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法律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戶籍法律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技術措施；沖突；利益平衡

網絡技術的發展給版權人的利益構成很大的威脅。在法律滯后，不能及時制裁網絡侵權的情況下，版權人通過開發和設置技術手段以防范非法使用者，這種做法得到法律的認可，即技術措施的法律保護。然而，技術措施是“全有或全無”的工具，包含在作品中的技術措施既可阻止非法的使用，也同樣可以阻止法律所允許的合理使用。因此，技術措施的采用，客觀上將使社會公眾原本享有的合理使用作品的權利受到限制或剝奪。美國自DMCA(1998年《數字千年版權法》)增加了網上侵犯知識產權行為的責任以來，關于禁止規避技術措施的規定一直是引起爭議的焦點。

一、技術措施及其法律保護

技術措施[1]，又被稱為“技術保護”[2]、“技術保護措施”[3]、“版權作品的技術保護措施”[4]、“數字化作品著作權的技術保護措施”[5]等等，譯自“Technolog-icalMeasures”、“CopyrightProtectionSystem”、“TechnologicalProtectionServices(TPS)”①等詞句，實際上就是版權人為了控制作品而設置的保護屏障。廣義的技術措施，是單純在技術層面上所說的技術措施，泛指版權人或相關權利人為保護版權或與版權有關的權利而采取的一切技術手段。狹義的技術措施，或稱法律意義上的技術措施，是指國際法或國內法中規定保護的技術措施。技術措施根據其功能不同，可分為兩大類：一是防御性的技術措施。包括控制訪問(AccessControl)作品的技術措施、控制使用作品的技術措施和控制作品傳播的技術措施。二是反制性的技術措施。包括追蹤、識別作品的技術措施和制裁非法使用的技術措施。

根據《WIPO版權條約》第11條和美國DMCA第1201條的規定，受法律保護的技術措施應當具備一定的條件：(1)只有作者所使用的技術措施才構成條約項下的技術措施。美國DMCA對此作了擴展，將主體規定為版權所有者，把鄰接權主體也包括了進去，由于網絡內容提供商有相當一部分是鄰接權主體，這樣規定可以避免他們采取的技術措施得不到法律保護的尷尬。(2)《WIPO版權條約》規定，采取技術措施須為行使條約或《伯爾尼公約》所規定的權利。然而，美國的DMCA擴大了技術措施保護權利的范圍，對控制訪問作品的技術措施也予以保護。(3)《WIPO版權條約》第11條要求，技術措施是對就其作品進行未經該有關作者許可或未由法律準許的行為加以約束。(4)技術措施須有效。美國DMCA規定，如果某技術措施在通常操作過程中，要求經版權所有者授權以應用某些信息或經過某種過程或處理才能訪問作品，該措施即“有效控制訪問作品”①。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互聯網條約給予了技術措施以法律保護②。WIPO的兩個版權條約和美國、歐盟各自的立法，賦予版權人技術措施的權利主要包括：第一、禁止他人規避控制訪問作品的技術措施的權利。版權所有者有權禁止任何人規避其所采取的有效控制對作品進行訪問(access)的技術措施。也就是說，任何人未經版權人授權或法律許可，不得對已編碼的作品進行解碼；對已加密的作品進行解密，或以其他方式回避、越過、排除、化解或削弱技術措施。第二、禁止他人制造、流通規避裝置的權利。版權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條件下，禁止任何人制造、進口、向公眾出售、供應或以其他方式買賣主要是為規避技術措施的任何技術、產品、服務、設備、部件或其中的零件。

二、數字環境下技術措施保護的困境

在版權法領域，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系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利益：作品創作者的利益、作品傳播者的利益和作品使用者的利益，后兩者的利益又可歸結為社會利益。現代版權法的理念就是作者利益和社會公眾利益的雙重保護。從版權法的整個制度看，利益平衡要求授予的版權不僅僅應當“充分而有效”，而且應當“適度與合理”。隨著技術發展和社會進步，作為版權法基石的利益平衡狀態會產生相應變化。這種變化的一個趨向就是原來的利益格局被打破，致使原有的平衡走向失衡。在數字環境下，技術措施的采用以及由此形成的新型產權關系及其法律保護問題向傳統的版權制度提出了嚴峻挑戰。

(一)與權利用盡的沖突

所謂權利用盡，也稱首次銷售原則(theFirst-saleDoctrine)，是指版權人行使一次即告用盡了有關權利，不能再次行使。這一原則，嚴格地講僅僅適用于經濟權利中的發行權[6]。權利用盡原則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版權人專有權利的一種限制。它旨在防止版權人限制買主轉讓或者處置作品，同時保護第三方的合法權益。應當注意的是，權利用盡原則僅適用于已被銷售或以其他方式合法轉移所有權的作品，音像制品和計算機軟件除外，且只限于那些獲得了作品所有權的人。但是，版權法引入技術措施保護的規定后，權利用盡原則遭遇了很大挑戰。

