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經濟發展的總體趨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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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一帶一路” 四川 貿易 格局

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四川省對外貿易迅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在“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內陸地區經濟貿易發展的步伐加快，更為四川貿易新格局，提供了極佳的機遇。

一、“一帶一路”戰略

絲綢之路是西漢時期張騫出使西域所開辟的貫通亞、非和歐大陸并連接沿線各國的陸上商業貿易路線，是古代東方與西方之間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交流的主要道路。“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指的是主席2013年提出的國家級頂層戰略。“一帶一路”戰略旨在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全方位推動沿線區域經濟的發展，形成了我國對外開放的新格局。對于西部地區而言，“一帶一路”戰略使得西部成為了開放的前沿，四川省作為西部經濟發展的核心地區，“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為其帶來了機遇。“一帶一路”戰略使得上下游產業鏈協同布局，“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對四川省的發展定位是打造內陸開放型經濟高地，四川省應充分把握難得的歷史機遇，根植于區域經濟發展特色項目，不斷地拓展內陸開放度。

二、四川貿易格局現狀

（一）產業結構變動

以2011到2015年數據為例（由于2016年統計數據尚未公布，因此以截止到2015年的最新數據為分析依據），四川省地區生產總值呈逐年增長趨勢，但是受到濟下行的壓力，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呈逐年下降趨勢，2012年的增長率為13。53%，而到2015年則下降至5.31%。在產業結構方面，第一產業比重較低，且增長速度較緩；第二產業比重占比較高，但是增長幅度逐年降低，尤其到了2015年，受經濟大環境的影響，呈負增長現象；第三產業無論從增加值還是比重上都呈上升趨勢，并保持了15%到18%左右的增幅。2011年四川省第一、二、三產業占比為14.19%、52.45%、33.36%，而到2015年時，四川省第一、二、三產業占比變化為12.24%、44.08%、43.68%。

（二）貿易規模變化

2011年至2014年，四川省貿易無論是進口總額還是出口總額都呈現穩定增長的趨勢，但是在2015年四川省貿易進口和出口總額出現了雙降現象，這是一種比較少見的現象，影響四川省貿易發展的因素主要為以下幾點：第一，全球經濟總體低迷，國際貿易的規模萎縮，導致了出口總額降低；第二，大宗商品的價格下跌，使得四川省進口總額隨著成本的降低而降低。雖然四川省對外貿易在2015年整體形勢不佳，特別是成都市外貿下滑，但是也存在著一些逆勢增長情況，例如除成都以外的廣安、宜賓、涼山、雅安等地區貿易質量有了改善。在外需持續低迷的大環境下，四川省對外貿易的發展面臨著諸多困難。但是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推動，四川外貿發展將得到一系列的政策的支持，仍存在著機遇和發展空間。

（三）貿易區域分布

四川省的貿易分布以成都為主，成都市一地的進出口總額約占全省貿易總量的80%，①而其他城市和地區，除了德陽市、綿陽市、樂山市和廣安市有一定數量的進出口貿易外，其他城市和地區貿易發展十分緩慢。而從外資的引進來看，同樣也是較集中于成都市及周邊地區，一些相對偏遠的城市和地區無論在利用外資、引進人才還是發展貿易上，都處于劣勢。總的來說，四川省的貿易分布十分不均衡。

（四）貿易環境

2016年四川省出口總額按商品類別劃分，農產品占比為2%，機電產品占比為65.6%，商新技術產品占比為45.5%，四川是我國的農業大省，縣域經濟在全省經濟中占比重較大，對于貿易產業，農產品僅占極少份額，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了四川貿易布局的不均衡。此外，四川省2016年全省出口總額按企業性質劃分，國有企業占比為11.9%，外商投資企業占比為46.2%。其他企業占比為41.9%。②從數據上可以看出四川省出口貿易是由外商投資企業主導，對于外資的依賴程度較高，本土企業相對來說貿易能力較弱。

三、“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四川貿易的發展策略

（一）優化升級產業

“一帶一路”沿線的主要國家和地區以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為主，這些國家中大多數城鎮化建設程度不高，因此，在基建設施和工程方面需求量較大，而這一需求，為我國一些具有優勢的制造行業提供了機遇。對于四川省而言，有著一批研發能力較強，競爭優勢較為明顯的裝備制造企業，應充分把握“一帶一路”沿線產業互補的格局，優化升級優勢產業，加強研發，提高市場競爭能力。同時，四川省可以借助“一帶一路”建設，使用利好政策，吸引投資者，幫助地方項目進行營銷和戰略規劃。

（二）穩定的環境建設

穩定的環境建設包括生態環境和政治環境。生態環境指的是走綠色和低碳的可持續經濟發展道路。由于四川省地處西部地區，資源環境約束較大，在發展中應充分利用信息化和先進技術，構建可持續的增長動力。政治環境指的是在發展的過程中與沿線國家的政策溝通。“一帶一路”參與合作的國家眾多，同時也與部分國家形成戰略競爭關系，因此，在發展的過程中應處理好政治互信、領土爭議、外交關系等多方面的阻礙。

（三）推動區域經濟結構調整

四川省具有得天獨厚的地域優勢，豐富的旅游和文化資源，眾多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如峨眉山、樂山大佛、九寨溝等從多景點均為國內外知名景點，每年游客絡繹不絕。在“一帶一路”戰略的背景下，可以推動區域內的旅游產業的發展，培育高知名度的景區景點，從而調整區域經濟結構推動產業結構升級。

（四）創新四川省對外開放機制

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應鼓勵政府、企業和各類監管部門主動學習國際規則和慣例，在金融服務和貿易投資等方面創新實踐，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建立公平、公正、透明的投資環境，提高全省經濟對外開放水平，鼓勵社會資本參與項目中，從而促進四川省經濟發展。

綜上所述，四川省雖處于內陸地區，貿易發展仍有很大的發展潛力，“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將會對四川省與沿線國家貿易的往來起到促進作用，為四川省貿易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及時調整全省的對外貿易發展策略，從而實現四川省貿易對全省經濟甚至全國經濟的增長貢獻。

注釋：①數據來源：四川省統計局四川統計年鑒。

②數據來源：四川省商務廳對外貿易統計資料（2016年1-12月）。

（作者單位為成都師范學院）

參考文獻

[1] 周凌云.試論“一帶一路”對西部地區發展的機遇及挑戰[J].經濟觀察，2016

（7）：24.

[2] 吳曉琴.基于“一帶一路”戰略的四川省生態經濟發展研究[J].商場現代化，2015（30）：109-110.

[3] 江佳慧.“一帶一路”戰略下四川省發展的機遇與挑戰[J].商場現代化，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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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全民健身活動；設施；投資；研究。

1 概述。

體育健身設施是全民健身活動的物質基礎，是能否貫徹落實《全民健身計劃綱要》的基本保障，體育健身設施的投資資金則能影響到健身設施的數量、質量，從而直接影響到全民健身活動的開展。

從現有參考文獻資料來看，尚未見有對全民健身設施資金投入進行系統研究和我國全民健身設施投資資金的相關報道，我們擬對全國全民健身設資金投入進行多年的整體的動態研究，以期發現其變化的規律，為進一步促進全民健身設施的發展提供有價值的參考意見。

2 研究對象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參考文獻資料查閱的方法，數理統計法，邏輯分析法并通過自己的一些訪談，相互分析比較，得出結論。

數據來源于《體育事業統計年鑒》。

3 研究分析討論。

3.1 不同地區資金投資比較分析。

我們按照全國經濟發展的地區分類，將全國分為東、中、西三個地區進行研究；根據全國東、中部、西部地區投資資金總量表我們覺得出現中西部地區增長率大于懂不地區的情況可能是東部地區投資資金的總量基數較大（2002 年投資量） 因而中西部有較大的發展空間。東部資金投入明顯要超過中部西部（除2007 年外）而且這種差異有日趨擴大之勢。只有全面、均衡和協調發展的全民健身活動，才能真正實現群眾體育與國民經濟和社會事業的協調發展，才能全面提高中華民族的整體體質與健康水平。所以，弄清全民健身活動發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提出促進全民健身活動協調發展的對策，這對于全面實現《全民健身計劃綱要》總體目標有著積極意義。

政府已經開始重視縮小東部和中部西部的差距，對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投資加大，但是西部經濟實力薄弱是全民健身活動發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經濟不僅是社會發展的基礎，也是全民健身活動發展的基礎。健身活動的發展的好與壞，歸根到底取決于經濟發展水平，取決于經濟發展帶來的個人經濟狀況以及由此引發的人的觀念和行為方式的變化。經濟對全民健身活動發展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對體育事業經費投入、以及人們的體育消費水平等方面。加強宣傳，為全民健身活動創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加強西部地區經濟建設，提高經濟實力，為促進全民健身協調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3.2 不同級別投資資金的比較。

根據東部國省地縣投入資金增長比例表（以2002 年為標準數）反映出我國東部地區各個投資的投資金額，可以看出省投入的增長比例比較大，尤其是2006- 2007 年的增長幅度較大，中部地區2002- 2003 年國家投資呈現猛增趨勢，縣級投入也在這段時間內出現異常的增加，其原因不是很明確。往后的2004- 2007 年國家投資比較均衡。根據西部地區國省地縣投入的增長比例表反映出西部地區由于經濟發展速度等關系，總量比中部，東部低，但是轉化成標準數來看發展還是比較平緩的2006- 2007 年呈現了大幅上漲的趨勢，無論是國家投入，還是省投入等，都有大幅度增加。根據東、中、西部國家投入資金增長比例表我們可以看出，中部地區在2002- 2003 年國家投入比較大，其余年份還沒呈現大投入的情況，東部地區由于地方經濟比較發達，所以國家相應的投入較少，沒有大的起伏。2006 年以前國家對西部的投資還是比較穩定的，但是2007 年突然猛增可能與國家出臺的相關政策有關。根據東、中、西部省投入資金增長比例表我們得出，中部地區省投入雖然速度緩慢，但還是呈逐漸上揚的趨勢、西部地區和東部地區在2006- 2007 年都有較大幅度的上揚，尤其西部最明顯，原因可能是由于國家投入力度加強而帶動省投入的增加。東部地區由于奧運場館和全運會場館的建設，所以省投入力度也相對加強。根據東中西部地級投入資金增長比例表我們可以看出2002- 06 年東中西部地級市投資變化幅度不是很大，而2006- 2007年西部地級投入加大，可能是由于國家投入和省投入的拉動，有了質的飛躍。2006- 2007 年中部東部較前幾年沒有質的變化。根據東中西部縣投入資金增長比例表中我們可以看出2002- 2003 年中部地區縣級投入大幅上揚，相反東部，西部卻成為下降趨勢。2004- 2005 年中部和東部都有所回落，回到與2002 年差不多的水平，而后兩年又呈現上漲趨勢；西部地區由于國家，省，地級投入的帶動，縣級投資也有上漲。

西部之所以在2006- 2007 年的投資金額的漲幅較大，其主要原因主要還是國家政策的導向作用，還有西部地區省政府堅決貫徹落實國家頒布的《全民健身條例》，得到西部人民的廣泛擁護。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4.1.1 2002- 2005 年全國投資資金總額下降，2006、2007 年漲幅較大；4.1.2 2002- 2007 年中部地區投資資金總量呈劇烈波動增長狀態；4.1.3 西部地區由于經濟發展速度等關系，總量比中部，東部地區低，但轉化成標準數來看發展還是比較平緩的，2006- 2007 年呈現了大幅上漲的趨勢；4.1.4 東部地區投資資金的總量較大，所以投資資金的漲幅不會太大，中部和西部地區投資資金的總量基數較小，所以發展空間較大；4.1.5 東部地區投資發展的趨勢引領全國投資資金的發展趨勢。

4.2 全民健身活動設施投資的建議。

4.2.1 應采用多種形式、多種渠道進行全民健身意識宣傳。早在20世紀80 年代美國就己經專門成立了“健身和體育總結委員會”，并在50 個州建立分支機構，旨在喚起民眾重視體育活動的重要性，因為我們要加強包括圖畫類的各種宣傳，從而提升大家健身的意識，讓居民從根本上認識鍛煉的重要性。4.2.2 鄉鎮文體站，農民體育是全民健身發展的一大難點。能否解決好農民體育，是實現全民健身計劃的關鍵。

