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線城市經濟發展狀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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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創意產業集群 區域經濟發展 相關性
所謂創意產業集群主要是指在指定區域的經濟發展環境中,不同領域企業發展之間能夠相互配合,在區域經濟中相互影響,當該區域的經濟水平達到一定高度時,就會形成創意產業集群,保證這一集群中的不同行業企業或者同種行業企業之間相互競爭,能夠形成良好的競爭環境,進一步存進該區域經濟發展。區域經濟為創意產業集群發展提供基礎條件,同時創意產業集群發展又反作用于區域經濟進步,兩者相輔相成。
1 創意產業集群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
首先,經濟區域發展情況影響創意產業集群。從大方向概念上來講,創意產業集群主要是指同一區域內容的同一行業或者相關周邊行業在發展經營過程中形成的集合群體。但是僅靠這一點進行集合群體的構建缺乏科學性,通常創意產業集群是否建立主要是參考其所在區域城市的經濟發展狀況來決定的。要保證其所在區域城市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具有系統健康的市場經濟體制,對于創意產業集群形成及未來發展均具有一定促進作用的。另外,在進行創意產業集群形成之前還要考慮不同方面重要因素,其中包括集群的經濟投入、經營成本及獲取經濟利潤等,這些指標均是決定是否進行創意產業集群的關鍵參考內容。當時從另外一層面來講,這些指標也屬于該區域經濟發展情況的間接組成部分。區域城市經濟水平較高必定會為創意產業集群創造發展條件,營造良好市場競爭環境,自然會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
其次,創意產業集群影響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從當前情況來講,能夠實現形成創意產業集群的城市多為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一線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等,這些城市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來說也是受創意產業集群印象的。創意產業集群的形成能夠將該區域的不同類型行業企業、不同發展水平企業相互聯系到一起,形成內部市場競爭環境,良好的競爭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前提,同時企業與企業在發展過程中能夠進行訊息交流,提高市場信息傳遞的有效性,這能夠從根本上節約區域經濟發展資源,提高資源優化率。另外,創意產業集群的形成能夠吸引周邊區域或者不同地區同行業企業的關注,能夠有更多的投資者參與其中,在投資、經營、進步過程中推動了區域經濟發展。
2 創意產業集群與區域經濟高效發展的有效途徑分析
2.1 提高創意產業集群籌劃的有效性
創意產業集群建立形成的最終目的是實現群體自身和區域經濟效益的有效提升,就此在建設形成之前就要進行有效籌劃,保證創意產業集群能夠與當地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市場引導是促進創意產業集群形成及發展的關鍵,但除此之外,國建內部宏觀調控手段也是至關重要的。國家相關權利部門要根據創意產業集群形成的區域城市經濟進行全面考察分析,根據創意產業集群發展需求和區域經濟當前發展水平作為參考出臺相關調控政策和籌劃,保證創意產業集群能夠與國家法律法規政策和市場經濟相互共同接軌。
2.2 提高創意產業集群的規模化
創意產業集群要想有效系統發展,實現經濟利益最大化,就要保證其發展更具規模化,其在另外一個概念中又可以被稱為集團化,這也是當前國內外提升創意產業集群發展水平、競爭能力的關鍵點。創意產業集群規模化主要是將企業的投入資本、人力物力和財力等均作為發展的基礎,同時將其與企業的技術相互結合,在規定的時間和空間內形成最大程度的產業聚合效應,這能夠有效控制創意產業集群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最終實現經濟利益最大化。要想形成規模化的創意產業集群需要區域政府及市場經濟的支持。通常,區域政府要明確其所管轄范圍內共有多少個創意產業集群和涉及的行業類型,同時要明確不同創意產業集群的發展情況,將區域內的不同創意產業集群予以分類整理。根據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選取重點創意產業集群對象,通常以發展情況良好、經濟效益優良和未來前景明朗更優先。區域政府向上級申請為其特批相關扶持政策同時為不同創意產業集群營造交流溝通平臺,促進集群與集群之間的接觸溝通,有利于形成更大、更具有規模化的產業集群。除此之外,在既定的區域市場經濟當中,要形成創意產業集群中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密切合同,這能夠有效降低集群運營成本,實現資源有效利用,在整體上形成創意產業集群的競爭力,形成高效發展的經濟鏈條,這對于保證創意產業集群與區域經濟共同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2.3 開展創意精英發掘政策。
任何行業的發展進步均離不開新鮮血脈的注入,需要這一行業的經人才來進行支撐,創意產業集群更是如此。其屬于技術密集型行業之一,精英人力資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是促進其發展的重中之重。根據當前我國創意產業集群發展情況來看,其發展進程緩慢,這與該行業精英人才的缺失存在一定關系。地區政府要創造良好的城市環境及特色地區氛圍,在一定程度上吸引外來創意產業集群精英,另外還可以從本地區建立完善系統的創意精英培訓體系,發展本地區精英人才,保證人才聚集促進創意產業集群全面可持續發展。
結束語:創意產業集群與區域經濟發展兩者相互依存、共同發展,兩者協調發展對于區域經濟水平的提升和創意產業集群競爭實力的提高均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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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近日,新華經參仕邦人力資源研究院在北京了《2012年第二季度人力資源指數報告》(下稱報告)。報告指出,與上年同期相比,二季度15個城市4個行業的勞務派遣用工人員的平均工資增長18.32%,扣除物價上漲因素仍可達到15.12%的增長。未來由于宏觀政策調整效果顯現,用工需求將顯著增加。
報告顯示,分城市來看,與上年同期相比,多數城市的聘用量上升,但廣州等城市聘用量出現下降;中西部城市勞動報酬增長明顯。二季度15個城市的勞動報酬呈現“十三增二降”的態勢,除昆明、上海外其它城市的勞動報酬都有增加。此前,一季度的報告顯示,廣州、深圳兩個城市聘用量連續三個月出現同比下降,從勞動就業的角度反映了兩城市一季度經濟收緊的態勢,也凸顯了外向型經濟在國際經濟形勢不景氣背景下所面臨的結構調整任務的艱巨性。
2012年二季度GDP增速為7.6%,在宏觀經濟形勢更為嚴峻的情況下,二季度15個城市4個行業的勞務派遣用工人員的平均工資增長18.32%,而一季度同比增長為13.13%,一線勞務派遣人員的薪酬增速有加快跡象。
勞動者薪酬提升
勞動報酬方面,除金融業外其它三個行業的勞動報酬保持增長態勢。與上年同期相比,交通運輸及倉儲和郵政業、批發和零售業、制造業的勞動報酬在4月-6月的變動情況比較一致,呈現不同程度的增長,且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勞動報酬的增幅在4月-6月超過了交通運輸及倉儲和郵政業。
新華經參仕邦人力資源研究院院長蘇海南認為,勞動報酬變化主要來自三個方面。首先,勞動工作強度的增加和提高勞動報酬措施繼續發力雙雙推動勞動報酬的增長。交通運輸及倉儲和郵政業,其派送員的勞動強度高、勞動工作量大,引起勞動報酬的增加。與此同時,近期國家及地方政府出臺的相應提高勞動報酬的措施,如地方政府在城市最低工資標準提升與中低收入者職業技能培訓等方面的措施都在繼續發揮正效用。
其次,不同地區城市經濟結構調整策略的差異,引起勞動報酬變化的迥異。由于制造業正在從沿海轉向內地,中西部的城市在承接東部產業,尤其是制造業的轉移過程中,逐漸進入收入增長帶動就業增加的良性循環,勞務派遣用工出現供需兩旺現象,供求比較均衡。與其他領域的勞動者相比,他們的薪酬在加速增長恰好見證了區域間產業轉移的有效行進。
最后,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繼續推動交通運輸及倉儲和郵政業的發展,制造業結構性調整初見成效。
根據商務部的2010年-2011年《中國電子商務發展報告》,2011年中國電商交易額5.88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近30%。俄羅斯網絡購物公司協會近日一份研究資料帶來的2012年全年數據的預測則更為“驚悚”,2012年中國的網絡購物將增長122%。強勁的網絡購物需求,喚醒了物流行業的快速擴容,并由此帶動了相關從業人員的薪酬提升。
聘用量各有千秋
分行業看,四個行業的聘用量同比呈現“兩增兩降”的態勢。與上年同期相比,交通運輸及倉儲和郵政業的聘用量連續3個月都有逾40%的增長;金融業的聘用量也出現連續3個月的增長;批發和零售業、制造業的聘用量連續3個月出現下降。
報告認為,勞務派遣用工聘用量發生變化的主要原因是,宏觀經濟形勢增速下滑。2012年二季度經理人采購指數PMI跌至50.1,僅高于榮枯分界線0.1,企業開工投產意愿一再降低,則不能為社會投放更多的就業崗位。
不過,珠三角地區城市經濟增速有所回升引起聘用量降幅的扭轉,加上其它多數城市的經濟平衡運行支持對勞動力的需求,帶來了中西部地區部分行業的聘用量穩步增長。
不容忽視的一點是,行業發展狀況不同引發勞務派遣用工聘用量的行業差異。此外,二季度一些新現象的凸現也對該行業聘用量的增加形成壓力:一是勞動力成本上升,減少了制造業的就業機會;二是產業結構升級中出現的高端制造業對勞動力學歷和技能的高要求也減少了大多數低學歷勞動者的就業機會。
未來問題待解
報告預測,由于一二季度以來國家以穩定經濟增長為首要目標所做出的宏觀調整政策效果顯現,未來必將帶動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聘用量下降的誘因也存在,主要是由于低端制造業中勞動成本占比過高,成本的壓力與外部市場的縮減可能會推出迫使部分吸收就業能力強的中小企業退出市場。
市場上部分行業特別是制造業破產企業增加,環境趨緊的壓力誘導企業多方縮減成本,會對勞動報酬的持續上漲形成約束,且12省區工資指導線漲幅下調,也將可能引導勞動報酬增長率的下調。
報告指出,2012年第二季度勞務派遣人員的聘用量和實際勞動報酬有一定程度改善,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結構性問題。為此,報告建議:第一,加快落實相關減稅、信貸優惠措施,同時積極為民間投資創造條件。在落實好現有政策措施的基礎上,謹慎采取新的經濟刺激計劃。同時,要動員民間投資,促進勞動力吸納能力強的中小企業、包括小微企業的發展。
第二,充分調動各方力量,引導勞動者的合理流動。繼續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縮小行業間的收入差距;實現對進城務工人員提供均等化的社保、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務。
第三,政府有關部門在制訂適合產業發展規劃和地區經濟發展的培訓大綱的同時,還要結合當地求職者的實際情況進行針對性的培訓,提高勞務派遣人員與用人單位有關崗位之間的匹配率。
篇3
房地產市場發展風險在三四線城市層面上較為集中
在我們看來,評價一個城市的房地產市場,可以從經濟支撐、人口吸附和市場消化三個方面入手。從這個思路出發,我們對全國288個地級市的相關數據進行了一次系統的梳理,最后形成一份城市投資風險排行榜。
總體上看,從一線到四線投資風險逐步增強。可以看到,位居風險榜單前50位的,清一色全部是三四線城市;而風險相對最低的前50個城市中,一二線的城市占到了7成以上。(見表1和表2)一線城市因其發達的產業經濟,造成了更強的人口吸納能力和更高的消費水平,這些都天然地使得當地居民對住房產生了比其他城市更加迫切的需求。
從地理區位和行政劃分看,東部沿海地區和省會城市得益于天然的地理優勢和資源配置的傾斜,沿海到內陸投資風險逐級遞增,省會到下轄縣投資風險逐漸增加。
三大能力指標剖析三四線城市房地產風險
