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對社會的意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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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從1986年開始，連續實施了5個五年普法規劃，現在正是第六個5年普法規劃（2011～2015）的實施階段。近30年的普法教育，使公眾對法律的內容和作用有了廣泛的了解，但是這種了解是遠遠不夠的，要想真正實現法治，公眾在了解法律內容和相關知識基礎上對法治理念的信仰更為重要。大眾傳媒具有構建、引導社會意識的功能，作為媒體從業者的記者在中國的法治化進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記者本身的法治思維更是發揮著直接的影響作用。

記者因職業的關系比一般公眾更早認識到法治的重要性，并且自覺地以宣傳法律知識與培養社會的法治意識為己任。不能不說的是記者在進行法治宣傳的過程中，一方面是布道者，另一方面也是接受者，記者自身的法律水平會隨著各種類型的與法治相關的報道得到普遍提高，而記者法律水平的提高對他們對法治的理解將起到積極的作用。隨著各政法院校法制新聞專業的畢業生逐漸進入新聞媒體，參與到法治新聞的采訪制作環節，法治新聞在法律知識和規范的傳播方面越來越準確，作為社會法治意識基礎的法律知識普及的工作已基本進入良性傳播的階段。關于法律的常識和基本規范的認識是形成法治思維的基礎，這部分工作也是構建社會法治意識的前提。對此，無論是記者還是公眾，在意識上都是自覺和統一的。

但是公眾法治理念的形成遠比通過普法教育讓其了解法律規范要困難得多，這不是某一個個體的認識水平的表現，而是一種社會意識的形成。社會意識是相對于社會存在的社會精神生活的總的概括，是由各種不同的情感、思想方式和價值觀念等構成的復雜的系統整體。社會意識是一個集合的概念，社會的法治意識是一個社會的公民總體關于法治的認識水平的體現。一種社會共識的形成是一個文化心理的塑造過程。這種文化心理的塑造有各種渠道，學校教育、人際交流、大眾傳播等都可以對其產生影響。大眾傳播對社會意識的影響也是通過多種形式進行的，可以是文學作品、影視作品，也可以是新聞傳播。作為一種有一定專業色彩和政治意味的社會意識，法治意識的形成與新聞傳播的聯系尤為密切，在某種意義上新聞傳播甚至可以說是起決定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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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抽象地講，個人與社會是不可分的，個人是社會的，社會是個人的，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是對立統一的。沒有社會秩序，個人自由難以保證；沒有個人自由，社會秩序必將僵化，而僵化到極致就是死亡。所以，秩序是自由的保證，自由是秩序的根據。沒有秩序，自由就無從談起；不是為了自由，秩序的價值就不完整。自由意味著從束縛中解脫出來，意味著無約束，但是自由的平等性原則又要求存在著一種普遍的約束，即每個人的自由應受制于普遍的、抽象的、一般性規則。因此，自由本身就表現為無約束和約束的對立統一。秩序是一種一致性、穩定性、可預測性的狀態，具有必然性的特點。自由表面似乎是一種任性，但實質上是與必然性相容的理性。一句話：“自由與必然是相容的。”我們認為，社會秩序表現為一種必然性，生活在社會秩序中的人們能夠認識這一必然性，安排自己的行為，使自己的自由與秩序保持一致。社會秩序控制下的個人仍然是自由的，可以認識和利用社會秩序，為一定的目的服務，或者遵守它-表示為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的統一，或者違背它-表現為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的對立。任何社會秩序都有自發生成的特點，但是又不可能完全自發產生并維系，而需要公共強制力的支持，因而又具有人為的特點。所以，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對立時并不總是表現為一種倫理上的惡，統一時也不總是表現為倫理上的一種善。當社會秩序極端壓制和全面扼殺個人自由時，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難以形成統一，即使被強制性地統一起來，也不是倫理上的一種善，而是一種真正的最大的惡。

在刑法領域，我主張將個人自由放在第一位，將社會秩序放在第二位，刑法應最大可能地保障個人自由，同時兼顧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刑法以個人自由為第一位，以社會秩序為第二位，并在此前提下力求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之間的均衡，是我國刑法的應有的選擇。具體來講，主要應當包含以下內容：第一，應以盡可能少的刑事強制維護社會秩序，并盡可能多地保留公民的個人自由領域。第二，刑法規范應當是一般性抽象規則，并且符合平等、明確、非溯及既往、公開、穩定、可行而不強人所難的要求。第三，未以一般性抽象規則明確限制和禁止的行為，均屬于個人自由的范圍。第四，刑法保護社會秩序不在于將個人置于某一預期的位置，或要求個人達到國家或者社會為其設立的特定的目標，而在于確保個人自由行動時不違背有利于社會秩序生成的基本條件。第五，刑法所保護的國家利益、社會利益應當可以還原成個人利益。個人有權要求一種社會秩序并生活在其中。個人自由只能因為自由的緣故而被限制。第六，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應在刑法的約束之下。官方行為必須與法律保持一致。自由和法律之間沒有根本性的對立。相反，法律對于自由是必不可少的。當然，法律對個人施加限制，因此它在一個特定的時候和一個特定方面與個人的自由是對立的。但是，法律同樣也限制他人隨心所欲地處置個人。法律使個人解除了對恣意侵犯和壓迫的恐懼，而這確實是整個社會能夠獲得自由的唯一方法和唯一意義。我認為，懲罰犯罪，維護秩序，表現為社會所固有的一種自動防衛機制。個人自由產生以前，法律只不過是維護秩序的工具或手段。但是，法律的作用和意義在個人自由產生后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法律不再僅僅具有維護秩序的工具價值，更重要的是它還具有了獨立的理性品格，個人自由凝固在其中，維護秩序的工具性法律轉變為具有自由保障功能的法律，法律以法治的形式運行。

自古以來，刑罰是一種權力，是達到保護社會秩序之目的的手段、工具，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刑法卻不單是這樣一種工具、手段。刑法不僅是用來規定，更重要的是用來限制刑罰的，限制國家刑罰權的隨意發動，防止刑罰權的濫用的。刑罰是一種權力，而刑法不是，刑法是用來限制刑罰權力的。立法者的任務并不是建立某種特定的秩序，而只是創造一些條件，在這些條件下，一個有序的安排得以自生自發地建構起來并得以不斷地重構。刑法在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之間優先選擇個人自由，有助于社會秩序的生成。刑法優先選擇個人自由，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將在對立統一之中互動發展；反之，則會導致社會秩序的僵化與個人自由的匱乏。換一個角度說，一個國家如果將社會秩序的穩定置于國家行動的首要目標，甚至于為了秩序的穩定而使個人成為馴服的工具，那么，它將看到，不惜一切代價所求得的穩定的社會秩序，由于為秩序的穩定甚至于超穩定而寧愿放棄生成和發展社會秩序的基本動力-個人自由，結果將是一無所獲。在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的關系問題上，將個人自由置于第一位，則只要求個人服從于抽象的一般性規則，除了服從法律之外，個人不必做過多的考慮和擔心，從而要求國家必須實行罪刑法定原則，要求國家在對人的行為進行干預或強制時“一斷于法”，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刑法以個人自由為優先選擇，則可以在一般性抽象規范的范圍內，從有利于行為人（被告人）的角度考慮刑法規范的適用，以尋求刑法之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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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本市場發展

經過20年的發展，我國資本市場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單一市場到多層次市場，在市場主體、市場規模、市場結構等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發展，發生了巨大變化。

1.市場主體規模與結構

2010年我國有證券公司106家，基金公司62家，A股期末賬戶150798830戶（2010年11月數）。根據中國證券業協會的初步統計，截至2010年12月31日，106家證券公司總資產為1.97萬億元，凈資產為5663.59億元、凈資本為4319.28億元，受托管理資金本金總額為1866.29億元。我國有基金公司62家，基金資產凈值2.48萬億元。A股賬戶中個人賬戶150223774戶，占99.62%，機構賬戶474854戶，占0.31%。