地方政府應加大宣傳力度，鼓勵群眾積極參與體育。把現代體育比賽形式與古代遺風結合起來，積極地進行加工、改良，創新，摒棄其中的封建迷信色彩，賦予新的時代精神。以鄉鎮文體站為支點，以小康建設為載體，促進農村體育發展。4.2.3 成立專門管理機構，制定相關法規政策。最大限度的在保證健身消費者權利的基礎上，制定《教練員從業資格管理辦法》、《行業人員管理崗位管理條例》等相關法規。組織專門人員對商業健身俱樂部的發展進行宏觀指導和管理，對其經營過程進行監督。4.2.4 提供多樣化的健身服務項目。將休閑娛樂和健身鍛煉結合起來，多開發趣味性和少年兒童特色的體育健身項目，使更多的人參與健身鍛煉。不追求大而全的服務項目，發展“經營體育型”多功能大眾化體育市場。

針對我國全民健身運動底子薄、場地少、器材缺乏的現狀建議：一切可供體育鍛煉的公共場所，包括公園、名勝、江河湖海，以及學校、機關、企業的體育場地均應向群眾免費開放或低收費。

參考文獻。

[1]謝亞龍等。中國群眾體育現狀調查與研究[M].北京：北京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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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挖掘區域文化特色，樹立品牌

研究一個地方的經濟，需要對該地方的文化進行研究。通過挖掘區域文化的深層內涵，對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深層的理論基礎。當我們從地理空間的角度來審視特定區域的文化傳統，就會發現特定文化區中的群體性格特征大體相同。我們所感知的這種大體相同的群體性格特征就是區域文化性格。“區域文化性格，就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區域中的絕大多數人所共同具有的帶傾向性的、穩定的心理特征。”與文化傳統相比，區域文化性格是一種更深層次的歷史積淀，它反映特定文化區域中的人們普遍性的、穩定的心理趨勢和價值取向，構成該群體區別于其他文化區群體的鮮明特征。它形成于一定的區域文化傳統背景之中，與特定的文化區緊密相連，同時受到地理環境、經濟結構、政治制度和外來文化傳播的影響。在區域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各種“經濟體系總是沉浸于文化環境的大海中。在這種文化環境中，每個人都遵守自己所屬群體的規則、習俗和行為模式。” 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區域文化特色，并對其經濟發展發揮著重要的影響作用。由于區域文化具有強大慣性，促進了區域經濟也有傳統習俗回歸的沖動，這種文化慣性對經濟有其積極作用。

浙中經濟的典型城市義烏，是義烏人從“雞毛換糖”的貨郎擔開始走街串巷，發展成今天的國際小商品博覽會、“華夏第一市”，憑借的是逐利而生的“雞毛換糖”文化；今天的“中國科技五金城”永康市，尋找根源我們可以發現，永康人在古代就善于鑄造兵器、大鼎等，永康人在常人的印象中就是肩挑行擔奔走四方的打鐵師傅，專門為人打酒壺、餐具等生活用品，因此就是永康人的這種精神文化鑄造了今天的“中國科技五金城”……所有這些區域經濟的發展，都有其深厚的文化淵源。

區域文化影響著勞動者的素質和觀念，創造獨特的氛圍，從而引導區域經濟的良性發展。一個區域的經濟發展，不能模仿他人的模式，只有研究該區域的文化底蘊，才能真正發展該區域的經濟。因為一個市場、一種產品可以模仿，但是一個區域的“性格”及人的精神文化是沒法模仿的。

二、挖掘區域地理特色，樹立品牌

區域的地理特色要從他的地理位置、交通運輸條件及自然資源方面考慮。

1. 地理位置，尤其是體現被研究對象與周圍具有經濟意義的事物的空間關系的經濟地理位置，是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因子之一。例如天津和秦皇島均是港口城市，就港口自然條件而言，天津易淤，冬季結冰，港口條件比不上秦皇島，但天津的地理位置比秦皇島要優越得多，它不僅是海河的出海口，以農業發達的華北平原作為腹地和經濟依托，還是北京距海最近的地方，故歷史上北京定都以后，天津即得以興起和發展。而秦皇島雖然港口條件好，但因地理位置較差的原因，僅在開灤煤礦開采后，才作為煤的輸出港而發展起來。

2. 地理位置與交通運輸條件是密切相關的。從世界范圍看，新加坡是得益于良好的交通運輸條件而發展起來的典型城市之一。由于它地處世界航運要道――馬六甲海峽――的東端，它已發展成為世界著名的集裝箱運輸港口及轉口貿易中心。從我國國內區域經濟情況看，沿海地區由于地理位置比較優越，交通運輸便利，尤其是適應對外開放與國際貿易發展需要的海運條件非常便利，因此，沿海地區經濟發展速度較快。至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在地理位置和交通運輸條件等方面普遍不及東部沿海地區，因而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比較緩慢。

3. 自然資源是指在一定時間、技術條件下能產生經濟價值并提高人類當前和未來福利的自然環境因素和條件。自然資源包括礦產資源、水資源、森林資源等。自然資源的稟賦狀況，是富有還是貧乏，對經濟發展速度和水平起著重要的影響作用。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并能充分加以利用的地區，一般比較容易地成為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西亞的海灣國家能夠成為世界較富有的地區，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該地擁有大量的石油資源。我國西部廣大地區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如煤、石油等，這將在一定程度上促進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并有可能成為縮小東西部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的物質基礎。但我們同時也要看到，水資源的嚴重不足，可能會深深制約西部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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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一帶一路”；比較優勢；經濟發展

一、內蒙古經濟發展現狀

近十幾年的國內生產指標2015年的GDP比2000的高11倍以上。近兩年的發展趨勢比較平穩，2015年的GDP按可比價格計算比起2014年的增長7.8%，2016年則是7.7%以上。從表格1中可以發現經濟發展的主力軍仍然是第二產業。經濟年的數據表明第二產業的比重占GDP的比重達到的54%以上，第一產業的比重快速下滑從2000年的22.8%到2013年的9.5%，每年都在以一定的比率在下滑。第三a業的比重從低到高，有下滑，但是總體上是穩定的。那么，對于內蒙古今后的發展趨勢也是和西方發達國家的道路一樣，第三產業占主導地位，然后依次是第二、第一產業經濟。

二、“一帶一路”背景下的內蒙古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

（一）歷史淵源

在中國歷史上絲綢之路是從漢朝時期開始了，古代時期的絲綢之路是從長安出發也就是現在西安，經河西走廊、玉門關、陽關、敦煌，通往西域。北邊的線路可以到達理海，即今天的俄羅斯、伊朗和哈薩克斯坦的交界處。與此同時在漢武帝時期開辟的海上絲綢之路，從廣東開始，最遠能達到印度半島南端。

（二）區位條件優越

內蒙古位于中國的北部，橫跨中國東北、華北、西北三大地區，接鄰八個省區是中國鄰省最多的省級行政區之一，并且蒙古國和俄羅斯兩國接壤，有19個對外開放的口岸。對于其他的省市來說內蒙古有區位的優勢條件，在對蒙古俄羅斯兩國的區域位置上占到優勢的地位，在我國的城市群中里京津翼、環渤海城市群的距離較為近，在這些地方出口貿易時可以通過草原絲綢之路來進行貿易。內蒙古也對內外經濟貿易有輻射和帶動作用。

（三）資源稟賦

內蒙古位于國家的北部地區，其資源稟賦就相比其他的省市要有很大的優勢，內蒙古的包頭盛產稀土，風能，電能都提供給全國各省市。能源的生產總量每年都有大幅度的提高，能源中占的比重最高的是原煤的比重，然后以此是天然氣、水電核電和其他能發電、原油的比重。

對于能源出口來說可以通過“中蒙俄經濟走廊”建立歐亞大陸橋，可以節約時間，資金。

（四）經濟互補優勢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內蒙古的經濟額快速發展起來，在十之前的內蒙古經濟排名在中上等的位置每年都以百分之十幾的速度快速發展。內蒙古的發展有目共睹。

雖然說中國、蒙古國、俄羅斯三國屬于發展中國家，但是實際的發展內涵都不同，在國際上“中蒙俄經濟走廊”，內蒙古與蒙古國俄羅斯兩國的貿易可以起到經濟互補的優勢。

三、“一帶一路”背景下的內蒙古的機遇與挑戰

（一）在對外開放方面的機遇與挑戰

內蒙古也具有人文優勢，2014年據統計內蒙古有458萬蒙古族，蒙古國有28萬，俄羅斯有90萬蒙古族人，內蒙古呼倫貝爾地區也居住著俄羅斯民族。建立“中蒙俄經濟走廊”也是大力拖動三國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的活動。

內蒙古與蒙古國和俄羅斯的之間的合作主要表現在，貿易、能源、交通、投資。旅游等方面。

建設歐亞之路，之前蒙古國的大學的校長也提出過建設從阿拉善通過蒙古國的鐵路在到達內蒙古的呼倫貝爾地區，這樣對內蒙古地區的人來書會節省很大的時間，精力。

加強鐵路、公路等互聯互通建設，推進通關和運輸便利化，促進國境運輸合作。“中蒙俄經濟走量”將呼包鄂城市群、滿洲里和二連浩特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

（二）基礎設施方面帶來新的機遇與挑戰

中蒙俄經濟走廊需要為口岸打造良好的基礎設施，可以完善物流體系，并且提高貿易效率，打造良好的基礎設施可以大幅度的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貿易效率。同時，改造新的物流園區，發展國際物流，構建物流的存儲、加工、運輸為一體的現代物流體系，成為內蒙古“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作用。

2011―2014年的內蒙古對蒙古國和俄羅斯兩國的貿易進出口總額，每年都大幅度的增加，在這基礎上通過“中蒙俄經濟走廊”的戰略，國家之間的貿易會更加快速的增長。

（三）為內蒙古產業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在“一帶一路”戰略中內蒙古可以充分發揮其區位比較優勢，在當今中國產能過剩，歐洲，美國等地區的市場已經飽和，蒙古國和俄羅斯兩國仍然是有待我國去合作開發的新的市場，也是我國企業可以去發展的市場。內蒙古可以通過“中蒙俄經濟走廊”把過剩的產能通過戰略把過剩的產能運輸給蒙餓兩國，也為過剩產能問題帶來機遇。

“一帶一路”建設也為內蒙古的其他行業帶來新的機遇，資本、技術等高端要素的流動，有助于文化旅游、能源、物流、金融、信息、電信等各行各業發展帶來機遇。如下表：

2000―2015年度內蒙古旅游業數據，通過近十幾年的數據發現，國內旅游人數的增大幅度逐年增加，2015年與2000年相比而言增加的11.6倍以上，2015年旅游總收入達到2257.10億元人民幣，2014年同2013年增長28.63%。由此可見，內蒙古也成為國內外的旅游勝地。

總之，在“一帶一路”戰略下，內蒙古應該充分發揮各項比較優勢，通過區位優勢，利用對外對內的兩個市場，構建空間布局，口岸與內地優勢互補并發展經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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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國近年來旱災發生情況

旱災是世界上影響面最廣、造成農業損失最大的自然災害類型［1］，世界上有近一半的國家干旱嚴重［2］。中國旱災頻繁，而且相對范圍廣、持續時間長，因此旱災是造成農業經濟損失最嚴重的氣象災害［3］，據統計，中國每年旱災損失占各種自然災害的15%以上;每年因旱災減產糧食50億kg;20世紀50－80年代因旱災損失的糧食占全國糧食損失量的50%［4］。近50年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人口膨脹，水資源短缺現象日趨嚴重，在全球變暖和北方干旱化的背景下［5］，全國受旱面積和受旱成災面積均呈現上升趨勢，全國有77．4%的省區旱災增加。表1是對近年來我國旱情演變情況的匯總分析。長期以來，我國飽受干旱的困擾，從表1可以看出，近年來，我國大部分省市，尤其是南方地區，旱情并沒有減輕，反而有逐漸加重的趨勢，給人民生活和農業生產等造成了嚴重的影響。2010年10月份以來，華北、黃淮等冬小麥主產區基本沒有有效降水，旱情出現早且發生面積較大。持續的旱情對小麥的正常發育構成了嚴重的威脅。據農業部農情調度，截至2月24日17時，河北、山西、江蘇、安徽、山東、河南、陜西、甘肅8省冬小麥受旱面積571．13萬hm2，其中嚴重受旱面積104．47萬hm2。受旱面積比旱情最嚴重時(2月9日)減少201．87萬hm2。8省累計澆灌麥田0．07億hm2次，比2月23日增加34．4萬hm2次，累計投入抗旱作業農機具962萬臺套。

