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知識與茶文化范文
時間：2023-07-12 17:40:50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茶知識與茶文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茶文化，可以由廣義力一面分析，其是茶葉在生產、銷售或者關于茶的活動中所包含的精神內涵即為茶文化，例如將茶為依托的制度、行為、心態、物態等文化。將具有文化內涵的茶產品進行生產、流通，以及以茶文化為主的服務行為即為茶文化產業，茶文化產業含義非常廣泛，包含多個行業，包括茶文化有關系的產品及服務，通過茶產品與服務進行生產、交換、分配以及銷售、消費等。換句話講，就是可以體現出茶文化特點有關的產業，都可以稱之為茶文化產業。由茶文化產業的內涵可以知道，茶文化產業是建立在文化內涵的基礎上，只要是有茶文化印跡的產品，都可以稱之為茶文化產業。不管是傳統的茶文化，還是現代創新的茶文化，都是茶文化產業組成的重要部分。把和茶有關系的產品進行生產、包裝，在原有的文化基礎上，將現代文化內涵融入產品中，就可以創造出創新式的茶文化產業，這也展示出傳統文化繼承的一個重要力一式。
茶文化產業知識產權保護存在的間題
隨著社會不斷發展，我們國家經濟市場充分體現出其專業性、正規性、法制性的特點。對于某些沒有根據市場規律從而進行野蠻發展的企業，不斷被市場所淘汰。所以，對于茶文化產業的發展，應對其文化價值與功能加以重視。我國與茶文化知識產權有關的法律制度被有關部門及茶企業所關注，同時，對于相關法律制度，不斷被更多茶企業所認同并運用。我國雖然制定了有關法律，但是，對于茶知識產權法律保護機制還不完善，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從而影響了我們國家茶文化產業的發展，例如，大部分茶企還沒構建一套茶知識產權建設體系，缺少建設體系的相關知識與能力，所以，未能制定出具有合理性、可行性的企業品牌發展戰略。因為我們國家茶品牌發展剛少始起步，我國相關法律制定部門與實施部門對于茶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機制缺乏相關經驗，大部分在法律的制定與執行力一面，都是摸著石頭過河的狀態，無法對茶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進行準確定位，所以，進行法律制定與實施時，難免產生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尷尬現象。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力一面。
第一力一面，對于某些地力一與層面，因為沒有相關的法律保護，在茶行業中，冒牌產品層出不窮，尤其在我國低檔茶葉市場別突出，對我們國家的茶品牌帶來了一定的沖擊。例如，有的商家利用不法手段，盜取一些知名度較高的茶品牌，從而生產更多的山寨茶進入市場，使該茶品牌遭受巨大的損失，這個損失不僅僅是經濟上的損失，還會破壞企業形象，以及降低品牌的美譽度。同時，有些商家“投機取巧”，利用仿造手段來謀取不法利益，這樣的情沉不僅在茶行業中存在，同時也出現在其它食品行業中。有的商家把一些知名度較高的品牌進行模仿，使消費者無法區別品牌的真假性，例如把“六個核桃”變成“大個核桃”，把“康師傅”變成“康帥傅”等。像這樣利用相近字以及增加前綴后綴的冒牌模仿，在茶行業中也非常多。另外，有的商家鉆法律漏洞，然后在一些不受我國法律保護的地區，例如臺灣、香港等，注冊一個和知名茶品牌相似的品牌名字，同時根據品牌包裝進行模仿，使購買者無法分辨真偽。對于這種情沉，侵犯到了企業的知識產權，不只為企業帶來損失，更為整個茶行業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因此，針對這種問題，我國應制定有關法律，以此來維護茶文化產業主體的利益。
第一面，我們國家茶企業缺乏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品牌資源利用與整合的距離相關甚遠。通過相關調查數據得知，目前，我們國家進行茶產品生產與加工的企業超過了六萬多家，不過，中請與注冊品牌的企業只有不到五千家，比例嚴重失調。企業缺少商標沒有自己的品牌，使企業無法在法律保護的范圍之內。缺少法律的保護，就意味著容易受到各種不法行為所傷害。對于這一力-面，英國立頓茶品牌做得非常出色，對于我國企業可以進行借鑒，該公司進行品牌建立之時，就意識到知識產權對公司發展的重要性，并重視法律保護機制的作用，在建立立頓品牌后，同時又建立許多子品牌，包括立頓奶茶和立頓果茶等多種子品牌，同時中請注冊了商標。立頓公司的茶品牌受到法律保護，有著自己獨特的品牌價值，使消費者更加容易辨認真偽，被市場所認可。該公司堅實的品牌基礎與法律基礎，值得我們國家茶企業借鑒。
利用知識產權保護促進茶文化產業發展的建議
3.1建內部制度，完善法律機制
第一，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和應用。進行少「發茶文化時，茶企業要有強烈的法律意識與思想，保護茶文化在少「發時的法律權責，以及使茶文化的少「發與挖掘能夠達到經濟價值的最大化。不管是茶文化的創始人還是權屬所有者，都要對茶文化的價值與內涵深入了解，在茶文化少發過程中，應利用權責清晰界定有關環節因素，使茶文化在少發時，如果產生責仟問題，可以有據可循。
構建責任追究機制，加強企業內部管理。進行茶文化有關組織與機構，應提高茶文化活動監管力度，制定有效預防力一案，使茶文化時可以有效預防問題發生。另外，當問題發生時，應對問題產生的原因分析，研究導致問題出現的根木原因，對問題進行處理時，要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提高責任意識，使人員深入了解制度在茶文化發的重要意義，另外，在這過程中，也是7F發人員對茶文化化保護的一個過程。
