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世界的經濟學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為推進國家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培養更多的國家文博人才。11月1日上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與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合作創辦的教學實驗基地在龍珠閣揭牌。市長劉昌林發來賀信。北京大學校長助理、博士生導師李強，市政協副主席王祖慶致辭并為基地揭牌。

劉昌林在賀信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陶瓷考古教學實驗基地的成立表示熱烈祝賀，并向關心我市文物考古事業的各位領導和來賓表示歡迎和衷心的感謝。劉昌林指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在我市設立考古實驗基地，將北大的科研人才優勢與景德鎮的資源優勢結合起來，實現教學與實踐的一體化，是北京大學和景德鎮市合作共贏的大好事，有利于學校和地方高素質考古專業人才的培養，有利于景德鎮陶瓷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希望我市文博單位，能以該基地建設為契機，加強景德鎮考古事業人才的培養和鍛煉，把景德鎮古遺跡、古遺址保護工作做得更好，推動景德鎮市的文物保護和考古挖掘工作的發展，為實現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作出不懈的努力。

王祖慶在致辭中說，陶瓷是景德鎮市文物資源的顯著特色和主要優勢之一，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多年來在陶瓷考古和文物保護方面已經有著良好的合作與共識，在我市建立教學科研實驗基地，是北京大學與我市陶瓷考古研究所長期合作、相互信任的結晶。教學實驗基地的建立將使雙方以更積極的態度，在更廣泛的方向開展合作。希望雙方在有效保護和加強研究的同時，通過展示服務、研究成果普及等多種方式，探索并不斷拓寬陶瓷文化遺產合理利用渠道，使陶瓷文化遺產資源更好地為我市文化建設、為景德鎮經濟社會發展服務。

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負責人介紹，設立考古教育基地主要是利用雙方單位的資源，對景德鎮古陶瓷進行考古、修復、測試、模擬實驗等綜合性研究工作，這樣既能帶動景德鎮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又能把景德鎮市古窯址的保護工作做得更好。同時基地的建立可以更好地弘揚祖國濃厚的歷史文化遺產，加速培養高素質考古人才，提高考古發掘與研究水平，促進景德鎮地區文物考古事業的發展。

參加揭牌儀式的嘉賓還有：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兼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館長、新石器考古專家趙輝，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大學陶瓷研究所所長權奎山，江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長樊昌生，原景德鎮政協副主席、原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長、著名陶瓷考古專家劉新園等。

篇2

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奠定了現代經濟學的基礎。“無形之手使供求關系趨于均衡”至今仍是現代經濟學的核心。在斯密看來,經濟學首要研究對象是生產和財富創造,而勞動分工是其中關鍵的組織原理。經濟學也是斯密一項雄心勃勃但未竟的研究計劃——關于人與商業社會的史學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9世紀初,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明確地把經濟學的研究重點從生產轉向分配,由此掀起了一股轟轟烈烈的歷史潮流,即使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也無法阻擋。

20世紀,經濟學日趨數學化,并自我定位為一種分析方法。在這兩股趨勢的共同作用下,經濟學變成了社會科學中一門高高在上的學科。亞當·斯密所設想的研究人與社會的經濟學已被世人遺忘。

經濟學發展停滯

經濟學已經變成了一門由理論主導而與日常生活割裂的學科。對于經濟學與真實世界的經濟脫節問題,大多數經濟學家非但不認為是本學科的致命缺陷,反而感到驕傲。他們沾沾自喜,認為經濟學不局限于某一個主題,而是作為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方法,不論是在人類還是非人類領域都適用。

市場經濟最明顯的特征是其永不停息的創新動能,這使它較于中央計劃經濟具有一種卓越的優勢。在一個市場經濟中,競爭的壓力無處不在,驅使公司在技術、制度和組織等方面不斷創新,并把這作為第一生存策略。長期以來,不論是鐵桿擁護者還是立場堅定的批評者都早已認識到,市場經濟在發明新產品、發現新生產方法方面具有非凡的能力。這一點正是市場經濟的本質。

然而,這種整體動態在經濟學教科書上卻幾乎看不到蹤影。作為一個典型特色,新古典經濟學著眼于靜態的資源配置問題。但是,生產從性質上來說是不同的,因為它在本質上是生產性的,或者說創造性的,會產生新的產品和更優良的產品。生產也是一種開放性的、不斷演變的過程,充滿不確定性。當經濟學把當今以及將來的所有產品都視為理所當然之物時,創新和生產也就無從談起。新產品是如何發明的、在不同公司和不同市場組成的網絡中生產是如何協調和組織的、哪些因素決定著生產方式等等,這些關于生產結構的研究基本上不在當代經濟學的研究范疇之內。

除了抽象、不再扎根于對經濟運行的實證研究以外,現代經濟學的停滯不前也叫人失望。當我們拿經濟學與生物學比較時,這一點就尤其觸目驚心。達爾文(Darwin)的開創性著作奠定了現代生物學的基礎,但他是在馬爾薩斯(Malthus)和斯密的啟發下,發展出自然選擇進化論的。如今,隨著遺傳學和分子生物學的興起,生物學較達爾文之時已有長足進步。雖然達爾文的著作至今仍然有很多人在讀,但在生物學課堂上,沒有人會把《物種起源》當作基本教材。而換作經濟學教授,僅憑一本《國富論》,就依然能教好經濟學基礎。

經濟學停滯不前,經濟卻在不斷前進。近來經濟領域出現了兩股最新的變化趨勢,它們在今后還將繼續造成深遠影響:一是市場經濟在全球各地的繁衍,一是信息與電信技術的快速進步,并且后一種趨勢對前一種趨勢起到促進的作用。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1989年柏林墻倒塌,1991年印度開啟經濟自由化進程,都標志著計劃經濟走到了盡頭。今天,市場經濟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東歐蓬勃發展,而不再是西方國家獨有。由于這些新興市場經濟體有著各自不同的歷史、文化和政治制度,我們必將看到各種不同的市場經濟形式在世界舞臺上爭奇斗艷,使全球的市場經濟變得更多元化、更有活力。與此同時,由于技術革新,在不同國家之間、不同組織之間處理和傳送信息的成本已經大為降低,這也催生了新的全球勞動分工和貿易模式。

拒絕“黑板經濟學”

有感于全球經濟領域不斷出現新的挑戰而經濟學卻缺少進步,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教授和我決心創辦一本新的期刊,來促使經濟學出現新的面貌。有幾個因素促使我們做這樣的決定:

第一,科斯所批判的“黑板經濟學”在本行業中仍然處于主流地位。這種經濟學能夠漂亮地展示在黑板上,卻與真實世界幾無瓜葛。盡管實證方法近來日漸受到重視,但是當前的實證研究幾乎都以計量經濟學為基礎。它們依賴于總量的統計數據,而總量數據往往會掩蓋分項數據的不均衡性。

第二,在實證經濟學領域不存在相互競爭的研究方法。數學在理論推導上的應用以及計量經濟學在統計實驗中的應用,就是唯一正統的經濟學研究方法。這種方法上的統一正犯了被哈耶克(Hayek)稱作“唯科學主義”的錯誤。選擇何種方法,最好由所研究問題的性質來決定,而不應取決于任何“科學的”標準。由于經濟學所研究的問題數量眾多且紛繁多樣,方法上的兼容并蓄既是必需的,也是可取的。如果所有文章都遵從同樣的技術標準,在考慮是否予以發表時,首先從它們的技術復雜性來評判,那么,那些難以獲得量化數據的問題就會被排除在研究范疇之外,而不管這些問題具有多么重大的意義。一味癡迷于精深的技術還會讓文章變得晦澀難懂。

第三,近期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表明,市場經濟的全球化過程中存在種種挑戰并且充滿不確定性,這使經濟學領域探索新思想更具緊迫性。現代經濟學自18世紀問世后,在接下來的150年間主要是一門英國學科,因為當時推動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及因所處環境而適合解決這些問題的學者都大多在英國國內。二戰以后,經濟學的研究中心明顯轉移到了美國。時至今日,經濟學仍然主要是一門美國學科。隨著市場經濟在全球各地興起,一個由多種多樣的市場經濟構成的世界,將首次出現在人類歷史上。如果鼓勵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研究他們本國的經濟,這將有助于經濟學適應全球經濟的制度多樣性和文化異質性,從而逐漸把經濟學轉變成一門全球性的學科。

人類經濟是一個人為的、不斷演變的復雜體系,其中既有合作,也有競爭。它是一個漸次展開的、 開放性的歷史進程。在這種動態格局中,公司和市場、政府和法律、家庭和學校、文化和技術、道德和規范,都是多元制度體系(institutional complexes)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個制度體系對人類追求和平與繁榮的進程既起到支持作用,又與之共同發展。隨著市場經濟在亞洲及世界其他地區擴張,我們將利用人性的豐富多彩以及不同經濟體所呈現出的制度多樣性,推動經濟學進步。它將發表探索經濟運行及演變規律的實證性(包含歷史、定性、統計、實驗等方面)和理論性的研究結果,包括短篇研究報告、訪談、評論、書評以及其他各種富有趣味的文章。

羅納德·科斯將擔任這本擬議期刊的創刊主編。科斯在1964-1982年期間曾任《法律與經濟學雜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主編。1978年,弗里德利希·馮·哈耶克(F.A.Hayek)提名科斯為諾貝爾獎候選人。他對科斯的編輯工作贊賞有加。當科斯退休時,人們總結他的編輯工作時這樣寫道:“身為主編的科斯是知識型領導。他的編輯職務遠遠超出管理雜志投稿。他利用雜志提醒和影響經濟學家以及對經濟學抱有濃厚興趣的法學家,引導他們研究其認為重要但被忽視的問題。”在擔任主編的18年里,科斯不僅把《法律與經濟學雜志》發展成為一本獨具一格的雜志,而且通過這本雜志開辟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法律與經濟學。

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

要在經濟學領域取得突破,并不意味著全盤拋棄新古典經濟學。關于經濟體系是如何運行并逐漸演變的,價格理論無疑有利于加深我們的理解。不同于大體上把主流經濟學視作無物的異端經濟學,我們希望秉持這樣的宗旨:與主流經濟學相交融,豐富主流經濟學;充當思想的市場,激勵學者探索新的或者不一樣的方法,用于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