由上一章節我們已知一二線城市房地產市場風險相對可控,發展潛力總體可觀,而三四線城市市場的風險明顯集中,乃至于風險TOP50城市被三四線所包攬。那么,這個層面上的城市是否就不適合投資呢?過去幾年的三四線城市熱潮是否就是個錯誤呢?我們認為不是。
事實上,中國城市數量龐大,有288個地級市,除去大約40個一二線城市,剩下248個城市皆為三四線城市,在這248個城市中,顯然不可能所有市場都彌漫著風險,其中不乏一部分發展狀況和前景都不亞于一二線城市的地區,因此對三四線城市的風險一概而論是極不恰當的。評價一個城市房地產市場的發展狀況,主要通過三方面指標的分析――經濟支撐力、人口吸附力、市場消化力,本文將針對248個三四線城市做一個系統的研究,以展示這一層面上的城市真實的發展狀況。
1.經濟支撐力:經濟水平總體落后,東部沿海和資源型三四線城市具有強大購買力。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標反映了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通過圖1發現,盡管絕大多數的三四線城市經濟水平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但是仍然有相當一部分三四線城市高于全國平均線,甚至高于一二線城市的平均水平,例如紹興、嘉興、舟山、常州、中山、珠海、包頭、東營和鄂爾多斯等等。這類城市可以歸結成東部沿海城市和資源型城市兩大類。
對于東部沿海城市,其得益于天然的地理優勢,首先承接下來由發達國家轉移出來的低端產業,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發展,已經形成擁有成熟產業鏈的城市帶,即以一個重點城市為中心,帶動周邊多個城市共同發展,整體發展水平相對平均;而中西部城市則不同,受制于并不發達的產業經濟,往往是舉全省之力集中發展一個中心城市,其他城市幾乎得不到任何發展機會,這也就是我們所稱的經濟島狀結構。所以,絕大多數經濟發展水平好的三四線城市,主要集中在長三角、珠三角這樣的經濟比較發達的沿海城市群內。
再來看第二類資源型城市。包頭的資源主要是稀土、鐵等金屬礦,是中國重要的基礎工業基地和全球稀土產業的中心;東營則是中國第二大油田――勝利油田――所在地;鄂爾多斯的“羊煤土氣”更是聲名遠揚:羊絨制品產量占全中國的1/3,世界的1/4,煤礦探明儲量1676億噸,占全中國的1/6,此外還有占全中國1/2的稀土和1/3的天然氣。但是,資源型城市雖然具備強大的購買力,但由于其產業結構單一、社會財富缺乏更多釋放渠道等特點,使得這些城市房地產市場很容易出現非理性膨脹。
2.人口吸納力:人口總體呈現流失,中山憑借強悍的產業經濟鶴立于同等級城市。人口吸納力可由人口密度和常住/戶籍人口比兩個指標來衡量。第一個指標的含義是每平方公里上的人口數量,反映的是一個城市本身的人口規模;第二個指標通過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的比值,反映出一個城市對外來人口的吸附能力。一般來說,常住/戶籍人口比越高,表明該城市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越強,房市的新增需求就越大。
圖2反映出絕大多數的三四線城市在人口吸納這個指標上遠遠不如一二線城市,僅有珠海和中山兩個珠三角地區城市在一二線城市的平均水平之上,其余諸如忻州、張家界等129個三四線城市,本身的人口密度就不高,還處于向外流失的狀態,在人口吸納力這一指標上幾乎是乏善可陳。
中山市以1734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和高達2.09的常住/戶籍人口比在248個三四線城市中鶴立雞群,在廣東省傳統三來一補優勢產業形態中,中山市也占據一席之地,其燈具行業在全國居于壟斷地位,是廣東省內三四線城市中產業經濟最強悍的一個城市;三來一補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中山帶來了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由此使得這個地處珠三角核心地帶的三線城市聚集了大量人口。
3.市場消化力:供應風險總體可控,個別城市確實存在巨大的潛在危機。所謂市場消化力,即城市市場的供應規模以當前的銷售速度而言,需要多少時間能夠消化完畢,這個時間越短,該城市的市場安全系數越高,越值得投資,反之則投資風險越高。我們主要用兩個指標來指代市場供應規模,其一是當地商品住宅用地成交規模,其二是當地商品住宅新開工規模,兩者的區別在于形成住宅實際供應的時間點,新開工消化周期所反映的市場供求關系離當前更近。
將各線城市市場消化力對比發現(見圖3),一二線城市的平均土地消化周期為1.08年、平均新開工消化周期為1.48年,都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北上廣深杭等核心城市長期保持在1年以內,這也解釋了為什么這些城市房價一直以來居高不下。
而反觀三四線城市,其市場消化力呈現總體風險可控和局部風險突出的特點。
首先,從總體上看,248個三四線城市中平均土地消化周期為1.43年,雖然比一二線城市和全國平均水平略長,但從時間絕對長度的角度看,這樣的潛在供應規模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另外,從新開工來看,有132個城市消化周期比一二線城市更短,占到三四線總量的一半,可見三四線城市并不存在整體意義上的消化力風險。
其次,從局部來看,確實有個別三四線城市存在供應規模過大的風險。從新開工周期來看,福建省龍巖市年均商品住宅銷售面積在120萬平方米左右,但當前每年新開工規模卻高達1300萬平方米,消化周期超過10年,另外如湖北省黃岡市、福建省莆田市、湖北省鄂州市等6個城市新開工消化周期也都超過5年;從土地周期來看,年均商品住宅銷售面積不足10萬平方米的甘肅省武威市,住宅用地卻每年能成交80萬平方米以上,其未來的供應風險非常顯著。山西大同、黑龍江雙鴨山、內蒙古鄂爾多斯等資源類城市土地消化周期亦超過5年。
4.綜合考量:三四線中部分城市風險可控,仍具備較好的投資機會。三四線城市數量龐大,且城市之間的差異巨大,因此,一邊倒地認為遍地風險的看法,就如同兩三年前整個行業一邊倒地認為都是投資機遇一樣,都是錯誤的觀點。綜合以上分析可知,如果三大指標都高于全國城市平均水平(市場消化力指標低于一二線平均水平),則這樣的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市場風險較小,未來仍有較大的增長空間,可以作為企業投資的目標城市;如果三大指標中至少有兩個高于全國城市平均水平(市場消化力指標低于一二線平均水平),則這樣的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市場可以謹慎投資。
經過數據比對,本文認為三四線城市中房地產市場有明顯投資機會的城市有6個,分別是中山、鎮江、珠海、江門、湖州、馬鞍山;而可以謹慎投資的城市大致有36個,分別是貴陽、紹興、常州、臺州、淄博、金華、威海、廊坊、舟山、營口、萊蕪、潮州、嘉興、汕頭、包頭、東營、惠州、洛陽、泰州、揚州、吉林、濱州、株洲、柳州、棗莊、三明、湘潭、晉城、攀枝花、防城港、三亞、金昌、大慶、本溪、克拉瑪依、新余等。
重看三四線城市“鬼城”傳聞
2012年以來,關于鬼城的新聞頻繁出現在各地房地產媒體上,從一開始的鄂爾多斯、貴陽,到之后的鄭州、常州、營口、三亞等諸多城市。“鬼城”的表現形形,但究其根源均為:住宅市場供應“過多”,而購房需求“相對不足”。
本文認為,判斷一個城市是否為鬼城,不能只看其短期內的靜態表現,例如“住房空置率”、“小區亮燈率”等指標,更應該結合當地市場中長期的發展空間來看,即充分分析一個城市的房地產業發展最倚仗的三要素――經濟支撐力、人口吸附力和市場消化力,這三個要素是持續可變的,往往需要長時間段的指標變現才能反應出一個城市房地產行業的發展能力和方向。我們可以從這三大因素出發,去看看究竟哪些是真鬼城,而哪些正被誤讀。
1.貴陽:省會城市積聚全省人口資源,房地產市場需求源源不斷。外界諸多媒體在報道貴陽房地產市場時總喜歡用天量供應、需求不足這樣的字眼,這種觀點是非常不成熟的,事實上,貴陽市場的需求絕不僅僅是貴陽當地人口,它背后站著整個貴州省。貴州省舉全省之力發展貴陽,而貴陽憑借其省會城市的資源優勢吸附著全省的人口,在新型城鎮化發展的背景下,貴陽人口積聚效應明顯,需求不單純來自于貴陽本市,更是來自于貴州全省。
(1)省會城市優勢資源集聚,貴陽經濟發展水平在省內遙遙領先。
貴陽作為省會在省內具有舉足輕重的經濟地位,這是其吸附省內其他城市人口的前提。在貴州省,貴陽常住人口占全省的12%,GDP總量卻占到全省的24%。2012年貴陽的生產總值達1700億元,是貴州六盤水的2.3倍,是黔東南州的3.55倍,其人均GDP也名列貴州省首位,達到了38194元。
(2)人口集聚為貴陽房地產市場提供源源不斷的住房需求。
正由于貴陽的經濟地位舉足輕重,社會福利明顯優于省內其他城市,所以貴陽不斷從全省吸附人口,其住房需求從目前來看幾乎是源源不斷的。2010年,貴陽城鎮化率恰達到30%,正式進入城鎮化高增長時期,貴陽吸收省內其他城市人口的能力與日俱增,房地產市場的潛在需求不斷增加。2011年,貴陽全市人口數達到了439萬人,較2005年增長了13.12%,是貴州省各市中唯一一個人口呈正增長態勢的城市。
2012年,貴陽出臺的購房落戶政策,更起到了加速貴陽集聚省內人口的作用。戶籍制度不僅發揮了一般的人口管理和治安功能,更成為了社會稀缺資源的直接分配依據。2012年,貴陽市商品房成交量在連續三年維持在800萬方以上的高位之后,又一次飛躍式的上升到1023.84萬方,較2011年上漲了24%,較2008年上漲了149%。
綜上所述,諸多媒體所稱的天量供應和需求不足等說法用在貴陽的房地產市場上是過于片面的。作為省會城市,貴陽在貴州全省的支撐下,其需求遠未枯竭,稱其為鬼城多屬誤讀。
2.常州:城市經濟發展前景良好,房地產市場正處于起步期。既鄂爾多斯之后,常州被財經類報紙記者描述為“鬼城”,然而常州和鄂爾多斯的情況不可同日語,兩個城市無論從區域一體化、產業經濟發展還是房地產市場成長性需求角度來看,都沒有可比性,而常州目前個別區域入住率相對較低,和當地市場當前所處的發展階段有重要關系。
(1)常州以中國最發達的長三角經濟圈為依托。
其一,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領頭羊,長三角城市群GDP總量占全國比例長期保持在20%左右的水平。從人均GDP角度看,2012年江蘇和浙江兩省分別達到6.84萬元和6.33萬元,均超過了廣東省,由此可見,同為中國經濟的領先地區,長三角的平均發展水平更勝珠三角。總體經濟發展水平的落差決定了長三角諸城對外部地區,尤其是對安徽和江西兩省具有強大的資源吸附能力,包括投資資金和優秀人才,而常州南部直接與安徽省接壤,其經濟發展對內受到長三角的拉動,對外是吸收外部地區資源的第一站。
其二,產業錯位布局基本形成,長三角經濟發展根基穩固。與中國另兩大經濟大區珠三角和環渤海相比,長三角當前城市群之間的產業錯位發展的格局更加合理。近年以來,隨著上海經濟發展路徑的轉變,未來將重點發展新能源等九大高新技術產業,而江蘇則主要覆蓋紡織、輕工、鋼鐵、有色金屬四大傳統產業。深入到江蘇省內部,城市之間分工繼續細化,江蘇、無錫、南京等發展順位較早的城市當前正集中面臨產業升級,而包括常州在內的諸多后發型城市,在勞動力、資本等比較優勢推動下,未來將繼續在傳統工業的道路上深造。
(2)常州房地產市場正為進入持續擴張期作最后的蓄力。
從行業經驗來看,一個城市房地產市場在原始積累進行到一定程度后,需求會在某一個時間點上突然開始釋放。從歷史數據來看,以上海1998年為第一波,杭州2002年左右崛起為第二波,南京、蘇州、無錫、寧波、溫州2004-2005年相繼崛起為第三波,之后2009年常州、揚州、徐州、紹興、嘉興等即為第四波。伴隨著商品房交易量的高企,政府推地和企業開發的熱情也隨之高漲,表現在數據上即是房地產開發投資的明顯加速。
以2004-2005年那波城市為例,蘇州2005年商品房銷售面積較前一年暴漲60%,一舉達到1130萬平方米,同年商品房開發投資額也突破400億元,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無錫。再看常州,自2009年商品房銷售面積暴增83%后,開發投資規模也正以每年100億元的速度攀升。
隨著開發投資在短期內的爆發式增長,當然會引發城市商品房市場供應的集中釋放,因此在這個時間點上部分區域新建樓盤確會出現類似空置的假象,這也正是常州當前被誤認為“鬼城”的原因,其實這些所謂的“空置”隨著市場需求的逐漸跟進會自然消失。
3.鄂爾多斯:憑借資源產業實現暴富,房地產市場需求穩定性嚴重缺乏。說起鬼城,人們第一個想到的應該就是鄂爾多斯――空蕩蕩的大街、空置的房屋、大量停建的工程,這些直觀的感受都跟鄂爾多斯聯系在了一起。深入分析后不難發現,造成鄂爾多斯“鬼城”現象的根源無疑是不健康的“造城運動”。
(1)鄂爾多斯土地供應規模異常驚人。
截至2012年底,鄂爾多斯的常住人口為200.42萬人,然而其土地供應量卻是異常驚人。2008-2010年,鄂爾多斯的土地出讓面積平均達到了2742萬平方米,甚至遠超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這種大規模的土地開發明顯已經超出了鄂爾多斯實際的需求,后果可想而知。