以電影業者在DVD中采用的技術措施為例。鑒于互聯網和數字壓縮技術的發展，電影業界為了保護影視作品的版權，在DVD中使用了內容擾亂系統(ContentScramblingSystem，CSS)和區域碼(Region－alCoding)技術。CSS系統將DVD以40位編碼加密，而能夠播放經過CSS加密的DVD的播放器DVDPlayer只能由電影工業聯盟授權的廠家生產。這樣消費者就被限制在特定的播放機上——而不能在其他播放器，如個人電腦上——觀賞DVD。而區域碼技術則把全世界DVD播放區域分為六個區，每一區的DVD光盤與播放設備都有獨立編碼，不同區域的DVD不能兼容。比如美國為第1區，臺灣為第3區，在美國購買的DVD光盤無法在臺灣購買的DVD播放機上放映。可見，CSS技術干擾了DVD業者在市場上自由處置DVD的能力，權利用盡原則受到了技術措施的限制。

圖書館業者也對反規避條款表示了關注。因為反規避條款令版權人始終有能力控制對作品的訪問和復制，這實際上擴展了版權人原本依據權利用盡原則已經用盡了的權利。例如，傳統上圖書館的館際互借存檔和接受捐贈等活動都因此受到了限制。

可見，技術措施的保護對權利用盡原則的影響確實存在。依據傳統的版權法，合法擁有作品的用戶享有很大的自主性：自由地閱讀、欣賞作品；將它借給或者送給朋友；甚至可以轉手賣出。但是，由于技術措施的采用，這一切都受到了限制。

(二)與合理使用的沖突

世界各國在對版權提供保護的同時，大多規定了權利的限制和例外。合理使用，就是各國普遍規定的限制之一。合理使用是對版權利用的特殊情況，它是在法律規定的條件下，不必征得權利人同意又無須向其支付報酬，基于正當目的而使用他人作品的合法的事實行為。

在版權保護方面，法律與技術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互補關系。當法律的威懾力不足以制止侵權行為時，技術手段就發揮了替代作用。但是，技術措施對于他人的合理使用也造成了不應有的障礙。在數字環境中，合理使用制度由于技術措施的日新月異而正在縮小適用空間。版權人與使用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是此消彼長的，過度的技術保護對使用者來說就是對其權利的限制、義務的附加。“沒有人反對權利人在自己的私有財產周圍樹立籬笆，但是要是有誰把公有財產據為己有，就不能不受到公眾的反對”[7]。技術措施正是版權人樹立“籬笆”的行為，是版權人的“圈地運動”。過度的技術措施將阻礙技術的進步，形成不合理的信息壟斷，與版權法鼓勵作者創作、促進科學和文化的進步的立法價值大相徑庭。誠然，由于在互聯網上大量低成本、高質量地復制作品變得非常容易，且其復制件能夠很快在互聯網上傳播，版權人的復制權已經越來越難以行使和控制。因此，法律應當加強對版權人復制權的保護，適當擴大復制權的范圍。但網絡要正常運行，往往又不可避免地在其計算機或系統中產生復制，如將這些復制也納入版權人的復制權的范圍中，勢必會損害網絡的發展和網絡信息流通。因此，在擴大網絡環境下復制權的范圍的同時，必須對其網絡環境下復制權進行適當限制，從而為社會公眾的合理使用提供條件。

(三)與個人隱私保護的沖突

對隱私權的保護，是現代社會保障人權、尊重個體自由的標志。數字環境下，個人隱私的保護因技術措施而變得異常脆弱。一方面，技術的發展使收集、獲取個人信息和資料的手段越來越豐富；另一方面，互聯網的廣泛應用使侵權后果可以迅速、大范圍地擴散，很容易造成比傳統環境下更嚴重的損害。由于技術手段本身的兩面性，版權人采取的技術保護措施也并非沒有侵害隱私權之虞，對于那些反制性的技術措施，如具有跟蹤、識別作用的技術手段來說，被控侵犯隱私權的可能性更大。比如，WindowsXP的推出就引發了有關隱私保護的爭論[8]。

WindowsXP操作系統和.Net產品的核心組件——Passport鑒定系統，可以在網上收集消費者的個人信息，并對消費者在互聯網上的活動進行追蹤和監視。美國的電子隱私信息中心(EPIC)和其他一些隱私保護組織據此向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提交了一份指控，認為微軟計劃通過它推出的WindowsXP操作系統和.Net產品“不正當和蓄意”獲取消費者的個人信息，并要求聯邦貿易委員會迫使微軟改變它的不合理行為。這些組織認為，盡管微軟在Passport中包括了一些選項，允許用戶對他們的個人信息進行某種程度的控制，但是，這些信息仍然處在微軟的控制之下。這些隱私保護組織要求聯邦貿易委員會對Passport的信息收集機制進行調查，要求微軟修改WindowsXP的注冊程序，清楚地告訴用戶接入互聯網并不一定需要注冊Passport；要求微軟不得在沒有獲得消費者明確同意的情況下，和MSN下屬的網站分享Passport收集的信息；要求微軟在WindowsXP中增加匿名或半匿名技術，允許WindowsXP的用戶輕易使用其它網上支付服務。

(四)與公有領域公有性的沖突

英國1710年頒布的《安娜法》設定了“文學藝術的公有領域”(thepublicdomainforliterature)。一部作品超過了法定的版權保護期，或該作品所在國家、地區未對作品提供版權保護，也未參加國際版權保護公約，該作品就進入了“公有領域”。對于公有領域內的作品，使用者可以不征得版權人同意，也不需支付報酬。伯爾尼公約中，作者享有一生加50年的保護期。歐盟保護期限指令中，作者享有一生加70年的保護期[9]。

