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燒垃圾的原因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焚燒垃圾的原因，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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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垃圾焚燒；低位熱值；綜合能源利用；熱能利用效率；

中圖分類號：P75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引言

近年來，生活垃圾的處理已經成為了經濟高速發展的大中型城市的難題，大量的生活垃圾嚴重污染了環境，影響了市容，制約著城市的進一步發展，作為可以將垃圾體積減小，質量減輕，同時能夠進行能量再利用產生經濟效益的方法——生活垃圾焚燒發電目前在發達國家所普遍采用。從1988年我國建造第一座垃圾焚燒發電廠之后，發展較為迅速。垃圾焚燒發電廠具有很好的綜合效益，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前景廣闊。

2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應用前提

關于是否采用垃圾焚燒發電廠，國家于2000年印發的《城市生活垃圾處理及污染防治技術政策》對采用焚燒處理垃圾的最低發熱量做了規定：“6.1 焚燒適用于進爐垃圾平均低位熱值高于5000kJ/kg、衛生填埋場地缺乏和經濟發達的地區。”可見生活垃圾的低位發熱量是決定一個城市生活垃圾適不適合采用焚燒法處理技術的關鍵。一般認為,低位發熱量小于3300kJ/kg的垃圾不易采用焚燒處理,介于3300～5000kJ/kg的垃圾可以采用焚燒處理,大于5000kJ/kg的垃圾適宜焚燒處理。

同時，為了確保垃圾的徹底燃燒和控制二惡因的產生，國家于2002年頒布實施的《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要求生活垃圾的焚燒溫度要大于850℃,停留時間要大于2s。根據熱量衡算,垃圾進爐低位發熱量應達到6280kJ/kg。考慮到整個焚燒工藝系統的經濟性,業內人士提出7000kJ/kg經濟熱值的觀點。

3 垃圾焚燒發電的設備

國內目前已建成的生活垃圾發電設施大都采用引進國外垃圾焚燒設備，但進口的焚燒設備在國內應用效果并不好，往往處于非經濟運行狀況甚至運行后效率低下而面臨著大型改造。

3.1 垃圾焚燒鍋爐利用效率低下的原因

早期垃圾焚燒鍋爐自身熱效率較低

早期引進焚燒設備主要解決低熱值生活垃圾能夠燃燒、減容和無害化處理。限于當時技術條件與客觀因素，20世紀80年代國內首次引進的垃圾焚燒鍋爐熱效率為65%，遠低于同年代普通工業鍋爐(80%以上)和電站鍋爐(90%以上)。由于垃圾燃燒煙氣中主要由含氧成分構成腐蝕性氣體，對余熱鍋爐受熱面產生高溫腐蝕和低溫腐蝕;余熱鍋爐設計難以選擇較高蒸汽參數。為避免低溫腐蝕，垃圾鍋爐排煙溫度又不能過低，一般在控制在200℃以上;因而，提高垃圾焚燒鍋爐熱效率亦受到一定限制。

(2)垃圾焚燒鍋爐效率偏低

目前垃圾焚燒鍋爐的效率偏低，主要原因有以下三個：一是作為燃料的國內城市生活垃圾目前由于分揀程度不高，高水分、低熱值，與西方國家對應設計的燃料參數有較大的差別，在運行后需要額外進行投油或者投煤助燃；二是焚燒鍋爐熱功率相對較小，蒸發量一般為10t/h，不會超過100t/h，出于經濟原因，能量回收措施有局限性。三是機組排汽熱能無法充分利用。受天氣因素影響，排汽參數不可能低于對應的飽和溫度。蒸汽在汽輪機內膨脹做功降壓至排汽壓力后即進入凝汽器中凝結放熱。這部分蒸汽能量難以直接利用，在熱力學上稱之為不可利用熱能，一般占全廠熱能損失一半以上。

因而，提高國內垃圾焚燒熱能——電能轉換效率主要途徑有以下三項：一是改善入爐燃料的參數；二通過根據中國國情設計制造焚燒設備，提高垃圾鍋爐熱效率;三是選擇適當的發電工質參數;四是完善本廠熱力系統。

4 提高熱能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徑

4.1降低生活垃圾入爐前的含水率

(1)根據相關理論推導：垃圾維持自行燃燒需要的最低熱值應隨垃圾水分的升高而增加,當垃圾含水率分別為40%、48%和55%時,對應的垃圾最低熱值分別為7658、7908和 8126kJ/kg。對于采用混合收運的生活垃圾來說,降低生活垃圾的含水率污泥是提高生活垃圾熱值的最有效辦法。因此在許多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焚燒爐前設置垃圾池,其很重要的作用就是降低垃圾的含水率。在堆貯的過程中,一部分水分被瀝干,一部分水分在近似堆肥化的過程中蒸發流失。天津順港垃圾焚燒廠原生垃圾在垃圾坑里面貯存5到7天,用抓斗進行翻堆,在夏季含水率從50％～60％降低到30％～48％,低位熱值從4180～4600kJ/kg提高到4600～ 5130kJ/kg。

(2)根據相關實驗證明：混合原生垃圾在密閉的垃圾倉內,堆高1.5m,通過強制通風,二次翻堆,含水率62%的混合生活垃圾,7天后含水率降至45%左右,垃圾低位熱值超過焚燒基本要求值。

4.2提高鍋爐熱效率，降低散熱損失

垃圾焚燒鍋爐在正常運行過程中，需將爐水表面含鹽分較高的爐水排出，一般在上鍋筒設連續排污系統。此外鍋爐還在底部設定期排污系統，將爐水底部渣、垢排出。鍋爐運行中可設置集中排污擴容熱能利用設備，對這因排污帶走熱量進行有效利用，產生經濟效益的同時降低散熱損失。

4.3提高鍋爐出口蒸汽參數

垃圾發電廠屬于小型熱力發電廠，發電工質提高壓力需提高熱力設備承壓等級;過高溫度需采用價格昂貴的耐高溫腐蝕金屬材料制造過熱器，其整體經濟效益不一定經濟。因而，一定要測算出設備投入——產出效能比較并與汽輪發電機組相匹配，優選最佳方案。目前國內外大中型垃圾發電廠常選用發電工質參數為4.0MPa/400℃過熱蒸汽，發電汽耗率小于6.0kg/(kW·h)。2003年建成的溫州第2座垃圾發電廠，采用國產垃圾焚燒鍋爐。其蒸汽參數為3.9MPa/450℃，發電汽耗率已接近5.0kg/(kW·h)。已達到當代垃圾電廠國際先進水平。

4.4優化熱力系統

由于焚燒爐采用進口設備，而熱力系統設備往往在國內采購，在熱力系統的設計中，存在一些可利用熱能未充分利用，而早期引進的垃圾電廠的蒸汽式空氣預熱器、除氧器、鍋爐給水加熱器直接由鍋爐減壓供汽，未利用其壓差發電，直接造成了蒸汽可用能的損失等。

通過優化熱力系統，增加熱能利用率，合理平衡機組發電能力與對外供熱用戶需求，盡可能地利用焚燒鍋爐提供的熱能。

5 結速語

用焚燒方式并回收其中能量的垃圾處理技術在近20年得到了迅速發展。焚燒垃圾，回收能源，以實現城市生活垃圾的減容化、無害化和資源化，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但是由于垃圾焚燒爐產生的煙氣具有腐蝕性大，易產生高溫腐蝕和低溫腐蝕的特點，因此可通過適當選型，降低焚燒鍋爐散熱損失，對進廠垃圾進行堆酵以瀝出其中水分，提高入爐垃圾低位熱值等方法和手段提高鍋爐熱效率。從而也提高了垃圾焚燒發電廠整體的熱能利用效率。

參考文獻：

[1]呂玉坤，彭鑫 垃圾焚燒發電技術主要問題及其對策 環保技術與裝備 2010 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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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垃圾焚燒；鄰避心理；環境監管；信息遮蔽；垃圾分類

文／宮銀海

生活垃圾的處理方式主要有三種：填埋、堆肥和焚燒。垃圾填埋簡單快捷，但需占用大面積場地，且填埋的垃圾往往沒有進行無害化處理，殘留著大量的細菌、病毒、重金屬等對人群、環境有害的物質，垃圾滲漏液也會長期污染地下水環境。堆肥是對生活垃圾進行穩定化、無害化、資源化處理的一種有效方式。堆肥要求垃圾的有機質含量較高，但我國垃圾通常采用混合收集，難以滿足垃圾堆肥的條件。

垃圾焚燒現已成為城市垃圾處理的重要方式。將垃圾通過焚燒處理與高溫(1650℃～1800℃)熱分解、融熔處理結合，便于填埋，節省用地，還可消滅各種病原體。目前垃圾焚燒爐配有良好的煙塵凈化裝置，可防止大氣污染。垃圾焚燒處理后的殘渣可用作建筑材料，垃圾燃燒釋放出的熱能可供熱或發電。我國在“十二五”期間加大了垃圾焚燒設施建設力度，垃圾焚燒發電廠增加300多座，焚燒能力達31萬噸／日。

公眾對垃圾焚燒的鄰避心理

垃圾焚燒在發達國家已有100多年的歷史，美國、歐洲、日本等都將焚燒作為垃圾處理的主要方式。但是垃圾焚燒在我國卻始終伴隨著巨大的爭議。垃圾焚燒廠都屬于避鄰設施，政府在規劃選址公示時，總會遭到附近居民的反對和抗議，有時不得不擱置項目。北京、上海、南京、廣州、杭州均發生過因居民反對附近建垃圾焚燒廠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

對上海、杭州、蘇州三地5家垃圾焚燒廠周圍居民的調查訪問顯示，90%以上的居民反對焚燒廠建在所在小區附近，甚至有民眾投訴要求焚燒廠遷址。其原因一是公眾擔心二噁英排放污染環境，威脅自身健康；二是焚燒廠的氣味給居民生活帶來困擾。公眾鄰避心理的成因

民眾認識上的偏差

大多數民眾并不十分了解垃圾焚燒技術，對焚燒廠是否規范化建設運營也不清楚，加之信息化時代虛妄信

垃圾填埋需占用大面積場地息的傳播速度快，人們容易接受錯誤信息或心理暗示。公眾對垃圾焚燒存在諸多疑慮和誤解，以為所有垃圾焚燒廠都是毒氣發生廠，主觀放大垃圾焚燒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因而產生恐懼心理。近年來，我國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意識逐漸提高，但尚屬“自我保護型”。即使認識到了垃圾焚燒的必要性和有益性，但為了保護自我利益，不愿焚燒廠建在自己居所附近。

垃圾焚燒存在二次污染風險

二噁英是含氯物質與碳氫化合物在一起燃燒的過程中形成的，具有強致癌性、生殖毒性、免疫毒性和內分泌毒性，為一級致癌物。二噁英主要在垃圾燃燒排放物由850℃降至200℃時生成。我國城市生活垃圾含大量塑料袋及餐盒等塑料制品，且廚余垃圾多、含水量較大、熱值較低，在焚燒過程中不易達到高溫，因此易產生二嗯英。另外，由于焚燒灰渣中含有大量重金屬和有毒物質，廢物焚燒時會產生有害粉塵，即使經過最先進的粉塵過濾技術處理，仍然會有質量約為燃燒前2‰的粉塵進入大氣。

垃圾焚燒污染物控制標準偏低

從表1可以看出，

我國所制定的垃圾焚燒污染物控制標準與歐盟相比，尚有較大差距，其中，對于氯化氫。歐盟標準為5毫克／米3，中國國標（2001年版本）為75毫克／米3，中國標準（2001年版本）是歐盟的15倍；對于二氧化硫，歐盟標準為50毫克／米3，中國國標（2001年版本）為260毫克／米3，中國標準是歐盟的5.2倍；對于氮氧化物，歐盟標準為100毫克／米3，中國國標（2001年版本）為400毫克／米3，中國標準（2001年版本）是歐盟的4倍；對于煙塵（顆粒物），歐盟標準為10毫克／米3，中國國標（2001年版本）為80毫克／米3，中國標準是歐盟的8倍。盡管2014年修訂的《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GB 18485-2014)比原標準嚴格了許多，與歐盟標準相比仍有較大差距。