在巨量的土地供應同時,鄂爾多斯出現了大量停建、緩建的在建工程。2012年,鄂爾多斯的施工面積為3978.1萬平方米,其竣工面積卻僅有433.5萬平方米,僅為施工面積的10.9%,這一比值在2010-2011年也僅有6.9%和1.5%,而在2007-2008年,這一比值平均在70%左右,可見自2010年以來,鄂爾多斯已有大量工程處于停工狀態。
(2)依靠資源優勢實現經濟騰飛,但產業結構極為單一。
鄂爾多斯因為“羊、煤、土、氣”而揚眉吐氣,2007-2011年,鄂爾多斯的GDP增速年均保持在20%以上,發展速度著實驚人。早在2007年鄂爾多斯的人均GDP就超過了北京、上海。此外,鄂爾多斯每百戶城鎮居民擁有家用汽車62輛,而上海則僅為20輛。可見,隨著鄂爾多斯居民財富的不斷增加,為其投資購房奠定了基礎。
但鄂爾多斯的產業結構極為單一,社會財富的積累更像是一個“暴發戶”,而且這種純粹靠自然資源帶動經濟發展的發展模式現如今正逐漸成為阻礙其經濟繼續騰飛的掣肘。2007年以來,鄂爾多斯的GDP增速在不斷的下降,2012年僅為13%,較2007年幾乎下降了一半。從三大產業結構來看,其增速均在持續下滑。
(3)人口吸附能力不強、市場缺乏穩定需求 。
鄂爾多斯的產業結構極為單一,主要還是依靠以煤炭為主的第二產業來拉動經濟增長,這種粗放的重工業對于外來人口的吸引力顯然十分有限,而房地產市場的需求是需要人口的流動和聚集來支撐的。據統計,2012年鄂爾多斯200.42萬的常住人口中,戶籍人口就達到了152.1萬人,占到了76%。由此可見,鄂爾多斯對外并不具有強大的人口吸附能力,其市場需求絕大多數還是來自于本地,市場容量和潛力顯得不足。
篇4
一線城市覆蓋率更高,二線城市實銷率更高
2011年,從我國一二線城市報紙總體發展狀況來看,都市報品種繁多、競爭激烈,特別是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不僅報紙種類更多、更全,而且市場競爭也表現得更為膠著。根據世紀華文監測數據,2011年在一線城市,銷量前幾名的報紙的銷售攤點覆蓋率均達到了100%,而在二線城市以及三、四線城市,報刊亭規模相對較小,銷售攤點覆蓋率也明顯不及一線城市。但是從實銷率對比來看,一線城市由于市場過于飽和,競爭過于激烈,通常只有銷量比較好的報紙能保持較好的實銷率,而大部分報紙在發行市場上存在較大的壓力。在二線、三線城市,由于報紙的競爭對手較少,零售終端規模不大,各報紙的平均實銷率水平普遍高于一線城市。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南京、重慶等一二線城市的都市報覆蓋率水平在全國排名前列,這些城市的報業發行市場競爭也更加激烈。
華東地區:發行密度大,跨區發行
我國華東地區人口密度大、經濟相對發達,都市報發行種類多、競爭激烈,跨省、跨區發行的都市報也較為常見,世紀華文監測華東地區都市報發行的城市包括上海、南京、杭州、合肥、青島、無錫、常州、蘇州、寧波、南通、濟南等10余個城市,其中,上海、南京、杭州三個主要城市形成的長三角地區的都市報競爭市場更為激烈,對華東地區報業發行總量的貢獻值最大。2011年,這三個城市的報紙銷售規模帶動了華東地區報紙發行的整體趨勢,三地都市報發行市場基本穩定,部分城市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上升。
眾所周知,長三角地區是以上海為龍頭、江浙為兩翼的經濟區域,是我國目前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經濟總量規模最大、最具有發展潛力的經濟板塊。從目前長三角報紙發行市場特征來看,上海、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的報紙發行競爭市場既相互滲透,又相對獨立。其滲透性主要體現在強勢媒體從單一城市跨越省市的發行,例如江蘇的《揚子晚報》,既在江蘇全省覆蓋發行,也在上海、安徽等鄰邊省市覆蓋發行。由于長三角地區的報業競爭環境相對復雜,“兩省一市”的報紙競爭市場又有其獨立性,在市場競爭中逐漸形成了強弱分明的幾大陣營。在上海,《新民晚報》、《新聞晨報》在市場中占據主導地位;在江蘇和浙江,《揚子晚報》、《都市快報》和《金陵晚報》分別占據銷量領先。它們分別在各自的省市區域內與當地同類報紙進行競爭,卻很少轉向與長三角其他城市的媒體進行競爭。
華南地區:兩個階段,回升趨勢明顯
華南地區包括廣州、深圳、福州、南昌及珠三角地區10多個三四級城市。珠三角地區的報業競爭是華南地區報業競爭的主體。《廣州日報》、《羊城晚報》、《南方都市報》三大報紙發行競爭的戰火在廣州點燃,逐漸蔓延至珠三角10多個城市。從近幾年珠三角報業發行走勢來看,廣州市場已經趨于飽和狀態,而珠三角其他城市成為零售銷量增長的主要區域。
近四年華南地區報業發行整體趨勢基本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08年到2010年,在這一階段,華南地區報業發行總量整體呈現下滑趨勢,雖然2009年下半年出現一定的回升,但難以改變整體趨勢;第二階段是2010年至2011年,在這兩年內發行總量出現回升跡象,雖然和2009年相比還有較大差距,但是從發展態勢上看,呈現出一個積極的上升的過程。
廣州是全國都市報市場競爭最激烈的城市之一,從近幾年廣州都市報發行市場走勢來看,攤點平均銷售率呈現下降趨勢,而覆蓋率則呈現上升趨勢,這表明廣州報業市場的飽和程度有所加大,銷售攤點更密集、鋪貨量更大,必然導致單個攤點的銷量出現被分流的現象。從報紙的實銷率來看,近幾年廣州報紙的平均實銷率維持在89%左右的水平,2011年上半年達到95.98%,這在一線城市中仍是比較高的水平。
西部地區:歷經波動,總量上漲
西部地區的報業競爭并不亞于東部城市,包括重慶、成都、西安、烏魯木齊、貴陽、瀘州、綿陽、樂山等數十個城市。以成都,重慶兩市為中心的成渝經濟區報業市場競爭是華西地區報業競爭的主要環節,成渝經濟區主要包括重慶、成都、樂山、綿陽、宜賓、瀘州、南充等33個不同規模、不同等級的城市。在這一地區,重慶市場相對獨立,四報爭鋒天下。成都兩大報紙相爭,以成都為基點,在四川全省展開爭奪。西南地區的貴州、昆明等城市,西北地區的西安、烏魯木齊等城市,報刊零售攤點規模和成都、重慶相比,有一定差距。
根據世紀華文監測數據,近幾年西部地區的報業發行市場出現較大的波動。2008年~2010年,報業零售總量有下滑的趨勢,而在2011年總量又出現攀升,甚至超過了幾年前的市場規模,和東部城市相比,西部地區的報業發行市場不僅僅出現回升,而且總量有增長趨勢。
在重慶市,四大報紙難分伯仲。但在長期的發行競爭中,各自都取得了明顯的發展,也形成了重慶報業的市場特色。從2007年~2011年,重慶報業的整體平均銷量基本呈現逐步上升的態勢。
華北、東北地區:穩中有升,多報共存
華北、東北地區報業市場主要包括北京、天津、沈陽、哈爾濱、大連、石家莊、長春等10余個城市。除北京之外,其他城市的都市報種類相對較少,格局也基本穩定。分析近幾年華北、東北地區報業發行市場的發展趨勢,2008年以來報紙發行市場出現了一定的下降趨勢,但也基本維持穩定。可喜的是,2011年全年,北京、沈陽等地區都市報市場總量出現上升,再次促進了華北、東北地區都市報整體發行市場的上升。
北京是華北地區的中心城市,近幾年北京都市報市場相對穩定,數據顯示2010年上半年,北京都市報整體平均銷量為98.37份/攤,2010年下半年,整體平均銷量增長到103.25份/攤,環比增長率為4.96%。2011年上半年,整體平均銷量從103.25份/攤,上升至109.20份/攤,環比增長率為5.76%。從競爭格局上,北京市場“兩早報、兩晚報”主導了零售市場,而訂閱市場上另有一番不同的競爭格局,總之,多報共存是北京報業市場的總體特征。
華中地區:市場趨穩,格局分明
華中地區包括鄭州、長沙、武漢等城市,在鄭州、長沙等城市,都市報發行市場往往表現出一份報紙獨攬大部分市場份額,其他報紙遠遠追隨的局面,這樣的發行競爭毫無激烈可言,在零售格局上也趨向穩定。從世紀華文監測的數據來看,近幾年華中地區報業發行市場沒有大的起伏,只是從2010年開始,市場零售規模有縮減之勢,多數報紙的銷量不及以前,2011年則繼續呈現下降局面。
以鄭州為例,近幾年報刊亭銷售攤點規模變化不大,但報刊亭整體平均銷量有下滑趨勢,但同時,鄭州都市報的覆蓋率水平和實銷率水平較往期出現了上升,2011年上半年其報紙覆蓋率達到85%,實銷率達到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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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三線城市 房價穩定 對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29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5)10-056-02
一、引言
隨著我國城市建設的不斷發展,房地產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據的比例越來越大。三線城市房地產行業的迅猛發展,有效地提升了其經濟運行速度。與此同時,不斷攀升的房價也引發了各種經濟和社會問題。為了規范房地產市場,有效地遏制房價上漲的迅猛趨勢,政府加強了對房地產行業宏觀調控的力度,近些年雖頒布一系列法規政策進行約束,但是遏制房價上漲的效果卻不盡人意。因此,有必要深入地研究三線城市房地產的價格,總結三線城市房地產價格上漲的原因及影響,更準確地找出穩定三線城市房價的策略,從而為政府提供宏觀的依據,為銀行的信貸管理提供參考,為消費者提供信息的支持,從而使三線城市房價回到惠及人民生活的軌道上來。
二、房價穩定的經濟效應
(一)房價穩定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1.經濟不再受制于外資。由于我國政府持有的巨額外匯迫使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不斷刷新紀錄,大量的國外游資望風而入,導致我國房價劇烈波動。然而房價的穩定有利于防止通貨膨脹的發生,即使人民幣匯率變化不定或是國外游資突然撤離我國時,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也不會出現崩盤的情況,更不會使金融危機在瞬間爆發,使中國經濟不再受制于外資的影響。
2.降低金融風險的發生。房地產信貸可以分為個人的住房貸款和房地產的開發貸款。個人的住房貸款時間長、數量大、風險低,國內銀行對住房按揭貸款市場的競爭異常激烈,發放金額也逐年提高。在房地產價格持續走高的趨勢來看,高利潤、高收益大大地激起了房地產行業對銀行的吸引力,然而在分享房地產帶來的利潤的同時也增加了金融業的信貸風險。而目前的大方向是穩定房價,當巨額國外游資在我國進行房地產投機時,也不會增加我國的金融風險。
3.產業結構更加平衡。當前,國民經濟發展中的產業結構中根源的問題就在于重工業所占的比重過高。而房價上漲過快,大幅提升了房地產行業的利潤,房地產的開發量日益增加,有效刺激了重工業的發展,產業結構的不平衡現象愈演愈烈。近年來許多城市都在針對這一現象進行改進,在發展過程中改變了原有的一切都向房地產業讓路的模式,對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制造業與深加工工業等產業進行了升級換代,開始重視了關乎國民生計的農業發展,進而使我國的產業結構更加平衡。因此,可以看出,高房價對產業結構造成了一定的影響,而三線城市房地產價格的穩定勢必會改變這些情況。
(二)房價穩定對三線城市經濟的影響
1.提高城市競爭力。企業規模想要更上一層樓,就必須擁有更多的生產經營用房。在房價穩定的條件下,企業的擴張成本不會提高,從而使企業的利潤空間和競爭力得以提升,更不會使三線城市的吸引力有所降低。目前,房價過高的城市中大規模的高新技術企業正在向外遷離。企業外遷,影響城市的發展進程,進而影響人才引進政策的有效推行。由此,為了避免企業外遷、人才的流失和企業的擴張成本大幅度上漲的情況發生,必須做到的就是穩定房價。所以,三線城市房地產價格的穩定可以使其經濟結構升級加快,最終提高城市競爭力。
2.增加居民的儲蓄。三線城市房地產價格的穩定,是擁有相當多資產的人們的福音。因為存款的實際價值和居民的購買力不會降低,人們自然就不用擔心口袋里的資金或是銀行存款會出現貶值的現象。同樣,像保險金、養老金及其他固定財產等,用來續資養老和防患于未然是再好不過的,是因為它不會隨著時間而貶值。這樣一來,人們把自己的儲蓄無論用在何處,都不會影響其資金的價值,也可以使居民放心地將自己的資金存起來,總而言之,房價穩定會使居民的儲蓄增加。
3.居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對于一些固定收入的居民來說,其收入要落后于上升的物價水平。不過,當三線城市房價處于穩定狀態時,其發生通貨膨脹的概率很小,所以他們每一元錢的購買力不會隨著價格的上升而下降,人們所能日常消費的東西不會有太大的變化。因此,相比較而言,居民的生活水平是有所提高的。
三、三線城市房地產發展現狀分析
(一)三線城市房地產發展現狀
