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的經濟政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近幾年的經濟政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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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企業年金；稅收優惠；稅收政策

企業年金，一般又稱職業年金計劃或者私人養老金計劃，是指企業及其職工在依法參加國家基本養老保險的基礎上，另行參加建立的補充性養老保險計劃。各國政府在對企業年金計劃征稅時通常要面臨以下三方面的問題：(1)當企業雇主為雇員向企業年金計劃繳費時，是否允許其將這筆繳費支出打入成本費用在所得稅前列支，從而對這筆繳費免征企業所得稅；對于雇員個人向企業年金計劃的繳費是否允許從應納稅所得中扣除，免征個人所得稅。(2)當企業年金計劃取得投資收益時，對其是否征收所得稅。(3)當退休雇員從企業年金計劃領取養老金時，是否要對他們的這筆養老金收入征收個人所得稅。因此，針對企業年金計劃經營的三個階段，有三個可征稅點。根據對三個可征稅點是否征稅的差異，企業年金的征稅模式大體上存在八種可能的組合，如果我們用e(exempting)表示免稅，用t(taxing)表示征稅，即為eee、eet、ete、tee、etf、tet、tye、tit。

企業年金稅收中最常見的是eet征稅模式，即允許繳費在稅前列支，允許投資收入的稅收豁免，但對支付給雇員的養老金利益征稅。而實行養老金稅收優惠的原因是，它鼓勵為退休而儲蓄，因為在沒有稅收優惠的情況下，家庭會儲蓄太少。對儲蓄不足的解釋理由主要是：一些家庭可能缺乏遠見，無法完全預見將來的需要，或者他們可能缺乏為將來的需要而儲蓄的自覺性。以下具體分析西方國家在企業年金計劃方面的稅收實踐。

一、西方國家企業年金計劃的稅收實踐

(一)美國

美國政府對企業年金的監管和控制主要依據兩部重要的聯邦法規《稅收法》(the internal revenue code)和《雇員退休收入保障法》(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of 1974)(以下簡稱《保障法》)。由于《稅收法》和《保障法》都屬于聯邦法規，因此美國的企業年金計劃基本上不受州級政府的管轄。《稅收法》要求美國稅務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對企業年金計劃稅優政策的執行進行監督和稽查，而《保障法》對企業年金計劃執行過程中需要滿足的各種要求作了詳細規定。

在美國，養老金計劃必須滿足稅務局的要求才能享受稅收優惠。為了符合稅收優惠要求，一個計劃必須滿足最低的標準，包括參與率、保留退休金的權益、對低收入者的無歧視等。如果計劃不滿足這些標準，雇主的繳費額度必須列入雇員的應稅收入才可以允許雇主稅前列支。

歸納起來，美國針對企業年金的稅收優惠政策有以下特點：

1.繳費階段。雇主在規定的限度內(通常為工資的 15%)，為企業年金計劃所繳納的分擔額視為經營費用，可以從當期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同時不計入雇員當期個人應納稅收入所得。而雇員的繳費部分只需繳納社會保障工資稅，雇員可以將其工資的一部分通過雇主納入到企業年金計劃之中，從而使納入的金額從該雇員的當期應稅收入中扣減，以降低其個人收入所得稅，達到延稅的目的。但是，考慮到政府的稅收損失和高收入雇員的稅收偏愛問題，政府會設置一個最大可允許稅前列支的繳費額度。通常情況下，對于一個繳費確定型計劃(dc計劃)，年限額是25%的薪酬或者 30000美元中的較小者。而受益確定型計劃(db計劃)則可以借助一些精算假設防止該計劃獲得不合理的較大稅前列支。

2.投資階段。不論雇主繳費額還是雇員繳費額，他們的投資收益都可以免交所得稅。

3.領取階段。退休時養老金的一次性給付在稅收上已經被賦予了特殊的收入平均規定，而對于養老金的年金給付需要交納聯邦和州的個人所得稅，但是無需交納社會保障工資稅。另外，《稅收法》還對退休金的領取時間作了嚴格規定。

由此可見，美國政府采取的是eet征稅模式，即在繳費和收益環節免稅，在養老金的領取環節上征稅。這種模式首要的一點是政府要放棄一部分即期的稅收，以使得企業和個人在加入退休金計劃的過程中可以享受到優惠稅收和延遲納稅的好處，從而促進企業年金的發展。

根據美國員工福利研究院(ebri)的統計分析，美國近年來企業年金部分(主要包括受益確定型的雇主計劃和繳費確定型的401k計劃)的稅式支出和總稅式支出狀況如表1所示。

經過測算可以看出，企業年金部分的稅式支出占總稅收支出的比重很大，而且基本保持在35%—39%之間，這說明美國政府對企業年金計劃的重視程度很高，不僅通過大力推行稅收優惠政策來刺激企業年金計劃的實施，而且還保持了其政策的穩定性。如1984年401k計劃覆蓋勞動力人口754萬，累計資產價值917.5億美元。而到2005年底，401k計劃覆蓋勞動力人口達4 700萬，為20年前的6倍多，累計資產價值達到2.4萬億美元。

(二)英國

在英國，雇主繳費可以作為經營成本從利潤所得中扣除；而雇員繳費也可以享受一定稅收優惠，但是受到部分限制。通常情況下，受益確定型計劃中雇員按工資收入15%繳費可享受稅收優惠，而在2001年后的繳費確定型計劃中，雇員享有的稅收優惠類似于個人養老金計劃的相關稅收規定，具體見表2。在個人養老金計劃下，其最大免稅繳費額度是同年齡一起增長的，而這一政策的理念是：年長的雇員會更多意識到他們對退休金的需要，所以可能會更主動地去為他們的退休儲蓄。而在美國和其它國家，這個數量并不隨年齡的變化而變化。

雇員和雇主繳費形成的養老基金投資收入和已實現資本利得，包括紅利、資本增值、期貨期權的收入，免繳資本利得稅。但如果已實現資本利得是養老基金通過在證券市場上過度交易獲得的，不免資本利得稅。

在英國，企業年金通常按月匯入領取者的銀行賬戶，并作為個人收入所得而納稅。但是稅務部門允許將受益確定型計劃或繳費確定型計劃養老金的一定比例轉為免稅的一次性支付，只要數額不超過其最后工資收入的3／80乘以服務年限(最高為40年)。因此，參加企業年金計劃的時間越短，所享有的一次性支付的免稅額就越小。在英國，幾乎所有的退休雇員都會選擇這一限額的一次性支付待遇。

(三)日本

日本的企業年金是企業對雇員勞動的補償，是對國民年金和厚生年金的補充，是由企業根據各自的需要和承受能力制定的優稅待遇退休金制度。如果企業年金計劃符合《法人稅收法》的規定，得到稅務局的認可后，企業年金繳費可以全額進入成本，投資收益也可以列入免稅科目。

在日本，絕大多數的企業年金基金計劃都有一次性給付選擇，而更多的人會選擇這種方式而不是年金給付方式，就是因為它有稅收優惠。日本退休者可以將他們的一次性給付在一定的金額內稅前列支。稅前列支的金額隨著雇員的工作年限而增長。一旦工作年限超過20年，其增長的速度就會更快。

至于年金給付方式，企業年金基金計劃支付的年金給付和社會保障計劃享有相同的稅收。對于一個65歲以下已婚的養老金領取者，免稅的最大金額是每年175萬日元。對于 65歲及以上、配偶為70歲及以上的養老金領取者，免稅的最大年金額是305萬日元(詳見表3)。

(四)其他國家

以上對美國、英國和日本的企業年金稅收處理作了簡要的介紹，我們不難發現它們均針對企業年金積累的三個階段實施了不同程度的稅收優惠。而事實上，目前世界各國在企業年金或私人養老金計劃的制度構建中，采用最多的稅制是：允許雇主或雇員從他們的稅前收入中扣除養老金繳費額，并減免養老金投資收益所得稅，但對待養老金領取時則像對待其他應納稅收入一樣，征收個人所得稅。

二、我國企業年金發展及其稅收制度現狀

我國企業年金制度最早源于20世紀80年代末，經歷了補充企業養老保險和企業年金試行階段。1991年，《國務院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中就提出了“國家提倡，鼓勵企業實行補充養老保險”。1994年，《勞動法》用法律的形式將其確定下來。《國務院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通知》中規定，“企業補充養老保險由企業根據自身經濟能力為本企業職工建立。”2000年國務院頒布的《關于完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試點方案》(以下簡稱《試點方案》)是我國企業年金發展道路上的里程碑，它將企業補充養老保險規范為企業年金，同時明確了企業年金應采取個人賬戶方式，實行市場化管理運營。2004年1月6日和2月 23日，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分別頒布了于當年5月1日起實施的《企業年金試行辦法》和《企業年金基金管理試行辦法》，對企業年金的建立、企業年金基金的管理和投資運營做出規定。2005年初又陸續頒布了《企業年金基金管理機構資格認定暫行辦法》等一系列配套政策，標志著我國有關企業年金的法規制度基本形成。2005年8月初，29家金融機構首批獲得37個企業年金管理資格，意味著中國企業年金保險進入到具體實施階段。

