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經濟的交換本質范文
時間：2023-11-14 17:5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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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于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
馬列主義經典作家指出自然經濟是封建經濟的主要特征之一，這一理論原則一直為中國經濟史研究者所尊奉。人們對什么是自然經濟什么是商品經濟似乎也沒有深究。但中國戰國以后商業較發達，各類市場較活躍，是明顯的事實。這豈非與上述理論原則相左？新時期經濟史研究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較多的探討，提出各種各樣不同的看法，依其解決問題的不同思路大體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種是試圖對原來的理論原則進行修正，認為封建經濟不一定都是自然經濟。代表人是經君健。他把自然經濟解釋為使用價值的自給自足，并根據馬克思對西歐中世紀莊園的論述，提出“自然經濟平衡律”，即一個單位內生產品和消費品品種和數量的一致，是為自然經濟的前提。中國地主制經濟下無論地主經濟或農民經濟，都存在使用價值形態收入的單一性和需求的多樣性的矛盾，不能滿足“自然經濟平衡律”的要求，而必須與外單位進行商品交換。他的結論是中國地主制經濟與商品經濟有本質的聯系，實際上是把地主制經濟納入商品經濟的范疇。[1]
這與上述趙岡關于中國戰國以后已有市場經濟的觀點有某種相似之處，但前者認為當時的商品經濟尚處于簡單商品經濟階段，是為地主制經濟服務的；后者否認戰國以后社會封建地主制的性質。在三十年代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中，有人主張戰國以后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七十年代末傅筑夫提出“變態封建制”說，認為戰國西漢商品貨幣經濟的突出發展已產生了資本主義經濟成分，把各地區聯結成一個整體，形成“國民經濟體系”。這樣看來，傅氏實際上把封建地主制經濟看作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故有人認為從中可以看到商業資本主義說的影子。但傅氏自己撰文否定這種說法，認為中國封建地主制經濟仍屬自然經濟。……
第二種，是對自然經濟作比較寬泛的理解，承認地主制經濟仍屬自然經濟范疇，但可包容較多的商品經濟成分。其中又有各種不同的側重和表述。吳承明對“自然經濟”作了“引申”，把農民家庭的自給性生產、為剝削者直接消費的生產、在地方小市場上的余缺調劑性的交換，廣而言之，凡以使用價值為目的的生產和交換，都包括在自然經濟的范疇中。在此思路指導下，他算出前糧食商品率為10%上下，未脫離自然經濟范疇。他又指出，馬克思和西方經濟學都談到歷史上市場體制轉變的時期，只有這個轉變完成了，才能稱之為市場經濟。中國十六世紀已有市場轉變的端倪，但起伏跌宕，至民國尚未完成轉變，或不能把中國歷史上的商業繁榮等同于市場經濟。[2] 李根蟠指出自然經濟有不同的歷史類型，并非西歐莊園經濟的單一模式。中國地主制經濟是一種“不完全的自然經濟”，其中包含了商品生產的成分，流通已成為物質資料再生產和生產關系再生產的必要環節，但仍未控制整個流通過程，價值規律作用有限，商品生產仍以自給生產為基礎和依托，仍受制于自然經濟的原則和機制。這是自然經濟中的一種類型，而不是意味著自然經濟的解體[3] 。林甘泉認為自然經濟的本質特征是自給性生產，而不是“自給自足”。中國封建地主制經濟雖包含一些商品經濟成分但對各類經濟單位的分析表明，它在總體上仍屬自然經濟范疇。[4] 方行認為我國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結合，從總體看自然經濟仍占主要地位[5] 。信從這種觀點的學者不乏其人。持這類主張的學者，都認為封建地主制的形成發展以商品經濟的一定發展為前提，都重視對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研究。如李埏把地主階級和地主制的形成看作商品經濟沖毀了古老村社制的結果他認為封建地主制時代商品經濟經歷了戰國漢初和宋這兩個高峰而?i?i高漲，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因素[6] 。
第三種，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屬“偽商品經濟”，自然經濟其實很強固。這以秦暉為代表。在他看來，自然經濟與其說是“自給自足”經濟，勿寧說是不自由的“自然人”經濟，就運行機制而言，則是“命令經濟”。中國封建時代的“商品經濟”，實際上不受或很少受價值規律的支配和調節，而只受或主要受人身依附關系中權力意志的支配與調節，這就是“偽商品經濟”。總的說，我國封建社會決不是商品經濟發達早于或興盛于西歐，而是相反，自然經濟、包括“命令經濟”及披著商業外衣的變種比西歐中世紀典型時期頑固得多[7] 。
秦氏的觀點未必能為學界所普遍接受，但中國封建時代的商品經濟中，價值規律并未能充分發揮作用，政治權力嚴重地干預以至遏制商品經濟的發展，則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不少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此有所分析。例如郭正忠通過對唐宋茶葉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專賣對茶商資本的遏制的分析指出，在我國傳統社會中，類似“市場經濟”的某些因素只是在自由通商政策下出現，但這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而基于專制政體強大和民間私有權發展不充分的專賣政策的推行則是全局的、本質的、絕對的。它構成中國傳統社會經濟結構的主要特色，而使市場經濟體系不可能有真正的發展[8] 。
關于傳統市場
與對封建社會商品經濟、自然經濟的不同認識相聯系，人們對中國傳統市場性質、特點和發展程度也有不同的估計。
吳承明考察了中國封建社會各級市場的基礎和內涵，提出了自己的市場史理論。他指出，經典作家以分工為市場的前提，質之歷史，卻不盡然。如地方小市場，即?村集市，是小生產者之間的品種調劑和余缺調劑，屬自然經濟范疇的交換；城市市場是貴族地主以其剝削收入換取消費品，是農村農副產品流入城市的“單向貿易”；區域市場則可視為自然經濟的延伸，真正有意義的是跨地區的長途販運，但宋以前主要是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的貿易，仍然不是基于社會分工之上的市場。他認為馬克思所說的作為市場基礎的分工，實際上是指“表現為交換價值的分工”。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有多大市場，只要沒有專業戶，即沒有生產交換價值的分工，就不算本來意義上的商品經濟。他又指出，總的來說是生產決定經濟，但不能低估交換的作用，交換的積累也能引起分工和專業化，市場理論應建立在生產和交換這兩極上。根據這一理論，吳承明指出中國明中葉以后長途販運貿易才轉以民生日用品為主，即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地區生產分工基礎上。但直到前，我國國內市場仍然是一種以糧食為基礎以布和鹽為主要對象的小生產者之間交換的市場結構[9] 。關于中國國內統一市場何時形成，學術界有西漢說、唐宋說、明清說等不同認識，有的學者甚至認為這種市場直到近代尚未形成。論者多著重商品流通自身規模，而吳承明則從生產的社會分工和與此相聯系的長途販運的內容進行考察，提供了一個嶄新的思路。吳氏這一理論頗有影響，如包偉民即以這一理論分析宋代的糧食貿易和區域市場。方行在這基礎上以明清為例分析了中國傳統市場的基本特征，指出傳統市場是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相互制約、相互補充的市場；封建社會發達的商品市場是一種以民生日用品為主要對象的小生產者之間交換的市場模式；要素市場，包括土地市場、勞動力市場和資金市場，也有某種程度的發育；農業中的土地勞力等資源的配置并不取決于市場，但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其作用大小視不同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程度而異[10] 。
有些學者對此持不同看法，如經君健不同意把地方小市場的交換歸入自然經濟范疇。他認為地方小市場是中國封建社會基本經濟細胞（地主經濟、佃農經濟、自耕農經濟）的生存需要（解決小生產產品單一性和需求多樣性矛盾）所產生的，個體小農在市場上以小商品生產者身份出現，生產關系性質、生產目的性以及購買者目的性均不能改變商品交換的性質。地方小市場及在其基礎上形成的區域市場、區域間經濟聯系及城鎮商業形成不可分割的體系，這是以自然經濟為基本經濟單位的西歐看不到的現象[11] 。
對中國傳統市場發展的一些具體問題，認識也有歧異。如農村集市，許多學者追溯到唐宋或南朝的“草市”，也有學者提出，戰國時代已存在農村集市[12] 。明清時期農村集市的發育程度，有的認為它雖有從地方小市場向初級市場轉化的趨勢，但基本上仍是在狹小范圍內彼此獨立的一種市場；另一些人則認為它已經轉化為初級市場，成為整個市場網絡的一部分。還有的學者把以市鎮貿易和墟集貿易為主體的農村市場劃分為保障供給市場、商品集散市場和多功能全面發展市場等不同層次（類型）[13] 。
對宋以后特別是明清興起的市鎮，學者多強調它在促進城鄉、工農業交流、鄉村城市化和培育資本主義萌芽的作用。趙岡則認為是人口快速增加、人地比例變化、人均占有糧食數和余糧率下降所導致的城市人口向農村靠攏的?果是城市化的非正常道路[14] 。
注釋
[1] 經君健：試論地主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本質的聯系，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2期。
[2] 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市場·近代化·經濟史理論》，云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
[3] 李根蟠：《自然經濟、商品經濟與封建地主制》，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3期。
[4] 林甘泉：《秦漢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1期。
[5] 方行：《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1期。
[6] 李埏：《經濟史研究中的商品經濟問題》，經濟問題探索1988年第3期。
[7] 秦暉：《田園詩與狂想曲》，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
[8] 郭正忠：《從飛錢預購到納榷請引》，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2期。
[9] 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市場·近代化·經濟史理論》，云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
[10] 方行：《中國傳統市場的特點》，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1] 經君健：試論地主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本質的聯系，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2] 李根蟠：從《管子》看小農經濟與傳統市場，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三世界國家期。
篇2
2。重點和難點
本章的重點是：商品和商品經濟的概念和條件；商品二因素及其關系；勞動二重性及其關系；勞動二重性與商品二因素的關系；商品價值量的決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概念；勞動生產率對商品價值量的影響；貨幣的本質和職能；價值規律的基本要求、表現形式和作用。
難點：價值的本質；價值與交換價值的關系；勞動二重性的關系；勞動生產率與商品價值量的關系；價值形式的發展及貨幣的起源；價值規律的表現形式。
3.講授時間：8學時
第一節商品
一、研究資本主義關系為什么從分析商品開始
這是因為：
1.商品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細胞
2.商品中的矛盾隱藏著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切矛盾的胚芽
3.建立中商品分析上的勞動價值論是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基礎
4.商品是資本主義社會最普遍、最抽象的經濟范疇
二、商品和商品經濟
（一）商品
1.什么是商品
商品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
2.判斷一個物是否商品的兩個標準
第一、必須是勞動產品
第二、必須用于交換
3.商品產生和存在的經濟條件
第一、社會分工的存在
第二、勞動產品屬于經濟利益不同的生產者
（二）商品經濟
1。什么是商品經濟
商品經濟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統稱。
2。商品經濟的類型
簡單商品經濟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3。商品經濟發展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時叫市場經濟。
三、商品二因素
（一）使用價值
1.使用價值是商品能夠滿足人們某方面需要的屬性。
2.對于使用價值應該從質和量兩個方面進行考察。
3.使用價值是社會財富的物質內容，反映人與自然的關系。
4.使用價值是商品的自然屬性，不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5.使用價值是商品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
6.交換價值的概念
交換價值是一種使用價值與另一種使用價值相交換的量的關系或比例。
（二）價值
1.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一般勞動，又叫價值實體
2.價值是交換價值的基礎，交換價值是價值的表現形式。
3.價值是商品的社會屬性，其本質是商品生產者相互交換勞動的關系
（三）商品是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獨立統一體
1.使用價值與價值是統一的，二者缺一不可
2.使用價值與價值又是對立的，二者互相排斥
四、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
1.具體勞動又叫有用勞動，是在具體形式下進行的勞動，勞動的具體形式是由勞動對象、生產工具、操作方法生產目的等決定的。具體是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永久性條件，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反映人和自然的關系
2.抽象勞動是撇開勞動的特定性質和具體形式的一般人類勞動，是商品經濟
特有的范疇。抽象勞動形成商品的價值，反映商品生產者的社會生產關系。
3.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不是兩種不同的勞動，二者既不分先后，也不分主次，是同一勞動過程的兩個方面。
4.勞動二重性學說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
五、商品的價值量
（一）商品價值量是指商品價值的大小或多少。它的測量尺度是勞動時間。
（二）商品價值量不由個別勞動時間決定，而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
1.什么是個別勞動時間
個別勞動時間是各個商品生產者由于主觀和客觀條件不同而生產商品所實際耗費的時間。
2.商品價值量為什么不能由個別勞動時間來決定
如果個別勞動時間決定商品的價值量，就會造成誰的主客觀條件最差誰的商品的價值量就最大的不合理現象。同時，同一商品沒有統一的價值量，不能進行商品交換。
3.什么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
4.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對商品生產者的重大意義
（三）在考察商品的價值量時必須區分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
1.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的概念
簡單勞動是不需經過特殊培養、正常人都能從事的勞動；復雜勞動是必須經過特殊培養，具有一定技能和專長的勞動者的勞動。
2.商品價值量最終由簡單勞動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交換以簡單勞動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尺度。
3.在同一勞動時間內，簡單勞動創造價值小，復雜勞動創造價值大。復雜勞動創造的價值是簡單勞動創造價值的若干倍或自乘。
（四）勞動生產率對商品價值量的影響
1.什么是勞動生產率
勞動生產率是勞動者生產某種使用價值的效率或能力。它有兩種表示方法：一是單位時間中的產品量；一是單位產品中的勞動量。
2.影響勞動生產率的主要因素
勞動者的勞動熟練程度；科技的發展水平及在生產中的應用程度；生產過程中的社會結合形式；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自然條件的優劣等。
3.勞動生產率與商品價值量的關系
從部門平均勞動生產率和單位商品價值量的關系看，勞動生產率越高，單位時間內的商品量就越多，從而單位商品中的勞動量就越少，價值量就越小。反之，單位商品的價值量就越大。所以，單位商品的價值量與生產商品的勞動生產率成反比，與體現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量成正比。
此外，如果部門勞動生產率不變，只有個別企業的勞動生產率發生變化，那么單位商品的價值量則不變。因為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
同時，不管勞動生產率如何變化，同一勞動在同一時間內創造的商品價值總量則不發生變化。
六、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商品生產的基本矛盾：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
（一）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含義
私人勞動是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生產什么個人決定，產品自己支配；社會勞動是指每個商品生產者的勞動都是社會總勞動的一部分，每個商品生產者互相提品，彼此互為條件，互相依存。
（二）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矛盾的原因和表現
原因：生產商品的勞動的社會性質，要求勞動產品在數量和品種上完全符合社會的需要；而勞動的私人性質卻使生產的商品往往不能與社會需要直接相一致。
表現：生產的商品賣不出去或不能完全賣出去，從而私人勞動不能或不能完全轉化為社會勞動。
（三）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為什么是簡單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
這是因為：
第一，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是商品內在各種矛盾的根源
第二，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決定私有制商品經濟的產生和發展的全過程