2.市場規模和結構

我國資本市場是包含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產權交易等在內的多層次市場。股票市場又有A股市場和B股市場，A股市場又分為主板市場、中小板市場和創業板等市場。從資本市場工具來看，我國主要的投資工具包括股票、債券和基金這些金融產品。

（1）股票市場

從上市公司數量和市場價值來看，2010年我國上市公司數量突破了2000家，到2010年12月底，滬深兩市的上市公司達2063家，上市股票2149只，其中上市A股2041只。1990年-2010年期間，上市公司的數量以每年32%的增速在增加。上市公司總市值達到了305155億元，其中，流通A股市值達到了191109億元。從市場交易規模來看，A股交易額從1990年的0.01017億元增長到了2010年的542512.6億元，復合增長率為143%。放在整個世界范圍來看，2010年滬深兩個交易所的市值和交易量位居全球第二，而且從長期來看，這個位置是比較穩定的。

股市結構方面，我國目前主要包括A股市場和B股市場，不論是從市場公司家數、上市股票數量、股票市值還是交易額等方面看，A股都占據絕對優勢。A股市場已經包括了主板市場、中小板和創業板市場。

（2）債券市場

20年間債券市場獲得了巨大發展，交易品種不斷豐富，目前包括下面這些：國債、地方政府債、金融債、央票、短融、企業債、公司債、中期票據、資產支持證券、可轉債和可分離轉債存債。交易市場包括銀行間市場和交易所市場。

從發行量看，債券市場的發行量從1990年的347.3億元增長到了2010年的93484.85億元，20年間增長了169倍，復合增長率為32.3%。從交易量看，債券市場的交易量從1993年的21.6億元增長到了2010年的636310.7億元，17年間增長了29478.6倍，復合增長率為83.2%。

從債券市場結構來看，按照發行量來看，由于公開市場操作的頻繁性，債券市場中央票發行量最大，占據了發行額的45%。按照交易量來看，金融債的流動性較好，金融債交易量占全部債券交易量的35%。從交易場所來看，我國債券市場包括銀行間市場和交易所市場，自1998年在銀行間市場進行債券交易后，銀行間市場迅速超越交易所市場，目前，銀行間市場占據絕對主導地位。

（3）基金

1998年到2010年，我國基金資產從103.6億元增加到了24843.8億元，復合增長率達到了57.9%。

基金結構構成上，從基金形式來看，逐漸由封閉式基金為主變成以開放式基金為主。從投資對象來看，我國股票型基金一直占絕對優勢，接近全部基金的一半。截至2010年12月，我國一共有730只基金，其中，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債券型基金、貨幣市場型基金和其他基金分別占46%，23%，13%，6%和12%。基金資產凈值達到了2.48萬億元，其中，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債券型基金、貨幣市場型基金和其他基金分別占49%，30%，5%，6%和10%。

二、資本市場發展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建設的意義

1992年，中國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資本市場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和市場化過程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建設和完善具有重要意義。資本市場自身的建設和發展完善就是社會主義市場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是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完整性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資本市場的發展完善還通過促進市場微觀主體培育、價格體系完善、宏觀調控體系轉變和市場的對外開放等途徑促進了我國市場體系的建設和完善，作出了重大的制度貢獻。

1.在微觀主體培育方面，資本市場發展加強了企業的市場意識、提升了企業的競爭力

經過20年發展，我國上市公司數量不斷增加，現在已經具有相當規模。2010年滬深兩個交易所的上市公司數量加起來突破了2000家，2010年上市公司達到了2063家，上市公司數量約占股份制公司的六分之一。1990年-2010年期間，上市公司的數量以每年32%的增速在增加。中小板上市公司總數已經突破了500家，2010年年10月創業板啟動，2010年全年創業板上市公司達117家。從市場公司的市場價值來看，其增長更為迅速，上市公司總市值達到了305155億元，其中，流通A股市值達到了191109億元。由于我國上市公司多是行業中的領先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更為重要。我國股票市值占GDP比例也在不斷提高，2010年這一比例為77%，最高時達到了151%（2007年）。

資本市場發展從壓力和動力兩方面促進我國企業提高技術水平和培育核心競爭能力。一方面，資本市場對上市公司的約束是硬約束，促使上市公司增強市場意識、尊重市場規則、提升競爭能力。另一方面，資本市場又為上市公司提供了各種制度安排和運作平臺，有助于企業自主決策和自主創新能力的培育。目前來看，我國資本市場對于微觀主體建設的促進作用包括如下幾點：首先，公司要上市，就要進行股份制改造，還要符合上市的各種信息披露的要求，這使得企業運作更加規范和透明。第二，上市后，上市公司處在風尖浪口，要直接面對市場的監督和檢驗，需要面對停牌、退市等壓力。在這些無時不在的優勝劣汰的壓力下，企業養成了風險意識和競爭意識，在市場中鍛煉出了競爭能力。第三，資本市場為企業并購提供了創新的、高效的股權交易場所和交易工具，有利于企業通過并購方式做大做強。如2010年平安銀行并購深圳發展銀行這一涉及到交易額近300億元并購，其中90%是以股權來進行對價交易。第四，資本市場在支持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自主創新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我國70%的技術創新和80%以上的新產品是民營企業提供的，但是它們很難從銀行中籌集到大量資金，于是就需要資本市場尤其是創業板為對這些企業創新提供資金支持，而實際中資本市場也在努力承擔這一重任。2010年創業板啟動，為中小企業的創新活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持和資本運作平臺。信息技術、新材料、新能源等新興產業中的許多高新科技公司借助中小企業板和創業板市場的平臺融資，培育了核心競爭力。

資本市場上的絕大多數上市公司是有競爭意識和競爭能力的市場主體，從很多方面看它們都是我國經濟中最重要最活躍最有能量的部分，為國家、社會作出了重要貢獻。因此資本市場發展對我國市場微觀主體建設的具有重要意義。

2.價格體系完善方面，資本市場發展推動了價格體系的完善和定價機制的改進

價格機制是市場體系的重要構成部分，市場定價是市場經濟體系的應有之義。價格是一個體系，包括商品價格、要素價格等各種價格，這些價格是相互關聯的。如果價格體系中有些價格是固定的，或者是由政府高度管制的，有些價格是市場化的，那么，市場行為主體就很難進行市場化定價，就會出現價格扭曲。

改革開放30年后，我國的商品定價已基本市場化了，但要素定價市場化程度還不高，尤其是資產定價、資金定價，市場化程度還較低。資本市場的發展對我國資產定價和資金定價的市場化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1）資產定價

資本市場上，人們越來越多的采用市盈率、市凈率等辦法，參照市場行情對股票（資產）進行估值，也就是說資產的定價越來越市場化了。不論是一級市場上的新股發行還是二級市場上的股票轉讓和買賣，投資者會綜合考慮企業發展前景、經營風險、盈利潛力各種因素對企業加以估值。當然，由于上市審批制導致了股票資源和新股資源的稀缺性，資本市場的資產定價會存在一定程度的失靈，出現股價嚴重背離市場價值的現象，如2011年1月中多只新股的高溢價發行，導致大面積破發。資本市場在資產定價中的失靈其根源在于資本市場的市場化不夠，因此還需要進一步推進包括新股發行市場化改革在內的市場化改革。

雖然資本市場在資產定價中仍存在一些問題，但不可否認其對推動資產定價市場化的重要意義。我國當前正處在經濟結構轉型和調整的重要階段，將出現大規模資產重組。資本市場資產定價機制的改進將有利于其資源配置功能的發揮，更好地幫助戰略性新興產業成為未來的支柱產業，支持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實現我國產業轉型和產業升級。