然而在隨后一年多的時間里，企業年金并未像外界所期待的那樣得到快速膨脹性的發展，相反，其積累的基金數額非常有限。究其原因，稅收優惠政策的缺位是制約企業年金大力發展的最大瓶頸。業內人士普遍認為，目前我國財政收入增加迅速，政府已具備了支持和鼓勵商業養老保險以及企業年金發展的財政實力。

相比較而言，當前我國針對企業年金的稅收政策與國外發達國家有很大差別。2000年國務院頒布的《試點方案》規定：企業繳費在工資總額4%以內的部分，可從成本中列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全國大部分地區和行業，針對自身的實際情況，有條件地制定和出臺了相關的企業年金具體實施辦法(見表4)。其中江蘇和湖北省的稅收優惠力度最大，企業可以把上年度職32212資總額的12.5%在稅前列支，而其他省市的這一比例大多為4%左右。由此可以看出，關于全國統一的、完整的、涉及企業年金三個階段的稅收優惠政策是缺失的，而且我國稅法中專門針對企業年金計劃的法律規定基本上還是一片空白。但可喜的是，目前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正會同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一起研究相關稅收政策，將盡快在全國范圍內制定統一的稅收優惠標準和實施細則。

三、借鑒國外企業年金稅收政策經驗，大力發展我國企業年金

就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企業年金應該是在國家政策和法律引導下發生的企業行為，運用減、免、延等稅收優惠方式可激勵雇主雇員雙方積極建立企業年金，同時也是政府間接介人企業年金領域，引導企業年金規范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各國對企業年金計劃的稅收優惠政策如此重視，究其原因，一是它能夠切實有效地鼓勵和刺激年金的積累，二是其實施還能產生其他一系列重大宏觀經濟效應。

首先，從表面上看，稅收優惠政策會減少國家財政的即期收入，但實際上，隨著企業年金基金規模的不斷擴大，對國家財政收支平衡應具有積極作用。因為各國社會基本養老保險普遍存在嚴重赤字，而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國家財政來承擔的，如果企業年金計劃能夠大力發展，那么它作為基本養老保險的替代品，就能有效緩解國家財政壓力。企業年金的發展還能降低基本養老保險的收入替代率，進而對完善養老的整個保障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其次，從經濟學上分析，稅惠政策的實施能夠鼓勵和刺激企業投資員工福利項目，增強其人力資本的安全性和競爭力。同時，它還能夠引導個人一生的合理理財和風險管理，達到儲蓄行為和消費行為的最優化，有利于經濟協調、穩定發展和社會安定。

此外，企業年金基金的不斷積累和市場化運營，必將為資本市場提供源源不斷的長期資金來源，從而增強資本市場資金供給能力和運行效率，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與產品創新。同時，企業年金作為一種長期的強制性儲蓄，屬于非流動性資產，通過它的不斷積累可以將一部分銀行存款和現金引入資本市場，減少銀行超額信貸和個人短期消費行為，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流動性剩余問題，并通過貨幣乘數作用的放大，最終會對中長期經濟增長產生積極影響。

篇2

據我的觀察，這種重大的變化集中在宏觀經濟的布局上有如下四個方面：

第一，宏觀經濟政策的定位已經同時指向經濟健康持續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以往談到宏觀經濟政策的功能定位的時候，顯然都是要突出速度的，我們曾經用過又快又好，又好又快，最近幾年用的是平穩較快，談到宏觀經濟政策，都難免一個快字。這一次用的是健康、持續這樣的經濟增長，這顯然標志著幾層意思，一層意思，大家對中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的發展態勢，起碼中國將由高速轉入中速，特別是個位數的增長，在這點上已經大致形成共識。

其次，大家對于這場危機的長期化和持續化也已經形成共識。比如世界經濟將低速增長，何時走出危機，目前難以預測，這是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講到的話。

第三，用健康持續這四個字作為我們對經濟增長的追求，并且給出了幾個可以測的標準，比如說沒有水分，實實在在，有效益，有質量，可持續等等，這是一個在經濟增長方面的一個非常重大的變化。與此同時還把社會和諧穩定與健康持續發展并列起來，這表明對于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之間的關系，對于改革、發展之間的關系，也有了高度的共識。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可能沒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作為基礎。在各方面的矛盾十分尖銳的背景條件下，要保證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健康發展，顯然要求一個特別穩定的社會環境，也正因為如此，經濟健康持續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同時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功能定位，這是第一個變化。

第二個變化，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同時指向逆周期調節和推動結構調整，以往我們談到宏觀經濟政策的時候，頂多是反周期的作用，這次除了逆周期調節這個表述之外，還提到要推動結構調整，同時把兩個作用同時并列起來，顯然也有深層次的考量。

比如，當談到世界經濟將長期處于低速增長這樣一種態勢的時候，實際隱含著對這場危機的最深刻原因的一種判斷。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有一種表述，世界經濟已經從危機前的快速發展轉入到深度轉型調整期，這場危機的爆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結構出了問題，緊接著判斷是，中國也好，世界也罷，要使經濟真正走上全面復蘇的軌道，它是不可能建立在現有的經濟結構基礎之上，要反危機，要使經濟步入復蘇的軌道，必須轉方式，必須調結構，逆周期調節和推動結構調整，同時界定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兩大作用，這是第二個變化。

第三個變化，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2008、2009年的時候，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是惟一的，就是保增長，后來又加上了控物價，再后來到了去年，又加上了轉方式調結構，今年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同時指向五個，穩增長，轉方式，調結構，控物價，又加上一個防風險。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體會，當目標是單一的時候，你可以全力去追求，當目標變成多元化的時候，你就不得不分散精力，所以在這樣的一種多重目標同時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著力方向的時候，很難想象我們像過去那樣，把全部的精力用于實現穩增長或保增長，這也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變化，當然這是在中國以及全球經濟復雜多變的背景條件下所做出的適當的選擇。

第四個重大變化，今年的宏觀經濟政策盡管在表述上仍然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加穩健的貨幣政策。從2011年到現在，我們實施的都是這樣一種積極穩健的貨幣政策，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歷來是有很大的距離，名義上相同，但是實際內容上卻有細微的、甚至是非常重大的差距。我體會今年的積極穩健配，相對于前兩年發生的重大變化，從宏觀經濟政策的總體上是趨向于穩健的，而不再是趨向于擴張性的積極的，整個宏觀經濟政策搭配處于從擴張向中性的這樣一種過渡狀態，貨幣政策方面的表現我不多說，就積極的財政政策而言，盡管要在穩增長政策的追求方面擔當主力部隊，但是今年和去年相比，從文件的表述上都可以看到它的細微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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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 財政支農政策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全面貫徹落實國家關于農業和農村的各項財政政策和其他經濟政策，尤其是財政支農政策的落實，使得全國各地區農業生產全面發展，農民收入有了很大提高，農村基礎設施等公共品供給得到了很大改善，農民增收的外部環境有了很大提升。但是，隨著農業產品市場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特別是近幾年來，農業產品購銷不夠、價格下降，農民群眾增收緩慢，說明了我國財政支農政策在取得成績的同時也存在許多問題。

一 改革以來我國財政支農政策的一般性考察

1、 財政對農業投入不足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支農絕對量一直處于上升態勢。從1978年的151 億元增加到2004 年的1500億元(中央財政)。但是財政支農在政府財政支出中的比重卻相對下降。從1978年至今，財政支農總體規模不斷擴張，但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總支出比例不斷下降。（見表1）

表1 財政支農支出占總財政支出比重與農業GDP占全國GDP比重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農業GDP

占全國GDP

27.1 24.5 21.8 19.9 20.2 20.5 20.4 19.1 18.6 17.6 16.4 15.8 15.3 14.6 財政支農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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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 經濟形勢 財政政策

一、我國宏觀經濟態勢分析

（一）中國經濟在動蕩中前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我國經濟卷入一場浩劫，各行各業都受到一定影響，很多企業瀕臨倒閉，社會失業人數增加，經濟水平下降。此次金融危機持續了5年，其影響規模巨大，以至于眾多經濟學家將其稱之為百年難得一遇，我國政府通過宏觀調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改善經濟，雖然近幾年經濟開始慢慢復蘇，但依舊在動蕩中前行。根據以往經濟發展規律，金融危機具有周期性和結構性的特點，在二次大戰之后西方國家出現的經濟危機，我們總說它的突出變化是周期縮短，原來7、8年一次，后來5、6年一次，3、4年一次，甚至是2、3年一次。為應對金融危機，各國都開始積極調整經濟結構，比如美國、歐洲、日本等，而中國的經濟結構本來就沒法和這些發達國家相比，因此，截至目前中國的經濟結構還不是很合理，這也是中國經濟在前進中充滿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GDP增速持續回落

2011年我國GDP為473104億元，2012年我國GDP為519322億元，2013年我國GDP為588019億元，2014年我國GDP為635061億元，可以看出2011-2014年我國GDP整體呈上漲趨勢，但增長速度持續下滑，2013年GDP增速為7.7%，2014年下滑為7.3%。雖然增長速度持續下滑，但GDP整體水平還是很樂觀的，2014年我國GDP水平首次突破10萬億美元，這一結果雖然比美國要晚上13年，但對我國而言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因為截至2014年，我國和美國是全球僅有的兩個國家GDP超過了10萬億美元。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2年中國經濟總量首次超過美國一半；2013年，中國經濟總量已約為第三大經濟體日本的兩倍，經濟總量已于超過了整個歐元區；2014年中國經濟總量突破10萬億美元，將意味著與美國經濟總量差距進一步縮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對我國2014年的GDP增長速度的預測分別為7.5%和7.7%，由于近幾年我國GDP增長速度有所回落，2014年的增長速度并沒有預期高，而是相對2013年有所下滑。