2干旱給農業造成的影響

農業生產活動是由一系列的工作環節所組成的，從作物的初始播種到最終收獲，各個環節都必須順應農時依次展開，這樣才能保證農業生產活動的順利進行。但是，由于很多主客觀因素的影響，農業生產的各環節并不是在每一年都能夠順利進行的，農事活動很多時候，會遭到破壞。旱澇是我國主要的氣候災害，干旱和洪澇等氣候災害的頻繁發生給我國的國民經濟，尤其是農業生產造成了很多不利的影響［6］。干旱災害，嚴重影響著農產品的生產供給和糧食安全，是我國農業生產的最大風險。1978年以來我國的土地成災和受災面積數據(表2)。從圖1和圖2的變化趨勢圖中可以看出，自1978年以來，我國旱災導致的受災和成災情況一直處于相對較嚴重的狀態，并且成災率沒有下降的趨勢，這說明，由于社會的自身抵御能力有限以及其對旱情的重視不夠等原因，導致旱災發生時沒有得到較好的治理。

3糧食產量與成災面積的關系

國內已經有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不同區域，研究干旱等氣象災害對糧食生產和糧食安全的影響，結果都證明了干旱災害與鏈式安全有較強的相關性，干旱會對未來的國際糧食安全構成嚴重的威脅［7－9］。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也是一個干旱災害頻發的國家，因此探討干旱災害與農業和糧食安全的問題顯得尤為重要。圖3近年來我國糧食產量變化趨勢圖Fig．3Trendofthegrainoutput圖3是近年來我國主要糧食產量變化趨勢圖，從圖中可以看出，改革開放以來糧食總量整體呈現增加的趨勢，尤其是1978到1996年將近20的期間，糧食一直呈現增長的趨勢，增長近1．7倍。但1997年以后其增長速度相對較慢，甚至個別年份產量不增反減。在科技快速發展和農業生產條件大幅改善的今天，糧食單產迅速增長，為何糧食總產量卻沒有相應成比例地大幅度增長呢?干旱極大地制約了我國干旱半干旱地區的農業發展，有研究圖4主要糧食總產量與成災面積變化趨勢Fig．4Trendofthemaingrainoutputanddisastersrea表明糧食產量隨著降水的變化產生規律的變動，糧食產量的增加與降水量成正比，當旱情嚴重時，糧食產量大幅度下降［10］。通過圖4和表2可以看出，自1978年以來，我國由于旱災導致的成災面積在迅速增加，且干旱導致的農作物絕收面積總體也呈現上升趨勢，再加上人口的增加和經濟的發展導致糧食播種面積沒有增加反而減少，導致糧食的總產量的增長如此緩慢，這種緩慢對于我國這樣一個一直以農業為優勢的人口大國來說，的確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由以上分析可知，糧食產量和旱災成災面積緊密相關，但考慮到糧食產量還受到例如播種面積、有效灌溉面積、機械動力、以及化肥施用量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所以，二者之間的具體數量關系還需要通過可靠數據做進一步的實證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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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明確了地名、城市地名及地名規劃等基本概念，對城市地名與城市發展的關系進行了解讀。同時通過對城市地名演變的規律和趨勢的分析，總結出城市地名的演變具有穩中有變、變中有穩的規律性。在此基礎上探討不同視角下城市地名規劃的思路及方法，旨在為現代城市地名規劃提供新思維，為城市地名的標準化管理提供技術依據。

關鍵詞：城市地名發展演化地名規劃

中圖分類號：P28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Abstract: urban place name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the city cultur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urban places of the status and the function of the more important, is the modern city to speed up into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operation of the important basic [1]. City planning of urban planning place names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parts, and more and more be at all levels in our country city administration of attention and developed a series of city planning and regulate the place name activities, normalization, standardization, the serialization of city place name has become a city planning series results the main basis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place names.

The article made clear the place name, city place names and places such as planning basic concepts, to the city place names and the urban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to read about. At the same time of the city by place of the rules and trend of evolution analysi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volution of the urban places with steady change, change in the regularity of the firm. On this basis to explore different perspective of the city planning place names thought and the methods, for the modern city planning to provide a new thinking place name, city place name for the standardization of management to provide technical basis.

Keywords: Urban Placename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Toponymic Planning

地名是人們為了便利自己的生產和生活，對具有特定方位、地域范圍的地理實體賦予的專有名稱，具有信息載體、社會現象、文化現象三個方面的基本特征[2]。我國早期由于地名數量不多，地名取詞上較多出現單字和雙字，且地名命名并無太大的規律性。現代地名由“專名+通名”構成，專名的形成和人們對該地域的最初理解和認識相關，主要用以揭示地名所承載和表達的意義。通名標志著人們對于自然地理環境的認識和分類，用以表達和描述地理實體的類型及特征，是地名中表示其所指代的地理實體類別的部分，記錄著人類改造自然的各種舉措和設施，也體現行政管理的區劃。

城市地名是一個包括地理實體名等在內的一個龐大體系，其變化往往是對城市空間、城市文化、社會政治等變遷最直接、最具體的記錄，其發展演變有其特定的規律性, 通常表現為對一個地方自然環境、歷史事件、社會風俗、名人佚事的記錄和反映。

1、城市地名與城市發展協同發展

縱觀城市發展史, 城市地名的變動除受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影響外, 城市自身建設和發展是影響其變更的重要客觀條件，是城市地名發展的原動力。由于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鎮化進程的加速，城市規模不斷擴大，新城、開發區、城市新區等數量和規模得到了空前增長，新建筑、新道路、新住區等城市組成要素的大量涌現，為了增強這類地物的可識別性，必然要求大量新地名的出現；在城市發展的推動下，城市地名在數量、類別、內涵和空間分布等方面將發生巨大變化[3]。

2、城市地名呈現變動與穩定的演變規律

地名和其他語詞口口相傳、世代相因，在使用中逐漸取得習慣性和穩定性。地理區域本來沒有名稱，名稱是人們主觀賦予的，隨著社會生活的發展和地理環境的變遷，人的認識也不斷地變化，因此，地名在穩定性的大背景下又有變動性，而變動性中又有其穩定的元素，地名的穩定性和變動性的矛盾和統一構成了它的發展歷史。

城市地名是人類為了方便生產、生活和交往而對其所在城市的地理實體賦予的名稱，具有指位功能、社會功能、文化顯示功能和思想傳播功能[4]，地名產生的原因及其功能決定了地名需要保持其穩定性。從地名的發展歷史看，由于城市經濟、社會、環境的發展變遷，地名也在不斷的發展演進。盡管如此，任何時期的地名都不可能全部更改，每個時期地名的演變只能是多數繼承、部分更改、少量新增。地名在發展演進的變動性背景下有其穩定性的一面。

地名是時代的產物，隨著歷史的推移和社會的發展，它也在發展變化和新陳代謝。就大多數地名來說，一旦產生就能為人們使用一段時間，但是由于受到政治因素、命名理據、文化因素及管理制度因素等的影響，地名又表現出穩定中的變動性規律。

隨著交通技術和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數字地圖的出現使城市更為廣泛的被外界所了解和應用，也給城市地名梳理帶來了新的契機，數字化導航儀在交通領域的廣泛應用，對城市地名，特別是城市道路名稱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表現為標準化、典雅化、內涵豐富化、數字化[5]。

3、地名規劃

在民政部和建設部聯合頒發的《關于開展城市地名規劃工作的通知》（民發[2005]65號）中，將城市地名規劃界定為：“在城市建設現狀和發展規劃基礎上，依據地名管理法規和有關規范，對城市新生地名作出的科學規劃” [6]。

城市地名規劃是整個城市建設與發展總體規劃的組成部分，是對一定時期內城市規劃所涉及的各類人文地理實體名稱的統籌設計[7]。事實證明城市地名規劃有利于加強對舊城改造、新區建設中的地名管理，減少地名命名、更名的片面性、盲目性、局限性，克服地名重名、同音、文化含量不高等弊病，提高地名標準化和規范化水平，對城市規劃和全方位強化城市地名管理等都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我國歷史上也曾有過地名規劃的雛形，不難發現在城市規劃過程中有對地名的統一、超前考慮和命名的影子。唐長安城以南北向的朱雀門大街為中軸線，棋盤狀的二十五條大街將全城分為兩市一百零八坊，形成形式上東西對稱“畦分棋布”的城市街坊面貌。城中城門、街道、里坊、殿、閣、亭、館等都有名稱，且采詞含義明確、用字對稱且工整，與其功能、位置較為吻合，并且相鄰的街道、城門、建筑等名稱采詞用字在含義上相互呼應。

3.1.1.古代的地名規劃

資料來源：《地名規劃原理》（2003）

3.1.2.近代地名規劃

作為當時中華民國的首都，南京于1930年進行了地名規劃，編制了一張詳細的城市道路名稱規劃圖《首都干路定名圖》，是目前能見到的最早的地名規劃圖。規劃命名了68條城市干線道路名稱，并對路名系列化命名方案進行了有益探索，如部分路名以省一級行政區劃的名稱命名，如黑龍江路、福建路、湖南路、湖北路、云南路、江蘇路、廣東路等等。方案于1930年10月交由城市建設部門具體實施。干路定名圖上規劃的68條道路名稱，至今沿用的有42個。

3.1.3.現代地名規劃

建國后，隨著城市范圍大規模、高速度擴張，城鎮地名數量猛增，新舊地名更替活躍，我國少量城市進行了地名規劃編制的嘗試與探索，其基本特點是由不自覺轉變為自覺編制，規劃所需解決的問題也更為迫切。規劃一方面按照地名規范化管理的需求，對以往零散、整體性、層次性、系統性差的城市地名問題進行了診斷和梳理，對城市建設中產生的新地名進行了適度超前規劃；另一方面加強地名規劃與城市規劃的緊密聯系，以解決城市規劃與地名規劃、建設與命名、命名與管理三個相脫節的問題。

目前許多學者對地名和文化、地名和語言、地名和歷史、地名和地理等理論方面進行了探索研究，但缺乏從多個視角對城市地名規劃進行專門的、系統的研究，本文創作思路采用問題導向原則，提出“釋疑―摸底―明道―求解”的技術路線。

4、結語

本文以中國城市地名現狀特征為基礎，通過對不同視角下的城市地名規劃的探討，總結出如下幾點結論：

1、城市地名演進與城市發展具有協同共進的內在關系

城市地名演進與城市發展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協同中求發展。城市的發展是城市地名發展的原動力，在城市發展的推動下，城市地名的數量與日俱增、類別不斷增加、內涵日益豐富。同時，城市地名對城市文化起到傳承作用，是城市個性彰顯的載體，通過對城市地名系統及其演變過程的分析, 能夠把握到城市發展的脈絡, 感受歷史的凝煉與厚重。

2、城市地名系統是一個不斷發展的系統，其穩定性是相對的

1）城市地名在發展演變進程中具有穩中有變、變中有穩的規律性。城市地名的基本功能決定城市地名具有穩定性的一面，城市地名同時又是時代的產物，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而表現出其變動性的一面。

2）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為適應城市又好又快發展的要求，城市地名的發展演進呈現出標準化、典雅化、內涵豐富化、數字化的趨勢。

3、“專名+通名”的取詞理據是現代城市地名構成的基本特點，城市專名采詞來源也隨著人類認知能力的增強而不斷擴展

“專名定位，通名定類”已經成為我國城市新地名的主要構詞特點，不僅通名劃分越來越細，專名采詞來源也越來越廣。總體而言，我國城市地名的采詞具有如下的特點：1）反映當地自然地理環境類地名；2）記錄歷史事件和紀念歷史人物類地名；3）反映古代經濟、行業類地名；4）以古代官署衙門及文化設施命名的地名；5）表達思想意圖及美好愿望類地名；6）反映當今時代科技發展、經濟繁榮類地名；7）以行政區名稱命名；8）以名山江河命名；9）以花卉樹木名稱命名；10）以序數詞、方位詞或者某一主題進行的序列命名。