第三，完善茶文化法律，從而將茶文化法律保護范圍擴大。對茶文化保護，首先政府要發揮其職能，建立相關法律體系并進行完善，將法律制度、監督管理、履行職責進行完善，從而為茶文化保護打造堅實的法律制度基礎;其次，茶文化企業不僅要重茶文化的工作，更要重視視茶文化的保護工作，企業是茶文化主體，企業應重視茶文化的保護才能使茶文化保護工作更好地發展。
3.2商標權保護
在茶文化產業中，企業商標是企業文化重要體現，文化品牌又是文化產業發展的形象，企業對茶文化進行創新，使茶品牌展示出先進、創意、永久性的特性，而企業通過品牌來促進發展又是茶文化發展的創新性策略。我國于2013年8月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2013修正)》，同時于2014年5月少「始執行，對我國茶文化產業實施品牌戰略起到促進作用。
第一，集體商標保護。傳統茶文化注冊商標中請人有不特定性的特點，是某個地區群眾傳統下來的文化并不斷進行優化的勞力成果，對于產權而n，并不是個人的，而是屬于該地區所有的人們。我國傳統茶文化產業商標充分展示出其地域特點，因此，可以中請集體商標，以及地理標志權。例如永春佛手、信陽毛尖、群山銀針、漳平水仙、武夷水仙等，通過地域標志產品以及地理標志商標進行中請注冊。針對集體商標，當地相關部門要提高品牌名譽的保護意識，建立商標管理部門以及成立協會，制訂品牌質量標準，實施生產可追溯制度，提高集體商標茶產品質量，從而促進茶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立體商標。即商品外觀包裝設計注冊為商標，例如知名度較高的可口可樂，其是通過玻璃瓶形狀進行設計，并中請注冊立體商標;以及眾所周知的“zippo”打火機，其外觀被設計成圓弧形蓋，在打火機的側面，沿邊設計凹槽的形狀，并成為其立體商標。立體商標中請為立體商標保護，保護有效期為十年，并且到了期限后還可以中請續延，但是，如果只是作為外觀設計中請專利保護，雖然有十年的期限，但到期后無法續延。茶文化產業中的企業，可以制定立體包裝力-案，把立體包裝作為立體商標，同時進行中請保護。由此可見，將商標保護范圍進行擴展，把茶產品具有地域性商標以及立體商標進行有機結合，對其商標權進行保護，不僅是品牌的一種，同時也是文化的創新。
3.3專利權保護
對于茶文化的文化不只是單純地對傳統茶文化進行模仿，是要通過我們的能力與靈感，通過創新為核心，從而實現有著經濟價值的茶文化產業。茶文化首先要建立在現代化技術的基礎上，而茶文化產業的發展是建立在專利法的基礎上。企業要提高茶文化的專利權的保護意識。我國產品專利權保護有效期最長為十年，對我國民族傳統下來的文化工藝，是上千年民族群眾智慧與勞動的結晶，如果成功中請專利并在十年以后，該文化工藝會進入共享領域。因此，我國傳統的茶產品制作技術雖然可以獲得專利權，但是，在十年以后，茶文化遺產有的會消失，有的己不具備該地區特色以及民族特色，這種專利保護力一式無法使幾千年繼承下來民族傳統文化得到有效保護。所以，建議未來進行《專利法》的修定時，可以根據民族傳統文化的特點來修改保護有效期，對于茶傳統文化產業的核心技術，所有權者可以利用商業機密力一式進行長期保護，對于一般技術，可以利用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長期保護。例如眾所周知的知名品牌可口可樂，由于該公司重視專利權的保護，其核心技術到如今還是無人破解，這也是商業機密保護的重要體現。
第四，核心技術商業秘密在法律保護的范圍之內，其也是企業的無形財產。所以，我國對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機制還沒有完善的情沉下，核心技術的掌握者要重視核心技術的保護，制定多種保護對策，從而保護傳統工藝技術以及核心技術不受泄露。在進行專利權保護與地域性標志權保護的基礎上，還可以進行核心技術的保護。針對核心技術保護的法律，我國早在1997年就出臺《傳統工藝美術保護條例》，其中規定了:“制作傳統工藝美術產品的企業應當建立、健全傳統工藝美術技藝的保護或者保密制度，切實加強對傳統工藝美術技藝的管理。從事傳統工藝美術產品制作的人員，應當遵守國家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不得泄露在制作傳統工藝美術產品過程中知悉的技術秘密和其他商業秘密。”另外，在2011又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其中規定提出:“使用非物質文化遺產涉及知識產權的，適用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對傳統醫藥、傳統工藝美術等的保護，其他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武夷山大紅袍與福鼎白茶，都將自己傳統制作工藝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中請保護。
3.4著作權的保護
第五，著作權即為版權力一面的保護。著作權可以保護茶文化產品，以及不僅有文化創新理念，同時又有內涵的表現形式。利用著作權來保護茶文化產業時，其著作權使用程度非常高。著作權可以保護茶文化的創新理念，可以充分保護茶文化產品中的創新產品。著作權的登記都是自愿登記，沒有經過登記的原創著作權者人，不在法律保護范圍內，更容易被抄襲與復制，無法進行有效保護。所以，對于茶文化產業中的原創作者，應及時對著作權進行登記注冊。著作權的保護期是有限的，但是，由于茶文化產業是具有民族傳統特點的產業，如果其保護期是有限的情下，無法有效保護茶文化創新性產品。所以，建議將保護期限進行延長，或者是無期限。在著作法運用的基礎上，對茶文化產業進行多力一面的保護，例如具有文化特色的創新思想，通過有效措施進行保護。為明確權利主體，應及時版權登記，從而為茶文化產業的發展打下牢固的基礎。