要使經濟學跳出價格理論的范疇,有一個方法是把著眼點從消費者選擇轉向生產結構。生產是不斷變化的,把研究重點放在生產上,將有助于把人們的目光引向人類社會一個在現代經濟學中受到忽視的關鍵維度,那就是—合作。由于把關注點放在資源配置上,經濟學一直以來著重思考經濟中競爭的一面,然而,在經濟中,合作與競爭同樣無所不在,同樣至關重要。人們在商品市場上合作,他們各有專攻,互相交易;人們也在思想市場上合作,共同促進知識的增長。經濟學在解釋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過程中,既要承認競爭,也要承認合作。

篇3

就像在一個明媚的夏日，你突然返老還童，只見兩位魔術師般的作者一邊在空中揮動手指，一邊向你揭示所有事物隱藏的另一面，這是一本會讓你頭暈目眩的書。

他們會告訴你，販毒集團其實和麥當勞的組織結構一模一樣，基層員工和小弟都沒賺頭，錢都進了總裁和大哥的口袋，所以租不起房的“販子仍然跟自己的媽媽住在一起”；念書給嬰兒聽，并不會使他將來成為一個好學生，孩子怎么成長，跟父母的教養方式沒多大關系。

為了證明他們所發現的這些所謂“秘密”，兩個作者不辭辛苦，千方百計搜集來各種數據一各個階段學校的考試成績、房地產經紀人的買賣記錄，甚至還有黑社會臥底的日記。通過對這些數據的經濟學分析，作者得出了令人大跌眼鏡的結論。

美國書評人蘭茲?伯格把《魔鬼經濟學》比喻成一部偵探小說，說他自己在閱讀該書的過程中一直都“屏住呼吸”，生怕吹跑了書中的那股靈氣。在這位同行看來，《魔鬼經濟學》的每一個章節都包含了一本一流偵探小說的所有元素。不同的只是兩位作者所要偵破的最終目標不是“找到兇手”，而是“揭開真實世界的偽裝”，書中的每一個字都是對傳統智慧的顛覆，這些驚世駭俗但又言之鑿鑿的說法，讓普通人感到困惑一那些古老相傳的做法，原來都沒有道理，突然明白這一切之后，人們又該怎么做呢?

作者為什么要這樣干?本書第一作者史蒂芬?列維特是美國經濟學界的不世奇才。他1994年在麻省理工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1997年進入芝加哥大學執教，短短兩年時間就到了芝加哥大學經濟學院終身教授的位置。

2002年，列維特被選為美國科學院經濟學部委員，忝列美國兩大經濟學“核心期刊”《政治經濟學雜志》和《經濟學季刊》的編輯，克林頓政府曾經力邀他加入智囊團，小布什大選時也請到列維特充當自己的犯罪問題顧問。2003年，列維特榮獲“克拉克獎”時被頒獎人譽為“當今美國40歲以下最負盛名的經濟學家”。這樣一位青年才俊，為什么甘當撒旦不去叩諾貝爾獎的天堂之門，卻來寫這本《魔鬼經濟學》呢?

列維特認為經濟學最重要的任務不是給出一個急功近利的解釋，而是不停地呼喚人們恢復理性。他借《魔鬼經濟學》宣揚著一個觀點：如果說倫理道德代表了我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的話，那么經濟學就是在向我們真實地描述這個世界到底是如何運行的。上帝更善良，而魔鬼更真實。

不管你是個販子，還是在麥當勞干活的本分人，任何地方都有等級制度，不做人上人就做苦力。世界就是這樣，與其希望它毀滅，一切重來；不如腳踏實地讓它慢慢變得對自己有利。

篇4

一、新制度經濟學分析問題的基本范式――產權、交易費用、制度

所謂新制度經濟學，正如科斯所說，就是用主流經濟學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包括：交易費用理論、產權理論和制度變遷理論。

（一）交易費用理論

交易費用是新制度經濟學最基本的概念。由于經濟學是研究稀缺資源配置的，交易費用理論表明交易活動是稀缺的，市場的不確定性導致交易也是冒風險的，因而交易也有代價，從而也就有如何配置的問題。資源配置問題就是經濟效率問題。所以，一定的制度必須提高經濟效益，否則舊的制度將會被新的制度所取代。這樣，制度分析才被認為真正納入了經濟學分析之中。

（二）產權理論

產權是一個權利束，是一個復數概念。當一種交易在市場中發生時，就發生了兩束權利的交換。交易中的產權束所包含的內容影響物品的交換價值，這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觀點之一。產權實質上是一套激勵與約束機制。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產權安排直接影響資源配置效率，一個社會的經濟績效如何，最終取決于產權安排對個人行為所提供的激勵。

（三）制度變遷理論

制度變遷理論是新制度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內容。諾斯認為，在決定一個國家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方面，制度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制度變遷可以理解為一種收益更高的制度對另一種收益較低的制度的替代過程。

新制度經濟學是面向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因而可在政府價格管制中引入其相關理論，以達到最佳管制效果。包括：鑒于出租車的有限供給而降低交易費用，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通過產權的清晰界定來影響資源配置效率，激勵人們的經濟行為；根據社會經濟的變動不斷用新的符合實事的制度來代替舊有的制度，以收益高的制度來替換收益低的制度等等。可將政府管制的成效及弊端與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范式相結合，分析真實世界所需要解決的問題，找到二者的契合點，從而闡述了政府最佳的解決方案。

二、新制度經濟學對出租車價格管制困境的理論消解

（一）呼和浩特市出租車行業的現狀及價格形成機制現狀

呼和浩特市現有30家出租車公司，共有出租車6228輛，其中市區公司22家、出租汽車5568輛。呼和浩特市政府相關部門對呼和浩特市出租車運行做出了相關規定，其中就包含了價格管制。在呼和浩特市出租車行業中，既沒有完全自由的市場均衡價格的主導，也沒有政府管制價格的全面覆蓋，更多的時候是一種拼座和協議價格相互交織作用而形成的價格。此次聽證會規定，拼座現象被允許，且有了具體的計費標準，這種地下行為轉而變得合情合理了，協議價格被確定為路費的一個百分比（下文會進一步闡述）。若想通過政府管制來消除現實存在的現象，確實有很多難處。

（二）現實中呼和浩特市出租車價格管制的困境及其分析――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

作為面向真實世界的新制度經濟學，其基本范式產權、交易費用和制度變遷在現實中的應用有助于更清晰的分析政府管制困境形成的原因，有助于尋求更加符合現實的出路。

在呼和浩特市出租車運行模式下，經營權歸公司、產權歸屬個人的出租車有583輛、占10.47%。出租車所有權在公司，經營權在車主，會造成事實上的產權分割。當出租車公司和車主之間的交易進行時，實質上就發生了所有權和經營權的交換。在交易中產權同時作為一種激勵和約束機制，它提供人們去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動機，直接影響資源的配置效率。而產權分割后，交易雙方的行為趨向于利用自己擁有的殘缺的產權來追求利益最大化。當利益驅使和產權的殘缺發生沖突時，人們會自然選擇正常交易之外的第三種方式來獲取收益，于此，拼座就成了產權分割的必然產物。而呼和浩特市這種模式的比例為10.47%，比重不大，是比較合理的。呼和浩特市市區人口220萬人，出租汽車數量5568輛，每萬人擁有出租汽車25.3輛，出租車數量明顯較少。另外呼和浩特市人口有限，道路正南正北，主要街道相互聯通，已形成“八橫四縱一快”的城市道路交通體系，因而人們在出行時能夠選擇同一條路線的機會就大。

出租車供給不足和特殊的出租車運行線路，使出租車市場上供求雙方處于不對等的地位，供給稀缺而需求穩定，因而客觀上造成了交易費用的增大。同時，政府價格管制帶來的管理體制的低效率，使人們在通過該體制進行層層維權的過程中，不僅存在金錢花費的問題，同時還有時間成本的消耗，心里滿意程度的降低，其他衍生的利益損失等很多問題，這在現實中增大了消費者與經營者之間的交易成本，誘發了人們在維護既得利益的追求下“委曲求利”，從而拼座成為一種不被拒絕的搭載方式。

呼和浩特市出租車行業由于政府準入的限制以及特殊人為因素的制約，使進入該行業需要跨越一定的門檻，這不僅包括資金和技術，還包括關系、背景、地位等。因此，既有的出租車司機相互之間形成了特殊的利益集團，他們抵制供給狀況的改善，反對新增出租車輛，人為的制造供給不足。

（三）呼和浩特市出租車價格管制困境消除的現實嘗試――提高供給與協議價格

根據市場動向來調整供給本身就是為相對節約交易費用而進行的制度變遷，可以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收益。呼和浩特市新增出租車聽證會的方案可以提高出租車的供給，可以有效地解決供給不足的困境。既然已經存在拼座現象，那么按照正常的里程和時間來計算出行價格的方式將變得不被人們所接受。因而在乘客與司機的接觸中就逐漸形成了一種約定成俗的協議價格。司機搭載減少的利潤化為乘客分擔而節省下的費用，在這樣一種貌似互利共贏的情況存在之下，拼座和協議價格現象不由得成為人們的一種默許。

篇5

關鍵詞：經濟學隱喻；實在性；模型；經濟學方法論；

作者：殷杰，祁大為

由于經濟學不能提供對事件的具體預測[1]，而經濟學家主要支持的卻是實證主義方法論準則[2]，因此，這導致了經濟學研究內容和方法論之間的矛盾。有關經濟學知識如何構成及其獲取方式的探討，直接關系到這門學科的認知地位和知識的合法性問題。在經濟學方法論的近期研究中，經濟學修辭學和經濟學批判實在論的研究在化解上述困境方面有所貢獻，然而也形成了新的矛盾。經濟學修辭學的代表麥克洛斯基(DeirdreMcCloskey)認為，因為波普爾傳統在科學哲學中根深蒂固，所以由其所形成的方法論不能合理地解釋那些實踐經濟學家所做的研究，她主張回到“實踐”，尤其是要關注經濟學家的實踐帶給方法論的啟示。經濟學批判實在論的代表人物勞森(TonyLawson)認為，方法論者專注于認識論問題時，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經濟學理論的本體論意義，即這些理論忽視了關于社會經濟現實本質的預設[3]52。勞森主張要找尋經濟學理論的本體論前提，并對經濟實在的本質進行概念化，也就是要對經濟學研究中的本體論構成加以探討。在面對經濟學方法論究竟應該是“理論導向”還是“實踐導向”這一問題上，科學隱喻作為一種說明框架逐漸引起了經濟學家和經濟學方法論者的關注。此外，“模型”作為經濟學研究的重要輔助工具，在經濟學理論建構和實踐中有著頻繁的運用。本質上說，經濟學隱喻和經濟學模型在實在性上有著很多的共同點，甚至一致性。因此，針對上述兩個“導向”的爭論，本文跳出傳統方法論的規范性和非規范性爭論的態度，在探討模型這一經濟學研究對象本質的基礎上，采用隱喻話語分析的方法來化解經濟學的困境和方法論的分歧，進而說明隱喻分析方法不僅是更新經濟學方法論的可行方案，而且還深深“扎根”于“實在性”之中。