4、現代城市地名規劃實踐工作中上應保持思維的多視角性[8]

1）從文化視角來看，保持城市地名的文化性是現代城市地名規劃的內在要求。在開展城市地名規劃實踐時，應以保護和弘揚地名文化、充分挖掘城市歷史文化內涵為立足點，以盡量保持地名穩定性為原則，以增強城市的歷史文化底蘊、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彰顯城市個性為目標。

2）從政治視角來看，現代地名規劃應該凸顯和平與發展這一時代主題。不同時代的城市地名往往帶有某一特定時期內的政治色彩，當前從政治視角考慮城市地名規劃時，應以體現改革開放帶來的新氣象作為時代主題，以反映經濟建設、強國富民、繁榮昌盛等表達歌頌及美好愿望的詞語為內容，來體現現代城市地名與時俱進的發展特點。

3）從經濟視角來看，當前的城市地名規劃，應緊緊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以科技發展、經濟繁榮昌盛作為規劃的主題之一。通過分析城市地名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發現城市地名反映了該城市的經濟發展程度和產業布局情況，同時城市經濟的發展豐富了城市地名的采詞范圍。

4）從制度化視角來看，現代城市地名規劃應優先考慮地名管理的規范化和數字化。現代城市地名規劃是以地名相關的法規、規范和實施細則為方針政策和指引，以解決地名的標準化問題為目標，來構建規范化、系統性與層次化的地名規劃方案，要有利于實現地名系統的系列化和地名管理的規范化。

5）從全球化視角來看，現代城市地名規劃應緊緊圍繞國際大分工的發展環境，促進中西文化的相互交融。全球化對地名規劃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尤其是在文化全球化的影響下，地名采詞融入了西方文化元素，形成了具有全球化特點的地名。從全球化視角出發的地名規劃有助于地名采詞的多樣化、豐富化，增添城市地名的時代感。

參考文獻

[1]王際桐.地名學概論[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3.

[2]李全茂.淺談地名的功能[J].中國地名，2006（9）.

[3]尹廣.地名要體現城市品位[N].廣州日報，2003-01-03.

[4]李力.地名文化現象透析[J].長春大學學報，2003（2）.

[5]浦善新.數字地名──地名信息系統的理論及其應用[M]. 北京：新華出版社出版，2000.

[6]范今朝,黃吉燕. 城市地名規劃及命名規則[J].城市問題，2005（1）.

[7]褚亞平.城市規劃發展不能忽略地名規劃[J].北京規劃建設，2004（6）.

篇7

由于巴渝地區古鹽業生產歷史悠久，留下了種類豐富、數量繁多的古鹽業文化遺產，其中包括古鹽井、古鹽業作坊、古鹽業建筑群、古鹽業棧道遺跡、古鹽道等。

總體而言，巴渝古鹽業文化遺產于渝西、渝東南、渝東北均有分布，范圍較為廣泛，綜合《新唐書.地理志》、《舊唐書.食貨志》、《宋史》、《元史》、正德《四川志》、嘉靖《四川志》，以及有關州縣方志材料，能夠得知巴渝地區的鹽井在不斷的廢弛與增加，但無論如何改變，歷史上的主要鹽產區則集中在三峽地區的以下三個區域：一、以忠縣、云陽為中心的瞿塘峽以東長江寬谷地帶；二、以巫溪寧廠鹽泉為中心的大寧河流域；三、以彭水郁山為中心的川鄂湘交界地帶[3]。

具體來講，由于鹽巖的自然屬性使然，巴渝地區鹽井的開鑿多在依山傍水之處，因而古鹽業遺址、古運道等依托井鹽而生的可供旅游開發的古鹽業文化遺產也大多分布于此。因巴渝地區大部分鹽井地處偏遠，所以從鹽場到其所在縣市或到巴渝地區區域中心均有一定距離，加之古鹽業生產方式的衰退，古鹽場缺乏有力的保護和科學的整合規劃，以致多數鹽場廢棄于野造成可達性較差②。同時，因巴渝古鹽業文化遺產多分布在依山傍水之處，此類遺產的自然生態等附屬資源較好。如巫溪縣大寧鹽場，前依大寧河，背靠大巴山，地處北亞熱帶東北大巴山系濕潤植被帶結合部位，周圍的植被主要是北亞熱帶落葉及常綠闊葉林，包括有榆、柏、女貞、泡桐、欒樹、擦木、白楊、鹽夫木林等眾多木材，動物還有大鯢（俗稱娃娃魚）等國家級珍惜動物[4]。

巴渝古鹽業文化遺產的分類

巴渝地區境內保留著眾多的古鹽業文化遺產，具有較高的旅游開發價值，這些鹽業遺產既可以順應文化旅游的大背景，被開發者積極打造成能滿足旅游者精神追求并具有一定文化底蘊的旅游項目，又可以被開發成體驗性參與性較強的旅游項目。為了更好的利用這些遺產，有必要對其進行分類，梳理其特質。旅游資源按本身的基本屬性可分為自然旅游資源和人文旅游資源兩大類，古鹽業文化遺產則屬于人文旅游資源的范疇，所以筆者以為針對屬于人文旅游資源的古鹽業文化遺產按其存在形態又可從物質文化遺產（culturalheritage）與非物質文化遺產（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兩個維度進行解讀。

（一）物質文化遺產類

本文亦遵循此原則，將巴渝古鹽業的物質文化遺產分為以下三部分：

1.歷史文物：在古鹽業物質文化遺產中,從歷史、科學的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文物應當是古鹽井，它是能反映鹽業史上各時代、各種社會制度下的社會生產的實物。古鹽井是食鹽生產的源頭，也是古鹽業旅游開發的物質基礎，主要提供鹽鹵，是整個制鹽的基本環節。古鹽井按其難易程度和發展順序可分為原始井、雛形井、過渡井、和人工井四種基本類型[5]，和四川地區的富榮、犍為等大鹽場不同的是，前者主要是以人工井為主，而巴渝的三個主要產鹽區域則以原始井為主，這也是巴渝古鹽業物質文化遺產區別于今四川而獨樹一幟之處。沒有經過艱難的人工開鑿，鹽鹵資源渾然天成，其品質從視角感官而言與四川自貢、樂山等地的人工井所出鹵水迥異，是古代四川（含今重慶）井鹽中的特色，若因地制宜的進行旅游開發，可以讓游客有不同的視角感受和游歷體驗。此外，還有關于記載巴渝鹽業的歷史文獻、鹽業運輸的碑刻，反映鹽業制造情景的墓室畫像等其他文物，這些文物雖不成規模，但也能成為鹽業旅游資源開發的有力補充。

2.歷史建筑（群）：巴渝古鹽業文化遺產中，歷史建筑（群）不在少數，主要是與古代制鹽、運鹽、銷鹽、祭祀、居住等活動相關的建筑，涉及到鹽鹵的采集，鹽鹵的熬制成鹽，食鹽的運銷、鹽商鹽民的居住等方方面面。既可是單體建筑（鹽業作坊、鹽神廟等），又可以是由單體建筑組成的建筑群（鹽業古鎮等）。此類資源是巴渝古鹽業旅游開發的核心。該類資源中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是古作坊，古代從事食鹽加工主要靠小作坊來完成，其主要工種是把抽汲起來的鹽鹵熬制成鹽，是制鹽的中間環節。通過對古鹽業作坊的復原可以再現當時的制鹽情景，使旅游者十分直觀的了解古代人們制鹽的全過程，了解制鹽的生產工藝及生產工具，同時植入一些讓旅游者參與的項目，例如讓游客參與熬制鹽的全過程，增強鹽業旅游的體驗性、參與性和趣味性。在巴渝地區，幾處主要的產鹽區如彭水郁山鎮、巫溪寧廠鎮等不僅均保留有較為完整的原始土法熬鹽的作坊，且遺留了較為完好的鹽業古鎮面貌，如龔灘古鎮自古是川、湘、黔客貨水陸轉運中心，歷史上有“大業”“玉成”等十多家知名鹽號，有祠堂會館等20多所，至今仍有武廟、川主廟等建筑，是當今文化旅游開發中不可多得的稀缺資源。

3.人類文化遺址：因巴渝地區產鹽歷史悠久，留下了眾多文化遺址，為考古界所發現，并成為今天鹽業旅游開發中可利用的特殊資源。其特殊性在于：古代四川（含今重慶）產鹽歷史悠久，但成都平原或川中丘陵許多古代產鹽或古今都在產鹽的地方，迄今為止沒有發現大量食鹽制造器皿的堆積遺址，能證明先秦以前存在鹽業制造的遺址卻在巴渝地區。這些文化遺跡主要集中在忠縣一帶，代表遺址有中壩遺址、哨棚嘴遺址、瓦渣地遺址、李園遺址以及鄧家沱遺址，此外還有巫溪寧場鹽業遺址、開縣溫湯井遺址以及奉節跡壩鹽業遺址[6]。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類

隨著文化旅游的逐漸升溫，非物質文化遺產已成為眾多旅游景區的特色資源，鹽業旅游亦是如此，因此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挖掘也十分必要，根據《世界遺產公約》,將此類資源大致分類如下：

1.與鹽相關的各類民俗。重慶古鹽業文化遺產中的非物質文化部分，首要、直觀且利于旅游開發的是各類鹽業民俗，主要分為生產民俗、祭祀民俗和飲食民俗。生產民俗的代表是大寧鹽場每年十月初一換引鹵水的竹筧，據《輿地紀勝》載：“大寧鹽井引泉踏溪，每視用一鑲。其視與鎮經一年，十月旦日以新易陣，郡守作樂以臨之，并民歌舞相慶，謂之‘絞篊節’。”在那天“鹽廠以是日換筧竹，各灶以酒食饗工丁”[7]，此俗從宋代開始，元明清一直流傳到民國晚期。祭祀民俗的代表是詹王會和獵神紀念。相傳詹王是位有名的廚師，因回答國王世界上最美的食物是“鹽巴”而被殺害，之后國王逐漸體會詹王言之有理，又為詹王，于是每年八月十二日飲食業都要紀念詹王，同時也表明鹽在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另一個重要祭祀民俗就是祭祀獵神，相傳是獵神發現了巫溪寶源泉，于是當地人筑獵神廟以茲紀念（至今大寧鹽場有獵神廟遺跡）。飲食是旅游六要素中必不可少的環節，因此與飲食有關的民俗自然成了旅游開發中的特色資源，重慶地區與鹽有關的特色飲食民俗有泡菜、咸菜以及腌制臘肉等，這些資源同時也可以開發成旅游紀念品供游客消費。