第三，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決定著簡單商品生產者的命運
學習私人勞動和社會流動的目的是為了進一步說明商品和價值是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經濟關系。人們交換商品，事實是相互比較和交換勞動；價值不僅反映同一生產部門不同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經濟關系，而且也反映不同生產部門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經濟關系。
第二節貨幣
一、價值形式的發展及貨幣的產生
（一）價值形式的概念
價值形式就是商品價值的表現形式，即交換價值。
（二）價值形式發展的四個階段
1.簡單的、偶然的或個別的價值形式。
（1）簡單價值形式的含義及表示式
在萌芽狀態的商品交換中，一種商品的價值偶然地表現在和它相交換的另一種商品上。用等式表示即：1只綿羊＝2把石斧
（2）簡單價值形式的兩極及其關系
第一，在簡單價值形式中，互相交換的兩種商品處于不同的地位，起著不同的作用
綿羊是被表現價值的商品，處于相對價值形式的地位；石斧是表現價值的商品，處于等價形式的地位。
第二，處于價值形式兩極的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存在著互相依存和對立對關系
一方面二者互相依存、互為條件，離開一方另一方就不復存在；另一方面二者又彼此對立和相互排斥，同一商品不能同時處于價值形式的兩極。
（3）相對價值形式的性質或內容
第一，表明價值形式兩極的商品都具有共同的質，都凝結了抽象勞動這種共同的價值內容。（因為相對價值形式上的商品的價值通過與等價形式上的商品相交換得到表現）
第二，表明按一定比例相交換的兩種不同的商品中包含的價值量或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上相同的。（因為相對價值形式上的商品的相對價值量通過與等價形式上的商品的使用價值量來表現）
舉例：在1只綿羊＝2把石斧中：
若斧的價值不變，羊的價值提高1倍，即1只綿羊＝4把石斧
若羊的價值不變，斧的價值提高1倍，即1只綿羊＝1把石斧
若二者的價值都變，且方向和比例相同，即1只綿羊＝2把石斧
若二者的價值都變，但比例相同而方向相反，即1只綿羊＝8把石斧
（4）等價形式的特點
第一，使用價值成為價值的表現形式
第二，具體勞動成為抽象勞動的表現形式
第三，私人勞動成為社會勞動的表現形式
（5）簡單價值形式實質上是商品內在矛盾的簡單外在表現形式
處于相對價值形式上的商品是作為使用價值、具體勞動、私人勞動而存在的
處于等價形式上的商品是作為價值、抽象勞動、社會勞動而存在的
（6）簡單價值形式的缺點
對商品價值質和量的表現都是不完全、不充分的，看不出價值在所有商品體上的一致性看不出一種商品的價值在量上能否與所有商品相比較。
2.擴大價值形式
（1）擴大的或總和的價值形式的含義及表示式
擴大的或總和的價值形式就是一種商品的價值不是簡單的表現在一種商品上，而是表現在其它一系列商品上。用等式表示即：（見課本）
（2）擴大的或總和的價值形式的優點
第一次把商品價值真正表現為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凝結；第一次真正表明商品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
（3）擴大的或總和的價值形式的缺點。
每一種商品的價值表現都是不完全的，系列都是不相同的，沒有眾所公認的一般等價物，從而造成商品交換的困難。
3.一般價值形式
（1）一般價值形式的含義及表示式
一般價值形式就是一切商品的價值都統一地表現在從商品世界中分離出來充當一般等價物的某一種商品上。用等式表示即：（見課本）
（2）一般價值形式與擴大的價值形式的本質區別：
第一，商品價值的表現是簡單的
第二，商品價值的表現是統一的
第三，出現了一般等價物
一般等價物是從商品世界分離出來并能與其它一切商品直接交換、表現其它一切商品價值的特殊商品
（3）一般價值形式局限性
一般等價物在時間上不固定，在地區間不統一，不利于商品交換的進一步發展。
4.貨幣形式
（1）貨幣形式的含義及表示式
貨幣形式是指一切商品的價值固定地用一種特殊的商品即貴金屬來表現的價值形式。其等式式：（見課本）
（2）貨幣形式與一般價值形式的區別
一般等價物固定在一種特殊商品上，最后固定在貴金屬黃金或白銀上。
（3）金銀等貴金屬固定地充當一般等價物的原因
首先是因為它們也是商品，具有價值；其次是因為它們的自然屬性最適合充當貨幣材料。（三）貨幣的產生和本質
1.貨幣的產生
貨幣是商品內在矛盾發展的必然產物，是價值形式發展的最后結果。
2.貨幣的本質
貨幣是固定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體現著商品生產的經濟關系
3.貨幣產生后，商品內在矛盾表現為商品與貨幣的外部對立。
如何理解馬克思指出的“金銀天然不是貨幣但貨幣天然是金銀”？
二、貨幣的職能
貨幣有五種職能，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基本職能。
（一）價值尺度
1.貨幣的價值尺度職能就是以貨幣為尺度來衡量其它一切商品價值的大小。
2.貨幣之所以能夠執行價值尺度的職能是因為貨幣也是商品，也具有價值。
3.執行價值尺度職能的貨幣是觀念的或想象貨幣，不是現實的貨幣
4.貨幣執行價值尺度職能的結果是把商品價值表現為價格
（1）價格是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
（2）價格與商品價值成正比，與貨幣價值成反比
（3）價格受供求關系的影響
5.貨幣執行價值尺度的職能要求具有價格標準
（1）什么是價格標準
價格標準是包含一定重量貴金屬的貨幣單位及其等分。
（2）價值尺度與價格標準的區別
貨幣作為價值尺度是衡量其它一切商品價值大小的，而作為價格標準是衡量貨幣本身大小的。
（二）流通手段
1.流通手段就是充當商品交換的媒介，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叫商品流通。
2.執行流通手段職能的貨幣必須是現實的貨幣，不能是觀念的或現象的貨幣。
3.商品流通與貨幣流通的關系
4.執行流通手段職能的貨幣的具體形式
金銀條塊、鑄幣、紙幣
紙幣是國家發行并強制流通的價值或貨幣符號，只能代表金屬貨幣執行流通手段的職能。
5.影響一定時期內社會所需貨幣量的因素
待售商品量、商品的價格水平、貨幣流通速度
6.貨幣流通規律：一定時內社會所需貨幣量與待售商品價格總額成正比，與貨幣流通速度成反比。用公式表示即：
流通中所需貨幣量=商品價格水平×待售商品數量
貨幣流通速度
7.紙幣流通規律：紙幣發行量必須以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屬貨幣量為限度。或者說，只限于由貨幣流通規律所決定的金屬貨幣需要量。
8.通貨膨脹的概念
由于紙幣發行過多而引起的貨幣貶值、物價上漲現象叫做通貨膨脹。
9.流通手段職能造成買賣脫節、產生了經濟危機的可能性。
（三）貯藏手段
1.貯藏手段的含義。
2.執行儲藏手段的貨幣必須是現實的貨幣或金銀制品
3.貯藏手段的作用：能夠自發地調節貨幣流通量，起貨幣“儲水池”的作用。
（四）支付手段
1.支付手段是用貨幣清償債務、交納賦稅或欠款的職能。
2支付手段經使濟危機形式上的可能性進一步加深
3.貨幣的支付手段職能會引起貨幣流通規律的變化
（五）世界貨幣
1.世界貨幣是指貨幣越出國界，在世界市場上起一般等價物的作用。
2.世界貨幣的作用是平衡國際貿易差額：購買別國商品；作為社會一般財富的代表支付賠款等。
3.執行世界貨幣職能的必須是足值的金屬貨幣
第三節價值規律
一、價值規律的基本內容和要求：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以價值為基礎進行等價交換。
二、價值規律的表現形式
（一）價格作為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不僅以價值為基礎，還受供求關系影響
（二）價值規律作用的表現形式是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
（三）價格偏離價值不是對價值規律的破壞與否定，而是價值規律存在和發生作用的表現形式。
三、價值規律在以所有制為基礎的商品經濟中的作用
1、自發調節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在各部門之間的分配。
2、刺激商品生產者不斷改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篇3
一、正確認識勞動價值理論的研究方法與適用條件的區別問題
商品最重要的特點就是有價值，所以分析商品實質上就是分析價值。無論簡單商品經濟社會還是發達商品經濟社會，商品都是最簡單、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見、最平凡的經濟現象，只有從此入手，才能了解價值的內涵，才能進而說明貨幣、資本、剩余價值等比較復雜、比較具體的范疇。正如列寧所言：“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首先分析資產階級社會（商品社會）里最簡單、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見、最平凡、碰到過億萬次的關系——商品交換。這一分析從這個最簡單的現象中（從資產階級社會的這個‘細胞’中）揭示出現代社會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敘述向我們表明這些矛盾和這個社會的發展，在這個社會的各個部分總和中的、從這個社會的開始到終結的發展（既是生長又是運動）。”（注：列寧選集第二卷第712－713頁。）“這是研究任何事物發展過程所必須應用的方法”。（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2頁。）然而有的學者卻以此為依據提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是有條件的，這些條件是：原始的純粹的實物交換，沒有貨幣居間，更沒有資本的余地，除勞動外的要素都是無償的；勞動是簡單勞動而不是復雜勞動。在超越了這些條件后，勞動價值論的有效性至少是值得懷疑的。”顯然他是把研究勞動價值理論所遵循的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認定為勞動價值理論的適用條件，從而混淆了價值產生和發展的條件與價值研究方法這樣兩個命題。
價值是商品經濟的范疇，有了商品交換就產生了價值的問題，也就是說價值的產生和發展是與商品經濟的產生和發展相聯系的，那么作為價值問題的研究也就會自然遵循這一原則。對此恩格斯曾指出，“不僅是純粹的邏輯過程，而且是歷史過程和對這個過程加以說明的思想反映，是對這個過程的內部聯系的邏輯研究”。（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13頁。）所以《資本論》第一章所分析的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的商品，并不是“在兩個原始公社之間的原始物物交換中剛在艱難地發展著的商品”（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23頁。），而是“充分發達了的商品”（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23頁。），誠然馬克思在研究價值形式發展是從原始公社時的物物交換開始的，但這是基于研究方法的要求，即邏輯的展開要求與歷史的發展相一致，可是這并不意味勞動價值理論僅僅只適用于研究的起點，恰恰相反，勞動價值理論正是遵循邏輯的展開與歷史的發展相一致的基礎上，揭示了商品經濟條件下的基本規律即價值規律，進而深刻地揭示出了社會發展的規律。
總之，勞動價值理論對價值問題的研究是遵循唯物辨證法的基本要求即從抽象到具體、從簡單到復雜，邏輯的展開和歷史的發展相一致的要求。而勞動價值理論所揭示的商品經濟條件下的基本規律，只要是處于商品經濟條件下，勞動價值理論所包含的基本規律就會發生作用。我國的國情決定了我們尚處于初級階段，商品經濟在相當多的地方還很不發達，只有自覺運用價值規律，才能促使生產力向更高的層次發展，并由此帶動生產關系向前發展。如果簡單的以所謂的現實已經超越了勞動價值理論的適用條件為由而斷章取義地曲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并且認為勞動價值理論過時，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有害的。對于部分學者所提出的勞動價值理論只適用“有條件性”論斷，應該說是一個重大誤解。
二、正確認識價值的決定和源泉問題
在價值的決定問題上，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指出：“不論財富的社會形式如何，使用價值總是構成財富的內容，而這個內容最初同這種形式無關。我們從小麥的滋味中嘗不出種植小麥的人是俄國的農奴，法國的小農，還是英國的資本家。使用價值雖然是社會需要的對象，因而處在社會聯系之中，但是并不反映任何社會生產關系。”（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6頁。）可見，作為交換價值物質承擔者的使用價值，它是有別于商品學研究的使用價值。之所以要研究使用價值是因為它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即政治經濟學只是研究產品成為商品的條件下，作為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的使用價值。那么，在交換過程中兩種使用價值交換的依據是什么呢？真的如有些學者所講的是由生產出來的商品的使用價值或者是由所有參與生產使用價值的要素作為依據的嗎？對此，馬克思明確指出，商品的交換價值與商品本身有多大的使用價值，是不同的兩回事。因為：“交換價值表現為一種使用價值同另一種使用價值相交換的量的關系或比例”（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第49頁。）。它體現兩種異質的使用價值背后存在著可以通約的東西，而這種可以通約的東西，絕不能由使用價值來決定。即“這種共同的東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幾何的、物理的、化學的或其他的天然屬性”（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第50頁。）。事實上，交換的前提的確是該種商品具有使用價值，這毫無疑問。但前提并不等于依據，交換所依據的東西是抽去了各種具體形式的人類一般勞動。但有學者認為既然是各種要素都參與了價值的創造，但為什么單單只抽象出一個人類一般勞動呢？其實要回答這個問題并不難，理解的樞紐就是馬克思的勞動二重性，即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是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統一，異質的具體勞動是形成使用價值的要素，同質的抽象勞動是形成價值的實體。其實所謂的異質指的是創造使用價值的勞動在質上是不同的；所謂同質指的是形成價值的勞動，在每個商品上是同質的，只是在量上大小不同。那么很自然，交換價值的依據只能是人類勞動一般，只有以此為依據，兩種不同的使用價值才具有量的可比性。如果將各種要素也參與到交換價值的比較中，交換勢必會陷入究竟是什么樣的勞動和勞動過程是怎么樣的循環陷阱中。
而且，馬克思指出，“處于流動狀態的人類勞動力或人類勞動形成價值，但本身并不是價值。它在凝固的狀態中，在物化的形式上才形成價值。這就是說，要把人類抽象勞動，凝結在一定的物體里面，即一定的對象里，它才形成價值。”（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第65頁。）由此可見，馬克思從來也沒有如有些學者所認為的“脫離使用價值抽象地談論價值”，而是將使用價值和價值統一起來談論價值的。其實僅僅認識到交換價值的依據是人類勞動一般還不夠，因為還并沒有認識到價值最本質的內容，馬克思是把價值創造的勞動當作社會勞動來看待，把價值當作社會關系來看待，商品和商品相交換，其實質是體現人與人的勞動交換關系，不過在商品社會里，人們交換勞動是通過商品為媒介來表現人與人的關系，表現一定的社會關系。所以無論從交換價值的依據來看，還是從使用價值的屬性與價值的屬性是無法替代性上來看，商品的二重性都是存在的，是不能劃一的。所以有的學者提出的“交換價值只不過是使用價值的一種延伸和另一種廣義的使用價值而已，商品的二重性實質上還是一重性”的認識是極其片面的。
在價值的源泉問題上，特別強調的是價值的源泉和財富的源泉是兩個概念。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統一體，生產價值必須以生產出使用價值為前提，生產使用價值的條件同樣也是生產價值的條件，但絕不能混淆生產價值的條件和價值形成的源泉，也不能混淆價值形成的源泉和財富形成的源泉。生產價值的條件和生產使用價值的條件是同一的，但二者的源泉則是不同的，前者的源泉是人類抽象勞動，后者的源泉是勞動和生產資料。這是因為價值所代表的是人類勞動的交換關系，而財富的生產是體現人類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人與自然的關系，二者蘊涵著不同的內涵，故不能簡單劃一。此外，更加令人擔心的是有學者提出，“各種生產要素都有可能充當交換價值的源泉”的論斷，其實不過是馬克思對此早已進行過嚴厲批判的薩伊的“三位一體”公式。對此馬克思指出，資本、土地和勞動這三者“屬于完全不同的領域，彼此之間毫無共同之處”（注：《資本論》第三卷第七篇第920頁。），就象公證人的手續費、甜菜和音樂這三者之間毫無共同之處一樣。其錯誤之處在于，把各種收入的源泉之間能聯系起來的社會生產關系拋掉以后，又把它們還原為互不相關的各種收入的直接源泉，而且上述三種收入，只是一種分配關系，而并非收入的實體本身，至于收入的實體本身是什么？收入本身是無法回答的，因為收入不是與實體本身，要分配，必須以所分配的實體已經存在為前提，那么收入的實體是什么？就是物化的社會勞動。物化的社會勞動由于存在不同的所有權可以轉化為不同所有者的收入，但不能把不同的收入轉化為實體本身。
三、正確認識價值和價格的關系問題
首先，在價值和價格的關系問題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作了詳細地闡述，他指出，價值決定價格，而“價格是物化在商品內的勞動的貨幣名稱”即價格只是價值的貨幣表現。因為商品是客觀存在的，看得見、摸的著，價值雖也是客觀存在的，但卻和商品不同，看不見、摸不著，價值要表現出來，只有通過和貨幣發生交換關系。故商品所有者要想把該商品的價值表現出來，“必須把自己的舌頭塞進它們的腦袋里”，也就是說內在的價值只有通過外在的價格才能得以表現，價格只是價值的表現形式而已。
其次，馬克思肯定了價格與價值在量和質上存在背離的問題，馬克思指出，“雖然價格作為商品價值量的指數，是商品同貨幣的交換比例的指數，但不能由此反過來說，商品同貨幣的交換比例的指數必然是商品價值量的指標。”（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第120頁。）這就是說，雖然商品的價值量必須通過價格才能表現出來，但并不意味著價格一定要和商品的價值量完全一致。對于價格和價值量的背離情況，馬克思指出，貨幣和商品的比例關系，既受價值量的決定，又受其它諸如供求等因素的影響。此時的價格“既可以表現商品的價值量，也可以表現比它大或小的量”，而“商品就是按這種較大或較小的量來讓渡的”。所以只要價值量轉化為價格，受供求等因素的影響，商品和貨幣在市場上進行交換，價格與價值的背離也就是必然的。而這種價格與價值的不一致正是商品經濟條件下價值規律作用的表現形式。此外，馬克思還指出，價格和價值在質上的矛盾也是存在的，即“沒有價值的東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價格。”可見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在闡述了商品價值決定價格的基礎上，并不否定價格本身有脫離價值的現象，而認為這恰恰是價值規律作用的表現。
再次，馬克思同時也指出“價格是由供給和需求共同決定和影響的現象”的論斷還有著致命的錯誤，它根本無法回答當供求一致的情況下，商品的價格是由什么來決定的這一問題。因為在資本主義經濟尚未出現以前的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價值規律就已經起支配作用。如果把供求作為決定價格的源泉，那么在供求一致的情況下，一輛汽車和自行車為什么是有不同的價位？顯然是無法回答。