1.房地產需求與供給之間的矛盾。三線城市正處于城市化的快速發展期,快速城市化為城市帶來了大量新增人口,城區面積逐步擴大,這個階段還伴隨著舊城區改造和基本設施重建為主的城市更新過程。因此,中國三線城市的房地產市場在規模和質量方面都大大提高,房地產市場中的供給正好填補了這種復合型的提升所釋放出的對于房地產發展用地和房地產的巨大需求。而我國現階段實施的土地管理政策和金融政策在面對城市用地和房地產商品供給方面不能做出及時性的市場調整。
2.商業運營難度不斷增大。大部分開發商為了獲取更多的利潤,在項目內商業部分的比重不斷增加,但是由于商業定位缺乏可靠的依據、商業管理的不專業性以及市場中商業產品的過剩現象,造成了三線城市在未來兩年可能會遭遇商業運營問題,經營的難度不斷增大。而由于運營問題中造成的投資人收益無法保證,嚴重影響到后期投資人購買商業產品的信心。
3.市場整體成交量下。許多三線城市的客戶將一線城市的房地產發展動向作為判斷自身所處市場發展方向的風向標,很多人認為深圳、北京、上海等一線、二線城市的房價都降低了,三線城市房價下降也指日可待,從而加重了市場的觀望程度,影響了整體的成交數量。同時由于客戶的需求量有限,而房地產市場整體供給量激增,造成單一項目的成交量大幅度縮減,開發商對市場的未來走勢信心銳減。
通過對三線城市房地產發展現狀的分析來看,房價上漲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人們對房子需求的增加更是會出現供不應求,雖然商業運營難度增大,可是開發商的本意是獲得更多的利潤,不斷購買地產,對于持觀望態度的人們來說,只要房價微微提高一點,人們就會迅速出資購買,從而導致了三線城市房地產價格持續走高。
(二)三線城市房價高并持續上漲的原因分析
1.地方政府對國家調控的消極態度。由于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結構不平衡、類型比較單一,當土地出讓金減少時,使依賴這部分收入的基礎設施建設、保障性建設的支出受到了直接的影響,地方政府面臨著經濟和社會建設的雙重壓力,導致政府更是大規模的批地賣地,也因此拉開了三線城市房地產價格上漲的序幕。政府大力推出大戶型住房,而中小戶型難求、小戶型的結構不合理的情況,導致了房地產市場的需求不足以滿足。人們不得不進行商品房的購買,形成了巨大的購房需求。
2.大量企業進入三線城市。隨著中央政府均衡發展戰略的逐步開展,三線城市的經濟越來越穩定,在保持原有經濟支柱的同時打造符合自身特色的城市,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則需要依靠房地產行業整體水平的提高。然而,三線城市相對于一、二線城市來言,房地產開發起步晚,沒有房地產泡沫,或是泡沫很小。這樣的環境吸引了房地產企業的進入,提供了三線城市房價上漲的可能性。由于國家對房地產行業的發展進行宏觀調控使部分一線城市地區房地產行業的資金鏈和地源鏈斷裂,房地產行業想要繼續保持市場占有率、創造更多的財富,唯有進軍三線城市。隨著城市環境一步一步改善,由于周圍的城鎮居民大量涌入使得產生的自住需求明顯增多、外商投資的投資性購房需求不斷增加,促使三線城市的房地產價格繼續上漲。
3.銀行個人住房按揭貸款向三線城市傾斜。信譽好的房地產開發商貸款和對居民個人的住房貸款現在看來是銀行業發展所依賴的對象。目前,銀行考慮到不同地區的國家的房地產市場發展狀況,在一、二線城市的房地產開發更加充足的情況下,在控制房地產貸款的總量基礎上,適當地促進三線城市房地產市場的穩定發展,積極抑制房價,能充分帶動個人住房按揭貸款向三線城市傾斜。
四、三線城市房價上漲帶來的后果分析
1.阻礙經濟發展。中國內需的不足,主要是由于大眾的購買力不足。而導致購買力不足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大眾對于房子的投資過多,這一點從房價收入比就可以看出來。購買一套房子對于收入本來就不高的三線城市居民來說,相當于一個中等收入家庭數十年的全部收入。這無疑導致了一個家庭無法對其他進行消費,必定給三線城市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傷害。
2.房地產畸形發展。由于近年來住房制度的改革和住房信貸政策的過度和無序放開,也造成了一定的市場畸形。雖然,這些政策讓許多居民通過銀行按揭貸款的方式實現了自己擁有住房的夢想。大部分年輕人剛參加工作就買大戶型的商品房,但是,買房的錢主要都是銀行貸款來的。相對于世界其他國家而言,國內住房自有率高,但是租賃率卻很低。事實上,一般的工薪階層既買不起商品房、也很難租到公共廉租房。正是這種超前的住房消費模式,得以推動房地產行業的快速發展,房價日益飆漲。
3.居民貧富差距拉大。房價過高導致的“馬太效應”,使得貧富差距越來越明顯。然而從事房地產相關行業的人大部分都是富豪,地產商的個人資產快速增長,說明了社會財富正在向少數人手里集中。其他高收入者為了避免房地產價格的上漲而選擇進行投資,從中獲得了豐厚的利潤報酬。不過相反地,低收入階層因為不具備開發或者投資房地產的能力,不但無法分享三線城市房地產飛速發展的成果,而且還要耗盡家底、透支未來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收入。這種社會財富不公平分配,對于構建和諧社會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4.居民生活質量提高緩慢負擔加重。衣、食、住、行自古以來都是人們最根本的生活需求,隨著社會進步和經濟的發展,三線城市的房價也一路飆升,導致了人們把大量的積蓄都購買個人住房中轉化為固定的資產,幾乎沒有多少剩余儲蓄進行其他消費。從表面上看,百姓的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是一旦買房,絕大部分收入就搭進了房子里。因此人民的生活水平因為房子問題,并沒有得到真正的提高,相反卻帶來了很大的壓力。
五、穩定三線城市房價的對策建議
1.政府完善土地的使用轉換制度。地價、房價大幅上漲一直是我國三線城市當前的情況,負責土地儲備的機構不僅要根據實際的市場需求和經濟的實際發展及時了解土地的總運行情況。更要從市場細分的角度出發,建立土地價格的監管體系,針對中國三線城市房地產市場的發展現狀,政府在對土地價格進行監管時,為了提高土地市場的透明度和公平性,應該主要建設地價的監管體系,土地價格可通過國家定價和政府指導價來進行規定。嚴厲抑制政府在土地市場中的違規行為,加強自我約束的政府行為,這樣才能達到預期的土地政策的宏觀調控效果。
2.降低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程度。三線城市通過科技創新、工業振興和實體經濟的發展來刺激經濟增長。政府為什么會注重土地開發,重要的原因是土地價格高帶來的巨額財政收入和GDP的數據表達式。這種錯誤的觀念往往會使政府在經濟建設的道路上迷失方向。基本上,房地產將民生、消費與投資結合了起來,同時也是居民的剛性需求。使政府依賴土地財政降到最低,必須通過正確的引導,而要想提出新興產業的發展、大力提高技術、培養人才來服務社會等計劃,結合三線城市的實際情況和發展特點是至關重要的。
3.完善住房保障制度。很多三線城市的政府的嚴重失職表現在忽視了社會保障的重要性,且只關注了房地產市場的經濟貢獻。適當降低廉租房的準入門檻,使得更多的困難戶體會到被納入廉租房的保障范圍所帶來的福利。建立由政府資助的產權屬于國家的公共建設低租金住房為主要體系、非政府組織和慈善機構為貧困家庭提供租金免費為補充的住房保障政策,使得低收入群體的住房權利得以保障。
4.激活制造業減少對房地產的投資。由于大部分的人在中小企業工作,從而導致產能過剩無法進行對制造業的消費,所以,中小企業能否振興是刺激制造業的關鍵之處。中小企業的利潤增加了,人們的錢就多了,自然就能消費制造業的產品。在調控好三線城市中小企業利潤的前提下,才能打壓房地產市場,把錢重新打壓到實體經濟中去。所以現在政府應該做一個短期計劃,大幅度提高部分壟斷企業的稅收,避免財富太過于集中,貧富差距太嚴重,將得到的稅收用來補貼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也可以降低稅收,把三線城市的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做得更大,使得大部分民眾有基本的消費能力,這樣才可以激活制造業,資金便會有投放需求,在這個時候打壓房地產市場,使制造業重新流入資金,才能更好地解決當前的危機,穩定住三線城市的房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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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李靜,孫琦,太原科技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山西太原030024;李娜,太原學院經貿系 山西太原 030032)
篇6
一、湖北與沿海發達省份外向型經濟發展狀況比較
(一) 外向型經濟總量規模比較
選取進出口總額、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國際旅游外匯收入、對外直接投資額、對外承包工程營業額、對外勞務派出人數等6個指標,較全面地分析湖北與沿海發達省份外向型經濟發展在總量規模上的差距。
從總量規模看,湖北在外向型經濟的各個方面與沿海省份都存在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兩個核心指標方面,相去甚遠,2009年湖北的進出口總額分別只有山東的12.4%、江蘇的5.1%、廣東的2.8%,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也只有山東的45.7%、江蘇的14.4%、廣東的18.7%。在國際旅游方面,2009年湖北國際旅游外匯收入為5.1億美元,大約只有山東的1/3、江蘇的1/8、廣東的1/20,對外直接投資大約只有山東的1/9、江蘇的1/6、廣東的1/7;而在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輸出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差距相對較小。
(二) 外向型經濟發展水平比較
外向型經濟總量指標的比較并未考慮各省經濟總量差異因素,為了準確測度和比較湖北外向型經濟發展水平,按照科學性、主導性和可比性原則,選取人均外貿額、人均實際利用外資、外貿依存度(外貿總額占GDP的百分比)、外資依存度(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百分比)等4個指標進行綜合比較,其中人均外貿額、人均實際利用外資反映外向型經濟的平均水平,外貿依存度、外資依存度反映外向化程度。
從表中可以看出,就外向型經濟的人均指標和經濟外向度而言,湖北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水平與沿海省份差距同樣十分顯著。在反映外向型經濟發展水平的各項指標中,湖北僅僅在外資依存度上略高于山東,其他指標均遠落后于沿海省份,江蘇和廣東的人均外貿額比湖北高出10―20倍,人均利用FDI分別是湖北的5.1倍和3.2倍,外貿依存度分別是湖北的7.4倍和11.6倍,外資依存度是湖北的3倍多。
二、湖北外向型經濟落后于沿海省份的原因分析
湖北外向型經濟發展與沿海省份差距是全方位的,不僅體現在各項涉外經濟活動的總量規模上,也體現在人均指標上,還體現在經濟的外向化程度上。如此差距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
1.從政策層面看。我國對外開放采取的是東部優先發展,由沿海向內地逐漸推進的發展模式,東部沿海地區首先打開了對外開放窗口,國家在財政、稅收、信貸、市場準入等方面給了大量的優惠政策,為利用外資發展地區經濟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東部沿海在發展外向型經濟的過程中占盡先機。盡管國家在1992年出臺了開放內陸城市的優惠政策,并于2000年開始實施中部地區開放政策,但從時間上對內地的政策支持落后了十多年,正是因為我國改革和對外開放的先后次序和程度的不同,使沿海獲得了政策和制度供給的“先發效應”,進而造成了內地與沿海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差距。
2.從區位條件看。在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中,對外商品貿易、吸引外資、勞務輸出、國際旅游等都與地理區位和交通運輸有著密切的關系。運輸成本高低、與外界交流便捷與否,都會對外向型經濟產生重要影響。我國豐富、廉價的勞動力,以及沿海地區得天獨厚的區位條件,使東部沿海自然成為國際產業轉移和發展加工貿易的首選區域,濱海的地理位置使東部沿海地區有著長期對外經商貿易的歷史傳統和廣泛的對外經貿聯系,沿海發展出口加工貿易的悠久傳統,形成了外向型經濟的基礎,而今,在東南沿海,“一鄉一品、一鎮一業”發展出口加工,已蔚然成風。而地處內陸的湖北,在承接海外加工貿易業務時,明顯處于區位劣勢。