企業超標排污及信息遮蔽引發信任危機

垃圾焚燒廠鄰避問題也有企業自身的原因。有些老的焚燒廠技術落后、設備陳舊、密閉性差，個別焚燒廠的建設和運營管理不規范，污染物排放沒有達到國家標準。目前從監測技術手段上看，二嗯英尚不能實現在線檢測，只能根據其他污染物排放情況進行測算和推算。一些企業污染物排放情況不愿向社會公開，2012年蕪湖生態中心、自然之友、自然大學三家環保組織對全國1 22座垃圾焚燒廠申請信息公開，僅得到42個廠家的排放監測數據。公眾的環境知情權沒有得到有效保障，公眾對企業缺乏信任。

公眾對環境監管力度缺乏信心

垃圾焚燒廠如何有效監管是多數人的共同之憂。近年頻頻曝光的垃圾焚燒廠污染環境事件，不僅有企業自身的問題，也有政府主管部門監管不力的因素。如媒體曝光的武漢多家垃圾焚燒發電廠，未經環境影響評價審批，即建廠開工，每年20萬噸飛灰隧意排放。這些企業即使被環保部門通報，仍繼續生產。在當地政府的經濟利益訴求之下，環保部門往往處于兩難的境地，監察處罰的力度不夠。公眾投訴無門，污染企業不僅得不到懲罰，甚至污染愈演愈烈。加之一些垃圾焚燒廠的決策選址過程中，缺乏信息公開機制，公眾對政府監管工作極度失望，最終釀成群體性事件。消除公眾鄰避心理的對策建議

垃圾焚燒易污染，難監察，這些確是百姓關心的問題。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必須走進垃圾焚燒企業，走近垃圾焚燒的過程，深入觀察分析，才能制定出有效的監管策略，緩解公眾的恐慌心理。

嚴格標準

環境標準是國家環境行政機關實施環境管理的技術基礎，環境監測與評價、日常的環境監督與管理都需要遵循和依據環境標準。過去我國的垃圾焚燒污染物控制標準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正由于標準低，排放量大，導致的環境問題多。2014年5月16日環境保護部正式《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GB 18485-2014)，并于2014年7月1日起實施。最新修訂標準與原2001年版本標準相比更加嚴格，更加科學，更加符合現實要求。

新《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一方面提升了污染物排放標準，如二噁英由原來的1. OngTEQ／m3提高到了國際上最嚴格的0.1ngrEQ／m3，二氧化硫（1小時均值）由原來的260毫克／米3提高到了100毫克／米3；提高了排放煙氣中顆粒物、氮氧化物、氯化氫、重金屬及其化合物等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另一方面通過對運行工況進行在線監控，將污染控制從末端前移到焚燒過程。2014年新修訂的《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將一氧化碳作為運行工況指標和污染控制指標，明確煙氣排放在線監控要求，明確起爐、停爐和事故應急要求。

強化監管

為了避免二次污染的發生，確保公眾身體健康，政府執法部門應加強執法，嚴格監督垃圾焚燒企業的排污行為。為此就需要精細化地研究垃圾焚燒的排污節點，有的放矢地進行環境監察。環境監察的內容包括企業對環境法律法規的執行情況，對環境標準的執行情況，企業的排污情況，在線監測情況等。從垃圾儲運系統到垃圾焚燒系統、焚燒排放系統、環境監測系統都需要精細化檢查監督，以促使垃圾焚燒企業達標排放，確保環境質量。

信息公開

新《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要求企業在線檢測數據必須在廠區外的公示牌中顯示，以便接受公眾的監督；在線檢測系統與當地環保行政主管部門監控中心聯網，數據同時傳送，接受執法部門的監督和管理。新《環境保護法》和環境保護部《環境信息公開辦法》對環境信息公開都做了明確的規定，并對違法企業實行“黑名單”制，加大了對違法行為懲治力度。只有政府和企業都嚴格履行職責，增強公信力，行業才能健康發展。

適當補償

新《環境保護法》確立了國家生態補償制度。國家將加大對生態保護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指導受益者和政府通過協商或者按照市場規則進行生態保護補償。過去政府部門只注重人們財產損失的補償，而忽視對居民遭受生態環境污染的補償，這也是鄰避問題難以解決的重要原因之一。

垃圾焚燒注定會給周圍環境帶來一定負面影響，通過定量分析等方法，計算出環境風險和公眾的環境負擔值，據此由企業給予臨近居民適當補償。這一方面體現社會公平，另一方面對周圍公眾也是一種心理撫慰。

垃圾分類

我國生活垃圾種類繁多，既有塑料、廢紙等可燃物，也有玻璃、金屬等不可燃物，還有大量不易燃燒的餐廚垃圾，垃圾投放收集普遍不進行分類。餐廚垃圾含水率高，粘連性強，使垃圾焚燒廠對混合垃圾的機械分選以及其他預處理實施困難；而混合垃圾在焚燒過程中又容易出現結塊堵爐、溫度低、燃燼率低、熄火停爐等狀況，污染物排放自然增多。因此，垃圾分類收集、分類管理，是減少垃圾焚燒危害的關鍵環節。只有危害確確實實減少了，才能從根本上消除公眾的鄰避思想。

實際上，生活垃圾無論是采取填埋、堆肥，還是焚燒方式處理，要實現減量化、無害化，均要以分類為前提。2013年，北京、上海、廣州、南京、杭州、青島、寧波等城市繼續推進垃圾分類試點。截至目前，北京、上海、廣州、南京、杭州、青島、洛陽、南充、株洲、衡陽等30多個地方政府出臺了垃圾處理相關政策。這些工作無疑給生活垃圾焚燒處理創造了有利條件，也是消除公眾鄰避心理的有力保證。

主要

參考文獻：

[1]林玉蓮，胡正凡．環境心理學[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2．

[2]崔祥芬，楊一兵，齊媛媛，等．城市固體生活垃圾焚燒對周邊居民的健康影響研究進展—2013中國環境科學學會學術年會論文集（第七卷）[C]．北京：中國農業大學出版社，2013．

[3]蕪湖生態中心，自然之友，自然大學．122座在運行垃圾焚燒廠信息申請公開報告[R]．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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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城市垃圾處理；填埋；堆肥；焚燒

1　城市垃級處理方法現狀

目前國外發達國家的城市垃圾在處理方面廣泛采用的城市生活垃圾處理方式主要有衛生填埋、焚燒、堆肥三種處理方式

1.1　垃圾焚燒處理

焚燒是指垃圾中的可燃物在焚燒爐中與氧進行燃燒過程，實質是碳、氫、硫等元素與氧的化學反應，垃圾焚燒后，釋放出熱能，同時產生煙氣和固體殘渣。熱能要回收，煙氣要凈化，殘渣要消化，這是焚燒處理必不可少的工藝過程。焚燒處理技術的特點是處理量大，減容性好，無害化徹底，焚燒過程產生的熱量用來發電可以實現垃圾的能源化，因此是世界各發達國家普遍采用的一種垃圾處理技術"對垃圾進行焚燒處理減容！減量及無害化程度都很高，焚燒過程產生的熱量用來發電可以實現垃圾的能源化，是一種較好的垃圾處理方法。但對焚燒條件控制不當會存在煙氣污染問題，且設備投資巨大"國外目前通過改進焚燒系統工藝及強化民氣處理等手段己經較好地解決了尾氣污染問題，但投資也相應增加"如果引進國外技術進行垃圾焚燒發電，每處理100噸/日垃圾的建設成本通常在4干萬元以上，我國的地方財政難以承受。焚燒是銷毀垃圾利用熱能的一種垃圾處理技術"但是，只有對那些不能回收有價物，只能回收熱能的垃圾，垃圾焚燒處理才是科學合理的。

1.2衛生填埋處理

所謂衛生填埋，就是能對滲濾液和填埋氣體進行控制的填埋方式。早期的垃圾填埋處理由于未控制其對環境的污染，造成了嚴重的后果"直到本世紀30年代，在美國的加利福尼亞才首次提出/衛生填埋0的概念。由于垃圾產量大增加，而且含有有毒有害物質，因此造成環境污染的可能性也大增加，所以人們對垃圾填埋場的環境影響越來越重視，垃圾填埋場的操作運行管理越來越嚴格。衛生填埋首先要防止從廢物中擠壓出的液體濾瀝及雨水徑流對地下水的污染"一般規范要求回填地最低處的標高要高出地下水位3.3m以上，并且回填地的下部應有不透水的巖石或粘土層。否則需另設粘上、瀝青、塑料薄膜等不透水層。其次，填埋場應設置排氣口，使厭氧微生物分解過程中釋放出的甲烷等氣體能及時逸出，避免發生爆炸。回填后的場地，一般在20年內不宜在其上修建房屋，避免由于回填場不均勻下沉造成的結構破壞，但可作綠地！農田！牧場等使用"填埋處理用地，盡量選用天然的或人工挖出的洼地，開發資源后的廢粘土坑、廢采石場、廢礦坑等"將垃圾填埋于坑中，有利于恢復地貌，維持生態平衡，但如果在大面積的洼地、港灣、山谷等回填，則需考慮是否會破壞生態平衡。

1.3堆肥處理

堆肥處理是利用微生物分解垃圾有機成分的生物化學過程。在生物化學反應過程中，有機物、氧氣和細菌相互作用，析出二氧化碳、水和熱，同時生成腐殖質。堆肥的關鍵，在于提供一種使微生物活躍生長的環境，以加速其致菌分解過程，使之達到穩定。堆肥主要受廢物中的養分、溫度、濕度、PH等因素的控制。根據堆肥原理，可分為厭氧分解與好氧分解兩種"厭氧分解需在嚴格缺氧條件下進行，厭氧微生物分解生長較慢，故不多用。好氧分解過程同時產生高溫，可以殺滅病蟲卵！細菌等，我國主要采用好氧分解法"現代堆肥技術是從30年代開始發展的，己經形成了各種完善的工藝系統和成套設備。由于堆肥產品的市場等原因，垃圾堆肥處理特別是城市生活垃圾的堆肥處理在發達國家曾一度處于停滯甚至萎縮狀態。進入九卜年代以后，由于以下幾方面因素，堆肥處理又呈上升的發展趨勢"歐美發達國家垃圾填埋場的標準和焚燒處理的排放標準都不同程度的進行修訂并進一步提高，焚燒處理和填埋處理成本也隨之增加：垃圾分類收集的普遍推行，為垃圾的再生利用也包括堆肥處理的發展提供了良好基礎條件；垃圾再生利用得到廣泛地重視。近幾年來，歐美發達國家把垃圾堆肥也看作為可降解有機物的再生利用。垃圾的再生利用是垃圾減量和垃圾資源化的最佳途徑。堆肥技術的工藝也比較簡單，適合于易腐有機質含量較高的垃圾處理，對垃圾中的部分組分進行資源利用，且處理相同質量的垃圾投資比單純的焚燒處理大大降低。堆肥技術在歐美國家起步較早，目前已經達到工業化應用的水平。但引進國外技術投資巨大，不適合我國國情。發達國家由于生活垃圾中的易腐有機物含量大大低于我國的一般水平，因此靠堆肥只能處理15%左右的垃圾組分，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堆肥技術的推廣。但就我國垃圾的具體情況來看，生活垃圾中的易腐有機物含量較高，采川堆肥技術可以達到比較好的處理效果。但堆肥技術也存在明顯的缺點不能處理不可腐爛的有機物和無機物，因此減容、減量及無害化程度低。因此僅僅依靠堆肥處理仍然不能徹底解決垃圾問題。

2　現有城市垃圾處理方法的局限性

2.1　填埋處理的局限性

填埋處理埋掉了可利用物，填埋場地的選擇越來越困難，運輸、填埋、治理等費用也不斷提高。填埋場占地面積大，同時存在嚴重的二次污染，例如垃圾滲出液會污染地下水及土壤，垃圾堆放產生的臭氣嚴重影響場地周邊的空氣質量，另外，垃圾發酵產生的甲烷氣體既是火災及爆炸隱患，排放到大氣中又會產生溫室效應。而且填埋場處理能力有限，服務期滿后仍需投資建設新的填埋場，進一步占用土地資源。以北京為例，假如采用現在的技術，將北京市12000t/d的垃圾進行衛生填埋處理，單是建設投資就高達2億元人民幣，而且填埋場的壽命也只有12a。基于以上原因，國外從80年代以來，衛生填埋設施有逐漸減少的趨勢，成為其他處理工藝的輔助方法，用來處理不能再利用的物質。