（三）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中速增長階段

對于中國的經濟形勢的研究相當多，對于我國經濟發展規律的探討各研究者都提出了不一樣的意見，有的認為經濟運行規律呈V字型，有的認為呈W字型，有的又認為是呈L字型，但無論呈現何種規律，都持同一種觀點，就是我國經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例如，有的研究者認為中國經濟運行規律呈V字型，就是說如果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從11%下滑到6%，未來還是會從6%上升至11%，國家通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我國經濟的調控使得經濟發展呈現一定的規律性、周期性。

然而，我國經濟的發展除了帶有周期性規律之外，還呈現結構性發展特點，并且這種特點的影響程度還超過了周期性特點。正如事態的發展具有階段性，中國的經濟亦是如此，會有發展初期，成熟期、發展期等結構，經濟增長也不例外，就目前中國的經濟形式而言，經濟增長處于中速增長狀態。

二、中國財政政策的配置

（一）積極財政政策是擴張性操作的“主攻手”

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經濟低迷時期，政府宜采用積極的貨幣政策和擴張性財政政策，而具體的貨幣政策今年和往年有所不同，今年的廣義貨幣供應量高于去年，貨幣供大于求，理論上會導致利率下降，物價上漲，帶動經濟的發展，但實際上，這種擴張型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卻比以往下降了，這是因為政府在控制物價和防范金融風險兩者之間中和了。這說明，財政政策對經濟格局的發展相對往年有所增長。因此，2014年，國家在實施擴張型財政政策時，要考慮到其對整體經濟的影響度有所增長，要合理使用。

（二）補赤、減稅、擴支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三個支點

政府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無疑就是降低稅收或增加政府支出，降低稅收相比增加政府支出帶來的擴張效益要小些，并且二者對經濟運行的作用方式也是不同的。降低稅收，意味著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消費增長，從而帶動經濟的發展，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投資的部分更多的是轉移到市場而非政府，可以減少政府粗放型投資。政府的稅收來自企業和個人，個人主要繳納個人所得稅，企業的繳稅類型主要是流轉稅和間接稅，政府在實施擴張型財政政策降低稅收時，要充分考慮我國的稅收結構，明確哪些稅收該減，減稅方面企業和個人減稅比例多少更為合適，能更有效地影響經濟，這都是政府實施減稅政策所要顧及的。

增加政府支出在傳統宏觀調控政策中起到過重要作用，但今年相比往年也發生了一定變化，主要是經濟形式和政策布局發生了變化。今年，在政府支出方面做出了嚴厲調整，要求各級政府要勤儉節約，嚴懲貪污受賄官員，將政府支持用于利民、惠民項目之上，增加對人民群眾的補貼，通過法律制裁的強制手段降低貪污受賄帶來的政府支出的流失。2013～2014年，政府擴大支出的重點主要是民生方面主要是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農業、水利、城市管網，社會事業，節能減排和生態工程。這說明，政府將政府支出重點用于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提供社會保障方面，這種政府支出的增加是從兩方面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政府直接增加政府支出，另一方面，通過縮減政府開支間接性增加政府對社會的支持，對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三、結語

分析近幾年我國的經濟發展形勢，雖然經歷2008年金融危機，經濟一直處在復蘇階段，但整體而言，近幾年中國的經濟是逐漸增長的，中國經濟在動蕩中前行，GDP逐年增長，每年都有一定突破，只是GDP增速持續回落，另外，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中速增長階段。針對中國目前的經濟形式，結合中國政府的財政政策，我國目前實施的是擴張型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降低稅收和增加政府支出。

參考文獻

[1]高培勇.當前中國經濟形勢與財政政策分析[J].中國流通經濟，2013（8）：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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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以往幾次政府機構改革不同，當前著力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要從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出發。這個現實需求主要是：經濟增長方式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轉變的需求；加快建立公共服務體制的需求；改善公共治理結構的需求。在這個特定背景下，需要統籌規劃設計和加快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一、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要以落實科學發展觀為基本目標

由于改革發展新階段的突出矛盾有了明顯變化，今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著眼點與以往不同。無論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加強公共服務職能，還是改善公共治理結構，都要把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作為基本目標。

1．這次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面臨的背景和以往相比發生了深刻變化，應當按照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的現實需求進行總體設計和統籌安排。

（1）從經濟領域看，我國面臨著經濟快速增長同發展不平衡、資源環境約束的突出矛盾。這意味著新階段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著眼點，已超出以往以政企分開為基本要求的職能轉變，而是要為經濟增長方式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轉變作出相應的制度安排。

（2）從社會領域看，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與公共服務不到位、基本公共產品短缺的矛盾越來越突出。這對新階段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從體制上解決公共資源優化配置的問題，確保政府成為基本公共服務的主體，并發揮主導作用。

（3）從政府自身建設看，面對行政成本不斷膨脹、行政效率低下和體制機制性腐敗增多等問題，需要改善公共治理結構。政府還要盡快完善工作方式和運行機制，建立強有力的行政系統，使自身建設與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相適應。

2．從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出發，新階段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是政府轉型。我國28年的改革開放走到今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已經形成，各類企業已成為經濟建設的主體。在這種背景下，政府繼續扮演投資建設主體的角色將造成大量的經濟社會矛盾。為此，新階段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實質，就是要實現由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轉變。

（1）以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轉變為重點，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這就要求政府由經濟建設性主體向經濟性公共服務主體轉變，以此來提供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體制保障。

（2）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重點，強化政府在建立公共服務體制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這就要求政府盡快成為社會性公共服務的主體，以此來強化政府的再分配職能。

（3）以強化政府自身建設和改革為重點，改善公共治理結構。這就要求政府從部門利益、行業利益、地區利益中超脫出來，為社會公平正義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3．以全面履行政府職責、規范約束政府行為為主要內容，推進新階段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從改革實踐看，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等都很重要，機構改革也很重要。問題在于，在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和行業利益的誘導下，這些改革的目標都難以實現，甚至還會出現改革的扭曲變形。就是說，面對現階段突出的矛盾和問題，要把履行政府職責、規范約束政府行為作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大任務。例如，在政府基本公共服務責任不到位的情況下，在教育、醫療衛生等領域推出的一些改革就有可能演變成政府“甩包袱”，從而使改革走形變樣。因此，在改革方案的具體設計上，特別是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實際推進中，要十分強調政府自身的職責所在，并由此嚴格約束規范政府行為。

二、按照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要求，實現政府由經濟建設性主體向經濟性公共服務主體的轉變

在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已經確立的大背景下，規范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成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內在要求。政府應當盡快從微觀經濟管理事務中解脫出來，大大強化宏觀管理職能。

4．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轉變的主要條件已經具備。我國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癥結”，主要在于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方式。這種經濟增長方式在市場競爭機制和市場主體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問題在于，它在近幾年的實踐中已弊多利少，難以為繼：助長了投資過度、產業結構惡化；使地區、城鄉間發展嚴重不平衡；降低了就業增長率；加劇了能源供求矛盾等。

我院**年改革調查問卷顯示，79．04％的專家認為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轉變的基本條件已經成熟。應當看到，我國已經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已成為市場經濟的主體；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大大提高，產品和服務的價格機制基本形成；經濟全方位對外開放。在這個大背景下，政府的經濟職能不應再是直接投資搞建設，而是要通過提供良好的經濟性公共服務，為經濟可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環境。

5．按照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要求，有效地履行政府的經濟調節職能。適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新形勢，下一步應重點改善和加強政府的經濟調節職能。

（1）加強政府中長期戰略規劃職能。近些年，中長期發展規劃的科學性和宏觀經濟政策的穩定性，在保持宏觀經濟穩定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宏觀經濟波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經濟政策缺乏預見性和連續性所致。為此，建議成立專司中長期規劃及經濟政策決策的國家經濟部或國家經濟發展委員會，以提高中長期發展規劃的科學性、約束性和經濟政策的有效性、穩定性。

（2）提高貨幣政策在經濟調節中的地位。利率和匯率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調節的基本工具。為此，應當明顯增強央行的貨幣政策決策職能，并由此完善央行運行的體制機制。

（3）確保經濟信息統計的準確性。準確的經濟信息是保證經濟政策有效性的前提，但目前統計數字失真的現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建議通過相關立法，進一步完善制度和改進方法，提升國家統計機構的權威性，以進一步增強經濟信息的客觀性。

6．強化政府的市場監管職能。我院**年改革調查問卷顯示，72．75％的專家認為，當前政府在履行經濟職能方面的突出問題是市場監管不力和過多干預并存。最近幾年，藥品、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有些已經觸及了社會公共安全的底線。為此，應盡快從體制機制入手，提高政府市場監管效能。