技術措施的采用使保護期事實上得到延長，從而使公有領域進一步受到威脅。一部作品超過了版權保護期，版權人不再享有版權，在版權法上它便進入了公有領域，理論上公眾就可以自由使用。但正如學者指出的，“公有領域中的東西不一定都是自由可取”，“使用公有領域中的資源很可能會受到限制”[10]。實際上，由于技術措施的保護依舊存在，公眾無法使用作品，除非對其進行破解，但這又恰恰違反了反規避法律的規定。于是，版權法在這方面陷入了二難的境地。

技術措施對公有領域另一方面的威脅來自于它侵占屬于公有領域的內容的可能性。《WIPO版權條約》第11條將對版權客體的解密行為規定為非法行為，但卻沒有將對不受版權保護的客體的加密行為規定為非法行為。例如，該條款允許數據庫的賣主自由地對一組不受版權保護的數據以一段導言或一個關鍵數碼系統的形式貼上一個版權的標簽，然后把整個數據庫加密，并依據第11條所制定的國內法阻止他人對整個產品解密。因此，只有一種能夠將那些把產品中顯然應當劃分為公有領域的材料予以加密的行為規定為非法行為的措施，才能在版權領域中實現平衡和公正，讓那些受版權保護的內容加密，而讓公有領域的內容向公眾開放[11]。

(五)與公共利益的沖突

公共利益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對于一個特定社會的政治、文化狀況和所支配的經濟資源來說，公眾利益是社會為所有成員(并非為大多數成員，也非為勢力強大的集團，而是為社會中所有的人)努力爭取的基本目標的集合。狹義的公共利益是指與版權人利益相對的，版權產業商利益之外的使用者利益，即公眾自由使用作品的利益[12]。我國《著作權法》第4條第2款規定，著作權人行使著作權，不得違反憲法和法律、不得損害公共利益。《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第9條第3項指出：著作權人以復制、發行等方式行使其著作權中的使用權，以“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為前提。

在數字環境下，版權人的作品往往可以通過網絡廣泛傳播，提供給不特定的多數人使用。版權人的任何舉措都可能對廣大用戶產生影響，其與公共利益之間發生的矛盾沖突不可避免。這在江民公司的“邏輯鎖”案件中得到充分的印證。該案是在我國著作權法和刑法修訂之前發生的一起軟件版權人因采取技術措施不當而受行政處罰的典型案件①，它突出地反映了版權人為維護自身權利采取的技術措施與公共利益之間潛在的矛盾沖突。該案留給人們的思考是：技術措施只能是預防性的，不能以打擊盜版為名，采用攻擊性手段；版權人采取技術措施對付盜版活動的行為必須合法，不能超過法律、法規規定的必要限度。

上述五個方面的沖突是技術措施保護所引發的最主要沖突，隨著技術的進步，這些沖突只會加劇。意識到這一點，我們在具體的制度設計中。就應該對不同利益之間的沖突進行調和，做出取舍。在當前版權人權利范圍高度擴張的背景下，我們應當調整立法以充分關照公眾利益，最終實現版權保護的利益平衡。

三、技術措施保護的價值取向：重申利益平衡機制

版權在本質上是一種私權，代表著私人利益，而信息資源共享則是對公共物品的分享，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因此版權法試圖通過對私權的保護最終實現社會的公共利益，實現全社會的信息資源自由流動，充分滿足人們對信息的需求，從而實現信息資源共享。TRIPS協議在前言中承認知識產權為私權，同時承認保護知識產權的諸國內制度中被強調的保護公共利益的目的，包括發展目的與技術目的。在第8條中還規定成員國可以采取必要措施保護公共利益，并防止權利人濫用知識產權。WIPO1996年12月通過WCT和WPPT兩個條約，其目的就是要解決對文學藝術作品的創作和使用以及對表演和唱片的制作和使用有深刻影響的數字技術和網絡環境中有關的版權和鄰接權問題，從而以盡可能有效和統一的方式實現對作者就其文學和藝術作品的權利(表演者和唱片制作者的權利)的保護，并維持作者的權利(表演者和唱片制作者的權利)與廣大公眾的利益尤其是教育、研究和獲得信息的利益之間的平衡。

版權制度中，版權人對作品的專有與社會公眾對信息的合法需求之間的矛盾是構成版權領域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沖突的主要原因。如果賦予版權人的權利過大，就會損害公眾接近和利用智力產品的權益，從而使版權制度的根本目的無從實現；如果給予版權人的權利過窄，就會使作品創作的原動力不足，版權制度的目的同樣也不能實現。因此，必須完善以利益平衡機制為基礎和核心的版權立法。這就要求：版權法既要保護作品作者和傳播者的合理權益，以鼓勵作者創作作品、傳播者傳播作品的積極性；也要保證社會公眾能夠盡可能多地利用作品，使全社會能夠共享作者創造的思想文化成果，最終促進社會文明的不斷進步。因此，在擴大對版權保護的同時，保證公眾對信息資源的共享的權利也是至關重要的。在數字環境下，對技術措施的法律保護必須遵循版權法維持利益平衡的基本原則，否則版權法將會降低甚至失去其功效。數字環境的開放性、技術性、虛擬性、交互性、數字化等特征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版權人、作品傳播者和社會公眾之間的原有的版權利益平衡關系，不利于實現版權法的功能。因此，有必要根據互聯網的特征及其對現行版權限制制度的影響，重申利益平衡機制，重新界定版權人、作品傳播者和社會公眾之間的版權利益關系，以實現上述版權利益關系在數字化環境下的平衡。基于保護消費者的立場，對網絡服務商等技術措施使用者規定相應的義務，以保障網絡用戶即數字媒介消費者的利益，是維護版權利益平衡的重要方面。我國《著作權法》第47條(6)項雖然也增加了保護技術措施的規定，但同時指出“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這實際上就是為協調技術措施權和權利限制之間的沖突留有的空間。