（2）資金定價

金融行業包括銀行、保險、證券、基金四大行業和財務公司等其他金融機構。2010年我國金融行業總資產規模突破一百萬億。其中，銀行、保險、證券、基金四大行業的資產合計就達到了105億元，突破百萬億元的關口：銀行業總資產為95.23萬億元（2010年11月數），保險業總資產為2.48萬億元，證券業總資產1.97萬億元，基金業資產凈值為5.00萬億元。在金融四大行業中，銀行業占據絕對主導的地位，其總資產占四大金融行業總資產的91%，證券公司占比1.9%，基金業資產占比2.4%，證券和基金二者合計的資本市場的比重大約是4%。

資本市場的發展，為社會融資提供了股票、票據、債券等各種直接融資融資工具，使得融資渠道和方式越來越多樣化。雖然，從金融體系資產結構來看，我國的資本市場規模還顯得單薄，但從融資結構來看，資本市場已經對資金的配置、資金的定價產生了重要影響，其話語權正逐步增加。2010年資本市場的籌資突破1萬億，上市公司通過發行股票，在資本市場上募集資金10393.1億元，扣除各種發行費用，實際募集資金10117.5億元。股市籌集資金相當于人民幣新增貸款的13%。2010年各類企業（公司）在債券市場上通過發行債券融資31252.95億元，是1992年5億元的6251倍，1992年-2010年期間債券融資資金的年增長率達到了62.5%。2010年債市籌集資金相當于人民幣新增貸款的39%。股市債市籌集的資金相對于人民幣新增貸款的一半以上了。也就是說，資本市場融資規模大約占到了融資總量的三分之一。資本市場越來越成為資金定價體系中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對資金價格確定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資本市場的發展有助于推進利率市場化。一方面，由于資本市場上資金定價的市場化程度較高，于是資本市場的發展就推動了我國資金定價的市場化即利率市場化的進程。在債券市場和貨幣市場上，企業債、金融債、商業票據等工具的交易已全部實行市場定價，對價格不再設任何限制，只是在債券發行中，我國規定企業債發債時債券利息不能高于同期限儲蓄利率的40%。隨著各種票據、公司類債券的發展，特別是OTC市場和二級市場交易不斷擴大，很多企業，特別是優質的企業，可以選擇發行票據和企業債來融資，企業融資的成本受貸款基準利率的限制在不斷下降，資金價格更加市場化。另一方面，股票、債券等證券市場是作為替代性金融工具出現的，證券市場發展了，資金融通對銀行體系的依賴性就降低了，為銀行這一直接融資體系的資金定價改革提供了空間和可能，同時也對銀行體系利率市場化形成壓力，從而推進直接融資體系的利率市場化。

3.宏觀調控體系轉變方面：資本市場發展推進宏觀調控由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的轉變

市場經濟下的宏觀調控，是以間接調控為基本目標和基本特征的。只有采用市場化的宏觀經濟手段、宏觀經濟傳導途徑，才能有效傳導宏觀調控的政策意圖，而且不對微觀行為主體行為造成大的干擾、甚至隔段和沖擊，從而實現宏觀經濟政策與市場微觀主體行為之間的無縫連接，實現宏觀調控目的與市場微觀主體利益的統一協調。

我國的資本市場尤其是固定收益類市場的發展，在我國宏觀調控（貨幣政策調控）體系逐步從行政管制的直接調控向綜合運用市場化調控手段的間接調控的轉變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我國貨幣政策調控由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轉變的標志是公開市場業務操作成為主要的貨幣政策調控工具。1998年1月1日我國取消貸款規模管理控制，1998年5月26日我國人民幣公開市場操作恢復交易。此后，依托穩步快速發展的銀行間債券市場，央行的公開市場業務取得了快速的發展。2000年到2010年間，公開市場操作規模增加了20.6倍，年增長率為35.9%，大大超過了同時期我國M2的18.5%增速。公開市場操作對貨幣供應量調整的力度在增加，影響程度在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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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大學生 成長成才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3.016

1 引言

經過近年來的探索，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取得重大突破。但是，這與中央的要求仍有一定的差距。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引導大學生成長成才過程中起到的作用還不是十分明顯。因此，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幫助大學生修正錯誤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是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

2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大學生成長及發展的指導作用

2.1 有助于增強大學生的歷史使命感

在信息化大潮的席卷下，高校不再是獨立的“王國”，也被推動各種矛盾交織的風口浪尖，可以說，高校是社會的一個縮影。大學生作為新時代的精英，肩負著重要的歷史使命，要想幫助其認清自身的歷史使命，增強其歷史使命感，必須要對其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大學生由于入世未深，辨別力和洞察力還不強，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誘惑和影響，只有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才能幫助大學生思想和心理素質不斷提升。總之，深入開展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能夠增強大學生為實現“中國夢”貢獻力量的使命感；增強大學生的思想政治素養，培育大學生科學學習的精神，及時修正錯誤的世界觀，樹立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理念，養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格和較強的心理素質；把大學生思想素養提升、文化知識學習以及實踐能力增強有機結合，敦促大學生扎扎實實練好“內功”，迅速成長為腳踏實地、全面發展的優秀人才。

2.2 有助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

大學生要想實現人生價值，就必須要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根據大學生的身心特征來看，如果不采取相關措施正面引導，勢必會造成錯誤價值觀侵占大學生的思想，這將嚴重影響大學生成長成才。因此，深入開展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大力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能夠幫助大學生養成良好品格，及時修正錯誤的價值觀，增強其與錯誤思想作斗爭的決心，增強其自覺抵御外界誘惑的自覺性，促使其學習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并內化為自覺行動；幫助大學生找到自身的價值坐標，制定正確的人生規劃，減少走彎路所帶來的損失，增強沿著光明大道前行的自信心。

3 當前我國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缺失的主要表現

3.1 社會主義信仰日漸弱化

目前，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缺失的突出表現是社會主義信仰日漸弱化。信仰，在哲學上指的是你的信任、價值所在。大學生的心智尚未成熟，其思想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響。在多元文化的沖擊下，不少大學生面對無法解釋的各種危機，陷入深深地苦悶之中，轉而追求虛無價值，并不認同堅定社會主義信仰的必要性。部分大學生生活富裕，但是精神空虛，引發了焦慮、失落等情緒，信仰出現真空化。只要深入大學校園，就不難發現，不少學生整日無所事事，沉迷于打游戲、上網聊天、看影視劇、打牌等，常把“無聊”、“沒勁”掛在嘴邊。部分大學生誤入歧途，加入封建迷信團體，嚴重影響了學習和生活。總之，近年來頻發的高校自殺、他殺現象，充分表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缺失，嚴重制約了大學生成長成才。

3.2 價值取向更加功利化

高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缺失，造成了大學生價值取向更加功利化。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高校的開放程度進一步加大，社會不良風氣涌入校園并嚴重影響了大學生的價值觀。比如社會上的“我爸是李剛”事件、“郭美美”事件以及各種炫富事件，極大地沖擊力大學生的價值觀，使其發生了一定的扭曲。不少大學生的價值目標選擇的功利化色彩更濃厚，放棄了艱苦奮斗，而熱衷于享樂。部分大學生的價值評判標準日趨功利化，放棄了奉獻這個核心標準，把索取和報酬當成了首要任務。一些大學生不想努力上進、誠實勞動，轉而熱衷于請客送禮。總的來說，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缺失的影響，大學生的價值趨向更加功利化，這不利于其今后的發展。

3.3 享樂主義較為突出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缺失，使得大學生的享樂思想不斷蔓延。部分大學生價值觀發生錯亂，不注重艱苦奮斗、生活節儉，熱衷于互相攀比，比如手機、電腦、平板必須是蘋果的；衣服和鞋子必須是要穿名牌的；經常出去喝酒、K歌、泡吧，等等。一些大學生不認真學習，懶惰思想較為嚴重，比如習慣于作業的“復制粘貼”和考試的“打小抄”；整日躲在宿舍打網絡游戲，觀看影視劇，甚至瀏覽黃色網站，等等。不少大學生不參加社會實踐，抱著消極避世的態度，遇事只會一味地逃避，責任感缺失。總而言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缺失，使得大學生中超前和攀比消費較為嚴重，心理素質有待提升，對于其今后的人生有著不可估量的損害。

