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與理性的博弈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感性與理性的博弈，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能源危機；博弈；秸稈回收

一、農戶就地焚燒秸稈的原因

在我國農村，由于各方面條件的限制，對于秸稈變廢為寶的觀念并不成熟，且沿襲了傳統的秸稈處理的方式，很多農戶認為秸稈就應該就地焚燒，他們中的多數人環保意識并不強，也不懂得如何創新性的去尋求秸稈的更具有高效率的利用方式，總結來看，目前我國農村的秸稈處理過程中，存在著諸多因素，主要是資金不足，時間緊湊，技術的不全，沒有一個合適的市場來支撐這一行業。

（一）資金約束

如果不就地焚燒，那么農戶可利用秸稈的途徑可能就是用秸稈來飼養牲畜，然而農村的經濟發展水平并不高，如果農戶要去采用秸稈來飼養牲畜，則購買牛犢等需要的資金將在農戶收入中占據重要比例，而且秸稈飼畜還必須考慮到規模化養殖。因而，由于資金的短缺，用秸稈來飼養牲畜這一秸稈有效利用的途徑在農村基本無法實現，在短期內，還存在極大的困難。

（二）時間約束

目前在我國的農村，一般農戶家庭的勞動力很有限，而農作物的耕種的周期卻非常短，到了農忙時節，農民幾乎都在搶收搶種，幾乎沒有時間去更好地處理秸稈，另外，由于勞動力的成本一般比較高，所以雇傭勞動力就相對而言并不劃算，故而，我們說要使秸稈高效的利用存在著時間的約束，農民只好選在就地焚燒。

（三）技術約束

秸稈制沼，是農戶有效利用秸稈資源的途徑。且是可以推廣的有效利用秸稈的途徑，然而，由于農民的文化水平有限，且沒有技術，因此在沼氣的管理上必然存在著技術的約束，這些約束主要表現在：由于季節不同出現的冬季產氣問題以及沼氣池出渣的清淘工作，對于我國政府而言，如何把沼氣的技術普及給農戶，將是一個難點，也必將是一個突破點。

（四）市場約束

作為農戶，其快捷的處理秸稈的方式除了就地焚燒就是出售了，然而由于目前我國能處理秸稈的企業甚少，對于很多人而言，這是一個并不怎么值得投資的行業，而且企業還需要承擔運輸費用等等，所以農戶雖愿意出售秸稈，但卻沒有合適的市場來支持這一交易行為，故存在極大的市場約束。如果政府能出臺相應政策來扶持這一市場，也必將能帶來秸稈處理的一個新的良好的突破口。

二、博弈模型

（一）構造模型的意義

在市場經濟中，為了追求利益最大或是成本最小，每一個參與者都是理性的經濟人，農民也不例外，農民作為理性人，無論他是“完全理性”，還是“有限理性”都把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作為最終目標。理性的農民為了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得不選擇了秸稈的就地焚燒來作為秸稈處理的唯一方式。然而由于秸稈的就地焚燒不僅污染了環境，而且浪費了資源，故而政府是一直站在其對立面，每年，政府都會相應出臺一些禁令來阻止這一行為，然而顯然，農民站在自身的利益角度，必然會抵制這項禁令，從而使政府的政策失靈。現僅就短期做一個假設，并建立一個博弈模型，以期在政府與農戶的博弈過程中，使得農戶在選擇秸稈還田的條件下，政府也可以成本最小化。

（二）博弈雙方模型構建

A是理性農民，農民作為秸稈的擁有者，理論上是擁有對秸稈處理方式選擇的一切權利。從自身利益出發，農民會選擇一部分作為自身家庭的生活燃料，一部分直接就地焚燒。B是政府部門，政府部門作為監管部門，首先其明確秸稈是一種非常有用的能源，可以部分替代煤炭，可以作為工業原料，還田和飼料，因而為使秸稈能夠更好的發揮其經濟價值，政府部門更傾向于出臺一系列政策來阻止秸稈的就地焚燒，這就構造了秸稈利用的博弈模型。在該博弈模型中，農民的所有策略集合為（焚燒，還田）政府的策略集合為（補貼，監管）模型的基本假設：假設博弈主體都是理性人，都會以自身利益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為目標。假設秸稈焚燒給農民帶來的收益為C，還田給農民帶來的收益為D，且A>B假設政府的策略集合互不相交，且假設政府進行的補貼為E，且E>A因為只有政府的補貼大于焚燒所帶來的收益，農民才會放棄焚燒秸稈.政府監管的成本為F顯然D

三、結論分析

從上述的表格可以看出，最優的決策集合應該是（D+E，-E）與（D+G，-G），即不焚燒加補貼，還有不焚燒加提高秸稈回收價格，秸稈作為農產品的最終廢棄物，在農民眼里得不到重視，但通過對國內外的實例研究中可以得出，這場博弈必須讓農民選擇不焚燒，且不論在短期與長期，其都必須在最優的納什均衡所包含的策略集合里，但由于在博弈模型里并未考慮政府的投入來源，且從長期來看，若是科研取得巨大進步，則此時的D*將遠大于原來的D，且此時的D*-H將大于原來的最優策略里的D，且對于環境，對于解決能源危機都是有益無害的。

四、政策建議

根據以上的結論，本文認為，要想根治秸稈的就地焚燒，在短期內當然是通過各項補貼來作為激勵，然而長期內，則是技術上的創新，科學技術才是第一生產力，如果在秸稈的使用上有一個更好地途徑最為支撐，則必然會使得農民不加埋怨的接受，另外，在短期內，則應該通過補貼來鼓勵農民大力發展秸稈還田，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在秸稈這項資源的使用上必將迎來一個重大突破。

（一）在短期內發展秸稈還田

由上述分析可知，雖然秸稈有更多更好地用途，在國外也有很多將秸稈變廢為寶的例證，然而，由于我國目前農村的現狀，由于資金，時間，技術以及市場條件的約束，農戶很難在短期內實現秸稈的其他綜合利用。特別是對于一些受時間約束的農村，由于勞動力在外就業以及勞動力成本增高，采取其他秸稈綜合利用方式，也很難在短時間內將秸稈全部打捆并運輸到農戶家庭或市場。顯然，秸稈還田對農戶來說其帶來的短期經濟效益比較低，但是從長期來看，由于秸稈的特殊的生物組成，其可以有效地改善土壤肥力，進而間接地提高產量，另外，由于秸稈還田還能取代肥料，不僅節約了生產成本，而且有利于環境，是政府應該大力倡導的環境友好型的生產方式。政府在對秸稈禁焚進行補貼的過程中，也變相的處理了環境污染問題，將這一外部性的問題內部化了。

（二）政府應加強各行政部門之間的協調

各部門應主動溝通，協調好農林畜牧等的行政工作，形成一個良好的循環體系，以保證農戶在勞動力缺乏和勞動力機會成本越來越高的情況下，能有充足的時間完成作物收割到下茬作物播種的各項準備工作。當然，最重要的是進行技術創新，科技才是第一生產力，也是長期的最優納什均衡。（作者單位：吉林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1]馬驥.我國農戶秸稈就地焚燒的原因：成本收益比較與約束條件分析[J].農業技術經濟2009（2）.

篇2

然而，民眾對法律發出的聲音卻有其自身存在的厚實土壤。因為民眾是社會的主體，法律應為民眾而生存。其次，在法治的進程中，民眾的參與也是推進法治進程的重要因素，司法需要的精英化、專業化但又離不開民主化、大眾化，在筆者看來，英美法系的陪審團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用民眾的常識來糾正法律職業者的某些偏執。再次，民眾的思維存在一定慣性，這種慣性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最后，在我看來，最重要的是民眾對于運用法律來掌握自己的命運有足夠的信心并渴望參與其中，如果這種信心被專家話語權威過份的壓制而不是一種有益的疏導或啟蒙的話，很容易形成一種偏執。

應當說，在過去的法制不健全的歲月里，我們的法律及法律人過份遷就民意，以民眾的感性取代法律人的理性的事件居多，民意成了法律的睛雨表。但隨著依法治國方略的提出，民意控制法律場域的局面逐漸改變, 專家話語在這一場域取得了主導地位。但同時，也出現一些專家過份看輕民意的趨向，民意成了嘲笑的對象。然而，民眾聲音并不甘于如此輕易退出，在法律場域與專家話語進行一場博弈便在所難免。在這種特殊背景下，就不難理解民眾與法律專家就劉涌案產生這么廣泛持久的對話與爭論。作為這場博弈的副產品，便是最高人民法院史無前例對一起普通刑事案件進行提審。

