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有成語的詩句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帶有成語的詩句，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封建時代講男尊女卑，“女子無才便是德”，婦女得不到和男子相同的受教育機會。只有少數(shù)例外者因種種機緣而成為德才兼?zhèn)洹⒚鹨环降膶W者，乃至于一代師表。第一個收徒授業(yè)的女教師是東漢的班昭。班昭的父親班彪、兄長班固畢生致力于整理西漢歷史，編寫《漢書》，但未能完成而先后去世。班昭繼承父兄遺業(yè)，最后完成此歷史巨著。許多公卿大臣常向她求教，漢和帝多次召她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號曰‘大家’”。

南北朝十六國時，前秦的國君符堅興辦學校，設置博士教授儒學經(jīng)典，但其中《周禮》缺教席。有人向符堅推薦說：太常官韋逞的母親宋氏，其娘家世代傳習《周禮》，必能為師傳授。于是符堅下令，在宋氏家中開設講堂，選送學生120人，隨宋氏“隔絳幃而授業(yè)”。宋氏便成為我國古代第一位政府官學的女教師，并被封為“宣文君”以示褒獎。

古代確有省油燈

現(xiàn)在形容一個人不節(jié)約、鋪張浪費或者不好惹，我們會說此人“不是省油的燈”。反其意，也就是說“省油燈”比喻易處或膽小怕事的人。“省油燈”一說最初出自陸游的詩文中，而古代也確實存在這種節(jié)油的“省油燈”。

古代不像現(xiàn)今一樣，有電燈可照明，古時一般點燈盞來照明。六朝時的燈盞，通常由油盞、托柱、承盤三部分組成，其制作大多新穎別致、式樣變化多端，現(xiàn)在看來仍可堪稱藝術(shù)品。而省油燈就是這些燈盞中的一種，它由瓷器制成。省油燈初看與普通燈盞沒大的區(qū)別，但它的碟壁是一個中空的夾層、碟壁側(cè)面有一個小圓嘴，用來向夾層中注水。在夾層中注入冷水以降溫后，可省一半的油。如《陸放翁全集?齋居紀事》記載：“照書燭必令粗而短，勿過一尺。粗則耐，短則近。書燈勿用銅盞，惟瓷盞最省油。蜀有瓷盞注水于盞唇竅中，可省油之半。燈檠法，高七寸，盤闊六寸，受盞圈徑二寸半，擇與圈稱者。”

唐宋兩代省油燈都很受歡迎。邵公濟牧在漢嘉年間還曾把省油燈當禮物送給朝廷的學者和高級官吏呢。

人體與生俱來的缺陷

文/楊凌

腦細胞 腦細胞一旦缺氧，用不了多久就會死亡。腦袋的構(gòu)造不適合在高速行駛的汽車、飛機和游樂園里高速運轉(zhuǎn)的玩具上晃來晃去。

耳道毛細胞 耳道毛細胞易受損難再生。人類耳道里的毛細胞對聽覺至關(guān)重要，可是這種細胞又很容易被嘈雜的聲音破壞，從而損害聽力。

心臟 人類肝臟可以自我修補，但是心臟不行。讓心臟具有肝臟的再生功能將是一項重大的醫(yī)學突破。

視野太窄 人類要看清楚任何東西，都需要光線通過視網(wǎng)膜中間一小處地方，這導致人類的視野比動物窄。

頸部 人類的頸部是最容易受傷的部位，卻偏偏藏有非常重要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這些重要神經(jīng)一旦受損，我們就會癱瘓。

軟骨 膝蓋一生都在承受巨大的壓力，軟骨遭受磨損，很難自我修復。

古代男同性戀為何稱“斷袖”

篇2

關(guān)鍵詞：竹馬； 嬰戲圖；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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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J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2832（2015）11-0098-03

On a Bamboo Horse You Came on the Scene， Around the Well We Played with Plums Still Green，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Bamboo Horse” in Paintings with Children at Play Design

FAN Xiao（Suzhou Art & Design Technology Institute， Suzhou 215000， China）

Abstract ：As a traditional toy for Chinese children， “bamboo horse” enjoys a long history and extensive popularity. 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a study on the styles， development， game mode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bamboo horse” by sorting through images in paintings with children at play design and making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periods of history， aiming to discover wisdom embodied in traditional toys and to increase our knowledge of traditional toys.