2.2堆肥處理的局限性

堆肥處理不能處理不可腐爛的有機物和無機物，垃圾中的石塊、金屬、玻璃、塑料等廢棄物不能被微生物分解，這些廢棄物必須分撿出來，另行處理，因此減容、減量及無害化程度低；堆肥周期長，占地面積大，衛生條件差；堆肥處理后產生的肥料肥效低、成本高，與化肥比銷售困難，經濟效益差。引進國外技術投資巨大，不適合我國國情。發達國家由于生活垃圾中的易腐有機物含量大大低于我國的一般水平，因此靠堆肥只能處理15%左右的垃圾組分，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堆肥技術的推廣。堆肥技術必須是將新鮮的垃圾首先進行分類后再將易腐有機組分進行發酵，才能有效地防止重金屬的滲入，從而保證有機肥產品達到國家標準，真正實現無害化和資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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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市生活垃圾，焚燒，處理，技術

中圖分類號：C35文獻標識碼： A

前言：目前，垃圾焚燒仍存在較多爭議，民眾反對現象時有發生。要想更好控制生活垃圾焚燒污染，要接受公眾監督，做到信息公開，更要從源頭上做好垃圾分類，結束焚燒混合垃圾，尤其是焚燒含氯塑料、含重金屬電子產品以及其他有毒有害垃圾，禁止一切工業垃圾進入生活垃圾焚燒廠。相比發達國家，我國垃圾成分復雜、含水率高、熱值低、分類不到位，引進的國外先進技術并不實用，因此，開發適合我國垃圾自身特點的焚燒技術及設備、確保垃圾焚燒的安全性、降低投資及運營成本，將是發展的主要方向。

一、城市垃圾焚燒處理現狀

隨著我國城市化加速，城市垃圾問題日趨突出，全國城市垃圾堆存累計侵占土地已超過5億m3，所致經濟損失每年達300億元人民幣，且此趨勢會隨城市化進程加強。當前，垃圾處理方式主要有填埋、堆肥及焚燒，其中填埋約占50%，堆肥約占10%，焚燒約占12%，城市垃圾仍有近30%未進行處理。從三種垃圾處理方式應用效果看，焚燒在投入成本、環境保護、能源轉化等方面存在顯著優勢；且焚燒處理所表現的特點，如最大限度降低垃圾重量、減小垃圾體積、直接進行處理、分解垃圾中有毒物質等，適應了城市垃圾排放構成的處理需求。從垃圾焚燒處理應用現狀來看，焚燒處理法雖未在我國城市范圍內廣泛應用，但有所推廣。20世紀80年代深圳垃圾焚燒發電廠的建立與成功運行，為垃圾焚燒發電提供經驗；我國自行研究的樂山市凌云垃圾焚燒爐可實現日處理垃圾30t，且能在不使用輔助燃料的情況下連續燃燒；FDLIF-50B生活垃圾焚燒爐，生活垃圾處理能力為50t/d；哈爾濱垃圾焚燒發電廠應用日本流化床焚燒技術，適時電腦網絡監控，實現日處理垃圾200t以上，排煙標準達到我國環保標準；上海浦東御橋工業園所建千噸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可實現年處理垃圾36.5萬t，且能實現向城市供電。此外，杭州進行垃圾焚燒“西部規劃”，選取九峰區域進行建廠，并設計日處理量為3000噸，所排煙氣符合歐盟標準；成都在龍泉驛區建立垃圾焚燒廠，實現日處理量 800t；山東、福建、河南、安徽等省紛紛建立垃圾焚燒處理廠等；同時，國家已確定在不同區域建立百家垃圾焚燒處理廠，這為我國城市垃圾焚燒發電提供了支持。但從我國垃圾處理廠建設來看，主要靠引進國外技術與設備，自行研發項目較少，所需設備及運行費用較高，要實現焚燒垃圾處理廠綜合效益，還應加強焚燒設備及技術的研發及外在設備與技術的合理運用。

二、垃圾焚燒處理技術及工藝

城市垃圾含有水分、灰土較多，在進行焚燒焚燒處理時必須選擇對應的焚燒設備、焚燒技術及煙氣處理工藝，以保證垃圾焚燒效果。當前，主要焚燒技術有：流化床焚燒技術，其主要優點有：1） 操作方便，運行穩定。垃圾破碎混合后，質地較為均勻，流化床以石英砂為熱載體，避免了床急冷急熱，燃料穩定燃燒；垃圾干燥、著火、燃燒及后燃燒幾乎同步進行，無需進行復雜調整，易于實現自動化，且能在短時間內啟動與停止，可連續燃燒。2） 有效避免二次污染。焚燒時對有害物質進行處理，僅采用流化床，便能夠將NOx含量降至100ppm以下。同時，減少了廢水產生，避免了金屬污水。3） 壽命長、投資省，適于大型化發展。但此設備消耗動力較大，磨損較為嚴重，須加強設備維護與保養。回轉窯焚燒優點有：1） 回轉窯燃燒適應范圍較廣，能焚燒不同性能的廢棄物。2） 機械零件較少，故障較少，可長時間連續運行。但其熱效率較低，所需輔助燃料消耗較多時，會產生有臭味、溫度低的氣體；窯身長，占地面積達；爐排結構較為嚴格，成本較高。爐排型焚燒時不需要對垃圾進行嚴格預先處理，爐排運動可實現垃圾處理的機械化。但在使用此設備時，需考慮垃圾的停留時間、攪動及翻轉。由此可見，流化床焚燒技術綜合性能較好，尤其適應我國垃圾熱值相對偏低的實際，故其發展前景最好。隨著標準的提升，現有的垃圾焚燒廠可能要進行技術改造才能達標。更嚴格的排放標準，有利于公眾接受垃圾焚燒這一處理方式，同時也將促進尾氣處理系統、煙氣在線監測等技術的創新與發展。

三、垃圾焚燒處理技術的發展及前景展望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對外開放的加強，一些新技術被運用到垃圾焚燒處理中，如垃圾燃料（RDF） 處理技術、氣化等，且表現出獨特的優勢，這為垃圾焚燒處理提供了支持。RDF技術一般采用循環流化床及內循環流化床技術，可大規模處理生活垃圾，如我國較為發達的城市廣州、上海、深圳等，垃圾排放量大、熱值高、能源較為緊張，可使用此技術；但由于此技術起步較晚，其制造工藝、燃燒方式、爐內脫氯機理、排灰處理等尚未探明，此技術應用受限；因此，要推進此技術發展，必須結合我國城市實際狀況、技術條件選擇爐型，加強焚燒技術、凈化技術、廢水處理技術等研究。氣化技術是根據空氣流體力學原理，使爐體內生物質在空氣及一定溫度作用下，充分裂解后產生可燃性氣體，或是燃料經制氣室，在封閉、缺氧環境下，利用干流熱解及氧化反應后產生可燃氣體，進而實現生物質原料造氣、燃氣凈化、自動分離等功能。這不但使垃圾再利用，提升了資源利用率，且通過燃燒垃圾實現熱能、電能等轉化，適應了我國城市能源緊張、生態城市建設的要求，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

四、推進城市生活垃圾焚燒處理發展的途徑

一方面，強化政府與垃圾焚燒行業的規范化行為，解除民眾疑慮。一些民眾抵觸垃圾焚燒的原因在于，垃圾隨處焚燒、焚燒后產生有害氣體等。對于此，政府應加強對垃圾焚燒的規范化管理，制定相關法律制度、政策規定垃圾焚燒行為；設置專門監督部門，監督垃圾焚燒；強調環保部門、垃圾管理部門、監督檢查部門的職責，改變多頭管理、多頭分權、多頭管理效率低的局面，進而保證垃圾焚燒規范進行。垃圾焚燒廠應端正自身行為，嚴格按照環衛行業許可、國家環保標準等選擇合理地垃圾焚燒設備、技術等，以保證垃圾焚燒實現最大化效益。另一方面，加強宣傳教育。以社區、電臺、媒體等路徑，向民眾介紹宣傳垃圾焚燒、填埋、堆肥等垃圾處理方式，使民眾了解垃圾焚燒的綜合效應；以社區活動、環保競賽、垃圾焚燒知識問答等方式，促使民眾參與到垃圾焚燒處理活動中，并以此刺激民眾形成垃圾分類放置、減少垃圾排放等日常行為習慣，進而減少垃圾污染與治理。

五、結語

焚燒法適應了城市垃圾構成特點，且具有環保、經濟、社會效益，而要進一步推廣此方法，必須結合我國城市垃圾特性進行焚燒技術、系統設備、工藝研究，尤其要加強國內化技術研究，同時，發揮政府、焚燒廠、公眾等多方面力量，以推動焚燒法推廣，最終推動城市和諧、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 陳紅霞.關于城市生活垃圾焚燒發電的現狀及發展對策[J].大科技,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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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垃圾焚燒廠；AERMOD；擴散；監測

1 前言

“垃圾圍城”是世界性難題，2012年全國城市生活垃圾清運量達到1.71億噸。因此，垃圾焚燒正逐步成為中國垃圾處理的主要手段之一。而由于政府監管不力、投資者目光短淺等多方面的原因，致使前些年各地建設的垃圾焚燒電廠在運營中出現了環境污染問題，許多城市的新建垃圾焚燒廠選址都出現因居民反對而難以落地的局面。在垃圾焚燒廠運行監管方面，目前主要是在垃圾焚燒廠內進行測量監控，缺少從周邊環境視角出發的動態監控，因而難以形成為民眾所信服的全方位垃圾焚燒廠環境監控體系。

2 模型基本假設

（1）在城區表層土（0-10cm）取樣得到的濃度就是該采樣點土壤中的重金屬濃度；

（2）在自然區獲得的重金屬濃度能夠真實反映該城區的土壤背景值；

（3）不考慮區域外污染源對城區內土壤重金屬含量的影響；

（4）假設模型中使用的采樣點能夠客觀反映整個市區的重金屬污染情況；

（5）假設事故發生的概率是可估算的；

（6）不同區域的人群對污染物的吸收率是一樣的。

3 監測因子的提出

在對模型求解之前，需要對垃圾焚燒廠煙氣當中所產生的各種化學物質依據其對受體的負面健康影響進行一個定量評價。從而篩選出垃圾焚燒廠設施的有代表性的污染物。

考慮到垃圾焚燒廠的特殊性，其環境空氣監測因子除了常規污染物HCL、SO2、NOx、以及TSP外，還需監測汞、鉛、二惡英等特殊污染物。

4 暴露點濃度計算

AERMOD模型綜合考慮了垃圾焚燒廠周邊的大氣、風力風向、地形、建筑物等因素，引入了行星邊界層等新的大氣邊界層和大氣擴散理論，并采用高斯擴散公式。因此，AERMOD模型可用于多種排放源（包括點源、面源和體源）的排放，它也可用于對鄉村環境和城市環境、平坦地形和復雜地形、地面源和高架源等多種排放擴散情形的模擬。

AERMOD模型在不同條件下的擴散公式（考慮地形影響）如下：

5 健康風險評估

5.1 污染物通過呼吸作用進入人體的量

對于位于垃圾焚燒廠影響范圍內某一區域里的居民，其受垃圾焚燒廠所產生的有害物質影響程度可通過計算污染物通過呼吸作用進入人體的量來定量給出。

其計算公式如下：

5.2 風險表征

風險表征主要包括致癌風險和非致癌風險：

A. 致癌風險

B. 非致癌風險

將所有的致癌物和非致癌物的風險分別相加，從而就得到了最終的致癌風險和非致癌風險。通過計算垃圾焚燒廠影響范圍區域內的這兩個指標，可以對居民受垃圾焚燒廠污染物危害程度進行一個評估。

C. 綜合風險

根據美國環境保護局IRIS（綜合風險信息系統）給出的計算方法，將所有的致癌物和非致癌物的風險分別相加 ， 從而得到最終的綜合致癌風險和綜合非致癌風險。

R*為綜合致癌風險

（為二英、等的致癌風險）

H*綜合非致癌風險。

（為二英非致癌風險，為為非致癌風險）

6 結束語

垃圾焚燒廠在中國迅速發展起來，但是缺少從周邊環境視角出發的動態監控，因而難以形成為民眾所信服的全方位垃圾焚燒廠環境監控體系。使用AERMOD模型可以很好地預測出垃圾焚燒廠周圍的污染風險，有很高的應用推廣價值。于此同時，建立科學合理的污染評估模型，對垃圾焚燒廠的建設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并在建立科學的補償體系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劉華峰.于可利.李金惠.聶永豐.危險廢物焚燒設施的環境風險評價.環境科學研究.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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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趙宏偉.鐘秀萍.劉陽生深圳市清水河垃圾焚燒廠汞污染特征的研究.環境科學.2009

篇6

按照當前的技術,回收一噸廢紙可再造出800kg好紙,可以挽救17棵大樹,節省3m3的垃圾填埋場空間,少用純堿240kg,降低造紙污染排放75%,節約造紙能源消耗40%至50%。回收1噸廢鋼鐵可煉鋼0.9kg,節約成本47%,減少空氣污染75%,減少97%的污染;剩菜剩飯、骨頭、菜根菜葉等,只要經過生物技術就地處理堆肥,每噸可以生產0.3噸有機肥料。

今年3月1日開始,杭州市8個小區成為杭州市垃圾分類第一批試行小區,今年年底前,杭州市將有40%的生活小區實行垃圾分類。生活垃圾將分為可回收物、廚房垃圾、其他垃圾和有害垃圾四類。

垃圾分類, 對廣大市民來說,并不是一個新名詞。2000年,杭州就成為全國第一批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但結果是十年難磨一劍。現在,杭州再次轟轟烈烈實行生活垃圾分類,人們不禁要問,這次能走多遠?