（1）保證市場監管的統一性。實行市場監管的垂直管理。例如，把處于直屬機構和事業單位中的監管機構納入國家行政序列，受國家行政法和相關法規的規范和約束。

（2）建立國家層面的市場監管委員會。針對市場監管中多頭參與和監管不到位并存的現狀，要加強市場監管的統籌協調，整合各監管部門的力量，提高監管效率。

（3）實現由分業監管向綜合性監管的過渡。以金融業為例，混業經營大勢所趨，應盡快實現由分業監管向綜合性監管的轉變。

7．加強國家的經濟戰略職能。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四大經濟體，加強國家整體經濟戰略的任務比以往更為緊迫。

（1）大大強化國家能源戰略職能。我國現行的能源戰略規劃、機構設置與經濟大國的地位不相適應。為此，應當盡快組建國家能源委員會，專司國家能源戰略職能。此外，最大的三家國有控股能源公司既有執行國家能源戰略的某些職能，又都是海外上市公司。這樣，不可避免地導致資本盈利性和國家能源戰略職能之間的體制性矛盾。由此，盡快組建國家能源控股公司有著十分迫切而重大的現實需求。

（2）強化對外經濟戰略職能。我國是世界第三大貿易國，但政府的對外經濟戰略職能還比較薄弱。雖然履行對外經濟戰略職能的部門是商務部，但是相當一部分政策的制定和責任落在其他相關部門。為此，建議由商務部專司國家對外經濟戰略職能，以強化對外經濟戰略職能的統一性和協調性。

（3）將國有資產管理納入國家的經濟戰略職能。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決定了國有經濟要在一些重要工業部門保持主導作用，與此相對應，國有資產管理應當始終作為國家經濟戰略職能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此，建議成立國有資產管理和工業部，專司國有資產戰略管理職能。這樣，既有利于加強政府的國有資產戰略管理和重大政策決策的職能，又可以有效地發揮國有資本在工業領域的控制力和影響力。

8．擴大國家的環境保護職能。**年度中國公眾環保民生指數顯示，有86％的公眾認為，環境污染對人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影響。39％的人認為，環境污染對本人和家人的健康造成了很大或較大影響。越來越嚴峻的環境問題不僅影響和制約了人們的生產和生活，而且還直接威脅到了人類自身和子孫后代的生存和發展。因此，應當大大強化各級政府的環境保護職能。

（1）在發揮中央地方兩個積極性的基礎上，強化中央對地方環境保護的監管職能。嚴格糾正一些地方政府重經濟增長而輕環境保護的傾向。

篇6

回顧20世紀90年代以來，尤其是1993年以來我國宏觀經濟的走向及其調控，我們發現：在1993年開始的以抑制經濟過熱和反通貨膨脹為主要目標的宏觀經濟調控中，在缺乏財政政策有效配合的情況下，貨幣政策起到了主導作用且政策效果非常顯著。1997年以后，我國宏觀經濟狀況發生了根本性轉變，由長期的社會供給不足和有效需求相對旺盛轉向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給的相對過剩。這種轉變在貨幣層面上表現為周期性通貨膨脹轉向持續性通貨緊縮趨勢。由此也帶來了宏觀經濟調控目標的根本性轉變，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如擴大財政支出規模、增發國債、增加離退休及行政事業單位工資等的配合下，實施了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自1996年起先后七次調低存貸款利率；1998年1月1日起，取消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長期實行的貸款規模限額控制；1998年3月大幅降低存款準備金率；1999年將消費信貸業務放寬到所有商業銀行，消費信貸種類放寬到所有大件消費品并先后頒布了一系列支持農業、投資、消費、進出口的信貸指導意見……。然而，近幾年的經濟運行狀況表明，貨幣政策在拉動內需、推動經濟增長方面的實際效果不太理想。為什么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在治理通貨膨脹、抑制社會需求時政策效應非常顯著，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在治理通貨緊縮時卻效果欠佳呢？筆者認為其內在原因在于貨幣政策在刺激需求時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國當前宏觀調控中存在的問題相當程度上正是這些局限性的必然體現。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指貨幣政策是狹義的，即指中央銀行為達到一定的貨幣政策目標，運用貨幣政策工具控制貨幣供給、影響貨幣需求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方針和措施的總和。

一、從貨幣結構看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局限性

筆者認為：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是建立在擴張貨幣供給總量和提高貨幣流動性的基礎之上的。而一般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所實現的貨幣供給量的增長是僅就廣義貨幣而言的，在消費及投資需求不振，市場低迷的社會經濟環境中，企業和居民會減少現金及活期存款持有量而更多地以儲蓄存款、定期存款及外幣存款等廣義貨幣的形式持有其資產，由此在貨幣總量增長的同時卻引起貨幣流動性的減弱，如1994年底M1占M2的比率為43．8％，1999年則降為35％，致使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政策效應大打折扣。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1997年以來擴張性貨幣政策對有效需求的拉動作用效微力乏的原因了。

政策建議：(1)在繼續執行積極財政政策的基礎上，要緩解通貨緊縮、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貨幣政策方面必須改變一味增加貨幣供應總量的做法，在維持廣義貨幣M2增長率相對穩定的前提下，將工作重點轉向調控貨幣供給結構即提高貨幣流動性方面，鼓勵儲蓄存款、定期存款等準貨幣轉化為現金及活期存款，使M1的增長率相對高于M2的增長率。(2)通過鼓勵消費和投資，對高達6億多的儲蓄存款進行分流，而鼓勵消費的基礎性工作在于建立穩定的社會保障機制和社會化的個人信用評估體系。而鼓勵投資，一方面要加強我國的金融工具創新以增加金融投資的渠道，另一方面必須進一步降低投資限制以鼓勵實業投資。

二、從貨幣供給的影響因素看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局限性

當中央銀行為刺激社會需求而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時，主要是通過基礎貨幣的投放和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辦法來實現的。但是，在微觀經濟主體消費和投資意愿低下的經濟背景中：(1)由于物價水平持續下跌情況下“買漲不買跌”的消費心理及名義利率水平尤其是名義儲蓄存款利率水平相對低下，居民的經濟行為往往表現為持幣待購，由此導致社會現金流通量的增加和現金漏損率的提高，客觀上起到了降低貨幣乘數和抵消中央銀行貨幣供給的作用。(2)因為銷售不暢和生產經營的萎縮，企業對于活期存款的交易性需求減少，加上其投資行為受到遏制，企業活期存款在一定程度上會轉化為定期存款，如上所述，定期存款比率的上升同樣起到降低貨幣乘數、抵消中央銀行貨幣供給的作用。(3)商業銀行在存款準備金率下調和中央銀行基礎貨幣投放增加的情況下，可用資金大量增加，與此同時其貸放規模并未隨之相應增長，原因有二：第一，企業和居民貸款意愿低下使得全社會貸款需求不振；第

三，貸放風險尤其是信用風險增加，商業銀行

出于風險控制和資產安全性的需要嚴格控制資金貸放，出現銀行“惜貸”現象。最終體現出商業銀行資產結構的變化，即超額存款準備金的超常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降低貨幣乘數，抵消中央銀行貨幣供給的作用。

綜上所述，在中央銀行為刺激社會需求而試圖擴張貨幣供給的過程中，其他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在客觀上卻與中央銀行的政策意向背道而馳，進而在相當程度上抑制了貨幣政策效應的實現。

政策建議：(1)在擴張性貨幣政策中的制定和實施中注重中央銀行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必須將調控重點放在引導商業銀行、工商企業及居民的經濟行為上，使之“順對貨幣政策的風向”，從而在最大程度上發揮擴張性貨幣政策刺激需求，推動經濟增長的效應。(2)在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注重諸多經濟政策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政策、投資政策及產業政策、社會保障政策等的綜合協調運用，過度依賴于少數經濟政策如貨幣及財政政策的做法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不可行的。(3)加快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這是走出通貨緊縮，推動經濟增長所必不可少的。

四、從貨幣政策的傳導看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局限性

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貨幣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綜合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來調節貨幣供給，影響經濟主體的貨幣需求，從而對全社會的投資水平和消費支出規模產生影響，并最終影響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使之達到一種動態的平衡狀態。由此，從中央銀行具體制定和實施貨幣調控到實現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之間，必然有一個相關的傳導過程。以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傳導為例，這一過程可分為三個層次：

1、中央銀行根據刺激社會需求，推動經濟增長的既定貨幣政策目標，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增加基礎貨幣投放，提高商業銀行派生存款創造能力，并降低利率水平。這是擴張性貨幣政策是否有效的基礎。但是，在現階段中央銀行投放的基礎貨幣有相當一部分并未進入多倍存款貨幣的創造過程，其原因在于銀行資金的內部短路現象，它是指銀行體系增加的準備金沒有最終用于向工商企業和居民的放款，而是滯留在了銀行體系內部，或是用于銀行之間的資金拆借和證券買賣，或是以超額存款準備金的形式存在。這種現象在客觀上起到了減少基礎貨幣的作用，基礎貨幣的減少又通過多倍存款貨幣的緊縮進一步縮減了貨幣的實際供給，導致社會資金相對減少。