四、結語

權利作為利益的法律化，是法律設定的在一定范圍內的自由。任何權利都有邊界，這種邊界是權利人與其他任何人利益的分界線或平衡點。在數字環境下，版權法應當著力調整版權人與社會公眾之間的利益關系，既要保障版權人的技術措施權，又要保障社會公眾分享科學文化知識的權利，促進人類文化知識的廣泛傳播與交流。版權法作為各種利益關系的平衡器，合理地構建起版權保護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利益平衡機制，正是其價值核心之所在。

[參考文獻]

[1][7]薛虹．因特網上的版權及有關權保護[A]．鄭成思主編．知識產權文叢(第一卷)[C]．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p131．

[2]鄭成思．兩個新的國際版權條約評介[J]．外國法譯評，1997(4)：p72～77．

[3]李明德．美國正在審議通過實施WIPO兩個新條約的議案[A]．鄭成思主編．知識產權文叢(第一卷)[C]．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p346．

[4][澳]馬克·戴維生撰，王源擴譯．計算機網絡通訊與美國版權法的新動向——評美國知識產權工作組1995年9月最終報告[J]．外國法譯評，1996(1)：p60～66．

[5]王遷．略論數字化作品著作權保護系統引發的法學課題[J]．著作權，2001(1)：p25～29．

[6]鄭成思．版權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p272．

[8]趙峰．隱私保護組織向美FTC指控WindowsXP和．Net[EB/OL]./news/buss/2001/07/30/54_51623_html,2001-07-30.Chinabyte.隱私保護主義者盯上微軟的WindowsXP[EB/OL]．/20010726/1412302.shtml.2001-07-26.Chinabyte.隱私權組織將擴大對微軟的范圍[EB/0L]./20010815/1414366.shtml.2001-08-15.

[9][12]袁泳．數字版權[A]．鄭成思主編．知識產權文叢(第二卷)[C]．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p33,p17．

[10][美]勞倫斯·萊斯格著，袁泳譯．開放的代碼、開放的社會[EB/OL]./vip/yy/0001.htm#_ft-nref62003-05-10．

[11][美]保羅·戈爾茨坦著，周林譯．版權及其替代物[J]．電子知識產權，1999(6):p15～17．

①TechnologicalProtectionservices的用法意在區別于TechnologicalProtectionSystems。學者認為，后者技術保護系統，重在強調與數字化環境整合及自身相互整合的一系列工具。然而，在一個缺乏有效的內外隔絕手段的開放式信息基礎設施網絡中，這樣的“系統”難以有效地運行。因此，前者“技術保護設施”的用法更合適。每一種“設施”都可以為信息化產品所利用。“設施”之間還可以互動。見Committeeon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andtheEmerging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TheDigitalDilemma:IntellectualPropertyintheInformationAge,Washington,DC,NationalAcademyPress,2000,p.153.

①DigitalMillenniumCopyrightAct.Section1201(a)(3)(B).

篇2

關鍵詞:動物；法律地位；法律保護

長期以來，動物一直是作為法律關系的客體來看待的，是權利主體支配的對象。但有一些學者認為，這樣的規定是很不合理的，因為“從自然的角度看，人并不比動物更優越，在大自然的宴席上，一切存在物都是平等的。一切存在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價值和意義。”在大陸法系，1990年8月20日，德國立法者在《德國民法典》第90條項下增加了關于“動物不是物，他們受特別法的保護，法律沒有另行規定時，對于動物適用為物確定的相關規定”的a款規定之后，這一修改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動物由權利客體上升為權利主體的立法實例而加以引證，并認為這代表著最新的立法動態，代表著人類對動物態度的轉變在法律上的體現。英美法系也存在同樣的問題。

一、民事法律關系的客體

1.民事法律關系客體的概念

民事法律關系的客體，與民事法律關系主體相對而稱，指民事法律關系主體享有權利和負擔義務所針對的事物。關系的權利主體為實現其權利，而對客體處于支配或者有權要求的地位。關系的義務主體則必須向權利主體作相應的給付或者予以滿足，主體相對客體處于必須向其給付或者滿足其要求的地位。

2.關于客體范圍的不同學說

關于客體范圍存在三種不同的學說:一種認為民事法律關系客體僅為物；一種認為法律客體僅為行為；第三種觀點認為民事法律關系多種多樣，法律關系的客體形式不是單一的，而是有多種表現形式:物，行為，智力成果，人身利益，權利等等。

二、關于動物的地位和保護問題的不同學術研究觀點

1.主張動物在法律上具有完全的權利主體資格

該觀點就是主張改變動物的傳統法律地位，賦予其有限的法律主體地位。其理由是:民法要加強對動物的保護，就要對動物賦予人格權，法律應當規定，動物不僅享有生存權、生命權和健康權，還應當享有人格尊嚴和人格獨立的權利，也就是享有一般人格權，只有這樣才可以保護動物，有效阻止人類對動物的不善行動。