對于價值分析和價格分析的層次問題，恩格斯在編輯《資本論》第三卷時，為了對付庸俗經濟學家對馬克思勞動價值價值理論的攻擊，運用大量的經濟史料，詳細論證了價值的產生和發展直至轉化為生產價格的歷史過程，論證了價值規律轉化為生產價格規律的歷史過程。恩格斯指出，在初期的簡單商品交換中，價格是以價值為中心，并且是圍繞價值來變動的，特別是簡單商品生產越充分，則較長期內的平均價格越是與價值一致；伴隨機器大工業的出現，一切落后的生產方式最終被資本征服了，工業取得了應有的支配地位，清除了資本在不同部門之間轉移的障礙，使工業利潤和商業利潤平均化為一般利潤率，這樣對整個交換來說，就完成了價值向生產價格的轉移，這是一個歷史過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歷史過程。生產價格規律恰恰是價值規律在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條件下的轉化形式，盡管現象會偏離本質，但終究替代不了本質。可見價值分析是高于價格分析的深層次的實質性東西，無論價格怎么樣地復雜，如何偏離價值的軌道，其背后的決定力量都是價值，價值分析的獨立化不僅是有道理的，而且是必要的，即嚴格區分價格決定和價格實現的不同。前者是一個根本原則問題，后者是現象問題，二者絕不能混淆。
四、正確認識勞動價值理論在現階段的指導意義的問題
首先，勞動價值理論最核心的內容就是價值規律理論的揭示。商品生產的價值規律以及競爭規律是商品經濟條件下，刺激生產力發展的強大動力。只要人與人的關系還表現為利益關系，只要社會不能直接地調節這種利益關系，商品生產就是發展生產力的最適宜的形式，商品生產過程中個別勞動與社會勞動之間的矛盾運動，必然會促使每個商品生產者設法提高勞動生產率，進而普及全社會，使生產力向前發展。市場化改革二十年的成就證明只要我們尊重價值規律，我們的事業就能向前發展；相反，如果忽視價值規律的作用，我們就必然走彎路。在這方面我們是有教訓的，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脫胎于半殖民和半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還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我們不僅要完成工業化，而且還要完成現代化目標，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大力發展商品經濟。但是由于認識上的偏差，實踐上把商品經濟、價值規律統統視為異端，簡單地認為我們可以不經歷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就能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目標，這種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做法，結果證明只能是經濟的“窮過渡”。
再看當今的時代特征是經濟的全球化，其實質就是市場的全球化即資金、人才和生產要素的全球范圍的自由流動和最優配置，也就是價值規律將在全球范圍內發生作用，為各個國家在世界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和開拓市場提供了廣闊的空間。能否有效地融入世界經濟，使本國經濟結構在全球化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占據盡可能的有利地位，成了促進各國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所以在這種背景下，任何一個國家想獨立于全球化市場經濟之外，不遵循價值規律的原則都是不可能的。
最后，看一個理論能否經的起歷史的檢驗，關鍵是要看這個理論本身是封閉的還是開放的，封閉的理論必然被歷史所拋棄，隨著歷史的前進而不斷豐富和發展的開放的理論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事實上，我們對勞動價值理論和價值規律的認識是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豐富和發展，并不斷運用于實踐的過程。從計劃和市場的排斥論到消極結合論到積極結合理論再到十五大所確立的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這一過程是我們豐富和發展價值規律理論并自覺地運用于實踐的過程。價值規律伴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在農村，由于實行了，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在城市，由于建立起了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煥發出了生機。縱觀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成績斐然，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解放和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極大地提高，綜合國力得到了極大加強。這一切恰恰是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在社會主義的實踐中閃耀出的燦爛光芒。那種認為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經不起歷史的檢驗的說法，才是真正地經不起歷史的檢驗。
篇4
歷史上任何一種商品經濟，都是所有制性質一般和商品生產、交換方式一般的統一。反之，客觀存在的每種商品經濟，又都是一種具體的商品經濟，即是一定的所有制性質和商品生產、交換方式的統一。所以，作為對特定社會階段商品經濟的研究，都必須側重于本階段中商品經濟具體特性的分析。認識中國現實中的商品經濟，也一定要如實地反映它的現狀屬性。中國現實中的商品經濟，在總體上應稱之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商品經濟。這個范疇區別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更不能同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混為一談。因為，我國目前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這個階段中，除了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些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外，還有多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存在。僅以這一點說，就既有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又有非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把現實中的商品經濟，統稱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顯然是不恰當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商品經濟，既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商品經濟形式的統一概括，又意味了這多種商品經濟形式間的對立和斗爭。以現實來說，這種斗爭是很復雜而激烈的。種種非公有制商品經濟形式，雖然程度不同地都具有為社會主義經濟服務的一面，但另一面卻都不斷地形成著對社會主義經濟的侵蝕和瓦解。在商品經濟發展的本身，多種經濟形式間的競爭也是很厲害的。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總是處在這種不斷的斗爭和競爭中，又是在同各種商品經濟形式彼此結合、相互滲透中實現的。表現在經濟管理上，就是要兼顧公有制商品經濟形式和非公有制商品經濟形式這兩個方面，并且通過這兩方面間的相互作用及其轉化，實現對二者比重關系的把握和全社會經濟發展趨向的調節。所以，作為商品經濟理論研究，就必須如實地反映這種現狀，并且提出相應的對策。然而過去的研究則不是這樣看問題的。人們通常的看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一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里暫且不談第二個等式能否成立，只就第一個等式說，它分明是對上述商品經濟社會結構作了抹煞。其結果，不僅造成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概念本身的不準確，而且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對各種商品經濟相互滲透、相互斗爭的研究，在實踐中產生了很不好的影響。簡言之，過去商品經濟理論研究上的一大缺陷，是它脫離開現實中商品經濟的復雜結構狀態，孤立地研究所謂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因此，作為對這一缺陷的補正，就是要回到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中商品經濟總體狀態的研究上來。在范疇上說，就要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商品經濟這個大概念，明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及其各自形式的區別。從而，深入探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多種商品經濟形式間的相互作用、滲透關系，并堅持在這種作用和滲透中，認識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促使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換句話說，我們就是要從只研究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純粹形式，轉變到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商品經濟形式結構中的社會它義商品經濟和它的發展的如實研究。
(二)
過去有計劃商品經濟理論研究的第二個缺陷，是它忽視了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本身作為發展過程的研究。毫無疑問，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同樣是一個發展過程。它具有不同的發展階段。從本質上講，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屬性有兩種:第一是公有制經濟;第二是采取商品生產和交換方式進行運行的經濟。叮是，公有制有低級形式和高級形式的不同，可理解為由低級形式向高級形式發展的過程;商品生產、交換方式也有不發達狀態(小商品階段)和發達狀態之別，又可看作是由不發達狀態向發達狀態的轉變過程。所以，不能認為只要是公有制的商品經濟，就是一樣貨色或一種狀態;而必須懂得: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除了都具有作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一般性外，還分別具有著它作為本階段發展狀態的特殊性。因此，以經濟理論研究說，不’司發展階段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都必須具有其相應的具體范疇和研究重點。既然如此，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商品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出發，筆者以為有必要對以一「幾二個研究對象作范疇上的區分:
(1)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全過程，它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一切階段、狀態的總括;
(2)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即是現實中尚處在不發達狀態的公有制商品經濟;
(3)真正發達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也就是通過長期的經濟體制改革最終實現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成熟狀態。
如果說，第一個研究對象，即稱之表現社會主義公有制商品經濟一般特征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或許不會有多少異議的話，那末，如何看待后兩個對象的區分和其范疇的確定，則尚且是有待探討的課題。這里首先涉及到對所謂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歷史位置的理解問題。如前所述，在現在通行的認識中，社會主義有汁劃的商品經濟，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是劃等號的。然而仔細推敲，這個等式同樣是不成立的。其一，從邏輯形式看，“有計劃商品經濟”是側重于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屬性特征進行概括的范疇，而不是對其實體概括的范疇。這就是說，它實則體現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某一階段的特征或某一方面的特征，不能當作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一般意義的表達。其二，從既定(尤其是十共大報告的規定)的意義看，有計劃商品經濟和它的體制，是經濟體制改革聽要達到的日標，自然不能以社一會主義商品經濟一般意義去理解的，更不能當成是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本身。其三，從范疇內涵規定看，有計劃商品經濟要求形成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運行機制，而這種“內在統一”機制，只有在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和計劃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之后才能實現，也就是說，它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高級形態的特征所以。所謂社會仁義有計劃商品經濟，應是指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達階段或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形態的范疇。那么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范疇又應是如何呢?筆者認為可稱為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黨的十三大報告中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劃分，是與我國的特定國情直接相關的。我國是未經過資本主義充分發展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因而雖然現在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仍無法越過“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的階段。反過來，以商品經濟本身看，它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不能不具有這個“特定階段”的性質。這也就是說，我國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只是一種很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或尚處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再以實際看，被劃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商品經濟和集體所有制商品經濟兩種形式。就公有制本身講，它們都還處在比較低級的狀態，存在許多不完善之處。其次，以商品生產和交換方式看，其更具有著草創性。同時，從全社會說，一方面計劃方式，尚沒有從傳統的直接控制中解脫出來，以間接調控為主的計劃機制僅處在發育之中;另一方面，市場體系還很不健全，市場調節很不得力，市場機制的公正性和有效性還無法得到表現。所以，計劃和市場“內在統一”的經濟運行機制還遠遠不能形成，整個經濟的運行依然不得不靠計劃和市場兩種形式、手段的同時作用(“板塊結合，’)，以至時而強調這個多一點，時而強調那個多一點，借以達到二者的互相補充。加之商品經濟發展所需其他條件和素質上的缺陷，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事實上只處在它自身發展的初期。事實是，過去由于未能把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它的運行機制，同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及其運行機制作范疇上的區分，因而造成了許多原則性的差錯。比如，我們一方面把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和它的體制確定為改革的目標，另一方面又往往認為我國現實的經濟就是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同一東西，既作為改革的終點站，又當成起點站，不僅在邏輯關系上講不通，而且造成在設置改革方案時，以理想代替現實，把改革后方能出現的東西(“內在統一”的運行機制)，當成現實中存在的東西。很難設想，這種連起點站和終點站都說不清楚的旅行，會不是一次十分混亂的旅行。因此，作為對過去有計劃商品經濟理論的又一補正，我們即要克服原先忽視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研究之缺陷，準確地劃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正確地說明階段之間的相互聯系和范疇界限，從而真正把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看作一個發展過程。不錯，過去也沒有誰否認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是發展著的，然而作為理論研究，說商品經濟發展，就一定要通過能夠表現發展過程不同階段范疇的含義區別，和對這些范疇之間關系的分析，具體地體現出這種發展關系，說明商品經濟的歷史運動。
(三)
