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的記憶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汶川地震的記憶，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參建人員發揚頑強拼搏，善打硬仗的工作作風，冒著余震的危險，克服道路運輸困難，克服高原反應等不利因素，晝夜施工，提前完成了援建任務。在 廢墟中佇立起一座“吉林建設”的豐碑。

2009年3月，受一汽監理公司董事長的委托，我們一行人奔赴了黑水縣災區。300公里的公路走了二十個小時，途中看到滿目瘡痍，垮塌的房屋，坍塌的橋梁，隨處可見。大客車在余震不斷、滾石攔道的崎嶇山路上艱難爬行，路邊每100米就有一個人員拿著紅旗在監視著山體塌方。幸運的是我們躲過了徹底關大橋的垮塌，山越來越高，路越來越艱難，司機告訴我們，這就是當年走過的路。

黑水是一個少數民族居住的小鎮，多為藏羌族，我們來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了解當地的人文風情，尊重當地人們的風俗習慣是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

黑水吉林大道特殊的工作特點，決定了施工的難度，水文地質條件相當復雜，且道路是沿著黑水河修建，道路右側為懸崖峭壁，橋梁迂回與河流之上，加之沿河道  及大型擋墻均增加了施工難度，是在U型峽谷地段沿河筑一段擋土墻，填一段平臺，筑一段路。

黑水河的源頭是達古冰川，河水   ，沒有生物，河床 降大，水流湍急，六座橋梁有三座是順河橋，是在湍急的河流上建橋，難度可想而知，我們親眼目睹了當地的一名電工，不小心摔入河里瞬間就無影無蹤。

在進度上，吉林大道從開工之日起就是晝夜施工，二十幾臺沖擊鉆在不停對的鉆孔，地址條件復雜的地段一根樁基要一個多月才能完成。經過400多個日日夜夜，3年工期2年完成。

質量上經歷了最嚴峻的考驗，在施工中期，連續幾天大雨，一場特大的泥石流災害不期而至。泥石流夾著碩大的石塊，樹木順山而下，聲音震耳欲聾，人們跑到對面的山上觀看，泥石流沖擊著擋土墻，掩埋了道路。災害過后，清除了二萬多立方米的砂石淤泥。道路完好無損，擋土墻巋然不動。

安全上，沒有圍觀人員傷亡事故。

篇2

[關鍵詞] 汶川地震 遺產旅游 旅游災害 恢復策略

一、引言

四川是我國自然和文化遺產最集中的省份之一。在我國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35處遺產地中，四川有5處，居全國第二；國家級重點風景名勝區15處，居全國第一位；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與生物圈保護網絡”的自然保護區4處，國家、省等各級自然保護區163個；世界級地質公園1處，國家級地質公園11處，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7個，歷史文化名鎮（村）10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28處。憑借得天獨厚的遺產資源優勢，四川躋身于旅游大省之列，2007年全省旅游收入達1217.31億元，是全國第9個旅游總收入突破千億的省市。遺產旅游始終是四川旅游最搶眼亮點。

5月12日發生的里氏8級汶川地震，其慘烈程度幾十年不遇。災情最為嚴重的四川省人員傷亡慘重，諸多遺產景區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壞。地震發生后，該省的旅游已全面停止。2007年四川的旅游總收入占到全省gdp的11.6%，旅游對當地經濟的意義顯而易見。因此，在災難發生之初即著手啟動應急措施，制定和實施旅游恢復策略，這對于四川省的災后重建和經濟恢復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本文依據國際上對于旅游危機管理的研究成果，對汶川地震可能對四川遺產地旅游帶來的影響進行定性分析，并就災后旅游恢復提出建議。133229.COM

二、汶川地震對四川省遺產地旅游帶來的直接影響

1.旅游業務的全面暫停

地震發生當天國家旅游局就發出通知，提示游客近期暫不要前往或途經災區旅游；第二天下發《關于全力做好抗震救災工作的通報》，要求各省市區旅游部門迅速通知所轄地區旅行社立即停止組織赴災區或途經災區的旅游業務。這對正步入旅游旺季的四川省旅游業無疑是迎頭一擊。

2.旅游基礎設施的損毀

其中高速公路受影響輕微，5月14日已全部恢復暢通，但以汶川為中心的國省干線公路出現隧道塌方、大橋移位等較嚴重情況，通往九寨溝等重點遺產景區的道路損毀嚴重。災區供電、供水、通信等基礎設施也受到嚴重破壞。

3.自然文化遺產的損毀

四川地震災區涉及世界文化遺產1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49處，省級文保單位225處。目前所知損失最為嚴重的是世界遺產都江堰-青城山景區，二王廟古建筑群全部垮塌，魚嘴裂縫，青城山道教古建筑群嚴重受損。截至16日，全省共有56處全國重點文保單位和79處省級文保單位遭受損失，館藏文物損失758件。

4.旅游業的人財物損失

包括旅游管理部門及景區、旅行社、飯店餐飲娛樂業等在內的旅游行業的人員傷亡、應急投入（包括搜救、疏散游客、取消預訂團隊等）、賓館等接待設施損毀等。截至5月20日18時，全省旅游行業共遭受經濟損失331.47億元。

三、汶川地震對四川省遺產地旅游市場恢復的預期影響

近二三十年，世界范圍內旅游業面臨著越來越多的災害，有關旅游危機的研究不斷增加。研究表明，災害地旅游市場恢復受以下因素影響：災害的性質：受單一、隨機危機事件影響、后果可清晰預見的旅游市場易于恢復，后果不確定的危機事件（如美國9.11事件）將延緩恢復過程;旅游目的地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處于成熟期的旅游目的地比處于快速發展期的旅游目的地市場更難恢復;災害地區地理范圍的大小。據此分析汶川地震對四川省遺產地旅游市場的預期影響如下：

1.汶川地震災害的性質對旅游市場恢復的預期影響

汶川地震破壞力強，影響面大，但其性質仍屬單一、隨機的災害事件，后果清晰。據現有報道，災情最嚴重的都江堰遺產地雖然二王廟等古建筑垮塌，但堰體本身經受住了大震的考驗，魚嘴、寶瓶口、飛沙堰幾處重要設施無大礙，其遺產魅力不會受到影響，反而會因為度過此次地震劫難而更添傳奇色彩。省內其他世界遺產地除青城山道觀受損嚴重、九寨溝交通暫時阻斷外，大熊貓棲息地、峨眉山、樂山大佛、黃龍等處均無大礙，不可再生的遺產損失有限，災后重建完全可以恢復各遺產景區的旅游。從心理因素上來講，汶川地震非但沒有像9.11事件那樣撼動社會核心價值，相反震后中國政府積極作為的出色表現和全國人民、海外同胞萬眾一心共度難關的行動向全世界展現了中國政府和民眾的良好形象，有利于災后遺產地旅游市場的恢復。

2.四川遺產地旅游發展態勢對旅游市場恢復的預期影響

從宏觀上看，中國是一個正在迅速崛起的旅游目的地和旅游市場，2007旅游外匯收入41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3.5%；國內旅游收入7771億元，增長24%；旅游業總收入1.09萬億元，增長22.6%。微觀上，四川省2007年國內旅游收入1179.9億元，同比增長24.3%；旅游外匯收入5.12億美元，同比增長21.6%；全年旅游總收入達到1217.31億元，增長24.3%，與全國旅游增長基本同步。省內主要遺產地景區都江堰、青城山、樂山大佛、峨眉山、黃龍、九寨溝、恐龍博物館、竇圌山、海螺溝等地的接待和門票收入都呈增長態勢。正處于上升階段的四川遺產地旅游具有快速復蘇的巨大潛力。

3.災害地區地理范圍大小對旅游市場恢復的預期影響分析

研究表明，災后旅游者并沒有放棄旅游，只是以“安全”的目的地取代了危機影響地區。極端的情況下，旅游者可能以國內旅游取代出境游。但對于地理范圍狹小、且受到災害影響的地區而言，旅游更可能全面停滯而不是導向其他地區。因此，對旅游業整體而言，地理范圍狹小的災害地區將面臨更長的恢復過程。

四川省的情況需要做兩面分析。一方面，受此次災害影響嚴重的地區僅限于四川等少數省份，國際游客和國內其他省市的游客有足夠的替代選擇，有消息表明各地旅行社已開始向游客重點推薦張家界、桂林、昆明、海南等熱點長線旅游線路，因此，從整體上來說，中國旅游不會像2003年sars流行那樣受到重創，但這種強替代性對四川省旅游市場的恢復不是利好。另一方面，四川省面積廣大，災情存在差異，未受災地區或輕災區（包括省會成都及峨眉山等重要遺產景區）仍然保有旅游需求和接待能力，因此，只要措施得力，旅游市場可以較快恢復，并能起到帶動全省旅游恢復的作用。