2.主張動物在法律上具有權利主體資格，但是享有的范圍是有限的

基于這一觀點，動物可以作為權利主體，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動物都可以成為權利主體，一般說來只有野生動物和伴侶動物可以成為法律關系的主體，而為人類生存發展所需的農場動物、實驗動物以及工作動物則不在此范圍之內。即使是作為權利主體的動物，其所享有的權利也是有限的，只享有某些種類的權利，如生存權、生命權等等，“在主張動物權利的同時，我們也必須考慮，動物的權利必須有限度嗎?正如任何權利都必須有限度一樣，不同主體之間權利與權利之間的平衡，是我們下一步應思考的問題。”

3.主張動物在法律上不具有權利主體資格，應作為特殊物看待和保護

此觀點有二:一是認為賦予動物以“人格”混淆了民事主體和客體的根本區別。在民法中只存在兩種不同的存在形式，一是人，二是物，人作為世界的主宰，支配其他的任何物，而物則只能被人所支配；二是認為如果賦予動物以人格，實踐中會出現實際問題無法解決:首先，動物享有了主體地位，那么它們又將如何行使權力，履行義務呢?其次，如果賦予了動物人格權，讓動物享有了生命權、健康權以及人格尊嚴和人格獨立的權利，那么又將如何解決人類飲食和日常品的需求呢?如果一定要對動物賦予“人格”使其具有民事權利能力，那將會改變民法的性質，也會改變市民社會的性質。

筆者認為:民法是人法，在民法上，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就是，動物永遠受人支配，永遠也不會與人平起平坐，成為世界的支配者。動物的屬性是物，是民事法律關系的客體，這個基本事實是無法改變的。《德國民法典》將動物從物的范疇中分離出來，但是并不表明動物因此就具有邁出向主體地位的契機。它仍然與其他物一樣，屬于客體。即使不這樣規定，只要存在動物保護法，依據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原理，在動物保護問題上，民法也應讓位。可以說，沒有動物保護法，《德國民法典》的規定也是形同虛設；有了動物保護法，即使民法不明示，仍然能實現對動物的特殊保護。因此，筆者認為《德國民法典》只是一個具有倡導性和宣示性的條款，可以為全世界其他國家就動物保護問題敲響了適時的警鐘，沒有多少具體的規范意義。

但是，究竟應當在法律上怎樣落實對動物的特殊保護，還應當符合民法的基本理論原則，并在實踐上具有可操作性和實踐性。這就是以下的內容———動物法律物格制度。

三、動物法律物格制度

1.法律物格的概念及法律特征

物格，即物之格，即物的資格、規格或者標準。法律物格則是指物作為權利客體的資格、規格或者格式，是相對于法律人格而言的概念，是表明物的不同類別在法律上所特有的物理性狀或者特征，作為權利客體所具有的資格、規格或者格式。“法律物格”描述了一個不擁有法律權利的資格的實體，該實體被作為法律上的人對其享有權利和對該權利承擔相應的義務的財產來對待。許多學者一致贊同的觀點就是建立“物格”制度，具體的設想為:一是野生動物和寵物；二是普通動物和植物；三是人體器官和組織；四是貨幣和有價證券；五是虛擬財產；六是一般物格。

2.確立法律物格制度的意義

筆者認為，確立民法上的物格制度的意義就在于對物的法律物格的不同。規定權利主體對其行使權力的不同的規則，主要有如下的三點:

第一，確立法律物格制度，能夠確定作為權利客體的物的不同法律地位。區別不同的法律物格制度，就是為了表明不同的物在法律上的不同地位。第二，確立法律物格制度，能夠確定權利主體對具有不同物格的物所具有的不同的支配力。第三，確立法律物格制度，有利于對具有不同法律物格的物作出不同的保護。

我們建立法律物格制度，并不是賦予動物以權利，使動物成為民事主體，我們討論的基礎就是在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和客體理論指導下，將物依然作為客體，只不過通過法律物格制度，對不同性質的物區別對待，建立一種更為合理的制度。現代民法人格是平等的，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應當是基于人的屬性，但是在這個世界上，物是各種各樣的，千差萬別的，如果對物同等對待，顯然不合理。如果建立了法律物格制度，對不同屬性的物設立不同的規則，可以更為合理地行使權力、保護各種物。

四、動物成為民事法律主體的法理障礙

1.與民法的基本價值相悖

民法的基本理念之一為私法自治，其旨在于個人得依其意思表示形成私法上權利義務關系，私法自治表現在民法的各個制度上。意思自治被否認，民法還稱得上是民法了嗎?動物沒有明確意思表示，無法進行自我認知和表達，如果將動物納入民事主體的范疇，有違民法作為“人法”的根本性制度價值。而法律始終是人制定的，是規定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規則，動物也不可能參與到法律制定的過程，這樣，即使賦予動物權利事實上也沒有任何實際的意義。