3.從企業開放度看。歷史上沿海地區一直是我國的對外貿易窗口,其發展意識和市場意識都特別強,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由于自然資源匱乏,迫使他們不得不在對外貿易方面謀求發展,其視野更開闊。沿海企業更多地面向國際市場發展,一開始就表現出較高的開放經營的意向和水平,沿海民營經濟比重高,民營企業主要走的是一條產業集群發展的路子,瞄準國際市場,以“小企業、大群體”的形式抱團闖天下。而湖北國有經濟比重較大,國有大企業較多,受計劃經濟體制影響,更多地著眼于國內市場,而中小企業從誕生之日起就自覺或不自覺地選擇了一條以為國有大企業配套為主,以服務當地市場為主的發展道路,以降低風險,其結果是使中小企業既無法形成自己的產業集群優勢,無法做大做強,又使中小企業無法參與國際市場發展外向型經營。
4.從產業延伸度看。沿海將產業發展置于全球化背景下,大量集群是在全球和地方的聯結中形成的,是國際產業鏈向中國延伸的結果,是跨國公司對全球資源配置、全球外包活動以及開放政策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沿海的產業集群積極融入國際產業鏈條,并不斷向產業的上下游延伸,當在國際產業鏈某一個新的結點上具備優勢后,迅速做大做強,擴展國際成長空間。而湖北的產業發展更多地表現為內向型和封閉性特征,不利于其向全球市場的延伸。例如,武鋼集團公司在湖北經濟發展中舉足輕重,但國際化程度較低,直到2009年才開始武鋼產業鏈的上游向國外延伸。
三、沿海外向型經濟發展給湖北的啟示與借鑒
第一,要開放優先、改善投資環境,加快實現生產方式的轉變
在外向型經濟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的正確引導和科學規劃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湖北最大的問題就是生產方式的封閉性,湖北要樹立“開放先導”戰略,要通過規劃、宣傳和政策引導等多種方式,使企業放眼全球市場,以國際市場為導向,努力融入國際產業價值鏈,打破封閉的國內生產體系。要加大力度,積極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尤其是大的跨國公司、大項目的投資,使湖北企業加入跨國公司的全球分工體系,促進生產方式由封閉型向開放型轉變。
在外向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沿海省份都十分強調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改善投資環境,且政府在此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對于內陸省份來講,由于缺乏利用外資和發展出口的區位條件和地理優勢,必須在投資環境和經濟環境的優化上下功夫。在硬環境建設方面,主要要加強交通、通訊、水電等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城市功能,尤其要注重發展現代化的交通,提高發展對外經貿的便捷性,在軟環境方面,要優化法制環境、人才環境和服務環境,為吸引跨國公司投資及其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第二,要合理規劃,實施經濟一體化戰略,實現區域外向型經濟的協同發展
長三角和珠三角是在各自的區域內地域相連、結構互補的較為完整的城市經濟區域。近年它們在多層次內部合作的基礎上,實施經濟一體化發展戰略,盡量避免了內耗,按照經濟規律的要求和比較利益原則進行合作,努力實現了基礎設施銜接、支柱產業配套、新興產業共建、一般產業互補的梯度開發模式與分工協作體系。
湖北省地處華中腹地,長江和漢江橫貫東西,首府武漢已初步成為長江中游經濟圈的中心,無與倫比的交通區位優勢使其具備了增長極和輻射源的功能,是帶動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樞紐。黃石、宜昌、鄂州等二級中心城市主要承擔增長極與廣大腹地間要素傳輸的功能。在湖北外向型經濟發展中,長江和漢江無疑是開放開發的戰略重點,要以“兩江一線”(即長江、漢江和京廣鐵路)為軸心,以武漢、黃石、荊州、宜昌、襄樊等大中城市為依托,按“千”字型格局逐步發展沿“兩江一線”為軸線的產業帶,以這些外向型經濟的重點區域為骨架,優化外向型經濟的空間結構,各級各類開發區則是生產力布局的節點和區域經濟的新增長點,從而構成湖北省中心功能突出,聚散功能強大的開放型經濟的網絡體系。
第三,要選擇最有利于發揮區域比較優勢的價值鏈戰略環節,融入跨國分工合作體系
沿海的經驗表明,選擇最有利于發揮區域比較優勢的價值鏈戰略環節,揚長避短,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形成有自身特色的跨國專業化分工協作體系,是外向型經濟發展取得成功的關鍵。區域外向型經濟的協同發展并不是要“全面開花”,而是要實行政策傾斜,突出優勢產業,同時注重擴大出口優勢產業的輻射面。
湖北的優勢主要是四個方面:一是產業優勢,湖北的優勢產業較多,如紡織服裝業、農業、電子信息產業、生物技術與新醫藥產業等。二是區位優勢,湖北位于華中腹地,承東啟西,連南接北,歷來為中國水陸交通樞紐。三是科技教育優勢,湖北是科教大省,新高技術領域在全國有重要地位。四是資源優勢,湖北有豐富的農業資源、礦產資源、水資源等,開發利用的潛力很大。因此,湖北應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條件,以優勢產業為基礎,核心項目為依托,研發配套為支撐,強化政策與技術支持,加快現有產業集群的整合與集聚,提高國際競爭能力。
第四,要抓住國際產業轉移的機遇,突出產業鏈招商,搞好開發區建設
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是全方位、大規模的。而今,由于資源環境尤其是土地和勞動成本的變化,沿海地區許多外向型企業逐漸失去了原有的競爭優勢,一些制造業跨國公司準備將在中國的制造基地轉移到內地,或將部分業務外包。湖北相對于其他內陸省份而言,無論是地理位置,還是產業基礎、人才條件都具有比較優勢,應該抓住這難得的歷史機遇,積極承接來自國外和沿海地區的產業轉移。在承接產業轉移過程中,要突出產業鏈招商,同時搞好開發區建設,大力挖掘現有工業園區和集中發展區的潛力,完善辦園機制,引導關聯企業和配套企業向園區集中,把園區建設成為產業集聚、城市發展的增長點,以點帶面形成全方位開發態勢,帶動區域外向型經濟的增長。
篇7
【關鍵詞】商品房市場 利益博弈 保障房建設 房價調控
一、研究背景
在中國社會的演變和發展中,“安居樂業”是一個普通而又敏感的詞匯。對百姓而言,它從來就是一個小卻不易的生存夢想;而在廟堂高處,它確是對“大同世界”最淺易的詮釋。安居而后樂業,住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在城鎮化深入推進、大量人口進入中心城市尋求就業機會的當今時代。早在2002年9月,國家統計局相關數據就顯示,房產在我國普通居民家庭總資產中所占比重已接近一半,達到了47.9%,其中,大、中、小城市該比例分別為49.3%、45.1%和48.1%。近年來,伴隨著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房地產業既成為快速增長的明星產業又成為飽受詬病的問題產業。總體而言,城市商品房價格與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口流向基本呈現出正相關態勢。房價最高、上漲幅度最高的地區往往就業機會最多、居住環境相對優越。在這些城市中,北京首當其沖。
據CEIC中國經濟統計數據庫統計,從1990年至2012年北京市房地產開發投資不斷呈上升趨勢,其中1990年開發投資為225億元,2012年為31534億元,約是1990年的140.2倍。總體而言,進入新世紀以來北京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最為迅速,增幅也相應較大。增幅明顯回落或放緩期間,一是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二是2010年房地產調控政策實施以來。但國際金融危機過后,投資增速加快趨勢更為明顯。
二、主要問題
2012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促進房價合理回歸”。時任國務院總理在隨后的記者招待會上,就什么是合理房價提出了看法:房價要與居民收入水平相適應,房價要與開發商合理成本和利潤相匹配。當前,房地產市場飽受詬病的是價格的非理性上漲。統計顯示,2000年,全國商品房銷售價格平均為2111元/平方米,2010年為5032元/平方米,10年增長了1.38倍,年均增長9%。在調控政策影響下,2011年,全國商品住宅平均價格下調為5011元/平方米,但2012年1月至11月平均價格又上升至5498元/平方米,比2011年上漲近10%。
據統計數據顯示,1990年北京城鎮居民平均工資為2653元,2011年北京城鎮居民平均工資75834元,增長約28.6倍。從1993年12月至2011年12月,北京商品房均價由2255元/平方米漲至16845.8元/平方米,增7.5倍,同時,2007年北京商品房均價破萬,達11553.3元/平方米。
就房價與居民收入狀況對比來看,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一線城市和東部大城市,房價收入比均在10倍以上。2011年北京城市家庭戶均可支配收入為75834元,商品住宅平均價格為16846元/平米,一套90平米住房總價為151.6萬元,房價收入比已達近20倍。
對于房價“非理性上漲”的原因,周景彤(2009)認為,剛性需求是內因,有效供給不足是外因,孔煜(2010)認為,“土地財政”是主要因素;鄭永年(2010)認為追求GDP的高增長也是主要原因;曲世軍、張友祥(2008)認為,投機性需求是主要原因;褚艷寧(2010)認為,開發商的壟斷和暴利是主要原因。學者們分別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房價上漲過快的原因,但哪些更為根本?土地財政及其引發的相關問題恐怕更為根本。據統計,2009年,地方土地出讓收入為15900億元,占地方本級財政收入的48.3%,加上來自房地產行業各項稅收,占地方本級財政收入的超過65%;此外,2011年房地產業增加值占全國GDP的5.7%,2012年前三季度占全國GDP的5.9%。
三、分析與結論
房地產市場中由于消費者不集中,無法形成有效的利益群體,其議價能力較低,消費者行為對于房價漲跌的影響很小。房地產市場成為政府干預措施最多的市場之一。學者對此研究較多。楊孟澤(2006)等認為,應該制約地方政府的“賣地”行為;包宗華(2005)等認為,應該借鑒新加坡的經驗,梯度消費;劉汝文(2008)等提出對開發商進行價格規制;陳炎兵(2005)等提出集資合作建房;吳剛(2005)等提出出讓金改物業稅;徐潤萍(2005)等提出遏制投機性需求。這些從不同角度提出的研究建議,都有可取之處,但也不足以觸及根本。從2003年以來,為了控制住房價格過快上漲,政府針對房地產業出臺了控制信貸利率、限制購買群體等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但房價上漲的本質問題仍未得到解決。以北京為例,2011年調控“組合拳”推出后,城郊區域雖有所下降但核心區域房價穩中有升,2012年底以來,北京等一線城市房價又出現上漲。
從近年來的房地產業發展狀況看,市場各方的利益博弈與價格走向密切相關,同時也為價格調控帶來了阻力。地方政府、房地產商和金融機構對于房地產價格的走勢具有相同的利益取向,在博弈中形成了自然的聯合,即趨向于保持高房價。如前圖所示,上世紀九十年代北京房地產開發投資雖然有所波動,但總體上呈現逐年上升趨勢,開發投資熱度不減。尤其是2007年以來,各方對于市場上漲預期強勁,開發力度明顯增大。然而,如下圖所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在房地產市場的發展與調控過程中,北京房地產市場的周期波動現象明顯,房地產投資“峰”、“谷”交替出現,但總體仍呈現上漲趨勢。
與這一周期性波動同期的還有經濟適用住房所占份額。如下表2,從2004年1月至2011年10月,北京經濟適用房開發投資幾起幾落。與房地產開發投資規模穩步增加的趨勢相比,各年度經濟適用住房投資開發冷熱不均,但2009年以后投資規模明顯增加。
事實上,要實現房地產價格理性回歸和市場健康發展,就要改變商品房單一供應的格局,真正形成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并行供應的局面。正如以上圖表所示,在北京房地產市場投資連年提高的大背景下,經濟適用房投資份額卻還出現過下跌的情況,這就說明地方政府在保障性住房投資方面的投入積極性是較為有限的。