Key words ：bamboo horse； paintings with children at play design； evolvement

Internet ：.cn

一、“竹馬”玩具的由來

在《后漢書》卷三十一《郭炒》中寫到：“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兒童數(shù)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澄剩憾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軍到，喜，故來奉迎。”這是關(guān)于“竹馬”一詞最早的記述。可見在東漢時就已經(jīng)有了“騎竹馬”一說，但這也不能絕對地認為東漢時期是“竹馬”這一玩具的起源。考古發(fā)現(xiàn)，最遲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人們發(fā)現(xiàn)了馬并隨之馴服和以馬作為交通、生產(chǎn)等工具。《郭炒》中提到的“美稷”在今天準格爾旗的北部，我們可以以此推想，蒙古族是一個馬背上的民族，兒童也喜歡模仿成人，以竹代馬，作為游戲。“騎竹馬”這一游戲很有可能便是發(fā)端于北部邊疆的游牧民族，之后便廣為流傳起來。

二、“竹馬”玩具在古代社會的普遍性

晉人杜夷在《幽求子》中寫：“年五歲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到了唐代，在很多的歷史文獻和詩歌中見到對竹馬的描繪。如李賀在《唐兒詩》中有“竹馬梢梢搖綠尾，銀鸞光踏半臂。”之句。李白在《長干行》中寫：“妄發(fā)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同居長干里，兩小無嫌猜……”之后“青梅竹馬”和“兩小無猜”便成為兩個成語流傳下來，這也是人們對竹馬的最深印象。晚唐詩人路德延《小兒詩》：“嫩竹乘為馬，新蒲折為鞭。”描寫了竹馬所用到的材料。唐以后，竹馬游戲在日本也很流行，在日本的史料中多有記載，平安時代許多詩人吟詠竹馬意象的詩句。如大江匡衡《述懷古調(diào)詩一百韻》：“七歲初讀書，騎竹擊蒙泉。”唐朝以后，兒童的竹馬游戲有了更多的延伸，使其變得更加藝術(shù)化，在很多戲劇中出現(xiàn)，也有了“竹馬戲”，如“用篾扎紙糊的馬，分前后兩部分，內(nèi)空燃燭，綁在小孩前后腰間做騎馬狀。”南宋周密《武林舊事》提到的“舞隊”中就有“男女竹馬”之名。《西湖老人繁盛錄》記載：“慶賞元宵，每須有數(shù)火，或有千余人者，全場傀儡，陰山七騎，小兒竹馬，蠻牌獅豹，胡火番婆，蹈蹺竹馬。”各種游藝項目。宋代的詞調(diào)中也出現(xiàn)了《竹馬子》調(diào)，南曲里面也有了《竹馬兒》《番竹馬》等曲。到了金朝，元好問在《奇女嚴》中有“竹馬幾時迎阿姨，五更教誦木蘭篇。”可見，不止男孩，女孩也熱衷此游戲。

三、嬰戲圖中的“竹馬”游戲

文學作品對“竹馬”的描寫很多是表達兒童童真的狀態(tài)或?qū)ν甑挠洃浀龋瑢τ谖覀兿肓私庵耨R這個玩具以及如何玩耍游戲的情景，則更多地要依靠圖像。嬰戲圖是中國繪畫中的一個傳統(tǒng)題材，表現(xiàn)了兒童天真可愛的形象，各個時期的嬰戲圖也都反映了當時兒童游戲、生活、興趣愛好、衣著、社會風俗的方方面面。因此，對嬰戲圖的解讀，也是了解中國古代生活的一個切入口。

（一）魏晉墓中的磚畫《兒童騎竹馬》

敦煌佛爺廟灣36號魏晉墓中出土的一幅磚畫，內(nèi)容正是兒童騎竹馬（圖1）。這幅磚畫可能是最早的關(guān)于這個題材的圖像。畫面中間一小孩上身穿著紅白短衣，內(nèi)著肚兜，下身，右手握著一根竹子騎在胯下，左手抓著母親的手，似乎要拉著母親陪他玩耍。母親的眼神無比溫柔，很享受地看著兒子在身邊嬉戲，畫面左邊一仆人也回頭看著兒童，整個畫面以兒童騎竹馬為中心。這也是早期的嬰戲類圖像之一，在魏晉時期嬰戲圖還沒有成為一個獨立的繪畫種類，而是穿插在一些畫面中。

（二）唐代敦煌壁畫中的兒童騎竹馬

唐代是中國藝術(shù)發(fā)展的盛期，各類題材都開始得到發(fā)展，宗教畫占有相當?shù)谋戎兀宋锂媱t是以反映貴族生活為主。出現(xiàn)在唐代敦煌壁畫中的嬰兒也成為考察唐代嬰戲圖的難得遺物。