一、作為理論建構和實踐工具的經濟學隱喻

在當代哲學的語言學、解釋學和修辭學三大轉向過程中，傳統上作為修辭手法的隱喻進入到哲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關研究者的視野之中。此后，隱喻在哲學上的價值也逐漸體現在了認知的內在性、本質性的本體論層面；認知功能實現的認識論層面；以及跨學科、跨視域的方法論研究層面。與此同時，經濟學方法論也發生了兩個研究路徑上的轉向，分別是以仔細探查經濟學家實踐而不是專注科學哲學“教義”的經濟學修辭學，以及旨在修正波普爾理論對經濟學理論影響下對本體預設忽略的經濟學批判實在論[3]51。兩個理論分別在經濟學研究者的話語實踐，以及經濟學假設的、未被觀察到的經濟實體(economicentities)和機制進行概念化的研究對象投入認識的過程中都著重強調了隱喻分析方法。傳統上僅作為修辭手法的隱喻由此進入了哲學基礎的闡發以及尋找其本體論意義的活動中，這對于經濟學理論建構和實踐的實在性分析，乃至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首先，語用學為經濟學隱喻分析提供了基礎。孔多塞在《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中寫道：在語言的起源時，幾乎每一個字都是一個比喻，每個短語都是一個隱喻[4]。而經濟學的特征主要體現在，以語言為媒介并輔以假設、圖示以及數學符號等的系統表征。傳統上作為“手段”的經濟學隱喻，其“目的性”也在經濟學理論和實踐的研究中越發凸顯，尤其是有關類比、模型、寓言以及語用上的語境轉換帶給隱喻意義方面的探討，給予了經濟學方法論研究強烈的“指引”意味。根據格賴斯(PaulGrice)標準二分法，在我們得到語義含義(semanticmeaning)后，通過“語用推理”(pragmaticinference)推導出語義的語用含義。在這一過程中，其一，語用學強調在語法和語言意義研究過程中語境因素的作用，通過設定語用學討論語言交往過程的普遍性前提，事實上是構造言語可能理解的先決條件，以反思該設定的有效性，進而對言語行為的規則提出質疑或展開辯護。其二，要讓指稱詞所指有意義也須借助語用學的語境理論。在經濟學的理論建構和實踐過程中，隱喻與指稱相互作用確保了意義的必然性，由此，“所言”進入到了“所含”，經濟學隱喻就此到達了語用層面。

我們都知道，語用學研究的是語境對話語解釋的影響[5]51，經濟學則研究人類針對價值交換和彼此相互作用過程中對某種規律性進行解釋的嘗試，語言的運用為這一切提供了交流機制。另外，經濟學試圖將社會制度解釋為某些函數的最優化過程中所衍生的常規性[5]6，隱喻的使用無疑會使這種嘗試成為可能，并且有效。

其次，經濟學隱喻是經濟學理論建構的可行方式。從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來看，經濟學研究對象客觀實在的樣態往往超出主體所有可能經驗觀察的范圍，這使得經濟學語言在指稱或表征一些特殊概念方面常常陷入某種困境。有鑒于此，隱喻的理論建構功能越來越被經濟學方法論者所重視。

隱喻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和認知工具，長期活躍在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的構建及使用過程中。其一，隱喻被視為發現新知識的工具。隱喻方法對于經濟學理論未確定的解釋和證實對象構成了一種微妙的“指引”，為確定的解釋和證實對象提供了明確的借鑒，針對新理論意義的探討也因此獲得了可能。其二，經濟學隱喻為經濟學理論賦予意義。隱喻的解釋力涵蓋了所有其他相關的比喻，通過對眾所周知事物的描述，把已知事物的現有洞察和語詞用作新的，已轉變的經濟學語境中的理論描述，進而形成了對新理論的建構。其三，隱喻深深扎根于經濟學理論的描述和評價過程。在經濟學理論建構過程中，具備隱喻特質的聯系定義了經濟學概念。與此同時，隱喻將我們的關注點從承載者(基體)轉移到了隱喻本身，經濟學隱喻中的“聯系”定義了知識，由于持續性“聯系”的變化，達成了不同的結構、組織、技術或者其他有關經濟學的認知，新理論由此形成。

最后，經濟學隱喻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實踐”指的是經濟學家的研究領域，通常由經濟學家在研究和分析過程中使用的觀點、理論、研究策略、測量技巧、說明假設和對象描述等組成[2]96。上述的每一種實踐方式都與隱喻密不可分，甚至還需要借助于假設和隱喻建模來展開相應的說明。實際上，隱喻不僅僅是一種語言現象，也是人類借助于一事物對另一事物進行詮釋或理解的方法。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發展進程中，隱喻的存在方式已不局限于修辭手法或語言游戲，事實上隱喻已經成為人的思維方式和話語實踐的有效方法，甚至已經成為經濟學家概念系統的“加工廠”。進一步來說，隱喻的存在方式已漸變為，如何使用經濟學語言來描述經濟實在“賴以生存的基本方式”。

經濟學隱喻的實踐價值具體體現為：其一，隱喻為經濟學實踐提供了話語媒介。由于實踐經濟學家無法做出對研究對象的全稱判斷，也不可能做出經濟世界與經濟語言完全一致的描述，通常經濟學家采用的策略是將經濟世界和與之相應的語言置于約定的定義之下，運用隱喻的“連接”，將二者的相似點和一致性設置成為銜接點，并在實踐中不斷加以修正，使經濟學話語的逼真度逐漸接近經濟世界的本質。其二，隱喻化解了經濟學實踐與理論間的沖突。理論化并非經濟學本質，理論之外的實踐也并非缺少意義。經濟學實踐和經濟學理論的關系是相互依存的，即便是擱置了理論優位視角，在實踐過程中也常常發現經濟學理論系統內以及實踐與理論間存在著相互作用乃至沖突。那么，如何理解這種相互作用呢？用黑格爾的話來說：“相互作用”已經達到了具體概念的“門口”，但它還屬于“本質”論中的“反思范疇”，尚未達到對立統一的認識———“概念”(“具體概念”)[6]。這也就是說，在試圖找尋經濟學實踐與理論誰決定誰這一問題的答案時我們發現，經濟學所用的概念往往存在問題。要么是概念過于抽象不明確，要么是它們在經驗中的適用范圍缺乏明確界定。隱喻允許我們依據一個經驗領域去理解另一個經驗領域，這表明理解是依據經驗的整個領域，而不是孤立的概念[7]，而概念化經驗的方式正是隱喻功能的實踐價值所在。

通過審視經濟學實踐與理論的相互作用我們發現，概念作為經濟學實踐與理論的本質性存在，其精神內涵是借助于隱喻來實現其具體表征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隱喻本身就是經濟學概念的“精神”。另一方面，從實在性角度來講，隱喻作為科學說明的重要方式，其為經濟學理論和實踐之間提供了意義轉換的媒介，同時，隱喻還是由科學共同體約定的一種對客觀世界特征具有洞察力的描述，以及對社會世界實在性的結構表征，而科學思考的特征是模型的使用[8]。事實上，模型可以利用隱喻，均衡就是一個例子，但是如果把模型應用于理解社會實在，模型本身也就成了隱喻[9]。因為，模型在本質上是要排除掉干擾因素，把變量用可衡量的值隱喻地表達出來，并依據隱喻的非定義性固化指稱模式(non-definitionalmodeofreference-fixing)來構造模型變量變動本質的可捕捉的前提，在經濟學模型建構過程中這種隱喻的使用尤其凸顯了其實在屬性的重要性。

二、經濟學模型的隱喻實在性

作為經濟學隱喻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學模型一直是經濟學家與經濟世界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對于經濟學模型實在性的探討也關系到其自身合理性存在的前提。通常來講，經濟學家僅僅把模型視為諸如啟發式的工具、理論的解釋或預測的方式。然而，隨著有關經濟學模型事實和虛構對立關系研究的深入，其討論的實在性指向日益明顯。

對于經濟學理論和實踐的研究來講，模型的運用早已司空見慣。盡管經濟學家和經濟學方法論者對各類模型的評價不盡相同，但模型與建模作為經濟學中具有主導地位的認知方式，卻是二十世紀后半葉的事[10]。在通常情況下，經濟學建模做的工作就是從一個截然不同的學科或建模傳統中選擇一些新的隱喻元素，將它們做一系列改進并應用在經濟學家現有的理論框架上。因為，一個足夠好的經濟學模型能夠做出準確的進程簡化，還可以通過使用少量的因果性箭頭而獲得大量的知識[11]。

由于模型的工具屬性早已在經濟學共同體中獲得認同，因此，針對經濟學模型的有效性進行解釋，進而對經濟學模型展開基于隱喻實在性的說明，這對于澄清經濟學隱喻和模型的關系，揭示經濟學模型的實在本質就具有重要的本體論意義。

1.經濟學模型的實在性

經濟學刻畫的是人與經濟社會的關系及其對這種關系內在結構實在性的表征。而經濟學模型的本質屬性就是為描述人與經濟社會的關系以及為描述這種關系的內在結構提供一種途徑，一種可能。那么，一個恰當的經濟學模型就應該具有描述真實與虛構聯系的可信性、本體論承諾下的信念、表征抽象的經濟要素等特征。本質上講，任何事物都可以作為其他事物的模型。經濟學模型成立的核心問題體現在，建構所獲得的經濟實在在多大程度上與含有虛構成分的模型相一致，也就是模型實在性的說明問題。

首先，經濟學模型描述的是某些事件的可信狀態。經濟學模型的可信性來自模型中假設之間以及模型與真實世界因果結構之間的指稱一致性[11]12。因為，經濟學模型是一種與真實世界并行不悖的抽象概念，而且模型世界要比真實世界單純得多。模型世界的建構過程是從真實世界出發，去除干擾因素，并指稱真實世界與之對應的指稱物的這樣一個過程。盡管模型描述的與事實有出入，但卻是可以置信的世界。這種可信性使得我們的研究從模型世界歸納推論進而來到了真實世界。

