疑基本是通過海上運輸的。進入十九世紀以后，盡管中國行的遠洋帆船航運業，已出現衰敗之勢，但外國來華船只則明顯增加，從乾隆中期，平均每年28.9艘，而到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僅英國進入廣州的東印度公司船和散商船就達54艘[4] 。可見，隨著海外貿易特別是英國通過東印度公司對外貿易的增長，中國沿海與印度以及東南亞之間的聯系加強了。不僅如此，“清代得國內帆船航運業，特別是沿海的帆船航運業，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長達一百余年的時間內，一直維持著持續發展的趨勢。”長江、大運河等的內河航運亦長期繁榮[5] 。根據樊百川的估計，以前，中國沿海商船總數約在9，000—10，000艘之間，總噸位在150萬噸左右[6] 。其中江南地區的上海港，每年的進出船只不下300萬噸（包括內河航運），已發展為全國第一大港。另外寧波港也相當繁忙，1840年前，每年來往海船約有一千數百艘[7] 。
以上這些現象，表面上看，并沒有什么直接的關聯，然而嘉道之際這場突如其來的大疫卻把它們緊緊地聯系了起來。英國的殖民統治以及氣候突然變化使得印度的霍亂變得空前的嚴重，同時借助當時日漸頻繁的海上交往使其快速突破原有流行區域，來到中國，并藉由中國近海乃至內陸繁忙的交通首先在中國沿海進而在內地迅速蔓延。
二 嘉道前中國之霍亂
在中國的文獻中，霍亂是一個古老的名詞。早在《黃帝素問》中就有記載：“土郁之發，民病霍亂。”[8] “太陰所至，為中滿，霍亂吐下”。對此，明代的張景岳注釋說：“揮霍撩亂，上吐下瀉。”[9] 又有干霍亂之名，“更有吐瀉無物，亦有上下關閉，竟不吐瀉者，為干霍亂。惟心腹絞痛，令人立斃”[10] ，所以又稱絞腸痧[11] 。雖然，現代一般認為，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之前，中國所謂的霍亂是指多發于夏秋二季的急性胃腸炎或細菌性食物中毒。現代醫學所指的由霍亂弧菌引起的烈性傳染病，即Cholera，系嘉慶二十五年時從印度由海路傳入[12] 。然而，在學術界，這一論斷并非定論，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以下兩個方面：一是這場大疫的霍亂與中國舊有的霍亂究竟是一種新的疾病，還是原本就有的霍亂的一種變形，二是這次是不是真性霍亂的首度傳入中國。
關于前者，實際上，從疫病發生后不久，就存在爭議。比如當時的霍亂名家王士雄，是他在其所著的《霍亂論》將嘉慶季年出現的新疾病稱為“霍亂轉筋”，認為吊腳痧[13] 不過是轉筋霍亂而已[14] 。而稍后的徐子默則明確指出吊腳痧非霍亂[15] 。而且，根據程愷禮的研究，認為是傳統疾病的，除王士雄等人外，洛克哈特（Lock—hart，1862），杜炯（Dudgeon，1872）和湯姆森（Thomson，1890）等西方的醫生也持同樣的看法，他們在仔細閱讀資料后，認為“霍亂”確實是霍亂，而且它自“古早”即存在于中國。“對他們來說，在醫學古籍中關于這個疾病的臨床描述是莫大的確證，即使沒有提到這種疾病的傳染本質。他們堅持說，霍亂真正的性質可以進一步由中醫明顯的關心得到證明，他們自古代就對這個疾病開出許多處方并建議治療的方法。這些治療法如果不很有用（通常和他們自己的療法相似），至少值得更深入的考察。”[16] 其實，在清代的醫生中，認為吊腳痧為霍亂或寒霍亂者，遠非王士雄一人，比如光緒年間，錢塘的連文沖將霍亂分為自生霍亂和傳染之證，主張治霍亂應先辨陰陽，“庶按癥施治，得其指歸也，然無非師法古人”[17] 。而湖州的莫枚士則公然反對“矜言創新，以新一時之耳目”，認為“今癟螺痧即暑月之中寒耳，其吐瀉者即霍亂耳”[18] 。那么，它究竟和傳統所謂的霍亂究竟是不是同一種疾病呢？雖然那些持肯定論者的意見并非不值一顧，最終的確認恐怕還待醫學界進一步深入探究。不過，就筆者已有的認識來看，它們應該不是同一種疾病。西方學者所指出兩條理由：古代醫籍對霍亂癥狀的重視和記載以及治法類似，其實并不足以說明問題，古代醫籍雖然對霍亂多有記載，但其顯然有兩點與真霍亂不符，一是它的傳染性不明顯，二是伴有腹痛[19] 。至于說治法類似，這并不奇怪，當時一些明確指出吊腳痧為一種新疾病的醫生所提出的治法也與傳統治法類似[20] 。就是現代醫學，對這兩種疾病的治療所用的藥物也基本一致[21] 。至于中國醫生的認識，根據陳方之對王士雄《霍亂論》所列醫案的研究，王所經驗的48例，其中有38例陳認為是真霍亂，其它10例見腹痛者，王自己也斷為非霍亂證[22] 。這就是說，雖然王對吊腳痧與霍亂在名稱上不加分別，但它在實際臨床治療中所指的霍亂其實就是真霍亂。王以后一些醫生認為它并不是一種新疾病，顯然與中國傳統的遵經法古傳統有關，特別像莫枚士是著名的泥古遵經人士，他們意見并不完全足以為據。何況，從大歷史觀來看，確認一種疾病是否過去存在，不應僅僅拘泥于個別癥狀的比較和確認，特別是像霍亂這種危害重大的傳染病，更需要將其置于廣闊的歷史背景中，從某一地區自然社會環境狀況和社會反應等多方面加以綜合考察。從過去文獻中并無有關霍亂大流行的記載而此后卻記載不斷（詳情見后）這一點來看，兩者應該不是一種疫病。
關于后者，著名的醫史學家范行準根據涂紳《百代醫宗》中的有關嘉靖甲子（1564年）的記載，指出真性霍亂，“在十六世紀中，已由海舶或從印度、安南等處傳入”[23] 。西蒙則認為真霍亂的第一次造訪中國在1669年，由馬六甲經海傳來，第二次則在1769年，由南亞傳入[24] 。不過，程愷禮認為西蒙的證據并不充足，然而對西蒙所說的第二次傳入，倒由一則醫籍中的資料可以佐證，一位稱為上浣覺因的道人在咸豐元年（1851年）仲秋指出：
乾隆年間，黔中人多感異癥。病發則立死。方書不載治法。有人于丹平山得神授奇方，分四十九痧，全活甚眾。后此方傳至關中，以治諸怪異急癥。無不奇驗。道光壬午（二年，1822年）年，粵東奇癥，多有相似者，偶得此方試之立效。當經刊布。今歲夏秋之間，浙中時疫俗名吊腳痧，亦頗類此。爰急重梓，以廣流傳[25] 。
在這段話中，道光二年的奇癥和咸豐元年名之曰吊腳痧的顯系真霍亂，因此乾隆年間貴州的異癥也應該有真霍亂的可能，貴州離南亞和東南亞較近，真霍亂完全有可能從這些地區從陸路傳入。由此可見，盡管這次大疫的霍亂并非傳統的霍亂，但真霍亂的傳入中國卻在此前，也就是說，就整個中國言，真霍亂在嘉慶末出現是應該不算是什么新的疾病。不過，雖然它已傳入，但由于缺乏適宜的條件并沒有造成大范圍的流行甚至自生自滅了。
