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資源價值理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自然資源價值理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先述“時宜”。

先秦時代人們已經認識到，野生動植物資源是可以再生的，這種再生是“天”即自然的活動，是自然再生產的過程；因此，它們的生長繁息和農作物、禽畜一樣，是受“天時”制約的，其生長發育的階段性和自然界氣候變化的節律是一致的。“三才”理論天地人和萬物統一的重要基礎正是天時制約的普遍性。作為野生動植物永續利用基礎的“養”，其實施的關鍵就是要順時。上面談到了我國先秦時期保護和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一系列措施，其中心點是“時禁”，或“以時禁發”。而“時禁”的目的正是保證野生動植物順應自然界季節變化的規律正常地生長和繁育。因為“養長時，則六畜育（禽獸亦然），殺生時，則草木殖（作物亦然）”（《荀子·王制》）。只有這樣，才能達到經濟利用和永續利用的目的。因此，保護和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思想的出現，是和先秦時代對“天時”認識的深化分不開的。[24]

次述“物宜”。

野生動植物生長雖然普遍受天時的制約，但不同種類的野生動植物對天時的適應方式是不同的。因此先秦時代山林川澤的“禁發”，還要建立在對各種野生動植物生長規律正確認識的基礎上，根據“物宜”而作合理安排的。

這種“物宜”的原則在上引《國語·魯語》里革斷罟的記載中反映得十分清楚。當時人們已經認識到鳥獸和魚類在不同的季節懷孕生産，捕魚和獵獸的禁與發在時間安排上應該相互交錯。春天鳥獸懷孕，此時禁獵。夏天魚類孕別，此時禁漁，正如韋注所云：“立夏鳥獸已成，水蟲懷孕之時，禁取魚之網，設取獸之物也。”捕魚安排在冬盡春來的季節，除了氣候上的原因以外，還有兩方面的意義：第一，春天捕取魚鱉可使肉食供應不致因禁獵而匱乏，有利于春天禁獵的實行，從而起到“助（鳥獸）生阜”的作用；第二，春天多取魚鱉曬干儲備起來供夏天消費，可免夏天禁漁期間魚類食物供應的斷檔，有利于夏天禁獵的實行，從而起到“畜（魚鱉）功用”的作用。這種安排，相當典型地體現了“三才”理論的整體觀、聯系觀和動態觀。

又如人們之所以把砍伐樹木時宜安排在冬季，不但因為春夏林木仍在生長，而且因為冬季砍伐質量較好，又利于林木的再生。[25]

《荀子·王制》說：“……萬物得宜，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這里的“萬物”也包括野生動植物在內。

次述“地宜”。

先秦時代的“物地宜，盡地利”，不但包括對各類農田的合理利用，也包括對農田以外的各類土地的合理利用保護和合理利用山林川澤的野生動植物資源，正是當時“地宜”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說，是以“地宜”思想為基礎的。所以，《逸周書·文傳》談“以時”入山林川澤和“以時”狩獵，是和“土不失宜”相聯系的。它又指出：

土可犯，材可蓄。濕潤不[可]谷[之地]，樹之竹、葦、莞、蒲；礫石不可谷[之地]，樹之葛、木。以為絺绤，以為材用。故凡土地之閑者，圣人裁之，并為民用。是以魚鱉歸其泉，鳥歸其林。

在我國的上古時代，雖然種植業早就成為主要的生產部門，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由于地廣人稀，原野不能盡辟，農田一段分布在都邑的近郊，郊外則辟為牧場，山林川澤仍然是人們重要的生產對象。山林川澤之所以受到人們的重視，這是因為當時這些地方盛產林木葦材鳥獸魚鱉等各類山貨水產，在以半干旱草原為主的自然環境中顯得特別珍貴。山林藪澤被稱為“物之鐘”、“國之寶”。《國語·周語上》：“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于是乎出，其猶原隰之有衍沃，衣食于是乎生。”山林川澤和原隰衍沃并提，顯示了它在經濟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國語·楚語下》載王孫圉論寶，把山林藪澤作為國之六寶之一。“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這除了與自然環境有關外，還因為當時種植業不夠穩定，經常受自然災害的威脅，需要以山林川澤的天然富源作經濟生活的必要補充。[26]《周禮·天官·冢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中“三農”、“園圃”、“藪牧”、“虞衡”、“聚斂疏材”屬廣義農業范疇，“虞衡”在“九職”中列于第三位，而且“聚斂疏材”實際上也可以包括在“虞衡”之中。大概反映了戰國以前生產結構的實況。《周禮》中有“山虞”“林衡”“澤虞”“川衡”之職，統稱“虞衡”，就是掌管有關山林川澤的生產事宜的。這類官吏，在《詩經》《左傳》《國語》《夏小正》以至金文彝銘中均可找到。《史記·貨殖列傳》引《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亦見“虞衡”的重要性。到了戰國時代，漁獵采集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已經下降，但仍不失為農牧業的重要補充。所以，春秋戰國政治家在作國土總體利用規劃時，總是把山林川澤考慮在內的。《管子·八觀》以原野的五谷生產，觀一國之饑飽；以山澤、桑麻、六畜之產，觀一國之貧富。“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山澤雖廣，草木毋禁……閉貨之門也，故曰時貨不遂，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

最后，談談山川的禁發與農事安排的關系。

先秦時代山林川澤的“禁發”，除了保護和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外，還有保證大田農業有充足勞動力的意義在內。故《管子·八觀》說：

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墻之上。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鱉雖多，網罟必有正。船網不可一（財）[裁]而成也。非私草木愛魚鱉也，惡廢民生于谷也。

這是就一般年景而言的。山林川澤還作為儲藏天然財富的一個“資源庫”，在年成豐歉之間作調劑之用。在糧食歉收的年份，統治者就會開放山林川澤，讓人民從山澤的資源中獲取維持生計的資料，以安全渡過荒年。

總之，先秦時代保護和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思想，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長期實踐經驗的總結，它以“三才”理論為指導思想，是建立在對廣義農業生產的“時宜”、“地宜”、“物宜”的深刻認識的基礎之上的，同時也與“人力”的調配和農事的安排有關。

三 傳統農學思想的現代價值

中國歷史上有過優秀的傳統農學和發達的傳統農業，它們曾經創造了歷史的輝煌，不但使中國在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產率方面長期領先于世界，而且使中華文明成為唯一延續下來沒有中斷過的古代文明。到了近代，中國的傳統農學和傳統農業都已經落伍。我們現在要實現農業現代化，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用主要來源于西方的現代科學技術和物質裝備來改造傳統農業和傳統農學。但我國傳統農學和傳統農業并非一無是處，它仍然包含著合理的因素和有生命力的成分；西方的現代農業和現代農學也并非十全十美。西方現代農業雖然應用近代自然科學的成果取得重大的成就，但西方近代自然科學是把自然界分解成各個部分進行研究的結果，對事物之間的聯系注意不夠。西方現代農業過分依靠外源能，把農業工業化，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農業的本性。二十世紀后半期以來，環境污染、水土流失、病蟲害抗性增加、能源過分消耗、“投入—產出比”下降等弊端已日益暴露，引起西方學者的反思，并重視從中國傳統農業和傳統農學獲取啟示，以尋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傳統農學所包含的合理因素、價值和生命力再次顯露出來了。

中國傳統農學的核心是“三才”理論。“三才”理論把農業生產看作農業生物、農業環境和作為農業主體的人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整體，比較符合作為自然再生產和經濟再生產統一的農業的本性；因而也能比較充分地發揮人在農業生產中的能動作用。在“三才”理論體系中，“人”與“天”“地”并列，人既非大自然（“天”“地”）的奴隸，又非大自然的主宰，他是以自然過程的參與者的身份出現的。因此，人和自然不是對抗的關系，而是協調的關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和自然界是相互依存、休戚與共的。先秦時代保護和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思想，正是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上產生的。當前，片面性的、對自然掠奪式的發展，已導致地球為人類生存和發展所提供的支持系統的嚴重危機，綜合性的、可持續的、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呼聲日益高漲，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思想就更加顯出其永久的價值。

如果我們把先秦保護和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思想和現在已成為世界各國指導方針的關于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的思想作一比較，人們就會驚訝地發現兩者竟是那樣的吻合。兼顧局部的、目前的利益與全局的、長遠的利益是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出發點之一，聯合國《關于“可持續發展”的聲明》說：“可持續發展系指滿足當代人的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孫后代滿足其需要的能力的發展。”我國先秦時代人們已經認識到“利雖倍數于今，而不便于后，弗為也”，因而在利用野生動植物資源時提出“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的要求。現代學者總結了歷史的教訓，認為在經濟的發展中對自然資源的利用，應當采取“在利用中保護和在保護中利用”的原則。我國先秦時代人們已經實行利用資源的用養結合的原則，把“養”視為“用”的基礎，認識到“茍得其養，無物不長；茍失其養，無物不消”的道理。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是人和自然的協調與和諧，有的學者把它稱為“天人之約”。現代生態經濟學認為，人類的經濟系統應該建立在生態系統的基礎上，人類的經濟活動應該遵循生態規律。我國先秦時代人們已經形成天地人統一的“三才”理論，把農業生產視為農業生物、農業環境和人相互依存、相互協調的系統，把人的作用定位在“助宣氣”、“助生阜”、“參天地之化育”之上。先秦時代“時禁”，不但基于對“天時”的把握，也是基于對生物生長規律的把握，或者說，它是建立在對生物與自然環境統一的認識之上的；它的本質就是要求人們的經濟活動要遵循生態規律。先秦時代保護自然資源的一系列措施，與現代保護自然資源的辦法也是一致或相通的。應該承認，這些思想和理論是我們勤勞而智慧的祖先留給我們最珍貴的遺產之一，至今對現代人仍有借鑒意義。

現代化是一個歷史的概念。不應當把西方的現代化絕對化，變成一個殭死的模式。在世紀之交的今天，講現代化不能離開人與自然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傳統農學的精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農業發展的方向。現代農業應當是一種生態農業，它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因而，中國農業現代化應當實現現代科學技術與傳統農業中優良傳統的結合。

在這里，還需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既然我國先秦時代即已出現保護、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和可持續發展的思想，為什么后來我國生態環境仍然受到嚴重破壞？我想，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探討。

一是理論本身的缺陷。自人類社會產生以來，地球上存在“三種生產”：即社會物質生產、人自身的生產和生態環境生產，只有這三種生產協調和諧，才能保證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先秦時代保護和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思想，主要著眼點是協調物質生產和環境生產的關系，即在利用野生動植物資源時，注意遵循野生動植物自身的生長規律，注意保護自然環境中野生動植物自身的再生產能力；但沒有注意人類自身生產與物質生產、環境生產的協調。人的生產中包括人口數量、人口素質和消費方式，都沒有引起當時思想家的重視。先秦秦漢雖然也出現過“分土制民”、合理安排人地比例、人地必須相稱的思想，但這只是從居民點設置或政區規劃的角度考慮的，而不是從人口生產與物質生產和環境生產關系的總體來考慮的。在傳統農學的“三才”理論中，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時，注意到了主觀能動性與客觀規律性的統一，對資源利用的用養結合，物質生產上的循環利用等，但也沒有考慮人自身生產與物質生產及環境的協調。我國歷代都鼓勵人口的增殖，而不知人口生產也應有所節制。而歷史表明，人類自身生產如果安排不好，也會破壞物質生產與環境生產的協調。中國近代生態環境的問題，相當程度上是人口問題引起的。

二是制度方面的制約。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保護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需要總體規劃、全民動員（現在更需要全球性的合作），這在當時的制度下是做不到的。我國古代立法中雖然也有保護環境的內容，但都是零星的局部的，更沒有提到基本國策的水平。在分散經營、各行其是的條件下，盲目開發，濫用資源導致生態環境破壞的現象是不可避免的。雖然歷代都有思想家提倡節約消費，但難以制約統治者的奢侈無度，以致超越在當時物質生產條件下利用自然資源的合理限度。苛重租賦剝削經常導致一部分農民貧困破產、喪失土地，封建社會晚期人口激增更加加劇了這種情況，無地或少地農民涌向荒山、灘涂、邊疆、牧區，盲目墾發，也導致了森林、牧場和水資源的破壞。這些看似農業問題，實際上是制度問題。

可見，我國先秦時代的可持續發展思想畢竟是很初步的，在深度和廣度上不能與現代可持續發展思想相比擬。現代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是在工業文明高度發展引發環境與社會的一系列嚴重問題的情況下，對人與自然關系全面反思的結果。只有在這個時候，人口、社會、環境和發展的問題才會被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可持續發展才可能被世界各國普遍接受，并成為我們的基本國策。人與自然、經濟與生態的空前尖銳的矛盾孕育著人類的新思維，而上述矛盾的解決將導致新的文明形態的誕生。人類歷史已經經歷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在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人類將邁進生態文明的新時代。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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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里所說的自然資源主要是指野生動植物資源。這可以看作當時合理利用土地資源的一個方面。對耕地資源合理利用，先秦時代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并形成了精彩的理論，但由于耕地在一定程度上已屬于“人化自然”，故本文不予論述。

[1] 《大戴禮記·主言》載孔子言：“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禮記·王制》所謂“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與此同義。

[2] “禁”的另一面是“發”，因此，“時禁”也就是“以時禁發”。其內容很多，不限于保護林木。《呂氏春秋·上農》：“然后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僇，繯網罝罦不敢出于門，罛罟不敢入于淵，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為害其時也。”這是概括而言的，并非四時皆禁，而是說四時各有其禁。

[3] 《睡虎地秦簡·田律》中還有“不夏月，毋敢夜草為灰，取生荔”的記載，整理小組注曰：“荔，疑讀為甲，《釋名·釋天》：‘甲，孚甲也，萬物解孚甲而生也。’即植物發芽時所戴的種皮。取生甲，采取剛剛出芽的植物。”

[4] 據王先謙考證，“百索”即百蔬。

[5] 丁士涵改“夫”為“天”（見郭沬若《管子集校》），亦通。

[6] “大寒降”是季冬之月，“土蟄發”是孟春之月。《夏小正》十二月“虞人入梁”。《禮記·王制》：“獺祭魚，然后漁人入澤梁。” “獺祭魚”，《夏小正》和《禮記·月令`》均在正月。