在敦煌晚唐第9窟的東壁門南的一幅壁畫中（圖2），描繪的是禮佛的場景，在供養(yǎng)人中，一位貴婦人的右下側(cè)畫了一個身穿紅色花袍，內(nèi)著[褲，足蹬平頭履的小頑童。他胯下騎著一根竹竿，一手舉著一根帶葉的竹梢，作為馬鞭。想象當時的場景便是一群禮佛的貴婦行列中，一個頑皮的小孩騎著竹馬在里面穿行，很有生活氣息。

（三）宋、金、元時期嬰戲圖中的“竹馬”

宋代是嬰戲圖發(fā)展的一個高峰，出現(xiàn)很多擅長嬰戲圖的畫家。在人物造型、題材內(nèi)容、技術(shù)上都有拓展。同時，宋代的嬰戲圖像不止見于卷軸、屏障、冊頁中，也在大量的工藝品裝飾畫中出現(xiàn)。縱觀這些圖像中出現(xiàn)的兒童竹馬也日趨復雜化。除了那些最原始普通的胯下一根竿子的竹馬之外，也出現(xiàn)了一些比較復雜的竹馬，用竹篾扎制或者紙糊成的馬頭，頭上有鼻有眼，有耳有鬃，兒童的脖子上系一帶，拴住馬頭，后面接一帶有綠葉的長竹，當作馬身，確如李賀寫的：“竹馬梢梢搖綠尾。”如宋代磁州窯白地黑色的嬰戲枕。

現(xiàn)藏于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一幅元明之際的《宮苑嬰戲圖》（圖3）描繪在一座宮苑中，幾組兒童在玩耍的情景。其中位于畫面中間偏左側(cè)，有兩個兒童，分別身著紅色和綠色衣服，正每人騎著一竹馬。通過畫面可知，此時的竹馬更加精巧，不但有栩栩如生的馬頭，掛著馬玲，還有完整的韁繩，在竹馬的后部，又牽拉一根橫桿，桿頭各有一輪，形似小車，使竹馬運動起來更加便捷。

（四）明、清時期嬰戲圖中的“竹馬”

明清時期的嬰戲圖所涉及的領(lǐng)域更加廣泛，各種工藝品和民間年畫上以嬰戲圖為裝飾題材已非常普遍。

現(xiàn)藏博物院的《升平樂事圖》冊頁，是清宮供奉畫家所做，全冊描繪貴戚豪門中的仕女嬰孩各種游戲事項。第十開畫的是竹馬騎射游戲（圖4），這里有兩童子騎著紅白竹馬。馬分為前后兩部，竹扎骨架，裱糊紙絹，分別掛在腰間，人在當中，如同騎馬。騎紅馬者持戟，自山石后奔出；騎白馬者正拉弓搭箭。小孩子們把古人出獵情景表演得惟妙惟肖。

另一清人所繪的《嬰戲圖》中（圖5），六個兒童正在模仿戲文中的內(nèi)容。兩小兒在前鳴鑼開道，接著兩個兒童舉著“狀元及第”的旗，一個兒童扮演狀元，身著紅色長衫，頭戴狀元帽，手握馬鞭，胯下騎著竹馬，最后一個兒童舉著傘蓋殿后，學著“狀元游街”的情節(jié)，這種題材的嬰戲圖表現(xiàn)著學而優(yōu)則仕的傳統(tǒng)思想。

縱觀各個時期，各種題材的竹馬嬰戲圖，可以形象地通過視覺了解到竹馬玩具從初創(chuàng)的形態(tài)到之后的種種改良和完善。兒童愿意模仿成年人的行為動作，這種需求也使得竹馬玩具的造型越來越逼真。

四、結(jié)語

民間玩具是伴隨著人們的生產(chǎn)、生活、習俗而產(chǎn)生、發(fā)展的，成為民俗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竹馬出現(xiàn)的早期，人們就地取材，竹子、樹枝之類是最易得的材料，稍加切削處理就可以當作兒童的玩具。用“平常之材”造“平常之物”是我國民間玩具制作的傳統(tǒng)。到宋元時期，是中國民間玩具發(fā)展的一個高峰，隨著生產(chǎn)水平的提高，各種專業(yè)化的手工玩具作坊也開始出現(xiàn)，竹馬也開始有了不同的造型，豐富起來。到了明清之際，民間玩具的生產(chǎn)、制作、使用和雜劇、戲劇等互相滲透、技藝水平明顯提高了，造型也日趨精致。

我們用現(xiàn)代的視角和理念來看待竹馬這一傳統(tǒng)玩具，體會古人的信仰、習俗和工藝。當時的竹馬玩具由于在漫長的歲月中不易保存，大多消失了，但仍希望通過對傳統(tǒng)玩具的探究和研究，使它得以繼承和發(fā)揚。

參考文獻：

[1] 揚之水.從孩兒詩到百子圖[M].北京：人民美術(shù)，2014.