垃圾分類為什么“退出江湖”

1990年代中期,國內一些城市開始倡導垃圾分類收集處理。馬路邊、社區里常能見到顏色各異的垃圾箱。

垃圾分類就是在源頭將垃圾分類投放,并通過分類的清運和回收使之重新變成資源。垃圾分類后被送到工廠,既省下了土地,又避免了填埋或焚燒所產生的污染,還可變廢為寶。

然而,這樣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卻始終在國內邁不開步子,不少分類垃圾桶實際上早就形同虛設,原因在哪里?記者日前走訪了部分社區和居民,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部門管理不到位;市民環保意識低,對垃圾分類的認識不強;丟垃圾時圖方便,怕麻煩;不知道垃圾該如何分類;分類垃圾箱少等。

垃圾分類,城市一道難言的傷痛

每天的生活垃圾,我們往往都會把它放進垃圾袋,然后隨手扔進小區垃圾收集點,至于這些垃圾最后都運到了哪里,如何處理,很少有人會去考慮。

按照現在世界人口估算,每人每年產生300kg垃圾,60年的垃圾總量如果全部堆放在赤道圈上,可堆成高5 ~ 10m、寬1km的巨大垃圾墻。這就等于把整個地殼的巖石圈和水圈外又鑲上了一個垃圾圈,它已經開始圍困著全球的陸地和海洋,污染著全球環境。

美國科學家預測,地球正處于第六次物種大滅絕的中期,與人類自身造成的環境污染密切相關。

我國是世界上垃圾包袱最重的國家,目前,全國城市生活垃圾累積堆存量已達70億噸,占地約80多萬畝,近年來又以平均每年4.8%的速度持續增長。全國600多座城市,已有三分之二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的包圍之中,且有四分之一的城市已沒有合適場所堆放垃圾。

顯而易見,城市垃圾處理的能力并沒有跟上垃圾增長的速度。以北京為例,現有生活垃圾處理場地490處,其中大型垃圾衛生填埋場4座,中型垃圾衛生填埋場3座。累計填埋量3206萬噸,總占地面積10km2,已經接近飽和。

處理垃圾付出的代價

目前,衛生填埋、堆肥和焚燒是國際上通用的三種垃圾無害化處理方法。其中,衛生填埋是垃圾經過焚燒或者堆肥處理工藝、實現垃圾利用最大價值后,剩余殘留物的最終處理方法。

建造垃圾填埋場的費用較為高昂。據估算,建造一個日處理垃圾200噸的衛生填埋場,需要資金2億元。一個日處理垃圾500噸的垃圾焚燒場需要5億至6億元。1995年以來,國家花費了300多億元用于清運和處理這些垃圾。北京市日產生活垃圾總量達近2萬噸。每運一噸垃圾,從垃圾中轉站到垃圾堆放場至少得花100多元人民幣。一年光運這些垃圾就得耗去6億多元,其中還不包括垃圾無害化處理的費用(每噸100元左右)。

面對圍城垃圾這枚巨型“炸彈”,許多城市又從填埋變成了焚燒。已經擁有焚燒爐的城市包括哈爾濱、大連、天津、北京、上海、深圳、寧波、溫州、武漢、重慶、廣州、太原……這個名單還在不斷增加中。與此同時,與垃圾焚燒有關的爭議也日趨白熱化。

中國科學院環境科學研究所專家趙章元認為:“焚燒不是一種最好的、科學的垃圾處理方法。污染不可避免,其中二惡英是誰都不敢否認的一級致癌物,而且累積效應是十分可怕的。”

面對垃圾焚燒廠在中國迅猛發展的勢頭,美國環境健康基金全球化學安全項目總監約瑟夫?迪岡提出忠告,對于很多發展中國家,最好不要買那些昂貴的機器,因為如果垃圾中大部分都是廚房垃圾,紙張,塑料(可以回收利用)。

一位環保組織的工作人員表示,無論填埋還是焚燒,都不能真正解決城市垃圾問題。真正的解決,一定要重視源頭消減。包括凈菜進城,限制消費性包裝,循環利用包裝物,建立完善廢品回收系統,鼓勵生產環節節省資源和循環利用資源,垃圾分類收集,垃圾計量收費,對垃圾排放大戶實施懲罰性收費,對電池、燈管和包裝等生產企業征收處理費等。

垃圾分類在國外

在一些特別注重環保的國家里,處理垃圾最有技術含量的環節是垃圾分類,垃圾分類甚至被看作是一個外國人是否融入該國的標志。

日本:扔垃圾分日子

日本有家用分類垃圾箱,同時,扔垃圾還要分日子,每戶都有統一發的表格,寫著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玻璃、罐頭、電池等10余種。如可燃垃圾(包括果皮、菜渣等)是每周一、三、五扔;每周二可扔舊報紙;每月第四個周一可扔不可燃垃圾,如電池等。日本垃圾袋是半透明的,所以扔了什么垃圾一目了然。

英國:3個垃圾箱

每個英國家庭都有3個垃圾箱,黑色垃圾箱裝普通生活垃圾;綠色垃圾箱裝花園及廚房的垃圾;黑色小箱子裝玻璃瓶、易拉罐等可回收物。3輛不同的垃圾車每周一次將其運走。普通生活垃圾主要是填埋,花園及廚房的垃圾用作堆肥;垃圾回收中心則回收42種垃圾,如眼鏡、家具等。

瑞典:垃圾能換錢

瑞典的許多超級市場都設有易拉罐和玻璃瓶自動回收機,顧客喝完飲料將易拉罐和玻璃瓶投入其中,機器便會吐出收據,顧客憑收據可以領取一小筆錢。瑞典的清掃公司給每戶居民4種纖維袋,分別盛放可以再利用的廢紙、廢金屬、廢玻璃瓶和廢纖維。清掃公司利用特制的廢棄物回收車每月登門收集一次,對其他垃圾則是每周一次。此外在公寓、旅館等公共住宅區設有專門的收集裝置。

德國:出臺《垃圾處理法》

德國從1972年就出臺第一部《垃圾處理法》,規定垃圾分類、減量以減少填埋等,規范有毒有害物質的處理行為,有機物禁止填埋、禁止焚燒。按照規劃,到2020年,實現所有城市垃圾不填埋、不焚燒的目標,全部再利用。

美國:根據所倒垃圾數量進行收費

美國最直接的刺激措施是根據所倒垃圾數量對人們進行收費。一些州對飲料瓶罐采用了垃圾處理預交金制,此法可使垃圾在重量上減少10% ~ 20%,在體積上減少40% ~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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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垃圾焚燒；高斯擴散模型；博弈論；經濟補償

1 問題重述

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對資源的過度消耗，"垃圾圍城"已經成為了一個世界性難題，在今天的中國該問題顯得尤為的突出，根據調查，2012年全國城市生活垃圾清運量達到1.71億噸，比2010年增長了1300萬噸。數據顯示，目前全國三分之二以上的城市面臨"垃圾圍城"問題，垃圾堆放累計侵占土地75萬畝。因此，垃圾焚燒正逐步成為中國垃圾處理的主要手段之一。城市垃圾經過分類處理，剔除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后將剩余垃圾在焚燒爐中焚燒處理，既可避免垃圾填埋侵占大量的土地，又可利用垃圾焚燒產生的能量進行發電等獲得可觀的經濟效益。然而，由于政府監管不力、投資者目光短淺等多方面的原因，致使前些年各地建設的垃圾焚燒電廠在運營中出現了環境污染問題，這會使周邊環境遭到極大的破壞，周邊居民的生活受到影響，所以我們必須根據這種情況進行建立補償方案。

2 非重氣云擴散的數學模型

根據氣云密度與空氣密度的相對大小，將氣云分為重氣云、中性氣云和輕氣云3類。輕氣云和中性氣云統稱為非重氣云。焚燒廠產生的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等污染氣體就屬于非重氣云，其排放過程分為瞬時排放和連續排放兩種類型。瞬時排放可以采用高斯煙團模型模擬，取排放源為坐標原點，x軸指向風向，y軸表示在水平面內與風向垂直的方向，z軸則指向與水平面垂直的方向則有：

（1）

式中：分別表示用濃度偏差表示的x、y和z軸上的擴散系數， 需根據大氣穩定度選擇參數計算得到。表示排放源的高度（m）， 表示平均風速（）。

連續排放采用高斯煙羽模型模擬， 同樣在上述坐標系中， 其表達式為：

（2）

式中： 和的意義同式（1）；表示排放高度的平均風速（）；表示排放源的強度（）。

3 經濟補償博弈模型

垃圾焚燒廠的大量未經處理的廢氣直接進入空氣，這就是中國空氣受到污染的重要原因。究其根源，一方面排污企業常常不需要承擔污染責任，也就是污染收益大于污染成本；另一方面受到污染外部性損害的居民往往處于弱勢，無法與這些企業抗爭，從而使排污企業得不到有效的監督。因此政府部門如何監管才能更有效的使周邊居民得到滿意？如何才能實現環境保護達到最優？本文試著從博弈論的角度分析政府部門和周邊居民之間的互動，建立博弈模型，討論二者的策略選擇，并且給出一些政策建議。

經濟補償博弈基本模型實際上是政府和周邊居民的博弈，因此，博弈的參與人有兩個，分別是政府和周邊居民，周邊居民對賠償的策略有接受和不接受兩種，而政府對居民的策略給予賠償和不給予賠償兩種。這里我們給出問題的假設：

1） 居民不會因政府隨意給多少補償就會接受，即居民有自己的價值判斷和經濟賠償要求；

2） 焚燒爐排污對焚燒廠本身來講不存在成本；

3） 建立該垃圾焚燒廠所帶來的社會總經濟效益為1；

4） 補償方案提議補償給居民經濟利益，政府獲得經濟效益為，如果該補償方案得到通過，則政府和居民分別所得為，，否則為：。

博弈雙方的收益矩陣可用如下表格表示：

由于不會政府給多少補償金居民都會接受，所以在最保守的情況下，下面等式必須成立：因此得到，。

只有滿足這樣的條件，居民才會接受。這與現實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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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垃圾發電 產業現狀 障礙 對策

作為人類影響環境的產物，垃圾既是一種污染源，也是一種社會財富。“垃圾發電”是將垃圾通過特殊工藝處理，實現綜合利用，其特點是減量性好，無害化程度高，防污染徹底且有一定的經濟回報。研究發現，2噸垃圾燃燒所產生的熱量，相當于1噸煤燃燒的能量，可通過發電機組轉化為電能。有專家預測，21世紀垃圾發電將成為與太陽能發電、風力發電并駕齊驅的無公害新能源。

一、我國目前垃圾發電現狀

我國自1985年在深圳建立垃圾焚燒發電廠以來，先后在珠海、杭州、上海、紹興等15個城市建成了20座垃圾焚燒發電廠并投入運行，而每天焚燒1000噸垃圾發電規劃的城市就有數十座之多，據統計我國目前我國建成、在建和正在報批的垃圾發電廠已有140多座。