4 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助推大學生成長成才

4.1 推進高校思想政治課改革創新

推進高校思想政治課改革創新，是促進大學生成長成才的保障。當前，我國高校十分重視思想政治課教育，但是更多的是注重理論的灌輸，授課方式單一，課程內容乏味，使得不少大學生產生抵觸情緒。因此，必須要堅持“貼近”生活的原則，完善思想政治課程體系，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增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踐教育的比例，比如通過辯論和競賽，培育大學生的誠信和友善品質；通過參觀紅色教育基地，激發大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懷。推進思想政治教育課堂創新，避免灌輸宏觀理論，成立學習小組，鼓勵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討論，比如通過對社會上的先進事跡、惡劣現象的討論，加深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識，營造活潑生動的課堂氛圍。積極舉辦思想政治講座，邀請校內外專家講授國內外形勢、時政熱點等，激發大學生學習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積極性。要建立專家教授講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常態機制，把他們研究的新成果與大學生分享，促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時效性顯著增強。

4.2 促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與校園文化建設的有機結合

實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與校園文化建設的融合，是促進大學生成長成才的關鍵。校園文化是一種特殊的精神環境，因其與大學生生活密切相連而有著廣泛的學生基礎。因此，必須要探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校園文化新載體，加快制定符合學校實際的實施細則，進而潛移默化地影響大學生的價值觀，增強其與錯誤思潮斗爭的能力。要充分利用校園媒體的宣傳作用，比如通過校園廣播播放社會上涌現的先進典型事跡，大力弘揚正能量，凈化校園文化氛圍。多舉辦積極向上的文藝活動，比如唱紅歌，讀紅色經典；深入開展學雷鋒活動，培養大學生樂于助人的品格；多舉辦學術交流會，鍛造大學生的自由、平等意識。

4.3 增強大學生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自覺性

促進大學生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自覺性不斷增強，是進大學生成長成才的重點。要想真正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大學生成長成才的指導作用，必須建立以學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體系，徹底破除教師為核心的舊模式，調動大學生積極參與有益的社會實踐活動，通過社會實踐增強人際交往和動手操作能力，加深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識，進而自覺地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多為大學生提供參與有益社會實踐活動的機會，比如社區義工、義務宣講社會主義主義核心價值觀、下鄉支教、企業實習等，通過親身體會幫助大學生更好地認識社會，加深其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容的把握，進而養成“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良好品格，扎扎實實增強其就業競爭力，為今后成長成才打下堅實的基礎。

5 結語

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事關大學生思想素質提升，事關大學生成長成才。著力強化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對于促進大學生綜合素質不斷提升、建構和諧幸福人生具有重大意義。我們要認真落實中央關于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決策部署，以實干精神狠抓工作落實，制定適合高校實際的實施方案，以推進思想政治課改革創新、融入校園文化建設、增強大學生自覺性等方面為切入點，努力走出一條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高校道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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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DOI：10.14163/j.cnki.11-5547/r.2016.35.063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influencing effect by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combined with drug therapy on social function， life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anxiety disorder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 with anxiety disorder were divided by their intentions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combined with drug therapy for clinical treatment，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drug therapy for clinical treatment. Comparison was made on clinical effect after 12-week treatment， global assessment of function （GAF）， generic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 （GQOLI74） and life satisfaction scale （LSR）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12 weeks of treatment， both groups had effectively relieved symptom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27 cured cases， 7 excellent cases， 4 effective cases and 2 ineffective cases， with total effective rate as 95.0%. The control group had 19 cured cases， 9 excellent cases， 4 effective cases and 8 ineffective cases， with total effective rate as 80.0%.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obviously higher total effective rate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χ2=4.114， P

【Key words】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Drug therapy； Anxiety disorder； Social function； Life satisfaction

焦慮癥屬于常見的臨床精神障礙疾病之一， 其主要癥狀， 體現在精神焦慮、社交焦慮障礙以及精神恐懼障礙等癥狀[1-3]。以往藥物治療的目的是要致力精神障礙癥狀都得以緩解， 而忽略了在治療一種精神障礙的同時造成另一種精神障礙病情惡化， 這也是目前臨床治療上的一個挑戰， 因此在藥物治療的基礎上需要接受相應的心理治療， 避免因自身心理疾病導致在治療過程中出現一些人文問題。同時也可避免因行為失常導致的嚴重后果和并發癥[4， 5]。本院在針對這些精神疾病的臨床治療進行總結中， 發現采用認知行為療法聯合藥物治療具有良好的臨床效果， 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取本院2013年10月～2014年10月接診臨床焦慮癥患者80例， 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國精神病障礙疾病對焦慮癥患者的臨床評定標準， 排除了其他精神病障礙患者[3]。患者與家屬簽署了病情知情通知書， 按患者意愿將其分為實驗組與對照組， 各40例。實驗組男26例， 女14例， 平均年齡（32.6±6.8）歲；對照組男27例， 女13例， 平均年齡（34.5±6.9）歲。兩組患者性別、年齡等一般資料比較，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對照組單獨使用藥物治療方法， 而實驗組則在藥物治療的基礎上實施認知行為療法。藥物治療：針對每1例患者在睡前口服鹽酸萬拉法新膠囊藥劑， 前3 d用量25 mg， 以后根據病情進行用藥調整， 平均每2天增加25 mg， 最終加至150 mg后停止增加， 若患者藥物反應強烈， 則應進行劑量上的減少控制。于12周后， 根據實際病情情況進行用藥劑量上的適當調整。認知行為療法：針對患者進行認知重建， 并為其提供信息思維， 結合實際的思維行為建設一個更好的認知環境。鍛煉患者的思維能力， 進行催眠放松訓練， 并讓其有充足的時間進行深呼吸運動[6， 7]。

1. 3 觀察指標及療效判定標準 通過GAF評分觀察社會功能、GQOLI74評分觀察生活質量、LSR評分觀察生活滿意。本次的臨床療效評定以通用的評定標準進行分級[8， 9]， 痊愈：癥狀基本消失， 無消極思想。顯著：癥狀大部分消失， 無明顯消極思想。有效：癥狀部分消失， 消極思想偶爾有發生。無效：癥狀無變化， 甚至有加深。總有效率=（痊愈+顯著+有效）/總例數×100%。

1. 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6.0統計學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x-±s）表示， 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檢驗。P

2 結果

2. 1 兩組患者臨床療效比較 經治療12周后， 兩組患者基本癥狀均得到了有效緩解， 實驗組痊愈27例， 顯著7例， 有效4例， 無效2例， 總有效率95.0%；對照組痊愈19例， 顯著9例， 有效4例， 無效8例， 總有效率80.0%；實驗組總有效率明顯高于對照組， 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χ2=4.114， P