[7] 上海古籍出版社標點本作“禁罝罜，設阱鄂” ；韋注“罝，當作罛，罜，小網也”。罝為獸網，不應為水虞之所掌。改罝為罛，義雖可通，但“禁罝罜”與“設阱鄂”不對稱。清董增齡《國語正義》作“禁罝，設阱鄂”；韋解“罝，當為罜，罜，小網也”。近是。蓋此文原應作“禁罜，設阱鄂”，誤為“禁罝，設阱鄂”，韋昭注改“罝”為“罜”：或在“罝”下添小字“罜”為注，遂致竄入正文，成為“禁罝罜”：后人又妄把韋注“罝，當為罜”改作“罝，當作罛”。《說文》：“罜，罜，魚罟也。”罜可特指小魚網，也可泛指魚網。夏天是魚類孕別之時，故禁罜。

[8] 上海古籍出版社標點本第178頁。

[9] 《呂氏春秋·具備》：“宓子賤治亶父……三年，巫馬旗短褐衣弊裘，而往觀化于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焉：‘漁為得之，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吿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闇行，若有嚴刑在旁。敢問宓子何以至于此？’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形也）乎彼。宓子必行此術于亶父也。’”《淮南子·道應訓》也有相似記載。 所謂“誠乎此者刑（形也）乎彼”，是指治政以至誠并表現在行動上。這一記載表明，先秦對自然資源的保護利用，不但運用立法和刑罰的手段，而且采取教育和感化的手段。

[10] 朱右曾說：“騖澤猶竭澤。”見《逸周書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1] “豺祭獸”，《月令》在九月，《夏小正》在十月；“鳩化為鷹”是仲秋的物候。

[12]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

[13] 火耕和火獵的殘留在甲骨文和反映周代情況的文獻中均有記載，于此不贅。

[14] 上述兩段引文方括號中的字據顏昌峣《管子校釋》增補，參看郭沬若《管子集校》。

[15] 《大戴禮記·五帝德》也說：“舜……使益行火，以辟山萊。”

[16] 聞一多改“祥”為“羊”（轉見郭沬若《《管子集校》》）。“祈羊”是一種祭祀山澤之名，當與山澤的管理有關。《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祭祀山川與山林川澤的禁發聯系在一起，帶有某種“神道設教”的味道。

[17] 呂文郁：《華夏文明與先秦時代的生態環境》，載《陜西師范大學學報》1998年第3期。

[18] 對黃河流域上古時代自然環境和植被情況，學界估計很不一致。有的學者強調當時氣候溫暖、森林豐茂。我認為當時的森林當然比后世豐茂得多，但不宜夸大。如果上古時代黃河流域森林十分豐茂，覆蓋黃河流域廣大地區的黃土就不會呈現黃色、堿性，黃河的水就不會那么混濁（早在春秋時代，就有“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的民諺在流傳）。何炳棣把《詩經》等文獻中所記載的植被資料，和對黃土區科學研究的成果進行對照和印證，得出上古黃土區域自然景觀是半干旱草原的結論，是有說服力的（《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學，1969年）。正因為這樣，生態平衡的破壞更顯出其嚴重后果，從而促進了生態意識的“早熟”。

[19] 《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說：“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大戴禮記·易本命》：“子曰：夫天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故帝王好壞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魚，則蛟龍不出焉；好刳胎殺夭，則麒麟不來焉；好填溪塞谷，則神龜不出焉。”以此相似。

[20] 《禮記·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干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就是有節制地利用自然資源思想的一種反映。

[21] 《匯校》引唐大沛云：此句脫二字，當作“無殺童，無夭胎。”

[22]《舊約·創世紀》說：“大地厚生，生生不息，滿載于世，征服它吧，努力去支配海中之魚，空中之鳥，以及地球上走動的一切生物。”文藝復興以后的西方，科學技術迅速發展，“人類征服自然！”這一豪言壯語，成為鼓舞人心的極大驅動力，把《舊約》的這一段指示發揮得淋漓盡致。關于“三才”理論與西方宗教觀念的對立，參看游修齡《中國農學史·序》。

[23] 據《逸周書匯校集注》校改。

[24] 《群書治要》引《虎韜》云：“神農之禁，春夏之所生，不傷不害，謹修地利以成萬物，無奪民之所利，則民順其時矣。”

篇2

[關鍵詞]兩山理念；森林資源；生態價值；核算

一、問題的提出

2005年8月15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同志在湖州市安吉縣余村考察時，首次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重要理念，為深入開展生態文明建設作出了重要指引。總書記生態文明思想無疑革新了我們對山水自然資源的認識。我們面臨的重要課題是如何實現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的轉化。這其中至少包含了兩個問題，即價值實現形式和價值核定路徑。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提出探索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2014年浙江省湖州市開創全國首個地市級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編制全國首張自然資源負債表。主要核算項目包括土地、森林、水等自然資源。從浙江湖州市的實踐分析，截止2017年湖州市林地總面積290517公頃，人工更新喬木林面積172公頃，特殊灌木林增加1053公頃。自然資源的變動，將量化生態變動對當地GEP和GDP的影響。自然資源生態價值核算，以“看得見，算得清”的模式，量化資源，更好的利用資源。湖州市資產負債表充分證明了自然資源資產是湖州市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也再次印證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發展理念。對區域內相關自然資源進行盤點清查，解決了自然資源實物量的問題，為核算自然資源價值奠定了基礎，但是如何看待這些實物量中包含的生態價值，更進一步地，我們要探索生態價值的轉化路徑，如何讓蘊含的生態價值充分體現并讓我們的生活更加美好。

二、文獻回顧

(一)國外理論研究與實踐

國外在自然資源價值核算領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國與加拿大。其中，美國“濕地緩解銀行”的形成與發展較為典型。20世紀70年代前，美國政府犧牲濕地以推動經濟發展，導致大量濕地由于圍墾、排水而遭到大范圍破壞，生態功能嚴重退化甚至喪失。伴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人們逐漸意識到濕地作為地球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在應對氣候變化、調節水分循環、保持生物多樣性、維持生態平衡等方面具有深刻意義，對經濟、文化、科研及休閑旅游也具有重要價值。20世紀70年代后，美國聯邦政府開始研究濕地保護方案，提出建立補償性緩解機制。為滿足大量濕地補償需求，“濕地緩解銀行”應運而生。這種市場化補償機制，目的在于將一定數量已保護修復的濕地，經第三方維護，出售給其他開發者，以幫助后者履行其法定補償義務。開發者在對土地進行開發管理時，必須對使用的土地、濕地等具有生態價值功能的自然資源予以補償，通過這種補償機制，達到保護濕地、抵消開發活動對自然生態系統影響的目的。“濕地緩解銀行”機制由權責清晰的三方體系構成，包括政府審批和監管部門、購買方、銷售方。政府部門的權力包括對緩解銀行的正式審核批復，對生態績效的長期監測。購買方是對濕地造成損害的開發者，其通過從“濕地緩解銀行”中購買“濕地信用”，將補償生態破壞、對生態成效進行長期維護和監測的責任全部轉移給銷售方。銷售方一般是“濕地緩解銀行”的建設者，維護者或是生態修復公司，其享有對“濕地信用”進行交易的權利，也承擔濕地補償責任。經過幾十年的摸索，“濕地緩解銀行”成為美國政府最推崇的補償性緩解方式，不僅吸引了大量的私人企業投資參與建設，激勵了土地所有權人、社會公眾參與濕地保護，還推動了濕地修復技術的進步和濕地修復產業的發展，有效地保障了濕地資源及其生態功能的動態平衡。

(二)國內相關理論研究

國內對自然資源實物價值的認識由來已久，但直到近幾年才逐漸意識到自然資源的生態價值。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探索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后，自然資源的生態價值、社會價值以及價值實現機制成為學界和理論界關注的重點，特別對自然資源負債表的編制進行了深入研究，主要見于土地管理學領域和會計學領域的四個理論。1.可持續發展理論。可持續發展是生態價值核算的核心基礎和最終目標。是指在不降低生態環境質量、不破壞自然資源基礎上，進行持續性經濟發展。生態價值核算目的在于實現可持續發展，保護和強化資源與環境系統的生產、更新、補充能力。可持續發展理論是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重要理論支持。2.綠色GDP理論。綠色GDP是扣除了自然資產(包括資源、環境)損失之后的新創造的真實國民財富的總量指標，綠色GDP理論的實踐，對資源環境核算及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的編制提出了現實要求。3.自然資源價值理論。自然資源價值理論為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采用實物量與價值量結合的列報模式提供了可行性層面的理論依據。依據該理論，自然資源的價值至少包括存在價值、經濟價值與環境價值。但如何對資源與環境進行全面核算，對自然資源要素價值量進行計量仍是自然資源核算的主要難點。4.環境會計理論。環境會計研究包括量化環境資源、自然資源價值及核算環境改善收益，為政府部門或相關單位等提供可用環境信息。環境會計理論涵蓋了會計學、可持續發展、環境經濟學這三門學科的相關知識，主要強調資源環境的有限性和稀缺性，達到社會對環境的重視。環境會計研究領域的豐富成果，是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編制研究的重要理論基礎與實踐指導。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是構建政府宏觀環境會計體系不可缺少的環節。環境會計理論的發展與完善，對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要素的確認與計量提供了有益參考。

三、我國森林資源生態價值實現典型案例

有關自然資源生態價值實現的實務探索，福建省南平市森林資源的做法較為典型。南平市森林資源豐富，森林覆蓋率為78.92%，林木蓄積量大，約占福建省總量的30%，南平市農民人均林地近15畝，76%以上山林林權處于“碎片化”狀態，面臨森林資源整合分類、資產變現、社會資本引進困難等問題。2018年，南平市順昌縣開展“森林生態銀行”試點工作，構建了集自然資源管理、開發和運營一體的“生態銀行”平臺，對碎片化的森林資源集中收儲和整合優化，引入社會資本投資，委托專業產業運營商進行具體管理，探索把生態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發展優勢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主要做法是：

(一)政府主導建立“森林生態銀行”運行機制

順昌縣林業局統籌資源站、國有林場伐區調查設計隊、林場護林隊伍等力量，開展森林資源管護、評估、改造、提升、設計、開發等工作。通過對零散的生態資源進行整合與提升，引入社會資本和專業運營商，將資源轉化為資產和資本，使生態產品有了價值實現的基礎。

(二)盤點森林資源底數

清查全縣域林地分布、森林質量、保護等級、林地權屬等數據，進行確權登記，明確產權主體、劃清產權界線，形成全縣林地“一張網、一張圖、一個庫”數據庫管理。對森林資源進行全生命周期動態監管，實時掌握林木質量、數量及分布情況，實現林業資源數據的集中管理與服務。

(三)推進資源流轉和資產化

遵循平等自愿和不改變林地所有權的原則，將碎片化的森林資源經營權和使用權集中流轉至“森林生態銀行”，由后者通過科學撫育、集約經營、發展林下經濟等措施，實施集中儲備和規模整治。順昌“森林生態銀行”目前已導入林地面積6.36萬畝，其中股份合作、林地租賃經營面積1.26萬畝，贖買商品林面積5.1萬畝，盤活了大量分散的森林資源。

(四)實現生態資本增值收益

通過“森林生態銀行”平臺的科學管護和規模化、專業化經營，森林資源質量、資產價值和森林生態系統承載能力不斷提高，林木蓄積量年均增加1.2立方米/畝以上，特別是杉木林的畝均蓄積量達到了11.19立方米，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倍。通過“森林生態銀行”的集約經營，出材量比林農分散經營提高25%左右，部分林區每畝林地的產值增加2000元以上，單產價值是普通山林的四倍以上。森林生態系統的涵養水源、凈化空氣等服務功能不斷提升，南平市主要水系的水質全部為III類以上，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為99.1%，PM2.5平均濃度為24微克/立方米。

(五)打通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渠道

南平市根據其林木資源優勢，通過對接市場、資本與產業，啟動了醫藥、家具、養老旅游等產業項目；積極對接國際需求，為規模加工企業產品能夠出口歐美市場，將27.2萬畝林地、1.5萬畝毛竹納入FSC國際森林認證范圍。通過自主策劃、設計，實施福建省第一個竹林碳匯項目，創新多主體、市場化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實現了森林生態“高顏值”、林業發展“高素質”、林農生活“高品質”的目標。

四、實現森林資源生態價值核算的設想

(一)森林資源生態價值核算的因素

我國森林資源豐富，作為“兩山”理念的發源地，麗水通過全國首宗“經濟產出價值+生態環境增值”方式，進行出讓地塊的生態資產評估核算，獲得生態環境增值9.75萬元、淳安“兩山銀行”試點借鑒商業銀行“分散式輸入、集中式輸出”模式，進行規模化收儲、專業化整合、市場化運作等在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的轉化路徑中做了有益探索。綜合考量現有研究成果，對森林資源生態價值的核算可以著重考慮以下因素：1.明晰界定產權。清晰的產權是價值核算的基礎。通過明確的產權，以麗水為例，從2006年開始，開展林業投融資改革試點，通過頒發林權證，使2100萬畝森林變成一張“活期存折”，通過交易，盤活相當大的森林生態資產。麗水龍泉市持續深化集體林權制度，提高林地經營效益，建立生態獎補機制，累計實現林業總產值92.7億元，同比增長13.6%。2.推動市場發展。龍泉市森林覆蓋率84.38%、林木蓄積量1912萬立方米，其探索特色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新路徑，通過鐵皮石斛、白玉筍干、山茶油等林下產品，為經濟發展提供助力。由此可鑒，可以通過成立森林公園，做大森林旅游，推進森林體驗與康養，開發生態教育，提供游憩休閑等服務產品，結合地域歷史與民族風俗進行生態文化產業開發，挖掘森林生態價值，通過對生態產品的深加工，為森林資源提供市場。3.設置生態指標。編制生態產品目錄清單，包括文化、旅游、農業、康養、健身等產品。編制生態價值核算指標，設置森林生態區位、林木種類、蓄積量、年生長量、生物多樣性、負氧離子含量、水源涵養、水土保持、空氣凈化、水質凈化、氣候調節、固碳釋氧等因素。生態指標的設置，按照對生態產品與生態功能的認識深入動態調整。4.核算生態價值。在盤點生態資源實物量的基礎上，分項核算指標價值，即對各個“功能量”塊進行整合核算。根據市場的形成，分別運用市場價值核算或其他評估方法，確定生態產品的價格和各項生態指標因素的價值，最后核定局部地區森林資源生態價值總量。核算應盡量避免指標設置不科學或考慮不周導致核算結果失真。