2、商業銀行在接受中央銀行提供的基礎貨幣，超額存款準備金大量增加的基礎上，對中央銀行的具體調控做出反應，即根據中央銀行擴大貨幣供給的意向相應調整其業務，動用超額準備金擴大向工商企業和居民個人放款的規模并調低放款的利率水平，同時通過派生存款創造機制影響貨幣供應總量的增加。作為在中央銀行和工商企業及居民之間充當傳導媒介的商業銀行，在利益驅動的基礎上，能否對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意圖做出“順對政策風向”的迅速反應，是貨幣政策順利傳導的基本保證。但是，由于現階段商業銀行資產的單一化以及現存的銀行信貸配給機制自身抑制需求和減少流通中貨幣的作用，加上銀行出于風險控制的目的，在中央銀行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放松銀根時，出現了日益普遍的“惜貸”和前文提及的銀行資金內部短路現象，大量資金滯留于銀行體系內部而未形成對投資和消費的拉動效應。

3、工商企業和居民個人根據中央銀行發出的放松銀根的政策意向，在商業銀行擴大放款規模，金融市場上資金供給充裕、利率水平下降的情況下，相應擴大其投資和消費支出，最終實現貨幣政策刺激社會需求，推動經濟增長的目標。這一層次是貨幣政策傳導的關鍵，近年我國宏觀金融調控的實際效應業已證明，現階段，即使在積極財政政策的配合下，無論是社會消費支出，還是投資支出，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均無法有效拉動。應該說，當前我國出現的通貨緊縮趨勢其實質是體制性的，是我國現行經濟包括金融體制中諸多深層次矛盾的集中反映。

篇7

近幾年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獲得了高速的發展，但依然存在問題，區域經濟的發展不平衡。地方性政府出臺的宏觀調控經濟政策對于區域經濟的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制定經濟政策是區域政府為了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運用的重要手段。通過政策手段達到資源的合理配置，實現經濟發展目標。本文就湖北省在經濟發展中，區域經濟政策對其發揮的重要支撐作用為例展開討論。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現象是現代化國家中普遍存在的問題，區域經濟差異過大會導致經濟、政治、社會等一系列的問題。因此，怎樣充分發揮政府的職能，制定行之有效的區域經濟政策從而縮小區域之間的差距是不可忽視的課題。對于湖北省來說，要實現各區域之間的協調發展，僅僅依靠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是肯定不夠的，與此同時還要結合本省的自身情況，巧妙借助民間力量，切實可行地制定出針對地區的專門政策，實現區域的協調可持續發展。

1區域政策的概念及產生原因

從理論上講，區域政策是根據區域差異而制定以協調區域間關系和區域宏觀運行機制的一系列政策之和，在宏觀層次上影響著區域發展。其內容很多，主要是區域經濟政策、結構政策、景觀和自然保護政策等[1]。其產生原因有以下幾點。

11經濟原因

區域經濟政策產生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經濟的原因，其存在的最主要以及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區域之間的經濟差異問題，盡管區域的經濟差異是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客觀存在現象，但一旦超過限定值，呈現不斷擴大的增勢將會破壞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平衡。將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差異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值之內有利于推動區域經濟之間的發展和競爭動力，更好地協調區域經濟發展之間的配套設施平衡、有序競爭以及滿足市場需求，從而更好地實現區域間的互利互補，共同發展。

12政治原因

區域之間的經濟、社會矛盾常常會通過國家的政治生活反映出來，并以此來強化區域性的政治集團，因此在西方的一些國家為了平衡政治集團利益或為獲得更多的當選選票，國家會運用區域經濟政策來滿足政治集團要求，用以獲得政治上的優勢地位并維持國家的政治穩定。

13社會原因

區域之間的經濟是否能協調發展是區域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礎，區域之間的經濟差異過大，區域間的社會發展水平之間的差異也會過大。在相對發展緩慢的地區，人民的生活水準以及福利水平都會相對較差，而在相對發達的地區，人民的生活水準和社會福利則遠遠高于其他區域。這樣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引發區域間的社會矛盾，如果不及時得到解決則會引發社會整體的動蕩，危害十分巨大。對于這種原因造成的社會問題，政府一般會采取一些社會性的策略去解決，但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辦法還是通過區域性的經濟政策。根據不同區域的實際情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一系列的社會保障福利，以此來緩和各區域之間的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的和平以及穩定。

14環境原因

如何合理開發并利用資源保護環境是實現區域性可持續發展的重大課題。但是在區域的開發過程中，總會出現濫用濫采、浪費資源、環境破壞等問題時有發生。對于這樣的問題，國家需要借助區域經濟政策來調整各區域之間的資源開發，用以保護和調整環境，協調各區域間的資源整合，為整個大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創造良好條件。

2區域政策所具有的特點

21地區差異性

差異性是區域經濟政策中最為顯著的特點，也是區域經濟政策最為本質的體現。由于每個區域之間的經濟現狀不一樣，遇到的經濟問題也不一樣，所以對于不同的區域都需要根據不同的區域的特點來設定，采取不一樣的政策針對性的政策才能更好地解決各區域的自身問題。

22整體綜合性

產生區域經濟發展問題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沒有任何一個區域的經濟問題是單一原因造成的，都是多方面的整體綜合性原因，所以要解決這些問題就需要運用綜合性的方式和手段，以此為原則來制定區域經濟政策來全面解決問題。

23區域協調性

區域經濟發展中存在著多種多樣的沖突和矛盾，要想使區域經濟高效、合理、快速地發展，就要在協調性的原則下，在相對平衡的發展中協調好各區域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協調好各區域發展過程中的各種關系。

24發展階段性

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不同階段其區域經濟問題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都有不一樣的特征，因此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都要采取與其相匹配的區域經濟政策。

3區域政策對湖北省經濟發展的作用

31合理配置資源的作用

適合當地區域的區域政策可以更好地引導區域內的各項資源特別是有限的資源向更具備先導性和前瞻性的產業行業流動。擁有一定政策導向的區域政策會對區域內的人力、物力、財力起到很大的吸引作用，更有利于推動第三產業的發展，從根本上實現該區域內各項資源的最優配置以及最優使用。

32發揮資本聚集作用

擁有導向性的區域政策對資本產生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也促使了資本在區域之間的遷移。以企業為例，就一般狀況而言，在發達地區越難獲得頒發的營業執照，企業就更傾向于向相對欠發達的地區遷移，當相對欠發達地區實施的企業優惠政策越多，這一差異更明顯。換而言之，適宜的區域性政策能夠促使同種行業、同種類型的企業向某一個區域集中，逐漸形成產業聚集效應。當產業相互聚集的同時，也能夠推動該產業之間的相互競爭，從而促進產業更新換代，縮減產業成本，加快信息交流，同時也會加大其對外部區域的影響。

以湖北省為例，湖北省是中國近代制造業的重要發源地之一，當年的“漢陽造”聲名赫赫乃至傳播海外。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發展，重工業化企業在城市內造成的環境污染是無法避免的一大問題，如何將重工企業集群并遷移到適宜地區發展是不可忽視的。自“中部崛起”戰略以來，不僅對東部的升級和西部的開發極其有利，對于區域經濟的一體化進程的形成也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目前，湖北省已經初步地形成了以鋼鐵、汽車、建材、化工為主要門類的工業體系，高新技術產業的集群也基本形成。

33地區自強作用

地區自強作用是指區域政策在促進產業集聚與資源增值的過程中，地區自身綜合實力不斷增強的效能，例如，由于區域政策的產業集聚作用，大量的企業勢必需要一系列為之服務的非生產型與生產型行業，從而使得這些行業也在本地區獲得高速發展。行業的發展會引發區域人口的大量增加，而人口的增加會引發其他的一系列為之服務的產業獲得相應的發展，從而促成區域綜合實力的增強[2]。

以湖北省為例，在2006年時湖北省省會武漢市在全國百強城市排名僅列第16名，與東部的發達城市的差距在不斷擴大，在全國和中部地區的經濟社會地位也有所下降。通過實施合理的區域政策，并提出全新的武漢精神：“敢為人先，追求卓越。”打造武漢市全新的城市形象，并提出“武漢，每天不一樣！”的口號。武漢正在實現快速的發展，沌口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發展充分說明了湖北通過自身的優勢條件逐漸達到了區域的自強。

34就業創造作用

篇8

《商業周刊》2008年6月2日

在近乎瘋狂的媒體競爭中，當小說已因時效太差而乏人問津時，有一種老套的文章形式卻開始表現不俗。年復一年，它不斷吸引著網上讀者的眼球。奇怪的是，盡管技術創新一馬當先，但人們講故事的方式仍舊古老。而正像YouTube視頻網站的突破性革命，如今廣泛的博客急先鋒也開始橫掃全球。這就是始自2005年的博客文化。它使得整個媒體業發生了改變，媒體世界里出現了會話式新聞。不少人士認為，博客可以成為登載瑣事八卦甚至惡毒人身攻擊的媒體工具。

但在一片雜亂無章的博客氛圍里，仍有不少值得紀錄的重要事件發生：比如每隔10秒就會誕生一個新的博客賬號，而借由互聯網任何人都可以通過一個博客賬號成為全球出版商。有些博客還能借此成為明星博客和獲利的工具。在這個新的媒體世界里，任何公司都不可能再希冀實行信息封鎖，因為甚至是一封電子郵件抑或一個備忘錄都可以登上博客。而在一個公司里，不論何種職位的員工都可以或公開或暗中發出自己的聲音。

通脹歸來

《經濟學家》2008年5月24日

兩位數的價格上漲如今已使全球三分之二人口飽受折磨。直至最近，各國央行才意識到，這個難纏的敵人如今已深入到人們的生活中。幸好還有健康的貨幣政策，使得近幾年的通貨膨脹在全球范圍內還保持較低水平，但危險現在還是來臨。