就此，我們認為，真性霍亂盡管可能在嘉慶季年前就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但在當時，至少對包括江南人在內的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它仍是一種新的疾病。（進一步討論見后。）
轉貼于 三 疫情
對這次大疫傳入和流傳的情況，已有不少研究者根據各自掌握的材料做出了探索。陳方之早在1940年代就主要依據部分醫籍指出，“迨道光元年以前，始有真正霍亂發現”[26] ，也就是說，真霍亂是到道光元年傳入我國的。1950年代，羅爾綱從部分文集和江蘇的一些方志中看出，真性霍亂的傳入始于嘉慶二十五年，并推測《東華錄》中記載的道光元年北京的大疫大約就是從江蘇傳去的[27] 。之后，范行準指出，“最早記載十九世紀初傳入的真性霍亂，蓋為道光元年”[28] 。陳勝昆在作了較為細致的探討后認為，“自嘉慶二十五年流行于廣東、福建后，次年道光元年，蔓延至至江浙、遠及燕京，其傳染至猛烈，不是中國傳統醫書上所說的霍亂，其殺人之多，患者死亡率之高，也證明是近代流行的亞洲霍亂。”[29] 程愷禮最近的論文揭示了一些20世紀早期的研究和不少當時西方傳教士和醫生的記錄，根據程的論述，井村哮全“相信最早的霍亂大流行是在1819年由海路傳到中國，然后從溫州和寧波往北方移動”。不過，多數專家同意，真霍亂是1817年以后，有海路及陸路由印度傳到中國的，其中西蒙斯指出，這一流行病1817年就經陸路“移動到西藏和中國的西南邊界”，1820年又經曼谷傳到廣州和寧波，并由此向其他地區流傳。米爾恩則指出，他在嘉慶二十五年的三月首先從暹羅帶到福建，然后移動到廣州，然后由那里進入到江西和浙江，于道光元年五月進入寧波[30] 。程對其列舉的一些并不一致甚至有些矛盾的說法基本未給予必要的判別和考釋，不過，她主要根據井村哮全從地方志中搜集的癘疫資料，制成的“1820、1821、1822年的霍亂流行病”圖倒是可以讓人較為直觀地、全面地了解當時霍亂在我國的流行情況[31] 。從圖中可以看出，疫情主要集中在閩廣、江南、黃河下游地區，云貴和陜西也有分布。
從上述可見，對這次大疫的疫情，現有的研究已有不少的論述，不過對疫病傳入時間、流行地點、傳播途徑和方式以及癥狀等顯然還缺乏全面深入的探討，認識也不盡一致。以下我們就在已有論述的基礎上，通過比較全面搜集排比此次瘟疫的相關資料，進一步對江南這場大疫具體情況作一揭示。
對于這一瘟疫的癥狀，很多的文獻中都有較為細致的描述，在地方志，較為典型的敘述一般是這樣的：
道光辛巳六七月間，江浙大疫，初起足麻不能伸，名為腳麻痧又名吊腳痧，患此者或吐或瀉，驟如霍亂，甚至頃刻殞命者，日數人[32] 。
由于真霍亂癥狀的特點較為明顯，而且文獻中的記載也相對比較詳細，因此，在認定這次疫病為真性霍亂這一點上，并無爭議。有關這次瘟疫的具體流行情況，筆者根據各地方志以及部分文集、筆記等文獻的記載，綜合如下：
嘉慶二十五年：秋，鄞縣大疫，其病腳筋縮即死，名吊腳痧。慈溪六月寒可御裘，是秋大疫，其病霍亂吐瀉，腳筋頓縮，朝發夕斃，名吊腳痧，死者無算。象山大旱，秋大疫，石浦尤甚。定海疫，獲此疾者十有七八死，死者速在一二日間。秋，鎮洋大疫，患者手足蜷攣，俗名蛣蛛瘟。嘉定秋大疫。夏，金山、奉賢亢旱，秋大疫，須臾不救，有一家傷數口者。上海秋大疫。青浦秋大疫。川沙秋大疫。華婁秋大疫。南匯疫癘大行，轉筋霍亂證自此始。秋，昆新民疫。錫金大疫。冬，烏程烏鎮時疫流行。冬，嘉興府時疫流行。[33]
道光元年：鎮洋六月大疫，至九月始已。嘉定秋大疫，手足麻木，經脈攣縮，俗名蜘蛛瘟。寶山夏秋大疫。錫金大疫。江陰夏秋大疫。武陽秋疫。宜荊疫盛行。富陽大疫。新城大疫。夏秋之交，上江痧癥大行，患者腹絞痛，吐瀉不出，四肢厥冷，逾時即不可救，死者甚眾，名曰：穿心痧。夏，平湖大疫。俗名吊腳痧，死者甚眾。六七月間，嘉善大疫，名釣腳痧，死者無虛日，秋有年。秀水新塍秋大疫。桐鄉青鎮夏大疫。烏程南潯夏大疫。雙林夏大疫，俗稱吊絞痧，死者無算。德清夏大疫。長興大疫，死者無算。鎮海夏秋間，霍亂盛行，犯者上吐下瀉，不逾時殞命，城鄉死者數千人，惟僧尼孩幼少犯，秋冬霜盛漸差。慈溪夏又疫較上年庚甚。定海疫。會稽疫。蕭山大疫。余姚大疫。夏，松江府大疫，歲大熟，其證似干霍亂，手足拘攣，須臾不可救，有一家喪數口者。蘇州府大疫。昆新夏秋大疫，吳江春疫，夏疫甚。常昭夏秋疫，至冬乃止，名蛣蛛瘟。秋，溧陽疫。丹陽疫。[34]
道光二年：秋，寶山大疫。鎮洋疫，十月始止。夏，常昭疫又作，水中見紅色，人飲之輒病。昆新夏秋大疫。定海疫[35] 。
道光三年：仁和多疫。南匯大水，疫癘證并作[36] 。
道光四年：鎮海大有年，夏秋疫大作。溧水秋疫。句容水疫。六月，蘇州城時疫盛行[37] 。
由上舉資料可以看出，這次瘟疫在江南出現的時間不是道光元年，而是嘉慶二十五年，到道光二年，流行也沒有完全結束，三四兩年江南仍有時疫發生，雖然在我們搜集的資料中沒有可供確定四年之疫情可以為何種疫病的詳細記錄，不過像鎮海、蘇郡，兩年前曾發生過真霍亂，疫情又出現在夏秋，是真性霍亂的可能性較大，而道光三年南匯發生的疫癘，則有文獻可征，據光緒《南匯縣志》記載，周浦鎮諸生姚煒球曾于該年“七月中病霍亂卒，年僅二十四”[38] 。由此可見，江南的這次大疫始自嘉慶二十五年秋，第二年，道光元年夏秋達到，秋冬霜盛勢頭轉衰，但余緒一直延及道光三年甚至四年。
關于這次瘟疫的傳播路徑，已有的研究雖已基本清楚的指出，其由廣東、福建通過海上交通北上，首先到達寧波，并從寧波向北移動，遠及燕京，但在諸多細節問題上，各種說法還不無齟齬，另外，對瘟疫傳到寧波后的傳播情況，則基本沒有涉及。為了更直觀地考察傳播途徑，還是讓看看根據以上的資料制成的圖1。（見上圖）