因此,房地產市場調控的目的不應定位為單純的降低房價,而是:(1)要盡可能激勵地方政府利用地方財政增加保障房的投資從而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給。如果僅僅以壓低房價為目的,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將減少,最終反而減少了保障房的資金來源,降低了地方政府保障房投資的積極性,房價難以下降。(2)增加房地產持有環節的成本。完善住房信息全國聯網機制。對于公民合法擁有的超過所在市居民平均住房面積的房產,征收足以削減房產投資尤其是投機沖動的房產稅。同時將該項稅收收入以一定比例投入地方政府保障房建設。(3)加強保障房建設的行政問責,兌現獎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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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關鍵詞】
會展業;會展中心城市;對策研究
會展業因具有最佳城市經濟發展助推器、迅速提升城市知名度等特點,受到各地政府的廣泛關注和高度重視。當前國內二三線城市紛紛將打造“中國會展名城”、“區域會展中心城市”等目標納入政府工作報告或本地發展規劃中。在此過程中,政府應發揮哪些作用、如何建設以及需要哪些戰略支撐和具體措施,各地政府包括青島市大多泛泛而談,沒有深入系統研究。本文以青島市為案例,著重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和闡述。
一、青島構建東北亞區域會展中心城市存在的問題
(一)國際性品牌展會數量少,與國際化目標不平衡
在青島市政府的大力扶持下,青島會展業近十年來發展迅速,已上升至會展二線城市的前列。2012年,青島市承接國內外大型展會103個。除全國巡展和青島知名展會如電博會、跨采展、車展、縫制設備展、機床展外,大部分展會活動的國際元素不夠豐富,影響的區域達不到會展國際化的要求。國際性品牌展會的數量尤其是符合國際標準的展會數量明顯不足,不足以對目前青島會展國際化的目標形成支撐,與國內會展一線城市、國際知名會展城市還有不小的差距,亟待大力培育、引進和發展。
(二)本地會展企業主體作用不強,所占市場份額較少
本地會展企業主體作用不強,所占市場份額較少。青島市會展類企業100多家,具備獨立辦展能力的只有20多家,缺乏資金雄厚、市場競爭力強的大型會展龍頭企業。本地企業主辦的展會數量比例雖大,但規模普遍有限,規模較大的展會多是政府類展會和全國巡回展。以2011年為例,青島市舉辦國內外大型展會3萬平米以上規模展會11個,去掉4個巡回展,只有7個本地展會達到規模標準,本地規模展會占總展覽面積38%。
(三)展館供給及配套能力不足
國際知名的100強商業展,包括國內大型的展覽會,如“中國數控機床展”、“中國畜牧業展”等展會,其展覽面積要求都在10萬平米以上。而目前青島國際會展中心室內展覽面積只有6萬平方米。擁有10萬平米室內展覽面積的即墨溫泉青島國際博覽中心,因地理位置偏僻,周邊的購物、餐飲、交通等配套服務設施還不能滿足特大型國際性展會的要求。場館供給及配套能力的不足,使特大型展會與青島失之交臂。
(四)會議配套設施不足,影響會議產業發展
作為沿海開放城市,山東省對外開放“龍頭”,創建國際化城市的青島,目前每年舉辦的國際會議、國家級學術交流活動不超過十個,這對于促進會展業的發展是非常不利的。例如2007年達沃斯論壇首次走出瑞士異地舉行,考察團雖有意青島,但因會議設施的不足,使青島痛失早日與世界更好地交流、更好地展示城市形象的佳機。
二、青島構建東北亞區域會展中心城市存在的問題原因分析
(一)會展業政策扶持力度有待加強
青島市政府為促進會展業發展雖出臺了系列政策和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部分扶持政策未落到實處,如會展場館基礎設施建設,缺乏統一的規劃與相應的配套建設;本地會展企業稅收的地方留成部分的財政返還補貼、展會資助資金、展會品牌推動措施、大型會展活動引入機制等未實施到位;尚無會展人才引進與培育機制,市場缺乏高層級的會展運作人才;政府相關部門工作效率有待優化,會展項目審批頭緒多;公共服務不夠規范,例如在海關通關、工商收費、行政審批等方面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制約會展業發展的阻礙因素。
(二)扶持資金大多用于政府類展會,影響資金使用效益
青島市扶持資金大多應用于政府類展會,而民營企業展會受到扶持的較少。政府類展會,大多是綜合型展會或依托產業優勢的專業展,多以投資貿易或扶持產業發展為主。因政府接待及形象宣傳投入較大,辦展成本較高,因而導致扶持資金使用效益較差,缺乏市場競爭力以及有效的展會成長機制。
(三)青島會展行業管理不到位
亟待建立行業協會,建立行業自律和公共服務體系,自律機制和自律規范缺乏,沒有完善的信息體系,缺失有效的行業評估機制,業內缺乏統一的統計標準和評估認證,不能準確反映和指導青島會展業的發展狀況。
(四)會展業政府推介力度較弱
青島會展業宣傳推廣活動主要由會展企業進行,尚處于企業市場營銷階段,政府介入不多。和政府積極參與海內外旅游市場推介相比,青島會展業的推介力度還遠遠不夠。因此會展業的政府推介,與旅游業相比,在檔次、規模上都相對較弱。宣傳推廣力度和發展較快的國際知名會展城市相比還有較大差距。
三、青島市構建東北亞區域會展中心城市的對策建議
(一)做好青島會展業發展的長期規劃和政策支持工作
1. 合理定位會展設施,統籌會展業發展整體規劃。在將青島打造成為“區域會展中心城市”總體目標下,明確發展步驟和戰略措施,全面、系統、有效的指導青島會展業的發展。應盡快編制適度超前的、適合城市實際的產業發展規劃,合理規劃青島國際會展中心、青島國際博覽中心(即墨溫泉)、東北亞國際會展中心(規劃中)、青島國際會議中心(規劃中)四大會展設施的定位,形成錯位發展,避免因爭奪會展資源而產生不正當競爭,影響青島會展業的健康有序發展。
2. 設立會展業發展專項資金。鼓勵、推動會展業發展,對于有發展潛力、社會效益好的大型會展活動予以資助;對于引進的國內外高規格會議、大型巡回展予以獎勵性補貼;除稅收優惠外,政府還應對參展企業進行補助,對大型展會的專業觀眾給予食住補貼。政府在引進展會的同時,還要著眼出展,積極資助青島市中小企業走出去,參加國內外知名展會開拓市場。
3. 實施品牌推廣政策。在國內外會展城市競爭愈演愈烈的形勢下,品牌推廣也變得越來越重要。政府應學習新加坡、香港等國際知名會展城市在城市會展形象推廣方面的經驗,像重視旅游業一樣重視會展業在全球的形象推廣。在結合城市特色和會展業總體環境下,常年不懈、持之以恒的,通過新聞會、電視、報紙、互聯網等形式宣傳青島的城市形象和會展環境。
(二)成立并積極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
從世界展覽強國德國、英國等國的會展發展歷程來看,行業協會的重要性是巨大的。如英國的展館場地利用、會展組織、會展配套服務公司等都有自己的行業協會,這些協會都對會員的行為規范進行明文界定,促進著會展業健康、有序發展。
青島市政府應牽頭盡快成立青島會展行業協會,并充分發揮以下工作職能:一是組織制定會展行業規章制度,加強行業自律,引導企業規范經營,營造公平、公正的經營環境,推動會展業的有序發展。二是在政府有關部門的指導下,建立會展企業信用評估制度以及展會評估標準,開展展會評級管理,將知識產權保護納入信用評估制度,對品牌展會予以檔期保護。三是建立統計指標體系,組建協會顧問團,發揮協調和橋梁紐帶作用,為政府建言獻策和提供決策依據。四是完善信息、調節、培訓、調研等服務功能,發揮行業自律管理作用,促進行業內成員的交流與合作。五是協調會展企業與政府相關部門的關系,如海關、稅務、旅游、文化、工商等,加強會展企業與政府的溝通與合作,以及促進會展企業與國際同行的交流與合作。
(三)實施品牌化、國際化和專業化的展覽發展策略
1. 使青島舉辦漁博會形成長效機制化,一展成名。政府可憑借青島市打造山東半島藍色經濟核心區、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示范區,以及國際一流、國內領先的海洋經濟強市的歷史發展機遇,將世界三大漁博會之一的中國國際漁業博覽會永久固定青島舉辦,將漁博會培育成為世界最大的漁業博覽會,一展成名,實現青島打造東北亞區域會展中心城市的目標。
2. 重點培植本地四至五個重大會展品牌。培育本地品牌展會,是發展、繁榮青島會展業的基礎。對于能夠固定在青島長期舉辦且符合青島產業優勢的全國巡回展,給予政策支持;對于具有特色產業優勢并具有相當規模的電博會、時裝周、紡織設備展、汽車展、模具機械展、家具展等品牌展會,予以政策保護和資金扶持,努力將其打造成為符合UFI國際標準的品牌展會,使其成為全國最大、亞洲及世界知名的品牌展會。
(四)大力發展會議產業,打造國際知名高端會議城市
青島是一座旅游名城,獨特的城市魅力、高度的國際化程度、優越的產業優勢、便利的交通條件和豐富的旅游資源都為青島舉辦國際會議和展覽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青島會議產業發展一是要從戰略高度破題,設定總體思路與規劃,將會展業與旅游業有效聯動,打造自主會議品牌項目的同時,將青島建設成為國際知名會獎旅游勝地。二是加快城陽紅島國際會議中心的建設,充分利用青島國際會展中心、青島國際博覽中心、星級酒店等會議硬件設施,加強專業會議的營銷力度,吸引國內外大型會議來青召開。三是政府給予一定的政策和資金補貼,吸引專業的會議策劃及會議配套企業來青島創業和發展,形成完整的會議發展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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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摘要】:企業作為市場經濟體系的主體部分,不但肩負著現實企業自身經濟效益,還肩負著企業對社會的應有貢獻的社會責任。企業的社會責任可對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起到一定程度的促進作用,同時也對企業提高競爭力、實現可持續性發展有重要的作用。
企業自誕生以來就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形態和市場組成部分擔負著一定的社會責任。企業在自身的經營和決策過程中,在考慮企業本身的經濟利益的同時,還需要考慮到其對于社會其他經濟利益群體和非經濟利益群體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企業在發展自己的同時也需要考慮對他人的影響。如果企業一味的追求經濟效益,降低生產成本,不顧及因生產造成的環境污染,資源浪費等問題,就會把企業發展過程中造成的成本外部化,從而增加社會成本;如果企業在發展自己的時候,肩負起保護環境、降低能耗、回饋社會,就會把企業的效益外部化,增加社會的收益,進而在提高企業的品牌度和信用度的同時更加發展壯大自己。由此看來,追求利益最大化雖然是企業的本性,但社會責任更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因此,培育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是值得追求的一個目標。
一、企業的社會責任的含義
學術界對“企業的社會責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簡稱CSR),的研究比較早,大體對于社會責任的定義分為三個觀點,一個是以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里德曼先生為代表的經濟責任論的觀點,他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其實就是對投資者的一種經濟責任,企業的存在就是為投資者追求利潤的最大化;二是以博文為代表的非經濟責任論的觀點,他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剔除企業為投資者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元素之外所追求的社會效益,即企業為社會的進步和社會公益做出自己的努力;三是卡羅爾所持有的多元責任論的觀點,他認為一個企業的社會責任包括很多方面,但不局限于包括經濟責任、環保責任、法律責任、道德責任等。
綜合前人的學術觀點,我們更加贊成第三種觀點,也就是說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企業在其經濟運作過程中對其具有直接或間接利益關系的人和物所應承擔的責任,包括經濟發展的責任、環境保護的責任、道德和法律的責任等因素。企業的社會責任含義是基于經濟行為過程中必須符合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特別是當今這個越來越重視環境保護的時代,企業除了要考慮自身的經濟發展狀況外,還要加入其對社會和自然環境所造成的影響的考慮。企業只有按照科學發展觀、建設資源節約型與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要求,不斷發展和壯大自己,社會才能寬容和支持企業的更快、更好的發展。也只有這樣才能構建一個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一種和諧、默契的環境。