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商品經濟研究，核心是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及其發展過程問題。從總體上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商品經濟發展中的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包括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和發展、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的計劃與市場關系和發展，以及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同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間計劃與市場的融合或相互作用等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的計劃與市場關系和發展問題。而從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的計劃與市場關系和發展的研究說，筆煮以為急需樹立的一個重要觀點是:所謂計劃與市場“板終結合”和計劃與市場的“內在統一”，以及計劃與市場結合的其他一些模式①，雖然它們在作為改革目標的選擇上是相矛盾的，而在商品經濟的實際發展過程中，卻是密切相關的。“板塊結合”和“內在統一”，都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運行機制發展中的特定模式，后者是改革所要實現的目標模式，亦即未來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成熟形態的運行機制，前者則是向改革目標模式過渡中的模式，或現實中尚處在不發達狀態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運行機制。所以，如果說中國改革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上，將會經歷這樣一個全過程:“產品經濟”弓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分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那末它所對應的運行機制的轉變過程必將是:計劃與市場對立分計劃與市場獨立存在而配合使用(“板塊結合，’)今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從理論研究本身講，這里的關鍵是要對以下兩點進行重新確認或新的說明。第一，作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運行機制，主張計劃與市場的“內在統一”無疑是正確的。黨的十三大報告在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是計劃與市場的“內在統一”時，著重明確了三個基本觀念:
(l)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本質區別，在于所有制不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市場的發育和完善，利用市場調節決不等于搞資本主義。
(2)必須把計劃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換和價值規律的基礎上。國家對企業的管理應逐步轉向以間接管理為主。
(3)計劃和市場的作用范圍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總體上來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這三點，是對所謂“內在統一”的具體解釋。無庸置疑，中國改革所要實現的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中的“商品經濟”，即是指同現代社會化生產相聯系的發達的商品經濟。而發達商品經濟是以企業作為商品生產或經營者的獨立性和市場調節機制功能的完整性為基本特征的。因為離開這兩條，企業就會失去在商品生產中的競爭活力，整個經濟就不能成為真正發達的商品經濟。所以，要建成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國家必須放手促使市場機制的發育和成熟，并把它看作是能夠覆蓋全社會的調節機制，必須使計劃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換和價值鋇律的基礎上，從而最終地實現向以間接管理經濟為主的軌道上轉變。雖然作為全社會經濟計劃目標的統一，到什么時候都不能沒有，雖然保留某些行政的直接控制手段干預經濟，到什么時候或許都是必要的，但以全社會經濟運行機制的整體性能來說，它無論如何都必須完成向間接管理為主的轉變。這正象生產管理者對他的生產流水線，可以規定生產多少產品、生產什么樣規格的產品，也可以對其組合形式作必要的調整，卻決不能破壞流水線內在的規律性，改變其正常運行機制一樣。否則，流水線的功能就不能很好地發揮，或者它不是原來意義的流水線了。發達的商品經濟也就不成其為發達商品經濟本身了。國內、國外，歷史和現實的經驗還表明，把計劃和市場作為兩種各自獨立而“板塊結合”在一起的手段調節經濟，腳踏兩只船，置企業于異向目的(來自計劃的目的性和產生于市場的目的性)的沖擊之中，常常是:一方面宏觀上的計劃與市場間的配合無法形成恰到好處，另一方面，微觀中的企業又不得不處于左右為難、無所適從的情況中，這樣是不能造成一種系統完整的經濟運行機制，以確保國民經濟長期、穩定、協調發展的。這也從反面證明了把“內在統一”作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結合目標模式的合理性。十三大報告在提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運行機制模式后，緊接著講到:“國家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調節市場供求關系，創造適宜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以此引導企業正確地進行經營決策。”這就告訴我們，所謂“國家分市場分企業”的模式，實質是說，國家對經濟的調節，應主要地放在創造一個良好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上，然后放手企業在宏觀計劃指導下，進行獨立自主的經營，在市場機制作用下開展平等竟爭，從而實現國家計劃、市場功能和企業行為三者間的良性聯動。第二，必須把計劃與市場關系的實際發展過程，同理論上開展對計劃與市場關系發展目標的認識區別開來，更不能用后者否認或取代前者。作為對計劃與市場關系發展的認識，其確切的答案只能有一個。所以，僅就對計劃與市場關系發展目標的研究說，肯定了“內在統一論”，就是對“板塊論”等其他模式的否定。而且，在理論上由認為計劃與市場關系的發展目標是“板塊結合”，到“內在統一”，實現了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作為改革發展目標經濟形態，同其目標運行機制的一致性認識，確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但是，以計劃與市場關系的實際發展過程說，它自然地包括了向目標模式轉化中的各種模式的存在。這些模式雖然都與目標模式有一定聯系，卻又都不能同目標模式完全一致，因而說“內在統一”是目標模式，并不等于說它是存在于實際發展過程始終的模式或唯一模式，也無法否認“板塊結合”等模式在向目標模式實際過渡中的合理性。事實是，隨著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一方面將使市場體系得到建立和完善，發達商品經濟的市場機制趨向成熟，逐步承擔起了對全社會經濟活動的有效調節;另一方面，計劃的水平相應地得到提高，變為主要地在遵循商品經濟法則的前提下，實現對經濟發展的間接控制和宏觀方面的指導，基本上脫離開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干涉。這樣，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才會由兩種各自獨立的調節手段“板塊”式結合，轉變為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內在統一”式的結合。這將是一個長期而艱難的發展過程。離開這個發展過程而空談所謂“內在統一”，甚至把它說成是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本身的特征，顯然是錯誤的。可見，以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全過程看，采取計劃和市場兩種調節手段“板塊結合”，不僅具有它一定的合理性，而且是達到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目標運行機制的一個不可逾越的階段。我們不但不應該把計劃與市場關系發展的目標模式，同向這個目標模式過渡中的模式混為一談，或簡單地對立起來，而且還必須是通過對這兩者間聯系的恰當認識，說明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實際發展。綜上所述，作為對過去有計劃商品經濟理論研究的又一補正，就在于要明確: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生成發展相一致，在計劃與市場的結合上，也有一個發展過程。這里的關鍵是應把理論上對經濟運行機制目標模式的認識，同經濟機制的實際發展區別開來，既肯定“內在統一”目標模式是正確的，又承認“板塊結合”在現實發展中是不可避免的，從而變過去對經濟運行機制目標模式合理性的空洞論證，為實事求是地開展向這個合理模式實踐過程的具體研究。
篇5
關鍵詞：馬克思 商品二因素理論 現實意義
引言
馬克思在《資本論》開篇，為了揭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深刻地論述了商品的兩個因素：使用價值和價值，以及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對立統一物。馬克思商品的兩個因素理論，撇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于分析我國現實商品使用價值生產，不斷提高我國商品使用價值的質量、滿足人們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以及重視商品價值分析，降低商品生產成本、縮短生產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增加企業利潤、降低生產商品的社會價值，促進我國商品走向世界，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馬克思商品二因素理論
馬克思在《資本論》開篇論述商品的兩個因素時，從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首先闡明了商品的使用價值。馬克思指出：“商品首先是一個外界的對象，一個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物”。每一種有用物都有許多屬性，可以在不同的方面，用不同的方法滿足人們的需要。有的物如衣服，作為生活資料直接滿足人們的需要。有的物如織布機，則作為生產資料，用它生產的東西來間接滿足人們的需要（陳征，1985）。這種能夠滿足人們某種需要的屬性構成商品的使用價值。使用價值作為有用物，在任何社會里都構成財富的物質內容。因為不論各個社會的性質如何不同，構成社會財富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總是各種各樣的有用的使用價值，正是這些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才使人類社會能夠存在和不斷向前發展。在存在商品生產的社會中，商品的使用價值同時又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王玨等，1984），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基礎，使用價值是社會的使用價值，沒有使用價值就不能進行交換，就沒有交換價值，也就不能實現價值。
馬克思在論述了商品使用價值之后，接著論述了商品的另一個因素價值。馬克思首先分析價值的質，他從交換價值入手，深刻地揭示了兩種不同的商品之所以能夠按一定的比例進行交換，說明這兩種不同的商品中存在著一種共同的東西，這種共同的東西“只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在這些產品的“生產上耗費了人類勞動力，積累了人類勞動”。這種凝結在商品體內的抽象人類勞動，形成商品的價值。馬克思在闡明了商品價值的質之后，又分析了商品價值的量：“那么，它的價值量是怎樣計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價值的實體”即勞動的量來計量”。但是，商品的價值量不是以個別勞動時間為標準，而是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標準來計量的。即“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的價值量。商品交換依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量進行。
在此基礎上，馬克思又進一步闡述了商品的價值量同生產商品的勞動生產力的變化相聯系。決定商品價值量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是一成不變的。它隨著生產商品的勞動生產力的變化而變化，從而使商品的價值量也發生變化。因此，商品的價值量同生產商品的勞動生產力的變化有著密切的聯系。“勞動生產力越高，生產一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凝結在該物品中的勞動量就越小，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小。相反地，勞動生產力越低，生產一種物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就越多，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大。可見，商品的價值量與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量成正比，與這一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
馬克思在分析了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基礎上，對這兩方面進行了綜合，指出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對立統一物。闡明了作為商品必須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兩個因素，二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否則就不稱其為商品。同時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又是對立的、互相排斥的。對于商品生產者而言，他不能在占有價值的同時，還占有使用價值，他對商品要占有價值就必須讓渡使用價值。對于商品購買者而言，它對商品要取得使用價值，就必須付出價值。總之，商品的買賣雙方各自都不能既得到使用價值，又占有價值。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的這種內在矛盾，只有通過商品交換才能得到解決。商品生產才能順利地進行。
馬克思商品二因素理論的現實意義
馬克思的商品二因素理論，撇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于分析當前我國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以及商品交換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重視商品使用價值生產，是滿足人們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的前提。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決定了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是滿足人們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在社會主義社會，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依然存在。因此，這種滿足人們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在相當長的時期，主要是通過商品的使用價值來實現的。商品使用價值質量好、數量多，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就會得到滿足，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就能得到實現。如果商品使用價值質量差、數量少，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就不能得到滿足，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也就不能很好地得到實現。由此可見，商品使用價值的好壞、數量多少，對于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是否能夠實現有著直接的影響。從我國來看，國家及有關部門非常重視商品使用價值的生產，并制定和實施了有關確保商品使用價值質量的法律和規章，使我國商品生產使用價值的質量總體明顯提高。但是從目前來看，我國一些商品生產的使用價值仍存在嚴重的質量問題。一些企業對于生產商品使用價值的質量重視不夠，商品使用價值的質量達不到國家規定的標準。如蔬菜產品農藥殘留量超標，畜產品瘦肉精和違禁藥物的使用問題，食品和奶制品添加劑超標等問題時有發生。還有一些企業和商品生產者，不顧商品使用價值的質量，偷工減料、以次充好，所生產的商品使用價值低劣。
更為嚴重的是一些企業和個人，完全不顧商品使用價值的質量，弄虛作假、粗制濫造，商品不僅沒有使用價值，反而給社會生產和人民的生活及生命造成了嚴重的危害。“全國質檢系統2011年共查處質量違法案件11.14萬件，其中食品安全事件3萬件。但質量違法日趨規模化、網絡化、技術化、不法分子制假售假手段更加隱蔽”。“特別是在重點監管的乳制品行業，對1176家乳制品企業進行審核，有701家企業通過審核，通過率59.6%，乳制品質量安全總體上有所好轉”。但仍有40.4%的乳制品企業不合格。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對商品使用價值的本質認識的不深刻、重視的程度不夠。因此，要想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引導廣大企業和商品生產者，要十分重視商品使用價值的生產，不斷提高商品使用價值的質量，為人們生產安全放心、質量優良的商品，以保證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更好地實現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
重視商品使用價值生產，是我國企業生存和發展的根本。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企業要想生存和發展，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斷提高商品使用價值的質量。企業生產的商品使用價值質量好，深受消費者歡迎，商品就會暢銷，企業資金周轉就會加快，利潤也會相應地增多，企業就能生存并很快地向前發展。反之，如果企業生產的商品使用價值質量差，商品不受消費者歡迎，商品的銷售就會發生困難、甚至造成大量積壓，企業資金周轉就會變慢或受阻，從而影響企業的生存和發展。
從目前我國一些企業生產和經營看，也確實如此，同是奶制品生產，有的企業的產品深受消費者喜愛，產品暢銷，企業不斷向前發展；而有的企業的產品則銷售困難，企業難以生存下去，不得不退出奶制品市場，甚至倒閉破產。之所以出現這樣兩種不同的結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商品使用價值的優劣不同所造成的。因此，作為生產企業必須把生產商品使用價值的質量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要不斷加強產品質量管理，從原料進廠、加工生產、到商品出廠、市場銷售，每一個環節都要嚴把質量關，不斷提高商品使用價值的質量，要以高質量的商品贏得消費者的信賴。以質量求生存、求發展，只有這樣才能使企業立于不敗之地。
重視商品使用價值生產，是我國商品走向國際市場的關鍵。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以及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世界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不斷加強，國際間的商品交換在不斷增多。要想使我國的商品更好地走向國際市場，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作為商品使用價值質量的優劣則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商品使用價值質量好，在國際市場上就會暢銷，商品就會不斷地進入國際市場，在競爭中就能站穩腳跟。如果商品使用價值質量差，就很難進入國際市場，即便進入了國際市場，也不可能暢銷，在競爭中很可能失敗，從而堵塞商品通向國際市場的通道。