根據圖1和以上所述疫情狀況，首先可以看出，所謂瘟疫有由廣經海路帶到寧波，然后由寧波向北傳布的說法值得商榷，因為，寧波府的鄞縣、慈溪、定海和象山的大疫的均發生于嘉慶季年秋季，與太倉州的鎮洋、嘉定，松江府所屬各縣以及蘇州府的昆山、新陽等地發生的時間相同，而離寧波較近的紹興府、杭州府當年沒有疫情發生，同時緊鄰松太的嘉興府和蘇州府卻發生了瘟疫。可見，霍亂病菌應該是在寧波和上海同時登陸的，然后各自沿交通線向內地傳播。這兩條路線的傳播情況大致應該是這樣：1、在寧波，嘉慶季年，霍亂弧菌首先在定海、象山、慈溪和鄞縣四地出現，定海為孤立島嶼，象山與其它地區也有較多屏障，在這兩地，疫情基本各地獨立發生，在定海病菌上岸后，在該地停留了三年，而象山之疫病從石浦港出現后不久就停止了流行[39] 。在慈溪和鄞縣兩地，疫情可能同時出現，也可能在其中的一地上岸，波及另一地，不過從慈溪沒有比較重要的海港這一點來看，很有可能有鄞縣傳至慈溪。但是鄞縣的疫情在第二年并沒有重新發作，而慈溪的疫情卻更加嚴重，并向東波及鎮海，向西沿姚江傳到余姚，再由余姚沿浙東運河向西漸次延及（上虞[40] ）、會稽、山陰、蕭山，然后可能由蕭山傳布到杭州[41] ，從杭州經錢塘江水系傳至富陽和新城，也有可能直接由蕭山通過錢塘江水系波及富陽和新城。2、在松太地區，病菌首先在當時國內最大的港口上海登陸，利用當地便利的水陸交通線向北、西、南三個方向蔓延，向西傳至青浦、華亭等地，西北方向傳入嘉定、鎮洋、昆山、新陽等地（唯離上海緊鄰的寶山似乎幸免于難），并跳躍式地延及無錫和金匱，向南則流傳到川沙、南匯、奉賢、婁縣、金山等縣，并于初冬開始在嘉興全府和湖州的烏程和歸安流行[42] 。第二年夏，瘟疫在以上地區重新發作[43] ，同時地處有疫諸縣包圍之中的寶山未能再次逃過此劫。并繼續通過長江、運河、太湖等水路及陸路交通路線向西，向北流傳，蘇州府屬各縣無一幸免，其它運河和長江沿線，太湖周邊的各縣也基本都被波及[44] 。到這一年初冬，疫情基本結束，此后的二三年中，只有少數地區仍有零星流行。
這次大疫前后延續五年，波及江南所有十府一州的50余個縣，是清代江南持續時間較長、影響最為廣泛的一次瘟疫。疫情基本以近程傳播的方式向外擴散，有疫地區大都基本集中在沿海及內地一些重要交通線上或周圍，浙西西部、浙東南部、寧鎮地區南部等山地丘陵地區的大多數縣均未受到影響，呈現出一定的規律性。病菌登陸后，雖然肯定存在著陸路傳播，但內河航線仍然是主要的傳播途徑。在受波及地區，危害程度也不盡一致，在人多地狹、交通便利的松太地區，霍亂弧菌一旦上岸，便四處蔓延，而在相對閉塞的象山縣，卻不久就停止了流行。在沿海地區，這一兇猛無比的疫癘曾令時人瞠目不已，而在離登陸地點較遠的江寧，其危害似還遠不如11年后發生的那場有可能是傷寒的大疫[45] 。另外，在易感人群中，兒童受感染的機率似乎也較成人低，比如在鎮海，“惟僧尼孩幼少犯”[46] ，錢泳講述的一則報應故事中，也述及了常熟張氏一家十八口除兩歲幼孩幸免外全部疫死的事實[47] 。而鄭光祖的鄰居，“季龍生一家四口，龍生先死于床”，其婦和十歲的女兒相繼死去，而剛滿月的幼兒最終因無人照顧而夭折[48] 。表現出典型的古典生物型霍亂的流行特點。
四 當時的社會反應與后果
盡管缺乏制度上的規定，清代江南面對瘟疫，無論是官府還是社會力量，一般都不會坐以待斃，而會相應地采取一系列救治措施[49] 。這次自然也不應完全例外，比如，在常熟，疫情發生后，“邑尊劉出百金合藥普濟，邑中好善君子在在施藥”[50] 。不過總體來看，雖然當時的各種文獻，有關這次疫情的記載相對較多，但關乎救治的內容卻明顯稀缺。個中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那些傳統的救治方法，對這一獨特新奇的疫病，效果不彰。相對于瘟疫強力、迅速的傳染性和殺傷力，這種救治也就很難對時人產生深刻印象；二是由于該瘟疫的兇猛和前所未有，使當時社會出現了手忙腳亂、惘然不知所措的景象，也反礙了進一步救治措施的舉辦。對此情形，史籍中有不少的反映，比如，在寶山寒圩，
道光元年疫大作，似霍亂而實異，病初起忽吐瀉，手足拘攣，六脈俱伏，名轉筋霍亂。有一二日而死、有一二時而死者。好善求方施藥，有服參桂姜附者，有服西瓜冷水者，有用針出墨血者，有用姜蘇鹽酒擦手足心者，然皆有效，皆有不效[51] 。
在其他地區，也多有“針刺醫藥，百無一效”[52] 之類的記載。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社會對這次大疫，雖然也采取了一些救治措施，想出了種種醫療手段，但效果卻明顯不盡人意。
這樣的大疫所造成的嚴重后果是不難想見的。首先是人口的大量死亡，據估計，在這次瘟疫中，災情嚴重地區一般死亡率8%左右，不超過10%，而一般地區，在5%以下[53] 。這一比例，與近來有些研究者高達四五成估計相比，可能顯得有些微不足道。不過它與當時霍亂對世界其他地區造成的人口死亡率是基本一致的，根據麥克尼爾的說法：“1831年，當這種病第一次侵襲開羅時，該城死亡人數約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三。但是這種情況并不常見，而且在歐洲城市，霍亂所造的人口損失從來沒有這么大。”[54] 實際上，就是這樣的死亡率造成的死亡人口已相當可觀，僅受災比較嚴重的蘇松太地區，疫死人數就至少在50萬以上[55] 。除了損害人口外，瘟疫對社會生產的破壞也是顯而易見的。疾病纏染，為了療救，時人或祈神禳疫，或延醫診治，或買藥自救，無疑都會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大量的人口，特別是成年人，患病乃至死亡，必然會影響當時的經濟生產，甚至可能導致生產停滯，市面蕭條。比如，疫情爆發后，在寶山的羅店，“市中禁屠，過午即閉門罷市”。[56] 。
除了以上有形的影響外，至少同樣重要的是霍亂這一殺手對人們心理造成的沖擊。雖然瘟疫對江南的民眾來說，并不鮮見。但這次卻讓時人真的困惑了。首先，常言道：“大災之后，必有大疫。”但這次大疫來到時，明明是承平豐樂之年。其次，在時人的經驗中，疫癘“所行之地，遠不過數百里，從無延及各省者”[57] ，然而這回，“瘟疫流行，幾遍天下”[58] 。再次，該疫發病之暴烈、癥狀之奇特也令時人甚感恐惑不解。在當時的記載中，像“頃刻殞命”、“即刻斃命”、“不逾時而死”之類的用語隨處可見。對霍亂發作時，手足痙攣，兩腳麻木，特別是泄瀉一如無收束、身體頓然形銷骨立等癥狀，時人困惑不已，鄭光祖曾感嘆說：
凡染此病者，類無六脈，其死不過一兩日，不死即瘥，偶有病至十數日死者。其泄瀉一如無收束，糞直下，色白略同米湯，泄兩日，雖肥人必瘦，筋收則四肢拘攣，手足各指倩人扯拔。如不勝死，則膀肚肉欠過腿攣，手臂肉欠過腋下，肋骨條條岡起，周身之肉不知消歸何所[59] 。