1、深圳。深圳市市政環衛綜合處理廠是我國第一座現代化垃圾電廠。該廠于1984年開始籌建，1988年投運，一期工程建有兩臺進口傾斜反推往復式爐排垃圾焚燒鍋爐，5OOkW發電機一臺，處理垃圾能力2x150t/d。二期工程擴建第三臺垃圾焚燒鍋爐，新加一臺4000kW發電機組，垃圾處理能力增為3x150t/d，年發電量0.227億kWh。隨后又投資0.9億元建成龍崗區中心城環衛綜合處理廠，日處理垃圾600噸，裝機1.2萬kW。其后深圳又投資4億元，建設容量更大，工藝更先進的老虎坑垃圾焚燒發電廠，一期工程日處理垃圾600噸。深圳市南山垃圾發電廠日處理生活垃圾800噸，年發電量0.9億kWh。

2、北京。北京朝陽綠色環保電站是我國目前最大的垃圾發電廠。該廠于2002年底建成，總投資6.8億元，安裝兩臺進口爐排爐，1臺2.5萬kW發電機，每天焚燒垃圾1300噸，年發電1.36億kWh。二期于2005年底建成。增添了300t/d處理能力，安裝了2.2萬kW發電機，年發電量增至2.25億kWh，。此外，北京規劃建再4座垃圾發電廠，均采用國外設備，約投資20億元。

3、上海。上海浦東御橋垃圾發電廠是國內第一座日處理千噸以上的大型現代化生活垃圾發電廠，總投資6．7億元，擁有3套350t焚燒處理爐，選用法國進口傾斜往復階梯爐排，配兩套8500kW發電機，每天可處理120－150萬立方城市居民產生的生活垃圾，每年可上網售電1.1億kWh。根據上海市規劃，今后擬建11座垃圾電廠。

二、行業發展面臨的障礙

1、垃圾發電成本難越。垃圾發電的收入主要來源于賣電收入和政府返還的垃圾處理費，而垃圾發電的成本主要來自垃圾處理成本和發電運行成本。目前我國許多垃圾焚燒電廠面臨收不到垃圾處理費和上網電價偏低的雙重壓力。而且我國各地的垃圾處理費標準不一致，據了解，上海發電垃圾處理費是240元/噸，江蘇在100元/噸以內，濟南則是78元/噸，各地垃圾處理費標準的不統一使得垃圾發電市場上出現了魚龍混雜的情況。不單如此，許多城市居民的垃圾處理費還收不上來。此外，由于我國垃圾沒有實現分類收集，大多數生活垃圾熱值低，垃圾焚燒時需添加大量燃料助燃，使垃圾處理和發電成本大幅提高，投資積極性受到影響。在上網電價上，相對于發達國家，我國上網電價不但偏低，而且各地標準還不一致，越往北越低，深圳是0.7元/度左右，江蘇為0.527元/度，山東僅為0.39元/度。垃圾處理費和上網電價偏低的雙重壓力，使得國內目前建成的垃圾發電企業，許多都陷入了成本與補貼之困，經濟效益普遍不好。

2、垃圾發電急需優惠政策。垃圾發電行業在國外許多發達國家迅猛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政府不斷加大政策扶持和補貼力度。這是因為，垃圾處理和垃圾焚燒發電，所追究的是環境和社會兩個效益，屬于社會公益事業，是政府政務的一部分。在這樣的理念下，這些國家的垃圾發電都有政府在支持，企業的經濟風險很小。而在我國不少地方，雖然提倡垃圾發電產業，規定支持環保企業，實際上卻沒有實施細則，缺乏足夠的政策保障，僅有的一些補貼優惠政策，也難以落到實處，稅務總局的減免稅名錄也沒收入垃圾發電企業，垃圾發電廠要交納各種稅負，負擔較重，這是我國發展垃圾發電產業近20年難以迅猛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3、 垃圾發電技術尚待突破。垃圾焚燒發電會產生一個副產品二惡英，它被世界衛生組織稱作“最毒的致癌物質”，對人類健康危害極大。目前國內大部分垃圾焚燒電廠根本無力處理，環保部門的軟硬件條件也不夠，監測無法到位，有些垃圾發電廠甚至根本就不進行檢測。還有設備裝備問題，國內裝備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較大，焚燒裝置的核心設備需要從國外進口，尤其是大容量設備的國產化率很低，造成了運營成本據高不下，加大了垃圾發電廠的負擔。

三、今后發展對策

1、垃圾發電不宜片面追求產業化。垃圾發電的根本目的是綜合處理垃圾和防止一次污染。垃圾減容和轉換為能源是垃圾焚燒發電的突出優點，但這并不是這項工作的重點。如果垃圾發電片面追求產業化和經濟效益，不僅會造成一次污染，還將嚴重影響垃圾處理產業化的發展。我國垃圾發電目前執行的是1999年出臺的城市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這個標準大約相當于發達國家上世紀70年代的污染控制水平。盡管如此，我國現有的垃圾焚燒廠大多數都達不到這個標準的要求。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沒有一定的資金和技術支持，就盲目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片面追求高經濟效益，必然會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因此，各地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一定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慎而為之，防止小火電項目借機上馬。

2、完善垃圾發電相應法律政策。各發達國家都針對各自的垃圾發電制定了相應的優惠政策，可以說，在世界范圍內，沒有優惠政策和各種補貼，垃圾發電難以產業化。沒有政策來“發酵”，垃圾不可能產生“蝶變”。我國應盡快完善與垃圾電站相關的法律、法規以及與之相關的設計、制造的規程、規范。只有明確了垃圾分類回收的辦法并實施，才能為垃圾的無害化處理創造良好的條件。只有明確了相應的設計、制造的規范、標準和各種投資、稅收、補貼等政策，垃圾發電才能走上規范化軌道，為國內外資本追逐的“黃金”，而不是賠錢的“包袱”，相關的設備制造業也才能跟進，從而推動整個行業有序、健康發展。

3、中國垃圾處理技術要有全新突破。我國垃圾焚燒發電目前執行的排污標準同國外發達國家污染控制水平相比較低，隨著環境要求的日益提高，對清潔焚燒工藝必然會有更高的要求。因此，我國要發展垃圾焚燒發電業，必須加大適合國情的技術設備的研究開發力度，盡快提高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水平，使垃圾焚燒真正無害化。目前國內一些高等院校(如北大、清華、浙大)、科研機構(如中科院)、環保企業已經對垃圾焚燒處理技術進行了研究開發，取得了一定成果，有的已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

【參考文獻】

[1] 杜軍、王懷彬、金霄：城市垃圾焚燒發電現狀概述.節能技術，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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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垃圾發電 產業存在的問題 對策

中圖分類號：F29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06-067-02

一、城市垃圾發電問題的提出

目前，中國有660多個大中型城市，因人口集中，經濟相對發達，資源能源消耗量高，城市的垃圾污染問題比較嚴重。據統計，目前我國城市年產垃圾已逼近1.4億噸，且每年還在以8%～10％的速度在遞增。大量的垃圾不僅占用土地、影響生態環境、污染空氣，其中的有害物質還會危害到人類的健康。我國已成為世界上垃圾包袱最重的國家，城市垃圾的無害化、減容化和資源化處理已迫在眉睫。

面對垃圾泛濫的現狀，世界各國的視線已不再僅僅停留在如何控制和銷毀垃圾這一老問題上，而是采取積極的態度和有力的措施，著手科學地處理、利用垃圾。作為人類影響環境的產物，從生態環境角度看，垃圾固然是一種污染源，從資源角度看，它卻是地球上唯一在增長的資源、一種潛在的資源。將垃圾列為維持經濟持續發展的“第二資源”，向垃圾要資源、要能源、要效益，垃圾發電問題由此應運而生。

垃圾發電是將垃圾通過特殊工藝處理，實現綜合利用，其特點是減量性好，無害化程度高，防污染徹底且有一定的經濟回報。研究發現，對于高熱值的垃圾，焚燒2噸產生熱量即相當于1噸煤；對于熱值較低的垃圾，焚燒5~6噸產生熱量相當于1噸煤。我國的人口基數較大，每年垃圾產生量居于世界首位，若將所有垃圾變廢為寶，資源化利用，每年將能夠有效節約煤炭資源3000萬噸左右。有專家預測，21世紀垃圾發電將成為與太陽能發電、風力發電并駕齊驅的無公害新能源。

二、我國城市垃圾發電產業存在的問題

1.垃圾發電產業的政策扶持有待完善。目前，垃圾處理產業的法制化、規范化還處于一個緩慢的上升階段。國家的鼓勵政策在不少地方尚未得到有效落實，企業對項目投資存在很大風險。國家對垃圾發電的產業政策，從定位上要將它確定為一個新能源產業，一個環保產業，一個要重點扶持的產業，而且要產業化，其內容廣泛涉及垃圾焚燒處理技術，環保排放標準，鼓勵和扶持垃圾焚燒發電等各個方面。不僅要有相對的完整性，而且政策規定越來越具體、越來越全面、越來越容易實施。

垃圾發電行業在國外許多發達國家迅猛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政府不斷加大政策扶持和補貼力度。這是因為，垃圾處理和垃圾焚燒發電，所追求的是環境和社會兩個效益，屬于社會公益事業，是政府政務的一部分。在這樣的理念下，這些國家的垃圾發電都有政府在支持，企業的經濟風險很小。而在我國不少地方，雖然提倡垃圾發電產業，規定支持環保企業，實際上卻沒有實施細則，缺乏足夠的政策保障，僅有的一些補貼優惠政策，也難以落到實處，稅務部門的減免稅名錄也沒收入垃圾發電企業，垃圾發電廠要交納各種稅負，負擔較重，這是我國發展垃圾發電產業近20年難以迅猛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2.垃圾發電產業急需按市場化來運作，利用經濟杠桿來鼓勵、保護。垃圾發電具有較高的行業壁壘，迫切需要按市場化運作的規律，利用經濟杠桿來鼓勵、保護項目企業的合法權益，允許和鼓勵各類企業參與競爭，以公開、公平、公正為原則，通過招標將垃圾焚燒發電廠的建設和運行管理權交給符合條件、有信譽、有保證的企業來建設和運行管理。而目前的現狀是較早進入市場的企業擁有明顯的提前行動優勢，易于獲取政府的信任。而新加入的企業由于沒有可供推介的業績，在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克服這一劣勢則至少需兩年以上的時間。由于垃圾處理行業具有特許專營的性質，一般一個城市除非垃圾產量大大超出原有垃圾處理廠的處理能力，否則不可能建設另一座處理廠以處理增量垃圾。并且如果原有處理廠符合合同規定的排放標準，原來的項目公司即享有建設新電廠的優先權。因此，取得一個城市的垃圾處理特許經營權，意味著將可以長期壟斷該城市的垃圾處理服務。因此，提高垃圾焚燒發電市場占有率依然任重而道遠。

3.垃圾發電技術尚待突破。目前，在國內垃圾發電項目的推進過程中，垃圾發電技術相對落后，在設備制造、工藝流程、安裝調試、運行管理的各個層面提供的技術標準和專業規范有待完善，迫切需要推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關鍵技術的研發。

同時垃圾焚燒發電會產生一個副產品二惡英，它被世界衛生組織稱作“最毒的致癌物質”，對人類健康危害極大。對燃燒造成環境污染的憂慮并非沒有依據。以前人們不注意這些問題，多年來，在日本、美國和歐洲，垃圾焚化是否造成污染一直是個謎。如今在美國，垃圾焚化爐是水銀污染的第二大罪魁禍首。對焚化爐持不同意見的人士認為：垃圾焚化并沒有使污染物徹底消失，而是轉移到灰燼中或是排放到空氣里，這有可能導致環境災難，如排到空氣中的有害塵粒和酸性氣體、氮氧化物、二氧化物。垃圾中含有的鉛、鎘和汞等重金屬也不能被徹底分解，而是殘留在灰燼中。有“焚化爐王國”之稱的日本，密密麻麻布滿了3000多個焚化爐，二氧化物的污染已經波及到了土壤、植物和魚類。含氯的包裝物（如塑料）焚化后會產生致癌物，這種物質還可以破壞用以調節生理機能的荷爾蒙。二氧化物會在動物或魚類的脂肪組織中積聚，最終還將通過日常食物的方式轉移到人體中。目前國內有些垃圾焚燒電廠還無力處理二惡英問題，環保部門的軟硬件條件也不夠，監測無法到位。