(二)森林資源生態價值核算的過程

1.交易單位的標準化確定。“濕地緩解銀行”進行交易時，由于受損濕地與待售濕地的地理位置、自然生態特征、生態功能的不同，產生了統一量化標準“濕地信用”，含義為恢復、新建、強化、保護現有濕地的生態功能后增加的濕地面積與生態功能。過程包含如下三個步驟：一是根據水文地貌分類，判斷待售濕地與受損濕地的類型是否相似可替；二是對不同生態功能進行評分，綜合九項指標：濕地物種棲息地、支持食物鏈、維持生物多樣性、提供景觀異質性、本底物種支持、提供通往水體環境的渠道、天然水文變化情況、維持水質、支持土壤過程。每一項的分值按照從0(無此功能)至1(能完整提供此功能)進行打分；三是計算濕地功能容量指數，即對生態功能評分取平均值，“濕地信用”的數量即濕地面積與濕地功能容量指數的乘積。因此，針對我國森林資源核算，可以首先確定一個標準額度，通過森林各項生態指標，并根據各地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利用統一的交易單位，便于價值衡量與交換。2.可交易額度的定量確定。在美國，“濕地信用”的交易數量由買賣雙方確定。購買方不僅需要考慮擬購“濕地緩解銀行”的服務區域(一般來說，不同服務區域不可進行交易)，還需要考慮受損濕地與待售濕地的面積與生態功能，這些因素會導致“濕地信用”轉化率的不同。我國森林資源生態價值核算在可交易額度方面也有所限制，首先，限定區域。每個區域由于生態資源的相似性，以區域為單位，使用相同計量，例如安吉、麗水、淳安。其次，限定總額。區域內生態價值總額一定，方便統計資源量增減。額度的確定有利于控制生態市場的資源流動量。3.交易價格的合理性確定。“濕地緩解銀行”是一個市場化程度較高的體系，其交易行為完全受市場供需情況影響，不受政府的控制或影響。作為一個買賣雙向交易市場，“濕地信用”的交易價格由兩方公開交易確定，一般會考慮建設成本、預期利潤、市場情況等因素進行定價，保證交易價格的合理性。這對我國森林資源生態價值的意義也十分重大，合理的價格是進行生態交易的基礎，我國可以參考美國的由交易雙方確定價格，也可以根據國情，選擇合適的定價標準。由買賣方協定價格可以有效地滿足雙方既得利益，而政府定價，則可以有效地保障市場環境的公平公正。因此，價格確定方式仍值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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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基于資源的企業理論逐漸替代了傳統的基于產品的企業理論或者說競爭優勢，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基于資源的企業理論認為持續競爭優勢來自于企業資源的四個經驗特征：即價值、稀缺性、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一般企業資源包括企業所能控制的、能使之形成并實施提高其效率與效益戰略的所有的資產、能力、組織流程、稟賦、信息、知識等。用傳統戰略分析的話來講，就是企業用來形成并實施其戰略的力量。它可以分為物質資本資源、人力資本資源、組織資本資源。當企業在企業充分利用了自身資源的稀缺性、不可替代性，并在此基礎上在實施一個能創造價值的戰略的同時沒有任何現有的或潛在的競爭者實施相同的戰略，那么企業就具有了競爭優勢。如果這種戰略不能被競爭者所模仿，它就具有持續競爭優勢。

2、帶來持續競爭優勢的資源的特性

(1)價值：資源要有價值，必須能促使公司形成并實施提高其效率與效益的戰略。

(2)稀缺性：只有當一個公司實施的價值創造戰略不能同時被其大量競爭者所實施時，它才能帶來競爭優勢，而這種價值創造戰略的基礎正是稀缺資源。

(3)不可模仿性：資源的不可模仿性可能出自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企業獲取資源的能力有獨特的歷史背景；因果關系的模糊性；社會復雜性。

(4)不可替代性：戰略相等資源的存在就意味著現有的或潛在的競爭者能以另一種方式，用不同的資源，來實施相同的戰略，而如果這些資源既不稀缺又易于模仿，那么許多公司都能實施前述戰略，這些戰略就不能產生持續競爭優勢。

討論資源對于持續競爭優勢的影響的前提是資源的異質性和不可流動性。戰略的形成與實施需要不同的公司資源，如果所有的公司都擁有相同的資源，那么它們的戰略也必然相同，從而能以相同的方式提高它們的效率與效益，并達到相同的程度。因此，在這樣的產業內任何公司都不可能擁有持續競爭優勢。

二、資源型企業持續競爭優勢的資源特性

廣義資源包括企業所能控制的、能使之形成并實施提高其效率與效益戰略的所有的資產、能力、組織流程、稟賦、信息、知識等。用傳統戰略分析的話來講，就是企業用來形成并實施其戰略的力量。它可以分為物質資源、智力資源、組織資源。資源型企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自然資源相對于其它資源，如智力資源、組織資源來說對企業的貢獻率大，企業對自然資源的依賴性強，因此，資源型企業的競爭優勢的形成也有著與其它制造企業不同的特點。

(1)資源型企業的特點

資源型企業是指在其產品成本構成中以自然資源為主體或其生產要素的構成中自然資源占核心地位，并通過對自然資源的消耗來實現生產。資源型產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自然資源對產業的貢獻大，產業對自然資源的依賴性強。它與其它加工制造業相比，具有以下一些特點：

①自然資源稟賦對資源型企業起著決定性作用。資源型產業的發展就是依賴當地的自然資源，以自然資源為主體投入要素，進行產品的生產，是一種以消耗大量自然資源、獲取微薄利潤的過程。在其成長過程中，通過對當地自然資源的獨占或壟斷（其形式有：自造資源、后向一體化獲取資源、獲得國家賦予的資源開采權、或與原材料資源生產企業合作等），在保證資源需求充足供應的前提下，進行產品的生產。資源型產業發展是以自然資源的消耗為前提，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

②資源型產業產品附加值太低。資源型企業的產品大多是初級產品。資源型企業的競爭優勢，是對自然資源的壟斷，而不是產品本身。在產品的具體生產過程中，基于相對較低的技術水平，通過對自然資源的開采和初加工，形成了以初級原材料為產品的最終產品。

③資源型產業的負的外部性較大。一般制造業也存在外部性，但資源型產業在消耗大量的自然資源和環境資源的同時，其外部性表現的更為嚴重。

（2）資源型企業的資源配置（資源消耗組合）特點

所謂資源配置是指自然資源之間以及自然資源與其他經濟要素之間的組合關系在時間結構、空間結構等方面的具體體現（曲褔田，《資源經濟學》，2002）一般的企業資源消耗主要包括兩大部分：物質資源消耗、人力資源消耗。其中物質資源消耗又包括自然資源消耗、能源消耗、固定資產消耗；人力資源消耗又包括：智力資源消耗和勞動消耗。由于資源型企業有著與其它加工制造業不同的特點，因此，資源型企業的資源配置（資源消耗）具有以下一些特點：

①物質資源消耗占絕對優勢。資源型企業的物質資源投入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物質資源的占用形式，如廠房、設備及重復使用的大型材料。這些資源的投入是維持企業生產進行的基本條件，是資源型企業產品價值提升的保證。這種資源消耗的價值補償時間較長。另一種是自然資源的消耗形式。這種資源投入是資源型企業的根本性投入，也是資源型企業生存發展的依賴性投入。這種資源消耗價值補償時間較短。物質資源消耗構成資源產品價值的主要部分。

②智力資源、組織資源投入相對較少。企業的智力資源指的是企業中所有那些體現在企業員工身上的才能，包括企業員工的專業技能、創造力、解決問題的能力、管理者的管理能力。企業的組織能力指的是企業內部各種被用來實現某一個預期目的的組織流程。企業的組織能力往往以信息為基礎,具有企業特定性(firm-specific),它們是通過企業內部各種其他資源復雜的長期相互作用建立起來的。這兩種資源可以被抽象地看作是企業創造的一種"中間產品",這種"中間產品"可以提高企業的競爭能力,從而成為企業競爭優勢的源泉；也可以被抽象地看作是對企業最終產品或服務的戰略性保護機制。但傳統資源型企業往往只重視對某種自然資源的獨占或壟斷所帶來的優勢，而忽視了企業內部的智力資源和組織資源的作用。

③勞動消耗較大。這里的勞動消耗一般是指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的體力消耗。大量的勞動消耗是資源型企業生產過程中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也是資源型企業的特點。物質資源的消耗必須是由消耗勞動來完成，它構成資源產品價值的一部分。

（3）資源型企業的自然資源特性

由于自然資源在資源型企業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在資源型企業的產品價值構成中占有主要部分，下面分析資源型企業中的自然資源的特性，以及這種特性對產品的影響。

①自然資源價值（有用性）。現代資源資產價值理論，是在反思傳統的資源價值理論基礎上逐步構建起來的。傳統的資源價值觀的理論基礎是西方效用價值論。效用價值論是從物品滿足人的欲望能力或人對物品效用的主觀心理評價角度來解釋價值及其形成過程的經濟理論。其主要觀點是：①價值起源于效用，效用是形成價值的必要條件又以物品的稀缺性為條件，效用和稀缺性是價值得以體現的充分條件。②價值取決于邊際效用量，即滿足人的最后的變即最小欲望的那一單位商品的效用，價值純粹為一種主觀心理現象。③邊際效用遞減和邊際效用均等地，才能全人們從中獲得的總效用達到最大。④效用量是由供給和需求之間的狀況決定的，其大小與需求強度成下比例關系，物品的價值最終由效用性和稀缺性決定的。（姜文來，楊瑞珍《資源資產論》，2002）

現代資源資產價值理論認為，資源資產的價值來源于三部分：資源資產的商品價值、資源資產的生態價值、和資源資產的折補價值。

②自然資源的稀缺性

稀缺是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前提和出發點，稀缺的標志是若為獲得資源而必須付出代價，而獲取一個單位資源而付出的間接和直接的代價的度量，就是資源稀缺程度的指示器。資源稀缺是伴隨著資源的自然有限性而提出來的。資源稀缺是有時間性的，是一個相對的動態概念，評價資源稀缺性一般具有下列指標：①資源產品的價格；②資源開發費用用或開發成本；

③稀缺性租金

緩解資源稀缺的途徑主要是技術進步。因為：①技術進步可以發現新的資源儲量；②技術進步可以帶動資源利用率的提高；③技術進步促進生產過程中對稀缺資源的替代；④技術進步可以推動資源利用和生產規模的擴大，實現資源利用的規模經濟。

資源稀缺是資源產品價格的變動的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篇4

關鍵詞：價值;資源環境;勞動價值論

收稿日期：2012-02-10

作者簡介：方傳棣（1989―），男，湖北英山人，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土地資源、礦產資源管理的學習與研究。

通訊作者：劉江宜(1975―),男,湖北沙市人,博士,副教授,主要從事資源環境經濟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F5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9944(2012)02-0166-03

1 引言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矛盾的加劇，人們對資源環境問題的關注日益增加，經濟學家也加入到這一陣營中來，并形成了資源環境經濟學。綜觀近年來經濟學對資源環境問題的研究，一個主要的議題集中在資源環境價值問題方面。圍繞著資源環境價值的理論基礎、資源環境價值的構成，以及如何評估資源環境的價值進行了許多討論，筆者就這些問題進行了簡要回顧和分析。

2 資源環境無價的理論基礎及后果

2.1 資源環境無價的理論原因

在前人的學術視野中，無論是政治經濟學還是西方主流經濟學，都認為資源環境是沒有價值的。

政治經濟學堅持勞動價值論，認為勞動創造價值，并且是抽象勞動創造了產品的價值。因此，產品是否有價值的標準就是是否凝結了人類一般抽象勞動。由于自然資源和環境是天然形成的，沒有包括人類的抽象勞動，因此也就沒有價值。但是，馬克思同時也指出，自然資源雖然沒有價值，但卻是可以有價格的。

西方主流經濟學堅持邊際效用論，舍棄了價值的本質，經常將價值與價格混為一談，只分析價格的決定和影響因素。在西方經濟學文獻中，產品有無價格或價格大小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歸根到底是由產品的稀缺性決定的。這一點從西方學者對“水與金剛石的價值悖論”解釋中可以反映出來。在西方經濟學者看來，水的效用極大，但價格較小，而金剛石對人類幾乎沒有什么用處，但其價格卻極高。這主要是因為水的數量非常之多，而金剛石在自然界中較少的緣故。由于自然資源和環境對于人類需求來講是無限的，因此不存在稀缺，也就不是經濟物品，從而沒有價格。同時，西方經濟學認為只有經過市場交易的商品才有價格，而環境沒有市場，故也沒有價格。

2.2 資源環境無價的實踐后果及反思

資源環境無價理論指導下的實踐必然導致人與自然的矛盾。20世紀以來，人類在工業化過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科技日益進步，經濟高速增長，社會全面發展。但是，在世紀之末，人們逐漸認識到人類工業化過程中對資源和生態環境的過分依賴和破壞，以及由此帶來的資源日益耗竭、環境日益惡化、經濟增長日趨困難等問題。為此，人們開始討論發展的可持續性問題。事實上，早在1962年，美國生物學家雷切爾•卡遜在《寂靜的春天》中就描繪了一幅由于濫施農藥將使春天變得死一般寂靜的景象，引起了人們開始反思傳統發展模式。

1972年，美國米多斯等人向“羅馬俱樂部”提交了《增長的極限》報告，將全球性問題歸結為世界人口、糧食供應、工業增長、環境污染、不可再生資源等5大方面，并提出所謂“零增長”，“工業發展退一步”等理論來解決增長極限的難題。同年，聯合國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了“人類環境會議”，這次會議雖僅限于環境污染，未能將環境污染與經濟和社會發展聯系起來，但卻喚起了全世界的環境覺醒和對環境保護工作的重視，并引發了世界第一次環境保護浪潮，會議發表了劃時代的《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宣言》。從那時起，可持續發展逐漸成為人們關注的問題之一。1987年，以挪威首相布倫特蘭（Brundfland）夫人為主席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ECD）向聯合國提交了《我們共同的未來》 （Our Common Future）的報告，明確提出了“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并將其定義為“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對后代人滿足其需求能力不構成危害的發展”。1992年6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通過了《里約熱內盧環境與發展宣言》和《21世紀議程》，將可持續發展概念和理論付諸于行動。隨后，在聯合國多次有關以“人類環境與發展”為主題的大會上，可持續發展作為一種新的社會發展模式，為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接受。