如今美國正走向經濟衰退而其他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也開始減緩，但通脹水平卻在不斷上升。歐洲央行主席最近警告說，不要再重蹈上世紀70年代的覆轍。當時通脹水平較為寬松，以致支出成本巨大。這一警告主要針對富裕國家的央行，但新興市場國家的政策制定者更應多加留意此點。在諸如中國、印度、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亞等國，官方數據顯示在過去一年里，物價水平已上升了8%-10%，俄羅斯的物價上漲已超過14%，阿根廷是23%而委內瑞拉則已達29%。如果你準確測量下這些數字，會發現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都將在今夏面臨兩位數的物價上漲威脅。

新總統的經濟難題

《時代》2008年5月19日

正如當年卡特時代一樣，本次大選年，經濟問題重新成為美國選民關注的焦點：房產市場的、信貸危機、搖搖欲墜的健康保險系統及就業保障問題等使得美國經濟不堪重負。而通常來說，歷任新總統都無太大作為。1932年的當選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和1980年當選總統里根則是創造經濟奇跡的例外。里根總統當政期間，其開明靈活的經濟政策又恰遇天時地利人和之勢，故將1970年代以來令人沮喪的經濟問題一掃而光，使美國經濟重拾靈活、創新和增長之勢，此一發展勢頭甚至直到1989年他退休后仍在發揚光大，并延至總統比爾?克林頓執政時期。

然而這一蓬勃時期并未持續多久，一系列經濟問題接踵而至，因此美國選民希冀通過此次選舉令美國經濟出現轉機，重回1980年代。

亞洲人最信賴海爾冰箱

美國《讀者文摘》2008年6月1日

2008年，亞洲地區最受消費者信賴的品牌有哪些？信賴度最高的冰箱品牌是哪一個？日前，美國《讀者文摘》第10屆信譽品牌年度調查給出了答案：海爾冰箱一舉奪得金牌。此次評選，金獎得主的各項指標必須明顯優于其它競爭品牌。與海爾冰箱同時獲得亞洲消費者信賴的還有寶馬、勞力士、惠普、立邦、希爾頓等各行業的世界級頂尖品牌。

篇9

【關鍵詞】貨幣政策區域效應 金融創新 影子銀行

一、基于貨幣政策區域非均衡視角的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施了區域經濟“梯度發展”戰略。在市場經濟機制下，雖然外向型經濟的東部地區經實現了高速發展，但一開始的關于產業從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梯度轉移的構想并沒有實現。由于自身條件的限制，西部地區在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推動下發展仍相對緩慢，加劇了地區之間發展的非均衡現象。作為貨幣經濟學領域的前沿分支，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研究開始將視角從宏觀層面延伸至了區域層面，將各個地區在產業結構和金融結構等方面的非均質性研究納入貨幣政策操作對經濟運行影響的研究體系。國內研究主要基于風險價值模型（VAR）和結構向量自回歸（SVAR）模型，研究各區域經濟指標對貨幣政策變量沖擊的脈沖響應，判斷和分析中國貨幣政策效應是否存在區域性差異，進而分析引起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因素。

（一）貨幣政策區域效應存在性實證研究

何麗娜（2010）運用VAR模型和脈沖響應函數實證檢驗安徽和江蘇兩省評價統一的貨幣政策對安徽省和江蘇省的真實產出和物價的影響。申俊喜、曹源芳、封思賢（2011）首次避開“三分法”和“八分法”的區域劃分――采用更能反映區域差異的內地31個省來反應區域差異，運用區域AD-AS模型和VAR等計量方法，分析統一貨幣政策對我國不同省城經濟增長和物價兩個指標的脈沖差異。葛騰飛、孫自勝（2013）通過定量分析驗證廣義貨幣供給量M2和GDP之間的關系，對我國東北、東、中、西四大區域貨幣政策區域差異特征進行檢驗，發現貨幣政策對全國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都具有顯著的影響，但具體各區域的影響程度不一樣。

張細松（2012）通過實證檢驗指出我國東、東北、中、西部地區并不總是同時處于經濟周期的繁榮或衰退階段，不同調控方向的貨幣政策對處于不同周期階段的四大地區經濟的影響程度是不同的。在其基于貨幣政策調控方向差異的區域效應研究中，他認為貨幣政策不同調控方向的貨幣供給沖擊對四大地區所產生的效應存在較大差異，緊縮與擴張性貨幣政策存在多重不對稱效應。丁濤、趙昕東（2012）研究貨幣政策對通貨膨脹影響的區域效應進行定量分析，發現貨幣政策沖擊造成的各個省份的通貨膨脹周期是不同的，有顯著的區域效應。

（二）對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解釋

王昊（2012）和羅玉冰（2013）分別對西北五省區貨幣政策的區域差異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五省區產業結構、財政實力、金融發展和政府行為的差異是西北地區產生區域差異的主要原因；信貸渠道在五省區的傳導效果存在差異，同一階段不同省區在信貸渠道傳導速度、深度及影響時間長短上都有自己的特點，同一地區在穩健的貨幣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兩個階段，信貸渠道傳導效應也不盡相同。

陸虹（2012）收集了1996～2012年的相關季度統計數據，運用STR模型和LM統計檢驗方法，對我國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渠道的非對稱效應及地區經濟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結果顯示，我國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渠道效果存在明顯的不對稱性，即具有很強的非線性特征；同時，這種不對稱性對我國及東中西部地區的經濟運行存在不同的影響。

黃德勇（2012）對我國東、西部地區分別用VAR模型和VER模型對投資周期波動中的貨幣政策區域差異進行研究，東部地區帶動宏觀經濟政策變化的能力較強，財政政策是投資波動的主要因素；而西部地區被動跟隨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投資自身遭受的沖擊是投資波動的主要因素。李菁、趙邦宏（2013）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我國區域經濟效應差異作定量比較，發現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搭配協調效果在西部地區表現最佳，中部地區較弱，東部地區效應最弱，甚至表現為負效應，提出因地制宜改善金融環境，加強政策協同效應。

郭立平（2013）認為經濟差異是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產生的重要因素，并對貨幣信貸、存款準備金、再貸款、公開市場操作、再貼現等政策實施的區域差異影響進行深入分析，認為在我國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下，宏觀層面的金融體制改革影響下的市場化進程以及微觀經濟主體在資金報酬引導下參與市場化進程的交互影響過程，是造成不同地區間金融資源形態迥異、貨幣政策區域差異多樣化的根本原因。

由于地域廣闊、經濟結構復雜，我國是一個典型的“非最優貨幣區”，貨幣政策非對稱性是困擾我國當局決策的最大問題之一。貨幣政策區域差異是我國不同區域貨幣市場發育程度、經濟金融結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和傳導主體上的差異導致的，央行應加大各大區分行在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過程中的影響力，采取適度差別的區域貨幣政策，大力發展經濟欠發達和不發達的中西部地區的區域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二、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對其效應的影響研究

貨幣政策傳導渠道是中央銀行通過貨幣政策工具影響貨幣供求作用于實體經濟的具體途徑。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理論分為貨幣渠道理論和信用渠道理論。貨幣渠道理論認為金融資產只有貨幣和債券兩種形式，貸款和債券可以相互替換，貨幣政策傳導渠道主要包括利率、匯率、資產價格、貨幣供應量等。信用渠道觀點則認為，金融資產包括貨幣、債券和銀行貸款，銀行貸款是特殊的，債券不能與之替代。貨幣政策通過影響銀行信用可得性，使投資發生變動，進而影響產出。圍繞這兩個方面，我國學者近幾年對貨幣政策傳導渠道效應展開了更深入、更廣泛的研究。

（一）以貨幣渠道為視角的最新研究

何麗娜（2012）則從外匯占款角度分析區域效應的作用機制，認為外匯占款取代再貸款成為我國中央銀行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造成經濟開放程度高的發達地區在基礎貨幣投放量和區域貨幣乘數上遠遠超過其他區域，從而導致貨幣政策內部傳導的區域非對稱效應，我國基礎貨幣的區域供應量應與該區域的經濟發展相適應。

馬理、巫慧玲、張琴（2013）應用PVAR模型對2003～2012年期間31個省區的央票交易面板數據進行研究，證實從央票操作到市場利率與貨幣供應量，再到經濟產出與物價水平波動的貨幣政策傳導路徑確實存在，且在發達地區、次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的傳導效果存在差異。

毛彥軍、王曉芳、徐文成（2013）運用新凱恩斯DSGE模型，以居民消費占當期儲蓄存款余額的比為消費約束的度量指標，分析消費約束對貨幣政策宏觀效應的影響和影響機制。推演發現，消費約束會通過直接影響居民消費的邊際效用進而影響消費和產出的方式影響貨幣政策對產出和通貨膨脹水平的調控能力，降低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二）以信用渠道為視角的最新研究