綜上，震后四川省遺產地旅游恢復的有利因素與不利因素并存，但總體而言有利因素更多，可以預見，隨著災后基礎設施的重建與恢復，四川省的遺產地旅游將出現強有力的復蘇。

四、震后四川省遺產地旅游的市場恢復策略

綜觀國內外有關研究，旅游危機管理主要針對危機發生發展的不同階段來進行。faulkne將災難過程分為災前、災難逼近、緊急時期、中間階段、長期（恢復）和解決6個階段。沈和江、陳淑榮[11]根據世界旅游組織分布的《旅游業危機管理指南》，按照危機前的預防、危機期間的反應、危機后的策略的框架，構建了旅游業危機管理技術處理模式。借鑒這些理論與國內外旅游危機管理范例，結合當前四川情況，筆者認為，震后四川省遺產地旅游的市場恢復應特別注重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1.快速反應，制定應對災難及市場恢復戰略

如前所述，危機管理應貫穿從危機前到危機后恢復的全過程。災難發生后，旅游行業的第一要務必然是無條件地把主要精力、人力、物力用在救災上。但救災的同時也要把災后市場恢復納入全盤考慮，在災情已迅速明朗的情況下制定有針對性和前瞻性的市場恢復戰略。此為災后盡快恢復旅游市場的要務，不可輕忽與拖延。

2.及時進行信息通報，進行恰當的媒體宣傳

幾乎所有有關旅游危機管理的研究都強調了信息與媒體的重要性。流言的滋生、媒體對災情的渲染將加重民眾的恐慌心理。而旅游災害的影響路徑除通過對旅游資源和旅游交通設施造成極大破壞，降低旅游目的地的通達性和旅游資源質量，進而影響旅游需求外，旅游災害還通過損害旅游目的地在旅游者心目中的感知形象，從而改變旅游者心理預期和行為模式，直接導致旅游需求市場的波動。因此，災情發生后，最大程度地緩解其對民眾的負面心理影響，維護旅游目的地的形象極其重要。

四川擁有許多知名度極高的自然與文化遺產，大災之下其現存狀況自然也令人矚目。雖然國家文物局、旅游局官方網站上陸續有文物損失及險情、旅游業損失情況的報道，但總的來說，四川各遺產旅游地災后的真實狀況仍是霧里看花，尚待有公信力的媒體加大報道力度，特別是要強調和澄清受災輕微的遺產地。

信息時代，媒體的作用強大而微妙。此次震災使四川受到全世界的矚目，災害的慘烈已經通過發達的新聞媒體傳遍世界，災難現場的視覺畫面對公眾會造成強烈的心理沖擊，對此次災難的深刻印象很可能形成游客“四川是不安全地區”的心理定勢，從而對未來四川旅游的恢復產生消極影響。因此從現在開始到災后重建的全過程，要有意識地進行恰當的媒體宣傳，以透明的報道和一定的導向盡快重塑四川安全、魅力旅游地的形象。

3.在災難的不同階段進行有計劃、有步驟的針對性營銷

目前緊急階段已近尾聲，接下來將轉入長期的災后重建和恢復。對四川各遺產旅游地來說，在經過災情盤點后，應立即放眼未來，啟動市場復興計劃，開始有針對性的營銷。近期應著手考慮分別不同情況，將未受影響的景區、受影響較輕可在短時間內恢復的景區逐步推向市場，通過多樣化的營銷手段重新激活旅游業。中長期則應在政府或行業協會的主導下，對國際、國內各主客源市場進行目的地整體營銷，塑造劫后遺產、活力四川的整體旅游形象。價格戰略、節慶活動這些被事實證明卓有成效的危機后旅游恢復戰略都適宜作為刺激四川遺產地旅游恢復的手段。同時一些已經成熟的新的遺產旅游產品，如成都寬窄巷子歷史街區等也應盡快推出，為災后遺產旅游增添新的活力。

災難亦是契機，相信經受過災難洗禮的四川遺產地，將以更加瑰麗、神奇、剛毅的面貌呈現在中外游客面前。

參考文獻：

[1]四川省人民政府網站

[2]/gzdt/2008-05/14/content_971928.htm

[3]/gzdt/2008-05/14/content_972106.htm

[4]faulkner, b. (2001). towards a framework for tourism disaster management. tourism management, (22):135-147

[5]mansfeld, y. (1999). cycles of war, terror and peace: determinants and management of crisis and recovery on the israeli tourism industry.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38(august), 30-36

[6]mckercher, b. & pine, r.(2005). privation as a stimulus to travel demand?. laws, e. & prideaux, b. tourism crises: management responses an theoretical insight. philadelphia:the haworth press. /web/jttm

[7]ta.com/newsdetail/ newsshow.asp?id =a2008521842243134455

[8]/lysc/200804/t20080425 _271860.shtml

[9]/lysc/lytj/tjbb/200801/ t20080116_243640.shtml

篇3

自5·12汶川大地震以來，媒體上涌現了眾多的“地震詩歌”作品。這些詩歌作品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表達了民眾對自然災難、民族苦難和生命價值的追索。從詩與史的關系出發，本文描述的正是當前“地震詩歌”的價值蘊含，即其中表達的苦難記憶、“人民性”和國族認同。

【關鍵詞】 “地震詩歌”；苦難敘事；“人民性”；國族認同：詩史互證

如何重建詩歌與歷史、時代和現實的精神關系，這是困擾當代詩歌甚至是整個新詩史的問題。對于當下的詩歌寫作而言，當詩歌（文學）“絕望地回到文學自身”之后，我們又如何讓詩歌（文學）“重返”時代和社會，這就不僅僅是一個知識或理論問題了，而是已經成為一個寫作態度和價值訴求的問題。

自5·12汶川大地震發生以來，媒體上涌現出了許多的相關詩歌作品。這些詩歌作品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表達了詩人及民眾對大地震所帶來的災難、中華民族面臨的苦難考驗的哀傷和追索。一方面，有論者認為“大地震震出了一個復蘇的詩歌界”，地震“引發了全民詩歌熱潮”，另一方面，也有論者認為，這些詩歌作品具有大眾化、口語化、即時性甚至是“戰時性”的特點，并不具有特別的“藝術水準”。

這些不同評價都涉及到了“地震詩歌”[①]的藝術價值及其與社會的關系問題，但都未能充分呈現“地震詩歌”所表達的價值訴求。“地震詩歌”也會為時間和歷史（或者某種“文學史”）所選擇和清理?；谶@些考慮，本文并不是要從詩歌（內部）藝術的意義上來討論“地震詩歌”這一文學事件，而是針對這些詩歌作品與歷史、時代和現實的關系，也即是在“詩”與“史”的關系結構中來描述其價值蘊含。在本文看來，“地震詩歌”中所蘊含的民族苦難記憶、“人民性”和國族認同等諸多意義指向正是其價值表征。從這一角度來看，盡管作為一種“戰時性”（暫時性）的詩歌現象而且頗多雷同化的傾向，“地震詩歌”仍然為當代新詩寫作如何“重返”時代和社會提供了一種深刻啟示。

一、價值的關聯：地震與詩歌

僅以2008年6月號《詩刊·上半月刊》“抗震救災”詩專號為例，關于5·12大地震的詩歌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自然災難、民族苦難和民族國家主體性等諸多內容，其他媒體上涌現的詩歌作品也同樣在這些層面上多有表現。諸如李瑛《生命的尊嚴如此美麗》組詩、商澤軍《阿特拉斯的脊梁》、徐必?！秶业难蹨I》、蔣同《國哀：那一朵小白花》、白連春《整整一個地球的痛》、北塔《生命的物證》、葉舟《祖國在上》以及網絡上流傳甚廣的《孩子，快抓緊媽媽的手》、《寶貝啊，不要沉睡》、《媽媽的呼喚》、《孩子，天堂路上別走太急》、《最近我常常含著淚水》、《開往天堂的火車》、《爸爸媽媽，別為我們難過》等作品[②]都展示了在抗震救災的“戰時性”狀態下，詩人和民眾對大地震帶來的災難和民族苦難的哀傷和痛惜，同時也傳達出了一個民族在災難和苦難面前表現出來的前所未有的社會團結。

在這里，作為一個歷史事件的大地震和作為一個文學事件的“地震詩歌”就建立起了一種價值的關聯。也就是說，這些詩歌作品之于大地震并不僅僅是一種反映關系，其中還存著在一種意義關系?！暗卣鹪姼琛币环矫嬗涗浟舜蟮卣疬@一民族的歷史事件，另一方面也蘊含著一個國家和民族在“戰時性”狀態下呈現出來的苦難敘事、“人民性”和國族認同等諸多價值內涵。