篇2
關鍵詞：文化質差視域;中西英雄觀;差異;根源
中圖分類號:C912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723X(2012)06-0071-03
中國的英雄觀具有群體主義、完美主義、悲劇主義及其塑造上的“三化”傾向特征，而西方的英雄觀則倡導生命至上、民間化、精神化、人性化、平民化、獨立性和個性化［1］(P28)。我們不能一概而論，哪一種更優秀，但從文化質差的視角，輔之人類一般價值觀進行對比研究，可為當前我國某些社會傾向做一點觀照和反思。
一、中西方生命存在觀之異
中國千年的傳統文化認為人的本質是群體或集體性的存在，即個體都融入集體中，個體非單獨的存在，也沒有單獨存在的空間。西方式的“隱私觀”在我國是沒有存在的理由和土壤的，任何個體只有也只能在某個集體或群體中（現代叫單位）才能找到存在的位置。因此，中國式的英雄榜樣一定是為某個集團、集體的利益而絕非是為個體的利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或犧牲，后者是得不到認同的。同時傳統的文化也一貫堅決反對和不允許任何個體超越集體或不與集體保持一致，不允許哪個個體出人頭地——就是科舉中舉，光宗耀祖的事也是代表集團而非個體意愿，否則，那就只好“槍打出頭鳥”，把你扼殺在搖籃里。
在這樣的價值觀下“生命如草芥”、“舍小家為大家”等觀念深入人心，而且根深蒂固并打上了進化的烙印。在歷史上，國人的生命很多時候甚至還不如一只狗，在這種價值觀下，個體生命就只能是一個非常輕賤而可有可無的東西。于是位高權重者可以任意的用無足輕重的下級、后生的生命去換取任何想要換取的東西，如唐代曹松言 “一將功成萬骨枯”的事在歷史上是綿延不絕。到如今我們的教育，報刊媒體過分強調的是“服從”、“組織觀念”、“大局觀念”、“整體利益”，不可否認，這些都是必要的，然而，我們有必要清楚的是，國家、民族、集體僅僅是一個概念，并不像個體這般的具體、明確。換言之，國家、民族、集體是不知道傷心、饑餓、寒冷、痛苦、絕望的，而只有一個個的個體才有這種痛徹心扉的感受的，因而，生活在群體中的每個個體的感受才是真正反映一個集團、群體是否真正值得珍惜、保護和守望的根基。
而西人整體上認同人本質是單個的、有差異的人，人人都是與他人不同的‘獨一無二的個體’,只有個體的存在、個體的感受、個體的經歷和覺悟才是首要和至關重要的，任何組織、政黨、集團無論以任何名義去壓制個體的個性、鼓勵個體去做以生命為代價的犧牲（包括舍己為人）均是反人性、反道德的，因此，陳曉平先生認為在一個完善的社會里，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它并不總是鼓勵自我犧牲［2］(P40)，才符合人類一般價值觀。世界上不可能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了，從西方的英雄是活著的英雄為多，到諾貝爾規定自己的獎項只獎勵給活著的貢獻者，而不能獎給死去的人——無論這個人做出了多偉大的貢獻可見一斑。西方人堅持這種理念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如奧地利哲學家弗朗茨·M·烏克提茨所說，一個社會或集團要求它的國民都要為集團、集體犧牲自己，則會造成一個道德的悖論——即誰是犧牲的受益者？［3］(P111)如果一個個體生命犧牲后連具體受益者都找不到、說不清的規范、要求、行為，還值得我們去做嗎？所以烏克提茨倡導“我們應該放棄那種以人為犧牲品的道德、規范或行為！”［3］(P224)這種允許和鼓勵個體充分尊重自己的生命——哪怕是茍活式的行為和價值理念是很難在一個極端注重集團和集體的文化氛圍里萌芽出來的。如西方亞里士多德 “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式的理念在鼓勵打破權威、鼓勵冒險、鼓勵思想無、鼓勵年輕人敢于挑戰一切不合理的事物、敢于大膽想象等精神在當前的中國社會是十分需要提倡、加強和鼓勵的。
二、中西方的哲學觀之異
篇3
[關鍵詞]誠信，法治，文化
一
探討誠信與法治，首先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概念問題-無論是誠信，還是法治，都不存在一個公認的概念。況且，“在思想和價值觀同商品和消費一樣日益多樣化的世界上，企盼定義的統一，幾近于癡人說夢。”[1]因此，本文放棄了埋頭厘清誠信與法治概念的努力，而是把的興趣限定在文化的框架之內，試圖在這種獨特的視角之中能夠對誠信與法治問題作一有意義的探索。
盡管本文舍棄了對誠信與法治概念進行厘清的努力，但這并不意味著對它們在本文中的含義作一解釋是無意義的。正如鄭也夫所指出的，在從事一項具體的研究前，最好能夠先給個定義，因為雖然“人們并不要求你的定義與他們相同，卻希望能從你的定義中明白你討論的是哪一樁事物，從而免除誤讀與誤會。這是定義的價值之一。”[2]鑒于此，筆者將首先對本文中所使用的誠信與法治二詞作一簡單的界定。
在本文中，誠信一詞首先是一種倫理的范疇，它意味著人們在人際關系中應當誠實不欺、講究信用。在西方，誠信還曾經作為資本主義的理性倫理的一項重要原則，對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3]在法律（尤其是民法）采用誠信作為自己的一項原則之后，[4]誠信還兼具有法律上的含義。誠信原則，就其宗旨而言，是為了維持某種秩序，這種秩序或體現為一定的利益平衡，或體現為一定道德基礎的可供依賴；就內涵而言，是以模糊的公平要求為內容；就外延而言，具有不確定性，可補救具體規定的不敷使用；就其與司法活動的關系而言，意味著承認法官創造性司法活動，允許法官在法無明文時依據公平的要求進行裁判。[5]因此，法律意義上的誠信，既是當事人進行各種活動的行為準則，又是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權的依據。