在筆者看來，這場博弈是非常有益于我們法治化進程。只要參與博弈的人以一種平心靜氣的態度參加，其結果必將是雙贏的。一方面，民眾將對實質正義和程序正義關系有所認識，將更加理性地看待死刑的問題。另一方面，民眾的知情權得以更廣泛的尊重，一度為法律專家熱衷的專家論證意見書的公正性也得到理性的反思。

民眾聲音與專家話語在推進法治化進程中的都不可缺失，盡管從整體考慮兩者是辨正統一關系，然而在相當多的問題上兩者的又時常處于一種緊張的狀態。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兩者之間的博弈不會減少，法律將在這種博弈中尋求發展，由此看來，法律不僅是不同階層、利益集團之間博弈的產物，也是掌握知識不同的民眾與法律人之間博弈的產物。

篇3

關鍵詞：公共政策制定理性非理性

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是決策者借助各種技術手段對影響政策問題的復雜環境，信息等客觀因素進行加工、分類、整合、處理，并最終形成政策的過程，而不是全然由決策者拍腦袋決定，因此，政策制定過程是一種理性選擇占主導地位的行為過程。但是，由于在現實中，政策制定中常常會受到許多不確定因素的嚴重干擾，并且由于決策者自身認知能力的有限性，導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屬性。盡管一些學者曾尖銳的批評過政府選擇行為的非理性，但是由于政策科學的發展，越來越趨向于接受新制度經濟學和非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主張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對稱的前提下研究政策的制定、執行和評估等問題。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

管理大師德魯克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在我所遇到過的卓有成效的經理們之中，有些人運用邏輯和推理，而另一些人主要依賴于預見和直覺。既有輕而易舉就做出決定之人，也不乏每當移動一步就備受煩惱之苦者。”這段話表明，管理是人的一種雙重能量的活動，既有理性成分又有非理性成分。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

在英語里，理性有rationality和reason兩種表達。前者一般指心智上控制調節行為和抽象思維的一般能力，而后者一般是狹隘地指進行推理的能力。理性，可以直觀地理解成為人的行為類型，此類型的特點是以邏輯推理方式來觀察事情。如果從字面意思去解釋，理性，具有以清晰的思維邏輯為基礎，通過深思熟慮，冷靜理智，不輕易顯露主觀感情等特點。理通常是指人們在某些理性因素作用下進行的行為選擇，這種行為是在冷靜、客觀的前提下提出的。提出有限理性學說的西蒙認為，理性的概念應分為經濟學討論的實質理性和心理學所討論的過程理性，“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人總是達成按照給定效用函數來說客觀或實質最優的決策。認知心里學的理性人所作的是根據現有知識和手段來說，以過程上合理的方式來作出他或她的決策”。本文談及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指決策者對政策問題發揮充分的認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靠分析、判斷、處理等方法。理性在政策制定過程中體現為技術、實證、推理、理智、邏輯性等方面，大多與方法、手段、目的相連。

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理性通常由下列因素及其過程使然：（1）決策者能較為全面地搜集和掌握的信息資料；（2）在政策效力方面，決策者能夠準確評估政策所產生的效應；（3）經濟學家和統計部門所提供的理論和數據支持（4）政府能動用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以形成對政策的比較方案，從而在理論和實證資料的支持下有根據地說明甲方案優于乙方案或乙方案勝于丙方案，等等。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

純粹的非理是指人們在直覺、本能、信念、情感等非理性的驅動下（而不是在邏輯思維基礎上）對環境的反應。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以感覺、知覺、表象、情緒等形式展開的感性意識，不能像以概念、判斷和推理等形式展開的理性思維那樣清晰。在大多數情況下，主要由于相對模糊的感性意識支配著人們選擇行為，這是因為人們的意識活動通常都停留在感性層面上，而這種底層次的感性層面的意識活動就會導致純粹意義上的非理。廣義的非理還包括那寫盡管產生于邏輯思維但沒有效用上實現“最優”的行為。比如，西蒙將非理性理解為“對效用最大化的任何偏離”這實際就是指廣義的非理。相對于理性，非理性是活躍的、能動的和不安分的，非理性因素不受任何邏輯規律的限制，它們時常表現為難以預料的波動或情緒沖動，如本能、直覺、靈感、意志和神秘的體驗等。在本文中討論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指決策者沒有對政策問題充分發揮認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據直覺、經驗、外部刺激等等。

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產生的主要的原因有：

（1）現實中信息和環境的非確定性。自上世紀中期以來，人們就已經開始從整體角度來探討組織的變化運行規律，未來的變化乃是由某些動態的并且是不可知的，不斷變換的需求、機會和選擇等混合因素決定的，要利用這種變化并獲得益處，或在風險中少付出代價，需要考慮的參數和要素的數目非常的多，這就更加需要直觀的判斷和感覺。基于這種觀點，所謂的非確定性環境其實就是一種建立在單獨個體感性認識之上的主觀現象。準確的說，非確定性存在于完成某項任務所要求的信息總量和種類與所擁有的信息總量和種類之間的可見和不可見不同之處。這種感性的差異不是客觀的數量，乃是由所涉及到的個體來決定的，顯而易見它代表著個人的豐富經驗。這樣，非確定性就被定義為某種與決策者個體直接相關的事物，這種相關性更重要指的是他們的“心理狀態”，即非理性的因素。

（2）客觀因素的制約。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許多客觀因素都制約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發揮，例如：政策的時效性，政策所要解決的問題不是靜止的孤立的，而是不斷變化的，這就要求政策制定中必須要注意時效問題，針對當前問題迅速形成解決方案。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政策制定者刪繁就簡，依靠現有的經驗和直覺甚至靈感對問題作出感性判斷，及時制定政策予以解決。另外，政策制定的成本，政策制定者的認知能力有限等等客觀因素都制約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導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的非理性因素。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沖突

世界上沒有什么是絕對的，除了這句話本身。盡管按照傳統的政策學觀點，我們應該在政策制定中排除非理性干擾，以理性的視角去構筑政策規劃。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人類決策行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同構現象是一種客觀實在，他在決策行為發生過程中具有時間上的連續性和空間上的并存性。對于個體決策者而言，他們的決策是在一種既包含理性又包含非理性的有限理性下作出的。而對于群體決策者來，他們對于政策問題的判斷可能來自對于客觀事實的理性分析，也可能來自于自身經驗、直接等感性認識。正是由于這種同構，導致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沖突究竟何者在公共政策中更重要。

第一，必須承認，政策科學是一門理性占主導地位的學科。

政策制定作為政策過程的首要階段，是政策科學的核心。這一過程直接關系到整個政策過程的成敗，因而在政策制定中的必須對政策問題進行全面的分析，理性的判斷。不僅要了解政策本身，還要看到各政策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系。還要對未來的變化趨勢、方案執行結果及其影響等方面進行科學的預測，對政策可能產生負面效應采取必要的預防等等，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制定出來的公共政策能夠有效解決政策問題，推動社會發展。所以，只有理性的公共政策制定過程才可能保證政策的穩定性，持久性，有效性。但是，這種技術經濟理性（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以“經紀人”的人性假說為基礎的，在這種理性下，將理性從非理性中分離出來是比較容易和明確的。然而，由于基于“經紀人”基礎的理性分析與現實有很大出入，一些學者認為，理研究是針對經濟學規范性研究應運而生的，其目的在于為人們指出一個在理性意義上最合理的結果，而不是描述人們的真實的行為規律。比如博弈論學者海薩尼就認為：“我們的理論是一種規范性的理論，而不是實證性理論。至少這種理論正式而明確地研究了這樣一個問題，即每一個局中人在對策中為了最有效地促進它自身的利益應該怎么做，而不是在這種類型的對策中他實際上應該怎么做。”由此可以得出，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導致了政策目標簡單化，單一化。