如果說“啟蒙”與“救亡”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和思想史的雙重變奏[③]的話，那么，從整個現代文學史來看，“地震詩歌”則同時兼具了“啟蒙”與“救亡”的歷史主題。大地震及其災難，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民族危亡”的歷史想象，現實的危難從我們的歷史經驗中獲取了苦難的精神內涵。而“地震詩歌”同樣也從文學史（詩歌史）的經驗中獲取了“民族救亡”的寫作動力。從眾多“地震詩歌”作品中，我們一方面看到了“這被暴風雨打擊著的土地”[④]的歷史圖景，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一個民族已經起來”[⑤]了的歷史形象?！暗卣鹪姼琛狈路鹁褪且幻鏆v史的鏡子，在對現實災難和民族生存苦難的觀照中，我們仿佛回到了臧克家、田間、艾青等人歌唱的時代，同時又回到了“中國新詩派”和“七月詩派”等人沉詠的情景。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地震詩歌”作為一個整體的文學文化事件，在現實的語境（自然災難與民族苦難）中獲得了“民族救亡”和情感與精神啟蒙的意義。

可以說，在對地震災難、人性磨難和民族悲愴的苦難想象與敘述中，眾多“地震詩歌”作品交織著生命、死亡、苦難、大愛與民族精神的繁復旋律，這些繁復旋律正演繹著“啟蒙”與“救亡”的復調敘事，而非一種聲音壓倒另一種聲音的“雙重變奏”。因此，在“詩”與“史”的關系結構中來看，并在價值和意義的維度上進行考察，“地震詩歌”既體現出了關于個體生命價值的思考，同時也蘊含著一種民族國家的集體情感和認同。作為自然災難的大地震因此而具有了精神苦難和價值重塑的意義和功能，詩歌對苦難的書寫加強了現代新詩“人民性”的文學品質，同時也進一步強化了每一個中國人的國族和身份認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地震與詩歌再次確立了“詩”與“史”的關系，并締結了多重的意義關系?！暗卣鹪姼琛钡某霈F既是對難以抗拒的自然災難——大地震的歷史書寫，也是對隱秘的民族心靈史——國族認同的一種情感（文學）呈現。

二、題旨一：災難考驗與“人民性”

當下的“地震詩歌”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表達了大地震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災難及考驗，以及國家和人民抗震救災的信心和力量。在這個意義上說，“人民性”是“地震詩歌”的基本情感和價值意向。在這里，“人民性”指涉的并非是單純的政治和階級含義，而是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共同的民族情感、經驗和精神。在全民抗震救災——“民族救亡”的歷史時期，“地震詩歌”體現出的這種“人民性”的文學品質，既是現實的呈現，也是民族情感、力量和信心的匯集。

從眾多作品中可以看到，詩歌的抒情主體再一次回歸到時代的“大我”。如《這時候——寫在5.12四川汶川震災之后》：“當十三億同胞伸出了溫暖的手/當淚水打濕了一張張善良的面容/這時候，我們挺直了滄桑的腰板/我們昂起了高貴的頭顱——/為了抵抗這無法避免的天災/我們變成了熱血沸騰的英雄 /這時候，我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我看到了中國的強大”。在這樣的詩歌里，抒情主體“我”和“我們”并不存在什么情感、價值、觀念和意圖的差異，而是從不同的角度對地震災難和民族精神進行反復的敘說。在詩歌里，“我”是作為一種視點而存在的，而“我們”才真正是詩歌情感擴張的輻射源，或者真正的抒情主體。因而，作為詩歌敘述者的個人和作為詩歌抒情主人公的集體——“我們”、“十三億人”在這里達成了情感和意向的統一性。再如一首《我們的心——獻給汶川的血肉同胞》，在“地震詩歌”中頗具代表性，它直接以“我們”進行詩歌的抒情和敘事:

我們的心朝向汶川/我們的雙手朝向汶川/我們陽光般的心朝向汶川/我們旗幟般的雙手朝向汶川/我們十三億雙手向汶川去！/……/讓我們的心朝向汶川/讓我們的雙手朝向汶川/讓我們陽光般的心朝向汶川/讓我們旗幟般的雙手朝向汶川/讓我們十三億雙手向汶川去！/汶川流淚/夜，很安靜/往日的喧囂也緘默了言語/儼若戰后的城市/荒蕪且退去原有的色彩/滿街道的灰土/和坍塌樓道里的死亡氣息/埋沒了花草昨日的鮮艷/掩埋了螟蟲昔日的笙歌/飛鳥也遠離了故土/不忍視/汶川流淚/四川流淚/中國流淚

自然災難的考驗和民族國家的精神力量在這里匯集了。正如詩人艾青在70年前的那首《我愛這土地》所描繪的歷史圖景和民族苦難一樣，國家和民族正面臨著災難的考驗，詩歌抒情主體也轉變成為一個時代的歌手，傳達出了一個集體的聲音。“故土”、“家園”、“戰后的城市”和“災難”等諸多形象都具有了一種精神的意義，而“我們”則成為“地震詩歌”普遍的抒情方式?？梢哉f，詩歌抒情主體的包容性使“地震詩歌”不僅僅起著一種集體代言的作用，而且還有效地傳達出一種共同的和普遍的情感。在“地震詩歌”里，“人民”和“人民性”再次顯現，使得詩歌再一次恢復了它應有的功能。

書寫民族的災難和民族的重生是這些“地震詩歌”最基本的意義傾向。其他相關作品如郭文斌《中國，你為什么淚流滿面》、劉繼明《哀悼日》、魯文詠《地泣與國殤》等作品都直接書寫了民族和國家在面臨地震災難時的艱難和信心。這些詩歌尚未能直接深入對災難和苦難的思考和剖析，而是直接展現“人民”和“人民性”的時代主體。因此，重塑一種新的時代主體和主體精神也是“地震詩歌”最普遍的主題之一。作為當代新詩的核心命題，“人民”和“人民性”在“地震詩歌”里被再次激活。

當代詩歌在經歷了“政治抒情詩”、“朦朧詩”、“第三代詩”、“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之后，作為一個詩學話題，詩歌的抒情主體從“大我”“回歸”“小我”已經為當代詩歌史所確認，但我們會發現，當下詩歌寫作的思想和審美空間變得越來越“個人化”。如何在現代詩歌寫作中重新恢復“我們”——另一種抒情主體的價值和權利，或者如何在表達個人體驗的同時融入民族國家的情感和命運的內容，這是在當下詩歌寫作中一直被忽略的問題。在這次大地震和“地震詩歌”事件中，詩人們及民眾暫時放棄了理論上的成見和分歧，災難、苦難、生命與愛、國家與民族成為當下詩歌的共同話語，這也許正寓示著詩歌寫作應有的一種品質和良知：“我們”如何表達“人民”與“人民性”？

“地震詩歌”作為一種現象，它給我們的啟示恰恰在于：詩歌與時代和社會的關系同樣是一個理論和實踐的詩學命題。當“地震詩歌”讓“我們”重新成為詩歌的抒情主體時候，一個新的歷史主體也復活了。因此，可以說，作為歷史事件的地震在激活詩歌，作為文學事件的“地震詩歌”也在激活詩歌的主體——“人民性”。從“地震詩歌”的寫作者來看，眾多“非專業”作者的參與也為當下詩歌寫作提供了一種可能性。正如批評家謝有順在評價“地震詩歌”時所說，“詩人和作家要勇敢地面對自己，面對眾人，面對現實；他寫的作品不僅要與人肝膽相照，還要與這個時代肝膽相照。”[⑥]當“我們”成為當下詩歌的主人公時，詩歌、詩人、民眾與國家民族、時代和社會才再次達成了情感和價值的溝通。因此，“地震詩歌”所展現的“人民性”，給我們當下的詩歌寫作呈現了一種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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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題旨二：苦難敘事與國族認同

對苦難和災難的“歷史化”書寫也是“地震詩歌”的基本題旨之一。對“歷史”（現實）的“歷史化”敘述是建構一個國家和民族主體性和身份認同的重要方式。盡管大地震依然是我們當下的現實，作為一種“戰時性”文學表現手段，“地震詩歌”則已經提前將大地震“歷史化”了。在對大地震的“歷史化”書寫中，“地震詩歌”容納了“苦難”敘事的成分，甚至帶有某種民族寓言和神話的特征。在許多“地震詩歌”的敘述里，大地震給我們帶來的苦難已經成為我們共同的一種歷史記憶。也正是這種集體的“苦難記憶”成為我們國族身份認同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大地震是我們共同經歷的歷史，苦難是我們共同經歷的苦難。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地震詩歌”已成為建構和強化我們國族身份認同的歷史敘事。