卞志村、楊全年（2010）從與信貸渠道動作密切相關的信貸配給角度，通過修正貸款決策模型分析了信息不對稱前提下我國轉軌經濟中的地域性信貸配給，其突出表現為金融市場的“銀政壁壘”，即由于行政區劃、金融監管和金融機構內部垂直管理所造成的金融資本的割裂狀況，限制了金融資本的跨區域流動，進而通過信貸渠道對實體經濟產生非對稱性影響，形成了以區域貨幣政策效應的差異性和配給均衡的特征。認為區域差別化的貨幣政策調控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貨幣政策區域效應問題，突破金融市場的“銀政壁壘”才是解決問題之關鍵。

王志強、蔡祥鋒（2013）章運用協整檢驗、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向量自回歸模型等計量方法分析了貨幣供應量M2、利率與股市變動的關系，并得出在當前利率未市場化的經濟環境下，雖然中央銀行可以通過貨幣供應量和利率兩種方式影響股票市場，但貨幣供應量M2更有效，調節利率對股市的影響并不顯著。與傳統的經濟學理論認為的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將導致股票價格上升的結論不一致，這于我國利率尚未市場化，利率對股票市場的調控作用不明顯的現狀相符。

傅先義、張輝、陳安平、郭德焐等（2013）分析了利率市場化對區域貨幣政策傳導有效性的影響，認為利率與貨幣政策傳導可以有效互動，緩解區域性與結構性差異。而有效的貨幣政策必須在利率市場化的條件下才能發揮作用，應完善利率定價機制，增強基層行的定價靈活性。

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渠道與其他經濟體相比更加復雜，傳導機制也具有多重性。從近幾年貨幣政策轉變的頻度過快，市場難以對經濟形成合理的預期，充分暴露了利率傳導渠道的滯后性，我們應積極推進利率市場化，逐步提升市場主體對利率的敏感度，建立由市場供求決定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水平的市場利率體系和形成機制。

三、金融創新對貨幣政策效應影響研究

金融危機后，官方加強金融市場監管，宏觀政策緊縮的情況下，資金面較為緊張，刺激了金融創新的發展。目前金融市場上，一方面衍生金融工具層出不窮，另一方面，互聯網金融創新正如雨后春筍席卷全球，影子銀行逐漸走進大眾視野。金融創新使實際投資對利率的敏感程度下降，致使貨幣政策利率渠道和信用渠道的傳導機制及效果減弱，廣義利率傳導機制也變得模糊。

（一）衍生產品創新影響貨幣政策效應的研究

金融創新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和傳統的傳動機構，使得很多商業銀行的存款結構的變化。邢博木（2013）認為，金融創新分流了大量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商業銀行的資金來源，特別是活期存款顯著下降，這使得央行調整商業銀行貨幣供應量的數量的政策效應被削弱。

方顯倉（2013）研究金融創新對貨幣政策利率與信用渠道傳導的影響發現，金融創新改變了產品市場均衡與貨幣市場均衡的性態，使IS曲線變陡、LM曲線變得平緩，降低了貨幣政策利率渠道的傳導效率，認為利率和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間指標的作用已經下降，金融創新使信用渠道傳導及其效果變得更加復雜和不確定。

張偉等（2013）從理論和實證的角度分析銀行理財產品創新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路徑，發現理財產品的增加會導致存款準備金率對貨幣供應量影響的邊際效應減小，從而影響存款準備金率對貨幣供應量的調整作用，并在一定程度會上導致了貨幣乘數的下降。建議將表外理財產品發行規模作為貨幣政策重要參考指標，優化貨幣供應量統計口徑。

斯文（2012）通過分析在利率衍生品對貨幣政策信用傳導渠道，對比發現利率衍生品推出后信用傳導機制暢通程度出現明顯變化，信用傳導渠道被大大弱化。斯文（2013）通過運用普通回歸模型和向量自回歸模型進行實證研究，證實了中國外匯衍生品市場已經對貨幣政策匯率傳導渠道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并且匯率傳導渠道的功能出現明顯的減弱跡象。

（二）影子銀行影響貨幣政策效應的研究

近年來，隨著經濟金融的快速發展，傳統的商業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由于受到嚴格的管制，逐漸無法滿足市場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影子銀行在此背景下迅速發展。哈斯（2012）認為影子銀行獨特的運行機制獨立于傳統貨幣政策調控范圍之外，其對貨幣政策的理論和實踐形成諸多挑戰，增加了貨幣政策的制定難度，削弱了貨幣政策執行效果，同時對貨幣政策的穩健運行和工具效力產生影響。

駱振心、馮科（2012）認為影子銀行一方面通過信用創造增加了社會總的貨幣供應量，影響貨幣政策調控效果；另一方面它的利率水平更能反映資金需求情況，大大偏離了中央銀行的基準利率水平，對貨幣政策利率傳導渠道形成了挑戰。此外，影子銀行對宏觀經濟政策有突出的非對稱性，對貨幣政策傳導造成了“梗阻”和“滲漏”效應，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被嚴重削弱，增加了貨幣政策效力的不確定性。

總之，無論是金融產品創新還是影子銀行，都使信貸供給更加趨于隱蔽，給以我國貨幣供給量為主要目標的貨幣政策造成了很大困難。貨幣當局應當重新審視貨幣政策工具和貨幣供給量統計口徑，加強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和影子銀行信貸活動監管，打造更加全面、透明的信息信息平臺，加強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

四、研究述評

縱觀國內已有的文獻可以看出，我國學者對貨幣政策效應的研究給予了極大的興趣和關注，并且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伴隨我國市場改革與轉型的持續深入，我國學者對貨幣政策以及其效應的研究更加注重理論與實證的結合，根據不同階段貨幣市場出現的新情況、新熱點，學者們的研究各有側重。近幾年，區域非均衡視角下的貨幣政策效應受到了學者們的廣泛關注，學者們普遍認為各區域貨幣市場的發育程度、經濟結構與傳導機制上的差異是貨幣政策區域效應差異存在的根本原因，完善欠發達和不發達的中西部地區的經濟金融結構，實行有效的、適當的差異化貨幣政策是大部分學者都堅持的觀點，無疑也是必要的。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問題是宏觀經濟學的中心問題之一，國內學者近幾年對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的研究更多地專注于具體的指標量化分析，研究成果更加切合國家貨幣政策發展與改革的需要。當前利率市場化和資本項目逐步開放已然是大勢所趨，合理布局全國經濟金融結構，疏通貨幣傳導渠道還需付出更多努力。

有關金融創新對貨幣政策的影響的研究，在金融危機后不斷升溫，尤其是影子銀行對貨幣政策效應的弱化問題吸引了國內眾多學者的目光，紛紛提出自己的見解，為提升我國貨幣政策效應建言獻策。由于，目前影子銀行還屬于一個新鮮事物，其發展方向與規模還有待觀察，但加強影子銀行活動監管和增加信貸透明度，應當其資金流動規模與銀行表外業務共同納入貨幣政策制定的參考。

篇10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持續了約20年的高速增長。1978－2000年平均經濟增長率達到9．52％。這一增長速度，與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高速增長時期的年均增長率大致相近，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高速增長期大體也持續了20年左右。這些國家和地區在經歷了經濟高速增長期以后，都出現了減速的過程。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也都經歷了類似的發展過程。中國經濟發展在經歷一定時期的高速增長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出現減速的情況。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已經呈現出這種趨勢。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經濟的現實增長率已由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約平均10％左右，過渡到1998－2001年的8％－7％之間。這一趨勢將左右本世紀最初十年的中國經濟增長率。

中國現實經濟增長率之所以下降，主要背景是：經濟發展由資源、供給約束型轉向市場、需求約束型，由粗放的數量擴張型轉向同時追求效率與質量的集約增長型；中國經濟面臨著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要求以及提高國際競爭力的壓力。同時依靠制度變革帶來的生產要素重新配置（主要是農村勞動力和資源向非農產業的轉移）的勢頭減弱也是增長下降的一個原因。但是，由于目前中國在人均收入、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和國際化水平等方面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特別是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著明顯的差距，而國內城市與農村之間、東部與西部之間的發展水平也存在巨大差距，所以中國經濟蘊含著較大的經濟增長潛力。無論從需求的角度還是從供給的角度看，支持經濟增長的力量依然很雄厚。因此，中國經濟的減速是有一定限度的，它仍能保持相對快速的增長勢頭。中國經濟在本世紀初可以實現7％－8％左右的平均增長率，考慮到國內外發展條件的變化，個別年份升至上限9％，降至下限6％，也是有可能的。在此范圍內起伏，均可視為正常的發展。

如前所述，1998－2001年，中國經濟一直在7％－8％的增長速度區間運行。但這幾年中國經濟的現實增長率，低于潛在的經濟增長率，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有人估計，我國現時潛在增長率在9％上下，有的估計，在8％－10％之間。由于就業狀況不佳，社保措施不健全，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使居民消費需求受到遏制；由于最終消費需求不振，及在準入、融資等方面的限制，社會民間投資的增長也受到遏制。這幾年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通過支持政府投資對拉動國內需求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內需不足的問題一直縈繞著我們。外需增長也受到國際局勢和市場形勢不確定因素的影響。需求不足的市場約束，使我國潛在的增長能力難以發揮出來。