篇3

關(guān)鍵詞：東晉； 周易； 文學； 藝術(shù)

The spreading of Zhouyi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and its influ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

Abstract: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317—420）， Zhouyi was directly spread mainly by ways of teaching at school， passing down privately， and philosophical disputing (among the literati）. In addition， pination by Zhouyi also put forward the spreading. Influences of Zhouyi on literature and art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words， images， styles， conception， criticism and novels， etc.

Key words: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Zhouyi; literature; art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文化史上具有重大轉(zhuǎn)折意義的歷史時期，各種學術(shù)思潮異常活躍，在新的時代環(huán)境中異彩紛呈。《周易》在獲得兩漢經(jīng)學的青睞后，又開始經(jīng)歷魏晉玄學的洗禮。玄學化的《周易》學派蔚然興起，脫穎而出；同時，由于動蕩社會的現(xiàn)實需要，依托《周易》的卜筮也廣為傳播，向社會作立體化、多方位的滲透。東晉是一個玄學興盛、文藝繁榮的時代，全面考察《周易》的傳播及其對文學藝術(shù)的影響，對于豐富易學史研究、加深對東晉文藝的理解都是不無裨益的。

主要傳播方式

通過官辦學校講授是《周易》直接傳播的主要方式。王弼易學在東晉受到推崇并廣為傳播。《北史·儒林傳序》云：“江左，《周易》則王輔嗣。” ［1］(卷八一)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序錄》云：“江左中興，《易》唯置王氏博士。”［2］東晉初建，元帝修復學校“公卿子弟，并入國學” ［3］ (殷茂《上言宜令清官子侄入學》)；“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鄭《易》皆省不置。” ［4］（《荀崧傳》）荀崧為此曾上疏力爭將鄭玄易學置博士一人。元帝令臣下博議，臣下皆以為可，元帝準奏。但“會王敦之難，不行”，不了了之。查《晉書》不見有再置鄭玄《易》為博士的記載。因此，很可能直到梁、陳時代才有“鄭玄、王弼二注列于國學”［5］（《經(jīng)籍志一》）。王弼《易》注既然列于國學，當然也就成了學生的考試科目。據(jù)《晉書·孔坦傳》，東晉建立三年后，針對各地舉薦上來的秀才、孝廉，晉元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jīng)》”，后聽取孔坦建議，僅定孝廉四年后試《經(jīng)》，秀才則仍依舊制。

除了國學，地方學校也是《周易》傳播的重要場所。《通典》卷五三云，征西將軍庾亮在武昌時，開辦官學，“近臨川、臨賀二郡并求修復學校。”［6］可見，地方官學隨著局勢的穩(wěn)定，也逐漸得到恢復或新建，包括《周易》在內(nèi)的儒家經(jīng)典自然成了主要科目。在地方上辦學影響最大的當數(shù)豫章太守范寧，他“在郡大設庠序”，“遠近至者千余人”，“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jīng)》”。［4］（《范寧傳》）這些學校培養(yǎng)了一大批精通《五經(jīng)》的學生。如《宋書·周續(xù)之傳》云：周續(xù)之“年十二，詣寧受業(yè)，居學數(shù)年，通《五經(jīng)》并《緯》、《侯》”。［7］《晉書·許孜傳》稱許孜“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沖，受《詩》、《書》、《禮》、《易》及《孝經(jīng)》、《論語》”。當然范寧允許講授的極可能不是王弼《易》學，因為他宗尚傳統(tǒng)儒學，痛恨浮虛玄風，并認為這種學風“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紂”［4］，作專文駁斥王、何“游辭虛說” ［4］（《范寧傳》）。

私人傳授也是東晉《周易》直接傳播的一種重要方式。私人辦學卓有成效和聲名的是范宣，《晉書·范宣傳》稱“江州人士并好經(jīng)學”的原因就是由于范宣的講習之功。他“博綜眾書”，所著《易論難》流傳當時。據(jù)《晉書·郭璞傳》，郭璞受業(yè)于“客居河東”的郭公，郭璞也曾私人授學，因此本傳稱郭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云云。被列入《晉書·藝術(shù)傳》的東晉術(shù)士，多有學于私門或私人授徒者：