如在媒體上流傳甚廣的《孩子，快抓緊媽媽的手》一詩這樣寫到：“孩子/快抓緊媽媽的手/去天堂的路太黑了/媽媽怕你碰了頭/快抓緊媽媽的手/讓媽媽陪你走//媽媽/怕天堂的路太黑/我看不見你的手 /自從倒塌的墻/把陽光奪走/我再也看不見/你柔情的眸……”在這樣的詩性言說里，個人作為敘述者，在對苦難的敘述中，容納了對生命意義和價值的體驗。“媽媽”和“孩子”穿越時空和生死界限的對白，將苦難化作生命和希望的禱告?？嚯y讓我們反觀和照亮現世的生存。再如《開往天堂的火車》一詩，是將生命與死亡、告別與歸家、苦難與幸福表現得最讓人痛切心扉的作品之一：

這是開往天堂的火車/注定有一條河流清澈的流向/就像那些川北的孩子/他們的告別乖得沒有一點聲響/我第一次看見/我們的孩子/變得像大人一樣堅強/他們行將離去的站臺/也不再需要爸爸媽媽與奶奶的/送行//這是開往天堂的火車/注定會穿過一片鮮花的海洋/就像那些川北的孩子/我知道他們來自神靈的家鄉

這些作品從苦難、人性的角度將災難、生命的罹難和死亡作為生命的歸宿的敘述，對大地震帶來的“苦難”進行“歷史化”的書寫?！盎疖嚒?、“告別”、“站臺”、“天堂”和“家鄉”等種種意象都無不意味著生命的歸宿和幸福。這樣的苦難敘事在一定程度上帶有審美化的傾向，災難、苦難和死亡被賦予了一種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有某種神話和寓言的意義功能。

在這些充滿“個人化”的苦難敘述中，苦難已不僅僅是個體和生命、死亡的意義關系，而是已經成為我們每一個閱讀者的苦難記憶?！案鎰e”與“歸家”、“離開”與“尋找樂土”的意義結構是詩歌史上一直都存在的“神話寫作”的基本模式，而這一類“地震詩歌”則在這一向度上體現了生命、人性與苦難的意義關系。應該說，這樣的苦難敘事是非政治意識形態的，它們所表達的是苦難和對苦難的意義追索?！罢l點燃了這燭。并且，讓燭光成了中國鋪滿陽光的午后最痛的傷口/一只叫做汶川的陶罐，一只被舜用寬仁的手指/就著厚厚的黃土與淚一般透明的水焙制成的陶罐/被黑色的燭光擊中，然后/碎了……”（龔學敏《汶川斷章》）在這樣的苦難敘述里，“汶川”、“地震”、“舜”、“陶罐”和“黑色的燭光”等意象實現了跨越歷史時空的碰撞，地震災難與民族傳說一起呈現了人性、生命、個人和民族國家共同的心理原型，這種“神話寫作”恰恰是有關人性和苦難的，這里面容納的意義和價值正隱藏著一個民族國家潛在的精神結構。

與苦難同時傳達出來的，還有關于愛的內容。苦難與愛作為詩歌（文學）寫作中的一種原型或母題，同樣在大地震這一歷史事件中找到了表現的空間。許多“地震詩歌”直接以愛為題，將自然的災難、人性的苦難以及生命救贖等復雜的情感體驗融合到一起。苦難、愛與生命本身結為一體，苦難因此而多了一層悲憫的宗教色彩，愛也超越了世俗的理解上升成為一種“大愛”。地震災難帶來的“恐懼與顫栗”背后是對苦難的擔當和愛的力量。有詩句這樣寫到：“這不是詩歌，我只是如此呼喊/愿以一個死難者的聲音/此刻醒來，就要永遠醒來/因為我們還在經受更為嚴重的災難/它來自我們自身，來自陰謀和戰爭/來自掠奪、殺戮、膨脹的私欲和勾心斗角/你甚至還來不及發現/靈魂已離去好多年……”（東蕩子《來不及向你們告別》），還有詩句這樣表達了對苦難和愛的悲憫：“當我寫下/悲傷、眼淚、尸體、血，卻寫不出/巨石、大地、團結和暴怒！/當我寫下語言，卻寫不出深深的沉默。”（朵漁《今夜，寫詩是輕浮的》）在詩人的話語敘述里，有對自然、苦難和生命的敬畏，有失卻家園的悲傷，也有對自我的責問，苦難與愛被賦予了懺悔和救贖、生命歸宿與精神家園的意味。

盡管這些詩歌作品帶有強烈的“個人化”和“神話寫作”寫作的痕跡，但我們可以發現，這些詩歌作品仍然從“個人化”的苦難記憶里表達了一種集體的苦難歷史。很多“地震詩歌”作品中都不約而同地將“我”或“我們”這一詩歌的抒情主體導向“汶川人”、“四川人”和“中國人”，正如有一首詩這樣寫到：“此刻/我們都是汶川人/我們都是四川人/我們都是中國人”，“汶川人”與“四川人”作為一種地方性情感、知識和經驗的主體，在“地震詩歌”里則獲得了更高的意義，作為詩歌的抒情主體，它正是一種情感反射，它所投射的是一個更大的主體性——“中國人”。其他詩歌如《國家的眼淚》、《國哀：那一朵小白花》、《14時28分的祖國》等作品則直接從時代“大我”的角度展開了對民族苦難記憶的“歷史化”書寫。

“歷史化”意味著對記憶的整理，記憶則保存一個民族的共同的心理和情感。在對地震與災難、生命與死亡、苦難與幸福、愛與擔當的“神話寫作”中，詩歌的抒情主體、國家、政府、社會和民眾已經結成為一個命運的共同體。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地震詩歌”的苦難敘事，強化或者凸顯了一直隱藏于這個國家和它的人民心靈深處的身份認同。

四、詩史互證：苦難記憶及其意義

隨著災難的過去，“地震詩歌”的熱潮也會逐漸趨于平淡，“地震詩歌”作品也會經由時間的選擇和淘汰而去粗取精。但與過去的幾次詩歌事件（如“梨花體”等事件）決然不同，這一次的“地震詩歌”事件則激活了“詩”與“史”的互動關系。地震與詩歌發生意義的碰撞，也正是“詩”與“史”實現價值傳遞的歷史契機。在“地震詩歌”熱潮中，凸現出來的是“史”的意義，而“詩”的意義則已經退居其次。對于我們而言，作為一個歷史事件的5·12大地震給我們帶來了無限的傷痛，作為一個文學事件的“地震詩歌”則讓我們在災難考驗和苦難記憶中看到了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也看到了一個民族國家的形象和精神品質。關于大地震的苦難敘事讓當代詩歌寫作尋找到自我升華的機會，也讓我們從詩歌寫作和歷史敘事中看到一個人、一個民族隱秘的心靈史。這也許正是“詩史互證”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這也正如謝有順所評價的那樣，“這（地震詩歌）至少可以給我們帶來兩點啟示：一是它向我們重申了詩歌和情感之間的永恒關系；二是詩歌并未退出公共生活，只是，詩人要重新尋找詩歌介入公共生活、向公共領域說話的有效方式。國難過后，未必就會出現詩歌繁榮的景象，但這一次的詩歌勃興，為詩歌重返現實敞開了新的可能性。”[⑦]詩歌與時代和現實的意義關系，同時也意味著詩人對時代的態度或價值取向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地震詩歌”既體現了現實對詩歌的情感激發，也體現了在長久的“個人化”寫作之后，詩歌對介入現實和公共生活的精神需要。

作為一種文學事件，“地震詩歌”現象已超越了單純的詩學（詩歌文體）理論的闡釋范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地震詩歌”寫作也是“組織中國‘歷史’的過程，是一種對‘歷史’的寫作”。[⑧]因此，在文學史的視閾中，“地震詩歌”則給我們提供了一種啟示，即“詩”與“史”的辯證關系及其意義給我們當下詩歌寫作提供的可能性?！霸姟迸c“史”的互證，以及其中容納的苦難記憶、“人民性”和國族認同等價值因素為我們正確認識詩歌的作用和功能提供了理論的和歷史的依據。

[①] 作為一種描述和概括，“地震詩歌”是針對這些詩歌作品的題材和內容而言的，尚未成為一個詩學概念或文學史概念。

[②] 本文所涉及到的相關作品來源于《詩刊》2008年6月上半月刊、“左岸文化網”及其他網絡媒體，文中不再一一注明出處。

[③] 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參見李澤厚：《中國思想史（下）》，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849頁。

[④] 出自艾青1938年的詩作《我愛這土地》。

[⑤] 出自穆旦1941年的詩作《贊美》。

[⑥] 參見《南方日報·文化周刊》，2008年6月1日。

篇4

2008年5月12日，一場無情的天災降臨在曾經天高云淡的汶川。盡管5.12汶川大地震已經過去將近一年了，但只要一想起在地震中涌現的人和事，我都會思緒萬千，感慨不已。

令我記憶猶新的是：2008年5月12日，一場無情的天災降臨在曾經天高云淡的汶川。盡管5.12汶川大地震已經過去將近一年了，但只要一想起在地震中涌現的人和事，我都會思緒萬千，感慨不已。

