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人才振興鄉村的重要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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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 古代文學課程 人文素養 國學教育

在《現代學生的三個基本條件》一文中說：“中國社會是一個很老的社會，一切組織形式及風俗習慣大都陳舊不堪，違反現代精神而應當改良。這也是希望學生努力實行的。因為一般年紀大一點的舊人物，有時縱然看得出、想得到，而以濡染太久的緣故，很少能徹底改革。所以關于改良未來的社會一層，青年所負的責任也是很大的。”[1]可見，青年學生是未來改革社會的中堅力量。要使青年學生擔負起社會責任，在大學階段除了知識教育之外，還要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在大學階段各門課程中，古代文學課程在學生健全人格養成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具體來說，古代文學課程應該教育學生樹立以下幾種人生理念。

一、教育學生養成強健的身體

大量調查報告顯示，今日相當數量之青年學子不喜歡運動，大量時間在電腦上沖浪或者觸摸手機屏幕，因此，部分青年學子的身體處于亞健康狀態，這種狀況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青年學子之身體健康問題已經成為一個民族的重要話題。“東亞病夫”是中華民族的一段痛史，國家之希望在于青年學子，所以，今日之大學生無論為自身計，還是為國家計，都應以養成強健之體魄為人生之頭等大事。強健的身體就個體而言是其健全之人格、寬廣之胸懷形成的基礎，也是個體服務社會、貢獻民族國家的前提，所以認為：“殊不知有健全之身體，始有健全之精神；若身體柔弱，則思想精神何由發達？或曰，非困苦其身體，則精神不能自由。然所謂困苦者，乃鍛煉之謂，非使之柔弱以自苦也。今之學校中，蓋咸知注視體育者，但國人之惰性甚深；致學生仍不得充量以提倡。”[2]從個體角度而言，認為只有身體健康的學生才能有健全的精神與思想，否則，個人的思想、理想則無從談起。說：“先有健全的身體，然后有健全的思想和事業，這句話無論何人都是承認的；所以學生體力的增進實在是今日辦教育的生死關鍵……所以往往有聰慧勤學的學生，只因體力衰弱的緣故，縱使不患肺病、神經衰弱病及其他癌疾而青年夭折，也要受精力不強、活動力減少的影響，不能出其所學貢獻于社會，前途希望和幸福就從此斷送，這是何等可悲痛的事！”[1]“今日的學生便是明日的社會中堅、國家柱石，這樣病夫式或準病夫式的學生焉能擔得起異日社會國家的重責！又焉能與外國赳赳武夫的學生爭長比短……”[1]從整個社會角度而言，身體健康是個體獻于國家社會的前提。個體的健康關乎民族的振興與發展，青年學子是民族未來之希望，健康之體質是他們能夠擔負社會責任之前提。要實現“中國夢”，青年學子的身體健康問題不可忽視。由此可見，今日之大學生若沒有健全的身體則個人幸福、個人于國家之貢獻無從談起。

健康體質之養成要從三個方面著手。首先，古代文學課教學中要以古代文學家之生命遭際為例教育學生，要讓學生從思想觀念上認識到健康體質之重要性。梁漱溟認為：“教育應當是著眼一個人的全生活而領教他走人生大路，于身體的活潑、心理的活潑兩點，實為根本重要。”[3]認為人的健康包括身體和心理兩個方面。梁漱溟說：“知識技能是生活的工具，是死的；只有生命本身才是活的。必待活潑的生命去進術，而后知識技能才得有待活潑的生命去運用，而后其功用乃著。生命消沉無力，則知識技能一切談不到；而果得生命活潑，亦自然知所進求運用，正自不難著其功。”[4]在身體與心理兩個方面，身體方面尤為重要，沒有身體健康則一切智力活動無從談起。其次，古代文學課教學中要培養學生“生命在于運動”的人生觀念，讓運動成為青年學子生命即日常生活之一部分。說：“體力的增進，并非一蹴而成。試觀東、西洋學生，自小學以至大學，無一日不在鍛煉陶冶之中。所以他們的青年，無不嗜好運動，興趣盎然。一聞賽球，群起而趨。這種習慣的養成，良非易事。而健全國民的基礎，乃以確立。”[1]良好民族性格的養成以國民健康的體質為前提，要讓運動成為青年學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樣，我們的民族才能成為世界上優秀的民族，我們的國民才能成為有良好素養的國民。顧炎武說：“行萬里路，讀萬卷書。”學業與運動應該并行不悖。再次，要形成健全的體魄，必須求生活有規律。古代文學課教學中要培養學生有規律生活的理念。錢穆回憶自己二十幾歲時的讀書情形說：“余體弱，自辛亥年起，幾于每秋必病。一日，讀日人一小書，論人生不壽，乃一大罪惡，當努力講究日常衛生。余時適讀陸放翁詩，至其晚年作品，心中大奮發。念不高壽，乃余此生一大恥辱，大懲罰。即痛于日常生活上求規律化，如靜坐，如郊野散步等，皆一一規定。”[5]飲食有節，起居有時，力求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并且追求日常生活的規律化，這樣才能有健全的體魄。