2. 2 兩組患者GAF、GQOLI74以及LSR評分比較 經過治療后， 對照組GAF、GQOLI74以及LSR評分分別為（63.59±

5.20）、（58.31±2.21）、（76.20±5.20）分， 而實驗組三項評分分別為（75.30±5.60）、（62.65±4.23）、（85.60±5.60）分， 實驗組各項評分高于對照組， 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焦慮癥屬于較為常見的一類心理癥狀， 需要結合實際的病理情況進行有效的救治[10， 11]。而通過藥物治療， 其作用效果不甚理想， 因此近年來通過認知行為療法的出現， 在一定程度上， 更進一步的改善了對這一類心理情況的改善。極大的促進了對心理焦慮患者的自我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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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現代法治理念的型塑、體系的建構及其在社會中的傳播，其首要的前提與基礎是現代市民社會的形成與發展。從發生學的視角來審視，現代法治是在近代以來市民社會充分發展的基礎上萌芽和發展起來的;從事實判斷的視角來審視，現代法治的整個理論體系是在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邏輯互動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從價值判斷的視角來審視，現代市民社會的積極成長使現代法治真正實現了對傳統人治或禮治的超越，并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現代法治理念的型塑、體系的建構及其在社會中的傳播，其首要的前提與基礎是現代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形成與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沒有一個擁有公民自決權的私人活動領域和非官方公共領域，沒有一個制約政治國家的社會權利以及多元化的利益表達，現代法治就不可能真正形成，更不用說實現其社會化，可以這樣說，市民社會的形成和發展是現代法治產生并實現其社會化以獲取合法性資源的邏輯起點。當前，我國正處在改革攻堅、社會加速轉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以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性關鍵時期，理性地分析市民社會與現代法治理念之間的理論關聯并為當前法制現代化建設、政治文明建設提供良好的政策建議，無疑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深遠的現實意義。

一、從發生學的視角來審視，現代法治是在近代以來市民社會充分發展的基礎上萌芽和發展起來的

現代法治是在近代以來市民社會充分發展的基礎上萌芽與發展起來的。市民社會的現代轉型與整體發展不僅為現代法治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是現代法治的原動力;而且市民社會的理性規制、自治法則本身就內蘊著濃厚的現代法治理念，尤其是市民社會因自身缺陷需要現代法治的彌補則更為現代法治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發展契機，因此可以說，近代以來市民社會充分發展是現代法治得以形成的邏輯起點或充分必要條件。

(一)市民社會為現代法治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是現代法治主體生成、法治理念萌芽并不斷實現發展的原動力

作為政治上層建筑，現代法治最終是由經濟基礎所決定的，認為，市民社會“始終標志著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這種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的上層建筑的基礎。”[1] 441，“在過去一切歷史階段上受生產力制約同時又制約生產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會。”[2]40在馬克思看來，家庭和市民社會并非像黑格爾所說的是由抽象的理念產生的，而恰恰是相反，“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國家的真正構成部分，是意志所具有的現實的精神實在性，它們是國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會本身把自己變成國家。它們才是原動力。”[1]441這不僅僅是因為市民社會為現代法治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重要的是，伴隨市場經濟而不斷壯大起來的市民階級，逐步擺脫了封建主義的人身依附而獲得個體自由，打破了傳統法制的國家本位或社會本位取向，事實上構成了“個體本位”取向為表征的現代法治的主體基礎。現代法治理念的萌芽及其后來的發展，就是作為現代法治主體的市民階級在政治參與、政治溝通以及政治訴求的實踐過程中的理論體現和思想結晶。因此可以說，市民社會不僅為現代法治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而且是現代法治主體生成、法治理念萌芽并不斷實現發展的原動力。

(二)市民社會本身就內蘊著濃厚的現代法治理念，法治社會的“良法”根植于并反映著市民社會的理性規則和自治要求

法治代表著民主價值規定的社會生活方式，是“有特定價值基礎和價值目標的法律秩序”[3]334，按照亞里士多德的定義，法治是指“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4]199事實上，作為市民社會經濟基礎的市場經濟本身就是一種法制經濟，它源于市場經濟的理性規制與開放性、平等性的自由競爭理念，這就要求，“無論是政治的立法還是市民的立法，君主們在任何時候都不得不服從經濟條件(市場經濟——引者注)，并且從來不能向經濟條件發號施令。”[5]309從中可以看出，法治社會的法律源自于市民社會的理性規制，是市民社會各利益集團以及公民法人代表在社會資源分配中達成的協議，是以契約形式表現出來的妥協與協商的產物。如果法治社會中的法律不能反映有效運行在社會生活中的市民社會交往規則，而只是政治權威任意制定的只反映少數人的利益與要求的話，那這種法律的現代存在就缺乏合法性，就不是“法治”意義上的“良法”，以這種法律為基礎的社會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治社會。

(三)市民社會因自身的缺陷以及對現代法治的客觀需求則更為現代法治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發展契機

歷史地看，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經歷了一個由合到分的過程。在中世紀，市民社會長期湮沒在政治國家的之下，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是同一的，“市民社會的等級和政治意義上的等級是同一的，因為市民社會就是政治社會，因為市民社會的有機原則就是國家的原則。”[1]334“在這里，政治國家本身是市民的生活和意志的真正的唯一的內容。”[1] 284-285近代以來的政治革命極大地實現了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分離，市民社會獲得了很大的獨立性和自主性，這無論如何是一個重大的歷史進步，但是，日益脫離政治國家的市民社會由于其自身的盲目性、過分理性化等缺陷，導致了市場失靈，不僅嚴重破壞了長期以來形成的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形成了生態危機與環境危機;也極大地破壞了長期以來所孕育的集體精神和“類”的意識，冰泠泠的個人利益打算導致了極為嚴重的社會道德危機和主體的意義危機。這樣，無論是在經濟領域還是在社會生活領域，市民社會的盲目性、過分理性化等缺陷極其需要政治國家“法治”的適度干預，經濟上的宏觀調控、社會生活中的政府規制就成為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必要條件。因而可以說，市民社會因自身的缺陷以及對現代法治的客觀需求則更為現代法治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發展契機。

二、從事實判斷的視角來審視，現代法治的整個理論體系是在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邏輯互動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

從事實判斷的視野來考察，現代法治的整個理論體系，不管是基于現代民主理念與契約精神的現代法律體系、憲法體系，還是政治合法性、政治民主化、大眾政治參與及政治社會化等政治文明形式，都是在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邏輯互動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在“市民社會制約和決定國家”[6]245的基礎上的“國家社會化”與“社會國家化”、“社會權利”與“政治民主”、“社會認同”與“政治權威”、“社會自治”與“政府規制”等的邏輯互動，處于基礎地位的市民社會始終構成了現代法治各理論要素形成的前提與邏輯起點。

(一)現代法治的基本問題是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關系問題，是“國家社會化”與“社會國家化”的邏輯互動

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關系問題是現代法治的基本問題，這一問題決定了整個現代法治理論體系的性質及其未來走勢。這是因為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不同關系有著不同的政治意蘊，在漫長的中世紀社會里，市民社會長期湮沒在政治國家之中，“市民社會的等級和政治意義上的等級是同一的”，這是原初意義上的“社會國家化”時期，是國家統治、支配、主導和全面干預社會生活的歷史階段，是有國家無社會、國家“吞并”社會或強國家—弱社會的狀況，在這樣的歷史發展階段上，毫無法治精神可言，是一個“君權神授”、封建君主專制式的人治時期;隨著近代以來市民社會的逐步強大，尤其是在啟蒙運動以及資產階級政治革命使“資產階級把它在封建主義統治下發展起來的生產力掌握起來。一切舊的經濟形式，一切與之相適應的市民關系以及作為舊日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政治制度都被粉碎了。”[7]154“政治革命也就消滅了市民社會的政治性質”[1] 441，這樣，市民社會將本來該由自己來管理的權力收了回來，尤其是在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鼓舞下，市民社會獲得了足夠的自治權，以致政治國家的權威性與合法性都受到了強大的市民社會的威脅，在現代化、市場化、世俗化、理性化的口號下，政治國家的合法性完全建立于市民社會的基礎之上，這是現代法治形成與發展的歷史時期，是一種“國家社會化”、“強社會-弱國家”的發展狀況。歷史表明，這種建立在“不平等”基礎上的“社會國家化”與“國家社會化”的互動關系，既不利于市民社會的培育，也不利于政治國家的發展。一方面，市民社會的充分發展需要獲得足夠的社會自治權，需要將本來不屬于國家而屬于市民社會的權利還給社會，這是因為市民社會有著自身不以國家意志為轉移的規律性;另一方面，市民社會的自組織性也并不意味著市民社會可以無限遠離政治國家而獲得獨立，自由放任的市場也并非是萬能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出現就證明了缺乏國家干預與政府規制的市場是會“失靈”的，而這為政府規制以及國家干預提供了合法性基礎，從而為現代法治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發展契機。由此可見，現代法治的根本問題是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互動關系問題，這種互動不是一方壓倒另一方，而應該是在“強社會-強國家”的基礎上，實現“社會國家化”與“國家社會化”的邏輯互動。