令我記憶猶新的是：守護——那是德陽市漢旺鎮東汽中學譚千秋老師留給我們最后的姿態，命懸一刻的時候，他不顧自己的安危，張開雙臂，仿若一只展翅護犢的雄鷹，從死神手中奪回了四個年輕的生命，把生的希望留給了他的學生，而他卻留在了那片布滿沉痛的土地上。另一位優秀的語文老師袁文婷，在地震發生的一刻，以最快的速度救出十余名學生后，自己卻因樓板坍塌而傷勢過重永遠閉上了她那雙美麗的眼睛。是老師的那份神圣感，是對學生們的那份熱愛，讓譚老師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讓袁老師做出了青春的抉擇。每每回想起兩位老師的故事時，我都不禁潸然淚下，這份高尚的情操震撼了我的心。我暗自想，以后我長大了也要做一位老師，將他們那種無私的愛永遠傳承下去。

還有那年輕的女警官蔣曉娟，解開自己的衣襟，用乳汁哺育那些在地震中失去父母、嗷嗷待哺的嬰兒。許多武警官兵和醫療隊員們冒著余震的危險，深入汶川，搶救被埋在廢墟下的傷者。一雙雙結實的手早已是傷痕累累，鮮血直流，但武警官兵們仍在用雙手挖著厚厚的樓板，為的就是多救出一個人。正當武警官兵正全力營救傷者時，一場余震再次來臨。頓時，一名戰士跪倒在地，苦苦哀求：“求求你們，求求你們讓我再救一個！”現場的人無不痛哭失聲，為之動容……那從四面八方奔赴而來的志愿者,盡自己的力量幫助著受災群眾,給這片充滿傷痛的土地灑下了一縷縷陽光。

篇5

［關鍵詞］ 《唐山大地震》;創傷記憶;民族記憶

當悠揚空靈的超度亡靈的樂音響起，當鏡頭從堅硬石碑上那一排排的名字間滑過，當電影中的那位非電影人物宋守述老人喃喃自語“過兩天我再來看你”的時候，輕柔樸質的話語像紀念碑上的文字深深鐫刻進我們的心。老人在他的有生之年會常常來看望長眠于此的親人，而對于我們這些沒有親歷大地震，也從未到過唐山、汶川、玉樹的人而言，從1976到2008乃至2010的當下，從唐山、汶川、玉樹到我們安然生活的一隅，大多數人是通過《唐山大地震》這部電影第一次正視和思索著這些民族的巨大災難。因此，《唐山大地震》中雖然只是表現了一個極其普通的家庭的悲歡離合，但是它在某種意義上勢必成為建構我們民族記憶的文本之一。

在災難頻仍的今天，世界電影似乎特別青睞災難片，描寫大地震的近年備受矚目的就有好萊塢大片《2012》，而小松佐京的小說《日本沉沒》自1973年被拍成電影以來一直深受日本國民歡迎，2006年運用高新技術重新拍攝后，又取得超過70億日元的票房。但這些電影不僅把災難作為整部影片的敘述中心，而且總體上是建構在對未來的幻想上的，觀眾在享受視覺盛宴的同時往往只是意識到居安思危而鮮有更深層次的心靈沖擊?！短粕酱蟮卣稹穮s大不相同，首先唐山大地震是中國當代史上最慘烈的災難之一，年代相去不過三十余年，加之近年地震頻發的真實創痛也遠未平復。其次盡管影片也真實地再現了1976年7月28日那場震驚世界的巨大災難，但那僅僅是電影敘述的出發點，全片真正要講述的卻是：災難給人們帶來了種種難以彌合的創傷記憶，每一個人是怎樣掙扎著一點一滴地療愈這創傷、又是怎樣頑強地生存下去的。確如片中所說：“房子可以重建，可心里的廢墟卻很難重建?！庇捌瑸槲覀冎v述的正是這艱辛的心靈重建之路。

《唐山大地震》的第一個鏡頭是鋪天蓋地的蜻蜓飛掠唐山市區，此后，天地驟然色變，樓房轟塌，街道陡開，人們張皇失措，呼天搶地……23秒的天災轉瞬即逝，天災之后的人生抉擇殘酷無比。母親李元妮在23秒過后失去了所有，她眼睜睜看著剛剛還和自己親熱的丈夫，瞬間消失在房屋倒塌下的灰燼里，她的還在屋中甜甜睡著覺的一雙兒女，剎那被一塊水泥預制板壓在了下面。預制板不可能同時拉起來，只能夠撬動一端，壓下另一端。作為母親的她必須在兩個孩子之間做出抉擇：救出一個，放棄另一個。然而更為殘酷的是，選擇之后，母、子、女三人此后32年的人生軌跡，由于“選擇”所背負的悔與罪、怨與恨，一次又一次地出現轉折。

李元妮無疑是無數唐山大地震中幸存的成年人的代表，她對趕來的婆母不斷地說：“對不起，對不起，只有我一個人啥事沒有?！睆拇怂撵`背負的便是對逝者的負罪感，加上她在女兒與兒子之間的不同尋常的抉擇，使她的負罪感可能比別的幸存者更加深重。但她沒有選擇自殺，并拒絕了那個電器修理工的求婚。她雖然痛徹心扉，但她并不孤寂。首先是因為她有方達，她要把方達養大成人，盡管也像所有嘮叨的母親一直心疼孩子，又為孩子的不聽話而黯然神傷。

然而支撐她的還遠遠不只這些，她之所以拒絕了求婚，當然不是固守從一而終的禮教，也不是因為她的內疚，而是因為她懂得一個寧愿用生命去營救自己的男人，是最值得用一生去守護的；更是因為她要為已逝的丈夫和女兒守望一個完整的家，她不愿、也不想走出她心中的廢墟，這廢墟才是她堅強活下去的真正支撐。家里的顯要位置供奉著丈夫、女兒的照片，供桌上的貢品一絲不茍，都是他們生前的最愛。每一年的祭掃，她都在焚燒小山般的紙錢，每一次都在絮語著自家的日常生活、新唐山的建設，就像他們只是出門在外而已，以至方達說：“媽，這也太}得慌了吧。”其實在影片結尾看見那位現實中的宋守述老人說“過兩天我再來看你”，我們就應該知道這是唐山人的生活常態，他們從未忘記那些逝去的親人。

李元妮同時也選擇了堅守唐山。她甚至寧愿讓婆婆帶走自己的命根兒方達，也不愿意離開唐山。不論是人間天堂杭州，還是新建起來的公寓，都沒有動搖李元妮住在唐山這個“家”里的決心。因為，在唐山這個“家”里，她在陪伴著自己的親人，讓他們的靈魂能夠找到永久的安息之地，更為重要的是，她的靈魂也能得到些許的安寧。她與女兒重逢的時候說，絕不允許自己過上“花紅柳綠”的日子，這同樣也是一種堅守。知道“逝去”的女兒即將歸來，卻沒有摘下墻上的照片，不是如方達所說老太太高興糊涂啦，而是母親通過照片和盆里新鮮的西紅柿無聲地告訴女兒：我從未忘記你。

對于李元妮而言，時間絕非“逝者如斯夫”的流逝，時間和歲月是一種記憶的堆積，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她在精神與物質的雙重的自我折磨中，在守望廢墟中實現著自我心靈的救贖，實際上也正是這座建造在心尖上的廢墟讓她堅守了32年。或者說，她此刻一點也不脆弱，她的內心無比堅強。在這里，記憶顯示出它的非凡能量，因為記憶不僅詮釋著自己的過去，更是個人乃至群體賴以設計自我的出發點，更是人們立足當前、著眼未來的根本動力。

母親李元妮在生死抉擇之際喃喃低語：“救弟弟。”雖然是因為母親看見了弟弟的身影，也聽見了弟弟的痛苦，情急中說出“救弟弟”也是人之常情，但這在“被拋棄”的女兒方登幼小的心里卻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烙印，以至在她人生的每一個拐點這個聲音都仿佛幽靈一般的冒了出來，影響著她的每一個人生抉擇。如此一來，女兒方登的創傷記憶在地震幸存兒童中就很有代表性，而她的成長歷程中創傷與療愈、尋找自我存在之路也要比母親艱辛和扭曲得多。

方登在地下真切地聽到了母親對自己的“判決”，承受了死亡的那一刻，她流下了絕望而孤寂的眼淚。人在遭逢突發事件之后，尤其是面對親人的反常舉動所作出的本能反應，往往不是把怨恨指向災難或者是災難的制造者，而是把心理的怨懟等情緒直接指向了親人，這種心理強烈地消解著親情，極易使人與人之間陷入隔絕和冷漠的狀態之中。因此當方登從父親的尸體旁爬起來的時候，沒有去尋找自己的母親，而是在陰雨中順著人流開始了她的另一種人生。