第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難以避免的

首先，從個體決策者的層面來看，人類的理性是有限的。理性對人類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人們無法脫離理性而存在。但是，當把理性狂熱地抬高到“唯我獨尊”和“無所不能”的地位，否定并拋棄人的情感、欲望、意志等非理性要素，把它當作客觀和真理的化身，并用理性衡量一切、推演一切，甚至推演人類歷史時，它也就恰恰走向了它的反面非理性，必然要招致人們對它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古希臘哲學史上的斯多葛派認為，如果可能的話，理性應該完全壓制情感，以達到心靈上的寧靜。在柏拉圖看來，理性是人的靈魂最高的屬性和力量，它應該統治著人的激情和欲望。很明顯，兩者都在強調理性的絕對地位和力量，認為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因素是不可靠的，它們是人的理性的障礙，而對人的情感和欲望加以貶斥。不可否認，人應該具有理性，并且也可以具有理性。然而，人卻不是純粹理性的動物，人有七情六欲，人又是具有豐富情感和欲望的。在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并不只有理性的思維在發揮著作用，情感、意志、靈感、信仰、潛意識等非理性因素也同樣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理性主義張揚盛行之時，人們也逐漸認識到：人的心靈中的非理性的因素也要起著必須的作用。相對于當代公共政策制定所處的高度復雜、多變的社會環境，任何人，無論他/她具有多么超人的之后，所能掌握的用以支持其決策行為的知識和信息都是有限的。更為重要的是，人類作為富于情感的高等動物，其決策行為并不完全受理性支配，還會受到情感、深層心理動機、宗教激情、價值信仰等多種非理性因素的影響，個體的經驗、直覺、靈感等超理性因素也在決策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其次，從作為間接決策者的公眾來看，存在群體非理性現象。在現代社會中，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同于個人的決策，各種利益集團、公眾等發揮著重要的影響。我們大力倡導政策制定的民主化，除了為落實公民依法應享有的政治權利之外，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以群體的利益關注制約個體的利益動機，以群體的理性彌補個體理性的有限性，以群體的理性制約個體非理性的作用。但是，必須看到，作為社會性動物的人類，有時會表現出一種群體非理性。集體無意識、群體失智等都是對這種群體非理性現象的刻畫。這種群體非理性一旦被激發，在短期內幾乎沒有什么外部力量可以制約它。這種現象不僅為現代心理學所揭示，也被現實中大量的實例所印證。回憶一下三十多年前發生在我國的那場史無前例的“”中的群體性狂熱，我們就能體會到這種群體非理性所具有的難以駕馭的力量。雖然對于一個社會而言，只是在少數時候才會出現群體非理性的現象，但是，一旦出現，必將對公共政策的制定產生重大影響。

第三，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對立統一

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對立中一個較為突出的例子，就是理論和經驗的對立。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決策者可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通過理論分析的政策方案與通過經驗得到的政策方案是相互抵觸的，這是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最讓決策者頭疼的問題。面對這樣的問題，對方案的選擇往往是很艱難的。當然這是很極端的例子。而且，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任何政策方案的產生也不會純粹的依靠理性或非理性，因為無論個體決策者或是群體決策者的決策行為都是一個理性和非理性穿插的復雜過程，即便從行為結果上看是非理性的選擇，也或多或少包含者一些理性的成分。這就使得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呈現出既相互對立，又相互融合。理性保證了政策在客觀世界的精準性，而非理性保證了政策在現實世界的有效性。理性不斷修正非理性的政策方案，而非理性又反過來不斷改進理性的政策方案。

綜上所述，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不是分離的，也不僅僅只有相沖突的一面。所以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不能片面的追求理性，否定非理性作用，這樣過于簡化了政策所要解決現實世界問題的復雜性；當然更不能完全靠決策者拍腦袋來進行抉擇，這樣會導致盲目的經驗主義錯誤。這已經在我國近代歷史上留下很多慘痛的教訓。同時，我們要正視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沖突，更要看到理性和非理性想融合的一面。在政策制定中利用好理性和非理性的這種特殊關系，使制定出來的政策兼具科學行和人性化，有效的解決社會問題，達到政策目標。

參考文獻

[1][英]約翰·伊特韋爾：《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第四卷，阿馬蒂亞·森：“有限理論性”辭條，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

[2]肖斯特蘭，管理的兩面性[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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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商丘師范學院學報第23卷第五期，廉正軍：《論理性與非理性之爭》，2007.5

[5][美]赫伯特·西蒙：《現代決策理論的基石》，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篇4

【關鍵詞】感性 社會 藝術教育 自覺 創造

人在制造和使用復雜工具的過程中產生思想意識，通過理性地回憶、思考和推斷，發明技術與工具，從而改變生存環境。人膜拜技術與工具的魔力，感恩它帶給人的福祉，緬懷創造者的能力素養與思想意識，追慕、幻想與學習前人的技術與思想，拜服理性的偉大。在與自然博弈的勝利中，人類開始失去了理性。繪畫藝術中人物的處理，微妙地說明了二者地位的輪轉。工業技術創造了財富，卻留下環境破壞與人性異化，使人考慮理性意識創造力的局限和人與自然的平衡，思考理性與感性的關系。科學家在創造過程中對感性的眷顧、對直感形象思維與頓悟靈感的贊賞，使我們在培養人才的時候，在注重理性意識與技術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對感性力量的認識與重視。

一、感性喚醒人性與藝術創作的自覺

理性認識是對事物整體、本質的把握，是一種高級別的認識方式。感性認識是片面的、個別的、現象的、表面的。感性認識為理性認識提供了認識的材料。沒有感性思維的參與，理性思維不能持續正常地工作。在藝術和科學領域中還會出現感性直覺直接解決問題的現象。

客觀事物刺激了人的感官后，引起感官的注意。感官把這種刺激傳達給感覺神經，在大腦內經過加工處理再反饋給人的意識。感官會有選擇地接受并傳導客觀事物的信息給神經。理性認識所接收的材料是被感官篩選過的，所以阿恩海姆提出視覺思維的概念，即視覺乃是思維的一種基本工具（或媒介），而且視覺思維的知覺特征不僅僅限于直接的知覺范圍內，廣義的知覺還包括心理意象，以及這些意象同直接的感性把握之間的聯系。因而它也就有了一般思維活動的認識功能。

把藝術當作生存技能、提高人的文化修養是教育的主要目的與手段。解剖學、透視學、光學、色彩學等科學理性思維成果促使藝術與藝術教育發生了巨變。唐宋藝術的傳播與西藝東漸，理性化的認知與教育方式清晰可辨，從整體入手，運用幾何形體的空間、明暗關系的基本規律，分析、理解、概括、錘煉各種形態事物，最終習得對客觀物象的鏡像模擬。中國畫中的僵死程式、藝考中的速成范式、兒童簡筆畫的訓練等或將是理性走向極致后的悲哀。這種方法在社會實利主義教育中的價值功不可沒，是教育科學的有力證明。但使人奴化于技術思想而缺乏靈動的藝術創造，也致使我們培養的學生進入社會后缺乏思想創新。

政治關懷的是族群，藝術關心的是個體。關心政治只是藝術價值的一方面。藝術連結著不同地域、民族的人，優秀的藝術品是人類共同思想情感的結晶，所承載的內容與形式是人類理性與感性的高度統一，是藝術與技術的和諧把握。在藝術技術化的教育中要警惕理性對藝術創作的背叛，反省和嘗試用感性的意識與方法培養人的主體意識和創造性，喚醒藝術創造的自覺性和人性意識的自由解放。

二、感性是沖破社會陳規的高級思維方式

理性與感性共筑社會生活。在需要創新的時代我們更提倡感性的價值與意義。突破理性邏輯的慣性，大膽摸索多種解決問題的路徑。牛頓從蘋果落地的現象中發現萬有引力，愛迪生在夢幻中獲得發明電燈的靈感，達芬奇通過藝術的想象設計了飛行器，愛因斯坦、錢學森感謝藝術對科學研究的貢獻。感性是理性的初級形式，其神秘性因科學不能破解而體現出藝術的高貴與不可思議。

理性因子像一種負荷讓人承載，感性可以超越這種壓抑。通過對形式的直覺把握進入自由的境地，藝術教育在培養人的感性積淀上有著十分優越的資質。人在成長的初年，主要依靠對事物的感覺印象來處理各種信息。一個人所積累的感性材料越豐富，在進入成年期之后進行抽象邏輯推理的整體調度的范圍就越廣，宏觀把握世界的能力越強。人們都難以忘記自己童年的回憶，無論童年是什么味道，在多年后回憶起來都能品出新的滋味。人的感性思維一旦激活，可以沖破陳舊的社會秩序，自由意志會深層次挖掘主體的潛能和創造力。一個好的社會是能激發個體創造潛能的社會。人從原點出發，不滿于現實，破壞并創造一個新世界，最后走向一個新的原點。人的創造潛能的大小決定著社會文明發展的高度，感性思維的積淀對一個人的發展起著基礎性的、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藝術教育是培養感性思維的利器

（一）創造刺激感官的感性思維環境

對嬰兒進行胎教，給嬰兒的房間設置明麗的光色，穿戴能吸引嬰兒注意力的服飾，調動嬰幼兒對周圍世界的認知興趣和能力，刺激其感官敏感性。在學校教學中多使用直觀形象與動態音畫結合的教學手段，適時地變換教學方法，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提高教學效率。福祿貝爾“恩物”系列學前教材的暢銷，兒童藝術類生活與教學用品的豐富與精美，為促進兒童視、聽、嗅、觸等感官的發育起到很好的作用。在學校教育中多設置一些活動課程，能夠讓學生自由潛心地投入其中，調動其主體意識和興趣。多帶孩子到大自然和藝術館中，體驗自然的博大豐富之美和藝術作品的精微韻致之美，讓孩子陶冶其中，在廣泛的文化藝術情境中去學習、感受藝術，潛移默化，不教而教。