其次，經濟學模型的本體論信念(ontologicalconvictions)具有實在性。在一個社會中，一個信念只有屬于某個社會團體或社會群體(socialpartyorgroup)，它才有存在的前提[3]3，在經濟學共同體內也是如此。在經濟學領域，熊彼特最早使用了“洞察力”一詞來描述經濟主體的信念實在性，這是經濟學中本體論信念的早期形式。眾所周知，經濟人這一概念有著長期的、變化的歷史。在歷史上經濟人被賦予了各種各樣的目的、認知或更多其他的能力、以及對他人采取的態度等等[11]19，信念的實在性伴隨著“經濟人”這一術語發展的整個過程。因此，本體論信念作為經濟行動者(economicactors)的本質屬性就有了經濟學建模的可能基礎。本體論信念通常表現為有關本體的世界觀，例如，在模型建構的過程中，假如我相信決策是經濟人做出的，那么我們就可以把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原則作為建模的基本信念。假如模型中存在消費者偏好，市場失靈等不確定性的變量，那么我們就會采用與之不同的建模策略。最后，模型是經濟實在結構抽象的表征。抽象，意思是用單方面或片面的方式看待某一事物，這種方式在經濟學中是不可或缺的。其目的是使一個具體實體(entity)某個部分或方面的特點更加鮮明，從而更好地理解該實體。在建模過程中，當抽象被巧妙地運用時，它能夠讓我們接近或理解一個結構化的、動態的、整體的實在。[1]231勞森認為，關注一個經濟學對象的某些特征而忽略其他特征是一個典型的抽象化過程。當然，選擇一個關注點會帶來各種問題，這些問題涉及分析觀點、概括水平，以及與二者都有聯系的時空延展問題等。

在經濟世界中，雖然模型具有實在性，而且還可能幫助我們把研究對象看得更加通透，但是，它們仍然會留下一些盲點，因此，我們不應只靠一套模型來理解未可知的未來。那么我們如何來克服這個問題呢？經濟學隱喻中的新隱喻向我們暗示了理解實在的一個新的概念框架，可以使我們擺脫看待隱喻和模型問題的慣有思路[9]106。

2.經濟學隱喻與模型的同構實在性

隨著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實證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所強調的模型的清晰化、精確性、客觀性和形式化等特征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而恰當的經濟學模型應該依據事實來進行建構，把通過分離出現實中關鍵的因果聯系作為目的。由于科學思考的特征是使用模型[12]，還因為經濟世界不僅是由經驗中直接給出的事件構成，還包括尚未被觀察到的或者也許是無法被觀察到的實體、結構和機制等等，基于此兩點，經濟學隱喻的本體實在性在經濟學建模過程中就被日益清晰地闡發出來。

按照羅姆·哈瑞(RomHarré)的思路，我們可以用兩個特征來描述一個模型：模型主體(modelsubject)，即模型表征了什么；原型領域(modelsource)，即這個模型的基礎(basis)。模型來源于主體之間的關系，可被用于區分兩種類型的模型：擁有相同主體和來源的模型為同胚模型(homeomorphicmodels)，而主體和來源不同的模型為變形模型(Paramorphicmodels)，批判實在論認為變形模型對于科學具有根本性的作用[8]497。科學通常使用的是變形模型，因為理論構建的任務通常是更好地說明我們尚未充分理解的事物，而不是為那些我們已經熟知的實體或事態構造模型。

回到經濟學領域，變形模型利用我們對于模型來源的理解來啟發人們做出存在的假設，去思考那些可能解釋主體行為的各種推定實體(putativeentities)、關系和因果機制。也就是說，變形模型提供了尚未被人們觀察到的推定實體、聯系和機制，并把它們作為存在的侯選答案，這激勵著經濟學研究者從復雜的研究中確定那些假設的實體是否存在。通過這種方式，變形模型為經濟學提供了一種因果框架，還提供了進行說明所需的理論術語和假設實體。

經濟學隱喻在這種變形模型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了根本性的作用。其一，關于經濟學模型的說明離不開隱喻。如果從一個經濟學對象或事態與其他對象或事態的相似程度來看待這個對象或事態，不管是真實的還是假設的，那么它就是一個經濟學模型。經濟學隱喻與模型的這種密切的聯系在于隱喻的說明需要建立在底層模型(underlyingmodel)之上；當我們在隱喻的基礎上討論事物時，我們就有了一個經濟學模型，因為隱喻意味著受眾(audience)會用其他事物來理解當下談論的經濟學領域中的事物。也就是說，經濟學隱喻暗示了一個模型，而經濟學家可以通過這個模型嘗試說明他們的研究對象。換句話說，當我們在模型基礎上說話時，我們就是在用隱喻的方式說話，因為我們使用了體現經濟學模型來源的術語來談論模型主體。其二，模型的反身性依賴于經濟學隱喻的運用。個體的經濟學知識會反饋到他們的經濟行為中，而經濟學家的經濟學知識也會反饋到經濟政策的建議中，這就使得經濟學具備了反身性特征，這種特征是自然科學所不具備的。最近的文獻關注的就是這種反身性特點帶給經濟學的各種操演(performativity)，特別是在金融模型的語境中[10]50。經濟學的各種基于模型的研究策略雖然與自然科學研究策略頗為相似，但同時經濟學也與其他社會科學在解釋學特征方面有著一致性。由于經濟學部分上是基于日常概念的，而作為經濟學研究主體的我們卻或多或少地對于各種經濟學現象有著某種程度的先在的理解。另一方面，經濟學隱喻提供了一個模型，經濟學家可以利用這個模型理解和建構他的研究主體。隱喻在經濟學建模中的任務就是確定我們觀察到的行為中那些未知的實體和機制，這時，隱喻的作用在于它并未去重新命名模型中通過其他的常規方式可以確認的部分，而是通過提出新的解釋性范疇和假設新的實體和機制等來促進經濟學家對模型的研究。由此，我們對模型的認識就成了對隱喻的認識，反之亦然。

科學思考是通過模型來進行論證的，模型的應用借助于一種外部事實和一種想象事件或一個尚待解答的問題。由于經濟學對象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很難由準確、清晰的科學話語來表達，因此，經濟學對存在的表達不得不向具有模仿功能的隱喻求助。從模型與世界關系的角度來看，隱喻就是典型的科學思考方式，經濟學家用經濟學模型來理解或說明經濟世界的事實，隱喻描述在有關事實的展開過程中通常使用的是故事的呈現方式，這正是典型的隱喻實在性存在的一種體現。因為故事既不“僅僅是啟發式的”，也不“恰好是修辭的”，而是把模型貼上標簽在使用過程中來發現模型本身的基本組成部分，隱喻“故事”式的呈現方式讓理論經濟學研究者把研究聚焦在具有描述性的模型上。這種描述方式使得模型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真實經濟世界的描述，而非“理想的”模型[11]178，這同時也是隱喻實在性存在的一個典型說明。

三、經濟學隱喻實在性的本質

經濟學修辭學和經濟學批判實在論都將隱喻視為分析經濟學研究對象的重要方法，他們分別從各自的視角來探討經濟學隱喻的本質，經濟學修辭學認為：經濟學就是漂浮在隱喻之上的[13]，經濟學批判實在論則主張“類比和隱喻的邏輯”[8]487。那么，從探討經濟學方法論的合理性角度來講，更好的方法論應該能使我們用一種明確的方式確定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本質。該本質應盡可能地獨立于經濟學理論對各種研究對象想當然的表征，從而被當作社會實在的一部分來看待[1]45。因為，在社會實在這個問題上，人類主體成為了核心概念，而我們需要的是一種更具層次化的本體論圖景[2]92，在經濟學方法論多元化發展趨勢下，將經濟學隱喻進行實在性分析，對經濟學本身乃至經濟學哲學無疑具有重要的本體論意義。

1.經濟學隱喻的指稱實在性

語言與世界的一致性關系是社會實在研究的主流方向，并且研究通常聚焦在符合論真理觀基礎上的語言與存在實體相對應的指稱問題。經濟學批判實在論在主張類比和隱喻邏輯的同時也強調了這種指稱的趨同性，由此，隱喻的指稱問題就成為了有關經濟學隱喻實在性問題探討的核心部分之一。

首先，“指稱”是一種經濟學研究者的實踐。通過隱喻指稱，包括經濟學家在內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任何可行的方式，將另一個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他們共同熟悉的某個事物上面。同時，指稱也要受到特定語境中說出一個話語的說話者的影響，而不是受到個別的詞匯術語(詞根)本身的影響[8]488。經濟學術語同樣包括“涵義”(sense)和“外延”(denotation)。一個詞根的“涵義”就是它的字典定義。“外延”指的是詞根與它在經濟世界中所指謂的事物，也就是指謂實體與事態之間的關系。因此，在貨幣銀行學的語境中，詞根“流通”指謂的是貨幣流通。其次，指稱是經濟學隱喻獲得意義的途經。根據術語學(terminology)對隱喻本質的描述，由隱喻構成的理論術語用來指稱研究路線、重要意義、操作規程(protocols)等。術語的意義能夠為經濟學家指出指稱所特有的認知路徑，由此，隱喻指稱就成了術語獲得意義的可靠方式。例如，“機會成本”是相較于傳統“會計成本”而提出的決策分析術語。“會計成本”指稱的僅是可還原為單位貨幣的計算，而機會成本則指稱做出某一決策而放棄其他若干可能收益中最大的那一個，同時還指稱了“機會成本”的成立前提，即資源稀缺、資源的多用途、資源已得到充分利用以及資源可自由流動。顯然，“機會成本”的指稱涵義與經濟世界的本質對應的更合理。這樣的例子還有“擠出效應”、“邊際效應”、“木桶原理”等等。這些例子反映出隱喻在指稱上能夠適應經濟世界的因果結構這樣一個互動、辯證的過程，也體現了隱喻對指稱物指稱上的成功。另外，我們發現了隱喻在經濟學術語的使用中具有了指稱連續性的特點，這是經濟學隱喻指稱意義更進一步的說明。最后，指稱是經濟學隱喻分析的前提。在經濟學家尚未對理論的指稱物形成最終描述的時候，隱喻此時作為一種非定義性固化指稱的模式在發揮著作用。進一步來說，一個指稱表達可能與實際情況有出入，但是這并不妨礙受眾去挑選出指稱表達所指稱的指稱物。在經濟學共同體認為指稱與指稱物發生了較大的偏離(無論正負)，也就是對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觀念發生重大變化時，隱喻指稱所提供的認知路徑以及指稱仍然能夠得以維系，這就是指稱實在性的本質特征。例如，對“資本”一詞的理解離不開“資本增值”這一語境。如果我們要說明資本是否有增值屬性是一個開放的問題，那么，現在假設資本持有者通過使用“血液流動”這個由隱喻構成的理論術語而試圖去獲得資本運行機制的指稱路徑，這里“血液流動”指稱的就是類似于資本在流動過程中實現增值的一種假想的機制。我們的隱喻獲得了這樣一種指稱實在性的觀點，并可以解釋資本持有者投入到資本保值和增值的經濟活動當中，于是經濟學家就會得出下面的結論：資本流動就是血液流動。“流動”這個術語的意義是在人體血液循環這個語境中得到的，它促使經濟學家嘗試去用這個詞來指稱資本運行中的一個假想的部分或方面，并使我們對指稱物實在本質的理解得到了強化。