方登被軍人夫婦王德清、董桂蘭收養，她也由影片開始的那個活潑愛說話的小女孩變得陰郁執拗、沉默寡言。用一句“我記不起來啦”搪塞所有的詢問，用沉默來應對新的人生，方登就此懸置了自己的記憶，將痛苦的記憶強行壓抑到意識的深層，這是對于精神創傷的一種退行方式。然而創傷記憶并沒有就此消失，它用噩夢和頭痛來時時提示它的存在。方登長大后考上了醫科大學，固然有養母的影響，恐怕動因更來源于她的內心隱秘。在醫科大學她認識了一位男友，我們大可譴責那位男友的不道德，等等，但如果我們細細品味，懷孕、退學乃至遠走天涯，對于方登而言，并非出于被迫，而完全是她的自主選擇。作為醫學院的學生，避孕應該是一種常識，而方登選擇了懷孕，而且對男友強調自己是唐山人，經歷了生死大考驗的唐山人自然有一種與常人不同的對生命的體悟和關愛，她要保住孩子。其實，她下意識地在內心深處和自己的母親叫板：你沒能保護自己的孩子，而我在這種艱難的抉擇中卻能！最終她選擇遠走加拿大，其動機還是來自內心的怨懟。正如母親在重逢之際所說：“她躲我那么遠哪。”

方登什么時候能從沉默的深海底浮上水面呢？在這里家庭溫情、人的慈悲與愛憐逐漸顯示了巨大的功能。在養父母的體貼中，我們看到小方登在災后第一次浮現了笑容，說出第一句話：“我叫王登?！泵值谋Ａ粢矠榉降堑膬刃牧粝铝艘粔K柔軟的芳草地，為她日后的心靈救贖開啟了縫隙。遠走加拿大，邂逅異國之戀的溫情令她有勇氣重新踏上中國的土地，尤其是在她真的為人母后，向自己的母親復仇的心態也有所消減。她回到養父身邊，面對老人“我天天惦記著你”的嘶喊，面對著老父的悲喜交加，她的心靈再次被震動，終于說出了自己隱藏多年的秘密，養父停了半晌，一字一頓地說：“可親人還是親人哪?！?/p>

32年后的汶川地震令她再次親歷了災難式的創傷，也真正觸動了她踏上正視自我的歸途。32年前她是被救助者，32年后她是救助者，她親眼目睹了那位母親的艱難選擇，親眼目睹了母親們在生與死之間為孩子們所作的決定，她終于體味到了仇恨之外的痛。

當母親跪在了她面前百感交集地說：“我，給你道個歉吧！”方登并沒有立即去攙扶跪在面前的母親，她心中還沒有最終解開怨恨的羈絆，但實際上當她踏上歸途就已說明她開始體諒母親。直到方登與母親在墓地抱頭痛哭，方登才意識到這32年間母親所經受的巨大精神痛苦與情感的折磨，在爆發的一連串的“對不起”中她真正原諒了母親，解開了自己的心結，也實現了自我精神創傷的療愈。

我們在歷史文獻上，常?？吹饺绱擞涊d：唐山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3時42分538秒，發生于中國唐山的里氏78級大地震，造成242 769人死亡。242 769是個極其枯燥抽象的數字，其實在每一個唐山人心中都如電影中的李元妮一家、現實生活中的宋守述老人一樣有著關于自己親人的鮮活記憶，每一個數字、每一個名字都是一個鮮活的生命。在《唐山大地震》里，馮小剛就是在為這些活著的、逝去的普通人書寫歷史，在這種書寫中，每一個個體生命也就成為民族歷史的一個部分，電影讓原本靜態的社會記憶（檔案文獻）轉化為了動態的社會記憶（被閱讀和被談論）。也就是說電影演示的雖然是個體記憶，但指向的卻是民族的集體記憶，這種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相互指涉共同建構了當代中國的民族記憶，同時也涉及災難記憶與當代中國人的自我身份建構等問題。用伽達默爾的話說：“我們不僅本身就是這種環環相扣的長鏈中的一環，而且我們每時每刻都可能從這種源自過去，迎面走來并傳承給我們的東西中理解自己?！雹僖虼嗽跉v史與回憶的關系中，美國學者詹姆斯.E.楊主張將回憶重新納入歷史敘述，德國學者阿萊達•阿斯曼進而指出：“盡管回憶能力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它卻依然是讓人成其為人的東西。若是沒有回憶能力，我們就不能構建自我，而且也無法作為個人與他人進行溝通?；貞浌倘徊⒎强傉鎸崳覀儏s不得不認為我們的回憶是真實的，因為它們是我們賴以汲取經驗和建立關系，尤其是賴以繪制自我認同圖像的材料?！雹?/p>

我們的民族前行于鮮血淋漓中，如果不能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在時間的包裹之下，或許真的如魯迅先生所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雹垡虼?，盡管很多影評人指出電影中還有種種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盡管制片方夸口票房要拿多少億、23秒特技燒掉多少錢，這些相對于影片要傳承的東西多少都有些反諷的意味，但我們仍要說，在這樣一場天災人禍頻發，然而我們民族的自我反思能力亟待改進和提升的年代，《唐山大地震》的創作難能可貴。

注釋：

① ［德］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補充與索引》（修訂譯本），洪漢鼎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170頁。

② ［德］哈拉爾德•韋爾策編：《社會記憶：歷史、回憶、傳承》，季斌、王立君、白錫乙耄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頁。

篇6

這注定是一個無解的難題。母親難以逃脫自責的負罪感，女兒也無法面對母親放棄自己的心靈創傷。這里的無解，并不是故事的無解，而是人性的無解。人類如何才能修復這種因災難或苦難帶來的人性扭曲？這是馮小剛拍攝這部影片，一直在真正面對的難題。父親死了，眼睛永遠的閉上了；母親和女兒雖然活了，但內心的傷口卻一直張開著。人們在電影院中留下的淚水，不僅是為這對母女，更因為災難對生命和人性的傷害與扭曲。

在觀看這部電影時我流下了淚水，很多年沒有這種觀影的感覺了。但同時馮小剛最拿手的幽默元素依然存在：除去對于植入廣告的些許不滿外，兒子的那句“這里雞不缺，蛋也有的是”還是讓人忍俊不禁。但電影更多的是渲染了情感的力量，無論是對故事、畫面節奏的把握，還是對觀眾情緒的駕馭，馮小剛都顯示了他嫻熟的功力。對大地震的災難表現，也處理的恰到好處，既形成了對故事發展的推動和壓力，也沒有過度的渲染，電影在意的是如何讓觀眾能設身處地走進角色的情感中，一旦與之呼應、合拍了，你自然會與角色一起深入到那復雜的人性世界中。人們流下的淚水，其實是對自己人性的一次凈化，流出的不過是那些遮蔽人性的雜質。

近百年來，中國有太多的苦難和災難，被遮蔽在人們的記憶之外。除了前兩年看過一部國產的反映臺風的災難片以外好像國內沒什么值得記憶的災難片了。人們幾乎已經遺忘了該如何用電影來表達苦難對人性的傷害。苦難在公共話語中的失聲，使越來越多的人失去了直面不幸與悲傷的能力。天災人禍是我們無法避免的，就像《2012》一樣。天災在世人眼里承擔了一個惡的角色。其實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讓經歷苦難的人發出聲音，不僅是對那些受難者生命的尊重，也意味著將那些個體的苦難記憶，轉化為民眾可以用來自我教育的公共記憶。它其實也是民眾間尋求文化認同的一種方式。這種記憶對一個民族，是最為重要的精神財富。因為對歷史的苦難記憶越深刻，就越能警示人們提放這種苦難的再度發生。當08年發生汶川大地震的時候，電影中顯示的救援場景和唐山地震有了天壤之別，整個民族對待災難的態度日臻成熟，災后的心靈重建是比實體重建更重要的一環，溫總理的一句“大難興邦”道出了其中的真諦。

篇7

距離“5•12”汶川地震即將兩周年之際,4月14日清晨7點,青海玉樹發生里氏7.1級強震。在黃金救援的72小時內,中華民族再次顯示出“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強大凝聚力。不過,各方在這次地震救援中的表現,與汶川地震顯示出很大的不同。

同樣的悲天憫人,同樣的心急如焚,同樣的與時間賽跑,但與汶川地震救援初期所不同的是,政府各部門和社會各方在這次地震救援行動中的表現,顯得更加自信而從容。同樣的搶救幸存者,同樣的投送救災物資,同樣的安置災民,玉樹地震救援傳承的不僅僅是汶川精神,更是汶川地震所震醒的國民意識。

我們對2008年汶川地震的記憶依然清晰。當時的情況是萬分緊急―因通信中斷一時無法恢復、地理情況復雜救援人員一時無法進入,災區的死寂與外部的心焦相互交織,舉國揪心。而這次玉樹地震的消息,通過網絡、廣播、電視、報紙等,迅即傳遍大江南北。從國務院各部門到地方省市,從社會組織到普通個人,立即予以了高度關切并迅速投入到各部門組織的救援行動中去。