柳樹芳也在描述這次瘟疫的詩中云：“腸胃先巳傷，肌肉登時削。往往一飯頃，便不可救藥。人言鬼作祟，縱疫為擊縛。”[60] 最后，在瘟疫傳染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奇特現象也讓時人產生種種猜疑。這比較典型地反映在西瓜與疫的關系問題上，當時到處傳言，“食西瓜者即死，故西瓜賤甚”[61] 。根據我們現代的認識，西瓜與霍亂顯然沒有直接關系，不過，在當時夏秋季節，蒼蠅飛揚，以及小販往往會用已經污染的水噴灑沒有及時賣出去的西瓜以保持持濕度，故西瓜成為傳播媒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就是今日，切開而沒有妥善保存的西瓜也每每是一些腸道傳染病的流傳媒介。不過，江南是腸道傳染病的多發地區，顯然這不是江南腸道傳染病的第一次爆發，那么，何以西瓜的傳播作用至此才引起注意呢？這主要跟疫病的本身的發病特點相關。雖然西瓜既能傳播霍亂病菌，也必然會傳播傷寒和痢疾等其它腸道傳染病的病菌，但我們知道，傷寒起病緩，潛伏期長[62] ，使人難以察覺；而痢疾雖潛伏期并不長，但一者該病常見，危害較小，二者痢疾桿菌生存能力較霍亂弧菌強得多，除水果外，幾乎所有的食品均能成為傳播中介[63] ，因此西瓜不易受到特別的注意。由于時人感覺這是一種新的情況，同時這次的疫情又特別嚴重，所以，猜忌紛起，認為是西瓜中毒，說：“每每破瓜，其中輒物。”[64] 甚至見到“惟是西瓜中切出蚰蝎”[65] 。有人根據自己的經歷斥責其妄，也有人以自己的所見認為并非無稽[66] 。
大量人口以快速而奇特的方式疫死，而時人又對這一切不能做出合理可信的解釋，再加上傳統的救療方式很難取效，如此這般，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當時社會充斥著人人自危、驚恐無狀的恐怖氣氛。當時之江南，“傳聞已甚一時，竟視為豐都地獄”， “嘯樑啖寶，草本皆兵”，甚至有人“因疫甚恐怖竟至自經”[67] 。而且這種氣氛迅速擴散，彌漫著整個大江南北。嘉慶季年，疫病雖未傳至江北，但有關瘟鬼將至的傳言早已病菌到達之前捷足先登了，如在河南，“前半年已有謠言云：自龍虎山傳來符咒，將有鬼夜半叫門，應之即吐血而亡，須遵書符咒避之，乃免。……當時人人恐懼，訛言四起，千奇百怪，不可備述，”[68] 。陜西西安也“人情洶洶，流言四起”[69] 。
由此，似乎也可以從另一個側面看出，江南地區的這次大疫實乃超出時人經驗和記憶范圍的一種新疫病，故而，盡管真霍亂傳入我國的時間可能在乾隆中期，甚至更早，但至少對包括江南在內大部分地區來說，應該基本可以認定它是一種不同于以往的霍亂、全新而且兇猛異常的疫病。
注釋:
[1] 在江南眾多的地方志的“祥異”中，在嘉慶二十年（1815年）至道光元年（1821年）間，除本次瘟疫外，均未見有其它自然災害的記錄，反而是不少方志中記載，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歲大稔”。桐鄉的柳樹芳的《紀疫》詩則指出：“比來屢豐年，戶口占和樂。日常饜膏盤，幾不識藜藿。”（見張應昌：《清詩鐸》卷23，《疾病》，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872頁）
[2] 參閱麥克尼爾著、楊玉齡譯：《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沖擊》，天下遠見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02—303頁：程愷禮：《霍亂在中國（1820——1930）：傳染病國際化的一面》，見劉翠溶、尹懋可主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臺灣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5年版，第753—755頁。
[3] 黃啟臣根據梁廷柟《粵海關志》卷10的數字計算而得。參見黃啟臣：《清代前期海外貿易的發展》，《歷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162頁。
[4] 參閱陳尚勝：《閉關與開放》，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1—308頁；樊百川：《中國輪船航運業的興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35頁。
[5] 樊百川：《中國輪船航運業的興起》，第35—83頁。
[6] [6]樊百川：《中國輪船航運業的興起》，第78頁。
[7] 樊百川：《中國輪船航運業的興起》，第44—49頁。
[8] 轉引自陳夢雷等編：《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卷257，《霍亂門》，人民衛生出版社1962年版，第6冊，第814頁。
[9] 轉引自陳邦賢：《幾種急性傳染病的史料特輯》，《中華醫史雜志》，1953年第4期，第228頁。
[10] 俊著 趙旭初點校：《溫熱暑疫全書》卷3，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頁。
[11] 如陸以湉指出：“干霍亂，心腹絞痛，欲吐不吐，欲瀉不瀉，俗名絞腸沙，不急救即死。”（《冷廬雜識》卷7，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407—408頁）
[12] 參閱陳邦賢：《幾種急性傳染病的史料特輯》，《中華醫史雜志》，1953年第4期，第228—229頁；陳方之：《急慢性傳染病學》，商務印書館1946年版，第193—195頁；陳勝昆：《中國疾病史》，臺灣自然科學文化事業公司1984年版，第29頁。
[13] 道光以后，文獻又常稱這種威力巨大的疾病為吊腳痧、腳麻痧、癟螺痧等。
[14] 陳勝昆：《中國疾病史》，第30—31頁。
[15] 徐子默：《吊腳痧方論·論吊腳痧與霍亂相似不同》，見陳修園編撰：《陳修園醫學七十二種》，上海書店1988年版，第4冊，第1961—1962頁。
[16] 程愷禮：《霍亂在中國（1820——1930）：傳染病國際化的一面》，第765—766頁。
[17] 連文沖：《霍亂審證舉要》，見曹炳章校刊：《中國醫學大成》（以下簡稱醫學大成），中國中醫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冊，第715頁。
[18] 莫枚士：《研經言》卷4，《癟螺痧辨》，見醫學大成，第4冊，第557頁。