至于法治一詞，本文根據法治的發展和韋伯的“理想類型”進路，認為法治存在著兩種形態。一種是近代意義上的法治，這種法治將個人本位視為第一位的價值，把追求法律的形式合理性[6]作為自己的首要目標，認為只有維護法的形式合理性，才能服務于保障人權的目的。盡管此種法治也包含了對某種實質合理性的追求，但由于它過分關注于形式合理性，因此在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發生沖突的時候往往通過犧牲實質合理性而滿足形式合理性的需要。其理念正如什坦姆列爾所說的，“法之為正當的法，并不需要具有一定的內容，只要它形式上合乎標準，不管其內容多么糟糕，仍不失為正當的法。”[7]本文把這種近代意義上的法治稱之為形式法治。形式法治發展到極端會導致一種發展危機，即形式法律理性的危機。[8]因此，形式法治會在法律變遷的內在動力與外在壓力之下進一步發展，即發展為意義上的法治。現代意義上的法治是以形式法治為基礎并通過克服形式法治的危機發展起來的，因此，它追求的是一種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的有機統一。這類似于歐洲學者所闡述的“形式法的再實質化”，也類似于諾內特和塞爾茲尼克所說的“回應型法”。根據圖依布納的分析，這種法實際上包含了兩個維度，即實質理性與反思理性。[9]本文把這種包含實質理性與反思理性的法治稱之為實質法治。應當指出的是，實質法治并不是對形式法治的全面背叛，而是在吸收了形式法治的優點之后發展起來的。
二
從文化的視角來看，法治在一個中的確立并不是一個獨立的事件，而是整個社會文化發展的一部分。只有當一個社會的文化趨于理性化之后，一個社會的法治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來。換言之，法治的確立既是一個社會理性文化發展的產物，也是該社會理性文化的組成部分。對此，韋伯曾經論證，無論是在、、建筑方面，還是在、方面，近代的西方文明都表現出了與其他文明（如、印度）不同的特點，這種不同實際上是一個關于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義問題。[10]在理性文化的這些方面中，“具有無庸置疑的重要性的是法律和行政機關的理性結構。因為近代的理性資本主義不僅需要生產的技術手段，而且需要一個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規章辦事的行政機關。”[11]由此可見，法治與一個社會的理性文化是息息相關的，“在這一意義上，應當承認：近現代法治，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它作為一種理性之治（the rule of reason），首先是指一種‘價值理性’意義上的理性之治，是體現西方文化傳統中的某些超驗價值或宗教信仰價值的理性之治。”[12]
由此，接下來的問題便是，這種理性之治是如何形成的呢？在法治的形成過程中，誠信又具有什么樣的作用呢？換言之，在發生學的意義上，誠信與法治具有什么樣的關系呢？按照韋伯的分析，誠信曾經是“資本主義倫理中的最重要的原則，也就是通常被表述為‘誠實就是上策’的原則”。[13]這種原則一方面得益于西方基督教的改革-通過基督教改革所產生的各種宗教派別，包括加爾文宗、虔信派、循道宗、浸禮宗諸派等，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新的新教倫理，即一種以職業概念[14]為基礎的新的禁欲主義。另一方面誠信原則又對新教倫理的禁欲主義產生了重大。正像韋伯所指出的：“浸禮宗尤其是貴格會所持的世俗禁欲主義的具體形式，就是這一準則（即誠信原則）的實際運用。”[15]因此，誠信作為資本主義的一種倫理對近代資本主義文化的理性化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它要求人們在經濟中應當通過“以嚴格的核算為基礎而理性化的，以富有遠見和小心謹慎來追求它所欲達到的經濟成功，而這與農民追求勉強糊口的生存是截然相反的，與行會師傅以及冒險家式的資本主義的那種享受特權的傳統主義也是截然相反的，因為這種傳統主義趨向于利用各種政治機會和非理性的投機活動來追求經濟成功。”[16]
由此可見，近代法治的產生與誠信具有非常緊密的關系。首先，盡管法治的產生并不僅僅是一種因素要求的結果，但是誠信的倫理以及由此所要求的經濟上的理性化卻對法治的產生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畢竟，如果沒有一種形式上具有合理性的法律制度，“可以有冒險性的和投機性的資本主義以及各種受政治制約的資本主義，但是，決不可能有個人創辦的、具有固定資本和確定核算的理性。”[17]其次，法治的確立也受到了誠信倫理及其所要求的理性化精神的推動。法治其實就是韋伯所言的“法理型統治”，[18]這種統治，按照韋伯的解釋，具有如下特征：（1）一種官職事務的持續、受規則約束的運作；（2）這種運作是在一種權限（管轄范圍）之內；（3）職務等級制原則；（4）技術性規則和準則要求必須有專業訓練；（5）官職與生產或管理工具的所有權相分離；（6）職務的占有要服務于保障職務上純粹事務的、只受準則約束的工作；（7）行政管理檔案制度原則。[19]由此可見，法治的確立其實就是在法律領域內確立一種理性化的精神，而這在一開始是與西方文化的理性主義分不開的。
三