2.經濟學隱喻的結構實在性

無論是在自然科學中還是在社會科學中，隱喻的價值已獲得了廣泛的認可。根據結構實在論的主張，隱喻原則將文化內在的深層結構轉換為一種淺層結構，而日常生活中的語言恰恰是通過這一方式來實現的。而從本體論出發，如果知識是可能的，那么科學家的語言和概念結構必須與世界的因果結構相適應[8]491。在經濟學領域，隱喻在結構化非經驗對象，也就是說在解釋不能被還原為經驗事件的經濟學對象過程中，隱喻不僅是一種語言修辭，更體現為一種人們對經濟學對象進行認知與思維的，本質性的實在結構。

首先，經濟學隱喻是認知結構上的極簡表達。由于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有著多樣性和異質性等特點，人們有限的認知能力無法對經濟世界全部知識進行有效的描述，因此，根據“如無必要，勿增實體”的準則，隱喻呈現出一種類似于“奧卡姆剃刀”的本質屬性，其一般句法形式是“S是P”的主謂結構。例如“市場是看不見的手”、“效率就是金錢”就是典型的經濟學隱喻陳述句。無限多樣的經濟世界由此通過意義映射的連接，使經濟學概念成為可認識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結構。其次，經濟學隱喻結構的“能指”本質。“能指”是語言符號單位“音響形象”指稱的替代，能指并不代表“音響形象”發出的實質性的聲音，也不是一個純粹物理的東西，而是聲音在我們意識里形成的一種心理印跡[14]。在經濟學研究中，經濟學家心理印跡的形成依賴意識中的聯想關系，通過聯想關系，經濟學語言展示了其社會性這一內在特征。因為經濟學語言離不開社會現實，經濟學語言與社會現實的聯系同樣離不開主體意識和主體意向性，隱喻在經濟學語言與社會實在之間架起了橋梁，其內在結構的張力在經濟學語言與社會實在之間反復作用，意識中的這種心理印跡所表征的內容因此就與經濟事實無限接近了。再次，經濟學隱喻塑造了“因果”機制視域外的可描述性結構。實證主義經濟學提倡用符合根本性的因果力或機制的方式對經濟學現象進行描述和分類，而經濟學的研究主體和研究對象均是動態和變化的，那么，“在世界的連接處斷開世界”這種實證主義認知策略便不可能實現經濟學的可靠描述。由于隱喻非定義性(non-definitional)結構的存在，在面對經濟學研究中諸如理論的重大變革或重構，以及面對實踐中新觀察或者新現象出現的情況下，運用對指稱物的指稱，經濟學描述依然可以實現，并且能夠使經濟學理論和實踐中術語的指稱涵義得到改善。最后，經濟學隱喻的語言結構與施喻者和受眾的語境同構。任何科學研究都需要在特定的語境(社會的、文化的和歷史的語境)中展開，并且科學研究的結論也需要在語境限定的范圍內進行理解[2]3。在經濟學中，隱喻的表達與接受必須基于特定的共同語境，施喻者在語境中表達某一隱喻，受眾在這種語境結構中調整語詞的內涵，選擇描述對象某一屬性的相關度，從而在描述對象內涵的選擇與遺棄中建構認知背景，以理解此隱喻。脫離了這種語境，我們則無法理解經濟學隱喻的所指為何。由此來看，經濟學隱喻不僅僅是一種詞匯的替代，即一個詞取代另一個詞，還是“一種相互的借用和思想的互動，語境之間的交換”[8]495。

綜上所述，在考察經濟學隱喻的本質結構時，采取實在性視角可以幫助經濟學研究者準確把握雜多的現象，遠離孤立的、暫時的事件，進而打破經濟學領域中對隱喻已有認識的局限。例如，對溢出效應理解本身就是對個人或者廠商行為所帶來外部性的一種描述，也是決策附帶積極或消極后果的一個說明。我們對溢出效應的理解通常是借助于寓言或者故事來輔助的，其內在結構也是在這種隱喻的展開過程中逐漸顯現出來的，這種結構就是可表達性、可理解性以及隱喻自身的逼真度等特征的各自呈現。從隱喻結構的實在性角度來講，經濟學隱喻的結構就是其自身內在邏輯的再現和展開。

篇6

關鍵詞：非經管類大學生；經濟學素養；培養

中圖分類號：G649 文獻標識碼：A 收稿日期：2016-01-04

一、大學生經濟學素養培養的重要性

第一，具備經濟學素養是適應市場經濟對復合型人才培養的需要。中國經過改革開放，市場逐步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經濟現象已經滲透到社會生產的方方面面。不管從事何種工作，我們每天都在接觸大量的經濟信息，從事著一定的經濟活動。因此，為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除具有過硬的專業技能之外，還要樹立科學的市場意識。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處于生產供應鏈上的每個崗位，乃至于生產一線的專業技術人員，都必須樹立市場意識、成本意識、競爭意識、風險意識等，以更好地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

第二，具備經濟學素養是市場經濟環境下生活理財的需要。當今社會，除職業本身對經濟學素養有要求外，每個人對自己日常生活的打理也離不開經濟學知識。一個人的理財能力如何，直接關乎他的事業和家庭。如何支配自己的收入，多少用于消費，多少用于儲蓄與投資，如何實現個人財產的保值與增值，合理規避通貨膨脹，對這一系列問題的解答需要我們具備一定的經濟學素養。

第三，具備經濟學素養是市場經濟環境下理性生活的需要。經濟學作為一門在有限資源約束下進行選擇的科學，具備經濟學素養可以讓我們自覺運用經濟學基本原理進行取舍和選擇，更加科學合理地進行決策，妥善安排個人的生活。經濟學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如何看待婚姻、家庭、職場、人際關系等問題的新視角，具備一定的經濟學素養有助于看清社會和經濟問題的本質、正確認識和理解我們周圍的世界。因此，專業教育教學生如何“做事”，人文素質教育教學生如何“做人”，經濟學思維教育則教學生如何“生活”，三位一體，缺一不可。

二、大學生經濟學素養培養的基本目標

經濟學素養培養的目的不是把經濟學教成充滿術語、模型、圖標和數學的堅不可摧的、望而生畏的理論體系堡壘。每個人時時刻刻都被經濟現象所包圍，經濟學的精髓在于經濟學復雜的理論體系背后所體現出來的一套觀察個人行為和社會現象的思維方式。學習經濟學的真正意義在于通過對活生生的、日常發生的現象的解釋來熟悉和理解經濟學家思考問題的方法。具體來說，我們認為大學生經濟學素養應包含以下幾方面的能力。

首先，對經濟學思考問題的基本分析工具和核心概念的理解力。經濟學素養的培養要求大學生掌握一定的經濟學基本知識，包括經濟學的學科體系與總體框架、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社會供給與需求的關系、商品價格形成機理、國民收入的決定、經濟周期理論、國家宏觀調控的工具選擇、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等。

其次，運用所學的分析工具和核心概念分析人類行為和社會現象的能力。經濟學理論是真實世界的經濟學，不是黑板經濟學，因此，經濟學素養的培養要求人們利用經濟學基本理論和經濟學思維方式去理解并解釋周圍世界中的個人行為和社會現象。

再次，將對現象的分析形成經濟學觀點并以口頭和書面形式表達出來的能力。因此，對現實經濟中熱點、難點現象的加以分析總結，形成個人的經濟學觀點，才能使經濟學基本知識得到真正的理解和運用。

最后，提出在經濟學上有意義的問題的能力。大學學習要實現被動到主動的轉變，要實現學知識到提出問題的轉變。經濟學素養要求從課本導向轉變到問題導向，而關于社會經濟的問題每個有心人都會觀察得到，從觀察到的現象中去發現問題，建立起問題導向的學習方式。

三、大學生經濟學素養現狀

為掌握大學生經濟學素養狀況，本文采用問卷和訪談方式對重慶大學理工科學生進行了調查。問卷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測試大學生已掌握的經濟學基本知識，了解大學生經濟學素養；第二部分是調查大學生加強經濟學素養培養的積極性和參與度。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200份，回收有效問卷196份，問卷有效率達98%。

經濟學素養很重要，但以上調查數據顯示，目前受調查大學生的經濟學素養情況不容樂觀。在關于經濟人、GDP、通貨膨脹、量化寬松等經濟學基本概念、基礎知識的10道題中，答題平均正確率僅有65%，這反映出非經管類大學生在經濟學基礎知識、基本概念的學習上確實有所欠缺。令人欣慰的是，部分大學生已經認識到具備經濟學素養的重要性，具有加強經濟學素養培養的積極性。9%的受調查大學生表示自己正在自主學習經濟學知識，瀏覽財經新聞、閱讀較為淺顯的經濟學教科書以及聽取經濟學講座是其獲取經濟學知識的主要途徑。另外，72%的大學生具有進一步學習經濟學的興趣，表示如果有機會，會采取行動，從而提高自身經濟學素養。其中，37%的學生傾向于學習宏觀形勢分析、政策層面的內容；33%的學生希望學習股票、證券等金融知識，10%的學生希望了解創業、企業管理、市場營銷等微觀層面的知識，而對于經濟學基本概念、分析工具等知識介紹的選擇較少（8%）；另外還有12%的學生不清楚自己更傾向于何種學習內容。而對于學生喜歡的經濟學通識課授課形式，僅有10%的學生選擇系統化的基本知識講解，57%的學生選擇基本知識講解與專題式案例教學相結合，33%的學生選擇基本知識講解與課題討論相結合。這表明，對大學生經濟學素養的培養應突出應用性，采用靈活多樣的教學形式，著重培養大學生利用經濟學基本知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四、大學生經濟學素養培養路徑