[19] 有關古代醫籍對霍亂的描述可參閱陳夢雷等編：《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卷257，《霍亂門》，第6冊，第814—834頁。現代醫學認為，真性霍亂開始發作時，即突然發生極劇烈的腹瀉和嘔吐。腹瀉先是黃色稀糞，以后，即瀉出米湯樣的水，這是霍亂最明顯的特征之一。嘔吐到最后也吐米泔水。吐和瀉的特點都呈噴射式。一般無腹痛癥狀。經過幾小時至十幾小時，病人由于嚴重缺少水分，皮肢干皺，指紋下陷，兩額突起，眼睛下凹。肌肉也因缺水和缺鹽而痙攣抽搐，特別是小腿及腹壁肌肉，成為俗話所說的“吊腳痧”。最后往往因嚴重脫水而死。（ 參閱王季午主編：《中國醫學百科全書·傳染病學》，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頁；余氵賀：《急性傳染病》，科學普及出版社1965年版，第37頁。）而假霍亂即急性腸胃炎，亦有惡心、嘔吐、腹部陣發性絞痛、腹瀉等癥狀。嚴重者可因劇烈嘔吐、腹瀉造成脫水、電解質紊亂、酸中毒或發生休克，而表現口溜、尿少、皮膚干燥、眼球下陷、極度乏力、呼吸深大、血壓下降等。一如真霍亂，但無霍亂菌，而且整體上癥狀較輕，傳染性不強。（南京中醫學院編：《溫病學》，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78年版，第249頁；上官悟塵：《霍亂與痢疾》，商務印書館1950年修訂版，第25—26頁。）
[20] 比如徐子默：《吊腳痧方論》，載《陳修園醫書七十二種》，第4冊，第1967—1970頁。
[21] 參閱李夢東主編：《傳染病學》，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1994年版，第108、111、114頁。
[22] 陳方之：《急慢性傳染病學》（中冊），第194頁。
[23] 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45頁。
[24] 轉見程愷禮程愷禮：《霍亂在中國（1820——1930）：傳染病國際化的一面》，第767頁。
[25] 陳修園原評：《急救異痧奇方》，見《陳修園醫書七十二種》，第3冊，第1947頁。
[26] 《急慢性傳染病學》，第193頁。
[27] 《霍亂病的傳入中國》，《歷史研究》，1956年第3期，第58頁。
[28] 《中國醫學史略》，第245頁。
[29] 陳勝昆：《中國疾病史》，第29頁。
[30] 參見程愷禮：《霍亂在中國（1820——1930）：傳染病國際化的一面》，第771—777頁。
[31] 程愷禮前揭論文，第770頁。
[32] 費善慶：《垂虹識小錄》卷7，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專輯”（以下簡稱“集成·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3本，第477頁。
[33] 同治《鄞縣志》卷69，《祥異》，光緒三年刊本，第15a頁；光緒《慈溪縣志》卷55，《前事·祥異》，“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以下簡稱“叢書·華中”），第213種，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1974·1983年版，第4冊，第1201頁；民國《象山縣志》卷30，《志異》，“叢書·華中”，第196種，第10冊，第3131頁；黃式三：《儆居集》卷5，《裘氏先妣事實》，轉引自羅爾綱：《霍亂病的傳入中國》，第58頁；民國《太倉州志》卷26，《祥異》，“叢書·華中”，第176種，第6冊，第1969頁；光緒《嘉定縣志》卷5，《禨祥》，見 “集成·江蘇”，第8本，第129頁；光緒《松江府續志》卷39，《祥異》，“叢書·華中”，第143種，第11冊，第3892頁；同治《上海縣志》卷30，《雜記·祥異》，“叢書·華中”， 第169種，第8冊，第2623頁；光緒《青浦縣志》卷29，《雜記·祥異》，第4冊，第2055頁；光緒《川沙廳志》卷14，《雜記·祥異》，“叢書·華中”，第174種，第2冊，第703頁；光緒《婁縣續志》卷12，《祥異志》，“叢書·華中”，第138種，第2冊，第453頁；光緒《南匯縣志》卷22，《雜志·祥異》，“叢書·華中”，第42種，第3冊，第1480頁；道光《昆新兩縣志》卷39，《祥異》，“集成·江蘇”，第15本，第637頁；光緒《無錫金匱縣志》卷25，《行義》，“叢書·華中”，第21種，第2冊，第443頁；光緒《嘉興府志》卷35，《祥異》，“叢書·華中”，第53種，第2冊，第841頁；光緒《重修嘉善縣志》卷34，《祥眚》，“叢書·華中”，第59種，第2冊，第681頁；民國《烏青鎮志》卷2，《祥異》，鄉鎮志專輯，第23本，第383頁。
[34] 民國《太倉州志》卷26，《祥異》，第6冊，第1969頁；道光《璜涇志稿》卷7，《雜綴志·災祥》，鄉鎮志專輯，第9本，第198頁；光緒《嘉定縣志》卷5，《禨祥》，第8本，第129頁；民國《錢門塘鄉志》卷12，《雜錄志·災祥軼事》，鄉鎮志專輯，第4本，第65頁；光緒《寶山縣志》卷14，《祥異》，“叢書·華中”，第407種，第4冊，第1559頁；光緒《無錫金匱縣志》卷31，《祥異》，第2冊，第535頁；光緒《江陰縣志》卷8，《祥異》，“叢書·華中”，第457種，第3冊，第927頁；光緒《武進陽湖縣志》卷29，《雜事·祥異》，“集成·江蘇”，第37本，第749頁；光緒《宜興荊溪縣志》卷8，《人物·義行》，第3冊，第1110頁；民國《杭州府志》卷85，《祥異》，“叢書·華中”，第199種，第5冊，第1662頁；民國《新登縣志》卷20，《拾遺·祥異》，“叢書·華中”，第73種，第4冊，第1484頁；光緒《金陵通紀》卷3，“叢書·華中”，第37種，第531頁；甘熙：《白下瑣言》卷1，民國十五年江寧甘氏重印本，第23b—24a頁；光緒《平湖縣志》，卷25，《外志·祥異》，第8冊，第2429頁；光緒《重修嘉善縣志》卷34，《祥眚》，第2冊，第681頁；民國《新塍鎮志》卷4，《祥異》，鄉鎮志專輯，第18本，第944頁；民國《烏青鎮志》卷2，《祥異》，鄉鎮志專輯，第23本，第383頁；同治《湖州府志》卷44，《前事略·祥異》，“叢書·華中”，第54種，第3冊，第816頁；民國《德清縣新志》，卷13，《遺聞》，“叢書·華中”，第60種，第2冊，第835頁；光緒《