(二)現代法治的首要問題是建立在市民社會基礎之上的民主政治及其在市民社會中的社會化問題，是“社會權利”與“政治民主”的邏輯互動

現代法治實際上就是以法律的形式將市民社會的自治權利加以合法化，從而鞏固市民階層的利益。然而，市民社會的自治權利不是脫離政治國家而獨立存在，事實上，“在市民社會中，每個人都以自身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來都是虛無。

但是，如果他不同別人發生關系，他就不能達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為特殊的人達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過同他人的關系就取得了普遍的形式，并且在滿足他人福利的同時，滿足自己。”[8]197，可以看出，市民社會盡管解放了個性的權利，但同時也加劇了個人與普遍物的沖突。“市民社會是個人私利的戰場，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場，同樣，市民社會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務沖突的舞臺，并且是它們二者共同跟國家的最高觀點和制度沖突的舞臺。”[8]201這樣，要真正實現每一個社會個體自由權利的發揮，必須在“強社會-強國家”的基礎上，實現“社會國家化”，以政治民主的方式有效協調個體私利與特殊公共事務之間的矛盾與沖突，這事實上也是可能的，這是因為“個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的權利的定在，都同眾人的生活、福利和權利交織在一起，它們只能建立在這種制度的基礎上，同時也只有在這種聯系中才是現實的和可靠的。”[8]198事實上，“這種制度”就是民主政治制度，“這種聯系”就是通過這種民主政治的社會化過程而建立起來的，因而可以說，現代法治的首要問題是建立在市民社會基礎之上的民主政治及其在市民社會中的社會化問題，是“社會權利”與“政治民主”的邏輯互動。

(三)現代法治的根本問題是政治合法性或政治認同問題，是“社會認同”與“政治權威”的邏輯互動

現代法治從根本上來說屬于上層建筑，從馬克思唯物論的觀點來看，它是由市民社會這一社會基礎所決定的，其全部合法性資源完全來源于市民社會的政治認同，由此可以說，現代法治的根本問題就是政治合法性或政治認同問題。由前可知，市民社會中自治的盲目性與私利個人同公共事務之間的沖突性為政治國家、政府規制以及政治權威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基礎，現代法治就是在這一縫隙中得到發展的契機與生存空間的。既然這樣，那么現代法治要想繼續獲得更多的合法性資源，就得不斷協調私利個人與公共事務之間的矛盾與沖突，有效地實現市民社會的良性運行與協調發展，以爭得更多的政治認同，從而增強其權威性。這樣，要真正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必須在“強社會-強國家”的基礎上，實現“國家社會化”，將政治權威完全建立在市民社會的政治認同的基礎之上并受其監督，而不是依賴軍隊等暴力機構以強制的方式來獲得，當然這也并不是意味著軍隊等暴力機構的消亡，而只是說其權威獲得的方式不是依賴于它，事實上，建立在市民社會政治認同基礎上的政治權威需要強有力的國家機器為其提供堅強的后盾。由此可見，現代法治的根本問題是政治合法性或政治認同問題，也就是“社會認同”與“政治權威”的邏輯互動。

綜上所述，從事實判斷的視角來分析，現代法治是在有效克服市民社會自治的盲目性與局限性的基礎上，通過建立完備法律體系，以民主政治的方式體現出來的，市民社會始終是其形成的基礎與出發點。其實質就是體現或建立于社會存在-市民社會基礎上的上層建筑或政治意識形態，是因市民社會而存在，為市民社會而謀發展的民主政治形式。

三、從價值判斷的視角來審視，現代市民社會的積極成長使現代法治真正實現了對傳統人治或禮治的超越，并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現代法治是相對于傳統的人治或禮治而言的，傳統的人治或禮治是一種以政治為中心、以君權至上或以統治階級制定的禮教道德規范為行為典范的統治方式。在這種統治秩序下，除統治階級以外的普通百姓毫無自由與民主權利可言，他們的人性遭致扭曲，他們的人權遭致破壞，他們完全成為統治階級的奴仆與附庸。與傳統的人治或禮治相比，現代法治具有很強的人學意蘊，是一種“善治”。善治是實現治理的手段，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過程。與統治(government)不同，治理(governance)指的是一種由共同的目標支持的管理活動，這些活動的主體未必是政府，也無需依靠國家的強制力量來實現。在治理活動中，政府只是作為治理社會的一種力量，治理的前提是公共領域的諸多力量以社會代言人身份出現，真實地表達和實現人們的利益和想法。總的來說，治理有四個特征:其一，治理不是一整套規則，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其二，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其三，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其四，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一種持續的互動。從上述的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到，治理一詞的基本含義是指在一個既定的范圍內運用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種不同的制度關系中運用權力去引導、控制和規范公民的各種活動，以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

善治作為現代法治的核心理念，作為實現治理而不是統治的手段，其本質特征在于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新穎關系，是兩者的最佳狀態。這是因為，治理本身就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合作、政府與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的合作、強制與自愿的合作”[9]6。可以說，善治實質上是國家權力向社會的回歸，是一個還政于民的過程，是國家與社會或者說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良好合作。從全社會的范圍看，善治離不開政府，但更離不開公民。善治有賴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對權威的自覺認同，沒有公民的積極參與和合作，沒有一個健全和發達的市民社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從這個意義上說，市民社會是善治的現實基礎。由此可見，正是因為現代市民社會的充分發展，社會自治權利的增大，公民的個性才得以發揮，自由才得以實現，這不僅從根本上推動著傳統統治方式向現代治理方式的轉變，促進現代法治理念的形成，而且，現代市民社會的積極成長使現代法治真正實現了對傳統人治或禮治的超越，并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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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和諧社會；法治；保障

中圖分類號：D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33-0298-02

收稿日期：2013-08-19

作者簡介：黃儀貞（1967-），女，廣西南寧人，副教授，從事法學理論、軍事法研究。

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推動和諧社會建設是黨的十提出的重要任務，法治建設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標志和保障機制。我們應當以法治為導航，引領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的全面實現。

一、法治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重要地位

（一）法治是構建和諧社會的牢固基石

“和諧”一詞，蘊含和衷共濟、內和外順與協調、和睦之意。我們所要建設的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這六個方面概括了和諧社會的科學內涵和基本特征。民主法治作為和諧社會的第一個基本特征，表明了法治對于和諧社會的重要意義。和諧社會的構建離不開法律規范的調整和法律制度的支撐，離不開符合現代要求的、科學的法律理念的指引。我們只有把法治作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牢固基石，把以人為本、公平正義作為法治建設的靈魂，才能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奠定最堅實的基礎。

（二）法治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推動力量

法治在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當前，中國社會矛盾糾紛持續高發多發，觸點很多、燃點較低、處理不易。我們只有從制度上理順各種利益關系，平衡不同利益訴求，努力以制度防糾紛于未起、化矛盾于未發，從源頭上有效預防與減少社會矛盾和糾紛，才能把切實保護每個公民的每一項合法權益作為法治建設的根本任務，為建設和諧社會奠定最堅實的基礎。任何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都離不開法治的推動。我們要建設的和諧社會是一個政治文明、經濟繁榮、科技進步、生活富裕的社會。這其中任何一個目標的實現，都需要成熟的法律制度加以確認和推動，法治的不斷推進將有力地促進和諧社會的全面實現。