步熊，字叔熊，陽平發(fā)干人也。少好卜筮術(shù)數(shù)，門徒甚眾。

杜不愆，廬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屢有驗。

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為書生，受《易》于會稽伍振，善占卜。

《周易》傳播所及，不止限于儒生，佛教徒也莫能例外。如竺法太的弟子“曇一、曇二，并博練經(jīng)義，又善《老》、《易》，風流趣好，與慧遠齊名” ［8］（《晉宗師瓦官寺竺法太傳》）。慧遠一代宗師，“少為諸生，通《六經(jīng)》及《三藏》” ［8］（《晉廬山慧遠傳》），精通《易》理。僧　“通《六經(jīng)》及《三藏》” ［8］（《晉長安大寺釋僧　傳》），現(xiàn)存支遁詩文中多次使用《周易》概念語詞。僧人接受《周易》主要不是闡發(fā)易理，而是與佛理相印證，或者以易解佛。如釋道立“以《莊》、《老》三玄，微應佛理，頗亦屬意焉” ［8］（《晉長安覆舟山釋道立傳》）。支遁作《釋迦文佛像贊序》云：

沖量弘乎太虛，神蓋宏于兩儀；易簡待以成體，太和擬而稱邵；圓蓍者像其神寂，方卦者法其智周。［3］

這哪里是釋迦大佛，實在是《周易》太極的神像。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序》云：“豈獨以圣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3］于《出家二》云：“故凡在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遁世則宜高尚其跡。”［4］這是借時人熟悉的《周易》之理為佛教徒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追求作論證。由此足見僧人中的賢智之士于《周易》修養(yǎng)之一般。

清談是《周易》在上層名流中傳播的一種重要方式。作為“三玄”之一，《周易》是東晉名士的案頭必研書，通易理是風流拔俗的基本標志。《晉書·王湛傳》載：

（王）濟嘗詣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于湛略無子侄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栗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

《周易》是王湛的“床頭”書，其侄王濟“何用此為”的問句，于嘲笑中透出這樣的信息：只有名士才讀《周易》。王濟于王湛處“留連彌日累夜”，清談《周易》義理當是重要話題。

清談《周易》，有時是一人清言，如上段引文中王湛“清言”，即自己一人闡述《易》理，因此說“濟所未聞也”。《世說新語·文學》云：

宣武集諸名賢講《易》，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為限邪？”［9］（第217-218頁）

桓溫說卦是一人講，眾人聽。因講法呆板，引來簡文帝譏誚。有時為兩人問答。如同書云：

殷荊州問遠公：“易以何為體？”答曰：“易以感為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便是易耶？”遠公笑而不答。［9］（第240頁）

有時候是眾人共坐，聽兩人拈題論難。如同書云：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于見形。孫語道合，意氣干云。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嘆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既迎真長，孫意已不如。真長既至，先令孫自敘本理。孫粗說己語，亦覺殊不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9］（第238頁）

清談促進了《周易》的傳播，更加深了對易理的探討和理解。同時也表明易學派別之間存在著論爭。殷浩、劉惔屬于繼承王弼以玄解《易》新方法的玄學派，《晉書》本傳說他們都好《老》、《莊》。孫盛則是傳統(tǒng)派的支持者。從他們之間辯論的現(xiàn)場看，東晉名士多贊賞王氏易學，否則“一坐咸不安孫理”、“一坐同時拊掌而笑”就無從解釋。簡文帝是劉惔的岳丈，王、謝家族的代表人物王羲之、謝安等名士皆好老莊，生活方式和人生態(tài)度明顯傾向于老莊。元帝立《周易》為博士，首先考慮的是王弼易學，而不是鄭玄易學，也很能說明當時名士對于玄學派的格外青睞。劉義慶《幽明錄》和殷蕓《小說》都記錄了這樣一則耐人尋味的傳說：

王輔嗣注《易》，輒笑鄭玄為儒，云：“老奴甚無意！”于時夜分，忽然聞門外閣有著屐聲。須臾進，自云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文鑿句，而妄譏誚老子邪？極有忿色，言竟便退。輔深生畏惡，經(jīng)少時，遇厲疾卒。［10］（第165-166頁）考慮到記錄這則傳說的劉義慶是離東晉最近的南朝宋代人，這一傳說應當在東晉就已經(jīng)存在，其貶王褒鄭的情感傾向顯示了新舊易學派別之間的矛盾。