長興縣志》卷9，《災祥》，“叢書·華中”，第586種，第2冊，第781頁；民國《鎮海縣志》卷43，《祥異志》，“叢書·華中”，第478種，第8冊，第2885—2886頁；光緒《慈溪縣志》卷55，《前事·祥異》，第4冊，第1201頁；民國《南潯鎮志》卷29，《災祥二》，鄉鎮志專輯，第22本上，第305頁；道光《會稽志稿》卷9，《災異志》，“叢書·華中”，第531種，第1冊，第164頁；來裕恂：《蕭山縣志稿》卷14，《雜記·歷年祥災》，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16頁；光緒《余姚縣志》卷7，《祥異》，“叢書·華中”，第500種，第1冊，第130頁；光緒《松江府續志》卷39，《祥異》，第11冊，第3892頁；同治《上海縣志》卷30，《雜記·祥異》，第8冊，第2624頁；光緒《川沙廳志》卷14，《雜記·祥異》，第2冊，第703頁；光緒《金山縣志》卷17，《志余·祥異》，第3冊，第771頁；光緒《南匯縣志》卷22，《雜志·祥異》，第3冊，第1480頁；同治《蘇州府志》卷143，《祥異》，第6冊，第3391頁；道光《昆新兩縣志》卷39，《祥異》，第15本，第637—638頁；光緒《吳江縣續志》卷38，《雜記·災祥》，“集成·江蘇”，第20本，第557頁；光緒《常昭合志稿》卷47，《祥異》，“叢書·華中”，第153種，第9冊，第3165頁；光緒《溧陽縣續志》卷16，《雜志類·瑞異》，“叢書·華中”，第471種，第215頁；光緒《丹陽縣志》卷30，《祥異》，“叢書·華中”，第135種，第4冊，第1511頁。
[35] 光緒《寶山縣志》卷14，《祥異》，第4冊，第1559頁；道光《璜涇志稿》卷7，《雜綴志·災祥》，鄉鎮志專輯，第9本，第198頁；光緒《常昭合志稿》卷47，《祥異》，第九冊，第3165—3166頁；光緒《昆新兩縣續修合志》卷51，《祥異》，第3冊，第924頁; 黃式三：《儆居集》卷5，《裘氏先妣事實》。
[36] 民國《杭州府志》卷143，《義行》，第8冊，第2725頁。光緒《南匯縣志》卷22，《雜志·祥異》，第3冊，第1480頁。
[37] 民國《鎮海縣志》卷43，《祥異志》，第8冊，第2886頁。光緒《溧水縣志》卷1，《輿地志·庶征》，“叢書·華中”，第12種，第1冊，第90頁；光緒《續纂句容縣志》卷19上，《祥異》，“叢書·華中”，第133種，第6冊，第2110頁；石韞玉：《獨學廬詩文稿·四稿》卷2，清刊本，第26a頁。
[38] 光緒《南匯縣志》卷22，《雜記·遺事》，第3冊，第1598頁。
[39] 據民國《象山縣志》記載，當年，“象山大旱，秋大疫，石浦尤甚，其癥腳筋抽搐即死，城中設醮教場演武廳，七日疫止。”（民國《象山縣志》卷30，《志異》，第10冊，第3131頁）
[40] 在上虞縣的地方志中，光緒以前的疫情失載，根據圖1揭示的流行路線，上虞發生疫情的可能性極大。
[41] 錢塘和仁和兩縣在康熙以后基本沒有可供利用的縣志，而著名的民國《杭州府志》中也基本沒有這兩個縣的疫情記載，按照一般理解，杭州作一個當時著名的通都大邑，染上疫病的可能性極大，如果說，道光元年這場全國性大疫沒有波及是頗為奇怪的。道光三年，仁和多疫，但疫情系何種性質，我們并不清楚，不過，根據王士雄《隨息居霍亂論》中所錄的醫案，道光十七年杭州盛行霍亂轉筋，但在此前的道光九年，已存在霍亂的病例，（卷下，見曹炳章校刊：《中國醫學大成》（以下簡稱醫學大成），中國中醫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冊，第673頁）可見霍亂當十七年流行之前已經傳入，而在江南，從道光元年到十七年間，并無有霍亂大流行。而且常熟的鄭光祖在這次大疫過后，曾聽說這場瘟疫延及杭州。（鄭光祖：《一斑錄·雜述二》，中國書店1990年版，第23b頁）因此杭州的霍亂病菌當在嘉道之際這次大疫中傳入，道光三年仁和之疫也應該是真霍亂，但道光三年之疫不過是這次大疫的余緒，顯然，對杭州這樣的大都市來說，在疫病流行是未受到影響，反而要道瘟疫基本結束始才傳入，可能性甚小，何況與杭州相鄰的蕭山和富陽均有疫情發生。所以，筆者認為，道光元年，霍亂曾傳及杭州。
[42] 霍亂的流行時間一般多在夏秋兩季，嘉興和湖州府的疫情出現在冬季，頗多疑惑。不過，在當時的一些記載中，疫情到初冬仍在繼續的情況的確存在，比如，次年昆新等地發生的大疫，入冬才停止（光緒《昆新兩縣續修合志》卷51，《祥異》，第3冊，第924頁），一種新的疫病對該種病菌的處女人群所具的威力應該不能完全按常規來理解，霍亂孤菌在初冬抵達嘉湖，并發生流行，也不無可能。
[43] 例外的情況是嘉興府的石門和海鹽，他們均處離松江府較遠的嘉興府南端，可能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海鹽的地方志對疫情沒有記載，上年的情況是根據府志得到的，因此海鹽也可能是因為缺乏記載。
[44] 唯一出人意料的例外是鎮江府城所在的丹徒縣沒有疫情記載，這究竟是真的未發生瘟疫，還是因為失載或我們資料搜集不夠全面，于此不敢斷言。
[45] 甘熙在《白下瑣言》中是這樣描述道光十二年之疫的：“大荒之后必有大疫，而道光壬辰最為甚。自三月起，疫氣流行，互相傳染，死亡甚眾。……至立秋，患乃息，誠有生以來僅見之大災也。”（卷7，第5b—6a頁）而關于道光元年的瘟疫，除了描述癥狀等外，只是說：“道光辛巳夏秋之交，痧癥大行。”（卷1，第23b頁）有關這次疫病的分析，請參閱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0年，第60頁。
[46] 民國《鎮海縣志》卷43，《祥異志》，第8冊，第2885—2886頁。
[47] 錢泳：《履園叢話》卷17，《報應》，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461頁。
[48] 鄭光祖：《一斑錄·雜述二》，第23b頁。
[49] 具體的論述參閱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第149—164頁。
[50] 鄭光祖：《一斑錄·雜述二》，第23a頁。
[51] 道光《寒圩小志·祥異》，鄉鎮志專輯，第1本，第429頁。
[52] 宣統《信義志稿》卷19，《志事·災疫》，鄉鎮志專輯，第8本，第489頁。
[53] 參閱拙稿：《清代江南瘟疫對人口之影響初探》，《中國人口科學》，2001年第2期。