二、武廣客運專線的基本建設情況
筆者所在單位——中鐵大橋局是國有大型施工企業,現在正在修建武昌至廣州的客運專線,地點在湖南省境內。因此,筆者將結合我國在建線路最長、技術標準最高、投資規模最大的客運專線——武廣客運專線的建設為例,具體談談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重要性及作用。
武廣客運專線為京廣客運專線的南段,位于湖北、湖南和廣東境內,是我國在建線路最長、技術標準最高、投資規模最大的客運專線,該專線于2005年6月23日正式開工建設,計劃在2010年建成。武廣客運專線始于武漢新武昌站,經過咸寧、赤壁岳陽、長沙、株洲、衡陽、郴州、韶關、花都,到達廣州的新廣州站,全長約989公里。設計時速350公里/小時,投資總額1166億元。客運專線的目的是為了緩解京廣線的巨大客運壓力。專線建成后,武漢到廣州的時間由原來的11小時縮短到4小時,長沙到廣州的時間由8小時縮短到3小時。
筆者所在的中鐵大橋局在這次的武廣客運專線工程項目中中標額度為30億元,主要負責線下工程的工作,負責的里程主要是從岳陽至汨羅,全長54公里,另外需建三座特大橋,即臨湘附近的梁家灣特大橋、株洲西湘江特大橋、衡陽湘江特大橋,目前主要在湖南境內施工,施工進度已經在收尾階段。
三、武廣專線建設對于施工單位的社會責任要求分析
(一)武廣客運專線的建設需要實現人與人的和諧發展
前文已經談到,武廣客運專線建設經過咸寧、赤壁、岳陽、長沙、株洲、衡陽、郴州、韶關、花都,到達廣州的新廣州站,全長約989公里。通過建設武廣客運專線,能夠帶動這一線上的城市經濟發展,以點帶線,以線代面,實現區域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總投資1166億元,使得鋼鐵、水泥、化工、材料等多個國家重點行業上萬家企業得到發展,這對于受當前經濟危機的影響,各行各業生產和出口貿易受阻的企業將是巨大的發展機會。同時,客運專線專線建成后,武漢到廣州的時間由原來的11小時縮短到4小時,長沙到廣州的時間由8小時縮短到3小,這將加快兩地之間的經濟、社會的互動和往來。武廣客運專線的施工企業對于保證武廣鐵路按時竣工,保質保量的完成建設需要承擔著巨大的社會責任,因此,施工前積極主動與鐵路管理部門、公路交通主管部門、建設單位等部門聯系,簽定在施工期間保證鐵路行車和公路交通暢通的協議,接受鐵路、公路交通、社會等部門的監督,積極推動兩個文明建設。施工企業只有提高社會責任意識,保證施工過程中不出現質量問題和安全問題,保證施工進度的順利推進,才能實現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發展。
(二)武廣客運專線的建設需要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我國是一個人均資源緊缺的國家,因此,企業在追求贏利、提高利潤的同時,應站在全局立場上,堅持可持續發展,高度關注節約資源,切實承擔其社會責任。筆者所在的中鐵大橋局主要負責的里程是從岳陽至汨羅,全長54公里,需設三座特大橋,即臨湘附近的梁家灣特大橋、株洲西湘江特大橋、衡陽湘江特大橋。從上面的數據可以看出,武廣客運專線的施工一方面凸顯施工建設的難度,另一方面說明在施工過程中對于山體的隧道和路基的開荒是必不可少的。這就需要施工單位要以促進客運專線建設與環境可持續發展為目標,全面構筑與現代化鐵路建設相配套的、具有鮮明特色的鐵路綠色通道網絡體系。
第一,在質量目標上,按照ISO9001:2000質量管理體系和ISO14001:2004環境管理體系——規范及使用指南、OHSAS18001:1999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規范的要求,在施工過程中注意采取環境保護政策,采用各種方式開發、改造節能、節材、環保項目,把施工過程中消耗的資源盡可能地進行再回收和再利用。
第二,為保證生態環境,防止水土流失,以免水質污染,環保水保工作在施工中要做到防治并重,治管結合,因地制宜,全面規劃,綜合治理,為當地創造清潔適宜的生活和勞動環境。嚴格執行當地環保法則,積極配合當地政府和環保部門聯合協作,全面控制施工污染,減少污水、揚塵及噪聲,控制水土流失,達到國家環保標準。加強施工生產的環境保護工作,根據地區和施工特點,有針對性的采取措施,最大限度的降低因施工造成的水土流失。對自然植被生態體系最大限度的保護。施工時盡量少占農田、耕地、綠地。
總之,企業在施工生產中要千方百計的想辦法如何對地方以負責任的態度來進行施工,從而達到即有自己的經濟效益,也兼顧了地方的整體利益,即完成了國家下達的建設目標,也保存了地方的生態平衡,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四、結束語
對于國有企業來說,一方面由于經濟人的本性而內在有盈利的動機,另一方面因為壟斷性又缺少外在必要的制約,導致國有企業不僅很少考慮社會責任,反而經常做出一些損害公共利益之事。因此,我們要利用這次武廣客運專線施工建設的機會,提供施工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在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同時,更加關注對社會和他人的經濟利益的考慮以及對于環境保護的人與自然的和諧環境的構建。
參考文獻
[1]劉彤.芻談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J].企業管理,2007年1期.
[2]仲大軍.當前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J].企業文化,2003年02期.
篇10
一、文獻評述
在過去近二十年里,我國“房地產經濟”在投資、生產和消費三大領域對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1],關于房地產業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已成為學者們關注的一個重要領域。現有文獻的研究主要基于兩條主線:一是從供給端論證房地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2],二是從需求側考察房地產市場通過消費渠道對經濟發展的拉動效果[3]。但從區域層面或空間分布特征視角來分析房地產市場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并不豐富。然而,房地產市場內部異質性決定了其發展的區域差異化,并對經濟增長產生空間效應,這一特點在研究我國房地產投資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的過程中是不容忽略的。安瑟蘭(Anselin)等[4]指出空間效應可能來自于經濟體在空間分布上的相依性或空間結構的異質性,空間相依性通常與經濟體間空間分布和地理距離相關,而空間異質性則由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引起。由此可見,地理區位和經濟發展空間分布特征是研究經濟活動空間效應的兩個重要因素,加之我國經濟發展的區域分化特征尤為突出,因此從地理區位和經濟發展空間分布雙重視角對房地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空間效應進行研究是有必要的。近些年,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區域分化特征越來越明顯,而這將會導致房地產經濟發展失衡,不利于國民經濟健康穩定增長,因此,有研究開始關注到房地產市場的空間效應。黃忠華等[5-6]從區域層面分析了房地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得到較為一致的結論:東部地區的房地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于中西部地區,即房地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存在區域差異。龍瑩[7]還指出我國各省市房價波動也具有相似的空間異質性,相比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較高,并成為推動房價上漲的重要因素。以往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將我國各省份的樣本數據分為東、中和西部三個子樣本群并分別建立面板數據模型對其進行研究,通過比較不同組別的估計結果獲得相關結論。然而以上處理方式至少會帶來兩方面問題:第一,將樣本整體按區域分割成三個子樣本群進行研究,導致每次進入計量分析的樣本個體較少,影響估計結果的穩健性和統計上的顯著性;第二,對子樣本數據分開估計容易掩蓋我國整體數據存在的空間效應以及潛在的結構異質性。埃伯利耶(Abria)等[8]在研究中指出橫截面數據或面板數據模型吸收了空間異質性,從而掩蓋了經濟變量潛在的空間效應,而空間計量模型能夠解決此問題且更好地刻畫經濟體內部區域間的互動效應。另外,在應用空間計量模型對經濟問題進行實證研究時,空間權重矩陣的設定是較為關鍵的,但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地理區位特征,構建鄰接標準或地理標準形式的矩陣[9-10],雖然李婧等[11]嘗試利用各地區的產出水平對地理鄰接矩陣進行修正,但其實質仍然是以地理鄰接矩陣為基礎,并未真正考慮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分布特征,這將導致社會經濟發展因素對經濟變量間空間溢出效應的影響作用難以被充分挖掘。鑒于此,本文主要做出如下兩方面創新性工作:第一,通過構建空間杜賓模型,采用空間計量分析的方法挖掘房地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潛在空間溢出效應,有效避免了將我國整體區域面板數據分割成子樣本群對估計結果造成的影響;第二,現有研究多從地理鄰近視角構建空間權重矩陣,但經濟發展水平相近區域間的空間外溢效應也應被充分考慮,因此本文構建“經濟發展鄰近”空間權重矩陣,將我國經濟發展的空間分布特征內化于模型之中,并與傳統的“地理鄰接”空間權重矩陣設定形式進行比較,以考察我國房地產市場潛在的空間相關性以及結構異質性,從而揭示房地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空間效應,并以此為基礎給出相關房地產市場調控的政策建議。
二、模型構建
(一)模型設定。在經濟增長相關問題的實證研究中,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刻畫社會生產過程是常用方法。因此,本文構建的空間杜賓模型也以此函數為基礎,函數具體形式為:12YAKL(1)其中,變量Y、K和L分別表示產出、資本存量和勞動要素,A為全要素生產率,參數1和2分別為資本和勞動的要素替代彈性。考慮到房地產投資作為生產要素的特殊性,將資本存量K分解為房地產投資資本存量H和除房地產投資以外的資本S,以柯布-道格拉斯函數形式刻畫資本存量分解過程,即12KHS(2)其中,參數1和2分別為資本生產時房地產投資和非房地產投資的要素替代彈性。將式(1)和式(2)合并后可得YASHL(3)其中,參數12,11,2。為敘述方便,在后續分析中將除房地產投資以外的資本S直接稱為“資本”。將式(3)兩邊取對數,可得lnYlnAlnSlnLlnH(4)在此基礎上,引入空間效應,構建空間杜賓模型,即1112112211lnlnlnlnlnlnlnlnNNitijjtitititijjtjjNNijjtijjtititjjYawYSLHwSwLwH(5)其中,參數ijw為NN維標準化的非負空間權重矩陣W第i行j列的元素,it服從標準正態分布,i和t分別為空間和時間的特定效應。空間杜賓模型通過空間權重矩陣的設定將解釋變量(lnitS、lnitL、lnitH)和被解釋變量(lnitY)的空間分布特征考慮進來,系數2反映的是同一區域其他地區的資本投入對本地區產出的作用效果,本文將其稱為資本投資的空間交互效應,相應地,系數2和2分別代表勞動投入和房地產投資的空間交互效應。這里空間單元之間的相依性由空間權重矩陣內化到模型之中,因此該矩陣的設定形式是十分關鍵的。為了揭示我國房地產投資與經濟增長潛在的空間相關性和結構異質性,本文設定“地理鄰接”(1W)和“經濟發展鄰近”(2W)兩種類型權重矩陣,前者用于刻畫地理鄰接的空間分布特征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后者則用來分析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分布特征對經濟變量間作用的影響。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具有明顯的區域分化特征,如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要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而處在同一區域的地區間發展又具有相似性,因此本文按照國家統計局對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劃分標準來構建“經濟發展鄰近”空間權重矩陣。地理區位空間加權矩陣和經濟發展空間加權矩陣的具體形式分別如下:101ijijwijij個體和地理不鄰接個體和地理鄰接(6)201ijijwijij個體和處于不同區域個體和處于同一區域(7)(二)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勒薩熱(LeSage)等[12]提出根據空間回歸模型的點估計驗證空間溢出效應的存在性是有偏誤的,因此進一步給出了空間杜賓模型中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的定義和估計。將上述空間杜賓模型寫成矩陣,即ttttYWYXWXu(8)整理后可得11()()()tttYIWXWXIWu(9)第t期,被解釋變量Y對第i個空間單元的第k個變量的偏導數為(10)其中,i1,2...N。直接效應為等式右側矩陣對角元素的平均值,間接效應為右側矩陣除對角元素的行元素之和的均值或列元素之和的均值。直接效應剔除了變量的空間效應,衡量了要素投入對本地區總產出的直接作用效果,而間接效應則衡量了要素投入通過帶動其他地區經濟發展以產生區域協同效應帶動本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效力。