可持續發展觀的樹立，使人類開始重新認識自然資源和環境的價值。圍繞這一問題，人們開始從理論上闡述資源環境價值，在實踐上主張通過將資源環境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實行綠色經濟核算。

3 資源環境價值的理論解釋及其構成

3.1 資源環境有價的理論基礎

如同人們對資源環境無價論的解釋各不相同，在闡述資源環境價值的理論基礎時，也有所不同。總體上看，國內學者仍以政治經濟學為框架進行解釋，而西方學者也是以效用價值論為框架進行分析。

（1）哲學解釋。國內有少數學者從哲學層面來解釋資源環境的價值。他們重新定義“價值”的概念，認為從哲學意義上講，價值的含義是客體對主體所產生的效用。由于資源環境能夠滿足人們的主觀需要，因此就有價值。筆者認為，這種價值論不僅拋開了經濟學框架，而且在具體評價資源環境的價值時不易計量。

（2）使用價值決定論。認為自然資源和環境有價值是因為它具有使用價值。這種解釋顯然與馬克思的基本原理相違背，難以具有說服力。馬克思曾明確指出，有價值的東西有使用價值，但有使用價值的東西不一定有價值。更進一步，這種觀點本質上與西方的效用價值論是一體的，認為有用即有價值。

（3）勞動價值泛化論。這種觀點認為人不過是一個特殊的生物種，人的勞動能力本質上也是一種生物生產力。人的勞動可以創造價值，自然資源生態系統的生物生產力也能創造價值。人在生產時要耗費物化勞動，自然資源在形成過程中也要不斷吸收環境中的物質，這些物質及時間的消耗構成了自然資源的物質基礎，相當于物化勞動的消耗。所以“自然資源有價”是“勞動價值論”的泛化。

（4）勞動價值發展論。以我國著名生態經濟學家劉思華教授為代表的一些學者認為，資源環境從無價到有價是個歷史過程，馬克思提出的勞動價值論仍然是資源環境價值的理論基礎。這可以從以下幾方面理解：其一，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資源環境問題還沒有成為影響經濟生活的重要問題，馬克思沒有將重點放在對資源環境價值的關注方面，我們不能苛求前人。其二，當代資源環境的形成、維護、更新在許多方面都凝聚了人類的一般勞動，完全可以在勞動價值論的框架內進行解釋。劉思華教授在《可持續發展經濟學》一書中指出，資源環境價值得到重視的原因在于，人類對生態環境的影響越來越大，現有的許多生態環境都耗費了人類的一般勞動，因而是有價值的。其三，對于一些天然形成的，人類不可替代的資源環境，可視為自然界的內在價值而加以解釋。筆者認為這種觀點較好地解釋了資源環境價值的理論基礎，并從歷史和邏輯上闡明了資源環境從無價到有價的過程。

與國內研究不同，西方學者從效用價值論出發，認為資源環境有價值的主要原因是稀缺性。過去，由于相對人們的需要來講，自然資源稀缺程度不明顯，而環境容量也沒有達到人們排放污染的極限。因此，不存在有限資源最優配置的問題，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們對于資源的需求增加，而向環境排放的污染增多，因此，從資源的有限性、稀缺性出發，結合資源的自然豐度及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差異論述了自然資源與環境的經濟價值。也有學者從替代性出發，認為自然資源的價值是在資源的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產生的，人類為了使資源恢復到原來應有的水平，投入了必要的社會勞動，資源因此被人類賦予了更新、恢復的價值。筆者認為，這種變化用前述劉思華教授的勞動價值發展論解釋更為合理。此外，西方學者中還有均衡價值論、三元價值論、邊際效用論等，并從中衍生出自然資源的自然價值、社會價值、商品價值、生態價值等多種價值形態。

3.2 資源環境價值的構成

雖然中外學者在對資源環境價值的理論解釋方面有所區別，但在資源環境的具體構成方面，卻有著一定的相似。國內方面，部分學者認為資源環境的價值由三部分構成，即實在經濟價值、功能經濟價值和生存經濟價值。同時，實在經濟價值和功能經濟價值是資源環境的外在價值，而生存經濟價值是資源環境的內在價值。

西方學者將資源環境的總經濟價值分為使用價值和存在價值兩大部分，其中使用價值又由直接使用價值和間接使用價值構成，而在存在價值中又分出選擇價值，具體如圖1所示。

直接使用價值是指對人類經濟活動具有直接效用的部分，例如食物產品、木材等；間接使用價值是指間接對人類經濟活動產生作用的部分，例如涵養水源、保持水土、氣候調節等。選擇價值主要是指人們為了將來進行利用某種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支付意愿。它涉及到自然資源的時間選擇。將一處資源保存到未來開發可能比現在開發有更大的效益。存在價值是指人們為使資源處于自然狀態或原始狀態所體現的價值。存在價值被生態學家視作某種物品的內在性的東西，是一種與人類利用無關的經濟價值，但存在價值到底包含什么存在著許多不同觀點。不過，由于絕大多數人對環境資產的存在（例如野生生物和環境的服務功能等）具有支付意愿，所以存在價值的直覺基礎較易于理解。

4 資源環境價值的經濟評價

在理論層面分析資源環境價值的基礎之上，如何對資源環境的價值進行計量是一個重要的實踐問題。綜合國內外有關文獻和案例分析，對資源環境的價值計量一般有如下幾種方法。

（1）市場評價法。資源環境產品有交易市場，能夠進入市場并通過價格進行反映出來。如自然資源的價格，土壤變化對農作物產量的影響等，當然，這種影響還有一個劑量-反應過程，即環境變化影響了農作物的產量，或影響人類的身體健康，而農作物產量、疾病健康通過市場進行體現出來。這類評價方法可概括為市場評價法。

（2）替代性市場法，也稱為假想市場法。即資源環境本身沒有市場，但可以通過替代產品進行評價，例如，環境改善對社區的影響，雖然沒有直接的市場對應環境改善，但我們可以通過社區內房地產價格的歷史變化，從中分離出環境質量因素，從而得出環境改善的價值。在西方文獻中，這類方法主要包括旅行費用法，人力資本法、房地產估算法等。

（3）權變估值法，也稱意愿調查評價法。對于那些既沒有市場直接進行對應，又無法采取替代市場的環境價值，可以采用權變估值法，即問卷或電話或集中詢問等方式直接向調查對象進行調查，利用人們的偏好和支付意愿或受償意愿來評價環境的價值。這種方法一般用于評價那些存在價值或內在價值，它是環境價值評估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這種方法都無法評價出環境的價值，那經濟學就無能為力了。

綜合上述3種方法，按資源環境對人類影響的方式進行劃分，可以分為以下4種：對產品生產力的影響；對人身健康的影響；環境舒適性價值；存在價值。具體對應評價方法可見表1。

隨著資源環境價值評估方法的不斷完善，人們對資源環境的價值認識更加清晰，為保護資源環境提供了積極的手段，也為實現可持續發展奠定了更加堅實的資源環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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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自然資源；經濟增長；傳統經濟理論；自然資源詛咒

一、自然資源的定義與分類

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定義：“自然資源，是指在一定時間、地點的條件下能夠產生經濟價值的，以提高人類當前和未來福利水平的自然因素和條件。”自然資源在社會生產中構成勞動對象，通過加工能夠產生經濟價值。自然資源是社會生產必需的條件之一。

自然資源根據其存在狀態、生成機制和物質性質可以分為3種類型①：不可再生資源主要是礦產資源，如金屬礦藏、核燃料和化石燃料等。這些礦藏資源是在自然力的長期作用下形成的，往往是由一種物質在特別的自然環境下轉化而成的。可更新自然資源主要指生物資源，生物資源可分為植物資源、動物資源和微生物資源等，這些資源一般都是可更新資源。可再生資源是指太陽輻射、風、水力、地熱和溫泉等，可連續往復地供應。

二、自然資源的價值

自然資源是國民經濟和社會賴以發展的物質基礎，是社會財富的主要來源。資源的豐度和組合狀況，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一個國家產業結構、經濟優勢和外貿特征等。它在不同空間范圍內為人類提供物質和能量。任何人都不會否定自然資源之于人類社會的發展和人們生活、生存的重要性。此外，自然資源的相關性和多用性，又使其不單單是為人類提供物質和能量，同時它還為我們提供環境和生存條件，如河流、草地，既能提供物質資料，又能提供良好的生態環境，改善氣候等。

三、自然資源在傳統經濟增長理論中的地位

雖然自然資源具有巨大的價值，但是在傳統經濟增長理論當中，自然資源一直沒有被放在一個重要的位置上。以下先簡要介紹幾個經濟增長模型：

（一）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

哈羅德――多馬模型假設全社會只生產一種產品，生產過程中只用勞動L和資本K兩種生產要素，儲蓄S是國民收入Y的函數，即S=sY，s為社會的邊際儲蓄傾向。

根據儲蓄投資恒等式：I=S可以推導出哈羅德――多馬基本模型G=s/v（G=ΔY/Y表示經濟增長率，v=K/Y表示資本產量比）。

該模型認為要實現經濟增長，國民收入增長率就必須等于社會儲蓄傾向與資本產量比二者之比，強調了資本、儲蓄和投資等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二）新古典經濟模型：索洛模型

新古典增長模型的基本方程為：Δk=sy-(n+δ)k(δ為固定的資本折舊率）。即：資本深化=人均儲蓄-資本廣化。

該模型認為當Δk=0時，實現經濟的均衡增長，人均儲蓄恰好等于資本廣化的需要。短期內的經濟增長率取決于技術進步率、資本增長率和人口增長率，長期來看，資本增長取決于資本折舊和新投入的資本量，隨著資本存量的增加，折舊額也會增加，但比率遞減，從長期看將趨于零。人口增長雖能增加總產量，但長期內資本增長率往往小于勞動增長率，致使人均增長率會下降為負數。因此，該模型認為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中的決定性因素。

（三）內生經濟增長模型：AK模型

AK模型假定Y=AK，S=sY，I=Δk+δk，I=S；由此可以導出其的基本方程為：ΔY/Y=sA-δ（A表示資本邊際效率，δ為固定的資本折舊率）。與索洛模型不同，AK模型對資本的定義不僅局限于物質資本，更延伸到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領域。內生增長理論強調儲蓄在經濟增長中的決定作用，正是因為儲蓄帶來的人力資本開發、知識積累等因素構成了一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推動力。

（四）增長核算方程

對于經濟增長的源泉，還可以通過增長核算的方法來認識。設經濟的生產函數為Y=AF(N，K)，Y，N和K順次為總產出、投入的勞動量和投入的資本量，A代表經濟的技術狀況。

那么，經過處理我們可以得到：ΔY/Y=α*ΔN/N+β*ΔK/K+ΔA/A（α表示勞動收益在產出中所占的份額，β表示資本收益在產出中所占的份額)，即產出增長=(勞動份額*勞動增長)+(資本份額*資本增長)+技術進步。從核算方程我們可以發現，勞動、資本和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

我們不難從以上幾個模型與方程當中發現，傳統的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的因素包括資本、勞動、技術、儲蓄率和就業等，并對其如何促進經濟增長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但是卻對自然資源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的研究涉及很少，沒有把自然資源歸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源泉之一。自然資源在傳統經濟理論的研究當中并沒有取得一個重要的地位。然而，自然資源具有十分有用的經濟價值、生態價值和文化價值，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容忽視，因此，我們有必要對自然資源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

四、自然資源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自然資源是一切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第一源泉，是自然界提供給人類的生產和再生產的前提。離開了自然資源，經濟增長將是不切實際的目標。自然資源對經濟增長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

（一）自然資源對經濟增長的有利影響

自然資源對經濟增長能夠產生有利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礦產資源是自然資源當中我們目前經濟活動中使用比例最高的資源，這里以中國的數據為例，根據1978年到2009年中國煤炭、石油、天然氣和水電、核電、風電消費量和GDP的數據②，我們以時間為橫軸制成圖1，從可以發現從中國改革開放至今，煤炭、石油、天然氣和水核風電的消費量基本上呈逐年上升的趨勢，與中國GDP的總量增長呈正相關關系，尤其在2002年前后開始，煤炭的消費量與GDP總量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更為明顯。

同時，我們將相關數據進行整理計算，可以得出1979年到2009年煤炭、石油、天然氣和水核風電消費量增長率以及GDP的增長率數據，再分別將煤炭消費量年增長率、石油消費量年增長率、天然氣消費量年增長率和水核風消費量年增長率與GDP年增長率進行比較制成圖2、圖3、圖4、圖5，如下所示：

在以上四幅圖當中，我們可以發現煤炭、石油、天然氣和水核風消費量的增長率與GDP增長率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而且這些資源增長率的變動較GDP增長率的變動相對超前一些。例如，煤炭、石油、天然氣等的消費量年增長率在1981年出現了下滑，相應地1981年左右的GDP的增長率也出現了下滑；在1990年到1993年左右煤炭、石油、水核風電的消費量增長率上升時，GDP增長率也出現了回升。

由此可見，當中國經濟對包括能源在內的這些資源的消費量上升時，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就相對較快。自然資源對一國經濟的增長能夠起到有利的影響，對一國經濟的增長能夠起到促進作用。

自然資源對經濟增長產生有利影響的原因有以下三點：

第一，自然資源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決定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產業布局。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產業結構首先要受制于這個國家和地區的自然資源狀況。就如英國和德國的資源豐富的經濟，使其在19世紀末成長得特別迅速。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意大利經濟的不景氣，可以用其煤炭儲量不足導致生產結構倒退來解釋。

第二，自然資源的有效利用能夠有力推動技術進步。由于對市場信心的增強，誘發了技術在21世紀仍能解決資源稀缺性問題的樂觀看法。隨著人們對勞動對象的利用由初加工向深加工方面深化，大大促進了技術的進步，改變了生產時對自然資源的依賴程度。

第三，自然資源豐裕度會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許多資源豐裕的國家，其社會勞動生產率往往都比較高，能有利地促進其經濟增長。

（二）自然資源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

與以上中國的例子不同，在20世紀中、晚期，一些國家尤其是礦產密集型國家，自然資源密集程度達到了史元前例的水平。但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大多數自然資源豐裕的國家的經濟發展都出現了停滯現象。這一現象被歸結為“自然資源的詛咒”即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速度往往慢于那些資源稀缺的國家或地區。研究發現，1971年自然資源出口占GDP較大比重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在接下來的1971-1989年期間保持了低增長率，且每年的增長率降低2.5個百分點。而且，即使控制了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變量，如初期的人均收入、貿易政策、政府效率、投資率和其他變量之后。這種反向關系也同樣成立。一系列的研究表明：自然資源在擔任經濟增長的重要角色的同時，確實也存在著經濟增長的負面作用。

根據以上所得的結論，雖然自然資源對經濟增長既有有利影響也有不利影響，但是自然資源對經濟增長的有利影響是主要的。因為“自然資源詛咒”現象根據研究主要是由于一國自然資源豐裕，過分依賴自然資源帶來的好處，而忽視了其他方面的發展，如科技、金融體系的發展，從而由其他方面的落后導致經濟增長的遲緩。“自然資源詛咒”根本上是沒有處理好自然資源合理規劃利用與經濟其他方面協調發展的關系才產生的。如果一國能夠處理好自然資源與經濟其他方面發展的關系，該國的自然資源豐裕對其經濟增長將會更有利。因此，自然資源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以有利影響為主。

注釋：

①仇恒喜.張芳.韓宏亞.發展經濟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82.