易卜也是《周易》傳播的特殊而重要途徑。東晉時期方術(shù)活動非常興盛，出現(xiàn)了一大批通曉《周易》卜筮的術(shù)士，他們對《周易》的傳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易》卜是用《周易》來占卜，東晉時依然用《易》卜決策和預測過國家事務。《晉書·郭璞傳》載晉元帝初鎮(zhèn)建業(yè)，郭璞應王導之命卜筮，遇《咸》之《井》。《晉書·五行志中》載：王敦反，溫嶠、庾亮欲往征討，令郭璞卜筮，卜云：“元吉。”《搜神記》卷二稱有人得傷寒病，“垂死，令璞占之，不吉。”郭璞以厭勝之術(shù)保其無恙。庾闡著《蓍龜論》云：“蓍龜之運，亦所以感興卦兆，求通逆數(shù)”，《易》卜實際上并不一味迷信卦兆，往往貫徹人的意志。《晉書·郭璞傳》云：

（王）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

《晉書·五行志中》載：

昔溫嶠令郭景純卜己與庾亮吉兇，景純云：“元吉。” 嶠語亮曰：“景純每筮是，

不敢盡言。吾等與國家同安危，而曰‘元吉’，是事有成也。”

郭璞卜筮的結(jié)果也代表了他個人的政治傾向，非僅為卜筮而卜筮。其實令人卜卦的人，除了無知的庸人，大多借以自造輿論。統(tǒng)治者尤其如此。上引卜例中多有個中信息。因此《晉書》卷七六《王廙傳》載王廙《奏〈中興賦〉疏》云：“郭璞云必致中興。璞之爻筮，雖子房、管輅不過也，明天下之歷數(shù)在陛下矣。”

與借卜筮表達政見相通，東晉時期，精通《周易》的臣下，還時常借易理立論進諫，這也促進了《周易》的傳播。郭璞感于“刑獄繁興”［4］（《郭璞傳》），曾上《省刑疏》、《日有黑氣疏》二疏，引用易理分析卦象和自然現(xiàn)象，表達減省刑獄的政見。《晉書·蔡謨傳》載蔡謨上疏諫止征西將軍庾亮移鎮(zhèn)石城，開篇即云：“時有否泰，道有屈伸”，依《易》立論，最終說服了庾亮。《晉書·江逌傳》載江逌為諫止穆帝將修后池起閣道上疏云：“致飾則素，故《賁》返于《剝》；有大必盈，則受之以《謙》。”引《易》卦以明理，增強了說理效果。

對詩文小說的影響

由于經(jīng)典教育的傳統(tǒng)得到延續(xù)和普及，東晉士人大多或多或少地得益于《周易》方面的修養(yǎng)。東晉文人也是如此。在東晉著名文人中，受《周易》影響最顯著的是郭璞和干寶。在郭璞的詩文中有近十題明顯帶有《周易》的印記，干寶的志怪小說《搜神記》所受《周易》影響已略如前論，此外其《晉紀總論》中也明顯閃爍著《周易》的魂靈。其他作家像湛方生、陶淵明、劉琨、王廙、王胡之、孫綽、顧愷之、戴逵、支遁、慧遠等人或多或少于詩文中留有《周易》的影子。如陶淵明“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jīng)》” ［11］ （《飲酒》二十首之十六），很早就接觸到《周易》。

《周易》對東晉詩文的影響主要表現(xiàn)在五個方面：

第一，以《周易》的概念范疇如乾、坤、陰、陽、否、泰、太極等入詩：

厄運初造，陽爻在六。乾象棟傾，坤儀再覆。（劉琨《答盧諶詩》）［12］（第851頁）

茫茫太極，賦受理殊。（孫綽《喪哀詩》）［12］（第897頁）

若乃太陰下淪，少陽上升，蜇蟲將起，動靈先應。［3］（第2235頁顧愷之《雷電賦》）

樂哉一生，無泰無否。［3］（第2270頁湛方生《北叟贊》）

這些被引入詩文中的《周易》概念范疇加強了詩文的玄理意味，但多缺少形象，難免生澀。不過，也有些概念范疇由于已化入日常口語，引入詩文后避免了這種缺憾。如“損益”：劉毅《請移江州軍府于豫章表》開篇依《易》立論云：“臣聞天以盈虛為道，治以損益為義。”下文便緊扣“損益”立論。《全晉文》卷一二七丁譚有《上書陳時事?lián)p益》，表明“損益”在當時已成為日常用詞。又如“三才”，語出《周易·說卦》天、地、人總謂，在東晉變?yōu)槌烧Z，陶淵明《形影神·神釋》云：“人為三才中。”［11］（第36頁）支遁《八關(guān)齋詩》三首之三云：“達度冥三才，恍惚喪神偶。”［12］（第1080頁）