雖然以誠信為主要特征的近代資本主義理性文化對法治的確立產生了重大的推動作用，然而，法治與誠信的關系在后來卻并不總是非常的和諧。一方面，法治秩序的建立和運行當然非常需要人們能夠繼續以誠信的倫理來處理人們之間的法律關系。例如，在合同領域，法律便要求人們能夠誠實信用地訂立與履行。正因為如此，合同甚至被人們認為是一種可信賴的利益。事實上，為了使自己能夠得到人們的普遍遵守，法律往往需要站在中立者的立場上，公正地規定人們之間的權利與義務。因此，在立法過程中，立法者往往把體現人們之間誠實信用的規范用法律確定下來。可以說，法律就是對人們之間的誠信行為作出的規定。不僅如此，法治作為一種理性之治，其實質就是要使法律的創設與適用擺脫意識形態（道德、宗教、權力政治等）的影響，實現法律的獨立性與自主性。[20]因此，法治的實現過程其實也是一種實現法律的信用的過程。由此可見，法治天然地與誠信是不可分的。
然而，另一方面，法治在確立之初，卻奉行一種絕對的嚴格規則主義。所謂絕對的嚴格規則主義是一種力圖從司法過程中完全排除法官的自由裁量因素的立法方式。[21]19世紀的歐洲大陸，在法治逐步確立的同時，卻也逐步走向一種絕對的嚴格規則主義。這特別明顯地表現在當時相繼制定的一批法典[22]中都旗幟鮮明地反對法官的自由裁量。對此，梅里曼指出，羅馬日耳曼法系各國法“試圖對各種特殊而細微的實情開列出各種具體的、實際的解決辦法，它的最終目的，是想有效地為法官提供一個完整的辦案依據，以便使法官在審理任何案件時都能得心應手地引律據典，同時又禁止法官對法律作任何解釋。”[23]在這種情況下，各國的法典都以制定無所不包的、祥備的、嚴密的、完整的規則體系為己任。在他們看來，法中所蘊涵的誠信原則已經包含在法典中，法官在適用法律時無需再考慮誠信因素，只要充當宣布法律的“喉舌”就可以了。因此，這個階段的法治是不可能也未能在法典中把誠信作為一個基本原則進行規定的。正因為如此，本文才把這一階段的法治稱之為形式法治。
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在法治的確立之初，之所以會奉行絕對的嚴格規則主義并把誠信原則排斥在外，其實跟當時奉行一種絕對的理性主義文化有著非常緊密的關系。根據徐國棟的分析，從根本上說，理性主義就是主張張揚理性，主張科學精神，鍛造人支配自然的武器。[24]具體而言，理性主義有如下特點：第一，絕對主義的認識論。理性主義者從一開始就注重知識的普遍性和對絕對精確性的追求。正如笛卡兒所說的：“只要遵循數學推理的演繹，從幾個簡單自明的公理出發，經過一步步的嚴密推理，就可以獲得關于事物的確定有效的知識。”[25]第二，對人文系統與自然系統區別的抹煞。理性主義者們有將包括在內的一切都自然科學化的企圖。理性主義的代表笛卡兒就認為人的身體是機器，認為心靈的本質是理性，而把想象、意志、感情和感覺等無法以數學方式加以把握的東西當作導致謬誤的消極物排除出去。這其實是一般理性主義者所共同遵循的方向。[26]第三，將幾何學方法捧上寶座。近性主義一直標榜自己熱衷于科學方法，尤其是幾何學方法。“理性主義者對知識的普遍性與絕對精確性的追求，正是利用幾何學來實現的。以數學方式解釋天體現象的成功，使人們建立起這樣的信念，即世界是按數學法則建立起來的巨大機器，只要掌握了世界的法則和數學，就可以做世界的主人。”[27]第四，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19世紀（尤其是前半葉）歐陸的人們仍持一種形而上學的世界觀，把世界看作是靜止的、不變的，把各門科學分割開來進行研究。
受上述這種文化理性主義的影響，法治在確立之初自然會表現出立法萬能、排斥司法自由裁量權、排斥將誠信原則直接規定在法典中的傾向。博丹曾有一個最大的抱負，就是通過比較和綜合一切最著名的國家的法律，以得到最好的一種，從而創立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法學體系。[28]立法者認為：“僅用理性的力量，人們能夠發現一個理想的法律體系。因此很自然，他們都力圖系統地規劃出各種各樣的自然法的規則和原則，并將它們全部納入一部法典之中。”[29]憑著對理性的信仰，他們力圖把法律的調節之手伸進社會生活的每一角落，追求詳盡具體、無微不至的規定。他們所要達到的目標是：法官無論遇到多么復雜的情況，都能在龐大的法典中像查字典一樣檢索到現成的解決方案，因而這樣的法典又被稱為“決疑式”的法典。而對于法官而言，法官審判案件的過程則只需像一臺“自動售貨機”，從一端輸入案件事實和法律條文，另一端就可自動吐出“判決”。因此，這樣的法治當然就排斥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更不用說可以授權法官依據誠信原則對案件作出判決了。
由此可見，形式法治內在的邏輯就在于追求一種以法的獨立性與自主性為核心的形式合理性。正是對形式合理性的追求造就了形式法治的獨特品格，從而使法律的創設與適用擺脫了依附于某種意識形態（道德、宗教、權力等）的尷尬局面，并擁有了自己的正統性[30]基礎。然而應當指出的是，如果說這種追求形式合理性的形式法治在理性主義文化占統治地位的里還能夠獲得它的正統性基礎的話，那么，當理性主義的神話動搖之后，人們還能否對形式法治情有獨衷卻是非常值得疑問的。
事實上，在理性主義的過程中，一種與理性主義相對立的思潮就始終存在著。本文將這種思潮稱之為非理性主義。尤其是在19世紀下半期至20世紀初期，理性主義的發展更是遇到了深刻的危機。這種危機法國啟蒙運動理想破滅的結果。眾所周知，法國1789年資產階級革命正是在啟蒙運動的理想旗幟下醞釀、準備和實現的，可是，法國大革命過程中階級殘殺的血腥事實，卻把啟蒙思想家奉為“高踞于一切現實事物之上的唯一法庭”-理性-變成了十足的非理性。這使得人們對啟蒙思想家所說的“意見支配世界”的正確性表示深深的懷疑，促使知識界進一步思考人類的世界是否真有一般的“合理性”的基礎，因而泛起了非理性主義思潮。非理性主義者竭力地突出人作為主體的個別性和不可重復性，把人的心理因素中的非理性成分，如意志、情緒、直覺、本能等提到首位，并強調非理性的心理因素對人的認識活動和行為的決定作用。需要指出的是，非理性主義并不是說人可以不要理性，而只是指出理性有它的局限性，不能把人的本質僅看作理性。這種非理性主義反叛了西方的傳統，構成現代西方哲學的一大支系。如果說傳統哲學中占主導地位的是絕對性、必然性、普遍性、抽象性、本質性和確定性，那么現代西方哲學中占主導地位的則是相對性、或然性、特殊性、具體性、概率性和模糊性。[31]