第一，創新課堂教學模式，體現經濟學素養培養的趣味性和生活化。在教學過程中，應側重經濟學素養培養的應用性，把經濟學基本知識的講解與現實經濟動態結合起來，采取小組討論、案例教學等靈活多樣的教學形式，著重培養大學生利用經濟學基本知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采用“案例―觀察―思考―一般性結論―解釋真實世界”的經濟學教學理念，即從問題出發，為了理解問題而學習知識，在閱讀中進一步去思考問題，學習完理論后回到問題，體會如何將理論作為一種思考問題的工具來分析和解決問題。此外，培養大學生經濟學素養須注重提高學生的表達能力，通過課堂發言、課堂展示和寫作等訓練學生的表達能力。

第二，豐富課外實踐，提高大學生有關經濟學素養培養的積極性和參與度。有限的課題教學時間不能促使學生完全吸收和消化所有經濟學基本知識，因此教師必須充分利用豐富多樣的課外實踐活動，開闊學生的視野，增長經濟學知識。結合當前社會經濟熱點問題，邀請一些經濟學專家學者開展有關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居民理財投資、社會收入差距、房地產價格調控、人民幣升值、大學生創業等的系列學術講座，以提高大學生對現實問題的認識水平。

參考文獻：

篇7

產業升級的重要性已被提到高而又高的地位，關乎中國能否從制造業大國邁向制造強國，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社會，也是提升中國企業和產業國際競爭力的重要路徑。

但是，真正的產業升級并不是提一個口號、發一個文件就能夠實現的。具體到一個企業、一個產業、一個區域如何升級，更非輕而易舉之事。

對于產業升級，現在最需要補的課是真實世界的行為主體到底在想些什么。

廣東省當年提出“騰籠換鳥”時，地方官員和企業一片質疑之聲，擔心“籠子”騰出來了，已有的“鳥”飛了，新的“鳥”又沒有進來。一些企業主更直言：不升或許能撐一陣，貿然升可能就當烈士了。

有人提出，產業升級就是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業轉換，但如何轉呢？我們在實地調查中發現，在到達彼岸的路上，更有意義的細節是，現有的企業中，哪些死掉了，哪些轉走了，哪些在升級中變得更有競爭力了。在解決方案上，有人提出，未來升級的方向就是提高先進制造業的比重。但是，何為“先進”？如何識別和衡量？誰說了算？更應引起注意的是，如果沒有經過細究就人為進行產業高低、先進落后的區分，任性地制定差別性產業政策，將可能加劇產業發展的不公平和補貼中的分肥。

在這一輪的產業升級中，一個需要引起重視的現象是，無論是東部還是中部、甚至西部地區的官員，盡管各地稟賦特征和發展階段差異很大，但在謀劃未來產業選擇時卻非常趨同，如都要上先進制造業、新能源汽車、大健康、大數據等等。細究他們發展這些產業的條件時，聽到的大多是“必須”“重要”“趨勢”之類的含糊其辭。

產業升級的測度方法政府切忌“一刀切”，替代市場和企業進行產業替代選擇，從而造成“產業空心化”和產業鏈條斷裂的后果

研究產業升級時，首先碰到的難題是如何測度。

最常用的產業結構方法，就是看不同發展階段、不同區域、不同城市的產業比重，如三次產業比重，或輕重工業比重，細些的是算到各行業比重，再通過經驗數據和比較做出產業占比高低的優劣評判，給出哪個產業該降、哪個產業該升的政策建議。

但這一方法無法解釋一個產業怎樣轉型到另一個產業，簡單的三次產業比重也難以真實反映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優劣。

另一種流行的測度是所謂價值鏈方法，它將產品的整條價值鏈拆解為諸多環節，從全球價值鏈分工看產品在產業鏈條中所占據的環節或工序，以及一個經濟體在整個價值鏈中由低端到中高端的位勢及其變化。

但是，這種方法對價值鏈不同段的區分帶有很強的主觀性，一個產品在每個環節到底增值了多少也主要靠“猜”。這一方法的測度效果取決于產品鏈條各段分割的難易程度，比如它在服裝、電子裝配等行業比較好用，但是對鋼鐵、化工、大宗農產品等就不好用，因而不大被采用。

美國哈佛大學著名經濟學家豪斯曼（R.Hausmann）等近年來嘗試用產品空間來解釋各國發展水平的差異，試圖利用一個經濟體的產品出口數據來計算其產品空間，反映其經濟復雜度。這一方法也可以用來測度一個經濟體的產品和產業升級。

這一方法的核心觀點是，知識積累是決定產品分布、經濟復雜性以及產品升級的重要因素。由于知識的分布不均勻，知識和技能越密集，隱性知識越多，所生產的產品越處于產品空間的中心區域，其經濟的復雜性便越高。高收入經濟體由于擁有大量能夠生產更多復雜產品的知識，其所出口的產品主要位于產品空間的中心地帶，經濟復雜性高；低收入經濟體由于知識貧瘠，隱性知識難以轉移，經濟復雜性低，其出口產品位于產品空間的邊緣，也越難以實現知識拓展和產品升級；中等收入經濟體則介于兩者之間。

利用產品空間和經濟復雜性方法觀察產業升級，可以得出一些有價值的結論：

第一，一個經濟體的產業升級表現為該經濟體比較優勢產品由邊緣稀疏的空間向中間稠密的空間轉移。產品空間越稠密，意即產品越豐富，產品的技術含量越高，其經濟也越復雜。產業升級就是在不斷增加所生產產品的多樣性基礎上，提升其生產更高復雜度產品能力的進程。

第二，一個經濟體的產品空間結構和產業升級路徑是其技術、資本、制度、技能、基礎設施等的函數。由于每個經濟體的上述稟賦不一，其在生產新產品時對某些產品會比其他產品更容易適應。由于產品復雜度提高的過程，也是其技術、資本、制度、技能、基礎設施等相適應和積累的過程，因此，在產品空間中，兩種產品越相似，共享的知識就越多。越相似的產品就離得越近，從一種產品轉向另一種產品就越容易發生。

由此可見，一個經濟體的產業升級路徑主要是向其相似或鄰近的產品升級，只有朝著他們現在生產的產品向更復雜區域移動才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第三，一個經濟體的產品升級取決于其能力的積累水平。能力越強的經濟體越愿意積累新能力，生產的新產品也越多；制造品較少的經濟體意味著其能力也較弱，從積累追加能力中獲取的收益也較少，創造新能力的激勵也低。由94財經此，一方面可能造成能力低的經濟體的產品升級被鎖定，造成低能力經濟體與高能力經濟體之間的產業與發展鴻溝；另一方面也可能誘使某些經濟體跳入產業升級陷阱，即人為追求躍遷式的產品升級，將（人力、物質、制度）資本重新配置到不同于現在的產業中，企圖以“大跳躍”實現彎道超車，但由于能力缺失過大，造成產業升級失敗。

第四，產業轉型升級是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在起步時由于知識和能力的不足，往往十分困難，只有能力積累到一定程度，產品空間多樣性和復雜性提高到一定程度后才會有突破。一旦產品空間突破瓶頸，一個經濟體向產品空間中心區域的轉移將會步入快車道。

從產品升級空間來看，我們的計算表明，江蘇省不僅應增加高附加值的產品，如液晶顯示屏、整流器、印制電路板在產品空間中心區域的密度，而且也應保住更臨近和更簡單產品的出口優勢，包括內衣、明信片、宴會裝飾品、人工植被。

江蘇作為中國未來重要的先進制造基地，還必須提升機械在出口中的份額，占據產品空間中心區域的密度。

從未來產品升級分析顯示，在江蘇省位列前15位的產品中，將有一半以上屬于機械類，這些產品更為復雜且連接性強。屬于這一類的產品包括化學分析儀器、金屬轉印機、蒸汽渦輪機。值得一提的是，江蘇省有蘇北作為產業騰挪的更大腹地，其產業升級選擇也應提高傳統產業，如機械、化工與電子在行業類別內部的復雜性，尤其是在提高機械類產品的復雜性上下功夫。

江蘇省產業升級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外部投資者的去向，這些投資者（尤其是臺資）主要依賴于廉價勞動力與土地的優勢參與全球競爭。在成本優勢逐漸喪失以后，如何留住產品復雜度較高的外部投資者，如何培育本地企業家的成長，如何在新一輪對外開放中吸引更具競爭力的企業，是江蘇所面臨的重大抉擇。

浙江省的出口產品中有323種產品具有顯性比較優勢，其產品空間高度多樣化，從服裝到汽車零部件。浙江出口的產品在產品空間中心區域的分布最為集中，產品范圍從電子、機械到交通工具。在產品空間樹的兩邊，浙江出口產品在化工、服裝、紡織等方面也具有顯性比較優勢。

浙江是唯一一個前30位出口產品中一半以上經濟復雜度低于平均值的省。它沒有強支柱產業，不像江蘇一樣有外部投資者支撐形成計算機、整流器等優勢明顯的產品。與廣東一樣，浙江較大的服裝和紡織出口份額也遭遇著東南亞競爭者的挑戰。

可能的選擇是：在提升市場轉型升級的同時，依托市場形成的產品優勢和企業家資源，促進本省優勢產業的形成。在產品空間方面，浙江應該在一系列容易達到的產品，如便攜式照明和裝飾陶瓷方面下功夫，由于其在電子產品方面不如廣東和江蘇，因此必須提高出口產品的復雜性和連接性，如機械等。浙江市場升級是否成功，決定了它能否繼續保持國內的出口競爭優勢。

浙江的傳統出口優勢是基于“買全國、賣世界”的策略，大量產品并非由本地生產，產品升級也主要依賴于下游生產商的產品升級。

因此，下一步浙江面臨的主要抉擇是，繼續保持市場優勢，還是轉向本身培育優勢產業？

2013年上海出口的800多種產品中有254種具有顯性比較優勢，產品空間在機械、服裝、襪子、化工方面的優勢明顯。位列前30名的產品占總出口值的62%，主要由復雜度較高的機械和電子產品貢獻。

由于受土地資源制約，上海過去與周邊省份競爭形成的園區和產業必須轉型。

從產品升級來看，上海應該進一步轉向更密集的產品空間中心地帶，提高產品復雜性和連接性，服裝和電器以及其他一些產品將逐漸從前30位出口產品中淘汰。

從區域分工來看，上海應加大與江蘇產品的錯位競爭，在產品空間中心地帶，增加醫藥、機械及其他化工和建筑原材料的密度，加大研發和創新能力，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制造企業。由于受城市經濟的資源約束，上海不可能像德國和日本一樣在許多產品上都能建立核心競爭力，但可以集中于出口規模不大、但更具競爭力的產品。