當今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的企業都非常重視商品使用價值的質量，有些商品的出口，如汽車、船舶、家用電器、精密機械等，以優良的質量在國際市場上暢銷不衰，在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從我國來看，隨著生產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出口商品的質量在整體上也有明顯提高。但是我國有些商品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國有些出口商品因質量達不到進口國的要求而被進口國拒收的事件時有發生。尤其是我國出口的一些農產品，如蔬菜、茶葉、蜂蜜、畜產品、水產品等，因為農藥殘留量過高或產品被污染，商品的使用價值被破壞，使出口商品受阻的情況更為嚴重。因此，要想使我國的商品順利地進入國際市場，并能在銷售中取勝，就必須十分注重商品的使用價值生產，不斷提高商品使用價值的質量，在商品質量上增強我國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能力。
重視商品價值分析，降低生產成本，是促進我國商品經濟發展的有效途徑。在社會主義社會，商品的價值撇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也是由三部分構成，即w=c+v+m。c是在生產過程中耗費的生產資料轉移到商品中的舊價值；v是在生產過程中勞動者為自己創造的工資的新價值；m是社會主義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為全民或集體創造的新價值，通常也稱為勞動剩余。在商品價值中，c、v二者之和構成商品的生產成本，即在生產商品過程中所消耗的生產資料價值和勞動力價值；在商品價值中的m，如果把m看作是由c和v帶來的，m就轉化為利潤，一般用p來表示。因此，把商品的價值表述為成本+利潤，用字母表示為：w=k+p。商品成本的高低，對于商品經濟的發展有著直接的影響。生產成本消耗高，同等數量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只能生產出較少數量的商品，這樣就會阻礙商品經濟的發展。生產成本消耗低，同等數量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就能生產出較多數量的商品，這樣就能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當今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非常重視商品生產過程中生產資料消耗和勞動力消耗的節約，盡一切可能降低商品生產成本，采取各種先進的技術措施，用同等數量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消耗，生產出數量較多的商品，促進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從目前我國的一些企業來看，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消耗過高，浪費也比較嚴重，同等數量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消耗，只能生產出較少數量的商品，嚴重地阻礙著商品經濟的發展。
據有關資料統計分析，我國萬元產值的能耗比工業發達國家高4倍至10倍，33種主要產品單位資源消耗量高46%（宗寒，2006）。我國的資源利用效率過于低下：創造一美元產值消耗的煤、電等能源是美國的4.3倍、德國和法國的7.7倍、日本的11.5倍；水資源的消耗，我國萬元GDP用水量是美國的近10倍、日本的24倍（查振祥，2006）。物質消耗過高，資源利用效率低，不僅導致我國商品生產成本上升，經濟收益降低，而且還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如果把我國能耗和水資源消耗逐步降低到發達國家的水平，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不僅可以生產出更多數量的商品，還有利于保護環境，維持生態平衡，從而促進我國商品經濟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重視商品價值分析，縮短生產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是增加我國企業利潤的手段。在商品生產條件下，商品的價值量也是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不同企業，由于生產條件不同，生產同種商品所消耗的物化勞動和活勞動不可能完全相等，商品的個別價值也就不等。但是，不論生產單位商品耗費了多少物化勞動和活勞動，商品的個別價值是多少，不同企業在出售商品時，都要按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量進行交換。這樣，如果企業所生產的單位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出售商品時，企業就可以獲得較多的利潤。反之，如果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高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量，在出售商品時也要按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量進行交換。這樣，企業只能獲得較少的利潤，有的企業還可能虧本。因此，作為一個企業，必須要采取各種有效措施，不斷降低商品生產過程中的物化勞動和活勞動消耗，降低商品的個別價值。只有這樣，才能在商品交換中獲得較多的利潤，長此下去才能不斷增加企業利潤，使企業不斷發展壯大。
重視商品價值分析，降低生產商品的社會價值，是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措施。隨著世界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國際間商品交換的數量和范圍還將會不斷擴大，商品之間的競爭將會越來越激烈。我國的商品要想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站住腳，除了保證商品使用價值的質量，還必須盡可能降低商品銷售價格，以低于國際市場價值的價格出售商品。這樣，既可以加快商品的銷售速度，使商品盡快地轉化為貨幣資金，又可以增加商品的銷售量，從而獲得更多的利潤，在競爭中就能站穩腳跟。如果商品社會價值高于國際市場價值，在出售商品后就不能獲得較多的利潤，在競爭中就會處于不利地位。例如，日本生產的汽車之所以能夠在國際市場上比較暢銷，除了汽車的使用價值質量優良，還有就是日本汽車比歐美汽車價格較低。因此我國的商品要想在國際市場上站住腳，就必須切實加強我國出口商品企業的成本管理，在保證出口商品使用價值質量的前提下，不斷采用新技術和新工藝，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努力降低物化勞動和活勞動消耗，不斷降低出口商品的社會價值，從而在價格上增強我國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
重視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對立統一分析，是促進企業發展的保證。企業在生產商品過程中，必須把生產商品的使用價值放在首位，不斷提高商品使用價值的質量，這是滿足人們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的保證，也是發展我國商品經濟的堅實基礎。在注重商品使用價值的同時，還必須十分重視對商品價值的研究，降低商品生產成本，縮短生產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這是發展我國商品經濟的關鍵。只有生產的商品質優價低，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講的物美價廉，才能促進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不斷發展，促進社會主義企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如果忽視或不注重商品使用價值生產和價值的研究，生產出的商品很可能質次價高，這樣將會阻礙商品生產的發展，阻礙社會主義企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目前，我國有些企業的商品之所以出現銷售困難，有些企業商品大量積壓，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對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之間的內在聯系重視和分析不夠。一方面可能是商品使用價值的質量差，使購買者望而生畏，使商品交換發生困難，商品的使用價值無法讓渡出去。另一方面可能是商品價值太大，即凝結的物化勞動和活勞動太多，使商品價格太高，使消費者無力購買，同樣使商品交換發生困難，商品的價值無法實現。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內在矛盾得不到解決，必然導致企業生產和發展的停滯，嚴重的將會使企業停工停產，最終使企業破產倒閉。
因此，要想使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順利向前發展，就必須既要重視商品使用價值的研究，又要重視商品價值的研究，二者不能偏廢。我們一定要改變那種一講重視商品使用價值，滿足人們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就不重視商品價值核算的傾向。同時又要防止那種一講重視商品價值，獲取更多利潤，就忽視商品使用價值質量的行為，二者必須兼顧，缺一不可。要在保證商品使用價值質量的前提下，盡可能降低物化勞動和活勞動的消耗，降低商品的成本價值。只有這樣，商品交換才能順利地進行，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內在矛盾才能順利地得到解決，才能使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交換步入正確的軌道。從而促進企業商品生產的發展，促進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整個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結論
馬克思商品二因素理論，撇開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其一般原理，對于研究當前我國商品生產和交換，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在商品生產過程中，必須始終把商品的使用價值放在首位，要十分重視商品使用價值的質量，使用價值的質量是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滿足人們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的保證，是社會主義企業生存和發展的根本，也是提高我國商品競爭力、促進商品走向國際市場的關鍵。因此，我們必須采取各種措施，加強社會主義企業商品生產質量管理，不斷提高商品使用價值的質量。同時要十分重視商品價值的研究，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和勞動生產率，盡可能減少商品生產過程中的物化勞動和活勞動的消耗，降低商品生產成本，增加企業利潤，是促進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有效途徑，是提高我國商品出口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方法。從長遠看，在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過程中，既要注重商品使用價值質量的提高，又要注重商品價值量的降低，即降低物化勞動和活勞動的消耗。只有這樣，才能生產出物美價廉的商品，才能促進我國商品經濟又好又快發展、促進我國社會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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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征.《資本論》解說（第1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3.王玨，劉炳瑛，魯從明.《節選本》學習提綱.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4.“3·15”專題.用質量安全提振消費信心 質檢總局嚴打質量違法案件.經濟日報，2012-3-15
篇6
關鍵詞：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中國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影響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目前，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而是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當生產力的發展十分低下時，人類只能依靠“人的依賴關系”來戰勝自然，滿足自身的需要，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經濟”時期；當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同時伴隨勞動成果有了剩余而產生私有制以后，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式上，即人們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來實現滿足自身的需要，隨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也就進入了“商品經濟”發展時期；當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勞動將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隨之消亡，個人得到全面發展，那時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就不需要通過“交換”的形式來實現，也就不需要“價值”插手其間，而是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進入“產品經濟”的發展階段。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網絡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規律，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問題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科學理論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從分析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規律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科學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于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于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9]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在此基礎上,列寧對“計劃經濟”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發展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經常的、自覺保持的比例性也許確實是計劃性”[10]。這被認為是對“計劃經濟”經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們深思，它表明“計劃經濟”的內涵在本質上就是要經常的、自覺的保持社會各個生產部門發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計劃經濟工作問題上，列寧更是強調對計劃“應該根據實際經驗和更詳細的研究來修正它”，否則“我們就會盲目行動”[11]。他堅決反對用主觀計劃來代替實際工作，并且明確地告誡說：“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的空想’。不要追求這種空想”，如果把國家經濟計劃化了，“這是莫大的危險”[12]。這對我們重新認識和正確理解“計劃經濟”，為計劃經濟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我們從經典作家對計劃經濟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們所主張的“計劃經濟”是建立在符合客觀實際，并且根據實際的變化不斷修正和完善的、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為的是達到合理、充分地調節社會經濟資源和發展社會經濟的目的。這表明，計劃經濟應該建立在客觀經濟規律的基礎上，并且反映經濟規律的要求。因此“計劃經濟”是指：根據國民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社會（國家）從具體情況出發，預先擬定經濟的發展方案，并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地進行修正，從而對社會經濟活動實行“自覺”的組織管理和調節，它是自覺運用經濟規律的主觀表達形式。這就不難看出，“計劃經濟”實際上就是依靠“社會的理智”通過事先的計劃對經濟活動進行宏觀調控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計劃經濟”＝宏觀調控，宏觀調控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這應該是計劃經濟的本來含意。它與“市場經濟”一樣，既是一種經濟制度，又表現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和自發的“市場經濟’制度相對立，是自覺地按經濟規律組織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表現形式；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它表現為一只“看得見的手”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的調節和控制，以實現資源的合理、有效的開發和利用。
內容提要：當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現了一種全盤否定“計劃經濟”的思潮。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經濟理論界長期爭論不休的理論問題。本文從歷史的角度論證了二者是“主客觀”之間的關系，他們既存在著誰是第一性的問題，也存在著同一性的問題。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應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結果，這是計劃經濟思想的本意。所謂“宏觀調控”實質上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