②數據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

參考文獻：

[1]仇恒喜.張芳.韓宏亞.發展經濟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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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吳雁群.自然資源與經濟增長研究[D].華中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篇6

關鍵詞：“幸福人”假設；自然資源；技術變革；制度構建

中圖分類號：F01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0892(2009)12-0017-06

迄今為止，人類的經濟活動始終沒有擺脫對自然資源的依賴。資源利用的直接目的是通過增加物質財富而豐富人們的生活內容并提高幸福指數。不過，兩者之間也并非是絕對的正相關關系。近30年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很大份額來源于自然資源的貢獻，但“超閾限”的自然資源使用不僅帶來了極大的環境隱患，而且隱藏了諸多社會矛盾。本文在“幸福人”假設的視域下，探討自然資源開發中技術變革與制度構建的影響，以期為我國的和諧增長提供理論借鑒。

一、基于“幸福人”假設的自然資源利用：一個簡單的回顧與思考

關于人類幸福的初始描述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柏拉圖時期。從理論的繼承性看，18世紀是一個重要時期，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亞當?斯密在對“理性經濟人”活動進行深刻洞察的同時，將道德、情操、人性納入市場經濟研究的范疇，將更多的關注投向財富增長中的道德維度。繼斯密之后，早期的經濟學家邊沁、密爾等以功利主義哲學為基礎，將人類追求幸福、趨利避害的主觀動機解釋為人類行為的根源，表達了人類經濟活動的幸福寓意。被譽為人本之父的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則從物質到精神、從生存到發展的不同“滿意狀態”尋找幸福的感覺，認為幸福標準并“不是某個個別官能的暫時狀態，而是整個肉體和精神生活的健康”，而各種欲望的追求都只是獲得幸福的手段和過程。

此后，肯尼斯?阿羅著名的“阿羅不可能定理”，證明了在滿足一系列非常合理的選擇規則的條件下，如果僅僅對個人選擇進行排序，那么根本無法從個人選擇中導出社會選擇，事實上，個人選擇與社會選擇有極大的不同，其觀點蘊含了個人選擇的價值偏好與社會選擇的公共福利取向。研究者從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在1974年發表的題為《經濟增長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增進人們的幸福》一文中發現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論”，即收入與幸福之間不存在明顯的正向關系。“當收入超過滿足基本需要的水平以后，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收入水平，對于人們的幸福就更加重要”。

丹尼爾?卡尼曼在行為經濟學的研究中將心理學和經濟學結合起來，反思了經濟學一些重要概念(如理性、效用等)，對“經濟人”假設提出了質疑，認為“不能對消費者的非理視而不見”。美國的經濟學大師薩口爾森對幸福的經典表述為：幸福=效用/欲望，揭示了“資源稀缺”與“無限欲望”之間的矛盾。這一方程式表明，如果經濟增長是以大量自然資源消耗為代價，分母的增大抵消了分子的增長，實際上是“不經濟增長”。

澳籍華人黃有光認為，“社會福祉是社會中所有個人的效用或福祉的加權總和”，當個體對自然資源使用出現無知、短視和非理性時，無權重的加總可能會不公平；當存在非常嚴重的外部性時，例如環境外部性和收入嚴重不公，這時可能應該進行適當的加權。為了增進人們的普遍快樂，政府應當增加公共開支，以改善或優化那些人們無法直接選擇的公共物品或制度環境，以改變“經濟人”市場目標定位。

在自然資源相對豐裕的年代，建立在個體幸福目標前提下的“經濟人”，主要將其活動范圍定格在對物質資本的占有與積累上，以此炫耀勢力、地位或社會角色。近代，隨著經濟體系的不斷完備，龐大的現代工業越來越依賴自然資源支撐，“經濟人”對自然資源的貪婪性占有、使用必然帶來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的后果。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對自然資源的大量需求，引致自然資源掠奪性的無序開發，暴露了經濟增長與自然資源結構、總量的深層矛盾，使經濟增長出現非和諧的態勢。

我們以為，和諧增長是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它一方面表現為經濟領域的資源合理利用，同時，要通過不僅蘊含著對自然資源合理開發的理性預期，而且要通過增進國民福利實現大多數人的幸福。然而，嚴峻的現實是，由自然資源過度使用引起的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經濟非均衡卻極大地降低了國民的幸福指數。因此，我們需要對以大量自然資源消耗為支撐的經濟繁榮進行深刻的反思。

二、自然資源利用中的“幸福人”行為動機釋析

歷史地看，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個不斷認識自然資源并將其價值化的過程，在人類能力資源低下的時代，人們利用自然資源是出于對幸福的本能追求，包括自身與家庭成員(可以是廣義的家)的幸福，因此，追求幸福是一切經濟活動的根本動機。而且，幸福所包含的內容和維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慢慢升級。由于幸福的感覺會隨著人對物質資料需求的增加而變化，由此形成層次遞增的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實現的幸福觀。在當代，以社會福利或國民福祉為重要內容的社會進步，已將“幸福指數”作為衡量經濟進步的指標。

為滿足幸福層次的遞增，人們不斷發現可供利用的資源，并為此而發明新的技術，人類智慧的結晶集中在分工、專業化與技術進步上，從最早的刀耕火種式的謀取生活資料的能力，到現代各種能源的發現與工具變革，通過創新工具而拓展生存空間，使更多的自然資源進入人們的生產生活領域。

現實地看，越到近代，人類對幸福的追求越具有功利化特征，“經濟人”成為市場經濟的重要角色，其生生不息的價值、剩余價值追求，既豐富了資源利用的內容又加劇了資源利用的矛盾。在日益擴張的人類自然資源需求和有限的資源供給條件下， “幸福人”的價值追求逐漸被“經濟人”效率原則所替代。特別是隨著人類經濟活動的深入，各種資源的組合產生了巨大的增殖力，隨之社會財富的數量急劇增大，此時，“剩余”的占有與分割逐漸使人們單純的幸福追求逐漸演化為“經濟人”的利益偏好。

“經濟人”假設的理論邏輯是沿著人們對經濟利益的追求而展開的，它確實帶來了社會財富的倍數增長。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社會財富在不同人群、地緣之間的分布是極不均衡的，由于“經濟人”目標追求的狹隘性，出現了資源開發的盲目、環境污染的加劇等問題，極大地偏離了人類價值本性與價值引力。當自然資源的稀缺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時，資源

的搶占及從中獲取巨大的利益日益成為“經濟人”的狂熱追求，資源利用的幸福初衷越來越被貨幣化了、價值化了， “幸福人”的目標軌跡出現了逆轉。

當然，辯證地看，“幸福人”與“經濟人”之間并非橫亙著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二者之間具有諸多的相通性，如“幸福人”在追求福利水平提高時，同樣在進行成本與最優感的比較，而“經濟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過程中，通過所掌握的知識和信息，盡可能使成本最小化或收益最大化，這是一種投資幸福感或消費幸福感。不過，倘若兩者是天然契合并相得益彰，那么社會和諧就會成為一個無須贅述的話題，正因為兩者之間存在或多或少的背離，需要我們關注“幸福人”假設下自然資源利用中的技術變革與制度構建。

三、自然資源利用與技術變革

自然資源使用的廣度和深度始終與技術變革相伴隨，是工業革命將“沉睡”的自然資源“從死夢中喚醒”，賦予了其資源的稟賦及社會意義。隨著人口增加并引起對資源需求的增多，技術變革成為人類利用自然資源的重要手段，它使人們在很多方面突破了資源稀缺性的局限，極大地拓展了人利用自然物的基數與維度。從最早的自然力資源(水能、風能、太陽能等)到礦產、石油、天然氣等自然資源的利用，再到大規模地開發地熱能、生物能和氫能，從人們對土地資源的依賴到“太空育種”等，技術進步的成果附著在自然資源的新發現及利用的深度和廣度上，它不僅加速了人類將自然物質資源化的歷史進程，而且表明人類在利用自然資源的同時不斷地發現自己的能力資源，阿馬蒂亞?森指出，導致貧困的真正原因在于“能力的缺乏”，事實上，每一次“能源革命”都是人類能力資源的提升。

相對于經濟發展對自然資源的需求，其供給總是相對不足的，技術變革總是圍繞這一問題而展開。由此出發，我們的假定是：其一，自然資源是經濟增長的重要要素，其邊際產量值是決定如何分配自然資源的重要變量；其二，人們所能支配的自然資源基數不變，自然資源的利用以技術變革為驅動力；第三，假定自然資源的邊際產量值經過一定時期的固定收益后有下降趨勢。分工表現為整個社會產業結構的變化并由此引發自然資源在不同部門的流動，這種變化的動因來自于“幸福人”為滿足自身生存與發展需求而進行的技術創新，漸進的過程會引起質的飛躍。為了分析的簡便，我們以純粹的物質生產部門為研究對象，假定社會上只存在兩大產業部門，自然資源只在第一產業與第二產業進行分配，且第一、第二產業的依次出現明示了技術的進步。由于第一產業以農業土地資源為主，產品相對固定，而第二產業以加工制造業為主，產業鏈相對較長而且產品附加值較高，對自然資源的依賴度更高。因此，一般來講，第二產業的邊際產量值高于第一產業的邊際產量值(如圖1所示)。

在自然資源基數不變時，它們按照不同部門的邊際產量值分配于兩個產業部門。當第一產業自然資源投入增加到一定量時，收益出現遞減，即第一產業的邊際產量值折線VMP。經過一段時間的固定收益期(圖1中的oq1)――這一時期自然資源比較豐裕，然后向下傾斜――由于人口增加引起需求擴大。自然資源表現出有限性和稀缺性。第二產業的邊際產量值折線為VMPb。

圖1中，自然資源投入量達到q1時，第一產業的邊際產量值開始下降。在q1點的左邊，自然資源完全分配到第一產業；在自然資源投入量q1點的有邊，VMa

將上述模型動態化，假定技術進步的同時，自然資源的基數和維度同時擴大(如圖2所示)。

當自然資源基數小于q1時，各種自然資源集中于第一產業，分工只發生在產業內部，雖然不排除技術進步，但還是相對緩慢的。自然資源數量達到q1后，第一產業的邊際產量值將下降，第二產業隨之出現并逐漸活躍。此時，增加的自然資源投入第二產業將獲得比第一產業更多的邊際產量值。由于第二產業大多數屬于自然資源利用與加工企業，行業特點便于細化分工，技術變化易引起乘數效應，對自然資源需求具有擴張性，在自然資源增加的情況下，假定每一新增加的自然資源都配置給第二產業，如果第二產業中建構自然資源的能力可以保證人類的需要，且VMPa

技術進步始終伴隨著人類利用自然資源的過程，技術創新會帶來自然資源基數和維度的擴展并提升整個社會的勞動生產率，然而，技術進步會受到自然資源特性的限制。如，作為現代工業體系支撐的石油、煤炭、礦產等資源，是地球歷經千百萬年才形成的，就目前的技術水平而言，可替代資源雖然(可燃冰、氫能源技術)已接近成熟的最終解決方案，但開發成本高昂又使人們不得不在投入、產出比較中躊躇。

由于自然資源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均衡，當技術手段同樣存在此種情況時，極可能導致落后國家或地區引進技術，而發達國家則不斷調整資源戰略，為積蓄長期發展潛力而使用或儲備他國的自然資源。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比較優勢只是相對的，自然資源的優勢也可能轉瞬即逝。追求幸福的理性人，選擇的是利用技術進步加速自然物質資源化過程，而“經濟人”在成本一收益的計算中，對技術的青睞完全服從于利潤目標，這樣，人類為追求幸福的初衷可能變為“經濟人”的價值、剩余價值取向，掠奪式的自然資源開發，甚至不惜以環境破壞、工人健康損失為代價，這種偏離可能強化了“經濟人”的利益追求而異化了“幸福人”利用自然資源的初衷。

四、制度：“幸福人”為減少資源利用沖突而建構的規則

人類不僅在技術進步中不斷將自然物質資源化，而且為了減少資源利用中的沖突，還要建構一套約束人們行為的規則。

首先，制度緣于人的行為軌跡又約束人的行為軌

跡。“人的行為軌跡是客觀存在的，制度也是客觀存在的……人的行為是一定時空條件下的行為，時空限制人行為的結果是制度的存在”。由于人的行為本身具有兩而性，即幸福追求與利益獲取，在資源稀缺的狀態下，兩者往往不可同時兼得，一部分人利益的獲取可能會帶來另一部分人幸福損失，因此，這一過程充滿了對資源的爭奪與掠奪性的開發。理性的“幸福人”關注更多的是長遠發展與廣義的福利水平變化，理性的“經濟人”看重的是短期利潤目標。從大的范圍看，海灣地區戰事不斷，其根源在于發達國家為增加本國福利而爭搶利用他國的自然資源；在我國，煤礦安全事故頻發、重大環境污染觸目驚心也源于“經濟人”過度的趨利偏好。南于“經濟人”狹隘的自我利潤目標，資源使用的無序，使有限的土地資源日趨逼近“紅線”，礦產資源的掠奪性開發，暴露了資源使用的制度缺失。