二、教育學生形成良好的心性修養

大學生的心性修養主要包括堅韌意志和勇氣兩方面：

首先，從古代有成就的文學家的經歷中我們知道，古今能成大事者，必有過人之意志，士之讀書治學亦然。王國維說：“要之，我國人廢學之病實原于意志之薄弱。而意志薄弱之結果，于廢學外，又生三種之疾病：說運動狂，說嗜欲狂，說自殺狂。”[1]錢穆回憶自己二十幾歲時的讀書情形說：“然其時余已嚴定規律，每日必讀新書，必求能日知其所無。架上書尚多未讀，心中欲讀書更無盡。不欲為此一端自限，妨余前進之程，乃終未敢恣情于此，勒成一書。唯此《墨經解》與《讀墨解》之兩稿，則常存行篋中，至今未忍拋棄。偶一檢閱，當時孤陋幼稚獨學無友之艱苦情況，猶涌現心頭。既以自慚，亦以自奮。余之終幸得免于孤陋幼稚之境者，縱不足以自滿，亦可得以也。”[5]乾嘉學風成為歷史絕響，近代以來民族整體學風浮躁，遂造成當代學術大師缺乏的現狀，為復興民族五千年的光輝文化，振興國學，在古代文學教學中，只有養成青年學子之堅韌治學意志，振興民族文化的夢想才有希望。

其次，古代文學教學要教育學生樹立堅持真理的勇氣。說：“科學之事，困難最多。如古來科學家，往往因實驗科學致喪其性命……可見研究學問，亦非有勇敢性質不可；而勇敢性質，即叮于科學中養成之。大抵勇敢性有二：其發明新理之時，排去種種之困難阻礙；其二，既發明之后，敢于持論，不懼世俗之非笑。”[1]任何重大學術成就都是在經歷艱難困苦之后形成的，所以古代文學教學要教育青年學子養成戰勝困難的勇氣。同時，任何學術觀點的堅持都要受到世俗社會的批評，青年學子要有勇于堅持真理、不畏世俗批評的勇氣。

三、教育學生要形成良好的道德修養

章太炎認為：“道德的衰亡，誠亡國滅種之恨極也。”[6]梁漱溟認為：“民族精神是我們講精神陶冶的核心。”[3]上述“道德”和“民族精神”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指傳統文化精神而言。今日大學生之自我日常道德修養自不待言，其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情感態度及其由此形成的整體民族道德風尚和民族精神的培養應該成為古代文學教學的一項重要內容。

首先，古代文學教學要教育學生樹立對傳統文化精神的堅定信仰。梁漱溟說：“中國原來是需要宗教的；但為有了孔子就不需要它。好比太陽底下不用燈，有燈亦不亮一樣。”[4]梁漱溟認為孔子創立的儒家精神是中國文化的燈塔。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心靈與精神的燈塔，在社會物質文化極為發達的今天，古代文學教學要讓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文化燈塔永遠屹立于每位大學生心中。