[54] 賣克尼爾：《瘟疫與人》，第303頁。
[55] 嘉慶二十五年蘇松太人口總數為10，398，156，（該數字由吳建華根據《嘉慶一統志》中的數據調整而得。參見氏著：《江南人口與社會研究，1644—1911》，蘇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0年。）該地區幾乎每個縣都受到瘟疫的侵擾，不過嚴重程度并不一致，即使以較低的5%計，也在50萬以上，若按8%算，則為83萬零。
[56] 光緒《羅店鎮志》卷8，《軼事》，鄉鎮志專輯，第2本，第326—327頁。
[57] 鄭光祖：《一斑錄·雜述二》，第22b頁。
[58] 孫兆溎：《花箋錄》卷17，同治四年刊本，第37a頁。
[59] 《一斑錄·雜述二》，第23a頁。
[60] 見張應昌：《清詩鐸》卷23，《疾病》，第872頁。
[61] 王士雄：《隨息居霍亂論》卷上，見醫學大成，第4冊，第652頁。
[62] 3—35天，平均10天。（李夢東主編：《傳染病學》，第97頁）
[63] 參閱李夢東主編：《傳染病學》，第90、104頁。
[64] 孫兆溎：《花箋錄》卷17，第37b頁。
[65] 張畇：《瑣事閑錄》卷上，第12a頁。
[66] 王士雄：《隨息居霍亂論》卷上，見醫學大成，第4冊，第652頁。
[67] 鄭光祖：《一斑錄·雜述二》，第23a —23b頁；光緒《羅店鎮志》卷8，《軼事》，鄉鎮志專輯，第2本，第327頁。
[68] 張畇：《瑣事閑錄》卷上，第11b頁。
篇9
2012年1月11日上午，科技部召開新聞會，通報由廈門大學國家傳染病診斷試劑與疫苗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下稱國家試劑與疫苗中心）和養生堂有限公司旗下的北京萬泰生物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廈門萬泰滄海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等單位聯合研制的“重組戊型肝炎疫苗”益可寧（下稱戊肝疫苗），獲得國家一類新藥證書和生產文號，并預計將在今年6月正式上市。
三期臨床有近10萬志愿者參與，獲得100％的保護率，該戊肝疫苗批量生產后，將可能成為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控制戊肝病毒傳播的最佳選擇。
搶戰臨床
由肝炎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肝炎，有甲型、乙型、丙型、丁型及戊型之分。
1981年8月，駐扎于烏茲別克斯坦的前蘇聯部隊暴發大規模急性肝炎，經初步診斷為非甲非乙型肝炎。前蘇聯脊髓灰質炎和病毒性腦炎研究所的病毒學家Mikhail Balayan博士，受委托對這起肝炎暴發進行調查。由于疫區缺乏實驗設備，無法進行病毒樣本分析鑒定。同時也缺乏病毒樣本的冷藏運輸條件，Balayan博士便將酸奶和病人的糞便樣本混合后喝下，通過自己的身體把病毒帶回了莫斯科實驗室并等待發病。在發病的幾周后，他收集和分析自己的糞便樣本后，證實該病毒是一種新型的肝炎病毒。不過，遺憾的是，他當時仍未能鑒定出這種未知病毒。
得益于后來分子生物學尤其是分子生物學技術的飛速發展，1989年，美國Reyes博士等應用分子生物學技術成功克隆了戊肝病毒基因組。同年9月，在日本東京召開的國際非甲非乙型肝炎和經血傳播的傳染病學術會議上，這種病毒被正式命名為戊型肝炎病毒（HEV）。這種病毒，可以隱藏在被污染的水源或未煮熟的食物中，經過腸道傳播。同樣屬于腸道傳染肝炎的，還有甲肝。
不過，戊肝的死亡率要高于甲肝。普通人群的戊肝患者死亡率在1％－3％之間；孕婦患者高達5％－25％。
從臨床實驗記錄看，在新年伊始的這款戊肝疫苗，對于普通人群的保護率可以達到100％。
國家試劑與疫苗中心主任、廈門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夏寧邵教授帶領他的團隊，從1998年開始，著手進行該疫苗的研發。2004年，疫苗進入一期臨床。一年后順利進入二期臨床。這兩次臨床試驗均在廣西壯族自治區進行。
實際上，在夏寧邵團隊投入戊肝疫苗研發之前，全球最早進行戊肝疫苗臨床試驗的是世界醫藥巨頭――英國的葛蘭素史克公司（GSK）。其與美國軍方合作研制戊肝疫苗，采用的是價格昂貴的昆蟲表達系統。在2000年－2003年，葛蘭素史克公司的這個研究團隊開始在國際上進行該疫苗的一期臨床試驗。
2007年，牛津大學臨床研究部尼泊爾分部的巴斯內特（Basnyat）博士等研究人員也開始在尼泊爾，對2000例主要由年輕男性組成的健康人群進行二期隨機對照試驗。結果顯示，六個月注射了3針試劑（20微克/劑）的900名年輕的尼泊爾軍人，保護率達到95.5％。
同年8月，夏寧邵團隊也進入了最關鍵的三期臨床試驗，他們轉戰至戊肝病毒高流行區――江蘇鹽城的東臺市進行，為期近兩年。
97356位16歲－65歲的臨床志愿者，參加了該疫苗的第三期臨床試驗。研究人員為半數志愿者以肌肉注射方式，接種了規格為30微克/0.5毫升（劑）的該種疫苗；另外半數人，則相應使用了安慰劑。97356位志愿者，可能也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疫苗臨床試驗。這種疫苗采用基因重組技術，為相對較便宜的大腸埃希桿菌（Escherichia coli，即大腸桿菌）表達系統。
在注射完第三針疫苗后的13個月內，使用安慰劑的受試者中有15人感染了戊型肝炎，而接種了疫苗的志愿者沒有感染，保護率達到了100％。
2010年10月，江蘇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助理朱鳳才與夏寧邵團隊成員，將疫苗第三期臨床試驗結果發表在國際著名醫學期刊《柳葉刀》（the lancet）雜志上。
該論文的特邀評論由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斯科特?霍爾姆貝格（Scott Holmberg）博士撰文，他認為這次臨床試驗“令人信服地證實了該戊肝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這是全世界戊型肝炎預防與控制領域的一個重大突破”。
Basnyat博士在同期雜志上亦撰文表示，“這一結果非常令人振奮，希望這一疫苗能更快上市，并用于需要的人”。