關鍵詞：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中國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影響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目前，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而是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當生產力的發展十分低下時，人類只能依靠“人的依賴關系”來戰勝自然，滿足自身的需要，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經濟”時期；當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同時伴隨勞動成果有了剩余而產生私有制以后，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式上，即人們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來實現滿足自身的需要，隨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也就進入了“商品經濟”發展時期；當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勞動將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隨之消亡，個人得到全面發展，那時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就不需要通過“交換”的形式來實現，也就不需要“價值”插手其間，而是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進入“產品經濟”的發展階段。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網絡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規律，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問題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科學理論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從分析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規律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科學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于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于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9]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篇7
［中圖分類號］F01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257—2826（2000）07—0025—06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創立100多年來，一直存在多方面的爭議，其中包括價值是不是由勞動創造的、研究價值決定的意義何在、物化勞動是否創造價值等等。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和西方經濟理論的發展，這種爭議有不斷擴大的趨勢，例如，隨著西方邊際學派用價格論取代價值論之后，價值決定不再是西方經濟學所探討的主題，人們普遍認為價值決定問題不再有探討的意義；又如，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生產自動化、電子化甚至電腦化的出現，生產中需要投入的活勞動要素相對減少，而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的包括機器、設備、新工藝、新產品在內的資本要素，即物化勞動要素卻急劇增多，很多產品似乎不需要人的活勞動參與就能生產出來。那么，該如何看待這些問題？又該如何看待勞動價值論呢？筆者認為，討論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必須采用全面的觀點，整體地看待勞動價值論的真正含義。
一、價值是由勞動創造的，勞動是價值的實體
這是勞動價值論第一個方面的含義，它強調勞動價值論中“勞動”二字的含義及其理論價值。它強調和認可了勞動在創造社會財富方面的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揭示和確認了勞動是人類存在、發展的動力和條件。它來源于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來源于馬克思對勞動大眾的關切和重視，與他一貫地以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作為經濟學研究的起點和終點的階級立場和思想方法一脈相承。這是勞動價值論的精華部分。
在人類經濟思想發展史上，對什么是“財富”經歷了一個曲折的探索過程。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人們生產出來的產品主要供自己消費，產品的具體的、直接的使用價值是財富的直接表現，人們既不追究“一般財富”的概念，也不存在一般的、普遍的、抽象的致富欲。在資本主義早期階段，隨著交換范圍的擴大，隨著人們對原始資本積累渴望的日趨增長，有了“抽象的”以貨幣為目的的商人，開始把金銀貨幣當做財富的象征，貨幣主義就是這種觀念在理論上的反映。在這之后，又產生了分別把商業勞動、農業勞動、工業勞動作為創造財富的源泉的重商主義、重農主義和重工主義，他們雖然意識到了勞動在創造社會財富中所起的作用，但都不能從各種各樣的具體勞動中抽象出“勞動一般”，因而想不到探究如何增長一國財富這樣的問題。只有到了斯密，才第一次從形式多樣、紛繁復雜的具體勞動中抽象出“勞動一般”這個范疇，把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從流通領域轉到生產領域，并以探求一國財富如何增長作為自己的研究課題，開創了現代意義上的真正的經濟學。
馬克思繼承了斯密在“勞動一般”問題上的貢獻，并且科學地闡釋了這項研究之所以能在斯密那里取得重大進展的原因，即：人們之所以能夠對任何種類的勞動予以同樣看待，并且確立勞動在現代經濟運行中的作用，并不是聰明的人腦對由各種具體勞動組成的“具體總體”進行了總結和歸納，而是因為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各種勞動在現實中形成了一個十分發達的“總體”。在社會經濟運動過程中，任何一種勞動已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勞動，個人很容易從一種勞動轉到另一種勞動，特定種類的勞動對他們說來只是偶然的形式，因而是無差別的。勞動已經不僅在范疇上，而且在現實中成了創造財富的一般手段，而不再是與具有某種特殊性的個人結合在一起的規定了。（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版，第2卷，21—2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它發生在資本主義社會，是現代經濟的產物，對現代社會開辟財富之門具有重要的意義。
馬克思認為，“勞動”、“抽象勞動”這些作為現代經濟學的起點的范疇的產生，是與以追求貨幣為目的的雇傭勞動制度的產生相聯系的，它打開了現代勞動分工體系的形成和發展之門。因為，當工人可以在現實中，通過直接與貨幣相交換，把自己各種各樣的具體勞動轉化為被社會承認的抽象勞動的時候，工人就可以不關心自己所從事的“勞動的內容”和“活動的特殊方式”，“只要分工沒使勞動能力完全片面化”，工人對于使“自身勞動能力”得到發展的和“預示著”向“較好工資”方向的“任何改變，在原則上都是可以接受的，都是有準備的”。因此，這將促進“勞動能力品種的發展”，促進“勞動種類”的形成和“工資方法的劃分”，促進新的勞動部門和新的勞動方式的建立，促進整個社會內部的分工和現代勞動體系的深化和發展。所以，承認勞動價值論，承認勞動是創造價值的源泉，就為現代社會打開財富創造之門奠定了必要的理論基礎和實踐基礎。
與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今天人們生產產品、創造價值的勞動，不再是以生產簡單工具和簡單日常用品為基礎的、只需要很簡單的工藝流程就可以完成的簡單勞動，而是需要許多現代化的機器設備等資本要素的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的復雜勞動，生產和消費之間的鏈條也大大地拉長了。但是，即使是最復雜的生產工具和機器設備，如果向前層層推移，最終都歸結于人類的活勞動，勞動在社會生產過程中仍然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勞動創造價值仍然是正確的。
二、社會必要勞動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市場經濟發揮作用的方式和途徑
這部分主要是理解勞動價值論中“價值”二字的含義及其理論的和實踐的價值。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雖然是在繼承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科學遺產的基礎上得來的，但對價值概念的內涵卻給予了極大的豐富和創新。
首先，與古典政治經濟學不同，馬克思認為價值是人類抽象勞動的凝結，這就揚棄了斯密的“勞動一般”在形式上、內涵上的模糊性和局限性，而把一切形式的人類腦力和體力的消耗都算在“勞動”范疇之內，保證了范疇使用的徹底性，擴大了“勞動價值論”的適用范圍。用馬克思自己的話說就是：“勞動就它表現為價值而論……不再具有它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這種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證明了的。這一點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1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其次，馬克思用“社會必要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一組范疇獨具特色地說明了他所理解的勞動價值論是如何確定商品的價值、又如何深刻地說明了商品交換中所蘊含的深刻矛盾及解決矛盾的方法的。在馬克思看來，形成價值的勞動不是一般的勞動，也不是一般的抽象勞動，而是經過市場的選擇被證明是社會所需要的、必要的勞動，因此，決定商品價值量的不是普通的勞動時間，而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種界定不但說明了商品交換所依據的量的關系的決定、商品交換的性質，而且說明了價值的實現途徑及其所體現的社會關系。它極大地擴展了勞動價值論的理論內涵，把對勞動價值論的理解和運用推到一個相當高的理論和實踐層次。
1.價值量的決定——理論探索及社會實踐的需要。
關于商品價值量的決定，也即價格的決定問題，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一直試圖在理論上搞清楚卻沒能搞清楚的東西。斯密的勞動價值論是雙重標準和混亂的；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雖然是徹底的，卻因為沒能說明勞動與資本相交換的關系而徹底破產；在馬克思之后，效用價值理論不再從生產的供給方面探討價值的決定，而是改為從商品的需求，也即商品對消費者效用滿足程度的角度探討價值的決定；但邊際效用價值論在號稱是一場“革命”之后，在西方經濟理論發展史上，也被完全不研究價值的均衡價格理論所取代。
因此，直到今天，在西方經濟學當中，并沒有能夠從較深的層次說明商品價格的決定以及商品交換關系所體現的社會生產內在矛盾的理論，有的只是對交換以及對價格形成的表面現象加以描述的均衡價格理論。但是，這種說明不但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中都是必要的。首先，我們如果不能從理論上說明價值的決定，那么，“兩個商品互相交換的比例，它們的價值，就純粹是一種偶然，從外部飛到商品上面來的東西，可能今天是這樣，明天又是那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101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這就陷入了不可知論。其次，價值不但在理論上是商品價格的基礎，在實踐中同樣是商品生產者進行商品交換活動的基礎，因為商品所有者在計算各種交換的可能性時，既要考慮到它當做價格波動中心的中等平均價格，也要考慮到價格圍繞這個中心上下波動的平均幅度。
2.理解社會必要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起作用的方式是理解勞動價值論在現實中發揮作用的途徑的關鍵。
當我們用“社會必要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一對概念，在理論上說明了價值量的決定——社會必要勞動決定價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量——之后，并不等于我們在實踐中真正地解決了價值量的決定問題。“社會必要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其實是一對在現實操作中看來非常含混不清的概念。那么，怎樣理解馬克思賦予它們的內涵及作用方式呢？筆者認為，這恰恰是理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關鍵所在。這樣一對在現實中難以把握和含混不清的概念，恰恰能夠說明市場經濟、交換機制產生的歷史根源及其意義，能夠在提出商品交換所包含的內在矛盾——在社會分工發展和深化的過程中，存在著人類社會的勞動由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矛盾——的同時，提供解決這個矛盾的方法。
我們知道，人類社會的發展經歷了從自給自足的小生產向必須通過分工和交換而形成的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過程。在商品經濟產生的早期階段，產品的供需比較穩定，生產結構比較簡單，社會似乎能夠像馬克思曾舉例說明的那樣，用一定生產力水平下中等勞動熟練程度的生產者所耗費的時間，作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以解決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問題。
但是，這并不是商品經濟存在和發展的本質和本意。它的本質特征是變化、發展、求新、圖變，而決不是為了尋找中等條件、平均勞動熟練程度的生產方式。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必然要超越這種變動緩慢的低水平階段，社會經濟結構必然會日趨復雜，社會勞動的供需關系、生產結構、產品結構也會日益復雜，供需鏈條會不斷拉長。這時，由社會分工和交換所產生的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問題、社會勞動交換的問題，也就是說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問題，就成為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任何人都無從知曉并確切地說出他生產的商品中凝結了多少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無法知道社會需要什么樣的產品，需要什么樣的具體勞動，他提供什么樣的產品、什么樣的具體勞動才能構成社會勞動分工體系的一個部分。更明確地說，就是在這樣一個紛繁復雜的社會分工體系中，任何人都不能保證他生產出來的產品是社會所需要的產品，他的產品一定能夠賣得出去。這是一個無法人為計算、人為控制的問題，同時又是人類獲得發展和進步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它直接關系到以私人勞動為特征的個人能否使自己的勞動得到社會的承認并因此能夠從社會中獲得其生存、發展的資料這一重大問題。
值得慶幸的是，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在提出這一問題的同時，也提供了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因為它轟轟烈烈地發展起來了，形成了現代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它找到了一種能夠容納更廣泛的社會分工，容納更高水平的生產力發展，保證全社會的消費者獲得更多樣的、更復雜的、更高層次的需求滿足，同時刺激全社會的勞動者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特長，激發更高的社會勞動能力和勞動效率的經濟機制。而這種機制是能夠通過商品的社會屬性、價值及價值的決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說明的。
我們說，所謂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本質上是由市場過程來抽象的量，是通過無數買者和無數賣者進行無數次的交換這一社會性的活動，通過“社會”的過程抽象出來的“社會性”的勞動時間。它是把供給、需求、科技水平、生產力變化等一切復雜因素都考慮在內的，由社會過程決定的，能使供求達到平衡的，為社會所必需的、有效的“勞動時間”。這樣，它就有了事后決定的含義，是對市場經濟運動過程之結果的肯定和總結。它既是人力所難以衡量和計算的——人類社會正是通過市場機制、交換機制，來解決人類本身所無法解決的信息不完全問題、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途徑問題，也是不可模擬和復制的。它不是現實的、具體的勞動量，與現實的用小時、分鐘、秒表示的時間不同，它是抽象的、社會性的概念，是經濟學理論分析的需要，是一個用于理論分析的范疇，既無法量化，又不能用于具體的國民經濟體系核算。
3.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是以他對市場經濟較高階段發展運行規律的理解和認識為基礎的。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確立及其對社會必要勞動的說明是建立在對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認識和了解的基礎之上的，是建立在資本關系在市場經濟中確立了統治地位的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在馬克思看來，只有以普遍的交換為目的的資本式的、社會化的生產，才能在整個社會范圍內，把一切生產變成商品生產，使使用價值普遍地以交換價值為媒介。也只有這樣，才能使通過貨幣所進行的交換行為成為一種有規則的、重復性的活動，才能在高頻率的交換過程中抽象出價值這一范疇，來反映社會必要勞動的質的規定性和量的規定性，也才能真正地使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成為決定交換價值或價格的內在尺度。從而排除商品交換初期那種由消費者的主觀意志、偏好，即主觀效用決定價格的現象，讓生產費用成為調節生產和消費的內在尺度。