（二）顯化感性思維的優越性

陳景潤先生的數學老師曾在班上幽默地說，在座中有一位將會摘取“哥德巴赫猜想”皇冠。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為一位數學家埋下了奮斗的種子。但是大多數人受經驗和自身狹隘的視野所限，認為當前所找到的解決問題的方法是一條捷徑，并且出于對晚輩的關愛，剝奪抹殺了其他有效路徑，讓后學者錯誤地認為這是唯一的方法，從而抹殺了其主體創造的潛能。社會越來越民主，尊重每個個體存在的獨立價值，不以一家之言獨尊，聽百家爭鳴的合奏才是民主文明的新聲。尤其是對于兒童，藝術是他們施展天性自由的天地。他們天真無邪，沒有功利的城府顧慮，在民主自由的氛圍中最能充分揮灑個性情致，產生奇思妙想。當我們贊揚孩子做得很好，鼓勵孩子尋找別的辦法，然后再肯定、再激勵。兒童憑借感覺與直覺地肯定，體驗與判斷事物，學會應對外部世界的方法，在他進入抽象理性思維后會有更多的思維加工材料。在學生掌握一題獨解的基礎上，設置一題多解的可能，發散思維，鼓勵創造，解讀答案形成的具體主要條件和多樣條件，多提啟發性的問題。藝術教育答案的多樣性和相對寬松的環境，比起其他教育形式有著天然的優越性。

（三）持之以恒地信任藝術教育的價值，以美與善的感性支配理性地求真

科學的科目可以采用量化的辦法給出精確標準，結果顯而易見。人在物質資料還不夠豐富的追尋價值功利的時代，常常從利己的角度短視事物的價值，這樣的生態系統要想長久地持續發展是令人擔憂的。有人曾做過實驗，在學校總課程數量不變的前提下提高藝術課程的比例，不僅沒有降低其他課程的質量，反而能夠提升。藝術素養的養成非一日之功，是長期積淀的結果。藝術的直覺感悟更是如此，誰也不可預知感性的領悟何時能夠助力人生際遇。人之幼年與人之老年對藝術情有獨鐘，青壯年因生計而對藝術及其教育往往有心無力，甚至不屑一顧。當沒有物欲的壓迫，自覺追求高雅藝術的心靈凈化，抵御破壞社會與自然持續健康發展的形跡，一種向善向美的正能量，感性地支配著理性的務實求真。

結語

感性在我們的思維、藝術、人與社會的發展中的意義時常是隱性的。其突發性、易逝性等神秘特征讓人無法慢慢地去細細考究，致使今天我們仍然對它不甚了解，但是我們已經感覺到了它的一些零散規律。它不會隨意地幫助我們成長和發展，而需要我們用一顆虔誠的心去感知、去體驗、去領悟、去實踐；它對人的精氣神的消耗絕不低于我們用理性對事物做出的解釋。我們只有用百倍的能量去努力研究、認識它，才能獲得更多有利于藝術、人與社會發展的有價值的內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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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奚傳績.藝術教育叢談[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8.

篇5

胡戈正在走向失敗嗎？細心的人可以發現，胡戈最火，是在他單槍匹馬僅僅依靠網絡之時；而在他近公司、遠網絡之后，他的創意反而遠不如前了。會不會是公司這一組織形式，不如網絡這種組織形式，更適應創意經濟呢？雖然不很肯定，但完全有可能！

這里涉及的第一個重要判斷是關于組織形式的。“網絡比公司重要”，是凱文·凱利的名言。如果這個判斷成真，不光胡戈的例子可能得到解釋，經濟學還得改寫。大家不會不記得，此前歷史上每一個類似的判斷，都曾引起一場巨大的觀念轉變和財富轉移。斯密用分工專業化取代自給自足，使人類走出家庭；科斯發現了交易費用的制度意義，讓全球認同公司治理。如果“網絡比公司重要”成立，人們關于“市場—企業”二分的經濟組織理論，將經受又一輪的考驗。

這里涉及的第二個重要判斷是關于創意的。創意可不可以用企業的方式來組織？長期以來，企業只是用來運作有形資產的組織；運作創意這類無形資產的最佳組織形式，還是企業嗎；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網絡是否具有市場或企業那種獨立的組織特征？……。種種疑惑，在拷問財富。

組織變革更重要

我們首先要認識變革，特別是識別出那些曾作為“不變要素”長期被當作理論前提的生產要素，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變化。顯然，信息和知識，正取代有形資產，成為信息經濟、知識經濟的基礎；而創意，作為創造性的信息和知識，或信息和知識的創造本身，又在編碼化、網絡化的技術條件下，呈現出不同于一般信息和知識生產的規律。這正是我們在討論組織變革時，十分關心的現實問題和理論問題。

創意，是一種典型的知識。這里說的典型，是相對于有形資產而言的。“不典型”的知識，如知識產權保護的知識，必須先“有形化”—取得專利許可、品牌標識、軟件形式等“看得見”的形式—才能進入經濟范圍，也就是說，先得把自己無形的特性，轉變成有形的形式，才可能在制度上，得到與有形資產的平等對待。創意卻不是這樣，它在“無形”這一點上的典型性表現在，它是“活”的，是由“信息與知識”加“創造過程”構成的。創意所特有的默會知識、個人知識，只能存在于創造過程中。一旦“有形”，就不存在“創造過程”這個要件了；就成為一般的信息和知識了。

公司只適合運作前一種知識，即“脫水”后將創造過程過濾掉后的知識（顯性知識、公共知識）；而不適合運作后一種知識，即處于創新過程中的知識（默會知識、個人知識）。之所以如此，因為公司的基礎，是產權，即權力分割。市場的基礎，是契約，即權利分割。而創意本身是不可通過契約和產權分割的對象（可分割的，只是創意的結果）。

網絡作為組織形式，與公司和市場的最大不同在于，公司和市場是圍繞節點分割而建立的，網絡是圍繞節點連接而建立的。公司和市場適合對付死的東西，網絡適合對付活的東西。所有活的東西，有生命性的東西，都是在最根本之處不可分割的。

當權利不可分割、權力也不可分割時，組織就要創新，就要設計另一種制度來處理類似創意這樣的典型無形資產和社會財富。今天我們在網絡經濟中遇到的種種組織變革的實質，都與此有關。

流程比功能重要

當網絡比公司和市場重要時，流程就比功能重要。功能是指節點的作用，流程是指網絡的作用。用契約切割權利，用產權切割權力的結果，是強化節點的專業化效果；用流程重組權利，用網絡融合權力的結果，是強化網絡的整合化效果。

圍繞流程再造經濟過程，使組織出現從機械化向有機化的轉型。這樣一種組織變化，特別適合于創意經濟中，當生命性的、異質性的、原始性的獨特成份成為組織核心價值的情況。

為此我們預言，新創意經濟中，組織將發生以下的轉變：

1、創意“企業”的邊界日益模糊，依托網絡的虛擬企業成為組織的主要形式。互聯網上各種臨時性的創意組合，將日益取代正式組織成為文化產業的主體。創意組合的生命周期比企業更短，聚散也將比企業更為頻繁。創意組織通過這種方式旨在快速靈活地進行創意資源的最佳配置。

2、創意組織日益扁平化。創意組織內部的關系日益平等化，權力日益復歸權利。利用有形資產和精英威權建立金字塔形結構的文化組織，競爭力越來越不如扁平化的項目小組和各種“草臺班子”。創意組織的權力向著話語權（話語正當性）的方向轉變。

3、創意組織的管理，向著治理（善治）、參與、公平的目標演進，向著以人為本和社會責任的方向發展。以知本（勞動與資本一體化）為核心的知識管理將成為管理的核心主題。

4、創意組織對知識產權的依賴將逐步減弱。隨著社會創意競爭的加劇，創意周期急劇縮短，知識產權對創意的保護作用越來越弱；相反，正反饋機制將全面取代知識產權制度，成為創意經濟的資本制度的基礎。

框架比制度重要

在工業化條件下，人們對于經濟組織設計，關注的主要是結構方面的問題。對網絡經濟來說，更為關注的將是結構本身的重構問題，考慮的是以組織的不斷變化，適應環境的不斷變化。在網絡經濟中，框架比（正式）制度重要。