災情就是緊急而無聲的命令。國家地震部門第一時間測定和了地震震中、震源深度和強度等信息,并立即啟動了應急指揮平臺,密切監測和通報余震信息。國務院抗震救災指揮部迅速成立,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總理先后趕赴災區坐鎮指揮。工業和信息化部大力協調運營商,24小時之內緊急恢復了災區的主要通信設施。武警、迅速奔赴災區,并通過車載衛星通信、地理信息系統等,前后方的信息的實時溝通,極大地確保了指揮調度的高效有序。衛生部門迅速組織了大批醫療救護人員趕往災區。民政部門在地震之后的36小時之內召開了新聞會,通報了災區各種最新救援數據。公安部門第一時間發出了西寧到玉樹公路路況,提示前往玉樹的車輛防雪防滑等; 公路、民航、鐵路運輸調度迅速為運送救災人員和物資采取應急調度措施。

篇8

一、城市記憶的概念及涵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迅猛發展，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進程，各個城市的結構在不斷地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遷。據有關方面統計，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國城市化率約為14%，到1999年增至29.5%，2010年則增長到47.5%，2014年達到54%，突破了專家預計。在大規模城市建設、改造更新中，勢必關系到城市古跡遺存、歷史建筑、歷史街區和歷史文化，如缺乏保護意識，將會使那些歷史遺存遭到破壞，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那么城市空間的異化以及人與物固有關系的突變，使得城市人群再難體驗到城市精神家園中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因此，目前保護城市記憶的呼聲日漸高漲，也得到各級政府和公眾的關注。

“城市記憶”的概念，目前尚未形成比較統一、明確、固定的表述和界定。它是一個很廣泛的概念，在不同的地域范圍、既定的時間段，由于歷史文化、政治經濟以及自然環境等各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人們對城市空間環境產生不同的城市記憶，因而它表達了人與環境的綜合關系。新聞界、文化界認為“城市外在形態的‘記憶性’具有更鮮明的文化命題實質與實在性意義”;建筑界以城市規劃、建筑保護的視角，認為“城市記憶是指城市建筑歷史依存的環境和信息，城市記憶是城市建筑的豐富寶庫，它是以城市建筑為特點”;而檔案、圖書界的學者多是以保護城市建設中的文化遺產特別是文獻遺產為目的，認為“城市記憶即是人們對城市空間環境的意義及其形成過程的整體性認知”，是城市形成、變遷和發展中具有保存價值的歷史記錄，是人們對這些歷史記錄以信息的方式加以編碼、儲存提取過程的總稱。

城市記憶的涵蓋從廣義上說，主要包括城市的歷史建筑、檔案文獻、文物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從社會學研究角度，城市記憶具體包括生態環境、居住形態、建筑遺址、文化內涵、傳統風貌、地方特色、民族情調、人文景觀等各個方面。其承載物十分寬泛，包括：傳統街區、文物古建、名人故居遺址、檔案資料、方志文獻、方言傳說、集體儀式、雕塑紀念物、傳統老字號、照片影像等。其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則主要包括特定地域內的代表性方言和民間文學、婚喪嫁娶禮俗、生產生活習俗、傳統戲曲音樂舞蹈等;檔案文獻遺產主要包括各類載體、各年代產生的記錄城市方方面面歷史并具有珍貴歷史價值、社會價值等的檔案資料。這些遺產記憶著城市的史脈和文脈，展示著城市的廣度和深度，體現著每個城市獨特的性格特征。

二、地震城市記憶工程難點

城市記憶工程，是一項旨在搶救并保存城市發展歷程中的各種文化載體的檔案工作。而遭受大地震后重建的城市，推動“城市記憶工程”完全有別于一般意義上的城市。如同唐山、汶川等發生的大地震，可以說，某些城市記憶客觀上存在斷檔現象，給地震城市記憶工程的開展造成了很大難度：

難點一：城市記憶承載物大部消失。唐山發生的毀滅性大地震，瞬間奪走了24萬多人的寶貴生命，被世人公認為中國近現代工業搖籃、有著百余年歷史的重工業城市成為一片廢墟，整座城市受到全方位、毀滅性的破壞，城市建筑及其功能幾乎破壞殆盡。汶川發生的8.0級強烈地震，破壞地區超過10萬平方公里，69227人遇難，17923人失蹤，城市建筑和基礎設施損失慘重，自然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由此我們看到，發生大地震的城市原有城市空間環境在人們的視角中被整體毀滅，“城市記憶”對象，即不同年代的建筑、景觀、街道等完全或大部消失，現今開展城市記憶工程的難度可想而知。

難點二：記載城市發展軌跡的檔案資料出現缺失。地震發生時與城市災民一起蒙難的還有大量的檔案資料。以唐山為例，地震時除了“三線”保存的館藏檔案因遠離震中無損失外，座落在市中心區的唐山市檔案館保存的檔案和市直機關、企事業單位保存的尚未移交進館的檔案，全部被埋壓在廢墟里，受到伴隨地震而至的大暴雨淋漓和不同程度的積水浸泡，導致檔案資料不同程度的損壞、損失，為今天開展城市記憶工程增添了難度。

難點三：民間歷史遺存散失嚴重。城市記憶不可忽視的一部分是散存于民間零散的、非官方的檔案資料、老照片、老書籍、老文書、老家譜、歷史實物、口述材料和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等等。震災發生后，城市鄉村斷水斷電，通訊設施不能運行，加上大量傷員急需救治，災民一度處于恐慌之中，一時不能顧及生存之外的東西。因而，許多民間珍貴物品受到毀壞、家傳文字材料等遭到損毀或散失、丟失，無疑加大了現今開展城市記憶工程時進行民間征集的難度。

綜上所述，開展地震城市記憶工程，其難度遠遠超過其它城市，一般來說，也客觀地決定了其所具有的“三性”：即由于地震災難造成毀滅性破壞原因，決定了地震城市記憶工程的特殊性;由于原有古跡、古建筑物的消失，決定了地震城市記憶工程的復制性;由于需要借助照片、影像、檔案、史料及口述追憶等還原歷史文化的原貌，決定了地震城市記憶工程的逆轉性。

三、震后重建城市的“城市記憶工程”對策

地震城市記憶工程難度雖然很大，但并非不可為。在這方面唐山市已經取得可喜的成就。如唐山抗震紀念館、唐山地震遺址公園，不僅成為唐山人對抗震救災、重建家園的記憶，同時也是國內外賓客到唐山后必去的觀瞻之地。而唐山中國水泥博物館、開灤國家礦山公園，則以實物和影像、照片畫面如實記錄了唐山起源于清朝末年近代工業的發展軌跡。灤縣憑借歷史資料復建的“灤州古城”已成為國家4A級旅游景點，豐南區憑借清朝開挖廢棄的運河復建的運河“唐人街”吸引著京津唐大批游客紛踏而至，以及豐潤區修建的試圖展現紅學文化記憶的曹雪芹公園等等，都屬值得點贊的“城市記憶工程”的點睛之作。事實證明，地震城市開展“城市記憶工程”大有可為，總結成功經驗，推動震后重建城市的“城市記憶工程”，應著力做好以下幾項工作：

（一）納入政府關切，著力做好頂層設計。地震城市記憶工程的“特殊性、復制性、逆轉性”，決定了地震城市記憶工程是一項不僅涉及多部門，而且與廣大民眾相關聯的綜合性系統工程，是搶救城市文化、傳承城市文明、弘揚城市精神、促進城市和諧發展的需要。因此，實施政府的統一領導、統一協調是必要的，同時也需要各相關部門和人民群眾的積極支持和配合，調動方方面面的積極性。所屬城市的市、縣（市）區兩級政府應將“城市記憶工程”納入議事日程，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制訂長遠規劃、年度計劃和切實可行的實施方案，明確階段性工作重點、重點項目內容和投資規模，協調相關職能部門，步調一致地推動此項工作，避免部門間相互攀比“多頭不管”弊端發生。針對開展“城市記憶工程”耗資較多的現實，努力構建政府投資、社會籌資、企業投入等多渠道籌資體系，為城市記憶工程的開展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和資金保障。

（二）加強檔案資料的挖掘和開發，選擇確定城市記憶閃光點。 地震城市記憶工程難點告訴我們，找回地震毀掉的“記憶”時不我待、刻不容緩。恢復城市空間環境需要對城市的每一項史實、每一個典故、每一處風景名勝、每一座特色建筑和獨特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等等幾乎被忘卻的歷史遺存，都要一點點地把它們從歲月的塵埃中整理出來，小心翼翼地還原于我們的城市，重新煥發城市歷史傳統文化的光彩。