對于這個過程，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把一切商品作為價格——作為被計量的交換價值——來規定，這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只是逐漸發展的，是以經常的交換為前提的，因此是以商品經常作為交換價值來比較為前提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5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所以，只有有了“十分發達的商品生產，才能從經驗本身得出這樣一個科學真理：彼此獨立進行的、但作為自然形成的社會分工體系的分支而互相交錯的私人勞動，不斷地被化為它們的社會的比例尺度”。（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法文版，54—5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因此，馬克思認為，在《資本論》第1卷第1章中所研究的商品、價值關系并不是商品經濟產生之初的商品、價值關系，而是在充分認識了比較發達的商品經濟的基礎上，研究出來的作為一般抽象的商品、價值關系，它必須以普遍的、發達的商品交換為前提。也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才在論述價值形式的發展過程時指出，與其說在這個過程中“商品開始轉化為貨幣，不如說表示使用價值開始轉化為商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3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因此，“價值概念的純粹發展……要以建立在資本上的生產方式為前提，同樣，在實踐上也是這種情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5頁。）“價值表現為一種抽象，這只有在貨幣已經確立的時候才是可能的。……這種貨幣流通導致資本”，它“只有在資本的基礎上才能得到充分發展”。所以，“價值概念完全屬于現代經濟學，因為它是資本本身的和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的最抽象的表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9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說明了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性質、轉化的途徑以及轉化過程中量的決定，說明了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交換關系的本質。
首先，它揭示了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中交換關系的本質，這就是，在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社會中，每個人不直接生產供自己使用的生活、生產必需品，而是專門為別人生產當做商品銷售的產品。每個人的私人勞動本質上是社會勞動，但直接表現為私人勞動，它必須通過交換過程轉化為社會勞動，商品生產者生產的產品必須作為商品交換出去，必須由別人來購買和消費。因此，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反映了私人勞動轉化為社會勞動的關系，說明了與前資本主義自給自足的經濟形式不同的市場經濟的本質。
在這一點上，現代的西方經濟學拋棄了古典政治經濟學所開創的價值理論，轉向由供需決定的價格理論，雖然省卻了價值決定和價值分析上的麻煩，卻不能揭示商品交換所體現的社會勞動交換這一本質問題，不能說明前資本主義自給自足經濟與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在經濟運行方式上的本質差別，不能說明市場經濟的歷史性，暴露了其理論分析上的狹隘性。版權所有
其次，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用“社會必要勞動”界定“價值”，雖然在表面上貌似“不可知”，但用無數次現實社會中的交換后果來說明商品價值的決定，卻恰恰是在更高的層次上堅持了理論分析的徹底性和有效性，揭示了價值是通過市場關系這一社會過程，來確定社會勞動的分工體系和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方式。通過社會的交換過程，它告訴人們，哪種私人勞動是社會所需要的？它在怎樣的程度上、在多大的量上為社會所承認？所以，市場、價值、價格等機制，正是人們通過社會關系、社會過程來確定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手段。這正是市場機制的本質，是市場機制的優點，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形式。
可見，“社會必要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一組概念，在說明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與前資本主義自給自足經濟的區別，說明商品交換過程所體現的社會關系的同時，為商品交換過程的實際運作和人類勞動分工體系的深化和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三、物化勞動是否創造價值
這個問題是說，在明確了商品的價值是由勞動——更明確地說是由社會必要勞動——創造的、并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這一前提下，在一個具體的生產環節和階段，如在企業中，商品的價值是由物化勞動還是由活勞動創造的。
眾所周知，在正常的生產情況下，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價值總是比前期投入的生產要素的價值即生產成本大。其中，前期投入的要素成本主要包括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人力成本主要指購買勞動力商品花費的成本，即對工人支出的工資；物力成本主要指采購生產所需的物質要素花費的成本，如在廠房、機器、設備等上的花費；生產出來的商品增大的價值部分，在資本主義生產中，通常稱為剩余價值。因此，對勞動價值論理解的問題，在這樣一個具體的生產過程中，就變為商品成本的轉化、實現以及剩余價值的形成問題。
更進一步，我們知道，任何商品都是人的活勞動作用在一定的物質實體上生產出來的。由于人類社會現有的物質財富都可以還原為人類勞動的產物，是人類勞動一層一層疊加在最初的原始資料上形成的，因此，可以把這些物質資本要素看成是人類勞動的物化，稱為物化勞動。這樣，具體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價值論，或者說剛才提到的具體生產過程中商品成本的轉化、實現以及剩余價值的形成問題，就轉化為活勞動與物化勞動在商品價值的形成過程中分別起怎樣的作用的問題，更直接地說，就是物化勞動是否創造價值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不同看法，表明了人們對勞動價值論的不同理解。
傳統的觀點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在本質上僅僅是指活勞動創造價值。在一個具體的生產過程中，這一點通過對商品價值構成及形成的說明而具體化。投入了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的商品，在生產出來之后，其價值是由這樣三個部分構成的：第一個部分與投入的人力資本相對應，即勞動力商品的工資部分，它通過工人的勞動在生產過程中再生產出來，屬于活勞動創造出來的價值的一部分。第二個部分與投入的物力資本相對應，主要是在生產過程中投入的廠房、機器、原料等物質資料的價值。它本身不創造新價值，只能通過工人的勞動把它轉移到新的產品中去，稱為物化勞動的轉移，這是物化勞動不創造價值的具體表現。新產品價值的第三個部分，即比投入成本增大的剩余價值部分，因為只有活勞動才創造價值以及物化勞動不能創造價值，這部分價值只能是由工人創造的了。順理成章，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就徹底地體現了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但近年來，在對勞動價值論的理解上，出現了一些反對意見。反對者認為，生產的過程是一個由活勞動與物化勞動共同作用的系統工程，勞動與資本彼此之間誰也離不開誰，因此，不能說剩余勞動僅僅是由活勞動創造出來的。尤其在今天，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物化勞動包含了大量的科技因素，具有巨大的生產能力，發揮著不可替代的、越來越大的作用，否定它在價值創造過程中的作用，就不能客觀地、科學地、正確地認識先進技術、先進設備、新材料、新工藝的作用和功能。因此，應該認為是價值及剩余價值是由物化勞動和活勞動共同創造的。
篇8
關鍵詞：貨幣職能；貨幣危機；經濟危機；資本論
一、貨幣是商品交換發展的必然結果
隨著交換規模的不斷擴大和交換次數的增多，價值的表現形式即價值形式經歷了由簡單的、偶然的價值形式，到總和的或者擴大的價值形式，再到一般價值形式，最后發展為貨幣形式四個階段。
在簡單的或偶然的價值形式階段，一種商品的價值偶然地、簡單地表現在與它交換的另一種商品上。在總和的或擴大的價值形式階段，一種商品的價值開始表現在與它相交換的一系列商品上。到了一般價值形式階段，從商品世界分離出一種特殊商品，即一般等價物，此時價值形式發展到一般價值形式。最后的貨幣形式階段，價值形式沒有發生本質變化，一般價值形式與貨幣形式中，處于等價形式的商品都是一般等價物。但在貨幣形式中，一般等價物已經固定地由金銀來充當，金銀成為惟一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商品，一般等價物不再因時因地而異，這樣取得了時間上的穩定性和地區上的統一性，適應了商品交換發展的需要。
價值形式的發展過程表明，貨幣的起源與產生是商品內在矛盾發展的結果，是商品交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貨幣是固定充當一般等價物的商品，表現其他一切商品的價值，由于貨幣采取金銀形式，金銀的同質性、易分割、不易變質、體積小、便于攜帶等優良屬性使貨幣獨占了充當其他一切商品等價物的職能。
二、貨幣的職能·
貨幣形式的確立極大地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世界經濟從此開啟了新紀元。在發達的商品經濟中，貨幣的重要作用得到了更加全面的體現，這種作用通過貨幣的五種職能表現出來，即價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貯藏手段和世界貨幣。
三、從貨幣職能角度理解經濟危機的爆發
貨幣五種職能中，只有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職能貨幣一產生就具有，因而是貨幣的最基本的職能，其余三種職能是在基本職能的基礎上，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產生和發展的。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可以概括為生產相對過剩和貨幣危機。而生產相對過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貨幣危機引起。本文著重從貨幣職能角度闡釋貨幣危機，從而進一步理解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
（一）貨幣流通手段職能與經濟危機
貨幣依據流通手段的職能，成為商品流通媒介，將商品流通分割為賣和買兩個階段的對立，這包含了一種形式上危機的可能性。貨幣的流通手段職能使得商品交換形式變為商品—貨幣—商品，在促進商品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割裂了商品的直接交換，一旦市場上貨幣不足，無法使商品轉化為貨幣，或者商品轉化為貨幣后，沒有再用于購買商品，這樣就將導致商品交換的障礙，表現為貨幣危機的形式，為經濟危機埋下隱患。
如果從資本角度來理解，產業資本生產出來的商品首先要找到它的賣者。然后，商品資本順利地通過售賣階段，轉化為貨幣資本后，還需要在市場上找到自己所需的生產資料和自由勞動者，同時，必須不斷有必要的生活資料以可買形式即商品形式滿足工人的生活消費需求。因此“資本是在一般商品流通之內完成自己特有的循環的”，“也表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都受流通、商業制約”。如果資本在購買階段停頓下來，貨幣資本就會凝結為貯藏貨幣；如果資本在售賣階段停頓下來，賣不出去而堆積起來的商品就會把流通的路阻塞。商品的內在矛盾，在買與賣相分離的條件下，表現為貨幣危機的可能性，而在單個資本循環過程以及社會總資本再生產過程中取得了發展的形式，表現為價值補償與實物替換成為資本運動得以順利進行的強制性外在條件，表現為貨幣危機的現實性，引起經濟危機的發生。
（二）貨幣支付手段職能與經濟危機
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能夠起到賒銷賒購商品、償付債務的作用，也就是采取了信用的形式，不僅在商品流通中，賣和買在時間和空間上相分離，而且在一次商品交易中，發生商品所有權轉移和貨幣支付在時間上的分離，甚至形成賒購賒銷、債務關系的鏈條。當商品出售后，貨幣可以不立即進行支付，可以在一定期限后再進行償付；或者，當支付貨幣后，商品不立即交付，可以在一定期限后再進行交付。貨幣的支付手段職能包含著一個直接的矛盾，即支付鏈條發生故障時，就包含著發生貨幣危機的可能性。
在繁榮時期，商品的一大部分只是表面上進入消費，實際上是堆積在轉賣者手中沒有賣掉，商品的潮流一波接一波涌來，商品資本在市場上互相爭奪位置，為了賣掉只好降低價格出售。商品還未變成現金，支付期限就到來了。此時，商品持有者不得不宣告無力支付所需資金，或者為了支付不得不折價出售商品。這種出售只是為了成功支付的被迫之舉，只是把商品轉化為貨幣來償還，這樣經濟危機就非常容易爆發。
篇9
關鍵詞:價值取向;公平;效益;民商合一
民法和商法作為兩個不同的法律部門,之所以能夠為絕大多數大陸法國家所確認,其主要的原因不但在于民法和商法在調整對象和調整內容上具有明顯的差異性,除此之外,民法和商法在價值向上具有顯著不同以及在產生基礎上具有較大差異性,也是區分民商法分屬不同法律部門的重要原因。因為調整對象的差異固然可以直接界定不同部門法的獨立調整范圍,而價值取向的不同則會決定不同法律立法的最終追求目的,從而使性質各異的法律部門的劃分成為必要。民法和商法在立法價值取向上的主要差異性表現在:在民法的諸項價值目標中,最基本的價值取向是公平,即當公平原則與民法的其他基本原則發生沖突與矛盾時民法首先會選擇公平,在處理公平與其他民法原則的關系時采取的是公平優先兼顧效益與其他。現代民法也在不斷根據市場經濟的發展變化情況調整自己的作用內容,也會不斷融入一些效益的規定,但這并不能因此而動搖公平原則的統治地位,離開了公平就沒有民法和民事法律制度。而在商事立法中最高的價值取向則是效益,在處理效益與其他法律原則的關系時其基本原則和要求是效益優先兼顧公平與其他。
一、民法公平優先原則的產生基礎
(一)經濟基礎――商品經濟
民法是和商品經濟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有商品經濟就應當有法律,就應當有調整商品經濟的基本法律――民法。商品經濟的存在必須有兩個前提條件:一是由于社會分工使每一個社會主體都不能生產出自己所需要的所有商品,從而使商品交換成為必要。“互相對立的僅僅是權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占有別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讓渡自己的商品。”二是由于財產分屬于不同的人所有,使每個人都能無償地占有他人的勞動產品,而必須承認對方的財產所有權,并進行等價勞動相交換。與此適應,就產生了作為民法核心內容的所有權制度和合同制度。合同不過是將每天重復著的產品交換活動通過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每一方只有通過雙方共同的意志行為,才能讓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別人的商品。可見,他們必須彼此承認對方是私有者。這種具有契約形式的(不管這種契約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來的)法權關系,是一種反映著經濟關系的意志關系,這種法的關系或意志關系的內容是由這種經濟關系本身決定的。”而商品經濟又是“天生的平等派”,它不承認任何特權,只承認一個權威即競爭,它要求一切經濟關系的參加者在法律上都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這種平等的法律地位既是商品經營者進行公平行為的前提條件,也是實現經營者自由意志的必要保障。
(二)公平優先的理論基礎――私權神圣和意思自治
民法屬于典型的私法范疇,私法不同于公法的最基本的一點在于私法特別注重對私人權利的保護。民法是市民社會的基本法,按照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觀點,市民社會是社會的一部分,不同于國家且獨立于國家。市民社會以政治權力和民事權利的完全分離,以充分尊重個人的自由意志為主要內容。市民社會觀念強調國家應嚴格限制自己的權力范圍和權力界限,強調應充分關注個體利益和最大限度地發揮個體的主觀能動性和積極性,以實現社會效益的最大化和社會的公平正義。因此,各國民法典中強調的個人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和契約自由,強調當事人意思自治,均是以避免國家對個人權利的侵犯。“在私法范圍內,政府的唯一作用就是承認私權并保障私權之實現,所以應在國家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中竭力排除政府參與。”
(三)公平優先的主體基礎――適用主體上的廣泛性
與商法等其他法律制度相比,民法的適用主體具有廣泛性,可以適用于一切社會大眾,是所有市民主體的基本權利保障法。因此,民法就其基本屬性而言,應當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主體的最基本生存要求。而社會大眾的最基本要求就是生命、財產、個人尊嚴和公平對待,也就是說只有滿足了社會主體的公平要求之后社會才能夠和諧發展。“不患寡而患不均”、“等貴賤、均貧富”等思想或口號的提出,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種社會大眾對公平的需要。
(四)公平優先的規范基礎――強烈的倫理性
從社會學角度觀察,法律條款無非包括倫理性條款和技術性條款兩大類。與商法比較側重于技術性規范不同,民法規范具有強烈的倫理性。其原因在于,民法規范為市場經濟提供了一般規則,這些一般規則是對整個市民社會及其經濟基礎的抽象和概括,是人們理性思維的果,一般較為穩定。換而言之,民事活動本身就社會倫理生活的一部分,具有強烈的社會趨同性,而倫理規則是很難用精確的法律語言加以描述的。正是由于其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及本身的性質所決定,因此民法條款絕大多數屬于倫理性條款,即憑社會主體的簡單倫理判斷就可確定其行為性質,并不需要當事人必須有豐富的法律專業知識和專業判斷能力。而公平原則無疑是最具有倫理性的法律價值判斷之一。正是基于民法規范的高度概括性和極強的倫理性,由此才決定法律的適用必須以公平性的倫理原則和能夠為所普遍接受的民事習慣為指導,并依據各種事實關系與法律規定的內容進行對照,然后對行為人的行為做出相應的價值判斷。
二、商法效益優先原則的產生原因和產生基礎
商法的效益優先不但有其具體表現,而且還有其復雜的社會經濟原因,具體說來這些原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效益優先的經濟原因――市場經濟