2.古鹽道③：古鹽道是巴渝古鹽業文化遺產中的重點和亮點。從戰國至明代，巴渝地區的井鹽產量都還十分有限，所產食鹽多在產地附近銷售，清代中期隨著產鹽數量的增加，所產食鹽才大規模往外運銷，主要銷往湖北、湖南、陜西和貴州等地。其運輸方式與主要依靠水運的海鹽，和完全依靠陸運的池鹽有所不同。因為井鹽的地理位置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大多數產鹽地的鹽運都必須經歷陸運和水運兩個環節。水運是鹽運的一個重要部分，由于井鹽自然屬性的特殊性，巴渝地區多數鹽場都位于長江干道及其支流上。如開縣諸井位于清江東溪河畔，云陽縣云安諸井位于湯溪河畔，忠縣諸井位于涂井溪、井溪、鹽井溝、小井溪畔，彭水縣郁山鎮在烏江支流郁水河畔，大寧鹽場位于大寧河畔[8]。盡管水運道現在大多已被進行了旅游開發，如大寧河已成為三峽旅游的一部分，但目前該部分旅游資源開發的文化深度不夠，多停留在對自然資源觀光的層面上，并且其營銷推廣與鹽業無關。關于陸路運道，線路復雜節點眾多，歸納起來，主要是渝鄂、渝湘、渝黔運道。渝鄂運道：因鄂西的恩施、神農架地區受東部山麓阻隔，淮鹽無法進入，故歷史上有食川鹽的傳統，于是川鹽翻山越嶺的進入湖北，留下了不少陸路運道；渝湘古鹽道：該鹽道主要分布在湘西武陵山脈區域，境內層巒疊嶂、地勢險惡、群峰壁立，主要形成了“龍山線”，“沅水線”；渝黔古鹽道：由于貴州不產鹽，川鹽就成了銷往貴州的重要物品，經年累月在巴渝地區形成了以“綦岸”、“涪岸”等為節點的重要運道。因中國古代的食鹽實行專賣制度，“產有定場、運有定商、銷有定地”，加之古代四川開鑿道路的艱難，致使陸上鹽道一旦形成而難以改變，同時也成就了諸多因鹽道而興起的聚落城鎮，留下了許多與鹽有關的特色建筑群，如彭水郁山鎮、云陽云安鎮、巫溪寧廠鎮、巫山大昌古鎮、忠縣涂井鎮、石柱西沱鎮、酉陽龍潭鎮及龔攤古鎮等眾多因鹽而興的運鹽古鎮。可見，以古鹽道作為依托，能將鹽業旅游的開發范圍拓廣延伸。這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因其所在地區位缺乏優勢，可達性較差等諸多原因，目前利用程度不高，但仍有很大的開發空間。同時，在古鹽業運輸中值得特別提出的鹽道就是古鹽業棧道，它不僅是川渝乃至是全國鹽業旅游資源中的一個亮點。古鹽業棧道是古代食鹽外運的陸上通道，主要承擔著鹽鹵水外運到其他地方的重任，是產鹽中心對外供給食鹽保障人民生活必需的途徑，也是傳統鹽運道受阻時防止產區食鹽滯銷的渠道。針對旅游而進行的棧道運輸鹽鹵水的復原開發，必定會成為鹽業旅游中的特色。

3.與鹽有關的生產技藝及生產工具。傳統鹽業的制作從汲鹵、熬鹵到制鹵，幾乎全部依靠人力，全手工的制作為今人所罕見，最主要的是隨著傳統鹽業的沒落，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統鹽業制作工藝面臨失傳，因此，通過尋找傳承人再現制鹽的傳統工藝，不僅體現文化旅游價值，增強鹽業旅游的體驗感，同時也體現了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價值。

4.有關鹽的音樂、繪畫、文學等藝術作品。鹽之于民眾不僅在于是生活所必須，也是藝術創作的題材。人民在生產運輸鹽的過程中，逐漸創作出了與鹽有關的藝術作品，例如生產時的號子，還有反映制鹽時勞作辛苦的詩歌等，這些資源可增強鹽業旅游的文化內涵。

巴渝古鹽業文化遺產的旅游開發價值

人類遺產的保護與開發向來相伴相生，如影隨行。在全球保護共識下，對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旅游開發的后果一直爭議不斷，建設與破壞的矛盾在開發過程中始終成為開發者進行價值評估時需要權衡之處。但諸多事實一再證明：沒有保護的開發是缺乏根基的開發，沒有開發的保護是不科學的保護。巴渝古鹽業文化遺產作為特殊的旅游資源數量較豐，對該類旅游資源進行開發是大勢所趨，本文則主要討論針對巴渝地區旅游開發的幾點特殊價值。

1.促進巴渝經濟發展，提升區域城市形象

巴渝地區的鹽業旅游開發起步較晚，在三個主要產鹽帶中，彭水郁山鹽場以及巫溪大寧鹽場都才將鹽業旅游開發提上議事日程，并分別納入2010年彭水郁山古鎮旅游規劃及2012—2025年巫溪縣旅游的總體規劃之中，相比江蘇、四川等地區已經成型的鹽業旅游業態還相距甚遠。雖然起步較晚，但將巴渝地區古鹽業文化遺產作為旅游資源進行旅游開發和推廣，理論上能有效促進巴渝區域經濟發展。該地區古鹽業文化遺產所在地大多是經濟欠發達縣市，以大寧鹽場所在地巫溪縣為例，雖礦產豐富，含煤、石灰石、磷礦、硫鐵礦等數十種礦物質，因其地貌以山地為主（山地占93%），一般相對高差達1000米左右，開采及運輸的成本較高，市場競爭力不強，加之向外輻射的交通不便，導致支柱性工礦企業較少，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因此，要想提升當地經濟，必須調整經濟結構，以發展旅游為抓手不失為良策，以現有鹽業文化遺產為基礎，深入挖掘巫溪的鹽文化，結合巫溪固有的優勢自然資源，加強相應配套設施建設，大力宣傳以鹽文化為核心的旅游形象，最終形成以鹽業旅游、自然觀光旅游等為一體的巫溪經濟支柱產業。依次類推，巴渝地區的其他鹽產地也能依據自身特色打造鹽業旅游精品，推動當地經濟發展。巴渝地區的古鹽業歷史悠久、作用重大，但隨著社會的變遷和傳統產鹽業的沒落，所遺留的文化遺產已不被重視，加之主要鹽產區又地處巫巴山地腹部，可達性較差，造成這些鹽產區的知名度遠遠不夠。巴渝地區以鹽業為基礎的旅游開發，不僅能促進其經濟發展，也能契機提升區域城市形象。這種形象的提升可以通過節慶活動等途徑進行。巴渝地區亦可以鹽業文化遺產為載體，打造相關節慶活動，提升城市形象。反之，城市形象的提升又有助于旅游的推廣和經濟的發展。

2.推動巴渝地區文化旅游的發展

巴渝地區在“十一五”規劃結束之年，已逐步由過去三峽旅游一枝獨秀發展成為長江三峽、大足石刻、山水都市、烏江畫廊、武陵風光等旅游精品，并在“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初提出“一心兩帶”的旅游發展目標，即把主城區“一小時經濟圈”建設成為“西部旅游集散中心”，把渝東北建設成為“長江三峽黃金國際旅游帶”,把渝東南建設成為“民俗生態旅游帶”。綜觀上述旅游精品，多以停留在供游客欣賞層面的自然旅游資源為主體，而供游客進行更高精神追求的人文類旅游精品僅以大足石刻為代表，但依據世界旅游的趨勢和隨著人們素質的提升，對于人文旅游資源的青睞，使包括部分遺產旅游在內的致力于滿足旅游者更高層次的精神追求的文化旅游成為人們追逐的熱點。巴渝地區鹽業旅游的開發，正是迎合文化旅游這一趨勢的的助推器。為突破巴渝地區的旅游形象，重慶市政府在2011年強勢推出“重慶，非去不可”的旅游宣傳口號。“非去不可”，不能只是對武隆卡斯特地貌這一世界自然遺產，或者是長江三峽等自然風景的游覽；也不能只是對巴渝現代都市的觀光，對火鍋美食的品嘗；還需要對該地區文化內涵的深層感受與理解。對于文化旅游資源的開發，筆者以為除了該區域的傳統民俗、大足石刻等，另一個值得開發挖掘的就是鹽文化。沒有古代巴渝地區富庶的鹽礦，就不會有在三峽地區發掘的中國早期原始人群，以及神秘的巫文化。沒有古巴渝地區的鹽業文明，就不會遺留給今天眾多觀賞價值極高的古鎮。因此，鹽業旅游的開發能促進文化元素的極大發掘，推動巴渝地區文化旅游的發展，同時也是對三峽旅游的有力補充。

3.實現巴渝鹽業遺產保護與開發的雙贏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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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題】古代經濟史研究

    【關 鍵 詞】明清/江南/經濟交流/影響

    明清時期,隨著各地商品市場的不斷擴大、交通條件的改善、商品流通及對外交流的逐漸增多,在全國范圍內已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市場網絡。明清江南地區絲、棉專業種植區的出現,商品流通的繁榮,大量工商業市鎮的崛起,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等等,與這一總體的社會經濟背景密不可分。這也使得江南經濟得以和閩粵、湖廣及華北、西北、東北等不同地區進行跨區域的經濟交流,從而將江南區域市場納入全國市場體系之中。這一時期,江南與其他區域經濟交流的基本格局是,江南地區輸出棉花、生絲、絲棉紡織品等農業、手工業品,從其它地區輸入糧食、果品、肥料、顏料、木材等農林產品。在這總體經濟交流格局大致類似的背后,江南與不同經濟區域間的市場聯系又具有各自不同的特點。本文通過分析明清時期江南地區與其它區域經濟交流中所體現的各不相同、而又相對突出的特殊性,進而探討江南市場與全國市場的互動關系以及江南經濟對各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同影響。

    一、江南與閩粵地區——建筑于地區分工基礎上的經濟交流

    明代,全國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現了農業商品化的趨勢。福建及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蠶桑業也有相當的發展。但總體而言,其蠶桑業的發展尚不能滿足其絲織業的需求。明時,廣東所出的粵緞、粵紗、福建泉州的倭緞、漳州府的漳紗、漳緞等享譽海內外,其所用蠶絲原料則多來自于江南地區。粵紗雖“金陵、蘇、杭皆不及。然亦用吳蠶絲,方得光華不退色,不沾塵,皺折易直,故廣紗甲于天下,緞次之”(注:乾隆《鎮洋縣志》,卷一,風土,亦見嘉慶《直隸太倉州志》。)。漳緞“絲則取諸浙西,苧則取之江右,棉則取之上海”(注:《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1050“泉州府風俗考”;光緒《漳州府志》卷四八,紀遺上。)。每年閩粵客商都要在江南地區大量購絲,“(乾隆時)閩省客商赴浙江湖州一帶買絲,用銀三四十萬至四五十萬兩不等,至于廣商買絲銀兩動至百萬,少亦不下八九十萬兩。此外蘇杭二處走廣商人販入廣省尚不知凡幾”(注:陳學文:《湖州府經濟史料類纂》,第63頁。)。

    福建地區曾是中國棉花種植推廣最早的地區之一,但其所產并不能滿足其紡織所需。明清兩代,江南地區均有大量棉花南運。太倉州鶴王鎮所產木棉尤為客商看重。“木棉產鶴王市者,尤柔韌而加白,每朵有朱砂斑一點,離市十里外即無。閩廣人販歸,題市必曰‘太倉鶴王鎮棉花’”,“每秋航海來賈于市,無慮數十萬金,為邑首產”,“遠商海舶捆載而去,民以殷富”(注:乾隆《鎮洋縣志》,卷一,風土,亦見嘉慶《直隸太倉州志》。)。

    江南地區大量生絲、棉花的輸入,推動了閩粵地區絲棉紡織業的發展,使其紡織所需有了原料的保證。這里,江南絲、棉等生產資料的南運,已遠遠超出了自然資源互補的性質,而是建之于江南及閩粵兩地手工業生產發展、商品經濟水平提高的基礎之上。這是明清時期江南與閩粵地區經濟交流中的顯著特點之一(注:詳細數據參閱張海英《明清江南與閩粵地區的經濟交流》,載《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

    在棉花、生絲等生產資料大量南運的同時,江南地區質地精良的絲棉紡織品等生活資料也大量南運閩粵地區。明清閩粵地區的絲棉紡織品的消費中,有相當部分來自于江南地區。“冬布多至自吳楚,松江之梭布、咸寧之大布,估人絡繹而來,與棉花皆為正貨”(注: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五,貨語。)。上海法華鄉所產紫花布“專行閩省,本色者各省行之”(注:民國《法華鄉志》卷三,土產。)。江蘇太倉州雙鳳鄉所產“赤沙塘布紉而密”,為閩粵商賈競販(注:[清]佚名:《雙鳳鄉》(抄本),“土產”,引乾隆《支溪小志》;按今赤沙塘屬常熟支塘鎮。)。福建連江縣直到民國年間的新興機織布興起前,百姓衣著用布主要來自江南“蘇布”。

    江南地區大量的生絲及絲織品,也成為明清廣州轉口外貿的重要貨物來源,這對清代珠江三角洲地區以外貿為導向的經濟的崛起意義重大。清前期,每年從廣州出口的商品中,茶葉、生絲及絲織品占廣州口岸出口商品總值的60-80%(注: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1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54-255頁。),其中的絲與絲織品主要產自江浙地區。江南絲織品的大量供應極大地支持了廣東對外貿易的發展,同時,廣東地區外貿經濟的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江南絲棉紡織業的繁榮。這種區域市場流通功能的進一步延伸,在明清時期江南與閩粵地區經濟交流中具有獨特的意義。