這種文化背景反映到法律和法學上面，就使原先由概念法學一統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出現了與之相對立的各種反對絕對嚴格規則主義的流派，如目的法學、法學、自由法學、利益法學、新康德主義法學、價值法學、現實主義法學等等。這些法學的一個共同特點在于明確地指出了立法不是萬能的，法律在運行過程中必然會存在各種局限性，如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滯后性等，[32]因此，幻想實行一種單純追求形式合理性的法治即使能夠實現法律的一般正義，也是大量建立在對個別正義的舍棄的基礎上，是不可取的。因此，“法律條文不可以太機械，我們制定法律時，要想到將來實施時一定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情形，這種意想不到的情形我們要預先注意，使得實施的時候，達到公平不發生困難。”[33]要實現這一點，就應當拋棄絕對的嚴格規則主義，賦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并對法官實施自由裁量權予以限制。在這種背景下，誠信原則被法治進一步接受，甚至被直接規定在法律中就不足為奇了。因為根據施塔姆勒的解釋，在具體法律規則的適用過程中，需要一種指針來指引，而“以愛人如己的社會理想為的誠信原則就是這樣的指針”。[34]
在這種情況下，當1907年由瑞士國會通過并且于1912年生效的瑞士民法典首次把誠信原則規定在法律中時，許多人對之鼓與呼就不難理解了。瑞士民法典中的第1條第2款規定：“如本法無相應規定時，法官應依據慣例；如無慣例時，依據自己作為立法人所提出的規則裁判。”其第2條規定：“任何人都必須誠實、信用地行使權利并履行義務。”對此條款，熱尼滿意地評論道：“可能這是近代的立法者第一次用普遍的說法承認法官為不可缺少的助手。”[35]
從上面的中我們可以知道，法治本身存在著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其實就是如何對待誠信的不斷發展的過程。從拒絕承認誠信在法典中的地位到明確把誠信作為一種原則規定在法典之中，這體現除了法治從形式法治發展到了實質法治，體現了法治不僅要實現一種形式的合理性，也非常強調一種實質的合理性，并努力實現二者的統一。
四
就而言，的法治建設處在一個非常獨特的時期。一方面，不僅我們歷來缺乏一種像西方在近代所出現的以誠信為主要特征的資本主義倫理，而且在我們的文化中也非常缺乏像西方那樣的理性主義傳統，因此，我們今天如果想要建設成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實任重道遠。我們不僅要補法律這一課，而且要補誠信這一課。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們的法治建設又處在西方從形式法治發展到實質法治的階段，這對我們的法治建設又提供了非常難得的示范作用。盡管我們今天不必重復走西方走過的老路，我們也可以明確地反對“西方中心論”，但西治的發展歷程確實可以給我們很多啟發，使我們避免走很多彎路。這其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發就是，在法治建設的一開始，我們就可以直接把誠信原則制定在我們的法律之中，從而在一開始就努力實現一種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的有機統一。當然，要實現這一點，我們還應該作出很多努力，但無論如何，實現這樣的一個目標并不是一個難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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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鄭也夫：《信任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7頁。
[2] 同上，第7頁。
[3] 參見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三聯書店1987年12月版，第二章。
[4] 1907年瑞士民法典首次把誠信作為基本原則加以規定，這標志著誠信原則在民法中的確立。其第2條規定：“任何人都必須誠實、信用地行使其權利并履行其義務。”
[5] 參見徐國棟：《民法基本原則的解釋-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78頁。
[6] 法的形式合理性與法的實質合理性是韋伯剖析世界法律體系中存在的各種法律思想時所依賴的一種理想類型分析框架。其中，法的實質合理性指的是法的創設與適用遵循的是意識形態體系的原則（道德、宗教、權力政治等），而不是法律本身；法的形式合理性又包括外在的和邏輯的兩種。參見[德]馬克斯。韋伯：《論與社會中的法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998年9月版，第24—25頁。
