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化工市場發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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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工市場發展

篇1

關鍵詞:公共服務;市場化;對策;西方各國

中圖分類號:F29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9)33-0141-03

一、公共服務市場化發展的理論依據

20世紀70年代以來,面對政府的低效和財政危機,西方各國紛紛反思“官僚制”的弊端,進而提出了新的公共管理理論,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公共選擇理論、治理理論和新公共服務理論等。

1 公共選擇理論――公共服務市場化最初的理論依據。公共選擇理論強調關注于政府與市場、社會的關系,主張重新界定三者在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中的作用,縮小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擴大市場與社會的作用;主張打破政府壟斷,建立公私機構之間的競爭,認為沒有任何邏輯理由證明公共服務必須由政府官僚機構來提供,私人企業、非營利組織、半獨立的公共企業也可以提供公共服務。公共選擇理論為公共服務市場化發展提供了最初的理論依據。

2 治理理論――公共服務市場化最直接的理論依據。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治理理論有機融合了各種競爭性理論,成為了西方學術界指導公共管理實踐的一種新理念。該理論認為,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在此理論指導下,西方各國近年來正在掀起一場以公共服務市場化、地方政府分權化和執行機構自主化為特征的行政改革浪潮,其中最核心的主題就是公共服務市場化。治理理論為實現政府公共服務市場化提供的理論依據和理論指導主要體現在以下六個方面:政府的職責是掌舵而非劃槳;政府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政府公共服務以顧客為導向;把競爭機制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務;對政府公共服務產出結果的高度重視;政府公共服務市場化是“有限市場化”。治理理論為公共服務市場化發展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論依據。

3 新公共服務理論一公共服務市場化最根本的理論依據。新公共服務理論有七大核心觀點:服務而非掌舵;公共利益是目標而非副產品;戰略地思考,民主地行動;服務于公民而不是顧客;責任并不是單一的;重視人而不只是生產率和超越企業家身份,重視公民權和公共服務。

新公共服務理論的最大貢獻是把市場理念引入公共服務領域,打破了政府壟斷公共服務的神話。新公共服務理論將公共產品區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核心公共產品,只能由政府提供和生產,如國防、外交、國家機關管理、警察、國家安全和社會保障等;另一類是混合公共產品,私人部門與非政府組織也可以參與提供,如基礎設施、市政公用設施、交通能源、公共服務事業等等。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政府應該在公共服務領域借鑒私營部門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大膽引入市場競爭機制,走市場化之路,依靠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的通力合作,鼓勵和支持非政府、非贏利組織積極參與,形成政府、非政府和非贏利組織和私營部門三足鼎立的局面,提高公共服務的水平,降低成本,滿足公眾對公共服務的需求。新公共服務理論為公共服務市場化發展提供了最根本的理論依據。

二、西方國家公共服務市場化的發展經驗

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英國為開端,西方的主要國家成功地進行了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這一改革降低了政府成本,緩解了財政負擔,極大地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務的水平。概括起來說,西方國家公共服務市場化的發展經驗主要體現在如下幾點:

1 市場化模式有利于實現政府職能與市場機制相結合。在公共服務領域采取市場化的手段和民營化的方式,實質上是引入了競爭機制,從而能有效降低公共服務成本和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實現市場對公共資源的優化配置;而政府通過制定標準和對服務效果進行評估和監督,則又發揮了政府宏觀管理的作用。因此,市場化取向的公共服務項目的改革,有效地解決了政府動作缺乏效率,而市場動作缺乏政府公共支持的問題,從而實現了政府與市場在職能上的彼此分立和各司其職,效果上的相輔相成與優勢互補,真正做到將市場機制與公共職能有機結合。