（三）法治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保障

建設和諧社會的進程，離不開法治提供的強有力保障。一方面，正確反映和兼顧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協調人民內部的利益矛盾需要法制來保障；加強社會建設和管理，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需要形成政府依法行政、社會公眾依法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的群眾工作需要強化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另一方面，對于危害國家安全、破壞經濟建設、擾亂社會秩序、侵害公民權益等各種破壞社會和諧的違法行為，也需要通過強有力的法律手段予以有效打擊和懲治。

二、樹立符合和諧社會要求的法治理念

（一）進一步樹立崇尚人性尊嚴的理念

人性尊嚴傳統上是一個倫理道德、文化哲學和領域的一個概念，人性尊嚴的本質要求國家公權力應該把人作為一種目的對待，而不是當作一種手段。崇尚人性尊嚴的理念在國家根本大法和有關法律制度中得到彰顯和貫徹。徒法不足以自行，崇尚人性尊嚴的理念不僅要體現在法律制度中，更重要的是體現在法律實踐中，體現在公共權力與公民權利的合作互動關系上。公共權力的行使必須在合法的限度之內，必須遵循嚴格的法律程序，行政權力、司法權力和認法權力均不得例外。一旦公民的人格尊嚴與合法權益受到國家機關的非法侵犯，公民有權得到行政訴訟、國家賠償等法律救濟機制的有效救助，不斷促進社會各界層通力合作、互相尊重，共同構建和諧的溫情社會。

（二）進一步樹立法律至上的理念

法律至上是指一切國家、社會及個人行為都必須以法律為依據，有法必依、違法必究。權力依法運行，權利依法行使，它揭示了一種法治的理想狀態。法律至上是法治最主要的內涵，是法治與人治在理念上最根本的區別。構建和諧社會必須樹立法律至上的理念，法律的權威高于任何個人的意志，一切權力都必須受到憲法和法律的規范與約束，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沒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同時，社會的各種矛盾、沖突及不和諧問題，通過法律途徑得到妥善解決；各種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通過法律規范予以有效協調；各種社會資源和利益，通過法律機制進行公正、合理分配；公共權力失控通過法律手段加以矯正，公民權利受到侵害獲得法律救濟和國家賠償。法律是對社會進行全面調控的最有力、最有效的手段，法律是一切社會主體最根本的行為準則，樹立起法律的普遍性、正義性、權威性和嚴肅性。

（三）進一步樹立權利本位的理念

權利本位即尊重人的權利、保障人的權利，是法治的宗旨和歸宿，是人們法律行為的內驅力，是一切法律關系的核心，也是公民具有獨立法律人格的標志和象征。和諧社會是以人為本的社會，尊重與保障人的權利是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征，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前提。只有充分尊重和保護公民權利，使人民群眾意識到自己在國家和社會中的主人和主體地位，切實感受到自己作為人的權利，才能增強對國家和社會的認同，才能滿腔熱情地為構建和諧社會做出貢獻。

三、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一）堅持科學立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之后，立法的主要任務是黨的十報告提出的“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加強重點領域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參與立法途徑”。自覺適應形勢任務的新變化，努力推動立法從主要服務于經濟增長的速度、總量和規模，向更加注重服務于經濟發展的效益、質量和方式，推動科學發展轉變；從主要進行有關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的立法，向更加注重有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立法，同時著力于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服務型政府轉變；從主要強調立法的數量和速度，向更加注重立法的質量和效果轉變。從立法過程看，還應該拓展人民有序參與立法的途徑，擴大立法工作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以保證立法真正遵循客觀規律、集中公眾智慧、實現人民利益，切實增強法律法規的科學性、針對性和有效性，確保立法真正反映社情民意，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二）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

以法治精神建設和諧社會，就是要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的核心問題是“依法”，依法的首要標準是嚴格規范。建設法治政府的具體目標就是，建設守法政府、廉價政府、誠信政府、透明政府和責任政府。法治經濟要求政府對市場的管理是依法、廉價、誠信、透明的且能夠擔負起應有的社會責任。建設法治政府不僅要建立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還要正確處理政府與公民、權利與義務的關系，這樣才能建設民主法治的和諧社會。

（三）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不斷提高司法公信力

司法歷來都以公正作為自己的理想。在構建和諧社會和推進法治進程中，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保證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意義。司法公正的出發點是保障當事人的權利和司法的公信力，也只有司法公正才能做到保證人民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才能使司法取信于民，樹立和維護司法的權威和公信力，并從根本上維護憲法法律的權威，形成良好的法治環境。當前，要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繼續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努力形成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審判權、檢察權運行機制。要嚴格規范司法行為，大力推進司法公正和公開，切實維護司法公信力和權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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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法律 中國社會 道德

一、對《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一書內容的淺顯認識

如若談到法律的形象，映入腦海的畫面大抵是冷冰冰的法條，衣冠楚楚的法官，高談闊論的律師，面紅耳赤的爭論者，是似乎陌生也似乎熟悉的生活場景的一部分。如若用詞來形容，肯定也離不開公平，正義等詞匯。然而法律在實然中究竟是何形象，在應然狀態下又應該是何形象，這不僅僅是對法律外在的認識，更是內在的真實的需為遵循法律的人們所傳達的法的機能、理念與靈魂。瞿同祖先生的《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一書就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論述了中國古代的法律制度以及其與社會生活的關系。于本書中天況先生大量引進歷史文本，案例考證等，與我們描繪一個有生命力的中國古代社會，梳理的是法律實際上的運作而非冰冷的條文，是法律對社會生活的影響而非冷漠的旁觀。

他反對分析法學派將法律看成一種孤立的存在，強調“任何社會的法律都是為了維護并鞏固其社會制度和社會秩序而制定的，只有充分了解產生某一種法律的社會背景，才能了解這些法律的意義和作用。”瞿先生是從社會制度中去推導理解法律的規定，而不是從法律的規定中得出當時的社會制度。

基于《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一書對中國古代法律及其基礎的梳理，我今日企以中國法律內在包含的儒家思想為基礎，與各位分享我讀本書后反觀當下法治剝離植根于中國社會的儒家思想而談依法治國的缺陷的兩點反思，才疏學淺，愿將感受同大家分享，望批評指正。

二、基于本書儒家化的法律與社會的兩點發散性思考

（一）以法律打破倫常或肯定倫常造成民間道德淪喪

中國社會是鄉土的，先生如是談。“中國人沒有離開過土地，由于天時控制著的，依靠經驗的生活方式逐漸形成了對有經驗長者的依賴和尊重。”由此而逐漸演變形成的家長制一貫于整個中國古代社會。當然經驗的影響只是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儒家思想的深遠影響。

儒家堅持“親親”、“尊尊”的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都深刻的影響這中國社會的發展和中國社會的走向。雖然，自近代起宗法制與家長制隨著封建君主制的消亡而沉寂與歷史的泥沼之中，原本的階級制度歸于消亡，家族服制觀念逐漸淡漠，但在中國社會延續數千年的倫常、孝悌、仁義、誠信等觀念或說品德并沒有隨之而消亡，而是深深的植根于中國社會之中，沒有斷絕，直至今日今時依舊鮮活。這些觀念具體就表現為孝敬父母，尊師重道，兄弟守望，夫妻相扶等等。這些在當下還作為一種基本的道德觀念約束著，引導著人們在塵世的生活。可以斷言，中國社會的發展并不斷絕文化、精神乃至道德思想的傳承。這種不計社會的道德本質而僅僅以經濟發展，或以西方自由主義、權利主義為旗幟的立法或是法治推進是值得法學人反思的。以法律肯定倫常也是令人不解的，社會的延續和發展必然是由不同的，多種多樣的規則和規范共同作用的。法律自作為其中的重要一員存在，但法律是不可能涵蓋社會的方方面面，法律萬能論是絕不可能得到認同的。然而當下卻有越了越多的中國人有了所謂的“法律意識”，在社會的每個角落，生活的每個時刻呼喚法律。子女探望父母需要法律督促，寵物大小便主人應當處理需要法律規制，見死相救見危相助需要法律鼓勵。有時在指責道德淪喪的同時我們是否該反思，是不是法律的不當介入導致了固有儒家法下的道德體系的崩塌，中國社會還沒有進步到有一種新鮮的更符合中國本土的法律觀念形成時，盲目的以法律肯定一些既存的道德，而其他沒有得到法律肯定的因其無理無據而被厭棄從而造成了道德的缺失；這是不是我們舉起了法律的武器，但是脫下了我們傳承的道德的盔甲。