[7] 轉引自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第4卷，第77頁。
[8] 參見圖依布納：《現代法中的實質要素和反思要素》一文，載《北大法律評論》第2卷第2輯，法律出版社。
[9] 同上。
[10] 參見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三聯書店1987年12月版，第11—19頁。
[11] 同上，第14頁。
[12] 舒國瀅：《西方法治的文化-社會學解釋框架》，載張桂琳主編：《政法評論（2002年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28頁。
[13] 同11，第117頁。
[14] 根據韋伯的分析，職業思想是“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應許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們以苦修的禁欲主義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個人在現世里所處地位賦予他的責任和義務。這是他的天職。”換言之，新教倫理的職業思想在客觀上導致了資本家“把賺錢看作是人人都必須追求的自身目的，看作是一項職業”，因此，它要求人們在賺錢的時候應該通過理性的方式進行，尤其是應該注意誠實與信用。參見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路德的‘職業’概念”一章。
[15] 同11，第117頁。
[16] 同11，第56頁。
[17] 同11，第14頁。
[18] 韋伯在《三種純粹的合法性統治類型》（Die drei reinen Typen der legitimen errschaft[1922]）一文中使用的德文leagale Herrschaft一詞，在漢語中通譯為“法理型統治”。其實，legale Herrschaft與rule of law是可以對譯的，在漢語上直接譯作“法治”也無不妥。
[19] 韋伯：《經濟與社會》（上卷），商務印書館1997年12月版，第242—245頁。
[20] 對法治的獨立性與自主性的分析，可參見塞爾茲尼克、諾內特：《轉變中的法律與社會》中的“自治型法”一章，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21] 同6，第152頁。
[22] 此一時期，歐洲大陸法系各國相繼制定了一批法典，形成了一場史家所稱的法典編纂運動。著名的法典有：普魯士國家法（1704年，19000多條）、俄國法律匯編（1832年，42000多條）、法國民法典（1804年，2281條）、德國民法典（1897年，2385條）。
[23] 梅里曼：《大陸法系》，西南政法學院印行，1983年，第42頁。
[24] 同6，第168頁。
[25] 參見張汝倫《意義的探究-當代西方釋義學》，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頁。
[26] 同6，第170頁。
[27] 參見陳宣良：《理性主義》，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頁。
[28] 上海社會院法學所編：《法學流派和法學家》，知識出版社1981年版，第360—361頁。
[29] 博登海默：《法：法哲學及其方法》，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頁。
[30] 正統性一詞譯自德文Legitimitat（英文Legitimacy），指人們通過信仰體系服從某種統治的狀態。該詞與形式意義上的“合法性”（德文Legalitat，英文Legality）有別。關于兩概念的關系，可參閱舒國瀅：《戰后德國法哲學的發展路向》，載《比較法研究》1995年第4期。
[31] 鄭杭生主編：《現代西方主要哲學流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頁。
[32] 對法律局限性的分析，參見徐國棟的分析。同6，第137—143頁。
[33] 施塔姆勒語，參見楊幼炯：《當代政法思潮與》，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69頁。
篇4
近年來,與高校校園主流文化相悖的“異構文化”逐漸在部分大學生中流行,盡管還不甚嚴重,但也比較常見。如任其發展下去,將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進而引發諸多校園及社會問題。
一、“異構文化”現象的表現
根據大學生對校園主流文化的基本態度、價值取向和外在表現,可以將大學生中的“異構文化”分為四類,即激進型、玩樂型、冷漠型和敷衍型。
(一)激進型
激進型表現為思想激進,不信服學校和教師的權威,盲目排斥校園主流文化,易于結成反學校文化的朋輩群體等,屬于典型的“混混主義”。這一類型的學生逃課、作弊、酗酒、穿著特立獨行、破壞公物、打架斗毆,以及“課桌文化”、“廁所文化”、“破壞式畢業留念”等也多出自這類群體。他們習慣于成群結隊地行動,對其他同學表現出不屑。正是這種特性,使得他們更加看重所謂的“哥們義氣”,沖動起來易走極端,易于釀成校園惡性事件,前兩年發生在重慶某大學的因校園戀情引起糾紛、哥們義氣引發學生間打群架等惡性事件,就是其典型表現。不過,這類文化在大學生中表現不是特別突出,影響范圍也比較有限,這是因為大學生不斷走向成熟,自我約束和控制能力在逐步提高。
(二)玩樂型