與前面三個省份不同，上海是一個城市經濟體，未來的產業升級應結合上海的國際都市定位和城市升級進行戰略選擇。

作為世界性都市，上海的產業選擇將進一步提升服務業在經濟中的地位，形成以文化和知識支撐的創新性城市和金融服務業為主的世界金融中心。

在中國產業升級的歷史關口，經濟96財經學界的爭論卻被窄化為產業政策的爭論，關于產業政策的爭論實際上已陷入“要政府，還是要市場”的老命題，這既脫離真實世界，也不利于政策的選擇。在我們看來，中國上一輪成為世界制造工廠，是戰略抉擇、策略選擇與相關行為主體合力促成的結果，這一輪的產業轉型升級，就是要凝聚各方力量，從戰略和策略上重新審視，在中國主要區域打造全球先進制造基地。

第一，從產品多樣化向提升產品質量轉變。從產品空間上看，東部發達省份已經解決了產業和產品“有沒有”的問題，產品復雜度也在提高，下一輪的產業升級重點是解決“好不好”的問題。在策略上，近中期的升級主要還不是由一種產業或產品轉向另一種產業或產品，更要緊的是把已打造出的產業和產品做得更好，把已經能做、但還沒有建立明顯優勢的產品和產業做強，不斷攀登產品“質量階梯”，建立一些有一定優勢的產品在全球的核心競爭力。

第二，謹防“彎道超車”和“趕超”心理。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征是追趕型經濟，無論是決策者、企業、學者還是老百姓，都有揮之不去的“趕超”‘情節。在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后，對國家競爭力、技術能力、產品競爭水平等在學者言論和媒體聲音中都開始出現過于樂觀的判斷。在我們看來，這種情緒如果蔓延到影響產業升級的戰略和策略選擇，將是有害的。

產品空間和經濟復雜性方法最有價值的政策含義是，產業升級取決于知識和能力的積累，從鄰近產品提升經濟復雜度是可行的選擇。如果沉迷于彎道超車、顛覆性創新，要求森林中的猴子越過它們跨不過去的距離，難免陷入產業升級陷阱。

中國現階段產業升級的可行策略是，在產品已經多樣化的基礎上，提高產品復雜度，增加出口產品在產品空間中間區域的密度，提升有成本優勢和知識積累優勢的產品在全球的競爭力，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先進制造基地。

第三，提高企業和地方試錯的積極性。中國成為世界制造工廠的一條重要經驗是，允許地方試錯和創新，為企業家提供寬松的成長環境。而這一輪的轉型升級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全球需求走向不明，技術和裝備能力提升遇到更大阻力，成本優勢遇到周邊競爭加劇，地方分化加大。

我們在地方調研時明顯地感覺到，企業對未來造什么及如何升級非常迷茫，加上第一代企業家的發展動力減退，各級政府也不像前些年那樣堅定，激勵導向不明。

在此關口期，采取全國性產業政策的做法失敗概率增大，過于依賴以中央產業指導和以吃補貼、優惠為導向的地方產業規劃成功率也很低。目前需要創造更為寬松的環境，去除企業家深藏于內心的擔憂，鼓勵各地根據自己的實際去摸索、去闖，也許能找到下一階段的定位和路徑。

第四，以園區轉型促地區產業轉型升級。中國成為世界制造工廠的重要政策是園區主導的招商引資模式。過去20多年來，一些地方的產業發展之所以取得成功，園區發展戰略的作用是很明顯的，它不同于政府主觀規劃的產業政策，而是通過政策環境的打造和特殊的土地供應方式，吸引企業入駐，企業和市場作為主導力量，形成產業集群和特色市場。

篇8

然而，這個預言當年并未實現：行為經濟學對傳統經濟學帶來的震撼讓大多數經濟學家在驚愕之余，尚不能完全體味出其對經濟學這門學科的深遠影響；實驗經濟學卻因為信徒寥寥，長期以來只能定位為經濟學的一個非主流分支，遠不如金融學、信息經濟學等分支那樣風光。

7年后的今天，實驗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的研究成果終獲諾獎評委們的認同，弗農·史密斯（vernonsmith）和丹尼爾·卡尼曼（danielkahneman）分別作為這兩門分支的開山鼻祖，分享2002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

我相信，經濟學是一門不斷自省從而具備強大生命力的學科。就在阿羅和德布魯用精妙無比的數學方程搭建起一般均衡的架構后，就有人津津樂道經濟學的使命已經結束，今后經濟學家們所需要做的，只是讓一般均衡模型在不同假設條件下更加細化而已。

然而，總有那么一部分人對一般均衡理論乃至主流經濟學關于人的完全理性假設表示擔憂。早在1950年代，西蒙就指出，人類僅具有“有限理性”，因此人類的行為有時會偏離經典經濟學所假定的最優化模式。對人類“完全理性”和“追求最優化”行為模式的懷疑，隨著一系列心理學成果的涌現及其被經濟學家的逐漸了解，終于導致一個新分支——行為經濟學的誕生。

行為經濟學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卡尼曼和其合作者已故心理學家特維斯基（a.tverslay）在《計量經濟學》、《科學》、《商業期刊》等期刊上公布了一系列“石破天驚”的行為學試驗結果。他們的核心問題是：人在面對不確定的未來世界時是否總是理性的？通過一系列精心設計的實驗，他們發現，人在面對問題和決策時，總是傾向于以偏概全，且囿于記憶和可利用信息的限制；此外，人類很容易受到同伴的影響而失去自己的獨立主張。

對于這一系列關于人類認知及行為的實驗結果，卡尼曼和特維斯基起了一個“預期理論”（prospecttheory）的名稱。試舉幾例如下：

例一：參加試驗的人被問及一個頻頻參與集會和游行的人更可能是一個出納或是一個政客時，愈80％的人選擇政客，雖然描述里面沒有任何談及此人是政客的證據。

例二：被測試者被要求在二項選擇中取一個答案：“在英語詞匯中，r更容易出現在（1）一個單詞的第一位置；（2）一個單詞的第三個位置”，正確的答案應該是（2），可是絕大部分人都選擇（1）。可見，人們總傾向于依賴自己熟悉的、令其印象深刻的記憶去幫助他們作出判斷。有誰會刻意留心哪一個單詞的第三個字母是r呢？

例三：測試者被要求做下面一道選擇題：（a）你輸了9元錢；（b）你贏了30元錢后又輸了9元錢。同樣是輸了9元錢，哪一種情形你受傷害更嚴重一些？

結果84％的人選擇了（a）。

類似的實驗在卡尼曼和特維斯基一系列文章中還有很多。有趣的是，身為心理學家，卡尼曼和特維斯基最負盛名的幾篇文章，卻都刊登在經濟學或金融學期刊上，也許他們認為經濟學家們最應該看到這些成果并認真反思他們那業已延續多年的公理體系吧？！

經濟學界的回應遠比他們想象的要熱烈。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最先把認知心理學一系列成果和經濟學、金融學的一系列現象聯系起來（我很驚訝這次瑟勒未獲獎）。這方面的努力尤以金融學領域為甚。金融學的許多困惑，如“一月效應”（januaryeffect）、“周末效應”（weedendeffect）、“動量效應”（momentum　effect）等等，在經濟學家們嘗試著把人類的非理性、系統性認知偏差納入模型之后，似乎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釋。

目前，許多經濟學家投入到這個領域的研究之中，這方面的成果更是日新月異。2001年美國經濟學會更是把久負盛名的clark獎授予研究行為經濟學的年輕經濟學家馬修·拉賓（matthewrabin）。人們在感嘆行為經濟學迄今所取得的成果時，不能不懷念最先把心理學成果引入經濟學研究的先驅卡尼曼和特維斯基吧！

實驗經濟學就在卡尼曼和特維斯基挑戰經濟學關于人類行為的理性假設時，在另一條戰線上，弗農·史密斯也有類似的隱憂：市場是人類行為的總括，那么一個個具體的人的活生生的行為的總合（aggregation），就必然導出經濟學基于對人類的理性假設并由數學模型推導出來的種種市場規律嗎？

傳統上，經濟學不是一門試驗性科學，因為這涉及到人類的行為，而人類行為動機的復雜性，使得任何試驗結果都很難說服人。史密斯的偉大之處就在于，他成功地發展出一整套的實驗研究方法，并設定了經濟學研究實驗的可靠標準。通過這樣的方式，他和他的合作者成功地在實驗室里模擬了人類在真實世界里的行為模式，并以此為基礎，綜合考察被測試者的行為，并從中挖掘出規律。

史密斯早期研究發現，被測試者的賣買行為會導致一個與真實價格非常接近的均衡價格的出現，雖然參與實驗的個人并沒有關于市場價格的充分信息。

史密斯及其合作者查爾斯·普魯特（charlesplott）（奇怪他怎么也未獲獎）后來發現，實驗結果（市場價格的出現）與實驗設計（市場機制）密切相關。不同的實驗設計導致迥異的實驗結果。這啟發了他們去用實驗展示選擇市場機制的重要性。他們率先采用“風洞測試”（wind tunnel）的方法，研究對私有化或政府采購的不同設計，可能導致的不同的市場結果，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政策建議。

篇9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供給體系質量、效率提升的方針，體現了我國經濟工作思路和宏觀調控指導思想上的新思維。需求和供給是經濟中一對“相反相成”的概念，政府的調控職能在于實現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動態平衡。過去，經驗較豐富、較成熟的是總量型的“需求管理”，以抽緊或放松銀根、對總需求刺激或抑制實施“反周期”操作。被人們長期忽視的，是供給管理，其區別對待、突出重點、定向調控的結構性特征十分明顯，理性掌握的難度也比需求管理大得多。

首先，從經濟學基礎理論層面說，人的需求是原生動力，但供給側對需求側的響應機制及其特征，卻是劃分經濟發展不同階段和不同時代的決定性因素，使人類社會從以采集、狩獵來滿足生存需要的原始狀態，一路走過以農業革命、工業革命和信息革命為標志的文明提升過程，其中關鍵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創新，都發生在供給側。在全球化時代，供給側以美國蘋果產品為代表的產出創新，可以在中國引出釋放消費需求的購買熱潮；出于對國內供給品魚龍混雜、質量無法保證的預期，中國游客會到日本去大量購買使家庭衛生設施升級換代的“馬桶蓋”。過去需求側總量視野內稱為動力來源的消費、投資、凈出口“三駕馬車”，其實必然演生出“結構化”的動力問題，但我們只有將這種結構化邏輯傳導、轉移到供給側充分展開，才真正形成了對于整個經濟增長動力體系的認知和把握――在真實世界并非以完全競爭自動解決全部結構優化問題的情況下，政府便不得不處理引導結構優化的“政策供給”和激發潛力釋放的“制度供給”的復雜問題。