4.垃圾發電缺少產業的中近期、中遠期發展規劃。我國在垃圾焚燒發電廠的建設和管理方面缺乏經驗，許多城市在籌建垃圾焚燒發電廠時，并沒有制定具有前瞻性的統一規劃布局政策，也缺乏有力的行業扶持政策，各行政區可以自行規劃和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其投資主體、籌資方式、工藝技術選擇和建設標準尚未建立，加上布局的不合理，給項目的后續經營管理和技術選型等都帶來諸多問題，不利于形成規模化產業。

三、今后發展對策

1.健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體系。垃圾發電需要“口糧”保障，政府和垃圾發電企業都有責任引導城市生活垃圾的分類收集，垃圾供應的質量和數量直接影響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的運營。城市垃圾是混合體，其組分熱分解溫度不同，形狀也不同，操作控制困難，不同季節的垃圾其成分、水分經常變化，焚燒產生的熱值也不穩定。發達國家居民把垃圾分四類采集：可燃、不可燃、玻璃、塑料，燃燒垃圾屬第一類和第四類，據悉，這一簡單分類的結果，垃圾熱值可提高30％以上，相應垃圾電廠的運行成本可降低25％。我國城市垃圾中，除了可回收的廢紙、廢塑料、廢瓶、廢缸外，剩下的廚房食品殘物、菜瓜皮、塑料包裝袋、草木、裝修廢料等廢物，其總的熱值較低，在焚燒爐中還要另加燃油來助燃。一些有關人士認為，建立與當前經濟相適應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體系，實現從垃圾收集、垃圾運輸到垃圾處置全過程的管理體制改革和運作機制創新，是解決我國城市生活垃圾并使垃圾發電產業健康發展的根本途徑。

2.制定垃圾發電的技術標準和專業規范。加快制定垃圾發電的技術標準和專業規范，在設備制造、工藝流程、安裝調試、運行管理的各個層面提供明確的技術標準和專業規范，推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關鍵技術的研發。

目前，在國內垃圾發電項目的推進過程中，國外的垃圾發電技術比較成熟，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迫于環境的壓力，雖然項目投資大，但更傾向于全面引進國外廠家的技術和設備。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城市生活垃圾成分雜，往往混雜了大量塵土和磚頭瓦塊等建筑垃圾；水分重，部分城市生活垃圾平均含水率50%～55%；熱值低，每公斤熱值只有750到1100大卡，這種差異使在國外運行良好的進口焚燒設備在國內卻難以“進入狀態”，為了提高燃燒效率和熱效率，不少垃圾發電廠只好加油助燃，使運行成本直線上升。據專家介紹：目前垃圾焚燒主要有爐排爐、循環流化床和回轉爐三種技術，國內目前已經投入運行或在建的很多城市垃圾發電廠，采用的大多是國外引進的爐排爐技術，而清華和浙大則主要以研究循環流化床技術見長。因此，目前興建的垃圾發電廠，大多采用進口部分國外關鍵設備和部分國內設備的方式來降低投資成本；同時，在工藝流程上采用部分人工分撿、循環流化床低溫燃燒等技術提高焚燒效率，彌補了國內垃圾熱值不高的缺陷，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垃圾焚燒發電技術，在國內的垃圾發電市場競爭中具有一定的本土優勢。

當前技術發展的重點，是要加大對現有本土垃圾焚燒發電技術和國產設備的鑒定總結和推廣使用，尤其是那些國內現有的已經經過實踐證明是成功的垃圾焚燒發電技術和國產設備，應及時地、系統地拿出權威性評審意見，盡快使之標準化。

3.完善垃圾發電相應優惠政策及法律法規。各發達國家都針對各自的垃圾發電制定了相應的優惠政策，可以說，在世界范圍內，沒有優惠政策和各種補貼，垃圾發電難以產業化。沒有政策來“發酵”，垃圾不可能產生“蝶變”。應盡快完善與垃圾電站相關的法律、法規以及與之相關的設計、制造的規程、規范。只有明確了垃圾分類回收的辦法并實施，才能為垃圾的無害化處理創造良好的條件。只有明確了相應的設計、制造的規范、標準和各種投資、稅收、補貼等政策，垃圾發電才能走上規范化軌道，相關的設備制造業也才能跟進，從而推動整個行業有序、健康發展。

補貼金額少是目前垃圾焚燒發電企業面臨的普遍困難。雖然國家給出電價上浮的政策來支持社會資金投資該行業，但垃圾處理費的補貼較低，這給垃圾發電行業帶來負面影響，使準備涉足該行業的投資人不敢進入，已經進入的投資人則生存困難。如果補貼不能彌補企業成本的話，勢必將對企業的積極性產生影響，企業就會出現“偷工減料”、以煤充垃圾的問題。

4.加強政府監管，提高垃圾發電企業的公信力。公眾對垃圾發電信任缺失，不斷引發對垃圾發電項目爭議，這一方面和群眾健康和環境意識不斷提高有關，另一方面也和政府監管不到位有關。目前監管不到位是造成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在我國，涉及垃圾處理的主管部門有4~5家。其中焚燒發電屬于新能源，歸發改委主管；而從行業主管部門來說，則是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處理設施的建設需要用地，不能侵占基本農田和土地，涉及國土資源部；從環保排放角度看，則是環境保護部；如果是其他垃圾處理方式，如生物堆肥處理，還涉及農業部門。部門眾多，協調效果還未實現統一。在不少城市，垃圾并沒有做到“無害化”處理；收集無序或是生活垃圾隨意堆放隨處可見。

加強政府的監管職能，就是要按照垃圾焚燒有關技術參數和污染物排放控制標準實施行業監管，政府對企業污染物排放的環保指標要不斷與國際接軌，以環境效益、社會效益為垃圾發電產業的發展方向。

在垃圾發電行業的發展中，二惡英污染防治是一個關鍵問題。事實上，許多垃圾發電企業的這一排放指標甚至低于歐洲標準，亟需政府制定法律法規加強監管。我國工信部等九部委曾聯合的《關于加強二惡英污染防治的指導意見》明確規定，對現有的二惡英產生源要采取積極的污染防治措施，當前要重點抓好廢棄物焚燒等重點行業二惡英污染防治工作。這一指導意見的出臺，對于垃圾發電行業的發展又是一項利好消息。污染防治的加強并非對行業發展的限制，而是對行業發展的規范，反而能促進行業健康地快速成長。

筆者認為，垃圾處理相關產業的投資在“十二五”期間將快速提升，同時惠及垃圾發電業。“十一五”期間，我國垃圾等固體廢棄物處理產業投資約為2100億元，“十二五”期間，這一數值有望達到8000億元，4倍的投資增長將刺激垃圾處理產業在“十二五”期間高速增長，保持30%以上的復合增長率。垃圾發電作為垃圾處理和資源化的主要方式，其產業也將隨之進入高速增長期。

參考文獻：

1.杜軍，王懷彬，金霄.城市垃圾焚燒發電現狀概述.節能技術，2003（5）

2.彭述剛.城市垃圾收集與處理的國外經驗及啟示.現代城市研究,1999(04)

篇10

最近一段時間，以廣州番禹區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停建風波為起點，群眾反垃圾焚燒抗議活動似乎有“遍地開花”之勢。以環境污染和擔憂健康為由，北京、廣東、江蘇、上海等地先后發生了多起類似。

垃圾焚燒發電產業的形象已經跌入谷底，新建和在建的垃圾焚燒項目或將會遭遇更大的阻力。而城市垃圾卻不會因此停止增長的步伐，垃圾圍城仍在加速。

據記者了解，目前北京共有13個垃圾處理系統，現有生活垃圾處理設施16處，日產垃圾量為1.84萬噸，現有的垃圾處理設施日處理能力僅為1.04萬噸，垃圾處理設施全部超負荷運行，超負荷率達到67％。

當前對于城市垃圾有三種技術較可靠的處理方式，即衛生填埋、焚燒發電和堆肥。在北京市處理的生活垃圾中，填埋、堆肥、焚燒的比例為90：8：2。最多再過四五年，垃圾填埋場將不堪負荷，垃圾將無處可埋。

2009年9月1日，北京市政府出臺的《北京市關于全面推進生活垃圾處理工作的意見》中，要求為滿足今后50年發展的需要，結臺北京生活垃圾產生量的預測和垃圾成份的特點，在北京東南西北四方位選址規劃4個大型生活垃圾綜合利用循環經濟園區，預留用地，擇機建設。此外，意見還明確提出了要“加強建設生活垃圾焚燒廠，到2012年全市垃圾焚燒比例達20％，2015年達到40％。”

垃圾焚燒發電-――這可能是北京在垃圾圍城局面下一個無奈的選擇。

但垃圾焚燒發電更面臨著“繁榮的魔咒”：在很多市民看來，一座新的垃圾焚燒發電廠建成，或許會導致若干生命的消逝和一個城市社區的蕭條。

顯然，垃圾焚燒發電被套上了追魂索：上馬項目越多，遭遇的阻力越大。人們需要對垃圾焚燒做出理性判斷，盡快確定一條垃圾減量化的有效路徑，以解城市垃圾之困。

焚燒增加還是減少二英?

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聶永豐最近麻煩纏身――因為主張用焚燒解決垃圾問題，聶永豐被人冠之以“因為密切的利益關系而為垃圾焚燒搖旗吶喊”，更為糟糕的是，他甚至接到恐嚇電話。

與聶永豐同為“主燒派”的另幾位專家也為此苦惱不堪。他們的煩惱緣于前段時間席卷全國的垃圾焚燒民意危機。北京市規劃的5個垃圾焚燒發電項目至今都未能開工建設，而居民的反焚燒也由單純的反對選址演化為反對焚燒路線，但由于其關鍵元素“二英”無法在線監測，使得焚燒項目推動者和反對者呈膠著狀態。可以肯定的是，這場波及全國的“反燒”浪潮越來越接近日本、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曾經經歷過的反燒浪潮。

二英，這些被稱為世紀之毒，被定性為一級致癌物的化合物群體也在短短數年之間迅速成名，同時也與垃圾焚燒項目緊緊聯系在一起。在“反燒派”專家的質疑里，二英是首當其沖的罪魁禍首，比如他們提出公眾關注的焦點――垃圾焚燒所排放的二英“致癌”問題。

在這次質疑的浪潮中，被輿論稱為“反燒派”領軍人物的中科院環科所退休專家趙章元，又一次被推上了風口浪尖：至今網上仍有很多深受垃圾之害的居民在論壇里積極聯系趙章元。這些市民眼里趙章元的威望很高，他代表的是深受垃圾苦楚的那部分百姓。

新聞媒體關于此爭論連篇累犢的報道也起到了推波逐浪的作用，比如一些媒體報道，世界發達國家出現了垃圾焚燒爐數量減少的趨勢(全世界擁有垃圾焚燒爐數量最多的日本也從高峰期的6000余座下降到1280座)，由此推斷出美歐日等國近年來興起了“禁燒風”，以此說明垃圾焚燒排放的二英問題在發達國家中亦不能徹底解決。

“垃圾焚燒不是產生二英的唯一途徑，甚至不是主要途徑；相反，填埋和堆肥所產生的二英是焚燒的幾千倍，對人體危害更大，為什么要選擇危害更大的方式呢?”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程師徐海云對記者解釋，無論是先前北京六里屯還是廣州番禺垃圾發電項目遇阻事件，很大因素是先前此地為比較大的垃圾填埋場，對當地民眾的身體健康已造成影響，居民對建設垃圾電廠存在心理障礙。比如記者在調查中就了解到，很多居民反對六里屯垃圾焚燒廠，很重要程度上是在擔心一直不能消散的臭味和建設后的焚燒廠將污染北京飲用水和周邊環境。

從2000年就提出“堅定不移、排除干擾、發展生活垃圾焚燒處理”的徐海云也是堅定的“主燒派”，“中國就是發展晚了，所以才會產生這么多矛盾。”他告訴記者，我們忽略了大量生活垃圾露天焚燒和填埋場自燃向大氣中排放的二英。國外研究表明，1噸垃圾露天垃圾焚燒或在填埋場自燃排放的二英，是同樣垃圾經過現代化垃圾焚燒排放二英的幾千倍。比如日本，垃圾焚燒完后，排放到空氣中的二英僅為1％，飛灰中剩余30％左右，二英含量較焚燒前大大減少。