2.與權利義務關系的邏輯關系相違背

對于動物行為能力的欠缺，有些學者提出建立監護制度來補救，比如為動物設定保護人或人。那么動物的人如何確定；動物的法律訴求有哪些；怎么來定個標準來衡量監護人的行為是否符合被監護動物的利益呢；動物如何行使訴訟權；動物的意思表示和行為能力如何確定；如何追究動物的法律責任等問題的解決都會對傳統觀點形成一定的沖擊，造成立法、司法、執法的混亂。

所以，筆者認為:不管是從民法的基本理論還是從法理上來分析，賦予動物民事關系主體地位都是不妥當的，有其無法克服的障礙，這些障礙的根源其實超出了法律的范圍，說到底法律根源于社會現實，只要人類與動物本質差異存在一天，賦予動物民事法律關系主體地位就只能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空想。

五、對我國關于動物保護的立法和司法建議

1.應將動物看做是特殊物來看待

我國尚未制定出民法典，因而對民事法律關系的客體問題還缺乏一個原則性的規定。但1986年頒布的《民法通則》第127條關于動物致人損害的民事責任的規定，是將動物作為物看待的，1998年頒布的《野生動物保護法》也是將動物視為一種特殊物而予以保護的。這些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筆者還想就動物的法律地位的保護問題提出個人的不成熟意見:

已經明確了的問題:在法律上動物仍是物，不是人。但是這種物又不單純地等同于一般物，這是一種有生命的物，是與人類命運息息相關的物，所以應當加以區分地對待，即作為特殊物來看待。德國立法者的最主要意圖只是要表達:“動物是特殊的權利客體”以及動物的所有人不能像對普通物一樣隨意處分動物的意思而已，其法律上的意義只是對物權的必要限制，說明在無公法施加特殊要求的情況下，動物依然是一類可以適用規則的司法客體；在財產法上，動物依然是一類特殊的具有財產屬性的特殊客體。由此可見，在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站在人類生存和發展的角度，立法保護動物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立法保護動物不等于賦予動物權利或者將動物上升為法律主體，這樣完全是矯枉過正的做法。

我們對動物的保護的范圍還過于狹窄。只對瀕臨滅絕的野生動植物做出立法，其實對一些在自然生態系統中存在的、對人類和自然有益的動物的保護都應該予以法律化，規范化。

2.對動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責任的規定

動物是有生命的，隨著現代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寵物充斥著人們的日常生活，針對這一特殊的社會現象也應該對此領域加以規范。比如如果寵物出現咬傷他人或者其他人的寵物的時候，究竟如何承擔相應法律義務，承擔怎樣的民事責任和做出怎樣的賠償，都應該有相應的法律、法規對其進行規定。動物的主人應該對他人負擔義務，這實際上也就是物權人如何妥當行使物權，不侵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的問題。

3.加大動物保護的立法力度

對于動物的保護也應該根據不同的等級進行劃分，分為禁止交易物、限止交易物和可交易物，對于不同的范疇，應采取不同的保護措施。醫學利用動物進行對人類健康有益的實驗———比如用小白鼠來研究攻克癌癥的實驗，就無需糾正醫療單位的行為。所要做的是應當加強現行立法對動物保護的力度，對動物的濫捕濫殺的罪行進行嚴懲。曾經在網上看見這樣一幅真實的畫面:在青藏高原上，躺著數以萬計的藏羚羊，肚皮被殘忍地剖開，內臟統統挖走作為可以變賣的藥品，羚羊角也被割下，血幾乎染遍了整個山坡。對為了牟取暴利采用如此殘暴的手段野蠻掠奪自然資源和破壞生態平衡的行為，法律應該予以深切關注。針對不同的“物”實施不同程度的法律保護，不需要對動物的法律地位做無謂的爭論就可以對動物實施最有效最現實的保護，而不僅僅是紙上談兵。

4.完善動物保護法律體系

我國有學者指出:“動物的管理是操作在一個復雜的系統，構成這個系統的亞系統是:種群、生物環境和人。這三個系統相互影響，互為運動，野生動物管理就是維護三者的平衡。”動物保護的法律應是一個系統。為了更好地保護動物，必須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體系。

比如眾所周知的“虐貓事件”，相應地應該建立《反對虐待動物法》。無論是野生動物還是非野生動物，本質都是相同的，他們也有生命，也有感覺，善待動物也是一個人健康人格和美好心靈的折射。人對動物的關愛，也能夠體現出人對人的關愛。目前已經建立的《野生動物保護法》，主要是針對保護瀕臨滅絕的動物，其實其范圍應該涵蓋所有的物種，因為如果不把范圍擴大，等到物種瀕臨滅絕再亡羊補牢恐怕為時已晚，未雨綢繆的有所規范豈不更好。再比如可以單獨設立《瀕臨物種保護法》，《自然保護區法》等等，對于以動物為資源的藥制品、皮革制品的貿易也應當有相關的法律限制和規范。

民法在將動物定位為特殊物的同時，應該更多地將目光集中在動物的保護上面。畢竟任何法律法規確定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實施，利用制定的法律、法規為社會提供更好的服務，才能體現民法的公平和公正等基本理念。對動物的保護，更深層次的意義也就是對環境的保護，對生態平衡的維護。德國人提出的“動物不是物”的理念也并非沒有現實意義，正是由于問題的存在才引發了這些相關的思考和初期的探索。我們應當從立法、司法實踐的角度來對動物的法律地位及其保護進行理性客觀的分析，這樣得出的結論才有應用價值。

參考文獻:

[1]嚴春友.主體性批判[J].社會科學輯刊，2000，(3):35.