組織結構中一個最大的變化，就是組織重心的轉移。組織設計的重點，從理性的“結構”（制度）轉向有限理性的“框架”（習得制序）。框架與制度的主要區別在于：第一，在價值上，制度是理性的承載體（組織形式）；框架是有限理性的承載體（組織形式）。第二，在方法上，制度設計以最優為終點；框架設計認為“最優”不如“滿意”。第三，在認識論上，制度把普遍真理，作為決策依據；框架強調通過學習來形成組織記憶，并隨時通過當下經驗與組織記憶的比對形成決策。第四，在利益機制上，制度追求無限重復博弈的結果；框架強調通過有限重復博弈過程，在自發演進中形成規范，并與時俱進調整。

框架存在（或者說寄存）于網絡中，是網絡的組織精髓所在。

第一，框架存在于聯系經驗的回憶中。框架是網絡中自發形成的群體智慧。對“企業”來說，框架就存在于企業文化中，未來將逐步移到獨立于企業的網絡“知識管理”系統中。至于這種知識管理系統，是搜索引擎、博客、社區還是其它什么形式，那只有看人工智能的發展了。

第二，框架存在于交往中的編碼解碼過程中。新創意經濟與傳統創意經濟的一個主要區別，就在于新創意經濟是利用數字化進行的創意。

篇6

關鍵詞： 文化 素質 相通性 具體內涵

文化是從社會的宏觀視角關注個體發展，素質恰恰是從個體的微觀視角關注社會進步。從本質上來講，文化發展以促進人素質的提升為優秀文化的評判標準，素質的提升以適應社會、促進社會的進步為良好素質的衡量尺度。二者以促進對方的發展來實現自身的超越，可以說不論是優秀文化的提倡，還是優秀素質的提升，都是為了使個體與社會、世界建立有效而善意的聯系，從而使人在個體和群體兩個維度上發揮潛能，實現社會價值。

但是，在認識到二者深層相通性的同時，必須清醒地意識到文化與素質的“博弈”關系。原因在于文化的歷史性、群體性特征決定了文化價值的實現主要通過繼承和共享，素質的時代性、個體性特征決定了人素質的提升主要通過對歷史繼承性的超越和發揮自身潛能來實現。顯然，人素質的提升必須對文化具有一種揚棄和超越意識，同時也可以說文化只有通過“當代”人的揚棄性吸收才能真正實現其“當代”價值。那么文化與素質相通的具體內涵是什么呢？現探討如下：

1.“文化概念”演進中體現文化“四大特質”

“文化”包羅萬象，其界定眾說紛紜，與其在模糊的界定中探尋，不如從清晰而具體的“文化概念”中理出思路，發現一種相對具體而容易把握的規律。

從歷史的角度看，文化概念的確立是作為一個與文明相抗衡的概念而產生的，“是19世紀德國中層知識分子尋求民族意識和自我意識的雙重產物”［1］。18世紀德國思想界的領軍人物赫爾德率先提出了與文明相區別的文化概念。繼此，馬修·阿諾德、阿爾弗萊德·韋伯、諾貝特·埃利亞斯都提出了自己的文化概念。因為他們的“文化概念”不論是從歷時角度還是從共時角度都具有鮮明的特色和典型性，所以本研究選取他們的“文化概念”作為重點分析的對象，結合現代文化概念，進行研究并提出“文化概念”演進中的所體現的文化“四大特質”—“批判性反思”特質、“力求平衡的和諧性”特質、“指向內在精神的個體性”特質、“超越個體的社會性”特質。

1.1“古典文化概念”的演進

赫爾德文化概念的確立：在18世紀，經過各民族和國家形成的決定性階段之后，英、法兩國都在歐洲以“文明”國家自居，而與他們的“文明”意識相反，德國知識分子用“文化”概念批判本國宮廷抄襲而來的所謂“cililite”（禮貌）的膚淺和表面化風氣。18世紀啟蒙思想家們將純粹化的理性看做是文明的標志和衡量歷史進步的絕對標準，將知識和技能看做理性的最高代表。那些視理性為至高無上的思想家們拿著理性的標尺給其他民族過去時代的文化貼上“落后”的標簽。而赫爾德則反對這種絕對同一的進步說。通過對啟蒙哲學的“元批判”，從文化史的角度進行歷史哲學的研究，著重強調各民族、各時代的“獨特精神”，從而在啟蒙運動的文明觀念之外確立新的文化觀念［2］。赫爾德強調文化的多樣性、個體性，強調自己民族文化的價值，試圖擺脫外族文明對德國文化的侵蝕，重新振興德國的文化。根據湯普森的觀點，赫爾德確立了文化的“古典概念”——“文化是發展和提升人類才能的過程，這個過程通過吸收學術與藝術作品而得到推動，并與現時代的進步性有聯系［3］”。

赫爾德之后維多利亞時代輝煌成就的取得，構成了英國中產階級自高自大和自我吹噓的雄厚資本，同時也是當時物質至上主義興起的由頭。阿諾德以文化的名義對英國人沾沾自喜的文明提出了挑戰。他針對英國人對外在機械和物質文明的崇拜，提出文化的內在性，針對英國國民中流行的極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提出文化的普泛性；針對英國人的缺乏靈活性和片面性，提出文化的和諧性［4］。他認為文化具體是指“通過閱讀、觀察、思考等手段，得到世界上所能了解的最優秀的知識和思想，使我們能盡最大的可能接近事物之堅實的規律，從而使我們的行動有根基，不至于那么混亂，使我們能達到比現在更全面的完美境界［5］”。阿諾德的文化觀念受到了德語語境中文化概念的啟發，但他的卓越之處就在于，他不僅超出了“英國式的狹隘”，更超越了德國人把文化作為自我意識和民族認同的手段的做法，使之上升到具有人類普遍性的高度，這正是他的思想對我們來說仍然具有現實意義的原因所在。

之后，阿爾弗萊德·韋伯明確提出“現代性危機的根本原因顯然就在于文明壓倒了文化，人在物質文明大潮中徹底喪失了作為人類存在的自由本質，而變為物的奴隸”。馬爾庫塞認為：“文明反而把感性歸屬于理性，以至前者若要重新確證自身，就得以破壞性或‘蒙昧’的形式表現出來；而理性的專制使得感性貧瘠化、野蠻化［6］。”文化談論著人的尊嚴，而從不關心對人類來說更加具體的尊嚴的地位。

德國社會學家諾貝特·埃利亞斯的主要貢獻在于：他了傳統社會學把“個人”與“社會”截然分開的做法，澄清他們只是人的一體兩面，他在研究中非常注重社會發展各方面的相互聯系和影響，把人和事都看作社會網絡體系中發展著的一部分。他在其著作《文明的進程》曾指出：“一個國家永遠不會有教養過度，但卻容易成為過度文明的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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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典投資理論的非現實性

1.經典投資理論的理論假設

事實上，如果經典理論(指自馬可維茨以來，以完全信息、完全理性、完全競爭市場為基礎的主流投資理論)所依賴的假設成立的話，其邏輯是無可挑剔的，假設對于理論研究的意義不容否認。但假設分為兩種，一種是在放寬假設后，理論的基本邏輯仍然成立，對現實仍然具有解釋力，這種假設是合理的并且是必要的；另一種則不同，如果取消這種假設，則事物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改變，理論解釋不了現實，這種假設是不合理的。以這種假設為基礎的理論會將人們引向對世界的錯誤理解。

經典投資理論所依賴的假設正是第二種。經典投資理論一直是在與現實經驗相抵觸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因此，彼得斯(Peters，1990)稱經典理論為“建立在沙灘上的城堡”。回到現實中，我們發現，如果去除經典理論所依據的一系列假定(如投資者具有無限理性分析與計算能力、信息完全、客觀概率是可知的，從而不確定性可以簡化為風險、投資者對信息的理解是即時的并且是一致的，投資者的決策過程是相互獨立的，等等)，市場的性質就發生了根本改變。這時市場就從線性變成了非線性，投資者對信息的反應在各個時期就會出現不一致，價格調整會出現滯后，價格對信息的反應會出現過度或不足，風險與收益之間的線性關系將不存在，系統性的誤差可能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存在，并且由于現實中投資者可能不斷地犯新錯誤(這是因為人們在新的不確定性面前，永遠都是“無知”的)，從而使系統性誤差長期存在成為可能。總之，市場價格由需求與供給共同決定，依賴這一系列假設的經典理論對市場買進與賣出力量的分析與現實格格不入。

這里有一個生動的例子。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在1993年底成立的時候，夏普稱贊其為世界上學術水平最高的金融機構，因為它的研究人員隊伍中有兩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orton和Scholes)，還有25名博士。四年多以后，它破產了。事后夏普用LTCM失敗的例子來說明市場的有效性。他認為，已經發生的這些事情“與我們所講授的內容是非常一致的”，理由是沒有人能獲得40%的年收益率(LTCM曾有過這樣的成績)而不承擔損失大量金錢的風險。