（二）法律的信仰

閱讀瞿同祖先生《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一書時，我有一個直觀的感受相同大家探討。那就是就是中國古代百姓對宗法的信仰與尊重。在本書第一章第三節，刑法與家庭主義中，天況先生列舉了大量的案例，在閱讀中不難發現親屬間殺傷處罰之嚴，乃至變態不合情理，其體現出倫理是大于法理的，這也就是說很多時候對于人的處罰以及法律的規定是不完全符合樸素公平觀念的。但就是這種不符合我們所認同的正義公平觀念，乃至覺得有些許膽寒的法律卻在長期的歷史長河中得到了遵從，并有效的保障了社會秩序。拋開許多學者常說的愚民政策不談，從中國社會的家族本質出發重新審視中國古代法律，會發現其不失為維護中國社會家族、階級秩序的良好工具，是中國獨特的社會土壤中蘊育出的獨特果實，我們可以合理的相信，中國古代法律的合理性蘊育在中國古代社會的土壤中，符合中國古代社會的需求。這種符合性對解決我國“有法不依”的現象是有所啟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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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強民主法治建設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的制度體系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需要用一整套的法律機制來規范社會主體的行為,才能實現社會的穩定和諧,維護社會的公平和正義。

(一)以法制作為維護社會穩定的前提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穩定的社會規范作為前提條件,而只有在統一的社會規范之下,社會主體的行為才有準則,人與人之間才會減少沖突和摩擦,從而保證社會的相對穩定,而法律正是維護社會穩定和諧、實現長治久安的重要保證。首先,必須注重立法的質量。其次,要依法嚴厲打擊各種刑事犯罪。第三,要協調好各類法律糾紛,不斷建立和完善訴訟制度,將各種社會矛盾和糾紛都納入法制的軌道。

(二)用法制來保障社會的公平

社會公平是和諧社會的核心價值追求,也是社會主義法律所追求的基本價值目標之一。只有在社會公平的前提下,整個社會才能形成團結友愛的和諧局面。應通過法律制度來協調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和社會分配問題,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不能讓收入過低的一部分人的積極性受到影響,那樣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特別是社會轉型期應更應注意社會中的弱勢群體。

二、規范我國市場經濟秩序的法治對策

(一)制定新時期的法治補救措施

必須采取法治補救措施和其他各種社會補救措施,嚴厲打擊各種違法犯罪活動。一要加強法律制度的修改工作。修改不能適應新的形勢任務需要的法律制度。二要在解決某一方面新的社會問題時,可以先制定一些單行性的法規。三要加強立法及司法解釋的工作。四要建立和完善行政執法的溝通機制。

(二)建立完善市場誠信法則和信用機制

誠實信用不僅僅是市場主體自我約束的道德準則,它更應該是一項交易法則。為使其充分發揮規范市場主體的作用,必須從制度的層面對待誠信問題,用法治維護市場誠信,建立市場誠信法則以解決我國市場交易中存在的誠信危機,促進市場經濟的完善和成熟。市場經濟秩序的紊亂與社會信用缺失的密切關系勢必要求將信用問題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制定有關法規、強化法律的規范作用、完善市場信用機制,這是建設現代市場體系的必要條件,也是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治本之策。

(三)加強經濟執法環節的建設與保障

從近些年來的實際情況看,法律實施是一個最薄弱的環節。制定出來的許多法律法規,并沒有完全地變成各級執法人員的自覺行動準則。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亂紀等現象十分嚴重。要建設良好的市場經濟法律秩序,就必須完善強化經濟執法機制,而完善強化經濟執法機制的根本問題在于實現經濟管理法制化。一是通過改革理順政企關系,徹底改變企業是政府附屬物的地位,真正成為自主經營的經濟實體。二是建立健全行政執法制度。將經濟管理職能全面納入法治軌道,從經濟管理體制上杜絕、違法亂紀等行為。三是完善強化行政法制監督機制,嚴格監督和制裁經濟執法活動中的違法亂紀、營私舞弊行為。四是在各種經濟實體中建立健全現代化的經營管理制度,提高企業經營管理人員的法律意識和執法水平。

三、以新的法治理念構建和諧社會的法律文化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樹立新的法律理念,充分發揮法治在促進、保障、實現社會和諧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國家在設立權利義務關系時要和諧

針對不同的普法對象,采取不同的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機制。對農民,要以提高其法律素質和維權能力為主,實行幫助教育機制;對領導干部和公務員,以提高其執政能力和執法水平為主要內容,實行引導激勵機制;對企業經營管理人員,以提高誠信守法、依法經營的意識和能力為主要內容,實行監督約束機制。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過程中要牢固樹立有利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權利義務理念,調整好權利義務關系,要用全新的視角審視權利義務理念,促進和諧社會的健康有序發展。

(二)樹立法治至上的理念

在現代文明建設中,法治追求的價值準則和目標之一就是社會的和諧。規范社會生活的規則很多,而法律規范是其中最重要的關鍵規則之一,法律規則是根據社會生活需要而制定的,它體現在法律和各種規章制度之中,正是這些規則保證了我們社會生活的有序和穩定,只有人人遵守和服從這些規則,才能形成良好的社會秩序和社會環境。因此,法治不僅是一種遵循、一種追求,也應該是一種生活方式。具體到觀念上來說就是我們應在思想上樹立法律至上的理念。法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體現,法律至上也就是人民利益至上。我國的法律,都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國家權力機關所制定的,其內容是反映了人民的長遠、整體利益,是為了維護人們正常的學習、工作、生活秩序而服務的,通過立法保障民眾利益表達的權利,增強利益表達的實效。國家應該用有效的制度安排來容納、規范利益表達方式,以增強民眾利益表達的實效。例如,通過民意調查、信息公開、聽證等方式方法,使政策的制定者推出社會普遍認可的公共政策,提高民眾利益表達的理性化程度,增強民眾利益表達的實效。再次,在立法內容上應制定并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為因年老、疾病、失業、傷殘、生育等原因失去勞動能力或生活遇到困難的社會成員提供物質幫助,保障其基本生活標準;只有樹立法律至上的理念,我們的社會才能更加和諧有序,才能真正實現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維護社會的公平和正義,真正構建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

(三)充分發揮科學立法的宣傳作用

科學的立法應該主動地弘揚主流意識形態的價值觀念,自覺引導公眾對于立法的合理期待,影響公眾和社會對于法律的認識和信仰,使立法過程成為倡導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安定有序等和諧社會價值理念的過程,成為公眾學習法律知識、了解法律精神、接受法律觀念、認可法律規范的過程。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法治社會,法治既是一系列原則、制度的實施,也是一種生活、實踐與認知的過程提升,有利于矛盾的解決,有利于社會的穩定及和諧社會的構建。公民基于其社會關系實踐及法律經驗形成的對法律的觀念、態度以至于對法律的信仰,對一個國家的法制運作和法制進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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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韓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適應戰國末期治理亂世的歷史環境，對秦王朝統一中國功不可沒。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中央提出的治國方略，韓非的法治思想是在戰國末期禮制遭到嚴重破壞的形勢下形成的治國思想。

以法為核心，法、術、勢相結合的思想改造了傳統法律文化，對現代中國法治建設具有現實的針對性指導意義。改革圖治，變法圖強，是韓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內容。韓非用進化的歷史觀點分析了人類歷史，他看到了人類歷史的發展，并用這種發展的觀點去分析人類社會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對于當前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來源：文章屋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