[2]高利紅.動物不是物，是什么?[M].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20卷，金橋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1:2872303.

[3]孫江.動物法律地位探析[J].河北法學，2008，(10):61.

[4]江山.法律革命:從傳統到現代———兼談環境資源法的法理問題[J].比較法研究，2000，(1):33.

[5][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M].邵建東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8772878.

[6]梁慧星.民法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107.

[7]徐昕.論動物法律主體資格的確立———人類中心主義法理念及其消除[J].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2):30.

篇3

GUI主要集中在IT產業，而IT產業最早是起源于西方發達國家。相應的，GUI的專利保護在美國、歐盟隨后是日本、韓國發展最早，而中國專利GUI的專利保護尚處于空白狀態。學界多有學者從專利、著作權、商標、不正當競爭等多角度來探討GUI在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本文，筆者嘗試從GUI的專利保護和著作權保護角度來闡述GUI在中國的法律保護。

一、什么是GUI?

GUI，是Graphical User Interface的簡稱，即圖形用戶界面(又稱圖形用戶接口)。圖形用戶界面是指供使用者在使用機器、電子設備、軟件時與機器進行信息交換的各種媒介。

近年來，隨著顯示屏與觸控面板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通訊產品、消費性電子產品或是專業性的檢測儀器與設備等產品，為了讓用戶易于了解與方便操作，都透過顯示上的用戶圖形接口(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與圖像(Icon)，提供用戶操作。最通俗易懂的理解，GUI就是指電子產品通電后液晶屏幕上顯示的、供使用者操作以使該產品進入能發揮相應機能的新式圖像設計。與GUI概念相對應的，就是ICON概念。簡言之，GUI是指采用圖形方式顯示的電子產品的用戶界面；GUI中的任何一個圖標即是ICON。

隨著科技尤其是IT技術的飛速發展，信息產品的更新換代非常之快，而電子產品的圖形界面正以其簡便、美觀的優勢，成為IT產品最具競爭力的部分。當然，對于GUI的開發者來講，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理所當然的希望自己的治理成果能得到法律的保護。于是，關于GUI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應運而生；而尚未形成GUI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國家和地區，也開始探索這個領域。

二、GUI的專利保護現狀

據筆者查閱，國內關于GUI知識產權保護的資料極少。關于GUI專利保護的現狀，最完整的論述，可參閱管育鷹在《中日關于產品界面設計法律保護的比較研究》一文中的闡述：1996年，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頒布了《電腦成像設計專利申請審查指南》，開始授予電腦成像設計(Computer-Generated Icons)專利；同時，蘭哈姆法和商標法中也可以適用來保護電腦成像設計。在歐洲各國，在原有的著作權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之外，歐盟1998年頒布了《關于外觀設計保護的指令》，將“Graphic Symboles圖像符號”視為“產品”。日本特許廳于1993年、2002年、2004年陸續頒布了相關身纏指南開始對包含“液晶顯示等”表示的產品外觀設計進行保護，隨后日本于2006年修改《意匠法》中的相關條款，于2007年修改了適用該法的《意匠身纏基準》，其中包括“畫面設計”的具體適用規則。韓國特許廳于2005年7月1日修改了工業外觀設計身纏標準，開始受理關于包含“畫像設計”的產品外觀設計申請。

三、GUI在中國的專利保護

GUI在國外專利法保護的實踐，使得許多中國的學者也開始討論用中國專利法保護GUI的可能性及如何通過制度修改排除GUI專利保護的障礙。

(一)GUI不受中國專利法保護的制度因素

2006年版和2010年版的《專利審查指南》均規定“產品通電后顯示的圖案，例如電子表表盤顯示的圖案，手機顯示屏上顯示的圖案、軟件界面等”不屬于授予外觀專利的情形。而2008年的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外觀設計專利案件的若干指導意見(試行)第一條也規定：產品通電后顯示的圖案，不屬于外觀設計專利保護的客體。

因此，GUI在中國的專利保護，具有制度性障礙。

那么，GUI作為電子產品的一部分，能否作為部分外觀設計專利獲得保護呢？

(二)部分外觀設計保護制度之概述

外觀設計必須是產品的外觀設計，必須依附于產品存在。既然GUI作為外觀設計不能得到保護，那么能不能將GUI作為電子產品的部分外觀設計受到中國專利法的保護呢？這里，就涉及到部分外觀設計制度的問題。

所謂部分外觀設計，不是指對組成該產品的零、部件進行的外觀設計。部分外觀設計針對的是產品不可分割的部分，如移動電話顯示屏的設計、運動鞋幫上裝飾皮的設計、杯把的設計、燈口的設計等均屬于部分外觀設計。但是，對于那些在市場上或行業間能獨立銷售的產品零、部件進行的外觀設計應作為獨立申請獲得保護。

部分外觀設計制度的建立是伴隨著科技技術的進步而出現的。隨著科技進步，工業化產品生產的標準化、程序化，很多產品的基本功能相對固定，產品外觀設計日趨成熟，因此外觀設計可變化的空間越來越小。例如：刀、叉等餐具，由于使用功能的需求，刀、叉前端都有較固定的形狀，能加以變化設計的部分只有后段的握柄，而握柄部分的設計是這類產品的設計重點。因此，部分外觀設計保護制度已是必然趨勢。而日本的《意匠法》已經引入了部分外觀設計專利制度。