第一，統一規劃系統整合檔案資源。依托市縣兩級國家綜合檔案館和文化部門，積極調整檔案資源的布局與結構，本著“以檔案信息整合為主、以檔案實體整合為輔”的原則，挖掘城市記憶中的閃光點，發現能夠引起公眾共鳴的城市記憶點，搞好精品整合，并利用網絡技術對所有城市記憶檔案文獻資源進行優化組合，建立統一的信息交換和共享平臺，實現檔案資源的社會共享，為各級領導決策提供服務，為相關職能部門和公眾提供利用服務，使地方國家檔案館成為開展城市記憶工程的基地。

第二，加強多元檔案資源優化配置。由于歷史的原因，檔案資源的所有權是多元的。就唐山市而言，因城市的形成發軔于晚清中開平礦務局的創辦，隨著煤炭及相關產業的發展而發展，記錄煤炭和水泥工業發展的檔案資源分別集中于開灤集團和冀東水泥集團，而鐵路建設檔案資源則分屬于開灤和軌道客車（原機車車輛廠）兩個企業。因此，整合城市發展過程中的重大歷史事件、重大活動和重要人物的相關檔案實體資源，要在尊重檔案資源所有權的基礎上，加強統一協調、統一組織，穩妥地實施，既保證檔案所有權不變，又理清歷史脈絡、完整反映城市記憶，將歷史清晰地展現給后人。

第三，打造城市記憶編研精品。為方便資源共享、服務社會，各級文化、檔案、文史、史志等部門應立足于普及與精編相結合，展示宣傳與教育啟迪相結合，采取多種形式攜手加強城市記憶編研工作，充分采集和利用已有城市記憶資源精心編纂檔案編研專冊、專題圖書及叢書集錦或見諸于電臺電視臺和報刊的專題欄目等。如唐山電視臺正在播出的、借助歷史資料編輯的《史跡?唐山》，《唐山勞動日報》刊出的“唐山城市檔案”欄目和《唐山晚報》刊出的“唐山檔案”欄目等，深受觀眾和讀者青睞。對于文字記載缺失的采集口述資源作補充，照片圖片缺失的以充足文字作說明，力求完整展示城市記憶，完整追述事件的起源、發展過程和結果。

（三）開展社會征集工作，夯實城市記憶民情民意基礎。那些散存于民間零散的歷史記憶資料和實物等，是城市記憶工程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因此，可采取接受捐贈、收購、征購、代管及其它合法形式，加強社會征集工作，具體講有五個方面：一是廣泛征集各個發展時期記憶城市歷史的書籍、傳單、宣言、信函、日記、手跡等文字材料以及照片、實物等檔案資料。二是記述城市歷史面貌的各種版本的志書、族譜、家譜、村史、墓志、碑文，以及各個時期形成的重要契約、票據、證書、執照、合同等。三是反映城市歷史的重大事件、自然災害和界域、地形、地質、河流、氣象及名勝古跡、地方風俗、民間工藝、傳統產品等相關史料。四是城市域內馳名、著名、知名商標檔案資料，包括產品工藝規程、技術條件、圖紙、產品鑒定會議文件、證書、產品發展歷史等。五是著名人物檔案資料。

（四）利用珍貴地震資料，做強特有記憶品牌?！暗卣鹩洃洝笔钦鸷笾亟ǔ鞘腥嗣褡顝娏?、最難忘的記憶，這種記憶將在這個城市世代相傳，成為獨特的“城市記憶”。所以，震后重建城市開展城市記憶工程，首選就是做足做強地震記憶這篇“大文章”。這里應重點做好四項工作：1、安全科學地保管和利用好記錄抗震救災、重建家園全過程的檔案資料。力求從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不同層面系統整合、管理好地震檔案資源。使其不僅能為后人在突發重大自然災害面前實施組織領導、搶險救災、恢復建設等一系列工作提供經驗和借鑒，還可為“地震社會學”研究提供科學參考，為解決全國乃至全球城市化進程中面臨的日益嚴峻的災害問題，提供成功的防災減災范例。2、保護好地震遺址。對經國務院和省、市批準為重點保護的地震遺址，納入城市建設的整體規劃加以重點保護，使之成為地震城市人民“地震記憶”的見證物。同時為防震抗震科學研究提供實物依據，成為地震科普教育的重要場所。3、不斷完善抗震紀念館功能。以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展示城市抗震精神風貌為目的，打造系統展示抗震救災、重建家園的記憶項目，使其成為世人了解地震城市的窗口，鼓舞群眾、弘揚抗震精神的教育基地。4、持續推進城市航拍記錄工作。在震后航拍城市震災全貌基礎上，伴隨著城市重建，擬應每隔5年即進行一次城市航拍，以便采取比對方式，推進城市記憶工程。

（五）建立“城市記憶工程”數字資源庫。 “城市記憶工程”數字資源庫是“城市記憶工程”建設和實施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因此，必須要下功夫規范記憶資源的數據采集和管理，建立起城市記憶數據資源庫。

“城市記憶工程”數字資源庫設計應包括系統構建框架設計、系統體系框架設計、系統需求分析、系統設計等階段，其核心運行工作包括記憶資源采集、資源創建、資源存儲、資源及資源分析過程。

篇9

放眼世界, 地震等自然災害時有發生, 唯有團結的民族可以在災難的錘煉中變得更堅強。玉樹地震已經成為一場生命的劫難, 但現在的救援行動都將化為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可以告慰死者, 可以提醒后人。

14日早晨, 青海玉樹7.1級地震突如其來, 寧靜的小城在重創之下一片狼藉。塵土滿面的孩子, 低垂著腦袋被抱出廢墟, 模糊的圖像卻深深地刺痛了我們的眼睛。

災難再次牽動了全國人民的心, 軍隊武警公安民政醫療等各個部門迅速行動, 投入到了緊張的救援中。與此同時, 個人、企業、民間組織也開始自發地捐款捐物, 愛心正源源不斷地涌向災區, 和死神進行賽跑。經歷了兩年前汶川大地震的磨煉, 無論是政府, 還是民眾, 都有了更豐富的經驗去應對自然災害。這讓我們在悲傷中感到些許欣慰。

盡管科技日漸發達, 地震仍然不可預知。面對天災, 一個偉大的民族應該堅強挺立, 也應該不斷進步。恩格斯說："一個聰明的民族, 從災難和錯誤中學到的東西會比平時多得多。"汶川大地震之后, 防震減災法獲得通過, 已經于2009年5月實施, 應急救災被納入了法治軌道。在災后重建的過程中, 公民精神隨之成長, 很多人自發地為災區的規劃出謀劃策, 對應該用于重建的財物進行輿論監督。巨大的社會進步有目共睹, 我們相信這些會在玉樹地震后的救援行動中得到體現。

放眼世界, 地震等自然災害時有發生, 唯有團結的民族可以在災難的錘煉中變得更堅強。兩年前, 汶川大地震以前所未有的破壞力, 使得橋梁斷裂、樓宇坍塌, 可是中國人沒有被擊倒。三歲的小男孩躺在擔架上向救援者敬禮, 年輕的警察媽媽敞開懷抱為失去母親的嬰兒哺乳, 至今我們還清晰地記得這些細節。更忘不了舉國默哀的三分鐘結束后, 天安門廣場上那經久不息的加油聲, 那一刻13億人的心凝聚在了一起。在齊心協力的救援中, 人與人的隔膜打開了, 對生命的意義有了更新的認識, 整個社會煥發出更強大的活力。可以說, 災難之后的記憶強化了國民的憂患意識, 提高了社會的應急能力, 所以今天我們能以最高的效率進行震后救援。

篇10

2008年5月12日的震顫成為中國集體的沉痛記憶。因為有愛，國人始終四海一家。我們歷經創傷，但卻從未喪失希望。我們對未來許下承諾，并確信她將蓬勃發展。垮塌的廢墟是回不去的家，死者已矣，而生活仍要繼續，災難已經過去，汶川正在重生。

2008年到現在，一年已經過去了，一年可以改變許多事，一年可以改變許多人，仍然不變的是我們團結一致的心?，F在，災區人們的生活逐漸好起來，汶川災區的板房搭起來了，臨時的學校建起來了，人民的生活又有了保障，在地震中失去親人的人也走出陰影，在地震中受傷人員的傷已慢慢恢復！在國家的高度重視下，人們對災區的人民重視起來，至今還在不斷地向災區捐贈衣物、棉被、食物、書籍和生活用品，領養在地震中失去雙親的孤兒……我相信，通過災區人民的努力，有國內國外的支援，災區的明天一定會更美好！

沉默將發出聲響，負重將得到報償，苦難將照亮前程。諾言的種子，深深扎根大地，終將發芽，破土而出。

讓我們抬起頭，挺起胸膛，去紀念這一份堅強，去紀念這一份偉大，去紀念這一份大愛，去紀念中華名族堅定向前的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