更可怕的是，作為公眾利益層及人的地方政府，在資源紅利分享中，在自然資源利用中置環境破壞、生態損失于不顧，甚至漠視勞動者的健康與生命財產。阿羅的“不可能定理”揭示的是個人選擇無法“導出”社會選擇，政府不能對其“非理視而不見”，問題是，政府對非理性不但“視而不見”，而且參與剩余價值瓜分，這樣，就使社會目標的公眾福利改善異化為利益偏頗。

其次，制度規則是一個秩序性的開放的系統。正式制度的建立大多緣于由資源占有與使用不公引起的暴力沖突，對此，需要具有不可違抗的嚴肅性的法律條款與規范性要求來約束當事人的行為。非正式制度的影響雖然是潛移默化的，但它一旦“內化”為一種社會習俗，其作用是“潤物細無聲”的，由此形成的潛價值會不斷完善人性價值的正向引力。自然資源開發利用過程本身有秩序性的規律，包括自然規律與經濟規律，遵循這些規律是“幸福人”的本質特征，如人們摒棄一些習俗而代之以新的理念，不斷樹立新的資源觀、發展觀、幸福觀；當人們發現許多自然資源利用不充分又污染環境，循環經濟的理念便成為一種強烈的意識；當人們普遍意識到環境污染降低了人們的生活質量，自覺進入環境保護狀態，就會極大地降低非經濟領域的交易費用，等等，一旦這些理念普遍化、公眾化，它就成為制度的補充內容，像“約定俗成”的習慣為人們所感知。人的習慣性活動， “往往是在沒有經過縝密的邏輯推理和思考，而僅僅出于自己的一種穩定的行事慣行模式來重復自己過去的行動。……習慣作為個人行為的復制與重復，使人免去了對哪怕一項最簡單的選擇背后所牽涉到的復雜信息的總體理性計算之負擔。”習慣一經形成，就進入秩序系統之中，豐富了制度內容。

不過，必須看到，制度并非都是縝密的，有缺陷的制度也會產生制度負效應。制度缺陷可能是規則設計的不嚴密，也可能是受制度實施的時空限制而降低了制度功效。當“幸福人”被“經濟人”行為替代時，追求經濟利益成為其最合理的解釋，人們會默許一些并非有效的制度。如，我國為解決資源供求矛盾，允許非國有經濟進入資源開發領域，由于其中復雜的人際關系與資本關系交織，隨之出現的亂開濫采現象帶來了難以估量的環境損失和生態災難，而且一旦這種制度被實施，便進入難以“糾錯”的“路徑陷阱”，從國家的資源戰略看，這種制度安排是低效的。我們在圖1分析的基礎上，將低效的制度安排引入模型，即，自然資源的分配首先考慮個體理性的利潤目標，則模型結果會發生變化。如圖3所示，若自然資源基數q小于q1，人們會將自然資源作為短期目標實現的手段。在q1

可見，制度作為約束人們行為的規則體系，是隨著分工發展、技術進步而不斷完善的，制度一旦成為“幸福人”的共識，可以極大地降低制度的實施成本。在自然資源開發利用中，如果“經濟人”將制度內化于自己的行動中，那么，“經濟人”與“幸福人”就可以在個體目標與集體目標、短期收益與長期戰略的困惑中找到契合點。而且，隨著人口的增加，自然資源所能承載的人口數量一方面取決于技術變革的程度，同時，技術進步和自然資源基數與維度的擴展，影響著制度的內容并決定制度變遷的進程。制度一方面可以刺激技術的發展，擴大資源利用范圍，同時，制度又約束人們對自然資源利用的無序。

五、結語

我國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中，面臨多種目標的兼顧。一方面，要通過自然資源的利用，增加社會財富以提高國民福利水平與幸福指數，同時，要通過技術創新提高其使用效率并不斷拓展資源范圍，為了降低目標實現中的社會成本，制度規則的完善與實施是基本保證，它可以減少自然資源利用中的沖突。本文的研究結論是：

其一，和諧社會的構建應確立以“幸福人”假設為導向的價值體系與增殖理念。“經濟人”的行為目標是市場經濟的價值追求，它是在幾百年市場經濟中自發產生的，絕對的價值、剩余價值追求使個體資本往往逃避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它在帶來經濟繁榮的同時也留下了資源、環境的極大隱患。當和諧增長面臨嚴峻的資源約束與環境壓力時，我們需要對傳統理論的“經濟人”假設進行反思。尤其是目前，我國依靠大量能源消耗支撐的經濟高速增長使中國經濟越來越逼近資源與環境條件的約束邊界，許多矛盾都集中在由自然資源使用機會不公、資源收益分享不均、環境成本分擔不合理等所導致的領域。我們的分析將分工、技術、制度作為主要變量，旨在說明，在自然資源開發過程中，由分工深化引起的技術變革與制度規則是為了滿足人們的幸福追求，將其作為構建和諧社會的理論支撐，明確“經濟人”的社會責任，可以引導“經濟人”趨向以“幸福人”假設為前提的經濟活動，通過“幸福人”的效率追求，不斷發現新的技術并通過技術進步拓展自然資源范圍。

篇7

【論文摘要】循環經濟作為新的經濟發展方式不僅建立在勞動價值論的荃礎上，而且體現了生態價值論的荃本理念。在循環經濟活動中人們以復雜勞動創造了價值，復雜勞動主要包括通過科技創新對工業工藝流程進行改造，通過系統工程協調工業布局。人們不僅在循環經濟中創造了價值而且保護、節省和儲存了生態價值，因為循環經濟拓寬了自然資源的利用范圍，提高了單位資源的產出率，降低了單位產品的資源消耗。傳統工業經濟發展的問題在于沒有解決勞動價值和生態價值的平衡關系，對勞動價值的單一追求，意味著對生態價值的忽視，這是工業經濟發展思路狹隘的致命之處。生態經濟價值是循環經濟富有特色的價值形態，體現了循環經濟將勞動價值和生態價值兼顧和融合的特點，體現了經濟發展方式的新視野即經濟活動應該具有環境良好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生態經濟價值是在勞動價值與生態價值對立關系基礎上實現統一關系的產物，體現了經濟領域中的價值關系辯證法。

一、生態價值論:與勞動價值論共同構成經濟價值理論體系

將經濟與價值聯系起來進行哲學思考，馬克思做出了杰出貢獻。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揭示了經濟與價值的關系真理。從歷史的角度來說，馬克思的價值論貢獻是偉大的，主要在于勞動價值論。當考察當下人類遇到的環境與經濟關系問題時，我們發現僅僅以勞動價值論來說明現時代的自然資源、勞動、經濟、價值之間的關系是遠遠不夠的。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就當時的研究條件和應用條件，重點揭示了微觀領域的勞動價值關系，對自然資源的經濟價值作出了近似于忽略不計的處理。隨著經濟學的深人發展和人類經濟生活的拓展，經濟價值已經遠遠超出了勞動范疇。

馬克思在其《資本論》(第一卷)中引用威廉·配弟的話說“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馬克思在這里承認了經濟財富的全面價值來源在于人類勞動和土地等自然資源。遺憾的是馬克思賦予了勞動以價值，卻沒有賦予土地等自然資源以價值，而僅僅是承認自然資源的使用價值。“一個物可以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價值。在這個物并不是由于勞動而對人有用的情況下就是這樣。例如，空氣、處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使用價值與價值是不相容的關系。

由于自然物的使用價值是無法計量和難以比較的，而經濟學基本上沿著數學化的方向發展。長期以來經濟學的發展沒有重視自然資源，不僅僅是因為其與人類勞動的區別，還因為其不容易量化和比較的特征。自然資源作為一個既沒有價值當然也不能以數量進行比較的財富來源，在經濟學發展的第一階段被忽略了。

從歷史的角度來說，作為后來者我們不能簡單地否定前人的理論創造，也不能無視現實的要求。立足于現實，從邏輯上說，生態價值論是勞動價值論的補充，二者共同構成經濟價值理論體系。我們僅僅從勞動創造價值的角度來談自然資源的價值是不合適的，因為勞動價值論的學術前提與生態價值論是不同的。比如說，以前人們說自然資源是沒有價值的，該結論顯然是從勞動價值論出發的。自然資源沒有價值，是違背常識的。中國的《現代漢語詞典》等辭書都把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當作價值的第一含義，現在看來，這些解釋都將價值的含義作了狹隘的理解。相反《牛津現代高級英漢雙解詞典》把價值的常識理解當作價值的第一含義。"value:qualityofbinguseful。:desir-able:有用性，重要性，價值”。從常識的角度來說，價值既包括可以數學計量的勞動價值，也應該包括不能數學計量的，如使用價值。在使用價值概念中，漢語構詞是偏正結構，暗示了“使用價值也是價值”的理解。由于馬克思明確劃分了價值與使用價值，所以就造成了學術界對自然物價值的誤解。實際上馬克思談到的價值不是“價值”，而是勞動價值，用勞動價值代替價值，有以偏概全之嫌，并且很多事情就說不通了。因為就概念來說，價值的寬泛含義顯然不是勞動價值所能涵蓋的。但是把馬克思理解的價值表述為“勞動價值”，那么自然物的價值就容易理解了:自然物不是人類的勞動創造，沒有勞動價值，但是能滿足人們生活的需要，所以顯然是具有價值的。既然自然物有價值，那么保護環境和節省利用自然資源就合情合理了。要不，說自然資源沒有價值，那么就可以浪費自然資源了，這根本說不通。

由于概念使用和理解上的問題，我們誤解了馬克思，馬克思的價值是指勞動價值，不是一般所指的“價值”。從邏輯上說，一般意義上的價值應該包括所有的價值形態，如使用價值、交換價值、經濟價值、科學價值、審美價值、倫理價值、宗教價值，等等。這樣的話，我們在勞動價值之外，就能夠承認生態價值的存在了。生態價值的存在證明自然資源和環境對人類來說是有價值的。從哲學角度來說，自然資源作為客體滿足人類作為主體的各種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就是自然資源的價值。自然資源和自然環境具有價值是我們保護環境的價值前提。沒有對自然資源和環境價值的肯定，循環經濟的保護環境初衷是不可思議的。

自然環境不僅具有價值，而且具有人類所不能創造的價值。人類憑借自己的腦力和體力，長期致力于經濟財富的創造，以維持自己的生存和發展。人類創造巨額財富使得人類對自己的創富能力的認識急劇膨脹，人類獲得了有史以來最積極的自信心。盡管如此，我們還是不能創造一個自然界作為自己的生存環境，人類的創作力不能代替自然界的創造作用。美國科技界啟動“生物圈2號”工程，目的是再造一個人類的生態系統，可是最終失敗了。“生物圈2號”工程的失敗讓我們懂得，目前自然界是人類不可替代的生態系統。實事求是地說，迄今為止人類所有的創造都直接或間接地體現了人類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在很多的方面并沒有考慮到自然界生態循環的規律要求，比如工業流程的孤立設計就與物質、能量的自然生態循環相違背。人類與自然不協調的經濟行為破壞了人類與自然界的和諧關系及其發展。循環經濟的理念告訴人們，人類應該在自然界面前謙虛一點，人類經濟行為的設計應該充分考慮自然界的規律要求，人類的創造不能取代自然界的創造。人類社會不過是整個自然界系統的一個部分，這個系統的命運不是掌握在人類手中。人類對自然界的作用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都要取決于自然界的選擇，這就是“浪花淘盡英雄……青山依舊在”。

自然界對人類的價值體現在真、善、美多個方面。“真”的價值體現在人類科學研究、模仿自然界智慧等方面。“美”的價值就是自然界為人類提供審美對象、影響人類審美能力和藝術創造力。“善”的價值主要體現在經濟、生活、宗教等方面，其中自然界的經濟價值是本文的主題之一。自然界的經濟價值絕不僅限于傳統經濟粗放利用的自然資源價值，比如森林作為木材的價值。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說，自然界經濟價值的發揮取決于生態條件的狀況。直接來自于自然界的經濟資源同時也是生態資源，同一資源綜合地發揮著生態價值和經濟價值。由于生態價值的作用，自然資源的經濟價值得到了可持續的發展。

自然界對人類的價值不僅體現為自然界對當代人類的價值作用，也包括自然界對人類后代的價值作用。人類后代的命運寄托于現有的自然資源能否有效的保護，也就是說自然資源的生態功能得到有效的發揮，才能保證人類后代充分利用自然資源的其他價值。生態價值是自然資源的基礎價值，自然資源的經濟價值是以生態價值為基礎的，生態價值的缺失將大大降低自然資源的經濟價值。耕地的沙化就大大降低了糧食的產量和質量。人類的發展不僅是自身種的延續，還要有可持續發展的自然生態條件。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必然建立在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存在上，而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存在有利于自然資源生態價值的發揮。

廣義而言，生態價值不僅包括自然界對人類的生態價值，還包括人類對自然界的生態價值。自然界為人類生存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態環境，具有對人類正面的價值作用。人類的思想和行為直接或間接地對自然界—人類的生態環境具有重要影響，所以人類對自然界具有價值關系，人類保護環境、發展循環經濟都體現了對自然界的良好價值。

二、循環經濟:創造價值

既然生態價值論與勞動價值論共同構成經濟價值理論體系，那么自然界創造的生態價值以及人類創造的勞動價值就是經濟價值體系的主要構成部分，也就是說經濟系統所涉及的價值類型至少包括生態價值和勞動價值。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生產要素主要是三類:自然資源、資本和勞動。當然與此相應地就產生了三大價值:自然資源和環境價值、資本價值以及勞動力價值。從終極源頭來說，資本價值來源于勞動創造價值。也就是說，經濟活動中主要包括兩類價值即勞動價值和生態價值。循環經濟作為一種新型的經濟運作模式，相對于傳統經濟模式在價值創造方面，必然具有更大的優勢。那么循環經濟是如何創造價值的呢?循環經濟作為人類的行為選擇，它創造的價值必然是人類勞動創造的價值，而不是自然界創造的價值。自然界創造的價值集中于人類經濟活動開始之前。經濟活動開始之后，主要是人類勞動創造價值，無論這種勞動是簡單勞動還是復雜勞動。相比較而言，循環經濟要比傳統經濟更能提高自然資源的利用率，創造更大的社會價值。循環經濟創造價值的主要手段是科技進步和策略智慧。由于科技含量的提高，’循環經濟創造的價值主要是由人類的復雜勞動帶來的。