2.有效市場問題

真的是市場的有效性導致了LTCM的失敗嗎?這要看我們如何給有效市場下定義。如果把有效市場定義為沒有人能長期獲得超額利潤而不承擔風險，那么夏普對LTCM破產所發表的意見就沒錯。但根據最初的定義，有效市場是指市場價格時刻都是企業“內在價值”的無偏估計(這正是篤信經典投資理論的學者們心中的有效市場，也只有這種定義才能將資本市場的有效性與帕累托效率聯系起來)。

LTCM的投資分析家們正是認為市場在短期內可能存在價格偏離價值的現象，但長期內不會存在這種現象，即他們相信價格變化是收斂的而不是發散的，價格最終將向價值收斂。他們顯然相信套利機會是可以計算的，只要市場出現了他們所認為的價格偏離價值的現象，利潤就是確定的。但是，1998年8月21日，災難來了，美國國庫券價格出現了他們不能理解的“反常”波動，價格沒有向他們所認為的價值回歸。面對價格的“反常”波動，LTCM的操作員們目瞪口呆，當天他們損失了5億美元。由此我們明白，是其對市場的錯誤理解(他們的資產價格模型是以線性市場為基礎的，即他們相信市場收益率是正態分布的，考慮的是大量的“小變化”，他們沒有考慮突發事件對資產價格的巨大影響，不理解市場對信息過分反應的可能性及后果)以及錯誤的操作策略(過高的杠桿比率，不顧風險)導致其失敗而不是什么市場的有效性導致了這一結果。LTCM的損失源于國債價格“反常”的劇烈波動。對于國債交易而言，價格向價值收斂是可能的，但需要的時間卻不是LTCM的分析家們所能預測的。這里的關鍵是，在無窮的不確定性面前，企業的“價值”如何確定呢?

3.不確定性問題

人們生活在一個未來不確定的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發生在歷史時間中，而時間是不可逆的，一旦把決定付諸行動，事情往往就會朝著始料未及的方向發展。所以，對歷史時間中無窮盡經濟活動過程的高度概括就是：未來是不可確知的，經濟體系中充滿著不確定性。

在經典世界中，由于投資者對信息的理解是完全正確的，因此，風險與收益具有線性的均衡關系。如果這種關系得不到滿足，市場將發生調整，直到這種線性關系得到滿足，如CAPM是關于收益率—股票與市場協方差的線性關系模型，APT是關于收益率—因素敏感性的線性關系模型等。

而現實的情況是，信息是不完全的，投資者無法知道未來世界的全部可能狀態，各種狀態發生的概率更是不可知的，從而投資者實際上不能對企業價值作出無偏估計。在不確定性面前，真正的理性預期是無法實現的。此外，投資者的理性計算能力是有限的，投資者不能完全正確理解信息的全部內涵，即使能夠也是需要時間的，因此，價格的調整不可能是瞬間完成的。現實市場上投資者對信息的反應機制是非線性的，特別是如果投資者的決策存在外部性，即獨立決策的假設不成立，這時投資者有可能忽略自己的私人信息而追隨他人，這種情況下價格變化就可能存在一種正反饋效應，可以在一定程度內自我強化，從而使得價格在某些時候具有一定的可預測性。但如果認為價格具有可靠的可預測性，則顯然是錯誤的。有時趨勢是明顯的，有時則毫無方向。趨勢是可能存在的，但卻不是確定的，沒有人能夠用一個統一的模型將價格現象的復雜性全部包括進來。

4.完全理性問題

市場受信念的驅動，基于“真實價值”的“理性投資”也不過是市場信念的一種罷了。如果絕大多數市場參與者相信這種信念，并且企業的真實價值的確有可能計算出來，則市場可能變得有些像經典理論所描述的那樣。問題是，面對信息不完全與不確定性，投資者真的會以這種方式行事嗎?生存法則允許他們這樣做嗎?投資者都是理性的，他們總在既定的條件下謀求自己能夠察覺的最好選擇。投資者的差異在于知識、信息與理性計算能力的不同，現實市場中的投資者近似于一種連續分布，而不是“理性—非理性”這種兩點分布，也就是說，人都是理性的，但不是經典學派所假定的完全理性。

二、金融投資學的新發展

經典理論的非現實性不言而喻，其根源就在于它所依賴的完全信息與完全理性假設。面對這種非現實性，學者們有不同的反應。一些人致力于完善經典理論，放寬某些假設條件，使它能更好地解釋現實，Lintner、Ross、Famma、Stiglitz及Malkiel等許多人都在這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而另外一些金融學家則認識到經典投資理論與現實投資市場是兩個世界，中間有一堵永遠無法拆除的墻。如果要解釋現實，人們需要全新的理論，而不是對原理論放寬假設條件。近年來，實驗經濟學、非線性經濟學、混沌經濟學、進化博弈論等新理論的發展以及心理學在決策行為方面的研究在相當程度上拆除了經典理論所依賴的兩塊基石：完全理性與完全信息。這些學說的發展促使人們對金融市場作重新思考，行為金融學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展起來的。

經典博弈論是對傳統微觀經濟理論的一種改進，它加入了個體之間的相互影響，而不是像傳統微觀經濟學假定個體之間是相互獨立的。但它仍然以完全理性及完全信息為基礎(后來發展到對非完全信息情形的分析)。而進化博弈論則是對經典博弈理論的改進，它拋棄了完全理性與完全信息假設，從現實出發，提出了許多解釋人的行為的模型，對解釋投資者行為有重要的啟示。對完全理性與完全信息假設的放棄即意味著對經典投資理論的放棄，因為這是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一條直接與現實相連接的道路。

實驗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界試圖突破新古典框架的另一種嘗試，它通過設計一些可控制的實驗程序來研究人的經濟行為，實際上也是為了說明人的復雜性，拋棄完全理性假設。行為金融學的發展與心理學的進步分不開，心理學對人的決策行為的研究啟發了金融學家們，加之現實市場出現的許多經典理論不能解釋的“異象”，行為金融學得到了學者們的重視。

篇8

內容摘要：軌道交通的布置改善了城市周邊房地產投資并促進了附近房地產價值的上漲。文章引用行為經濟學中典型的非理性特點，從開發商角度解釋軌道交通布置如何影響其決策過程。從新的角度詳細闡述了非理性因素如何影響開發商決策和進行市場預測，為開發商投資決策提供了更接近實際的建設性建議。

關鍵詞：行為經濟學 軌道交通 房地產 市場預測 有限理性

博弈論和微觀經濟學中分析人的行為是建立在完全理性的基礎上，以邊際效應最大化作為決策依據。用這一理論去解釋房地產市場主體行為時，缺乏對微觀個體開發商從心理活動以及投資決策的深層次分析和解釋。因開發商是具有有限信息和加工能力及對問題洞察能力的有限理性的決策者。本文將人類決策分為市場預測和方案選擇兩個連續的心理過程。從這兩個心理過程分析存在的行為經濟學中的盲點，為解釋其行為和其投資決策提供參考。

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城市軌道的建設提高了沿線土地價值，使城市的房地產分布出現了新的格局。在利益誘導下，開發商開始把資本投入到軌道交通周邊房地產市場的開發中；購房者也因軌道交通給出行和工作帶來很大的便利性，趨向于在鄰近軌道交通周邊購置物業。

因此，軌道交通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房地產的布局，并且使軌道附近的土地成為開發商爭相開發的對象。新興都市軌道交通的發展和布局給開發商帶來巨大商機和投資機會的同時也蘊藏著潛在危機。

非理性心理對市場預測和方案選擇的影響

（一）啟發式偏向與過度自信產生的市場預測偏差

在對房地產市場進行分析預測時，開發商面臨著政策性導向、輿論和群體壓力等基于不完全信息做出的非理性選擇。軌道交通成為近幾年房地產開發的新鮮元素，交通便利成為房地產開發商考慮的首選因素，容易造成開發商分析市場時過度地把大量資本投資在交通便利的軌道附近。研究表明“軌道交通對房價的影響程度和到城市核心區距離成反比”，開發商慣于用過去經驗和得到的數據統計分析對投資風險和效用進行估計。處理信息時由于自己素養、個人能力、知識水平、先入為主等假定目標的影響，很難做出符合客觀實際的決策。因而要綜合考慮物業功能等因素，不以偏概全，注意到軌道交通在毗鄰快速交通要道和開發區的高檔住宅區對房地產價格的影響很弱等信息，決策時規避啟發式偏向產生的市場預測偏差。Health和 Tversky認為人們會對在一個自以為經驗豐富又是專家的領域預測時有更多自信，并堅信自己的預測能力。行為金融學領域，DHS模型認為投資者對于自己掌握的私人信息過度自信和偏愛，而對于更加重要的客觀信息反映遲鈍。對于開發商，已有的相應專業知識和經驗，使其有充足的自信形成自己的投資理念。