德國研究表明，當垃圾被運往焚燒廠時，二英含量每公斤就已達50納克。生活垃圾經過焚燒后，空氣中二英排放量只相當于原有含量的1％，向環境中所有介質排放量為17.63納克，相當于原有含量的35.3％。這也說明經過垃圾焚燒，垃圾中原有二英的64.7％得到分解，因此，通過垃圾焚燒處理，環境中的二英凈含量是大大下降的。因此，無論是德國、日本還是美國的環境當局，近幾年都公開宣布，現代化的生活垃圾焚燒廠污染排放已經很低，已經不是二英的主要排放源。

“垃圾焚燒中只要保持800℃以上的高溫，穩定燃燒，二英的總排放就會顯著減少。”徐海云告訴記者，發展現代化的垃圾焚燒，實際是削減二英排放的措施，目前反而被說成是“罪魁禍首”。“美國一年要燒3000多噸垃圾，總的二英排放僅為12克，中國民間燒柴，產生的二英更多。”

在徐海云看來，北京地少人多，填埋與堆肥成本很高，所以走垃圾焚燒發電之路是刻不容緩的，但同時他表示民眾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大家都知道應該建公共廁所，但都不希望它們距離自己家太近。”

至于媒體所報道的“發達國家出現了垃圾焚燒爐數量減少趨勢”的現象，威立雅環境集團中國區總裁周

小華告訴記者，歐美及日本等國的垃圾發電站數量的確在減少，但這是“關小并大”的結果，事實上規模十分穩定。如德國垃圾電廠數量和處理能力一直在增長，從1990年到2005年，焚燒增長量占80％-90％，目前已增至70余座，年處理垃圾超過1800萬噸。

數據顯示：日本的生活垃圾焚燒廠數量在下降，但連續運行的規模較大的生活垃圾焚燒廠無論是數量還是處理能力也是在不斷增加。正是因為那些小規模的垃圾焚燒廠不能連續運行，達標成本高等原因，才導致關閉，并因此建設現代化的垃圾焚燒廠。美國近十多年的確沒有新建生活垃圾焚燒廠，但美國生活垃圾年焚

燒量一直穩定在3000-3300萬噸，僅次于日本，排在世界第二位。

“很顯然，經過幾十年的實踐，焚燒已成為主要發達國家對垃圾進行減量化處理的重要手段，其所用的技術是可控的、穩定的、安全的；所謂二英超量排放的問題早已解決。相反，垃圾焚燒技術成為二英的減排技術。”徐海云如是說。

技術不是問題

“同樣是垃圾焚燒，為什么在德國出現垃圾供不應求、要從別國進口垃圾來焚燒，而在我國卻產生巨大爭議，甚至釀成全國性的社會事件?”記者了解到，群眾之所以反對建垃圾焚燒廠，疑問無外乎集中在：現有的焚燒技術是否成熟到垃圾焚燒廠建在家門口而不會對健康造成危害?

關于技術是否成熟可控這個問題，接受記者采訪的企業、專家和技術人員的答案難得的一致：不管從國際還是國內來說，垃圾焚燒的技術都是成熟而可靠的，還有很多新技術層出不窮。但他們也談到，由于垃圾成份的地域性很強，因此在選擇技術的時候，還要參考本地的實際情況。

從世界各地成功的經驗來看，垃圾焚燒技術已經得到徹底的研究，實地測試并建立了完備的體系；目前常用的技術主要有兩種：爐排爐技術和循環流化床技術，而這兩種成熟的排放控制技術也使世界各國的焚燒廠不再被看做二英污染源。

由于各國垃圾中有機物含量不同，因此選用的技術和工廠的管理運營方式也要符合不同地區的不同情況。比如爐排爐技術就是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垃圾焚燒領域中的中堅技術，這是由歐洲國家垃圾中有機總量比率低(30％-35％)固定垃圾熱值高(平均熱值超過1萬千焦／千克)決定的。

中國的垃圾含水量較歐洲國家高很多，有機物含量占家庭垃圾總量的比率達到60％-80％，固體垃圾的平均熱值只有4000-6000千焦／千克。這樣的垃圾難以自行燃燒，需要進行前期處理，例如干燥，焚燒前分類以及礦物質燃料混合處理等。具體到北京，周小華談到，這些年來，隨著北京經濟的發展，北京的垃圾成份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除了進入垃圾的塑料(約占15％－16％)、紙(11％-12％)增多以外，高濕度的廚余垃圾也明顯增加了。據記者了解，除生活垃圾之外，每天北京要產生3000-5000噸污泥，污泥的大量增加和末端資源化問題也日益成為困擾這個城市環境建設的難題；此外還有1200噸泔水和總量為1000萬噸的農林廢棄物。

記者了解到，爐排爐技術目前多用于混合垃圾焚燒，為高溫燃燒，大口大口吃垃圾，投資較高，但運營維護費用較低，循環流化床容量小，高溫燃燒，用于PDF成型燃料焚燒，一般應添加20％左右的煤進行助燃，投資較爐排爐較低，但運營維護成本要高一些。總體說兩者各有優勢，但都符合兩個基本指標：技術的穩定性和對污染控制水平的合格性。

近幾年來，由于國家逐漸放開公用事業市場化發展，吸引了很多社會資本投資垃圾處理領域：僅2007-2009年，國內共有19起投資環保行業，其中投向垃圾處理的占12起，搶占垃圾商機的不僅有巴菲特，很多國內企業也紛紛下血本投入，致使新技術層出不窮，尤其是在設備制造上，很多關鍵設備都實現了國產化，大大降低了投資成本。

“應該因地制宜選擇適合北京市情的技術進行焚燒。”大多數被采訪者觀點驚人的一致：應該因地制宜采用已被實踐證明了的、成熟的技術，政府提供一個能夠成功運營的平臺就可以了。“我們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再去折騰了。”

成熟技術自不必說了。記者了解，針對北京的垃圾處理，也產生了一批新興公司，這些公司大多具有自主研發的新技術，其中部分經過了穩定的燃燒試驗，已被證明穩定有效。但是，在成熟技術和工藝當道的情況下，新技術和新公司很難擠進去。比如專吃餐廚垃圾的北京嘉博文公司，也是花費數年艱辛，才逐漸擠進這個擁擠不堪的市場。或許，新舊技術之爭也會伴隨著垃圾焚燒的逐漸普及而此消彼長。

垃圾焚燒選用新技術還是成熟技術?記者認為，選擇的標準應以是否更加適合北京垃圾現狀、能否穩定正常運營、能否取得更好的處理效果。比如記者接觸到的采用流化床工藝的一種名為“復合致密型生物質燃料發電”技術，這種技術是在華電集團支持下，北京新日月生物質科技有限公司研發的，專為北京垃圾量身定做的。它將生活垃圾、城市淤泥、餐廚垃圾和農林廢棄物分別進行干化處理后，混合對滾成型，制成生物質成型燃料，添加助燃劑用于發電后，體積較原來減少90％，減量80％，灰渣基本不產生有機物，可直接做肥料填埋。不僅解決了生物質成型無法解決的高成本、低熱值等問題，還大大節省了運營成本。

同時，這種新技術解決了幾個領域的一些老的瓶頸問題：一是解決了生物質成型無法解決的高成本、低熱值問題；二是解決了城市淤泥的資源化作為污水處理產業鏈中一個老大難問題；三是為北京每天產生的800－1000噸餐廚垃圾缺口找到了一個合理有效的處理途徑；四是使用一種叫做“中立風壓揚長法”的技術，使處于混合狀態的生活垃圾進行很好的分類，有效分離出剛性物質和軟物質。

據華電集團北京熱電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寧民興介紹，采用這種技術焚燒垃圾所產生的二英排放，僅為日本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說，居民在垃圾焚燒廠附近居住，也是安全的。更難能可貴的是，經權威測試，在不需要國家補助的情況下，只要享受現有政策基于這一技術的垃圾處理運營，其利潤率能達到8％左右。而目前國內大部分垃圾焚燒發電廠如果沒有國家補貼，基本都處于虧損狀態。

由此可見：不管是原先較為穩定的老技術還是層出不窮的垃圾焚燒新技術，都能為垃圾焚燒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可是為什么仍然有人質疑呢?徐海云認為，這主要是目前缺乏嚴格的監管機制和檢測手段。比如，現有爐排爐工藝尾氣中二英排放是否達標，如何確保檢測數據的連續性；又如，在目前電價補貼政策下，現有流化床工藝摻燒燃煤的比例需要嚴格的監管，否則難保不向小火電方向發展。監管到位，才是取信于民的基礎。監管問題不解決，垃圾處理廠仍然危機重重。

源頭分類是關鍵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主燒派”和“反燒派”也會產生交集：就是他們都認為垃圾處理應從源頭減量和源頭分類做起。即便是趙章元也說過這樣的話：他不是否定垃圾焚燒技術，只是他認為應該慎燒，要在做好垃圾分類的基礎上焚燒。

我們知道，垃圾處理的目標是減量化，源頭分類、焚燒都是減量化的手段。

以趙章元為代表的反燒派認為：通過源頭細化分類，垃圾減量化可達90％多，甚至完全利用而達到零剩余。在源頭分類這一手段沒有利用好的情況下直接動用焚燒的手段，是不恰當的。

徐海云談到，垃圾焚燒發電的前提就是垃圾分類，但垃圾來自千

家萬戶和每一天，分類總是相對的，不管如何分類，到最后總要有混合垃圾，這就需要利用焚燒的手段進一步減量化。

看到這里，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種判斷：“主燒派”和“反燒派”的分歧并非不可彌合：分歧在于對源頭分類所能達到的減量化程度看法不一；但雙方都認為，源頭分類才是關鍵。

某綠色組織的中國項目成員就告訴記者，與焚燒相比，他們更加傾向于首先加強源頭的治理。比如建設一個垃圾焚燒發電場動輒數億元，但北京每年投入到垃圾分類中的資金才區區幾千萬，在源頭分類沒有做出實質性努力之前，如何做好垃圾焚燒呢?

一些垃圾處理企業也在用行動探索著他們的憂慮：他們在對垃圾焚燒新工藝和技術的研究中，十分重視把好分類關。在采訪中，寧民興就告訴記者，中國的垃圾分類遠不如國外，所以如果在垃圾焚燒之前不做分類，垃圾焚燒成本高、效率低、所產生的有害物質也更大。同時他認為，鑒于目前的實際情況，要求垃圾分類達到歐洲或者日本的水平，還得有多年的努力和探索。

事實上，北京這幾年來在垃圾分類上作了不少嘗試，但結果都收效甚微。如何做好源頭分類工作，這是擺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一個大難題。

在周小華看來，目前除了20－30％可回收的垃圾之外，把北京所有的垃圾仔細分類是不現實的。一是因為居民尚未普及分類意識；二是能分選的垃圾交叉污染很多，回收成本也較高，目前仍然沒有很多社會企業去做這個。

“可以一步步完善。”周小華認為北京不妨先嘗試將干垃圾和濕垃圾分開，干垃圾利于焚燒，提高熱值，熱效率也會大大提高，對爐子的損害也大大降低；而對于濕垃圾的處理，全世界范圍內目前都不算很成功，但北京可以少部分嘗試厭氧氣化，并小面積推廣。

按照北京市的統計數據，全市生活垃圾產生總量619萬噸，再生資源回收量達374.72萬噸(來源：政協北京市第十一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大會書面發言材料之七十一)，如果加上餐館的廚馀垃圾約40萬噸(這部分垃圾事實上已經回收利用，當然回收利用過程中可能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還有堆肥處理近20萬噸，垃圾資源回收利用率實際達到40.5％。徐海云認為，如果按照相同口徑，參照發達國家的生活垃圾的處理比例的統計方式，北京的生活垃圾處理比例大致為：40％回收利用，60％為衛生填埋。

與世界上一些國家相比，北京的這個數字并不低。徐海云認為我們的差距在于：北京沒有把有機物分類回收作為一個主要方向，而生活垃圾中有機垃圾占到60％!