循環經濟中的人類復雜勞動是立足于提高自然資源利用率和減少污染物排放等生態目的的勞動。具體來說，包括各經濟環節的技術改造、工業流程重組、產業銜接整合以及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循環經濟關注的重點不再是經濟環節的微觀部分，而是經濟運行的宏觀系統以及系統之間的聯系和協調。為了發展循環經濟，我們要改造工業流程，對工業環節進行技術改造，最終要實現經濟系統與自然界生態系統的良性對接。

循環經濟創造價值，“創造”一詞在這里的意思決不僅僅是源頭性的產生，還包括價值的儲存和轉移。在循環經濟中，人們的勞動創造經濟價值。人類節省資源和減少污染排放的行為也是勞動，創造的是生態價值。人類的循環經濟行為阻礙了自‘然環境的惡化，對自然環境是有益的，這反過來又有利于人類的可持續生存和發展，具有生態價值。當然循環經濟創造的價值主要還是經濟價值。自然界創造的生態價值在循環經濟中被節省、儲存和循環，體現在不同層次的生產成品上。人類減少污染排放而產生環境價值，降低了經濟發展的社會成本和環境成本。相對于傳統經濟粗放利用自然資源價值的方式，循環經濟變相地創造了生態價值。在經濟總量不變的情況下，提高了自然資源利用率，就會延長自然資源的存續和保護環境，所以說發展循環經濟具有顯著的生態價值。

具體來說，循環經濟創造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原材料、能源開發環節。在該環節，循環經濟由于置人了保護環境的理念，提高了自然資源的回采率，避免了不必要的資源浪費，同時重視開發可再生能源，而避免了由于大規模開發不可再生資源而威脅人類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把可再生資源和不可再生資源進行區別和采取不同策略，就是基于循環觀念的引人和理解。實際上不可再生資源就是資源循環生成極其緩慢的資源;可再生資源就是循環生成比較快的資源，如風、太陽能等。循環生成緩慢的資源作為自然環境的一部分，具有維持環境穩定和完整的生態作用，其開采和使用應該降低，否則生態環境將面臨較大威脅，人類將難以適應環境的巨大變化。相反，循環生成快的資源具有無限的可利用量，并且大規模利用不影響環境的美麗、完整和穩定，沒有明顯的生態負面作用，并且充分利用了不斷循環產生的大量資源和能源，為大規模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質條件。(2)工業“三廢”的回收利用環節。適度延長工業流程，整合工業布局，對工業“三廢”進行再加工和深加工，既提高了單位資源的產品產出率，又減少了污染排放，對生態環境具有增益作用。比如糖廠的甘蔗渣和甜菜渣可以用來造紙，造紙排放的廢水可以用作水泥制造。(3)消費品報廢后回收再利用環節。隨著經濟發展，報廢的消費品數量日益增大，其占有的可利用資源相當可觀，為了保護自然環境，加強對報廢消費品中可利用資源的回收利用，具有重要的生態價值。比如報廢的家用電器，其中有很多零部件具有回收利用的價值，另外像汞等有毒的物質會因為不回收而污染環境。

總之，循環經濟是將經濟過程的循環與生態系統的循環融合起來，協調經濟循環與生態循環，減少兩個循環之間的沖突，實現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雙贏”目標。

三、生態經濟價值:循環經濟的價值選擇

循環經濟是一種與生態環境相協調的經濟發展模式。循環經濟誕生的背景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傳統工業經濟，從傳統工業經濟到循環經濟經歷了一個辯證的發展過程。傳統工業經濟以“大規模消耗自然資源、造成大規模環境污染”為主要特征，該經濟模式具有顯著的生態和社會負面效應，從而引發了人類對可持續發展的擔心。為了確保人類的經濟前景，循環經濟模式應運而生。循環經濟從微觀上說，起步于工業流程的生態設計.如清潔生產，還有垃圾等工業排放物的再利用，但是由于經濟屬于宏觀范疇，其涉及范圍遠遠超過工業工程，在單一的工業工程之外，循環經濟發展了不同的工業工程之間的復合設計、不同企業之間的工業工程循環設計，以及不同產業之間的循環設計，最后是經濟活動與資源環境之間的復合設計和循環運作。這個從微觀到宏觀的過程反映了循環經濟由循環工藝到循環經濟的發展歷史。

循環經濟模式與傳統經濟模式區別的關鍵在于不同的經濟價值觀，即在經濟活動的價值追求中體現了不同的經濟目的。傳統經濟模式的目的是在不斷降低成本的基礎上生產和銷售更多的商品，獲取利潤，積累財富。由于人們對成本的理解是狹隘的，沒有考慮環境成本，所以這樣建立起來的經濟模式利用了甚至是浪費了大量的自然資源，破壞和污染了自然環境，總之是犧牲了人類賴以生存的資源和環境。循環經濟在傳統工業經濟的基礎上兼顧了生態環境的規律要求，體現了對自然資源的保護和節約利用，同時減少了排放物，有利于環境凈化和可持續發展。

在經濟價值觀上，循環經濟與傳統工業經濟的差別是明顯的。傳統工業經濟只追求經濟價值，沒有考慮生態價值等其他價值的意義。循環經濟不僅體現了經濟價值，而且體現了生態價值，這種對多種價值的兼顧使得我們發掘出這樣一種價值，即生態經濟價值。所謂生態經濟價值就是生態價值與經濟價值融合的價值形式，是生態價值與經濟價值共生、兼顧的產物。循環經濟的發展意味著原有經濟模式的調整，意味著過高的經濟增長會出現減緩甚至是負增長，所以發展循環經濟就是暫時犧牲部分經濟價值，保護和發揮更大的生態環境價值。這是對過去片面強調經濟價值的一種糾偏，糾偏的目的在于實現經濟價值與生態價值在經濟活動中的相對平衡。我們知道健康的必然是相對平衡的，相對平衡的經濟活動、價值結構有利于經濟長期健康地發展即可持續發展。

傳統工業經濟單一地體現了經濟價值，循環經濟不僅體現了經濟價值，而且補充體現了生態價值，這是對傳統經濟的價值結構的有效調整。由此可提出如下問題:有沒有一種經濟模式單一地體現生態價值，而沒有經濟價值?在比較傳統經濟與循環經濟的背景下提出這個問題是合乎邏輯的，但是從事實的角度來說沒有意義。因為經濟價值是所有經濟活動的核心價值，取消了經濟價值，也就無所謂經濟活動、經濟發展和經濟模式了。

人類現在的經濟活動之所以要兼顧生態價值和經濟價值，是因為經濟活動是一個系統，相比較生態系統來說，它只是一個微觀的系統，該系統的健康運行要受到其環境的嚴重制約。經濟活動的環境就是包括社會環境和生態環境在內的宏觀系統。有人說，經濟學家把生態環境當作經濟活動的一個微觀系統來研究，而生態學家則把經濟活動當作生態系統的一個微觀部分來研究。這話說的是對的，學科研究的視角差異必然造成世界理解的差異。簡單比較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誰比誰更宏觀，沒有太大的意義。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的關系本來就不是宏觀與微觀的關系，不是一個誰包含誰的關系。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是一個交叉關系結構，兩個系統有一個巨大的重合部分。如果說這兩個系統沒有重合的部分分別體現了生態價值和經濟價值，那么這個重合的部分就體現了生態經濟價值。只有這一部分才最有價值，真正體現了這兩個系統關系發展的前景，體現了人類對經濟發展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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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態環境價值 評價理論 評價方法 實現路徑

生態環境是有價值的。近年來，生態環境價值的研究引起了廣泛重視，人們開始講生態環境價值、算生態環境價值、用生態環境價值，其目的是為了促進人們提高對生態環境價值的認識，從而進一步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1 生態環境價值何在

生態環境價值，表示的是主客體間關系，即主體有某種需要，而客體能夠滿足這種需要，那么對主體來說，這個客體就有價值。在人類和生態環境這一對關系中，人類是主體，生態環境是客體，生態環境能夠滿足人類生存、發展以及享受所需要的物質性產品和舒適。因此，對人類來說，生態環境是有價值的。而且，由于人類的需要大體是按生存需要、發展需要和享受需要的順序逐步發展的，所以，生態環境的價值也就會越來越大。

目前，對于環境價值或生態價值普遍認可的一種解釋是Daily在1997年的專著《Nature's Services：Societal Dependence On Natural Ecosystems》中所提出的，環境價值（有學者用“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或“生態系統服務”）一般指自然生態系統及其所屬物種支撐和維持人類生存的條件和過程。國內學者關于生態環境價值的分類比較一致，將其分為直接利用價值、間接利用價值、選擇價值和存在價值四種。國外學者關于生態環境價值的分類有多種：如二分型和五分型等。

生態環境價值的產生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天然生成；二是人類創造。傳統經濟理論認為，沒有勞動參與的東西沒有價值；不能進行交易的東西沒有價值。這是不對的，實際上，生態環境是有價值，只是它的價值很難計算。生態環境價值首先決定于它對人類的有用性，其價值大小則決定于它的稀缺性（體現為供求關系）和開發利用條件；不同的豐度、不同的品種、不同的質量、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條件、不同的時間，都對環境價值的大小有所影響。如何評價生態價值一直是困擾人們的一個難題。目前，國際上通行的對生態價值的評估主要是使用生態環境經濟評價技術，它通過一定的技術手段，對生態環境所提供的物品或服務進行定量評價，并以貨幣的形式表現出來，以此反映生態價值量的規模大小。

從1985年以后，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資源環境問題的只益突出以及對傳統資源價值的反思，逐步開展對自然資源的價值和價格問題的研究。在理論上比較有代表性的資源價值理論多達10多種，如雙重價值論、有限資源價值論、價格決定價值論、使用價值決定論、勞動價值泛化論、天然資源無價值和已開采資源有價值論、三元價值論、服務價值論、主觀價值論、均衡價值論、價值無用論和稀缺價格論等。關于生態環境價值的評估方法也多種多樣，如費用支出法、市場價值法、機會成本法、邊際機會成本法、防護費用法、恢復費用法、影子項目法、享樂價值法和條件價值法等。

長期以來，人們受“環境無價，自然天成”觀念影響，不考慮自然資源和環境的經濟價值，對自然資源隨心取用，毫無節制。因此，要節制人們的行為，就必須把自然資源納入成本，要收費取用，限量取用。而這一切，都必須以自然資源和環境價值核算為依據。要建立可持續發展的資源使用制度，就必須采用有償使用的經濟手段。森林、礦產、土地、水和其它環境資源，都必須有償使用，應交付資源使用稅，應通過法律建立資源成本的概念和會計核算制度，只有這樣。才能改變在免費使用自然資源的條件下，人類浪費和破壞資源的種種惡習。

2 建設生態文明需要確立生態環境價值觀

人類需要尊重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樹立符合自然生態原則的生態環境價值觀。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提出，深化了人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研究。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應有生態環境價值觀。我國生態環境價值觀的確立有其外在和內在的依據。國際上，聯合國《我們的共同未來》（1987年）、《21世紀議程》（1992年）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是國際上開啟確立生態環境價值觀的突出標志。在國際社會的影響下，我國于20世紀90年代也逐步開始關注經濟、社會與環境協調發展的問題，相繼通過了《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人口、資源、環境發展白皮書》（1994年）、《全國生態環境保護綱要》（2000年）、《可持續發展科技綱要》（2000年）等文件。并在國家“九五”和2010年中長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中，明確提出“必須把社會全面發展放在重要戰略地位，實現經濟與社會相互協調和可持續發展”，這為我國生態環境價值觀的確立奠定了制度基礎。

國內生態環境的現實是我國生態環境價值觀確立的內在依據。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人均資源低、資源浪費大、環境污染嚴重。作為發展中國家，必須加快發展，早日實現現代化。但是，依靠高投入的產出，不僅導致了資源供需的矛盾更加突出，而且也制約了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的提高。再加上長期以來對GDP的盲目崇拜，導致很多地方官員不惜違背經濟發展的規律，一味追求經濟的高速度、高數量。在取得所謂高“GDW”的同時，卻是能源資源的大量消耗、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面對這種狀況，我國要保證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就必須把經濟發展與環境、資源保護以及人的全面發展結合起來，確立生態環境價值觀。黨的“十”報告首次單篇論述生態文明，首次把“美麗中國”作為未來生態文明建設的宏偉目標，把生態文明建設擺在總體布局的高度來論述，表明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認識的深化，把生態文明建設擺在“五位一體”的高度來論述，也彰顯出中華民族對子孫、對世界負責的精神。說，建設生態文明，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3 實現生態環境價值的路徑

3.1樹立科學發展觀是實現生態環境價值的核心

科學發展觀并不單單要求我們重視保護自然環境、重視生態平衡，而是從生態文明建設的本質出發將實現人與自然的協涮發展以及保持社會環境和生態環境的平衡作為各方面發展的前提條件。指出，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從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為人民創造良好生產生活環境，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貢獻。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是有限的，要實現我國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就必須樹立科學發展觀，把對自然的合理開發和積極保護生態環境統一起來。堅持走生態效益、禮會效益、經濟效益良性循環和統籌協調全面發展的創新之路，努力實現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向生態文明社會轉型。一是通過宣傳教育提高全民顧全大局的政治素質，幫助人們樹立正確的生態觀；二是通過宣傳教育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質，樹立生態文明的先進理念；三是通過宣傳教育促使全民參與保護環境、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過低碳生活的生態實踐，在實踐中努力實現社會主義生態價值觀。