軌道交通改善了周邊物業的可達性，交通便利為房地產消費者帶來出行時間的充足保障，從規劃階段就吸引著大量開發商的注意力。開發商過度夸大和迷戀軌道交通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就會忽略一些更為重要的公開信息，如軌道交通影響的時效性等。根據固有經驗估計軌道交通帶給開發商豐厚的利潤和潛在利益，憑借經驗和以往數據分析得出投資效益的可觀性，對市場做出不切合實際的反饋信息，使軌道交通附近土地價格過度提高；土地價格的過度提高又給開發商以錯誤的驗證信息，堅信其投資選擇的正確性，從而吸引更多的投資者到軌道交通附近開發，拉動了新一輪開發成本的提高，形成惡性循環。 行為經濟學中的“預期理論”認為，人們獲得和損失是相對于“參照點”而言的，在房地產市場指對房價的期望。如軌道交通附近的房價一直上漲，目前以低成本購買或開發，則期末漲高的房價就是“獲得”，否則即為“損失”。因此，在長期參照點不斷攀升的情況下，軌道交通附近的價格心理預期會越來越高。

（二）軌道交通對開發商決策的影響分析

行為經濟學的前景理論中定義的價值函數其本質是“參照點效應”。即人們對決策方案（如得益或損失，各備擇方案的可能結果分布等）判斷和評價時往往隱含著一定的評價參照標準，即為“參照點”，房地產開發商的參照依賴是在其進行決策時，把最近或者與自己相關的作為下次決策或決定的依據。在開發過程中，軌道交通附近區域是被人們普遍看好的可開發對象。對于從沒有在軌道周圍開發過的開發商，會潛意識里把已經在軌道周圍開發過，并取得的效益作為自己選擇在軌道交通附近投資所得大概收益，而與自己沒有在軌道周圍開發取得的效益做參照，從而做出有必要在軌道交通附近適量開發作為嘗試；而已經有過一次或者幾次在軌道交通附近開發經驗的開發商，會把以前在軌道交通附近開發所得收益作為參照點，“慣性心理”和對自己所取得成就的過度偏愛和過度自信都使開發商對于在軌道交通附近投資的決策有較好的心理預期，傾向于繼續在軌道交通附近進行投資。

在圖1中的S型價值曲線，無論“獲得”還是“損失”區域，曲線的斜率都表現出逐漸減少，即兩個區域的邊際價值都隨其增大而不斷減少。若開發商首次把軌道交通附近開發所得收益X帶來的快樂為U（X），第二次同樣在軌道交通附近開發所得同樣收益X的快樂要遠小于首次的快樂U（X），這就是行為經濟學價值函數敏感性遞減的內涵，用公式表示：2U（X）＞U（2X）。

在圖2中，若每個開發商都有自己的年度預期效益。根據行為經濟學前景理論中的價值理論，圖2中ΔW表示損益相當于W0的差值，價值函數在預期目標（W0）左側是凸函數，體現了開發商無法滿足預期目標時為達到預期目標不惜承擔較大風險的心理態度；在預期目標右側是凹函數，體現了開發商當預期目標可以實現時盡量回避風險的態度。對于開發商決策是否將要在軌道交通附近進行投資，若開發商首次進行軌道交通附近的投資，因為沒有經驗，對投資成功與否沒有把握，按照傳統經濟學的完全理性的觀點，若同一個體在進行決策時對待風險的態度是一樣則無法解釋預期效益對于開發商的影響，也不能更具體的分析軌道交通對于開發商的影響。而從行為經濟學角度分析，開發商的期望效益已經實現時，決策個體傾向于風險規避，表現出損失厭惡的心態，不愿冒險把投資注入沒有實踐經驗的軌道交通附近；相反開發商期望效益還沒有達到時，開發商更偏愛承受風險，把投資放在軌道交通附近。即同一個開發商在不同的情況下（已經達到年度預期效益、未達到年度預期效益）表現出的風險態度是不同的。也就是說，開發商總體表現的是損失厭惡，損失相對于等量的收益帶給開發商的痛苦要大好多；即面對收益，開發商傾向于風險規避；而面對損失時，又表現出極大的風險偏好，其實本質就是損失厭惡的心理特點。開發商無論面對便利軌道交通帶來的收益時風險規避還是面對損失時的風險偏好，最終目的都是為減少損失。

由圖3看出，曲線絕大部分在直線y=x的右下側，絕大部分的決策權重都低于相應的概率。軌道交通能否給開發商帶來如政府媒體所宣傳可觀效益，相對于開發商以往的投資經驗和專業知識，是很不可能的決定因素，故而被賦予了較高權重。開發商會過多重視軌道交通帶給購房者的吸引力，導致在客觀性很強的因素方面考慮相對欠缺。因此，開發商對軌道交通賦予了相對大的權重，做決策時傾向于軌道交通附近地段。尤其在面對可能虧損的前景時，開發商具有風險喜好的心理偏向，極可能對軌道交通附近進行初次投資。軌道交通附近首次給開發商帶來可觀效益，也可認為是市場反饋的在軌道交通附近開發是正確的，更自信偏愛于在軌道交通附近投資，加大軌道交通附近的開發概率。實際上，開發商是有自己的主觀感受和心理情緒的有限理性者，概率大的區域也可能是開發商博弈競爭之地。也就是說，軌道交通附近是大部分開發商博弈對象，某種程度上加大了開發者的風險。這種對于確定性和很可能的事件賦予低權重的心理傾向，導致開發商面對軌道交通可能帶來效益時，表現為風險規避，而面對損失時，表現為風險喜好。

軌道交通對市場有效性影響的行為經濟學解釋

行為經濟學提出的圖4“7C情緒周期”，認為由于信息反應偏差導致的過度自信是典型存在的認知偏差在投資決策中發揮重要作用。現實中一些開發商已經在投資中獲得了可觀的效益，更加自信于已經取得的成果，并深信在便利的軌道交通附近進行投資是相當不錯的選擇；隨著信息的透明度，其他開發商也慢慢從謹慎階段過渡到自信階段，進而向軌道交通周邊開發。大部分開發商都過度受他人影響時，就會形成軌道交通對于房地產市場影響的系統性認知偏差。

投資過程反映開發商的心理變化，會導致在城市軌道交通附近進行房地產開發產生定價偏差，而定價偏差又反過來影響開發商的信心和判斷，形成行為經濟學上的“反饋機制”。加上外界條件的成熟和擴大，極易形成房地產市場上開發商對于軌道交通是否帶來巨額投資收益的系統性偏差。系統性偏差加大開發商對于決策過度自信，惡性循環，造成“羊群效應”。有研究提出弱化羊群效應的策略，但目前這方面的研究不足以分析城市軌道交通可能帶給房地產交易主體的影響。

參考文獻：

1.薛求知，黃佩燕，魯直等.行為經濟學-理論與應用[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2.董志勇.行為經濟學原理[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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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方向陽，暖等.國外城市軌道交通對房地產價值的影響研究[J].熱帶地理，2004

7.顧成彥.房地產市場波動性的行為經濟學解析[J].市場周刊，2006（12）

8.田芳，周栩.行為經濟學在房地產營銷中的應用[J].價值工程，2008（9）

篇9

【關鍵詞】商務談判 語言 技巧

一、語言技巧在商務談判過程中的重要性

商務談判，也就是談判雙方通過語言或者其他溝通方式進行交流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中語言技巧的使用效果往往能夠決定談判成敗。商務談判中語言技巧的重要性，一般體現在下面幾點：

有效處理談判過程中的人際關系。在商務談判的過程中，語言是處理談判雙方人際關系的主要手段，談判雙方都通過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意愿以及訴求，如果雙方的要求方向性一致，那么雙方就可以保持一種較為平和、友善的人際關系；但是當雙方在訴求、希望等方面存在分歧時，由于語言或者其他表達方式的不恰當，就非常容易引起人際關系的裂痕或者損傷。所以說，語言技巧有助于調整談判雙方的人際關系，使其穩固、發展，或者損傷、破裂。

創造良好的談判環境。作為一種高級文科類學科，商務談判同時具有科學性和藝術性的雙重特點，在經濟學上，商務談判協調談判雙方人際關系，協調雙方的利益訴求，使雙方在談判過程中盡量滿足雙方的需要。談判雙方通過理性分析、需求依據和規律、或者進行系統性的分析，來說服對方，表達自己觀點的正確，制定談判的方案以及討論的內容；同時，由于語言環境摻雜了人類的情感、情緒、欲望以及個性因素，商務談判中又不可避免的摻雜了一些非理性的和感性的內容，這有可能使談判陷入僵局，甚至傷害雙方的情感和合作意向。所以說，人們需要不斷地面對和處理各種談判中存在的問題，只有這樣，人們才能在商務談判中不斷地保持理性思維，提出有效地談判籌碼和談判資本，并使談判過程盡可能的存在于輕松、愉快的討論環境中。因為具有這種優雅的藝術性，商務談判過程中都可以使用語言技巧來避免尷尬，或者使談判陷入僵局。