但是，我國在第三次的專利法修改時，并未將部分外觀設計專利制度納入專利法。其原因是由于中國的工業設計水平遠落后于工業設計發展的國家，許多專家認為引進部分外觀設計保護制度的時機尚未成熟。

中國《專利法》第二條第四款之規定，外觀設計，是指對產品的形狀、圖案或者其結合以及色彩與形狀、圖案的結合所做出的富有美感并適于工業應用的新設計。從《專利法》對外觀設計的定義來看，所謂外觀設計是對“產品”的“新設計”，這種“新設計”正是專利法對外觀設計進行保護的客體，它是針對產品而言的。這表明，我國專利法對外觀設計保護范圍的確定也是以該設計所依附的產品為前提的，即對外觀設計的保護應理解為對工業品所使用的外觀設計的整體所提供的保護，而對產品的某一組成部分做出的設計，即“部分外觀設計”不予單獨保護。關于部分外觀設計專利，《專利審查指南》又規定“產品的不能分割或者不能單獨出售且不能單獨使用的局部設計，例如：襪跟、帽檐、杯把等，不屬于授予外觀設計專利權的情形”。也就是說，部分外觀設計針對的是產品不可分割的部分，如移動電話顯示屏的設計、運動鞋幫上裝飾皮的設計、杯把的設計、燈口的設計等均屬于部分外觀設計。但是，對于那些在市場上或行業間能獨立銷售的產品零、部件進行的外觀設計應作為獨立申請獲得保護。

(三)GUI保護能否從部分外觀設計專利制度中得到突破？

除了上面制度性的規定之外，筆者認為，GUI外觀設計保護，在中國目前的專利制度下是可以實現的，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點，《專利法》第五十九條第二款規定，外觀設計專利權的保護范圍應當以表示在圖片或者照片中的該產品的外觀設計為準，簡要說明可以用于解釋圖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該產品的外觀設計。《專利審查指南》進一步明確：外觀設計的設計要件，是指與現有設計相區別的產品的形狀、圖案及其結合、或者色彩與形狀、圖案的結合，或者部位。因此，有學者提出觀點，由于沒有部分外觀設計制度及相應實施辦法，從表面形式上看，界面設計在中國是作為產品整體外觀設計的組成部分獲得保護的。

第二點，中國的外觀設計專利制度是形式審查，知識產權局并不進行實質審查，因此一般提出的外觀設計專利基本上都可以獲得授權，這是垃圾專利泛濫的原因。但是，對于GUI的保護，卻是利好的信息。我們查閱SIPO關于GUI的外觀設計專利授權，顯示有外國企業已經通過將GUI附隨電子產品申請外觀設計專利成功的案例，如申請人為科樂美游戲公司的兩項專利，即200830249339.0號的游戲機屏幕專利，200830249338號的游戲機屏幕專利(該外觀設計摘要陳述：圖中虛線僅為說明的目的，并不形成所聲稱的設計部分。)

筆者認為，在目前中國既沒有GUI專利保護法律基礎，又沒有建立部分外觀設計保護制度的情況下，通過對于外觀設計的設計要點陳述來保護GUI，是可選擇的方式。

關于部分外觀設計專利保護范圍的界定，我們再贅述一點。正如上述我們講到的第200830249338號的游戲機屏幕專利，設計摘要中陳述“圖中虛線僅為說明的目的，并不形成所聲稱的設計部分”。部分外觀設計專利保護范圍的描繪，也是來源于日本的《意匠法》：關于產品的部分想要得到部分外觀設計專利時，則在所涉及外觀設計的產品中，將“想要得到專利的部分”用實線描繪，而“其他部分”用虛線描繪，限定產品的部分外觀設計。例如，在照相機的外觀設計發明中，即使想要得到外觀設計專利的部分是照相機的“把手”部分，成為權利客體的外觀設計所涉及的產品也應是包含該“把手”部分的照相機，而不是“把手”或“照相機的把手”。事實上，從我們查詢的中國外觀設計專利可以看出，專利人已經在運用部分外觀設計制度在中國申請專利。

(四)中國建立GUI外觀設計專利保護制度的探討

GU外觀設計專利保護制度，在國外的發展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但是在中國引起關注，還得歸功于蘋果公司與三星公司的頻繁互訴。

對于中國是否應建立GUI及ICON的專利保護制度，大多數學者意見認為，中國應引進國外的專利保護制度，建立GUI及ICON的外觀設計專利保護。如管育鷹在《中日關于產品界面設計法律保護的比較研究》一文、謝小勇在《計算機圖像暨圖形化使用者界面的外觀設計專利保護》一文中都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但也有學者不贊同在短期內推出GUI和ICONS的外觀設計專利保護。因為在我國的電子、計算機產品尚不具備優勢競爭力的情況下，就開放并提供另外一種可能造成產業發展障礙的外觀專利保護形式(電子、計算機產品的功能性技術一般都會尋求發明/新型專利的保護)，對于尚處于成長階段的中國工業設計產業，尤其是電子、計算機產品的界面設計不但不會起到好的保護作用以保護和促進國內的相關企業發展，反而可能會給該領域的國外領先企業提供壟斷、排擠國內企業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