    與此同時,閩粵地區大宗的手工業產品和農副業產品也有不少進入江南市場。“凡福之綢絲,漳之紗絹,泉之藍,福延之鐵,福漳之桔,福興之荔枝,泉漳之糖,順昌之紙,無日不走分水嶺及浦城小關,下吳越如流水”(注:王世懋:《閩部疏》。)。康熙二十三年開海禁后,江浙沿海海運貿易趨向繁榮,其商船所販運貨物種類之多,體現了區域市場交流的不斷深入。浙江平湖縣的乍浦港,“自閩、廣來者則有松、杉、楠、靛青、蘭、茉莉、桔、柚、佛手、柑、龍眼、荔枝、橄欖、糖,自浙東來者則有竹、木炭、鐵、魚、鹽”,出港物品以布匹、絲綢為大宗(注:乾隆《乍浦志》卷一,城市。)。

    江南與閩粵地區頻繁的商品流通,刺激了閩粵地區農業生產結構的改變,其經濟作物種植大面積增加,也使這些地區出現了米糧供應不足、需仰賴他省的現象。當時江南地區糧食市場上,便有相當一部分輸入閩粵地區,以供其經濟作物種植區農民生活之需。“數十年來,大都湖廣之米,輳集于蘇郡之楓橋。而楓橋之米,間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故歲雖頻浸,而米價不騰”(注:[清]蔡世遠:《與浙江黃撫軍請開米禁書》,載《清經世文編》卷四十四。)。江南糧食市場大量商品糧的輸入,保證了經濟作物種植區農民的糧食供應。

    總體而言,明清時期江南與閩粵地區的經濟交流,是建之于地區分工基礎之上的區域經濟交流,其表現為江南棉花、生絲等生產資料的南運對廣東絲棉紡織業的支持;福建藍靛等染料對江南染織業的供給;江南絲棉紡織品與閩粵果品、糖霜等農產品的相互交流以及江南糧食市場上大量商品糧的輸入,對閩粵地區以果木、煙草及蠶桑業為主的農業商品化發展的支持等方面。清政府廣州獨口通商政策曾一度帶來了廣東地區外貿發展的,江南絲棉織品的大量南運供應成為廣東對外貿易發展的強有力后盾,同時,廣東外貿經濟的發展又反過來刺激了江南絲棉紡織業的繁榮。這種區域市場流通功能的進一步延伸,在明清時期江南與閩粵地區經濟交流中尤具有獨特的意義。

    二、江南與長江中上游地區的經濟聯系——全國最大商品糧基地的形成

    明代,長江中上游地區得到進一步的開發,以至有“湖廣熟,天下足”的諺語。

    在江南與長江中上游地區的商品貿易中,米糧輸入占據相當成份。一般而言,若非大災歉收之年,明代江南地區尚不需要大規模的外糧輸入,通過江南地區內部的區域調劑,能夠基本保證本區糧食所需(注:參閱張海英《清代江南地區的糧食市場及其商品糧流向》,載《歷史教學問題》1999年第6期。)。從方志及大量的清代奏折記載來看,大規模的米糧輸入江南地區,主要是在清代。米糧供應區主要是長江中上游地區的安徽、江西、兩湖及四川地區,其中尤以兩湖地區為多。沿江東下之米,大多聚集蘇郡的楓橋,再由此轉銷上海、福建。蘇州的楓橋成為當時江南地區最大的米糧轉運中心。從李煦奏折中可以看出,清代江南地區與兩湖地區的經濟聯系日趨緊密,上游地區輸入江南地區米糧的早晚或多寡,直接影響著江南地區的米價波動(注:《李煦奏折》第42、122、203頁。),“來船稍阻,入市稍稀,則人情惶惶,米價頓長數倍”(注:《清穆宗實錄》卷三一四、卷五七。)。而且,江南地區對外來糧食的這種依賴一直延續到清后期,“江蘇省各府縣產米不敷民食,向賴湖廣等省商賈販運”(注:《清穆宗實錄》卷三一四、卷五七。)。

    長江中上游地區米糧的大量輸入,既對江南地區糧食市場的繁榮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又使江南絲棉紡織品農戶的糧食來源有了保證,促進了江南地區絲棉紡織業和其它手工業多種經營的發展,江南地區大量的絲棉紡織品也因此而源源不斷地輸往全國各地。清代,漢口市場上諸種高級棉織品如毛藍、京青、洋青等多來自蘇州和松江地區;絲織品種如貢緞、廣緞、洋緞、羽毛緞等,多來自南京、蘇杭、湖州等地。乾嘉年間,漢口鎮內的江南及寧波幫約60-70家,交易貨物以棉花、海產物、米、帽子、綢緞為主,年交易額約3000-3500萬兩,占總交易額(14950-16000萬兩)的21.88%-23.41%,與在漢口的潮幫、廣東幫及香港幫(年交易額為3500萬兩)并駕齊驅(注:據吳量愷《清代經濟史研究》數據統計,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90、89頁。)。江南商品在兩湖地區市場的影響可見一斑。

    大規模的米糧流通,也帶來了兩湖地區商品市場的繁榮。以漢口而言,漢口作為當時內地貨物之一大集散市場,各種生業,無不可行。俗稱“行”者為其中最盛之商業,年交易額達9670-10070萬兩。其中糧、棉、油三項交易幾近占總交易額的70%(注:據吳量愷《清代經濟史研究》數據統計,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90、89頁。)。清代漢口的繁榮與其數量龐大的糧食運轉業的發展密不可分。

篇9

一　西部地區對外貿易的淵源與現狀

西部地區是我國對外開放較早的地區，有著悠久的貿易傳統。在歷史上曾經作為我國古代的“經濟特區”，發揮了對外（特別是對中亞地區）交流的窗口作用。中國西部地區與中亞地區的經貿合作已有100多年的歷史，著名的“絲綢之路”使得我國的西部地區與中亞地區的經貿關系非常密切。日本早稻田大學長澤和俊教授曾指出：“絲綢之路是古代罕見的國際貿易通道，是聯結歐亞大陸的動脈、世界發展的主軸、現代文明的母胎，它為歐亞廣大地區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自漢代以來，經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當時西北地區與中亞地區諸國的貿易往來達到空前規模。至清朝，西北地區與中亞出現了頗具規模的自由貿易。只是到了近代，西部地區的沙漠化傾向以及其它一些因素，致使“絲綢之路”輝煌不再。

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我國的對外貿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一躍成為世界第十大貿易強國。但是西部地區的對外貿易一度低迷，一直在低水平、低層次上徘徊，對外貿易依存度長期偏低，1996年，整個西部地區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僅為9.4%，而全國平均水平為35.55%，東部則高達48.49%；其貿易絕對額只有109.75億美元，約為廣東省的1/10，僅占全國貿易總額的3.78%。

在進出口商品結構與地理方向上，首先從進口來看，西部地區處于能源、礦產資源大規模開發的前期，原材料供給較為充足，因而主要進口機電產品、鋼材、化工材料、汽車及其配件、化肥、農藥等物資生產資料，且主要是從發達國家和地區進口，如美國、德國、意大利、香港等。其次，從出口來看，西部地區主要出口原材料、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近年來工業制成品比重逐步上升，出口商品結構已初步完成了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向出口工業品為主的第一梯級轉換。以較具代表性的甘肅為例，1998年該省出口初級產品比重占11.5%，工業制成品占88.5%，其中，工礦產品占78.4%，農副加工品占12.6%，農副初級產品占9%。迄今為止西部地區出口遍及70多個國家和地區，但對香港、日本、美國、獨聯體、德國、意大利、英國、法國、瑞典等國家和地區的出口就占西部地區出口總額的80%以上。近年來中亞和西亞地區在西部地區出口貿易中所占的比重也開始加大。

二　西部地區的對外貿易比較優勢分析

（一）與東部相對的勞動生產率、勞動力成本比較優勢的理論及實證分析

傳統國際貿易產生的理論基礎是李嘉圖的比較利益學說和俄林的資源稟賦學說。國際貿易的根源是國際分工，國際分工使得各個國家專業化生產本國最具比較優勢的產品，并在國際市場上進行交換而形成國際貿易。比較利益學說指的是：不同國家生產的不同產品存在勞動生產率的差異或成本差異，各國生產各自具有相對優勢的產品，通過國際貿易雙方獲取最大利益；資源稟賦學說指的是：各個國家的資源稟賦，即勞動、自然資源、資本等要素的豐裕程度不同，因此，各國在生產使用本國最豐裕的生產要素的產品并參與國際貿易時，可以獲得最大利益。這些理論不僅是西方全部國際貿易理論的核心，它們同時也構成了大量經驗驗證的理論基礎。

通過幾十年的發展，東部沿海地區的勞動生產率得到了極大提高，但同時其原來具備的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卻日漸削弱，以致于在國際市場上逐漸喪失了其比較優勢。那么，相對東部而言，西部地區的勞動生產率及勞動力成本又處在一個什么樣的水平呢？表1顯示了1996年東西部地區及全國的勞動生產率和勞動力成本差異，表2則對他們在該年度的單位工資產值和單位產值工資額進行了比較。

表1　1996年西部地區、東部地區及全國的勞動生產率和勞動力成本

地區省份　 　國內生產　 從業人口　 從業人口人均

職工平均

總值(億元) (萬人) 年產值(元) 工資(元)

西藏

64.53

115.67

5611

8930

四川

4215

6464.9

6519.8

5010

貴州

719.83

1783.20

4032

4758

云南

1491.62

2186.2

6823

6231

陜西

1175.38

1762.7

6668

4937

甘肅

714.18

1521.46　 　 　4694

5882

青海

183.57

247.20

7426　 　 　 6513

寧夏

193.62

245.36

7891

5635

新疆

912.15

—

—

5098

西部地區

8757.73

14326.69

6112.88

5888

東部地區 　37903.2

23906.41

15854.8　 7229.9

全國

67795

68850

9846.8　 6210

注：(1)本表根據1997年《中國經濟年鑒》編制；(2)勞動力成本用（地區）職工平均工資來代替；(3)勞動生產率＝從業人口人均產值＝（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地區）從業人口

表2　1996年西部地區、東部地區及全國單位工資產值和單位產值工資額

地區／省份

單位工資產值（元）　 　單位產值工資（元）

西部地區

1.03

0.96

東部地區

2.19

0.45

全國

1.59

0.63

注：本表根據表1編制

由表1可知，西部地區的勞動生產率比全國平均水平要低約38%，比東部地區要低61%，而勞動力成本僅比全國平均水平低5.2%，比東部地區低18.56%。更具體一點說，西部的工資產值偏低，在西部每獲得1元的工資只需生產1.03元的產值，而在東部需2.19元的產值，全國平均需1.59元的產值；而同時西部的單位產值工資額偏高，在西部每1元的產值就可獲得0.96元工資，而東部為0.45元，全國平均為0.63元。可見西部地區在勞動力成本上雖然具備一定的比較優勢，但此優勢還不足以彌補西部地區勞動生產率低的劣勢。

（二）西部地區資本、資源的現實比較優勢分析

1.資本。由于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市場不完善，競爭不足，“瓶頸”約束嚴重等原因，所受到的投入約束往往特別緊，資本不足是這些地區的常見特征。對西部地區而言，一方面由于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實行了非均衡的地區發展戰略，國家投資大幅度向東部地區傾斜，使西部的資金短缺問題更加突出。1981年～1995年，東部沿海地區國有單位固定投資占全國比重由45.91%上升到54.27%，15年增加了8.36個百分點，而西部地區由17.49%下降到14.27%；另一方面，在1985年～1995年整個地區實際利用外資總額中，東部沿海地區占87.3%，西部地區只有4.2%。與此同時，在優惠政策和市場力量的綜合作用下，中西部有相當一部分資金通過銀行存貸差、橫向投資和股票投資等多種形式流向了沿海地區。