中國戊肝報告病例增多
像很多疾病一樣，戊肝病毒主要傳播地在發展中國家及相對貧困的地區。世界衛生組織的一份關于“東南亞區域的病毒性肝炎”的資料顯示，估計世界范圍內每年有1400萬例臨床戊肝患者，每年死亡人數達到30萬，并造成5200例胎兒死亡；而在東南亞區域成員國，估計每年的臨床戊肝患者有650萬人，其中死亡16萬人，死胎2700例。
中國歷年來均有戊肝患者的報告。其中1986年9月－1988年4月，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南部曾發生過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戊肝大流行， 感染人數近12萬人，死亡707人，其中414人為孕婦。除此之外，各地大多是因食物引起的分散性的、較小的流行。
2003年以來，中國戊型肝炎患者的數量及死亡人數呈現“上升趨勢”。衛生部的“全國法定傳染病疫情”數據顯示：2010年、2011年，戊肝患者人數分別比上一年度增加28.62％、16.80％；而死亡人數分別增加了17.14％、45.83％。(見圖表)
不過，類似于中國的其他傳染病，戊肝患者報告人數及死亡人數上升，并不一定意味著“真實”患者及死者人數的“必然增多”。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楊維中對《財經》記者表示，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新醫改”的推進，到醫院就診的人數增多，尤其是農村居民越來越多地走進醫院，這是報告患者增加的一個因素；此外，醫療診斷水平的提高，如很多原來“未分型”的肝炎，能夠確定類型了，也是原因之一。
國家試劑與疫苗中心副主任、廈門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張軍教授亦認為，戊肝患者是否“真實”增加，難以確定，個中原因比較復雜，如其中還包括了中國傳染病報告體系的進步等因素。
從發病季節上，戊肝與大多數傳染病類似有明顯的季節性，疫情多發于雨季或洪水后。就2011年中國的情況來看，3月－5月的發病數明顯高于其他月份。
越來越多的證據還表明，戊肝還是人畜共患疾病。
中國農業大學動物醫學院佘銳萍教授等人在2008年10月出版的《獸醫微生物學》（Veterinary Microbiology）雜志上發表報告稱，在北京的養豬場中，近八成的豬感染過戊肝病毒。
2011年11月，由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主辦的《新發傳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雜志亦報告稱：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大學弗吉尼亞―馬里蘭校區獸醫學系的研究人員，從飼養的家兔身上找到了戊型肝炎病毒的第一例病毒株，不過目前尚不能確認這種病毒是否能從家兔傳染給人。
與乙肝等病毒性肝炎相比，中國對戊型肝炎患者，有更為嚴格的行業準入。戊肝在內的各病毒性肝炎被歸為乙類傳染病。2009年7月8日，國務院公布的《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明確規定：從事接觸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人員，如患有戊型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傳染病，“食品生產經營者應當將其調整到其他不影響食品安全的工作崗位”。
由2011年5月1日開始實施的《公共場所衛生管理條例實施細則》（衛生部令第80號）亦規定：患有甲型、戊型病毒性肝炎的人員，“在治愈前不得從事直接為顧客服務的工作”。
新研發的戊肝疫苗無疑使從事此類職業的人員松了口氣，其建議接種人群包括：飲食行業的從業者、畜牧業從業者、前往落后地區的旅行者，以及準備懷孕的婦女及老年人等。
不過，根據三期臨床試驗的情況，戊肝疫苗對于孕婦及15歲以下和65歲以上人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在致死率最高的孕婦方面，張軍表示，考慮到孕婦的安全，整個臨床實驗中并沒有孕婦參與。同時，由于戊肝疫苗接種周期長達半年，也并不太適合已懷孕的婦女接種。所以他建議，有需要的婦女，應在準備懷孕之前就進行戊肝 疫苗接種。
疫苗國際化展望
雖為戊肝疫苗的始發力者，葛蘭素史克公司一位負責疫苗事務的人士對《財經》記者證實，其公司的戊肝疫苗并沒有上市。
國際醫藥巨頭為何在戊肝疫苗上“淺嘗輒止”？葛蘭素史克公司未作答復。不過，科技部社會發展科技司副司長楊哲、國家試劑與疫苗中心副主任張軍等人士均分析，繼續臨床試驗的成本高企，戊肝又多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流行，因而疫苗“缺乏商業價值”，可能是原因所在。
中國戊肝疫苗的主要投資者、養生堂有限公司總裁鐘則對《財經》記者表示，14年來，在戊肝疫苗上的直接投入接近2億元人民幣。
而據美國醫藥研究與制造商協會（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在2011年的一份報告中稱，平均而言，一種新藥從研發到上市，需13億美元，10年－15年的時間。
楊哲介紹，在中國的戊肝疫苗完成三期臨床并獲得新藥證書后，葛蘭素史克、默克、賽諾菲巴斯德等世界疫苗巨頭，陸續與中國的同行們接洽戊肝疫苗的國際分銷事宜。
鐘亦證實了此事，他表示，戊肝疫苗的潛在客戶或市場，首先將是部分藥物注冊程序較為簡易的發展中國家、世界衛生組織等。
目前疫苗的年產能為500萬劑（規格30微克/0.5毫升），約合167萬人份。“由于該疫苗屬基因重組產品，如需增加產能，比較容易實現。” 夏寧邵說。
至于即將上市的戊肝疫苗的定價，鐘表示目前還沒有確定。根據初步預計，每人份（3劑）的售價將在100元人民幣左右。
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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