其次，古代文學教學要教育學生形成對傳統文化的危機感。在我國物質文化極為優越之今日，青年學子要力戒自滿、驕傲之心，內心始終具有對民族文化之危機感，只有這樣，民族文化的火種才能綿延不絕。說：“中國的文化在兩千年前，便已發展到與現今中國文化程度距離不遠。那里歐洲大陸還是蠻人橫行的時代。至美洲尚草莽未辟，更不用說。然而今日又怎樣呢？歐洲文化的燦爛，吾人既已瞠乎其后，而美洲則更迅速發展。美利堅合眾國至今不過一百五十四年，其政治、經濟的一切發展竟有‘后來居上’之勢……就中國現時所處的可憐地位和可悲的命運而論，我們幾乎可以說：凡是可擺脫這種地位、挽回這種命運的事情和責任，直接或間接都要落在學生的雙肩上。”[1]時至今日，我們民族文化已走出了近代以來的窘迫處境，但是，自“五四”以來，西學東漸的波濤一浪高過一浪，民族文化之將來處境如何尚在不確定之中，所以，古代文學教學要教育青年學子心中有對民族文化之危機感，這樣或許民族文化的振興才有希望。

再次，古代文學教學要教育學生尊師。在大學校園中，教師是知識的化身，教師是青年學子的精神楷模，一個不尊重老師的人，我們希望他尊崇傳統文化、報效國家恐怕是空想；相反，一個尊敬老師的學生，將來在社會上才有可能和同事友好相處，才有可能有責任性、善良心。中華民族自古就有尊師的良好風尚，“一九二六年，康有為逝世，新會于法源寺設祭壇開吊，率門弟子致祭。自己披麻戴孝，有來會吊者，叩頭還禮，有如孝子”[7]。錢穆回憶章太炎北京講學的情景說：“太炎上講臺，舊門人在各大學任教者五六人隨侍，駢立臺側。一人在旁做翻譯，一人在后寫黑板。太炎語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國語。引經據典，以及人名地名書名，遇疑處，不[時]詢之太炎，臺上兩人對語，或詢臺側侍立者。有頃，始譯始寫。而聽者肅然，不出雜聲。此一場面亦所少見。翻譯者似為錢玄同，寫黑板者為劉半農。玄同在北方，早已改學今文家言，而對太炎首弟子禮猶謹如此。半農盡力提倡白話文，其居滬時，是否曾及大炎門，則不知。要之，在當時北平盛極風行之際，而此諸大師，猶亦拘守舊禮貌。”[5]可見，民國時期的大師無一不尊師，尊師是青年學子良好道德情操的基礎，古代文學教學要培養學生尊師的良好道德風尚。

四、教育學生要養成良好的學風

學風浮躁是影響當代學術發展的最重要因素，民國時期的學者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王國維說：“治新學者既若是矣，治舊學者又何如？十年以前，士大夫尚有閉戶著書者，今雖不敢謂其絕無，然亦如鳳毛麟角矣！夫今日欲求真悅學者，寧于舊學中求之。以研究新學者之真為學問歟？抑以學問為羔雁歟？吾人所不易知，不如深研見棄之舊學者，吾人能斷其出于好學之真意故也。然今則何如？”[1]批評了當時浮躁而不求真的功利主義學術風氣。王國維說：“然吾人亦非謂今之學者絕不悅學也，即有悅之者，亦無堅忍之志、永久之注意。若是者，其為口耳之學則可矣；若夫綿密之科學，深邃之哲學，偉大之文學，則固非此等學者所能有事也。”[1]批評了厭學而不樂學的學術風氣。古代文學課教學要教育學生在學術研究中發揚以下幾種精神：

創新精神。王國維說：“日之暮也，人之心力已耗，行將就木，此時不適于為學，非與人閑話，則但可讀雜記小說耳。人之老也，精力已耗，行將就木，此時亦不適于為學，非枯坐終日，亦但可讀雜記小說耳。今奈何一國之學者而無朝氣、無注意力也！其將就睡歟？抑將就木歟？”[1]學術進步的靈魂在于創新，如果做不到學術創新，那么學術研究就成了一句空話，所以古代文學教學應教育學生在學術研究中發揚創新精神。