三、房地產投資空間效應的實證分析
(一)數據選取與處理。本文選取2004-2015年我國30個省份的樣本數據進行建模,由于地區部分年份缺失數據較多,故未列入本研究樣本群。相關指標變量的選取和處理如下:總產出Y:選取30個省份的名義地區生產總值和生產總值指數作為基礎數據,計算出各地區的實際GDP數據作為總產出的度量指標。資本存量K:采用國內外學者廣泛采用的永續盤存法對各省區市的資本存量進行測算,計算公式:1(1)tttKIK。采用此方法測算資本存量數據的關鍵在于初始資本存量、價格指數、折舊率和資本流量變量的設定。通過學習和比較近些年國內學者關于區域資本存量估算問題研究得到的有益結論,選取2000年的資本存量作為初始資本[13],折舊率確定為5%[14],對于資本流量的選取,沈利生等[14-15]均認為固定資本形成額作為度量變量更優,因此本文將其作為投資流量的刻畫指標,而對于價格指數的選擇爭議較小,這里選取常用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作為計算變量。基于以上變量的選擇測算得到30個省份的資本存量數據。房地產投資存量H:參照資本存量的測算方式以房地產固定資產投資為基礎數據計算出30個省份的房地產投資存量數據,并從資本存量(K)中去除房地產投資資本得到各省市剩余資本(S)的數據。勞動L:選取城鎮年末就業人數作為各地區參與生產的勞動力數量的度量數據。以上測算各指標變量的原始數據源自中經網統計數據庫(/)和Wind數據庫。(二)空間相關性檢驗。根據空間杜賓模型的矩陣表達形式可以發現,當0時,模型簡化為空間滯后模型,當0時,模型簡化為空間誤差模型。而在建立空間面板數據模型之前,通常基于非空間面板模型構造LM統計量和穩健LM統計量對樣本數據進行空間自相關檢驗。若原假設10H:0和20H:0均被拒絕,建立空間杜賓模型是合適的[12];若原假設10H:0可接受,且相應的穩健LM統計量也接受空間滯后模型(簡稱SLM),則建立空間滯后模型是合適的;若原假設20H:0可接受,且相應的穩健LM統計量也接受空間誤差模型(簡稱SEM),則空間誤差模型應被選擇。本文基于無特定效應、空間固定效應、時間固定效應和空間-時間雙固定效應下非空間面板模型的回歸結果得到相應LM檢驗統計量,其檢驗結果見表1。其中,“地理鄰接”空間權重矩陣對應的空間模型記為模型1,“經濟發展鄰近”空間權重矩陣對應的模型則記為模型2。表1結果顯示,本文樣本數據空間相關性是存在的,適合建立空間杜賓模型對變量之間的空間效應進行分析。除此之外,本文在建立空間杜賓模型的基礎上通過構建Wald統計量進一步驗證了空間杜賓模型是否應簡化成空間滯后模型或空間誤差模型。對模型進行估計之前,要確定模型包含固定效應還是隨機效應,故還需對其進行Hausman檢驗,實現模型對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的選擇。檢驗結果顯示,模型1接受包含隨機效應的假設,而模型2包含固定效應,但應該建立僅包含空間固定效應或僅包含時間固定效應,或空間-時間雙固定效應空間杜賓模型,為此本文進一步對模型2進行了空間和時間固定效應聯合顯著性檢驗。檢驗結果顯示,空間固定效應與時間固定效應是聯合顯著的,因此對于模型2本文應建立空間-時間雙固定效應的空間杜賓模型。基于以上檢驗,本文對包含隨機效應的空間杜賓模型1和包含空間-時間雙固定效應的空間杜賓模型2進行估計,在估計方法上,參照李(Lee)等[16]提出的轉換估計方法,可以糾正極大似然估計可能產生的偏誤。估計結果見表2,模型1和模型2的Wald統計量均以5%的顯著性水平拒絕將模型簡化為空間誤差模型或空間滯后模型,可見對本文樣本數據建立空間杜賓模型是合理的。(三)房地產投資區域效應的實證分析。空間杜賓模型的優勢在于將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的空間效應同時納入模型之中,因此基于該模型對我國宏觀經濟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可以考察我國經濟增長與驅動要素之間的直接定量關系,也可以衡量不同經濟變量對經濟增長的空間溢出效應。進一步地,本文立足我國經濟發展具有區域差異的特殊國情,構建“地理鄰接”和“經濟發展鄰近”權重矩陣,以揭示我國經濟發展在空間層面的結構差異性,并探尋房地產投資活動對經濟發展的空間效應。因此,本文在實證結果分析中將重點關注房地產投資對應系數的估計結果。從模型1和模型2的估計結果來看,我國區域經濟增長不僅受到本地區的要素驅動,還與鄰近區域的要素投入關系密切。表2中的回歸結果顯示:本區域的資本投資、房地產投資和勞動投入對經濟增長均具有顯著的正向驅動作用,其中資本投資的邊際貢獻率在兩個模型中均高于勞動要素,這也符合我國長期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特征;從跨地區角度出發,模型1中資本投資和房地產投資具有顯著的空間交互效應,模型2中房地產投資和勞動投入也具有顯著的空間交互效應,說明其他地區的要素投入會對本地區經濟發展產生聯動效應。進一步從地理鄰近和經濟發展水平相近兩個角度討論鄰近區域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可以發現:第一,我國區域的經濟增長受到地理上鄰近地區要素投入的影響,地理上鄰近地區的資本和房地產投資對本地區的經濟發展具有擠占效應。模型1的結果顯示,資本投資與房地產投資具有顯著的空間交互效應,分別為-0.1240和-0.1138,而勞動投入的空間效應為-0.0390,但不顯著。這說明,資源的稀缺性使得地理上鄰近的地區在進行要素投入時,擠占了本地區對要素的集聚,從而抑制了本地區的經濟發展,而勞動力要素往往具有地域歸屬感,相鄰地區的人力資本差異并不明顯,因此其空間效應也不顯著。第二,我國區域的經濟增長受到經濟發展水平相近地區要素投入的影響,經濟發展水平相近地區的房地產投資和勞動投入對本地區經濟增長具有拉動效果。模型2的估計結果顯示,資本投資的空間交互效應為0.1968,但不顯著,而房地產投資和勞動投入的空間效應分別顯著為0.1208和0.2605。這表明,經濟發展水平相近地區的要素投入,特別是房地產和勞動力的投入可以拉動本地區的經濟增長。第三,與資本投資和勞動兩種要素相比,房地產投資具有更明顯的空間交互效應。地理上相鄰省份的房地產投資對本地區經濟發展具有抑制作用,經濟上鄰近地區的房地產投資卻可以促進本地區的經濟增長,這是因為地理位置相鄰的省份可能經濟發展狀況差異巨大(如北京市與,廣東省與廣西壯族自治區),經濟發展快的省份集中房地產投資必然擠出相鄰省份的資源配額,從而對相鄰省份產生負向的外溢效應。但經濟上鄰近的地區是指經濟發展水平相當的省份,房地產投資在同類經濟發展水平省份間具有正向溢出效應,這也說明在制定區域性房地產政策時,應更多地依賴于經濟鄰近的區域歸類方式而非地理上鄰近的區域歸類方式。在空間杜賓模型中,考慮了模型中所有變量的空間效應,使得解釋變量對產出的回歸系數不再具有彈性含義,因此我們更加關注解釋變量空間效應的估計效果。本文進一步估計了資本、房地產投資和勞動要素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根據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的經濟含義,前者的估計結果可以用來度量特定經濟活動的集聚效應,后者的估計結果恰好反映了經濟活動的空間溢出效應。表3所示為模型1和模型2的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的估計結果,對比后可以發現:第一,我國區域的要素投入均具有顯著的正直接效應,但房地產投資活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具有結構性差異。模型1中資本、房地產和勞動投入的直接效應分別為0.2127、0.1535和0.1043,模型2中的資本、房地產和勞動投入的直接效應分別為0.2147、0.1237和0.1662,且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這表明要素投入對產出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這與經濟理論模型的設定是一致的。進一步比較模型1和模型2的房地產投資直接效應的估計結果可以發現,從地理區位特征角度,房地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力度更大,而從社會經濟特征角度,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相對較小,可見我國房地產投資活動在促進經濟增長上具有結構性差異,這一點也佐證了本文通過構建差異化空間權重矩陣來分析房地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空間效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第二,與其他要素投入相比,房地產投資具有更強的空間相關性,但其對經濟增長的空間溢出效應受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制約,在經濟發展較為均衡的地區間,其發揮顯著的正向溢出效應,而對即使地理上鄰近但經濟發展水平相差懸殊的地區的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擠占效應。在模型1中,僅有房地產投資的間接效應通過了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在模型2中,房地產和勞動要素的間接效應均通過了5%顯著性水平檢驗,可見無論在“地理鄰接”還是在“經濟發展鄰近”空間權重矩陣的設定下,房地產投資均具有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表明此項經濟活動具有更強的空間相關性。進一步對比兩種情況下房地產投資間接效應的估計結果可以發現,房地產投資活動對地理上鄰近地區的經濟發展具有負外溢效應,這主要因為地理位置的相近或相鄰便于要素的流動,有助于資源在鄰近地區間的高效配置,進而促進房地產投資向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集聚,從而抑制了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在我國地理上鄰近的地區在經濟發展水平上卻有可能相差懸殊,這導致了房地產投資展現出負的空間溢出效應。而房地產投資對經濟發展水平上接近的地區經濟增長具有顯著正向外溢效應,這是因為,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其房地產市場通過兩條暢通的傳導路徑作用于經濟增長:一方面,經濟增長過程中積累了更多的內生性技術進步,促進房地產相關投資活動的開展,從供給側驅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這些地區往往具有良好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從而吸引了更多外部資源流入,人力資源較為密集,增加了對房地產的需求,從需求側拉動經濟發展。這兩方面原因導致房地產投資活動對經濟發展水平相近地區經濟增長產生顯著的聯動效應,地區間投資活動展現出明顯的空間相關性,從而形成了正的空間溢出效應。該結論在一定程度上也為我國房價表現出的區域差異化現象提供了經濟解釋。
四、主要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