市場是商品交換的固定場所,它既是商品生產的必然產物和實現商品價值的必要條件,也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分工和商品交換的伴生結果。對此,列寧曾指出:“哪里有社會分工和商品生產,哪里就有市場。”所謂市場經濟就是以市場機制調節社會資源的配置和調節市場行為的一種經濟運行方式或經濟運行模式。市場必須有一定的構成要素,包括人的要素、物的要素和行為要素幾個方面。其中,人的要素即市場主體是純粹的經濟人。市場中的物的要素是貨幣資本,貨幣資本不同于單純的貨幣,它具有強烈的逐利性趨向。馬克思曾引用登寧勛爵的話形象地形容資本:“一旦有適當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對資本的擁有者資本家來說,“他們活著就是為了賺錢,除了快快發財,他們不知道還有別的幸福,除了金錢的損失,也不知道還有別的痛苦。”值得注意的是,市場經濟與商品經濟不同,商品經濟是與自然經濟相對應的形態,強調的是產品的交換屬性,要求生產者必須依賴于其他生產者而生存,任何生產者都只能通過交換而獲得他人的產品。商品經濟的法律調整就產生了最初的民法,產生了作為民法基本制度的所有權制度和合同制度。因此,可以說有商品經濟就應當有民法。與市場經濟相對應的是計劃經濟,主要強調的是一種社會資源的分配方式,即以市場機制調節社會資源在全社會范圍內的配置。主要是從經濟運行方式或經濟模式的層面上來進行定義的。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有重合的一面,市場經濟必須依賴于商品經濟而存在。但市場經濟并不是隨商品經濟而同時產生,它必須在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才能產生。兩者在作用的內容上也是不一樣的,和商品經濟相比,市場經濟更具有現代性,而商法的產生和作用內容都與市場經濟有十分密切的聯系。
(二)效益優先的法律規范原因――大量的技術性規范
商法最早起源于“商人法”,從它產生伊始就具有專門性及職業性,而后雖經多次進化,“商人法”發展成為“商行為法”,但商法的基本特質并沒有變化,商法始終是對市場經濟的直接調整,可以說市場經濟的基本內容、基本規則及基本運作方式翻譯成法律語言就構成了商法規則。正是由于商法規范為市場經濟主體的營利性活動提供了具體的規則,而這些具體規則又是對市場經濟活動及其實踐方式的直接表現,因此市場經濟的一些基本要求和基本內容都和商法規范具有直接的聯系。有什么樣的市場交易方式和市場交易內容,就相應有什么樣的商法規范進行調整。由此決定了商法規范必然具有很強的操作性、技術性,即商法規范中必然包含有大量的技術性規范,這些技術性規范的設計大多是出于對主體營利的保護,并且對這些技術性規范并不能簡單地憑倫理道德意識就能判斷其行為效果。商事法律的這種技術性規范特點,使其與民法中比較偏重于倫理性規范的特點迥然不同。商法的技術性既體現在其組織法上,也體現在其行為法中。商法規范中通常不僅有定性規定,更多地是定量規定,例如,公司法中公司形式的設計,權利、利益的配置,資本的運動,股票市場的操作,責任的追究,票據法中關于票據之文義性、要式性、無因性規定,關于發票行為、背書行為、承兌行為、票據抗辯、追索權之行使等規范條款,均具有強烈的技術性色彩。另外,商法的技術性原則不僅體現于其規范的具體方面,也表現于整體上不同規則之間的協調,若沒有大量技術性規范的間接調整作用,商法的營利性和商法宗旨均難以實現。
(三)效益優先的適用對象基礎――特定的商人
從一般意義上說,商法是調整商人及其行為的法律規范的總稱。作為商事主體,商人最主要的特征在于他是以營利為目的的經濟組織。亞里士多德曾經說過:“人就其本質而言,都是政治動物。”但人同時又是經濟動物即經濟人。政治人和經濟人雖然具有不同的功能,但無論是經濟人還是政治人,都無時不在既定約束條件下以最小代價去獲取最大收益。從這個意義上說,市場經濟中的主體是以從事營利性活動為其唯一存在目的的經濟人――商人按照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穆勒的觀點,所謂經濟人就是會計算、有創造性、能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并且要求必須人是具有理性的人。所謂人的理性是指每個人都能通過成本―收益或趨利避害原則來對其面臨的一切機會和目標及實現目標的手段進行優化選擇。人是趨利避害的動物,《管子》說:“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繼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處焉。”人在行為中本性和基本價值取向是――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墨子?大取篇》說:“斷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人們在多重行為選擇時的基本行為特征是具有排列和擇優的傾向和能力。這種多中取優的價值取向可以導致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實現。
民法和商法在對待公平與效益的關系與地位上所采取的不同的價值取向,既反映了民法和商法在立法上的不同的價值追求,也反映了民法和商法在調整市場經濟關系時所具有的不同作用和各自獨特的存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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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設計市場學 人類設計發展 市場需求 歷史源流
“設計市場學”是設計、藝術類學科與經濟、市場類學科相融合的一門新興交叉學科。面對當前國內設計教育與市場發展愈來愈明顯的脫節現象，亟需進行“設計市場學”學科建設及其基礎理論與方法、原理的研究。從歷史發展的角度探索設計與市場的關系，可梳理“設計市場學”的發展軌跡，辨析其內在規律與原理，對“設計市場學”學科體系的構建具有重要的基礎性意義。
設計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產物，更確切的說，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需求”促進了設計的產生與發展。隨著商品經濟的出現，人類社會的生存與發展需求逐步通過市場體現出來，這就是市場需求產生的根源。因此，市場對設計的推動作用是隨著商品經濟的出現而出現；隨著市場的發展及其范疇的擴大，市場對設計的發展產生的推動作用也愈來愈明顯。
根據人類歷史的經濟發展程度，人類設計活動的發展歷程可初步劃分為四個階段：原始萌芽設計階段、手工藝設計階段、工業化設計階段、信息化設計階段。在這四個發展階段中，市場的推動作用無處不在，以商品經濟發展及市場需求為線索，可以更加明顯的發現“市場之手”對設計發展的推動性作用。
追溯人類歷史，在原始社會后期，逐步產生了少量以物易物的現象。隨著第一次社會大分工的發生，物物交換得到初步發展，商品經濟開始萌芽，生產力得到大幅提升。人們開始掌握礦石冶煉和金屬加工，帶有設計意識的造物活動也隨著金屬加工的發展得到了初步發展。原始社會末期，隨著第二次社會大分工的發生，商品交換的范圍繼續擴大。金銀等貴金屬逐步成為貨幣商品。并且出現了直接以交換為目的的商品生產——商品經濟產生了。人類的設計活動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在原始社會瓦解，奴隸制社會形成時期，隨著第三次社會大分工，專門從事商品交換的商人階級出現了。商品買賣時間大幅縮短，商品銷路擴大，進一步推動了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發展——商品經濟初具雛形。市場是商品經濟產生和發展的基礎。隨著交換的產生與不斷發展，商品市場逐步形成。商品只有拿到市場上交換才能實現其交換價值，設計與市場逐漸產生了聯系，實用而美觀的器物在商品交換中處于優勢。于是促使造物者開始在功能與形式上對器物進行改良與創新，市場銷路開始成為影響和推動設計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市場的潛在需求推動了設計的發展。
一、原始萌芽設計階段——為生存需求而設計，開創了設計歷史
在遠古時代，人類生存環境極為嚴酷。人類最早的設計就是在受到自然威脅的情況下，為保護生命安全、滿足生存要求而出現的。早期設計與造物活動的代表性器物（如狩獵工具、防護武器、遮體衣物、洞穴掩體等）大多是為了抵御野獸襲擊和惡劣的自然環境。在生產力極為底下的條件下，正是生存的迫切愿望和需求催生出“生存式”設計。
人類最初只會用天然石塊或棍棒作為工具。以后漸漸學會了挑選石塊、打制石器，作為敲、砸、刮、割的工具。人類早期使用的石器一般通過打制成型，較為粗糙，該時期被稱為“舊石器時代”。它們已體現了一定程度的標準化，每種類型都適于其特定的工作，這本身即體現出了“設計意識”，人類的設計文明在這時萌發了。
在“新石器時代”，人類在進一步改進了石器的制作：選擇石頭并打制成石斧、石刀、石鏟、石鑿等工具；然后磨光，使其工整鋒利；還鉆孔裝柄或穿繩。從而大大提高了石器的使用價值。另外，經過磨制的精致石器具有一定的形式美感，體現出制作者對于形態的控制能力。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石器并非為觀賞而生產出來的，而是為了滿足生產生活的實際需要而產生的。而且在使用過程中，工具本身被證明是有效的。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功能與形式相統一的主觀設計意識。同時，設計的標準化程度進一步加強。例如：用作武器的石器的基本形狀大致相同，但有不同的尺寸系列。小的是箭頭，較大的則被用作標槍頭，這些武器都是根據獵物的不同種類而設計的。另外，原始社會的人們在制作石器時，在石材選料上十分注意硬度、形狀、紋理的選擇，以符合不同的使用和加工要求。如石刀呈片狀，所以多選用片頁巖以便于剝離——這同樣體現出了初步的設計意識。
按照達爾文適者生存的理論，人類作為自然物種之一，其生存取決于適應自然環境的能力。這種“適應”必然包括了設計制造有效工具來保護自己、提高生存水平的能力。在危急條件下，正是生存的愿望和需求催生出生存式的設計。而且，這種生存式設計的質量往往可以決定設計者的生與死。如果設計失誤，后果有可能是致命的。因此，設計中的失誤會迅速得到糾正，從而取得了很多成功的設計。經過無數次反復修改的設計過程，早期人類的設計在當時人們的物質條件下達到了較高的水平。最有說服力的事實體現在：很多石器時代的器物造型與功能被沿用數千年，至今仍然保持著很多初始的特征，如刀、鏟、斧、鋤等。
雖然在遠古時期尚沒有產生市場，但觸發設計的萌芽是人類的生存需求。因此可以說設計一開始就同需求緊密聯系在一起，這也成為設計市場學研究的重要線索之一。
二、手工藝設計階段——為手工業生產需求而設計，締造了設計文化
手工藝設計階段由原始社會后期開始，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一直延續到工業革命前。在數千年漫長的發展歷程中，人類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手工藝設計文明。各地區、各民族都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設計傳統。在手工藝設計階段，市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對設計的影響仍處在較為宏觀的層面。根據商品生產規模及社會經濟、文化、地域特征的不同，不同程度的體現在工藝設計風格上。
中國古代社會受專制中央集權政府的制約，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地主沒有掌控行政權、司法權。因此小農與封建地主之間的人身依附關系相對松弛；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相對比較開放；地主、小農都與市場有一定程度的聯系。君主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使中國長期處于大一統的局面。比較有利于商品的流通，促進了市場的繁榮。秦漢時代，中國商品經濟市場尚處于萌芽期。這一時期的手工藝品更多的體現了漢民族本身的文化特色，其風格質樸大氣。到盛唐之時，由于與其他地域或國家市場交流頻繁，市場化程度有所發展。手工藝品設計受其影響，逐步體現出中外藝術與審美趣味的融合——自由奔放，甚至頗有“胡氣”。到清朝時期，相對封閉的市場成熟安定。人們注重享受，追求奢靡的風格。這一時期的工藝品精雕細琢，花樣繁雜，極盡裝飾之能，忽略了功能上的要求。從設計的角度分析往往是形式大于功能，審美水平也不是太高。總體來說，由于市場化程度不高，中國的手工藝設計更多的體現出政治、文化特色，處于循環式遞進上升的態勢，產生了大量的藝術精品。
埃及處在一個地理位置相對封閉而又高度集權的君主專制國家。這種市場環境與古代中國類似，其手工藝設計的發展也和中國有異曲同工之處。特別是種類齊全的古埃及家具很富有特色。有不少是折疊式或可拆卸式的，為后世家具的設計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古希臘和古羅馬是古代著名的海洋民族。它們借助地中海這個海上走廊，大力開展商業貿易活動。這種外向型擴張的市場環境使其手工藝呈現出浪漫主義氣質。后來羅馬取代希臘成為西方文化和經濟的中心，其設計風格更加宏大、壯美。
西方步入中世紀后，封建領主掌控著行政權、司法權，對農奴實行超經濟的強制。各莊園自成一體，形成了封閉的生產與消費體系。市場發展進入冰凍期，除了宗教意味極濃的哥特式風格，這一時期的工藝設計也乏善可陳。
16世紀末風靡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帶來了科學與藝術革命。西歐資本主義從14世紀在意大利開始興起，15世紀后遍及各地。由于社會勞動分工促進了生產技術的革新，商品生產和商業日趨興旺。城市新興的資產階級要求在意識形態領域開展反對教會的斗爭，因此形成了為資本主義建立制造輿論的“文藝復興運動”。在商品經濟大發展的刺激下，文藝復興時代的設計風格——反中世紀的刻板僵化。追求具有人情味的曲線和優美的層次，顯示出更大的自由度。曲線被廣泛的應用，家具的起伏層次更加明顯，呈現出使人親近的感情。
17世紀時文藝復興運動衰落，但商品經濟繼續孕育發展。歐洲設計也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史稱浪漫時期。該時期的設計風格主要是巴洛克式和洛可可式。巴洛克式風格突破了古典藝術的常態。它一反文藝復興時代藝術的莊嚴、含蓄、均衡，而追求豪華、浮夸和矯揉做作的表面效果。洛可可風格是從東方藝術中獲得靈感而發展起來——輕巧、纖細，繁瑣而華麗；注重細節的精雕細琢；體現出一定程度上的創新。浪漫時期由于市場化程度大大加強，商品經濟快速發展，人們耽于享樂。該時期的設計也體現出奢侈靡費之風。圖1.1-6提現出了洛可可家具與東方傳統藝術的對比與聯系。
總體來看，手工藝設計階段的設計是為了滿足手工業生產發展的需求而設計。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程度仍然有限，因此該時期的設計具有極強的地域化特征。更多的體現出文化藝術氣質，但也為以后的設計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和豐富的創意源泉。
三、工業化設計階段——為機器生產需求而設計，開辟了現代設計
工業革命把人類社會帶入了工業化時代。現代化的機器設備成為高效的規模化生產工具，大大提高了商品的生產率，直接促使商品交換的進一步擴大。隨著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生產的社會化，市場在商品經濟中的地位進一步提高——逐步形成了市場經濟。隨著市場經濟的極大繁榮，市場發展迅猛，迅速超越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成為推動設計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使設計的發展掀開了歷史性的新篇章。
工業革命使大規模工業化生產成為可能，并引發了城市化進程。為滿足對原材料和銷售市場的需求，歐美國家相繼在海外大規模開拓殖民地，客觀上推動了世界市場的形成。工業革命以機器生產和現代大工業逐步代替了工場手工業。使持續上千年的農業經濟體制轉變成為以工業與城市為主體的工商業經濟體制。新式工業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認為：工業生產什么，就能賣出什么。集中精力于專業分工、技術改革、擴大生產規模、降低生產成本——以求獲得更高的利潤。這種經營思想被稱為“生產觀念”。在其影響下，生產商只關注產品功能，對產品的審美需求考慮不足。其設計體現為典型的功能大于形式。這是由于當時的市場是賣方市場，產品易于銷售，因此生產者更加關注生產成本與產量。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市場競爭日益激烈，設計逐漸成了一種重要促銷方式。但生產商們只是將裝飾圖案生搬硬套的印制在產品上。準確的說，這屬于產品涂裝設計，而不是產品設計。1851年的巴黎水晶宮的很多展品體現出這一特色。正是在這種功能與形式分離的設計背景下，拉斯金和莫里斯倡導了工藝美術運動：強調手工藝，反對機械化生產，崇尚自然主義和東方藝術。從而開創了新的設計風格。但把復興手工藝的思路，不符合設計發展規律。于是，19世紀末，新藝術運動在法國展開并傳播到其他國家。該運動追求創新設計的美感，追求繪畫裝飾效果及線的表現力。主張用從自然中抽象出來的形式代替程式化的古典裝飾，完全放棄傳統形式的借鑒——為現代工業設計的興起開辟了道路。
1900年以來，隨著時展，新產品不斷涌現。傳統的概念與形式已無法適應新的功能要求。而新的技術和材料則為實現新功能提供了可能性。與此同時，以頌揚機器及其功能與美學的未來主義、風格派和構成派等現代設計流派興起。機器美學風靡這個時代。格羅皮烏斯和柯布西埃等人為探索現代設計發展方向，在1919年創立了“包豪斯”設計學院，標志著現代設計的開端。
包豪斯強調功能性，擯棄裝飾性圖案，其設計具有理性化的簡潔、現代的特征。但它忽視了人們使用產品的心理層面需求。當市場發展到一定程度，功能性產品達到了飽和度，人們不再滿足于使用缺乏人情味與生命力的產品。在此之后，工業設計開始注重功能與形式的統一；情感化設計開始出現；各種充滿生命力的設計風格和流派開始形成。
縱觀工業化設計階段的設計：在全球化的超大市場背景下，受限于機器大生產的產品量化特征，產品設計往往注重功能性，形態盡量簡潔以便批量生產——可以說是為滿足機器生產需求而設計，而缺乏對人的關注。在工業化初期階段，這種設計由于市場廣闊，尚沒有顯露其弊端。隨著市場的飽和，競爭加劇，僅能滿足功能需求的設計已無法滿足市場需要。設計逐步趨于能夠深入滿足人的內在需求。除實用功能外，還要滿足審美、品牌認同等多種心理需求。綜上可知，正是市場環境和市場需求的變化推動著設計不斷發展，更好的滿足著人們生產與生活需要。
四、信息化設計階段——為人性化需求而設計，進化為多元復合設計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計算機的快速普及及因特網的迅猛發展，人類進入了信息爆炸的新時代。信息化的出現更加速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特別是步入21世紀以來，信息化和經濟全球化成為當今世界兩大不可逆轉的潮流。這種巨大的變化全面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特征，對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均產生了深遠影響。作為人類科學技術與文化藝術融合結晶的工業設計，正在經受這場劇烈變革的沖擊和挑戰，并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
信息技術和因特網絡的發展改變了工業格局：信息產業迅速崛起，開始取代鋼鐵、汽車、石油化工、機械等傳統產業，成為知識經濟時代的生力軍。在此背景下，工業設計更加趨向于為高新技術產品提供服務。正是設計把高新技術轉化為人性化商品，并產生了許多經典案例。美國蘋果電腦公司在這方面具有代表性，如圖1-8為蘋果公司生產的iMac電腦。其前期產品采用半透明塑料機殼，造型雅致而又略帶童趣，色彩則采用誘人的糖果色。完全打破了先前個人電腦嚴謹的造型和乳白色調的傳統。高技術、高情趣特征得到了完美體現。
隨著人類由以機械化、電氣化為特征的工業社會走向以信息化、網絡化為特色的“后工業化社會”。工業設計范疇也大大擴展：由先前主要是為制造型的工業企業服務，擴大到為金融保險、商貿旅游、影視娛樂等第三產業服務；由具體的產品設計擴展到產品譜系、品牌戰略、企業形象等方面；由有形產品的設計擴展到“交互設計”、“體驗設計”、“形象設計”、“非物質設計”等無形產品的設計——工業設計逐漸擴展為內涵豐富的全方位現代“多元復合式設計”概念。
隨著現代市場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知識經濟社會的到來。設計創新形態正在發生嬗變——設計逐步由專業設計師的工作向更廣泛的用戶參與演變。以用戶為中心的、用戶參與式的創新設計方法日益受到關注。以用戶體驗為核心，以協同式創新、開放式創新、融合式創新為特點的用戶參與設計的創新模式正在逐步形成。體現出在當今信息化社會，在市場競爭的白熱化狀態下，設計為滿足更深層次的人性化復合需求的特點。這更說明了經濟與市場對設計的內在推動力。另外，文化藝術與人性化是現代設計的重要創意源泉——設計把文化、藝術、科學、技術等多方面因素進行整合。并且以人性化為切入點，通過市場的作用，越來越強烈的改變著人類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