“當前北京市生活垃圾中最突出的是餐廚垃圾分類。”徐海云談到，北京市對餐廚垃圾的處理方式只是將其通過分選，直接進行堆肥處理；或者仿效少數發達國家生活垃圾管理模式進行家庭餐廚垃圾分類，這兩種模式在北京推廣都不現實。

徐海云指出，實際上目前北京市生活垃圾(環衛部門收集的)成份，最大的組成部分往往是水。一噸水通過下水道進入污水處理廠的處理成本是1元左右，而通過垃圾收運處理要200元以上，如果僅漢將家庭中高水份的西瓜皮、湯、果皮等垃圾粉碎通過下水道排除，成本低，又不會增大下水道和水處理系統的負荷，再輔助密閉化垃圾收集，生活垃圾含水量降低到40％左右是容易實現的。而大幅度提高垃圾熱值，有利于垃圾焚燒處理，以北京市600萬噸生活垃圾年清運量計算，減少20％的水分，相當于至少節約2.4億元垃圾收運處理費用。

“其實很多人并不清楚什么是分類收集。”徐海云舉例：發達國家都有廢紙單獨收集的垃圾桶，但國內大多數居民都會把舊報紙和廢紙板作為廢品出售。因此，盡管我們廢紙的平均回收率只有發達國家的50％左右，但單獨分析，廢紙板、舊報紙、書刊等回收率要高于發達國家。“我們生活垃圾中水分高、熱值低，根本原因是我們的經濟發展水平造成的，比如我們去農貿市場而不是去超市購物導致餐廚垃圾多；人為將湯水放入垃圾袋以及垃圾敞開收集混入雨水等，這些習慣都需要我們慢慢改正。”

“要破解垃圾源頭分類的難題，首先要選擇好最有效的路徑，然后做出系統性，制度性的安排。”徐海云表示，垃圾分類不是簡單放幾個不同垃圾桶就可以實現的，這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下建立持續的宣傳、督導體系，建立分類收運與處理系統，無論是城市管理者還是每一個市民，都需要在其中承擔管理的責任、支付處理的成本。

“最重要的是，現有生活垃圾處理場地需要從法律上給予保障，這不僅是這個垃圾場服務范圍內全體居民的利益，也是垃圾管理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垃圾管理的細化將需要更多的用地，如各類垃圾資源化利用所需要轉運、倉儲、加工。如果現有生活垃圾處理場地因為部分人為不當利益被擠走，就有可能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垃圾處理設施無處可選。”

這里我們不妨借鑒一下國外的經驗。周小華談到，歐洲就通過一系列制度上的安排從源頭減少垃圾：以德國為例，玻璃瓶在生產之前企業是要預先支付一筆錢用于回收，通過獎勵政策鼓勵“綠色包裝”；在政策春風下，各種企業不斷提高技術水平，減少垃圾，也由此在產業鏈上產生了一些新的投資機會和新的公司，比如致力于各種包裝物回收的綠點公司，僅在德國它們就有2萬多成員單位；此外，德國的有機物分類處理費用也從市民中收取，尤其是餐廚垃圾，要購買專用的垃圾袋分裝，這筆費用折合每戶每年150歐元，有了一定的經濟壓力，市民對分類就自覺多了!

這場持久戰的結果是：到2006年末，德國回收、焚燒、填埋的比重為68％

31％

0.7％，成為歐洲乃至世界上垃圾減量化處理最成功的國家。

我們從德國的案例看出，通過源頭細化分類，垃圾資源化大致可達到70％，這基本上是目前所能企及的最高水平了，剩下的30％通過焚燒，垃圾的減量化達到了99％。這也應該是目前垃圾減量化處理的最佳模式了。

北京這樣的超大城市，產生的垃圾量是巨大的，顯然，我們既不能把包袱甩給兄弟省市，也不能把包袱留給我們的后人，這就需要我們的城市、我們每一個市民，都以高度的責任心和使命感，做出艱苦卓絕的努力，把垃圾減量化進行到底。

“68％、31％、0.7％”，這應該是北京的目標。

效率與監管如何平衡

2009年以來我國多個城市對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項目進行了BOT招標，近期簽約的有：光大國際投資的濟南市第二生活垃圾綜合處理廠(焚燒發電廠)BOT特許經營項目、中國節能投資公司下屬可再生能源公司投資的成都市祥福生活垃圾焚燒發電特許經營項目。前者占地面積120畝，投資9億元，施工工期為18個月，計劃建設4臺日處理能力為500噸的焚燒爐，是目前國內一次性建設規模較大的垃圾焚燒項目，特許

期限25年。后者該項目總投資概算約8億元，規模為日處理城市生活垃圾1800噸，年處理能力65萬噸。

與眾多招標信息相輔相成，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很多企業都對垃圾焚燒發電表示出濃厚興趣，華電、大唐、威立雅、清華同方、中科通用等不同所有制的企業紛紛下水。據寧民興介紹，華電即將投建的垃圾發電焚燒項目預計投資9.36億，建設周期為一年，預計年發電4億度，減排二氧化碳27.4萬噸，預計可消滅污泥49.5萬噸，生活垃圾22萬噸，餐廚垃圾4.95萬噸，節省標煤10.2萬噸。

在專家眼里，各企業搶灘垃圾焚燒發電站不僅出于戰略布局的要求，還有著現實的經濟考量。記者了解，垃圾發電行業屬于由公共財政承擔的政府公用事業，企業的收益來源于政府方面的補貼。據一位電力專家介紹，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等法規，國家除保證垃圾發電的電量全部上網外，還給予每度0.25元的補貼，同時免征增值稅，并給與三年免征所得稅、后三年減半的優惠，再獲當地財政部門的垃圾處理費補貼，目前大約是每噸150-300元之間。

“諸多優惠政策落地，垃圾發電企業基本不會虧損。”這一點得到了寧民興的證實。他認為垃圾焚燒發電是公益事業，有政府相應的補貼，不僅不虧，而且收益穩定。

因此連外資都對北京的垃圾焚燒發電項目躍躍欲試，周小華談到，威立雅在廣州、上海以PPP模式分別與當地政府合作，都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同時希望能與北京市政府以PPP模式合作一個最先進的垃圾末端處置設施。

在很多企業眼里，北京垃圾處理的市場化程度一向很低，基本由政府大包大攬，這樣做固然很好地兼顧垃圾處理的公益性，但容易造成規劃脫節嚴重滯后。最典型的如高安屯垃圾焚燒廠，由于從規劃到投入使用歷經十年之久，當年的規劃早已不符合現實情況，比如最近的辦公樓距離垃圾焚燒廠不到2公里；垃圾填埋場的惡臭和醫療垃圾焚燒廠對周邊居民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據記者了解，目前上海垃圾處理項目多采用BOT模式，廣州市場化程度高，部分項目采用PPP模式，而北京多為政府運作。單就記者采集到的三地垃圾處理費用來看：目前廣州不到30元／噸，由企業運行；北京60元／噸，由政府運行；上海BOT填埋居多，全成本(包括投資)76元／噸。顯然，單從運營成本來說，北京遠高于廣州和上海。

再看看其他國家是怎么做的：一般說來，發達國家的市場化比例不是很高，政府管理占50％左右。比如法國，由于公共設施由政府控制，一般采用政府投資企業運營的模式(PPP)；而在德國，由最初政府自己做逐漸變為私有化，目前仍有一半垃圾處理項目由政府來主持；在英美是完全民營化，經費也是由民營企業自行籌集，但他們建立了有效的監管體系，因此得以有效運營；日韓則是完全政府化。

“近年來，日本和歐盟也開始提市場化運作，他們的衡量標準只有一個：企業能否做，能否高效運作”。周小華表示，垃圾處理的公共性決定了它的完善也是一個多方兼顧的過程，目前的現實應該是一個混合方式，“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肯定是不夠的，政府應該放開眼界，尋求一種1+1>2的機制。”

然而，經濟有效并不是衡量這個事情的唯一標準。事實上，在垃圾處理上如何引進市場化的因素，一直是有爭議的問題，而爭議的焦點，就在于效益和監管之間如何平衡。垃圾處理屬于公用事業，監管的責任在政府，市場化程度高了，效率上去了，監管的成本也上去了。

因此，主張由政府或以國企擔綱垃圾處理主角的呼聲依然強勢，這一方觀點認為：從這幾年BOT模式在北京的推行來看，效果并不理想。作為一種公益性很強的項目，國有企業應該在市政工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落實到垃圾焚燒發電，徐海云認為這是一個技術、智力密集型項目，其中還牽涉到民生問題，完全由政府做有問題，完全市場化也有問題。兩者應該結合起來。比如垃圾處理外部性很強，完全市場化對社會責任感不強的企業，政府既要做過程監管，又要做責任監管，監管成本偏高。

“比如，我們可以嘗試政府投資，引進大企業進行管理，并不斷總結既有工程管理模式的優缺點：以技術、經驗、效率為衡量標準，適合市場的，應該市場化。完全政府化，有效率問題。”

徐海云談到，歐洲經濟繁榮時規劃了很多垃圾焚燒廠，這幾年垃圾量不斷下降，回收提高，焚燒量少，負荷不滿，如果是企業投資，沒有那么多垃圾企業也要支付那么多垃圾焚燒費，這也是不合理的。不妨借鑒歐洲和日本從經濟角度推動垃圾市場化的做法。

將垃圾壓力轉為創新動力

近期是垃圾焚燒的多事之秋。

與征地、拆遷、司法等引起的相比，因垃圾焚燒而起的對社會穩定所構成的威脅更大。其一，涉及的人數更為龐大。由于垃圾焚燒廠多建于居民區周邊，涉及到的人群動輒幾萬甚至數十萬，如此大規模的群體反對，對社會穩定的威脅絕非一般事件可以比擬。其=，由于涉及生命健康，往往呼聲一起，應者云集。這種群體性恐慌與激憤更容易被放大，牽涉者往往同心同德，一致對外；尤其是在精英聚集的地方，他們擁有豐富的社會資源，也往往會因此調用自己的資源，容易升級和擴大，形成對峙；其三，持續時間很長。

我們知道，歐盟和日本都是在環境保護上十分嚴厲的國家，那么，既然他們都能接受高比例的垃圾焚燒，為何在環保水平還遠低于歐日的中國，剛起步的垃圾焚燒反而遭遇了更多反對呢?

一種觀點認為：焚燒是過時的垃圾處理方式，歐目的高焚燒率只是反映了其過去的觀念和政策，而現在焚燒方式正在被拋棄，焚燒爐也在大量關閉。徐海云認為這種觀點純屬“莫須有”，的確有很多小型焚燒爐被關閉了，但也新建了許多規模更大的新焚燒廠；總爐數的減少其實反映了新建焚燒爐的處理規模更大，因此總的焚燒率并未降低。

另一種觀點認為：國外在垃圾處理技術上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最新技術和嚴格的監管可以確保不給附近居民帶來損害。而中國不具備這些條件……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了這樣幾個問題：政府和公眾掌握信息的不對稱：比如反對者認為國際上盛行“禁燒風”，而政府和權威專家卻是“主燒”的支持者；粗放落后的垃圾處理設施讓公眾心生恐懼，北京的幾大垃圾填埋場依舊惡臭漫天，根據填埋揚的運行情況，居民們實在對焚燒廠能否達到歐盟標準沒有信心；監管體系沒有建立，政府和民眾之間沒有一個好的溝通渠道。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人們的種種擔憂和爭議，盡管在表面上都指向處理方式、技術和標準，實際上隱含著對管理者一種深深的不信任，對監管能力和實施能力的不信任，和對事前審評、事后檢測中信息真實度的懷疑。

可見，垃圾焚燒項目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技術項目，它對社會配套機制高度敏感。發達國家可以采用垃圾焚燒，是因為它們有成熟的法治監管，輿論監管和民眾參與。而中國的各項體制改革還在進行之中，權利的制衡以及公眾參與的透明度還存在較多缺陷，對垃圾焚燒的有效監管暫時還沒有能力做到。

當然，硬幣的另一面，也有著不一樣的風景。

周小華認為這些事件體現了普通市民對環保知情權上的關注，同時使很多人了解了垃圾處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而是需全民共同支持的事，政府在決策上要有溝通。應當把這些爭議事件作為推進制度創新的契機。比如，通過意見收集和訴求表達的過程，強化業主委員會代表業主利益的功能，通過政府與業主代表互動將利益協商機制常規化和制度化，通過訴訟明確潔凈空氣權利的邊界和代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