其次，從經濟調控實踐經驗說，政府如何合理實施供給側管理問題無法回避。應對世界金融危機沖擊，美國當局以區別對待把握重點的措施先后給花旗、“兩房”、通用注資，成為引導復蘇過程的決定性轉折點；中國近年也一再努力以“定向寬松”實行貨幣政策的結構化運用，財政政策方面更是為優化結構而不遺余力。

最后，從我國經濟社會轉軌過程和具體國情看，客觀上特別需要注重供給側結構性問題，在“三農”、區域協調、環境保護、社會保障、科技創新、國防、重點建設等方面補短板優結構，特別是以制度供給、深化改革來解放生產力、化解矛盾累積與隱患疊加引領新常態，形成中長期可持續發展后勁。

供給側改革不是貼標簽式地選擇新概念，而是實行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理論密切聯系實際”的創新；供給側改革不是否定需求側意義、作用和簡單搬用美國供給學派的“減稅為主”思路，而是借鑒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給管理有益經驗而側重于供給體系建設的系統工程；供給側改革不是所謂搞“新計劃經濟”，而是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總體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把有效市場和有為、有限政府相結合，實現中國的現代治理和追趕、趕超的超常規發展。

篇10

[關鍵詞] 體育消費需求 分析模式 理論依據 構建

一、構建體育消費需求分析模式的意義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有不少學者對居民體育消費現狀和體育消費需求做過一些調研，并從不同層面加以分析，這對于體育經濟理論的發展是有貢獻的。但是由于缺乏比較科學的、系統的分析模式，難免出現顧此失彼，有點無面，殘缺不全的局面。比如說，有學者在研究個體體育消費需求時，卻忽視了家庭體育消費需求及團隊體育消費需求；有的學者在研究消費者體育需求時，只考慮觀賞型，參與型體育消費者需求，卻沒有顧及到體育贊助商的體育消費需求等等。為此，構建比較科學、系統的體育消費需求分析模式，對于全面掌握不同消費群體、不同消費單位的體育消費需求狀況，加強體育產品開發的宏觀調控，調處體育市場供需矛盾，促進區域經濟發展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體育消費需求分析模式構建的理論依據

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并愿支付的有效需要。體育消費需求是指整個社會在一定時期（如一年）對體育消費資料的需求狀況。體育消費需求受體育消費者的經濟收入，興趣愛好、體育消費品的價格，以及體育消費者的余暇活動時間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同時體育消費需求具有選擇性、時代性、效用性、預期性等特點。因此，構建體育消費需求分析模式也有它的獨特理論依據。

1.模型及需求分析模型作用原理

在西方經濟發達國家，經濟學家與所有社會科學的學者一樣，深深依賴于各種模型（model）的對真實世界的簡化。模型使經濟學家能夠分離出特別的經濟力量，可以運用一個好的模型迅速而經濟地進行預測。他們認為衡量模型的一個重要標準是它是否精練或簡潔。由于真實世界太復雜，模型要作簡化假設，因此，好模型是建立在合理的假設之上的。

一些學者借助西方經濟學家提出的模型作用原理創建了一些重要的“需求分析模型”。如LES模型、working模型、AIDS模型、Rottordair模型，其產生途徑主要導源于直接效用函數、間接效用函數、成本函數和微分方法的應用。我國學者邵全琴、周虎成等5人根據需求分析具有迭代性、并行性、演化性等特點，在需求分析的浪峰模式（The ofanos等，1996）的基礎上構建了演進迭代式GIS需求分析模型。以上模型作用原理及多元模型的構建是體育消費需求分析模式賴以建立的根本依。

2.構建體育消費需求分析模式賴以建立的供給與需求原理

在經濟學家的十八般武藝中，供求模型是最簡單的武器之一，即使如此，它對于解釋我們身邊的世界非常重要。供給與需求向我們展示了生產者與消費者如何對市場刺激做出反應。供給與需求理論中的需求法則（價格與數量之間的負相關），供給法則（價格與數量之間正期關），收入效應（以更低的價格使消費者手頭的錢買到更多的商品）以及影響需求、供給曲線位置的因素等理論都對構建體育消費需求分析模式具有指導作用。

3.構建體育消費需求分析模式賴以建立的政治經濟學原理

(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品的經濟改革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也就隨之發展起來。體育產業經濟理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必然要深入體育經濟領域。因此，體育消費需求分析模式必須依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進行科學構建。

(2)關于社會生產目的和實質的理論

政治經濟學認為，社會生產的目的和實質不是由個人或某些人的主觀意志來決定的，而是社會條件，首先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的。在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社會里，體育事業的根本目的不是利潤，而是滿足人們的健身和精神文化需要，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服務。

4.構建體育消費需求分析模式賴以建立的消費者行為學和消費者心理學理論。

消費者行為的研究是一門新興學科。其定義是對涉及商品、服務、經驗或創意的獲得、消費及處置的購買單位和交換過程研究。消費者行為的決策觀點、體驗觀點和行為影響觀點對構建體育消費需求分析模式有一定指導作用。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消費者心理學研究者的一些成果，如消費動機、消費體驗、滿意度理論和消費群體市場心理理論等都對構建體育消費需求分析模式起到重要理論指導[6]。

三、體育消費需求分析模式的類型

由于體育消費需求具有顯著的選擇性、時代性、效用性、多元性等特征，其分析模式可以劃分如下三種類型。

1.根據體育消費者對體育消費資料的不同選擇或多項選擇，構建“需求選擇分析模式。”

圖1中體育用品消費需求包括居民對體育器材、特許商品（如運動隊的帽子、夾克或運動衫），收藏品和紀念品（如美國19世紀80年代了早出現的“棒球卡”）的消費需求。另外，從事比賽或表演的運動員也可被認為是體育產品，這種體育產品能夠滿足體育消費者的“捆綁效益”，也是居民體育消費需求的一項內容；運動食品飲料消費需求包括居民對運動專用食品飲料和運動員比賽訓練過程中的專用食品飲料；體育圖書畫冊消費需求指居民對國家正式出版發行的體育圖書畫冊的需求，健康咨詢消費需求指居民對健身方法，手段和作用的消費需求；健身休閑服務消費需求是指居民為滿足健身娛樂需要，對健身場所，健身指導的消費需求；體育培訓消費需求指居民，尤其是青少年為提高身體素質和專項技能而參與運動訓練，身體鍛煉的消費需求。

需求選擇分析模式的優點是:(1)體育消費者可以根據自身的興趣、愛好、知識結構、經濟狀況、時空條件選擇消費資料，(2)便于研究者統計評價，準確把握各項消費品的需求量以及體育消費需求總量，利于宏觀調控體育產品的供求關系，(3)也有利于體育制造商和體育贊助商制作營銷方案。其缺點是難以對家庭體育消費需求和團隊體育消費需求做出調研方案，導致體育需求總量產生誤差，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宏觀決策。

圖1 需求選擇分析模式圖

2.根據家庭、贊助商和團隊等不同單位的體育消費需求狀況構建“單位需求分析模式”。

圖2中的體育實物和服務消費需求內容同圖1，健身消費需求主要指訂購家庭健身器材的需求，保健消費需求主要指中老年保健方法、手段的需求；觀賞消費需求指家庭成員購買運動會入場券，收看體育節目的需求；團隊主要指企業單位組建的業余運動隊或指一個單位、一個部門和一個自由組合體。

該模式構建的優點是：能夠全面調查分析全社會（個人、家庭、團隊、贊助商）體育消費需求狀況。在實施《全民健身計劃》的過程中，隨著家庭收入的提高、居民家庭體育消費水平也會提高；隨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和企事業單位領導競爭意識的增強，各單位體育投資也會逐步增加，由此產生的團隊消費需求不斷提升。因此這種需求分析模式比圖1需求分析模式更為全面。不足的是難以統計家庭、團隊需求數據，在實際調查中也存在一定難度。

3.根據不同年齡，不同性別體育消費者對體育消費需求狀況構建“多元群體需求分析模式”。

構建多元群體需求分析模式時，為什么要把女性體育消費需求作為其中一項進行分析呢？因為女性占我國人口的二分之一，從以往情況看，女性體育是一個十分薄弱的環節，女性體育消費不如男性。但從發展的眼光看，女性的社會地位、經濟地位以及整體素質都在不斷上升，女性體育消費需求具有巨大市場潛力。因此，分析女性體育消費需求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

多元群體體育消費需求分析模式的優點是：容易把握不同群體體育消費狀況，可根據年齡、性別心理行為特征進行全面分析，有利于調控體育市場。不足之處是無法掌握家庭、團隊的體育消費需求狀況。

圖3 多元群體需求分析模式圖

四、體育消費需求分析模式的應用價值或操作方法

1.應用價值

體育消費需求分析模式的構建是一種理論探討和創新，把理論運用于實踐才是真正的構思目的。在實踐中，研究者運用創建模式制訂調查量表、進行科學分析，得出科學結論，為政府和經營者對體育市場供需關系進行宏觀調控做出應有貢獻，就是構建分析模式的應用價值。

2.操作方法

比如，我們要研究某省、市居民體育消費需求現狀時，運用圖2、圖3分析模式為優，因為這兩種分析模式能比較全面反映居民體育消費需求狀況。如果要研究某一群體體育消費需求狀況，則采用圖3為佳。圖1分析模式是研究居民體育消費狀況的基礎模式，在實際操作時不可忽視。

以上三種體育消費需求分析模式各有優缺點。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我們應該取長補短、綜合應用，靈活運用。

參考文獻：

[1]邁克爾?利茲彼得?馮?阿爾門[美].體育經濟學[M].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3月：7～8

[2]鐘穎杰王錚:中國地區的消費需求分析[J].地理學報，1998(4)：295～300

[3]邵全琴周成虎杜云艷等人:迭代演進式GIS需求分析模型研究[J].遙感學報.2001(9): 23～26

[4]李宗浩:體育管理學 體育經濟學[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12月:144

[5]鐘天朗:體育經濟學概論[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1月：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