《周易》是玄談的基本讀本，染指玄理極深的玄學詩人創(chuàng)作的詩歌往往雜有《易》理。如孫綽《與庾冰詩》云“昏明相錯，否泰時用。數(shù)鐘大過，乾象摧棟。”《贈謝安詩》云：“藏器掩曜，涉易知損。”王胡之《答謝安詩》云“泰不期顯，在悴通否。”都明顯雜有易理。舊論玄言詩多側(cè)重于其老、莊、佛三家義理，而實際上《易》理也是玄言詩要表達的主旨之一。

第二，以《周易》所取之象入詩文。如：

砰棱震雷咤。［12］（第858頁李颙《百般日詩》）

大象內(nèi)，照曜實顯影。［12］（第949頁張奴《歌》）

踟躕觀象物，未始見牛全。［12］（第1080頁支遁《詠懷詩五首》之一）

乘乾因九五，龍飛兜率天。［3］（第2370頁支遁《彌勒贊》）

乾光墜影……龍德時乘。［3］（第2152頁郭璞《客傲》）

進則保龍現(xiàn)，退為觸藩羝。［12］（第865頁郭璞《游仙詩》之一）

大象運四時，功成者自去。［11］（第128頁陶淵明《詠二疏》）

與直接以概念入詩不同，用易“象”入詩很好地契合了詩的形象性特點。在詩中“易象”由于同情理結(jié)合緊密，便成為具有審美意味的意象，“象”實現(xiàn)了由哲理向詩意的轉(zhuǎn)化。如郭璞《游仙詩》“進則保龍現(xiàn)，退為觸藩羝”就是很好的例子。《周易·乾》云：“見龍在田，利見大人。”［13］《大壯》云：“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 ［13］郭璞這兩句詩是說：出仕固然可以為君所用，如見龍在田，會有所作為；可若想再從仕途退向山林，則如公羊觸藩，進退不能。這里既引入易理，又引入《易》象，使詩意的表達不顯干枯，具備了意與象交融的審美意味，這類詩就避免了直接以概念入詩帶來的生硬阻隔。

第三，《周易》句式、形式對東晉詩文也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如《周易·系辭下》云：“昔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12］“仰俯”句式在東晉詩文中屢屢出現(xiàn)：

仰望碧天際，俯磐綠水濱。［12］（第895頁王羲之《蘭亭詩》）

仰觀大造，俯資時物。［12］（第899頁孫綽《答許詢詩》）

俯揮素波，仰掇芳蘭。［12］（第916頁徐豐之《蘭亭詩》）

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11］（第133頁陶淵明《讀山海經(jīng)》十三首之一）

“仰俯”句式在此已不僅僅是句式，而且是有意味的形式，其中意味如動作的節(jié)律化、時間的瞬變、天人合一的玄同等等，無不如絲如縷地氤氳著《周易》的氣息。

說到詩的形式，東晉時女子蘇若蘭的《璇璣圖詩》不能不稱為天下一絕。它又稱《織錦回文詩》，據(jù)說縱橫推求，可得七千余首三至七言詩。《旋璣圖詩》詩歌形式回環(huán)往復，陰陽運行，如神龍見天，無首無尾。意旨所歸乃在情之太極。《易》以八卦而六十四卦，以六十四卦而變化無窮，闡幽探微，窺視太極。《周易》變化無窮的卦象正如《璇璣圖詩》回還往復的詩語，《周易》所求太極之理，正如《璇璣圖詩》所抒刻骨之情。《璇璣圖詩》這種有意味的形式真是得《周易》之壸奧！

第四，《周易》萬物遷化、樂天知命等觀念深深地滲透進詩文情思之中。《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14］（卷一三）又云：“《易》以道化。”［14］（卷一三）《周易》長于應變，其中大化運轉(zhuǎn)，萬物遷流的觀念是一大特點，故《周易·系辭》倡導“樂天知命故不憂”。魏晉時期，天下板蕩，人事乖變，白云蒼狗，生命無常。東晉文人于此感觸良深。但由于玄理浸染，他們普遍追尋一種與化流遷的人生境界：