現實經濟增長率明顯低于潛在經濟增長率的證據，是我國社會資源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無論是人力資源、財力資源、物力資源都有較大的余力沒有發揮。人力方面，大量勞動力資源未充分利用，使就業壓力增大。物力方面，產品嚴重過剩，生產能力閑置，社會庫存增加。資金方面更是供大于求，目前我國城鄉居民儲蓄超過8萬億元，金融機構的存貸差由1998年的9174億元，上升到2001年的31302億元，平均增長率高達50．5％，大大高于同期存款增長的速度，導致存貸差占存款總額的比重升到2001年的21．8％，今年6月底存貸差已達到34007億元，即目前有1／5的銀行信貸資金沒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大量的儲蓄無法轉化為投資。由于供大于求的局面持續難解，通貨緊縮的陰影揮之不去，物價呈現出長期性回落的趨勢。

今年我國經濟形勢好于預期，現實的經濟增長速度將比去年加快。我們希望經濟增速加快的勢頭能夠持續下去。當然我們不能指望現實的增長速度回復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兩位數的高峰。然而經過努力，現階段的潛在增長速度是可以達到的。只要我們努力增加內需，把未充分利用的財力物力人力資源動員起來，這個目標是能夠實現的。

就業優先的增長模式和效率與就業并重

目前，我國未能充分利用的社會資源潛力中，最為醒目的是勞動力資源。與資金資源、物質生產力資源相比，后兩者受短期和周期性因素影響較大。而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則是我國的重大資源優勢，它不僅對短期增長起作用，而且是長期發展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中國勞動力資源的充分利用是今后一、二十年世界上無與倫比的一件大事。但中國勞動力的豐富目前卻形成了巨大的就業壓力。由于人口基數大，且勞動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勞動參與率較高，今后10年至20年又處于勞動力資源增加的高峰期，每年新增勞動力逾千萬。加上失業下崗人員，農村待轉業的剩余勞動力，今后每年需要增加千萬以上個工作崗位。而目前能提供的就業崗位只有約800萬個。并且，隨著科技進步，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產業結構升級，經濟增長所能吸納勞動力的彈性系數逐漸降低。目前我國勞動力人數約7．5億，相當于西方發達國家勞動人口4．35億的1．73倍，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要安排這么多就業崗位。中國就業問題的出現又是經濟轉型過程中，為提高經濟效率而付出的代價，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成本。中國大量人口的就業壓力，源于極大的勞動力供給與有限的資源（自然資源、資本資源）之間的矛盾。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在經濟發展戰略上應采取就業優先的增長模式，而不能采取其他資源優先的增長模式。

《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白皮書》中說，中國政府始終將促進就業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性任務，通過經濟增長帶動就業增長，實行積極的就業政策。這項積極的勞動就業政策在實際執行中遇到許多復雜的情況。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觀念成為思想理論界多數人的共識，政府推出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其主要著眼點在于促進提高效率。其結果是在提高中國經濟效率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帶來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和基尼系數的急劇上升；同時效率優先要求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加速資本替代勞動的過程。另一方面，雖然政府將控制失業列入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但眾所周知，宏觀政策有四大目標（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國際收支平衡）理論上應同時兼顧，實際上不同時期往往各有偏重。如在“軟著陸”時期，宏觀政策的取向事實上是以穩定物價為優先。1997、1998年以來，政府雖然努力以經濟增長帶動就業增長，但事實上并不是以就業作為中國經濟運行與發展的優先目標，而是以就業增長作為經濟增長政策的配套措施和副產品。但是應當注意，經濟增長不一定帶來相應的就業增長，有些部門（農業、礦業、某些制造業等）的經濟增長還伴隨著就業的下降。問題在于，就業增長并不單純取決于經濟增長一個因素，而是取決于經濟增長和就業彈性的變化兩個因素。因此，為解決就業增長，就必須一要經濟增長，二要提高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有人估算，如果能保持“七五”規劃每年7％的經濟增長速度，將就業彈性由目前的0．1提高到0．15，那么“十五”期間就能解決4000萬個以上的就業崗位。我國當前就業彈性呈現下降趨勢，有必要采取一系列綜合措施減緩、阻滯這一趨勢，乃至進一步促進提升就業彈性。這需要在技術進步與結構調整的政策上作出大量復雜的

研究與動作，正確解決效率與就業的關系。

效率與就業這一尖銳的矛盾，決定著中國未來的政策選擇和經濟發展。用犧牲效率與效益來擴大就業機會，將使中國喪失國家競爭力，永遠淪于落后境地。而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效率效益，將使更多的人進入失業行列。那么解決效益與就業的唯一出路，是采取效率與就業兼顧并重的政策。中國發展經濟的空間和容量是這么大，完全能夠一方面有選擇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高關鍵產業、骨干企業的資本和技術的密集度，以增強它們的國際競爭能力；另一方面同時發展以制造業為骨干的傳統產業，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大力發展資本技術型產業中的勞動密集型的加工環節，大力發展服務行業，大力發揮民營中小企業吸納更多就業崗位的作用。這當然需要制定和實施一整套協調配套的政策措施。我以為只要政策措施對頭，以上兩個方面的發展是應該可以并行不悖的，既可以達到效率提高的目標，又可以達到充分就業的目標，是解決中國就業問題的唯一妥善途徑。

把促進就業作為經濟發展的基本優先目標，不僅是基于我國勞動力資源豐裕不得不作出的決定，也是國際上達成的共識。前不久國際勞工組織的《全球就業議程》強調，創造就業機會不再是經濟政策的副產品，而是宏觀經濟戰略和國家政策的總目標。就業不僅是生存手段，還是融入社會、給后代帶來希望的手段。就業問題的重要性怎么強調也不過分，何況我們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保障充分就業與社會公平，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 積極財政政策與穩健貨幣政策要繼續實施并要正名

1998年以來，我國連續幾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利用國債資金進行重點建設，有力地拉動了經濟增長，抑制了通貨緊縮趨勢，而且加快了經濟結構的調整，增強經濟發展的后勁。同時又實施了穩健的貨幣政策，在貨幣供應量方面多數時候進行擴張性操作，有力地支持了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1998年從過去“適度從緊”的政策開始實現宏觀政策的轉變時，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都是中國條件下“擴張性”政策或“松動性”政策的一種變換的提法。“積極財政政策”的擴張性實質是無疑問的。貨幣政策只是因為考慮防范金融風險和穩定幣值，才賦予“穩健的貨幣政策”以復雜的內涵。它既包含反對通貨緊縮的內容，又包含反對通貨膨脹的內容（戴根有）。這樣可以操作自如，但是人們的印象是缺乏方向感。

這兩項政策已經實行了四年。其成效有目共睹，其問題眾說紛紜。宏觀調控政策一般是短期政策，這兩項政策是要繼續堅持下去，還是改弦更張？

拿積極財政政策來說，國債投資對促進國內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應，是無疑的。但長期使用這一手段，一方面會增強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作用，與市場化改革目標相悖；政府投資一般效率也比較差，國債投資逐步傾于低收益或無收益項目，出現國債投資效用遞差現象；政府工程質量難以保證，而且容易發生腐敗。隨著時間推移，積極財政政策的消極方面日益顯露。但積極財政政策的退出，據我看有三個條件。一是國際形勢明顯好轉，外需增長強勁。二是民間投資出現機制性復蘇繁榮，國內投資和消費需求形成自主成長機制。三是財政赤字和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達到或超過警戒線。目前看來，國際經濟形勢緩慢回復，但不確定因素仍在。國內投資和消費需求自主成長機制緩慢形成，但不能替代政府投資的拉動。國債余額占gdp比重尚未達警戒線，財政赤字占gdp比重雖逼近警戒線，但赤字警戒線還有伸縮余地。綜合上述情況，積極財政政策仍不能完全淡出，其內容應加以調整。國債規模應當控制，但仍應發揮效力，以保證經濟運行的基本穩定。

再拿貨幣政策來說，現在貨幣供應量并不低。m2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有力地支持了國債投資和大行業、大企業的發展。然而近幾年由于中央銀行貨幣供給中用于海外增殖的外匯儲備持續增長，而國內信用中用于支付政府部分又迅速增大，同時銀行貸款總量中一部分已被不良資產所抵銷等原因，投入實體經濟的資金受限（夏斌），企業部門特別是中小企業感到資金偏緊，也是不爭的事實。今年近幾月來，各種口徑的貨幣供應量增長幅度比上年末和今年初計劃均有提高，特別m0、m1增速上升，金融運行趨于活躍，加大了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目前，穩健貨幣政策朝松動方向的這種調整，仍需繼續，以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好轉的勢頭。貨幣政策不能僅僅被動適應經濟增長的需要，而要積極促進現實的經濟增長，使之向潛在的經濟增長率靠攏（劉國光）。

如前所述，我國目前現實的經濟增長率低于潛在增長率，社會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總需求不足的局面尚未過去，依然是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格局。為對應此種問題，除在結構、體制方面采取措施，消除長期性障礙以外，還得運用宏觀調控政策，進行治理。宏觀調控政策的取向，一般地說，可分三種情況：1當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現實的經濟增長率高于潛在的增長率，出現通貨膨脹趨勢時，需要采取緊縮性的政策；2當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現實的經濟增長率低于潛在的增長率，出現通貨緊縮趨勢時，需要采取擴張性的政策；3當總供給與總需求大體相當，現實經濟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差距不大，無明顯通脹與通縮趨勢的跡象時，就應采取中性的政策。這是經濟學的a．b．c，宏觀經濟政策要建立在這個基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