化解矛盾、調節氣氛。商務談判作為利益博弈的承載體，展示著談判雙方的矛盾和統一的關系。正因為此，談判雙方都盡可能的為己方爭取利益的最大化，不管是哪一方，其要求以及愿望實現的程度，都直接或者間接的影響了另一方的利益和要求。加入談判的一方擁有優秀的談判技術和高超的語言技巧，能夠在談判過程中充分表達自身訴求，同時反駁對方的要求。在這個過程中，語言技巧的作用就是避免因為己方的要求導致對方的反感和不配合。

二、商務談判過程中應該注意的語言技巧

在談判雙反開始談判的過程中，雙方大量的使用語言接觸、溝通來進行表達和陳述。雙方具有不同的表達方式以及不同的訴求，同時對于對方談判的要求也會做出不同的反應。每個人都具有語言表達的能力，但并不是每個人都具有高超的表達技巧。在商務談判的過程中，應該重點注意以下幾點：

充分的利用有聲語言以及無聲語言。商務談判不同于一般的溝通和交流，語言中傳遞的涉及到經濟利益，所以雙方交談過程中使用的語言應該格外的謹慎。在談判的過程中，雙方要盡可能的使用具體和準確的詞語，避免使用模糊不清具有歧義或者讓人難以理解的詞語和句子，以求清晰地表達自己的觀點。

顧及談判對手的感受。在進行商務談判的過程中，雙方都必須有意識的給對方充分的尊重，顧及對方的感受，避免詢問或者陳述給對方帶來負面體驗的問題。如果在談判的過程中不能給對手足夠的尊重，那么對手也不會給你相應的尊重。要積極地傾聽談判對手的話語，做到不卑不亢。

多使用平穩和積極情感的詞語。眾所周知，積極地充滿了良性信息的詞語能夠帶給人積極地感受。所以說，如果在商務談判中注重給對方使用積極地充滿了正面力量的詞語，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能夠給對方造成一種認同感，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活躍整個談判過程的氣氛。這樣就能夠在輕松愉快地過程中將商務工作進行洽談和協商，也更有可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簽訂談判協議。

充滿感彩。商務談判中，語言表達應注入感情因素，以情感人，以柔克剛；談判桌上的勸說，不僅意味著曉之以理，還意味著動之以情。有時候在說理不通的情況下，可先從情感上打動對方，人區別于其它動物的最大特征就是人的感性。這就要求談判人員在談判中要注意使用富有感彩的語言，并通過眼神的交流、面部的表情、聲調語言來打動對方、增進雙方情感的交流，促使談判成功。

注重語速、語量、音高。在于對方開展談判的過程中，談判一方語言的速度、音高都包含了豐富的信息，能夠給對方帶來不同的感受。一般來說，在商務談判的過程中，談判雙方應該保持中速語速和適當的音高，避免聲音過高或者過低。聲音過高，容易給人一種居高臨下的感覺，聲音過低，會讓對方感覺到談判對手沒有自信。語言的高低充分顯示了談判人的個性和態度，充分的利用好語言的這些特質，能夠較好的在談判過程中為自己掌握主動權。使得談判對手更加能夠感受到對方的語言魅力，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對手的評價。

總起來說，商務談判是一種高級的智力以及才華的競爭和展示，語言中所包含的謀略和博弈都充滿了藝術性和科學性。商務談判作為談判雙方意愿和要求的展示工具，談判者必須掌握好它的特質，從而在商務談判的過程中掌握主動，為本方爭取到更多的經濟利益和其他效益，使得談判技巧真正為我所用，同時使自身的語言技能得到更加有效地提升。

參考文獻：

[1]李智.現代商務談判技法[J].合作經濟與科技，2005.

[2]神龍.商務談判的語言技巧[J].沿海企業與科技，2004.

篇10

[關鍵詞]交易性金融資產；金融資產準則；功利人性

金融資產準則對交易性金融資產的核算引入了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從金融資產準則對交易性金融資產核算的相應規定可以看到，準則在引入這一計量屬性后，交易性金融資產的賬務核算就是籠罩在功利人性色彩下的核算。

孔子在《論語?里仁》的說“君子喻為義，小人喻于利”是對功利人性跨越歷史性的總結。中國傳統文化看來，談“利”似乎是違背君子之道的。然而從深層次的人性上說，不含功利的人性幾乎是不存在的。功利是人性的一種本能反應。王海明在《新倫理學》中將人性定位為人的屬性，認為把人性攤開來講，功利性不可能從人的屬性中剔除。企業作為投資人雖不能做一般意義上的“人”的等同理解，可是投資行為的背后是人的意志和思想，既然人在企業投資行為中起決定作用，人的功利屬性就在所難免的存在于經濟業務活動的全過程，會計核算就不能不有所反映，所以金融資產準則對交易性金融資產內容的核算規定必然離不開功利色彩。

一、交易性金融資產取得時對稅費的處理規定：計入投資收益

金融資產準則對稅費的處理規定，在交易性金融資產這里是一個例外。

(1)從賬戶命名上來看交易性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資產，交易目的是為了獲取交易帶來的收益，但稅費的產生卻直接影響到投資人對收益的預期。人性的功利本質在于要通過投資行為獲利，可是稅費的出現卻妨礙了這一理想的部分實現。在不想長期持有又想獲利的情況下，投資人必須迫使自己做到先保證稅費的補償，其次才能是獲利。中長期的金融資產雖也有獲利的壓力，但是時間上有回旋的余地，在功利心的體現上就有所收斂。時間上的從容，使得中長期金融資產不需要在當下的核算上表現得過于急迫。泰戈爾說過‘過于功利的人生就像是把無柄的刀子’，既然這樣，就不需要握得那么緊。溫和的人性思考“拯救”了金融資產會計準則對中長期投資的稅費處理規定――稅費計入了投資成本。這意味著中長期金融資產投資在處置時才一并核算投資收益，稅費對損益的影響滯后。

(2)從人性本能反應看來，稅費的實質就是投資的損失。悲觀去看，稅費的發生就是對投資正收益的侵蝕。因為，稅費的存在成為了投資人短時間內想獲利必須跨越的門檻，或者說投資人還沒開始在資本市場做收益博弈，未來生死尚未卜時已是負收益了。費爾巴哈在他的人本主義哲學中指出“人是以感性為基礎的感性和理性的統一體。人首先是有感性，然后才有理性”。所以，金融資產會計準則將交易性金融資產的稅費直接計入投資收益的借方，視為投資損失看待的規定，符合“人”的感性感受，更符合“人”的理性思考。

二、從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的核算中看金融資產會計準則對功利人性的認可與遷就

交易性金融資產引入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是新會計準則的一大亮點之一，也是會計人在這一屬性規范下，對交易性金融資產的內容核算進行把握的難點。

(1)從橫向對比來看對公允價值變動的核算。在金融資產準則中，除過將交易性金融資產對公允價值變動計入了當期損益外，其他中長期金融資產則是計入“資本公積一其他資本公積”核算，歸屬于了所有者該享有的權益，但卻并沒有急于計人當期利潤。后者的處理，使得資產在處置時由“資本公積一其他資本公積”結轉為“投資收益”時才計入當期損益，在時間上將公允價值變動給企業帶來的資產價值變化影響結果做了后延。然而對于交易性金融資產而言，這種公允價值變動帶來的資產價值變化，在賬務處理時計入“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賬中核算，直接計入了當期損益。因此，對比準則下的其他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資產其公允價值變動在對企業利潤的影響時間上提前了很多。

(2)對上述(1)的原因考慮上，可以這樣認為：①交易性金融資產的投資人在投資心理上更看重投資結果對自己損益的影響。出于短期獲利的目的壓力，“利”對其是首當其沖的要害考量。功利人性在這里開始起作用，使得核算體現出金融資產會計準則對功利人性的認可與遷就。②損益時間上的迫切確認是功利人性的內在要求。因為短視往往是功利人性在投資業務中的內在常態表現，短視是功利的伴生要素。既然追求短期利益，短時間就要體現結果，就只能是在價值變動當期就要確認損益的。所以，看重當下，不側重做長遠打算是交易性金融資產的特點。也就是說，交易性金融資產有其自身的特點和投資目的下的規律，功利人性的存在使金融資產會計準則在規定其業務核算時就得遵循它自身的規律。

三、交易性金融資產處置時的損益結轉是功利人性在其會計核算上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