2.資源。在勞動力、資本、資源這幾大生產要素中，資源應該說是西部地區目前唯一的豐裕要素和優勢所在。(1)能源等礦產資源。西部地區地上雖然貧窮，地下卻很富饒。據勘察，西部地區主要的礦產有天然氣、煤炭、石油、鎳、銅、鉛等，其中煤炭保守儲量達3009億噸，占全國總量的20%左右；石油儲量為5.1億噸，占全國陸上總量的23%；天然氣的儲量為4354億立方米，占全國陸上總量的58%；全國近62%的鎳、57%的鉑儲量集中在甘肅，97%的鉀鹽分布在青海。(2)農牧業等物產資源。西部地區由于具備諸多農林牧物產所要求的特殊的生態條件，如光照、溫差、土質、水質等，從而使得其物產資源具有其它地區不可替代、不可比擬的天然壟斷性。西部的瓜果、藥材、皮毛等特產久負盛名，如能深度加工、開拓市場，極有可能成為西部地區的希望產業。(3)旅游資源。西部地區以其悠久的歷史與復雜奇特的地形地貌，形成了豐富多彩、得天獨厚的人文、自然旅游資源。在人文資源方面，西部地區是中華民族古代文明的發祥地，有著眾多的人類遺址、王朝故都、陵寢墓碑、宗教勝地、石窟城墻等，加之多民族聚居，民風民俗特色突出，由此形成了豐富的人文旅游資源。在自然資源方面，西部地區大川名湖、奇峰險山、高原盆地、雪峰冰川等自然景觀構成了西部地區獨具特色的旅游資源基礎。

以上對西部地區勞動力的分析是在與東部地區的比較中進行的。而東部勞動力成本相對低廉的比較優勢（盡管這種優勢正在削弱）在對外貿易中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西部相對于東部更為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將使西部的這種優勢在國際市場上更為突出，但其低下的勞動生產率、嚴重的資本約束將極大地制約著其勞動力成本優勢的發揮。西部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雖然較為明顯，但是資本“瓶頸”、市場約束、技術條件等各方面的原因使得該優勢在目前僅能成為一種潛在的優勢，而難以演化為商品優勢和產業優勢。綜上所述，依據國際貿易的理論基礎，從目前的現實情況來分析，西部地區的對外貿易存在著現實比較優勢上的不足與缺陷。因此，如何選擇一種正確的貿易戰略便成為西部開發與開放中的重要課題。

三　西部開放中的貿易戰略選擇

誠然，比較利益論是一種靜態理論，以上對西部地區比較優勢的分析也主要是從靜態的角度進行的。但是勞動、資源和要素稟賦等方面的比較優勢，在客觀上的確是影響一個國家和地區貿易戰略的基礎性因素。因而上述對西部地區比較優勢的靜態分析并不是要拘泥于靜態利益的獲得，而是旨在通過對這一影響貿易戰略的基礎性因素的分析，為西部地區貿易戰略的選擇提供思路。

（一）西部地區貿易戰略選擇的原則和標準

各國和地區在選擇貿易戰略的時候都有一定的原則和標準，這些原則或標準有共同之處又有各自的特性。筆者認為，西部地區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欠發達地區，既有著自身經濟發展的特別區情，又有著發展中大國的特殊國情，因此在選擇貿易戰略的時候應該遵循下列原則和標準：

1.有利于動態利益的獲得和可持續性發展。西部地區多年來處于低度開發狀態，若在開放中只強調單純的貿易靜態利益，忽視長期的動態利益，那么在短期內可能會由于其資源稟賦、勞動力的成本（盡管因勞動生產率的低水平而被削弱，但仍具備一定相對優勢）方面的優勢而獲得一些貿易靜態利益，在長期內卻喪失了貿易促進產業演進、技術進步、制度創新等方面的動態利益。同時，過度的、掠奪式的開采資源又會造成對西部脆弱的生態環境的破壞。因而西部地區貿易戰略的選擇應有利于獲得動態利益，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取得優勢資源和優勢產業開發聯動效應的開發性收益，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

2.有利于東西協調，發揮國內市場廣闊的優勢，創建外向型區域經濟網絡。我國地區經濟結構很不合理，二元經濟矛盾突出，而西部、東部地區既要支撐廣闊的國內市場，又要共同面對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這就要求西部地區在選擇貿易戰略時要避免與東部的發展戰略和政策相沖突，也不能把東部的問題轉移到西部，而應該在充分發揮區域優勢的前提下，通過分工協作、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促使東西經濟協調發展，充分利用廣闊的國內市場，創建外向型區域經濟網絡。

3.有利于充分適應、利用國際經濟大環境。在經濟全球化、全球多邊貿易制度日益自由化的趨勢下，西部地區如果不能抓住機遇，不逐步融入國際經濟大循環，其經濟發展的步伐將十分艱難。而且如果其所選擇的貿易戰略過分傾向于保護，則可能招致貿易伙伴國的報復或貿易沖突，同時也可能給我國加入wto的進程設置故障，或者在加入wto以后因違背wto的原則和精神而招致制裁。因此，如何順應和利用國際經濟大環境，是西部地區在制定貿易戰略時應著重考慮的基本問題之一。

（二）幾種貿易戰略在西部地區的適用性分析

貿易發展戰略的基本類型主要有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兩種。學術界對這兩者孰優孰劣的爭議頗多，但對貿易戰略選擇的客觀基礎和條件缺乏深入的分析，而離開了客觀制約因素來討論貿易戰略的優劣是不現實的。應該說各種貿易發展戰略都有其自身的有效性和局限性，都有其在特定現實情況下的優越性和適用性。那么，對于西部地區這樣一個貿易水平和層次低、現實比較優勢不很明顯、潛在比較優勢較難發揮的落后地區，究竟應該采取什么樣的貿易戰略呢？

1.進口替代貿易戰略。

進口替代型貿易戰略是指以國內生產和保護替代進口、以內銷代替出口的貿易戰略。進口替代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發展的戰略途徑之一，它主要以保護來求得本國比較劣勢產業的發展并實現工業化。

進口替代戰略具有明顯的政策特點：在關稅水平上，高關稅是進口替代實現保護下發展的基本手段。國產進口替代在高關稅的保護下占有一定的市場份額，通過保護國內市場建立自己的產業和工業體系；在關稅結構上，進口替代對資本產品和部分投入品實行較低的關稅，甚至進口補貼，以降低國內生產的投入成本；在外匯、匯率方面，進口替代戰略一般對匯率進行高估以降低進口投入的生產成本，同時往往對外匯的供給實行較為嚴格的管制以控制進口的總量和進口的商品結構、地理方向；在政府管制方面，進口替代是一種典型的政府統制和保護型的貿易戰略。非關稅壁壘的設置、關稅及匯率水平的規定、特殊優惠的提供等都是政府干預或管制行為的體現。

對于西部地區這樣一個自然資源豐富、經濟貿易水平嚴重滯后的欠發達地區，工業化進程無疑仍是其必經之路。一方面由于其建立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各種資源要素投入約束較松，另一方面由于勞動密集型產品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國內市場都比較大，當一些資源被用于資本密集型產業后，其余的資源用于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這樣一來，其產品在滿足國內市場后可能就沒有多少用于出口了。因此，西部地區的進口替代有利于更好地發揮國內市場廣闊的優勢，在現階段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可持續發展，從而獲得工業化發展的長遠、動態利益。但是進口替代在關稅、匯率等方面的政策要求極有可能與東部經濟逐步外向化、國際化的趨勢相沖突，不利于創建外向型區域經濟網絡，而且進口替代對比較優勢的忽視和明顯的保護傾向又不利于順應、利用國際經濟大環境，還可能導致貿易沖突和制裁。

2.出口導向戰略。

出口導向貿易戰略是指通過擴大制成品的出口來帶動工業化和整個經濟發展的貿易戰略。它是許多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如韓國、香港、新加坡等實現經濟起飛的重要途徑。

出口導向貿易戰略的政策特點主要有：在關稅水平上，出口導向所要求的平均關稅水平較低，以有利于降低進口投入品的成本，同時也使進口替代不能在過高的保護下發展；在匯率上，出口導向貿易戰略實行比較適當的均衡匯率，有時還實行低估匯率，以促進和鼓勵出口；在補貼方面，出口導向的首要政策工具就是出口補貼，補貼的形式主要有出口退稅、出口信貸、出口信貸擔保等；在政府管制方面，出口導向客觀上要求實行自由的貿易體制，要求政府放松管制，取消貿易壁壘特別是非關稅壁壘。

出口導向戰略重視比較利益和貿易利益，特別是貿易所帶來的動態利益，這有助于充分發揮西部地區的比較優勢（或潛在比較優勢）。出口導向是一種典型的外向型經濟戰略，西部地區若采用該戰略有助于更好地協調同東部的關系，從而創建整體外向型區域經濟網絡。而對出口的鼓勵和擴張則為西部地區的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提供了信息交流的渠道和足夠的競爭壓力，有利于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促進西部產業結構的轉變、升級。出口替代主張積極參加國際分工，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經濟大環境。但是對出口的過于重視會導致依賴國際市場而忽視廣闊的國內市場，出口過度將造成西部地區貿易條件的惡化甚至貧困化增長，西部在資源方面的潛在優勢使得其主要出口資源密集型產品，這極有可能造成資源的掠奪性開發，從而不利于可持續性發展。另外，出口替代所極為強調的出口補貼也可能引致貿易摩擦和違背wto的規則。

3.混合型貿易戰略。

鑒于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各有其有效性和局限性，有人提出把兩者的優點結合起來，既通過進口替代保護國內市場發展獨立自主的工業化，又采用出口鼓勵政策發揮比較優勢，促進經濟發展。這就是所謂的“混合型貿易戰略”。如果這種有效結合在理論和現實上都行得通的話，那么顯然這是西部地區最為理想的貿易戰略。然而，盡管許多國家都沒有實行單一徹底的進口替代或出口導向戰略，但上述理想結合的難度極大、可行性極低。原因在于保護政策會通過經濟關聯的過程形成對出口行業的轉嫁，加重出口的壓力和負擔。這種轉嫁系數據統計低者達0.43，高者達0.95。進口替代既提高了可進口商品的相對價格，又可能提高了不可貿易商品的相對價格，這會使得進口投入品和國內投入品的價格上漲，這相當于對出口產品征稅。而出口鼓勵政策的實行又會抵消進口替代的保護效用。總之，保護政策的“反出口傾向”決定了出口導向與進口替代戰略是不可能結合的。對西部地區來說更是如此，因為西部需進口的大多是資本品，技術含量、價值含量較高，對出口產品的轉嫁系數更高。

4.內撐外開型貿易戰略。

內撐外開型貿易戰略就是“以國際比較優勢為依據，以國內市場為依托，以適度保護為輔助，全面對外開放的貿易戰略”。(1)這種戰略強調充分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走外向型發展道路。西部地區盡管現實比較優勢不太明顯，但還是具備一定的相對比較優勢，特別是其巨大的潛在比較優勢。因此在世界經濟的廣闊背景下挖掘、利用、發揮西部地區的比較優勢，建立自己的出口產業和主導產業，可以保證貿易經濟的持續發展。(2)內撐外開型貿易戰略重視發揮國內市場的作用，以國內市場支撐對外貿易的發展。國內市場廣闊不是拒絕對外貿易的理由，但畢竟是發展中國家的優勢所在。目前西部地區的市場雖然只占國內市場很小的一部分，但市場潛力很大，東部沿海的一些大型公司和企業甚至一些跨國公司現在都開始把目光投向西部。若西部地區的潛在市場得以開發，將和東部、中部共同組成層次更深、范圍更廣的國內大市場，為發揮規模經濟效應、支撐工業化和對外開放、提高國際競爭力提供更多支持與保障。(3)內撐外開型貿易戰略主張政府適度保護下的自由貿易政策。西部大開發是一項長期艱巨的任務，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在此過程中離不開政府行為，離不開對一些落后幼稚產業進行保護，但整個貿易傾向是自由的，總體上實行自由貿易政策。

由此可見，內撐外開型貿易戰略屬于開放型貿易戰略，追求貿易的靜態利益和動態利益，對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一視同仁，適合西部地區現實特點與經濟發展需要，總體符合前述的西部地區貿易戰略選擇的原則和標準，有利于發揮西部的潛在比較優勢，獲得動態利益，實現可持續性發展；有利于東西協調，創建外向型區域經濟網絡；有利于遵守wto基本框架和規則，適應、利用國際經濟大環境，從而把西部地區的發展潛力轉換為現實生產力，把資源優勢轉換為產業優勢、經濟優勢，并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更廣闊的空間和更強大的推動力。

【參考文獻】

[1]　白光主編．西部大開發叢書[m].北京：中國建材工業出版社，2000.