恢心委形度， 亹亹隨化遷。［12］（支遁第1081頁《述懷詩》二首之二）

大矣造化功，萬物莫不均。群賴雖參差，適我無非新。［12］（第895頁王羲之《蘭亭詩》）

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9］（第216頁羊孚《雪贊》）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11］（第37頁陶淵明《形影神》）

樂夫天命復奚疑。［11］（第162頁陶淵明《歸去來兮辭》）

這是詩性心靈感悟宇宙奧理后的自覺解脫，當然其中離不開《周易》哲理的深刻啟示。

第五，《周易》立象盡意的觀點深深影響了東晉文論。王弼“得象而忘言”的觀點，經(jīng)荀粲、歐陽建等人的辨析，成為易學哲學的特色問題之一。至東晉尚余嗣響，《世說新語·文學》載“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yǎng)生》、《言盡意》。”［9］（第211頁）東晉文藝重寫意，玄言詩如此，陶淵明的田園詩如此，東晉書法也是如此。表現(xiàn)在文論上即傾向于贊同言意之辨中的重意派，推崇超越形式的文藝境界。當然同時也不舍棄形象與形式。陶淵明詩文中追求去除偽飾的自然真境，他的詩雖名為田園詩，但客觀摹象非其宗旨，由象得意，抒寫胸懷，進入真境，才是根本目的。因此他說“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11］（第89頁）《飲酒》二十首之五“好讀書，不求甚解”，“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11］（第175頁）《五柳先生傳》《晉書·陶潛傳》稱他“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弦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4］（卷九四）在陶淵明這兒，“言”、“書”、“弦”都不是心之所在，心之所在是“意”、“得”、“趣”。他要追求和體悟的是超于形、象的意境。但純粹的哲思又非詩人所為，所以他說：“夫?qū)н_意氣，其惟文乎？”［11］（第145頁）《感事不遇賦序》“伊懷難具道，為君作此詩。”［11］（第112頁）《擬古》九首其六“關(guān)梁難虧替，絕音寄斯篇”，［11］（第120頁）《雜詩》十二首之九還是要借助“文”、“詩”、“篇”以導達“意氣”，抒發(fā)“伊懷”，寄托“絕音”。又《世說新語·文學》云：

庾子嵩作《意賦》成，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9］（第256頁）

文康的“賦不盡意”觀正是“言不盡意論”的翻版，而子嵩“有意無意之間”的回答則是對借言、象盡意論的巧妙運用。《世說新語·文學》又記：阮孚讀郭璞詩句“林無靜樹，川無停流”后，感慨道：“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形超神越。”［9］第257頁郭璞詩句所傳達之意，只可意會，“實不可言”，但郭璞確實又借言傳達了此“意”，致使阮孚“形超神越”。對于讀者阮孚來說，他感動的不是語言，而是“形超神越”的境界，但又是借助郭詩。不論就作者還是讀者，東晉文人更推賞脫略形跡的意境，但同時不否定文學語言形式，而是以之作為進入化境的憑借。這些都打上了易學言、意、象關(guān)系之辯的印記。

《周易》，特別是京房易、費直易、管輅易，連同當時郭璞等人的占筮易在東晉廣泛流傳，不僅影響了現(xiàn)實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直接影響了志怪小說的產(chǎn)生和繁盛。東晉許多志怪小說實際就是《易》卜應驗事實的記錄。現(xiàn)存干寶《搜神記》460余條中就有80多條寫術(shù)士筮例或者引《易》類著作中的話語以驗證怪異現(xiàn)象的“合理性”。其中寫到的術(shù)士有管輅、淳于智、郭璞、隗炤、費孝先、韓友、嚴卿等，被引用的《易》類著作幾乎全是京房《易傳》，此外京房《易妖》、《周易》原文各有兩三處。據(jù)干寶《搜神記序》，這些志怪小說有的承于歷史典籍，有的“收遺逸于當時”，后來多被《晉書》、《宋書》中的《五行志》等采用。除了《搜神記》外，梁代就已署名陶潛撰的《搜神后記》、劉宋劉義慶撰的《幽明錄》、無名氏的《錄異傳》等還記有吳猛、郭璞、杜不愆、隗炤等易家術(shù)士的怪異傳說或卜驗筮例。志人小說中也有不少與《周易》相關(guān)的篇章。如《世說新語》中有郭璞逸事六條，所記人物不少提到他們的《周易》修養(yǎng)。但總的看來，志人小說沒有志怪小說與《周易》關(guān)系直接而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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