科學精神。清代乾嘉學派在古代文學研究中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成就，就是因為他們能夠在學術研究中堅持科學精神。評乾嘉學者曰：“淺學的人只覺得漢學家斤斤的爭辯一字兩字的校勘，以為‘支離破碎’，毫無趣味。其實漢學家的工夫無論如何瑣碎，卻有一點不瑣碎的元素，就是那一點科學的精神。”[8]周勛初評胡小石先生的學術成就時說：“總的說來，小石師具有深厚的小學根底，繼承了清代樸學的成就，而又能用現代各種學問豐富和充實，并用科學的研究方法整理和提高，不論是日常談話或辦事，都能顯示其條理的明晰和見解的深入。而他又具有詩人的氣質，一身兼文學與科學之長，因此他的講學才能這么動人，治學才能這么精深。”[9]由此可見，要想在學術研究中成一家之言就必須發揚學術研究的科學精神。

思辨精神。認為清人治學的弊端在于“太注重功力而忽略理解，故只有經師而無思想家，以致在社會上幾乎全不發生影響”。執指出：“兩千年來的古學都犯了沒有條理系統之病。”[10]當代學術系統完備、條理分明，但是現代學術的成果卻不能超越前人，現代學術之弊端在于太有條例太有系統而缺乏思想。因此，古代文學課程要教育學生在學術研究中做到邏輯與思想并重，這樣才能在專業領域中成為大家。

知行合一的實證精神。梁啟超說：“我國幅員廣漠，種族復雜。數千年前之初民的社會組織，與現代號稱最進步的組織同時并存，試到各省區的窮鄉僻壤，更進一步入到苗子番子居住的地方，再拿二十四史里頭蠻夷傳所記的風俗來參證，我們可以看見現代社會學者許多想象的事項，或者證實，或者要加修正。”[1]任何理論都要做到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只有這樣，理論才能產生實際價值。因此，古代文學教學要培養學生知行合一的實證精神。

五、教育學生要有寬廣的文化胸懷

在文化多元化時代，大學生要正確對待世界各國文化遺產。說：“在野蠻時代，僅知愛自己及與已最接近者，如家庭之類。此外稍遠者，輒生嫌忌之心，故食人之舉，往往有焉。其后人智稍進，愛之范圍漸擴，然猶不能舉人我之見而悉除之。如今日歐洲大戰，無論協約方面或德奧方面，均是己非人，互相仇視，欲求其愛之普及甚難。獨至于學術方面則不然：一視同仁，無分畛域；平日雖屬敵國，及至論學之時，茍所言中理，無有不降心相從者。可知學術之域內，其愛最溥。”[1]古代文學教學中要教育學生在學術研究中不可有偏見，凡是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均須持虔誠之心。

關于對待西方文明的態度，章太炎反對以西方文明為標榜，他說：“近來有一種歐化主義的人，總說中國人比西洋人所差甚運，所以自甘暴棄。”[11]“只佩服別國的學說，對著本國學說，不論精粗美惡，一概不采，這是一種偏心，用這種偏心去看問題，就會專去依傍他人，看不見自己學說的精思妙語……”[12]章太炎反對在學術研究中崇洋。同時，章太炎主張對外國的學說應該抱著取人之長、補己之短的態度，他說：“至于別國所有，中國所無的學說，在教育一邊，本來應該取來補助，斷不可學格致古微的口吻，說別國的好學說，中國古來都有現成的。要知道凡事不可棄己所長，也不可攘人之善。”[12]取別國學術之長，補本國學術之短，這才是學術研究的正確態度。梁漱溟認為：“以中國固有精神為主吸收西洋人的長處。”[13]這應該是我們對待中西文化的正確態度，古代文學課教學中要培養學生對待西方文明的正確態度。

總之，國家之希望在于青年學子，今日之大學生無論為自身計，還是為國家計，都應以養成強健之體魄、高尚之情操、良好之心理、求是之學風、全面之知識為人生之頭等大事。以上這些方面是當代大學生健全之人格、良好之能力形成的基礎，也是當代大學生服務社會、貢獻民族國家的前提。因此，古代文學課在教學中應該以培養學生上述良好品質為切入點，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質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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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漱溟.梁漱溟教育論文集[M].上海：開明書店，1946：68，95.

[4]梁漱溟.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與教育論著選讀[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6：35，73.

[5]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M].臺北：聯經出版社，1998：88，90，187.

[6]章太炎.章太炎選集注釋本[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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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周勛初.當代學術研究思辨[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28.

[10]國學季刊[J].1923（1）：13.

[11]章太炎.演說錄[J].民報，1906（6）.

[12]章太炎.章太炎民主主義思想與教育論著選讀[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6：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