[2]　楊圣明主編．中國對外經貿理論前沿[m].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3]　王耀中主編．國際貿易學[m].長沙：湖南出版社，1995.

篇10

關鍵詞：人物畫；代表作；發展脈絡

人物畫在歷史發展演進中因其繪畫題材不同而呈現出多樣性，反映出古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時，繪畫藝術沿著其內在規律發展，并受到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因而每個朝代的人物繪畫特色別具一格。現存的歷代人物畫佳作，不僅僅是單純的描繪人物外在形象，或者為記錄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場景。在我看來，它更多的是以畫傳情，使觀者在欣賞酣暢淋漓的筆墨線條的同時，體味其獨特 “神韻”，寄情于畫，情畫合一，交相呼應。與此同時，在繪畫創作過程中，先輩們總結了相關理論知識作為繪畫指導，更加豐富了中國古代人物畫的內涵。中國古代人物畫獨特的“傳神”特點，奠定了人物畫神韻獨出的特征。經過歷朝歷代的歷史演進以及先輩們的不斷創新、不囿舊制，致使人物畫更加趨于成熟、完善，同時也帶動了其他畫科的發展并且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物質及精神財富，為后輩研究、學習古代人物畫傳神之美提供了范本，可謂是一部活著的人物畫歷史教科書。

一、流光煥彩――人物畫代表人物及作品

在人物畫發展的時期，涌現出一大批杰出的繪畫大師和優秀作品。戰國至秦漢時期，屬于人物畫形成時期，是人物畫發展歷程中的基石，它們皆以壁畫、帛畫以及畫像石、畫像磚表現其創作樣式，并未出現具體的代表人物。然而，在魏晉隋唐這個人物畫發展及形成的關鍵時期，出現了一批能工巧匠。在人物畫發展的幾千年里，當屬顧愷之最具代表性。這位出生在名門望族的東晉畫家，自幼精通歌賦詞翰，書法音律，他在繪畫創作及繪畫理論上的卓越成就使他在中國畫壇上名垂青史。他與繪畫大師曹不興、陸探微及張僧繇并稱為“六朝四大家”，因其酷愛繪畫，即也有“畫絕”之稱。眾所周知，顧愷之聰穎過人，多才多藝，是公認的“才絕”，他還被人們稱為“癡絕”，主要贊許他對藝術研究專心致志的精神。他的傳世代表作品主要有《洛神賦圖》、《女史箴圖》以及《烈女仁智圖》。《女史箴》是西晉張華為歌頌古代賢德兼備的女官，宣揚宮廷婦女應遵守的道德規范，潛在意義在為勸諫放蕩性妒、獨攬大權的賈后所寫，顧愷之為其創插畫，從而有了這名作。同樣，顧愷之發揮高度的藝術想象力以及運用浪漫主義繪畫手法并且采用連環長卷的繪畫形式，把曹植與洛水女神之間的愛情通過作品《洛神賦圖》表現的淋漓盡致。該作品還采用了“人大于山，水不容泛”及“春蠶吐絲描”的繪畫手法，更加奠定了顧愷之的藝術成就。不僅如此，顧愷之在繪畫理論上也有遠見卓識，他以“以形寫神”及“遷想秒得”為理念，創造了“傳神論”的繪畫理論思想，對中國繪畫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涓滴成河――人物畫發展基本脈絡

在人物畫發展的高峰期――唐代，更是風起云涌，仕女畫恰逢這一時期應運而生。唐朝繪畫趨勢總體可分三個時期：早期以畫家閻立本為主，他崇尚“變古象今”，精于形似，兼重神采，筆法蒼勁雄渾，構圖均衡，人物主次分明，形象生動。設色濃重并適度暈染，效果單純明朗，代表了初唐美術的新水平。閻立本擅長人物肖像畫以及歷史故事畫，題材主要來自宮廷生活以及真實歷史事件。閻立本心系國家，他畢生的繪畫創作皆為鞏固政權服務，歌頌帝國的強盛，是初唐政治事業的頌歌。他筆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歷代帝王圖》，作品的目的主要聯想帝王的一些活動和對歷史的影響，作為統治者歷代借鑒的藍本，以為政權服務為目的，成為初唐時期政治事業一首不朽的凱歌。該作品將人物畫形神兼備的特征表現的淋漓盡致，可謂是神韻獨出，猶記作品中陳后主的形象，這個懦弱無用的帝王在閻立本筆下通過對人物形態的外在描寫表現人物內心心理特點，以形寫神，展示人物復雜的內心情感。人物畫不僅可以透過描繪外在形象表達內心世界，還可以表現重大的歷史事件，唐代的中央政權與邊遠民族的友好往來促進了政治的穩定和經濟的繁榮發展，這一切都為閻立本的繪畫創作提供了條件，他的《步輦圖》描繪的正是貞觀十五年唐太宗下嫁文成公主與吐蕃松贊干布聯姻的事件，在反映漢藏兩族悠遠的歷史聯系上具有重大的歷史文化價值，也是至今現存最早的有關的一幅史畫，該作品從側面表現了唐太宗對民族團結、政權穩固以及國家統一的期望，而閻立本的繪畫創作水平可謂是開一代畫風的劃時代人物。人物畫在唐展到盛唐時期以吳道子最具特色，他把人物宗教畫發展到更具表現力與更生動感人的新境地。吳道子是我國唐代第一大畫家，后世尊稱他為“畫圣”，他也是民間畫工的“祖師爺”。他不僅在人物畫上有所成就，在山水畫上別有一番成就，他創造了筆尖意遠的山水“疏體”，使得山水畫成為獨立的畫種，從而結束了山水只作為人物背景的附庸地位。吳道子在繪畫上的成就不僅與他自己的努力鉆研有關，更多的是時代創造了偉人，因為吳道子處于盛唐人物畫發展的高峰期，盛唐的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為繪畫創作提供了良好的社會條件。在這種種的有利因素下，各種人物畫繪畫題材逐步趨于完善，人物畫創作技法也更加成熟多樣，“莼菜描”這種在焦墨線條中略施淡彩的藝術風格應用在吳道子的代表作品《天王送子圖》上，進一步將天衣飛揚、滿壁風動的效果表現的生動傳神，從而吳道子的這種新的民族風格被稱為“吳家樣”，世稱“吳裝”，是人物畫繪畫技法上的創新和發展。唐中期當屬仕女畫最為昌盛，仕女畫也可謂是大唐繪畫的代表。“仕女畫”與民間版畫中的“美女畫”有異曲同工之妙，“仕女畫”是中國古代人物畫之一。在中國古代，起初繪畫題材大都是貞潔烈婦，主要起到教化作用，唐代出現了以現實生活中女性為代表，繪畫題材大都取決于封建社會中的上層士大夫和婦女生活。從唐中期張萱的《搗練圖》和周P的《簪花仕女圖》中皆可欣賞仕女畫之美，同時也創造了仕女畫發展的高峰，作品用簡勁的線描，艷麗的設色，成功表現了仕女肌膚的豐腴之美和紗衣透體的復雜效果，在工筆重彩的效果上達到了相當高的繪畫水平。由于唐代是個開放性的大國，到唐后期繪畫題材多為青樓女子。

總體而言，唐代的仕女畫風格有三個特征：一是再現人物畫麗豐腴之美；二是以現實生活題材為主，同時擺脫了早期人物畫《女史箴》《烈女圖》等說教題材的局限，直接描繪人物內心情感思想；三是作品設色艷麗，更為生動傳神。唐代人物畫在整個中國古代人物畫歷程中，處于發展中的高峰時期，起到承前啟后的作用，在南北朝的繪畫基礎上被推向一個新的臺階，而五代延續了唐代的諸多繪畫風采，繼續向前發展，真正把人物畫的發展推向了高峰，而其主要價值是在繪畫形式以及繪畫題材上達到了歷史性的高度。五代時期，人才輩出，最具美術價值的作品當屬周文矩、顧宏中的繪畫巨作《韓熙載夜宴圖》，作品的誕生與南唐后主李煜息息相關，五代南唐政權搖搖欲墜，李煜想任命韓熙載為宰相，但對他又不夠信任，于是就派他手下的大臣顧宏中、周文矩到其府中進行窺探，于是就有了這曠世名作。作品采用連環長卷的卷軸形式，用桌椅、屏風等物體進行分割，更好的表達作品的時間和空間。作品通過聽樂、擊鼓、歇息、清吹和送客五個情節描繪因政治失意而頹唐、放縱沉溺夜宴聲色的官僚韓熙載的形象。該作品不但色彩豐富，設色以濃重色調為主，配以淡彩作為修飾，間隔大塊的黑白巧妙的起著統一畫面的作用。而且人物刻畫生動形象，構圖嚴謹。人物性格被劃分的生動而有深度，衣紋線條既簡練又組織嚴謹，總而言之該作品不僅在繪畫史上具有獨特審美價值，而且也是研究我國音樂史、舞蹈史以及工藝史的珍貴資料。

藝術的長河在唐、五代時期被推至巔峰，而宋代更是沿襲了之前的藝術風格，再加之宋初市民階級逐步形成，隨之便出現了以表現世俗生活為主旨的“風俗畫”，該畫種簡而言之即以描述城鄉、鄉村人們的日常生活以及社會風俗為題材人物畫的分支。宋代寬松的政治氛圍、穩定的經濟發展、兼容并包的民族文化態度以及市民階層的萌芽涌現都促進了風俗畫的形成與發展。再加之有皇帝宋徽宗對繪畫的追捧，出現里一大批有影響力的風俗人物畫家，蘇漢臣的《嬰戲圖》、南宋李嵩描繪小市民生活的《貨郎圖》以及北宋王居正的《紡車圖》都是這一時期的代表。如果這些還只是人物風俗畫發展時期的作品，那么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可謂是人物風俗畫的巔峰代表作品。作品的創作目的目前有兩種觀點：一是，單純描繪清明時節都城汴梁的世俗生活情景；二是，因宋徽宗對張擇端有知遇之恩，故張擇端繪此作品，寓意政治開明，是對宋徽宗的稱贊。該作品的藝術價值在于構圖的精彩巧妙，是我國繪畫史上罕見的風俗畫長卷，畫軸整體構圖共分為三段：首段展開描繪了一幅汴梁城郊風景圖；中段以描寫汴河為主，特別是拱橋的細致刻畫，橋上人來人往，一片車水馬龍的生動情景，再加之橋下貨船來回穿梭，上下交相呼應，熱鬧非凡；尾段主要以展現市區街景為主，刻畫生動逼真。張擇端用現實主義的繪畫手法描繪了北宋首都汴梁城郊、汴河以及城內居民在清明時節活動的社會生活情景，同時也深刻揭示了十二世紀我國都市各階級人物的生活現狀，甚至也反映了這一時期的社會風貌、民風民俗、經濟生活以及城市建筑等。作品從繪畫創作角度分析，采用了散點透視，布局有序、內容豐富、主題突出。同時，作品巧妙采用線描淡彩畫法并與對象的質感特征相結合，將北宋都城清明時節的風光描繪的形象逼真。作品體現了中國古代風俗畫的最高繪畫成就，對后世在研究工商、服飾、交通以及建筑都有不菲的藝術價值，可謂影響深遠，它以其高超的藝術技巧把宋代的風俗畫推到更高的地位，因此《清明上河圖》能永存于民族藝術文化的歷史長河中，并源遠流長。

遺憾的是，人物畫的歷程發展到元、明、清時期，由于諸多的不利因素致使人物畫就走向了低谷，逐步進入衰落期，盡管如此，各時期仍有相關代表性作品。山西芮城的《永樂宮壁畫》是元代人物畫的巨作，明代陳洪綬的《何天章行樂圖》、唐寅的《孟蜀宮妓圖軸》以及清代徐悲鴻的《牧童》、林風眠的《修女》等都是元明清時期的相關人物畫代表畫作。人物畫這一畫科并為因其衰落而走向深淵，反而從客觀方面而言也促進了諸如山水畫、花鳥畫的發展，在藝術的圣壇，中國古代人物畫自成體系，是名副其實的一朵奇葩。

【參考文獻】

[1]李茂昌.中國美術簡史[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