2 市場化模式有利于轉變政府職能和精簡政府機構。西方國家廣泛采用市場化模式達到政府職能卸載和機構精簡的目的。市場化模式理順了政府與市場的職能關系:政府職能主要在于“掌舵”,而具體“劃槳”職能則由市場完成。民營化、合同外包實現了部分職能由政府向市場和社會力量的轉移,有效調整和優化了政府職能。此外,市場化模式為機構改革指明了方向。在“凡可以由私營部門和非政府組織完成更好的任務不應繼續保留在公共部門”的思想主導下,西方各國政府開始推行決策與執行分開,如英國建立“執行局”,美國設立“法定機構”,把原來由政府部門承擔的職能,如后勤管理、社區維護、咨詢服務等以合同制形式轉包給私人或非政府組織承擔,這樣政府內部可以撤銷從事這些業務的常設性機構,從而大大精簡機構規模。

3 市場化模式有利于剝離政府的部分公共服務職能,節約行政資源,提高行政效率。隨著社會事業的地位凸現,必然使公共服務的領域不斷拓展,在這種背景下,政府有限的財政資金既要加大投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又要不斷充實到公共服務領域,從而使政府資金的支配與使用壓力加重。因此,剝離政府的部分公共服務職能,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便于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辦難事。與此同時,一些公共服務項目采取市場化的手段,對化解不良資產,卸下財政包袱也確實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西方國家公共服務市場化發展的大量證據表明,公共服務市場化往往能取得比在政府壟斷服務下更高的生產率。如美國通過合同出租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最明顯的效果是擴大了政府供給公共服務的財源及技術力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有關研究也表明,公營部門提供的服務成本費用,平均比承包商提供的服務成本費用要高35%一95%。

4 市場化模式能擴大民主參與,激發民間活力。從政治民主走向行政民主是民主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公共服務市場化是當代行政民主的一項重要內容。政府通過在公共服務領域引入市場、社會力量,實行多元服務供給,實際上是政府向社會的“權力返還”和社會對行政的參與過程,這一過程本質上是民主化的一種表現,從根本上有利于社會民主進程的發展。公民或是通過直接參與公共服務供給,或是通過協商、聽證、公決、質詢等形式影響公共決策,不僅能實現民主化,而且能實現“無縫隙服務”,形成政府與民眾的良性互動。英國《公民》和加拿大《公共服務2000》都是提高顧客滿意度,擴大民主參與和增強回應性的很好例證。

當然,西方國家在公共服務市場化的發展實踐中,在市場機制與公共職能結合的改革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因此,我們

在借鑒西方國家公共服務市場化的發展經驗的同時,要結合中國同情,不可盲目照搬照抄西方國家市場化發展模式。

三、中國公共服務市場化的發展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中國在公共服務市場化方面進行了積極的嘗試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效。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在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資體制方面,逐步放寬了外商以及國內民營企業直接投資基礎項目的限制;二是實行政企分開,進行公司制改造,打破壟斷,促進競爭;三是在教育、科技、文化、衛生和環境保護等領域部分地引入市場機制;四是進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建立政府采購制度;五是在社區服務方面,采用政府購買的方式,委托第三部門提供服務。目前,中國公共服務市場化的趨勢已經形成,但是,由于中國政府推行公共服務市場化的時間較短,涉及的領域也較為有限,在一些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公共服務領域,仍然基本實行壟斷經營,市場化份額比較小。在已經推行了市場化的領域,又產生了資源的私人壟斷、國有資產流失、公共利益受到忽視,特別是在公共服務市場化的過程中突出地表現為政府公共責任缺失、法律制度不健全、第三部門發展滯后、盲目借鑒西方經驗等,這些問題的存在,嚴重地影響了公共服務領域的服務水平和服務質量。總之,中國公共服務市場化的深度和廣度還有待進一步擴展,市場化過程中的問題和障礙也亟待解決。

四、提升中國公共服務市場化水平的對策

公共服務市場化是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改革的主要趨勢,它是一個長期的變革過程,因此,即使困難重重,我們也要以開拓創新的態度來推進中國公共服務市場化水平。本人結合西方國家市場化發展經驗和中國實際情況,對推進中國市場化改革提出如下幾點建議:

1 強化公共服務市場化的政府責任和市場責任。一方面,提供公共服務是政府的主要職責。公共服務市場化后,并不等于政府對公共服務供給的職責徹底消失,雖然政府可以把具體的服務事項以承包或其他方式移交給民間機構去辦,但政府移交的是具體服務事項的經營權和部分管理權,而不是所有權和帶根本性的公共服務責任。因此,政府作為委托人必須對其人(私營部門或第三部門)進行監督控制,促使承包方以最小的成本實現約定目標,降低風險,并且鼓勵其創新和提高效率。這是政府在公共服務市場化中應該承擔的責任。另一方面,公共服務市場化后,政府和市場并非是“非此即彼”、“此消彼長”的對抗性關系,而是一種相互補充的合作態勢。所以,應把政府手中掌握的資源配置權利適度還給市場,實現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優勢。而政府則對公共服務的供給由直接生產轉為組織協調、規劃決策、加強市場的法制建設及監督管理,強化市場責任,促進市場的健康發展。

2 完善公共服務市場化的法制建設。只有健全的法律法規體系才能保障市場化過程的規范化,便于政府監督和控制。這就需要政府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減少市場化過程中的成本和風險因素,防止私營部門弄虛作假和公私勾結。目前,中國民主監督制度尚不健全,尚未建立公開、公平、公正的招標、投標制度,也沒有嚴格的審計制度,在這種情況下,市場化改革難免出現“暗箱操作”,這樣反而會增加公共服務的成本和風險,因此必須盡快出臺相關法律法規,如《反壟斷法》等,并建立健全公開、公平、公正的招標、投標制度,保證信譽良好、資質優良、價格低廉的企業承包公共服務項目。總之,政府要通過立法,為公共服務市場化創造公平的發展環境。

3 大力培育市場,促進第三部門發展。有學者研究指出,“2000年中國經濟的總體市場化程度未超過50%,以此為基數,到2010年接近60%,2020年達到70%,成為準市場經濟國家。”由此看來,中國目前的市場化程度并不高,只能在逐步推行公共服務市場化的過程中,加大力度培育市場,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另外,西方國家公共服務市場化的發展經驗表明,各類非營利組織在社會公共事務中有著政府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社會治理結構中的重要力量。中國改革開放走到今天,第三部門同政府、企業共同構成了現代社會治理的三大支柱。中國的第三部門,即非政府組織,其主要價值取向就在于重新審視和調整政府組織與市場和社會、政府組織內部層級間的各種關系,改變政府作為社會唯一權力中心的格局,通過授權和分權,將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和公民自治組織等多中心的組織制度安排,引入到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的提供與生產之中,使它們與政府組織共同承擔起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責任。目前中國的第三部門存在著諸多的缺陷和不足。因此,要不斷完善第三部門,為其在注冊登記、籌措資金、開展活動等方面提供幫助,為第三部門的發展創造一個寬松的政策環境。

4 借鑒西方國家公共服務市場化發展模式,選擇符合中國國情的公共服務市場化范圍和方式。公共服務市場化雖然是世界各國公共管理改革的普遍趨勢,但由于國情不同,價值偏好不同,公共服務市場化的具體形式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特點。如英國、新西蘭等國家在傳統上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務,且合同主義盛行,因此,這些國家主要采取民營化、合同承包、內部市場等方法。在美國,由于很少存在國有企業,政府一般不直接提供公共服務,所選擇的市場化方式不同于英國等歐洲國家,主要是放松管制、用者付費、產權交易等。中國和西方國家處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社會背景也不相同,因此在確定公共服務市場化的范圍時,不可能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發展模式,而應該根據具體國情和不同公共物品的性質來確定。基本公共服務如:國防、外交、義務教育以及突發事件和緊急情況等,按照福利經濟學的觀點,應該全部由政府供給。部分具有非競爭性強和非排他性弱的服務,如郵電、電信、民航、鐵路服務等傳統上屬于壟斷,應逐漸打破壟斷,國有公共部門可進行公司化改革,通過入股方式吸引外部投資主體的參與,同時政府發送市場準入的限制,將一部分公共服務的供給交給私人部門去完成,在政府的引導下形成一種競爭機制,實行公共服務的市場化運作。另外,那些具有非競爭性弱和非排他性強的服務,如公共環境、文體事業、公共醫療、公共交通和社會保障等,則可引入競爭機制,由市場進行調配。

參考文獻:

[1]崔運武,公共事業管理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