3.2要讓生態環境價值化

讓生態環境價值化，就是要在全社會牢固確立生態環境也是有價值的這一基本認識，并在制度安排和戰略舉措上，全力保障這一認識的價值實現。要讓生態環境價值化，一是要明確并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權歸屬，必須確認每個中國公民都有享用純凈飲用水、新鮮空氣和藍色天空的天賦權力，且這一權力也賦予了子子孫孫。任何一個企業或者利益群體都不能損害公民的這一“天賦人權”。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不僅要發揮監督和裁判的功能，還要大力鼓勵公民的維權行動。二是要讓損壞生態環境的行為付出足夠的代價。長期以來，我國都沒有將生態環境損失所導致的成本，體現到企業的收益表里，表現在制造品的價格表中。要建設生態文明，就要讓生態環境價值化、貨幣化、資本化，對高污染行業、企業課以重稅。對玩“貓提老鼠”游戲的偷排企業，一旦抓住則開出天價的罰單，使得其被抓的概率乘以高額罰款，要大大高出其偷排的收益，如此才有足夠的威懾力。還應穩步推進資源要素的市場化配置，探索排污權交易、碳排放權交易機制等制度創新。

3.3要建立EDP（又稱“綠色GDP”）體系

現行GDP只反映人類的經濟活動及其成果，不僅不考慮自然資源的消耗，還把控制環境損失的費用視為收入。另外，因環境破壞而產生的生產成本增加，比如醫療費用的增加，都被看成是付費者收入的增加。在現行統計中，只有環境破壞導致目前生產的減少和直接生產成本增加時，才把它歸入減少收入中，其它的環境破壞都無法在國民經濟中反映出來。因此，聯合國于1993年推出《綜合環境與經濟核算體系》，這是一份與國民經濟核算框架（SNA）相關聯的衛星賬戶體系。將環境與自然資源綜合在SNA的關鍵概念和賬戶中，并調整了現行GDP和國民收入，建立了以EDP估算為中心的環境經濟貨幣核算體系，其基本思路是要核算經濟過程中的環境成本，即在經濟過程中對環境的利用價值并將此環境成本納入SNA，從現行GDP總量中予以扣除，以得到充分反映環境的作用。真正體現經濟成就的綠色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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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資源詛咒；資源型經濟；經濟轉型

作者簡介：曾傳暉（1972-），男，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地球科學與資源學院博士生，主要從事資源型經濟與稀土資源開發研究。

中圖分類號：F06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12）22-0082-05

對資源型經濟而言，無論是現實中還是理論界總存在著一個“資源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性問題。短期來看，天賦的資源毋庸置疑是資源豐裕地區的“紅利”。但就世界范圍的資源型經濟而言，大量的資源型經濟體卻先后陷入內外交困的“資源陷阱”，出現類似“荷蘭病”的經濟現象，即自然資源豐裕程度與經濟增長存在反向關系。在國外“荷蘭病”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1993年，奧蒂(Auty)首次使用“資源詛咒”(resource curse)來解釋這種現象，從而掀起了資源型經濟的研究熱潮。

一、資源與經濟關系的認識演進

古典經濟學產生以來，經濟學的最核心問題就是經濟增長的問題。怎樣促進經濟增長，什么因素帶來了經濟增長和經濟繁榮，探究與經濟增長有關的諸種因素和條件即尋找增長的源泉問題一直是經濟學家們理論和實證研究的焦點。而對經濟增長因素分析最廣泛的研究方法是全要素生產率法。那么什么是生產要素？哪些資源能成為生產要素？生產要素如何形成？生產要素的國別分布差異如何形成？在解釋資源與經濟增長關系時，理論的切入點在于通過生產要素概念的衍生和延伸，引入資源。

資源與生產要素兩個概念并不能等同。資源在經濟學指對人有用或具有直接、間接經濟價值的自然存在的某種東西，而這種價值恰恰是以資源成為生產要素為前提。資源具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資源概念包括自然資源或稟賦、物質資本、技術進步、公共秩序與法律乃至信念和價值觀。狹義上的資源則指自然資源，尤其是自然界的集中型資源，比如煤礦、金礦、石油、天然氣等。自然資源作為一切生產要素來源和物質生產活動的必要投入品，是經濟賴以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近現代工業化發展史的軌跡說明，資源相對豐裕的國家通常蘊含了更大的發展潛力，現實中也往往更為富足。為此，古典經濟學誕生以來傳統的理論認識以及工業革命以來的大國發展歷程都認可：自然資源對于一國國民財富的初始積累具有重要且關鍵的作用，即經濟發展會受益于資源稟賦，這是資源正效應即資源紅利的初始表現。

理論界對資源作用的系統認識最早要追溯到威廉·配第、亞當·斯密、馬爾薩斯、大衛.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而在所有自然資源中第一個被給予肯定的自然資源是作為“萬物之母”的土地。古典經濟學家們在價值分析中，肯定了土地資源在財富創造中的作用，分析了土地資源有限性及擁有方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但無論是馬爾薩斯還是后來的李嘉圖在強調土地資源對經濟的影響關系時都主要是基于土地資源的有限性、稀缺性所導致的資源產出遞減趨勢。邊際革命后，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家偏離了古典經濟學的傳統研究方向，僅僅關注不同用途資源的最優配置問題，而資源在經濟中作用的研究，則逐漸淡出了經濟學的研究視野，而成為“生產力”研究范疇。與新古典一脈相承的當代主流經濟學派則在忽視資源作用的路上漸行漸遠。

盡管，資源的作用都被新古典經濟學家所肯定，但自然資源卻一直未能納入經濟增長模型進行分析。為此，無論是哈羅德—多馬模型，還是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或新增長理論，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都僅限于資本、勞動力、技術等要素。盡管，現實中資源對一國尤其是工業化起步階段的經濟具有重要影響。但在分析和研究中資源和環境都未能構成對經濟增長和發展的約束條件。資源往往被主流經濟學家假設為定值或無約束量，這種研究方法實則是將資源置于經濟增長研究以外。從而，類似于古典經濟學對自然資源的討論基本上消失了。

相對而言一直處于非主流地位的早期發展經濟學家則真正走出了“資源即土地”的古典經濟研究束縛。納克斯和羅斯托認為，一切自然資源都存在潛在收益，有與“地租”一樣的“經濟租”或“資源租金”。租金進一步轉化為資本，從而達到支撐經濟增長的作用。羅森斯坦-羅丹的“大推進”理論則認為，缺乏資本的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資源出口、提高資源出口價格獲得資源型收益。且資源越是豐腴資源帶來的收益就越高。當然，資源的作用不僅限于發展中國家，一切經由工業化起步的國家均無不受益于資本積累時期因豐腴而廉價的自然資源，尤其是礦產資源。Wright和Czelusta認為美國工業化和快速崛起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采掘業的作用是分不開的。Dasgupta和Heal等人分析了不可再生資源對經濟增長的重要影響。Hartwick提出了著名的Hartwick-rule投資規則，即只要將不可再生資源的Hotelling租金全部用于投資，即生產人造資本和人力資本，就可以保證持續消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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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利用傳統會計理論無法對環境資源進行有效的會計核算

(1)傳統的會計核算方法未將環境資源作為一項資產進行核算。因此，反映企業經濟增長的指標無法真實反映企業的經濟發展速度，企業的生產成本只計算利用自然資源成果的“人工改造成本”，未反映在利用自然資源成果的同時，對自然資源整體環境的破壞，既忽視了“環境成本”(主要指環境保護成本、環境損耗成本、環境污染消除費用、環境事務成本)，又造成企業對環境資源的破壞和污染，在忽視環境質量的背景下，虛增以破壞環境資源為代價的企業報表利潤。(2)傳統會計理論的核算對象是那些具有商業實質，能夠確認并且能用價格計量的，以及用價格交換的對象，忽視了環境資源對象，如森林、水資源、空氣、海洋等公共資源，以及土地維持動物生活的能力等不能以價格反映的對象。根據會計學原理，收入減去成本等于利潤，這里的“成本”是指經濟成本，而沒有包含環境成本。

1.2綠色會計理論完善了對環境資源的會計核算

綠色會計理論的觀點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空氣、水、土地等環境資源，是維持人類及動植物生存能力的，都是全世界各個國家以及子子孫孫得以繁衍發展的、共有的“特定財產”。這些財產中，如礦藏資源、石油資源等不具有再生性，如水資源等一些資源具有再生性。即使這些環境資源可以再生或替代，但對其損耗的補償，也要花費一定甚至巨大的代價。由于環境資源的稀缺性，因此，這些環境資源就具有一定的價值量。在綠色會計核算體系中，將環境資源價值計入企業的會計核算體系，對環境資源價值進行合理的確認和計量，從而反映和監督社會環境資源的開發、利用和保護工作，恰當列報和披露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相關活動對環境資源的影響以及企業應該履行的環境責任。1.2.1環境資源會計核算科目的設置(1)作為會計核算主體的企業單位和其他經濟組織，應增加有關環境資源的資產類一級科目“環境資產”，并根據具體核算對象，下設礦產、森林、土地、水權、排污權、放射性源等二級資產明細科目進行會計核算。(2)設立環境資源的負債類一級科目“環境負債”，并根據具體核算對象，下設礦產、森林、土地、水權、排污權、放射性源等二級負債明細科目進行會計核算。(3)增加“綠色商譽”資產科目“、預計環境負債”負債科目及“綠色資本金”所有者權益科目等一級會計科目。通過相關賬簿設置相關會計賬戶的期初數、本期增加、本期減少、期末數四欄，從而對環境資源的資產、負債和所有者權益相關項目的增減變化進行反映。1.2.2環境資源會計核算的特點(1)對環境資源資產的實物量和價值量分別核算。對環境資源的價值量采取估算價值的方法進行計量。(2)環境資源會計核算基礎應依據環境審計監督核實后的數量、金額數據。(3)環境資源的資產負債表結構具有特殊性。第一，在資產方應增加并列明相關的“環境資源資產”，包括土地資產、礦產資產、森林資產和水資產等類別“。土地資產”又可以按照用途分為建設用地和農用地等子項“；礦產資產”則可以按種類分為石油、天然氣、煤炭等子項“；森林資產”和“水資產”也可以按照種類或用途等做進一步細分如防護林資產、地下水資產等。第二，在負債方應增加并列明“環境資源負債”，既反映相關項目已經造成的環境資源損害，還包括對可預計的未來將造成的損失，還有進行環境治理或環境恢復而預計承擔的代價。1.2.3環境資源會計核算的內容環境資源會計核算的內容，是指對納入環境資源的相關環境業務活動及經濟事項，在相關的會計期間或時點，在特定的區域環境下進行確認和計量，以及列報和披露的相關資產、負債的存量及其變動情況，包括對各種原料、能源、水、生物多樣性、廢氣污水和廢物的形成、開發、配置、運用、儲存、保護、綜合利用和再生等各個環節的情況進行反映和監督。環境資源包括自然資源和環境成本。自然資源，是自然界給人類提供的可供開發利用的各種自然資源，包括礦產、森林、土地、水權、排污權、放射性源等。環境成本應包括環境保護成本、環境損耗成本、環境污染消除費用、環境事務成本。1.2.4環境資源會計核算的主體環境資源會計核算的主體，包括政府、公用事業、大型制造業、小型制造業、零售業、交通業和其他服務業。1.2.5環境資源會計核算的對象環境資源會計的核算對象是環境資源的價值運動，即從環境資源的獲取，到環境資源的開發、利用、保護及治理的整個過程中，相關環境資源的價值、耗費、損失、經營開發收入、綠色收入和綠色利潤等。(1)對環境資源的價值核算及生態補償進行確認和計量。第一，研究綠色會計相關業務活動及經濟事項的會計確認和計量，是將涉及環境資源的經濟事項與相關會計要素確認對應；第二，建立綠色會計核算原則、核算方法及核算體系，全面反映核算對象的相關經濟事項及業務活動；第三，通過財務報表列報并揭示相關綠色會計信息。(2)對環境資源的開發和治理形成的環境收益和環境成本進行計量和報告。以人民幣為價值計量單位，以有關法律、法規、原則為確認和計量依據，對環境資源開發形成的環境收益進行核算。確認、計量并記錄和報告相關環境收益和環境成本。環境成本包括環境開發、環境污染、環境維護和防治的成本費用。

2環境資源會計的估價方法

2.1自然資源耗減估價方法

自然資源耗減估價方法是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耿建新教授等人提出的。他從宏觀環境會計角度出發，研究對自然資產的價值估價方法。采用未來資源凈收入現值法、對資源耗減進行成本補償的使用者成本法、自然資產的租金凈價格法，推導出全新自然資源耗減的估價公式。并將該估價方法在相關行業、企業的資源價值估價實踐中使用驗證。

2.2森林資產評估管理估價方法

“森林資產估價”的實質就是對森林資產進行會計核算和財務管理。四川林業廳陶仁川先生的《森林資產會計》中提出了“以評估促進核算”的計價方法。即通過獲取市場價或公允價值，對相關森林資產價值進行核算，從而解決了森林綠色會計核算中的價值計量方法問題。該方法的關鍵是以產權單位的森林資產，在經過初次評估計價后(即清產核資確認)，持有期間的后續計量按照森林資源的自然生長規律(即生長率)來計算增值額，該方法從理論和實踐上都對環境資源價值的確認具有比較重要的貢獻。

2.3環境資源價值計量的其他主要方法

環境資源的價值計量可以采用動態分析法、平衡分析法、環境現狀分析法和指數法等來進行。2.3.1動態分析法利用動態數列的發展水平、發展速度、增長量、增長水平、平均發展水平和平均發展速度等指標研究環境現象的趨勢、變化速度，同時還可以進行預測。2.3.2平衡分析法平衡分析法是根據環境總體中的諸多平衡關系，找出某些環境統計數據中的因果關系或相關關系，從而找出環境質量或環境管理中存在的矛盾或問題。利用平衡分析法，可以發現一些隱藏的或平時被忽略的問題。比如計算水平衡，可以通過進水量和排水量計算出有沒有跑、冒、滴、漏等問題，明確各工藝流程和部門用水量的多少，幫助組織發現原先沒有注意到的浪費現象，確定那些可以節約的部分。2.3.3環境現狀分析法該方法使用污染排放、環境質量、環境影響等數據，找出問題，分析原因，提出看法。這種方法最為簡便直接，便于組織應用。2.3.4指數法因為統計中的污染物的量難以用貨幣價值計量，估價分析中的指數法與一般社會統計中的指數法有所區別。環境績效評價中可用的指數法有等標污染負荷法、負擔率、單因子指數、綜合指數法等，可以確定污染結構、污染源的影響、重點污染源等。

3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