玩樂型表現為貪圖安逸、生活隨性、不重視學業,忽視學校所強調的責任感。他們既不愿意遵守校規校紀,也無意追求個人理想,喪失了自己在大學階段的奮斗目標,頹廢萎靡的同時,性心理早熟、性觀念開放、對性的態度有偏差。不少人把“人生苦短,及時行樂”、“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作為處世哲學,追求享樂、滿足貪欲。一部分大學生只顧眼前利益、缺乏遠大理想,過多地考慮個人需要和自身價值;一些大學生為了追逐名利,虛偽掩飾、溜須拍馬、不擇手段。正因為如此,這類大學生往往會發生各種“拜金主義”和“沉淪主義”的行為,譬如“月光族”、攀比、傍款、混跡娛樂場所、“急嫁族”等。南開大學的一項調查顯示,28.8%的學生追逐“畢業就嫁人,要嫁就嫁有錢人”、“找工作看‘錢途’”等。這類文化模糊了大學生文化的先鋒性,使其不能充分發揮“過濾”功能,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學生文化的生機活力和進取精神。
(三)冷漠型
冷漠型表現為對學校事務漠不關心,對能否拿到畢業文憑不甚關心,一般不太遵守學校的規章制度,與同班同學接觸較少,而且關系相對冷淡,常常逃課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這類學生反抗形式比較溫和,一般不與教師、同學發生正面沖突。“冷漠型”與其他“異構文化”類型學生的主要差異在于,他們通常是單獨行動,而不是成群結隊。但是,這類學生也往往容易產生各種心理問題,做出諸如自殺、暴力犯罪等極端行為。天津某大學學生馬曉明勒死奶奶、砍倒父親血淋淋的事件,體現了“冷漠型異構文化”的極大危害。
(四)敷衍型
敷衍型表現為表面上遵守學校的規章制度,但對學校的價值、目標不以為然,習慣于在背后以諷刺教師、批評學校等小動作發泄心中不滿,認為學習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拿文憑。這類學生往往也喜歡追逐名利,選擇了一些與主流文化教育相悖的方式來展示自己的心態,偶爾會做出一些讓人“心驚肉跳”的舉動。戀愛方式露骨、校園尋親、“新陋室銘”等都是這一文化現象的表征。“分不在高,及格就行;學不在深,作弊則靈。斯是教室,唯吾閑情,小說傳得快,雜志翻得勤;琢磨打撲克,尋思看電影,無書聲之亂耳,無復習之勞神,雖非跳舞場,堪比游戲廳,心里云:混張文憑”。這則大學校園的“陋室銘”,雖有些夸張或戲謔,卻也活靈活現地刻畫了追逐這類文化的大學生的學習生活表現。與其他類型相比,敷衍型在大學生中表現稍多一些,因為這類學生在心理特點上更易有從眾心理。
二、“異構文化”現象的本質
上述大學校園中的“異構文化”現象,孕育于現實的社會環境,體現出復雜的本質。
(一)“異構文化”現象是一種文化失態
當今,我國社會由于受多元文化影響,社會文化多樣性日益突出,喧囂浮躁、追名逐利在部分人群中表現明顯。周圍如此的存在投影到這類大學生頭腦中,就形成了喧囂和浮躁這種他們對整個世界的影像,由此決定了他們的心理趨于浮躁和失態,對各種“沉淪主義”、“拜金主義”等不良行為盲目認同,進而做出各種荒誕不稽、反叛主流的“異構文化”行為。這種行為是一種不折不扣的文化失態和失范行為,是受周圍世界深度影響的大學生在學校人、事、物的交互作用中,表現出的一種與校園主流文化及其代表人物相對抗的態度和行為。
(二)“異構文化”現象是一種媒介行為
傳播學者麥克盧漢認為,媒介是那些延伸人類器官的所有工具、技術和活動,其本身就是一種內容,而內容和載體是不可分離的。按照這個理論,部分大學生身上表現的種種失范的、反主流的訊息以及行為都是一種媒介行為和媒介符號,本身就是含有諸多意義的內容展現。也就是說,“異構文化”行為本身是一種媒介,通過這些媒介可以透視當代大學生身心之中的某些訊息和意義,折射出他們獨特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同時,這些媒介行為有諸多的話語表現形式。麥克盧漢說,正是傳播媒介在形式上的特性,它在多種多樣的物質條件下一再重現,構成了傳播媒介的歷史行為功效。
(三)“異構文化”現象是一種盲目從眾
文化在有意識的文化之外,也存在無意識的文化。大學生中的那些過度攀比、自殺、破壞、犯罪等“反向”行為,既是那些“問題”大學生在某種意識支配下的結果,又在很多時候體現著文化無意識的支配。不少大學生喜歡跟著自己的直覺走,缺少理性思考和辨析,讓自己的內心感覺決定自己的思想感情以及行為方式,卻不考慮由此引發的后果。譬如,大學生談戀愛講直覺,跟著感覺追時尚,尤其在從眾行為上更加明顯,不自覺地、無意識地追隨別人,然后盲目模仿和復制別人的行為,而喪失主體理性。當然,從客觀環境來看,寬松的、講究個性釋放的大學校園,也為大學生從眾行為的發生提供了環境支持。
(四)“異構文化”現象是一種文化重構
任何一個時代的文化系統都是舊有的文化系統受外部環境影響而變遷的結果。在當今經濟社會轉型背景下,傳統的文化系統不斷受到沖擊,局部甚至被消解,不同的文化價值觀激烈碰撞,社會文化這個自循環系統需要不斷地更新血液以求自我發展。大學生中“異構文化”現象的出現,就是這個過程的一個縮影。部分大學生那些看似怪異叛逆的行為模式有時是一種對傳統文化的竭力突圍和重新建構的愿景,他們一邊對傳統文化規范進行大膽解構,一邊又設想重新建構一種新的文化模式,但是還缺少建立新的擎天大廈的文化資本,于是其“人性”被慢慢修改,變得過于桀驁不馴和浮躁。
三、“異構文化”現象的應對
面對大學生中的“異構文化”現象,高校以及社會有關方面要充分重視,理性認知,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抵御、教育及引導。
(一)要歷史地審視大學生“異構文化”現象,承認其在經濟社會發展階段中存在的合理性
“異構文化”現象的出現,無論在哪個時代、哪個國家,都是一種社會歷史的“常態”,而非突然冒出的異類或怪物。我國當代大學生群體正處在風起云涌的社會經濟文化變革時期,他們身上某些自主而為的行為觀念正好說明他們屬于“青春本身”,而不是老一輩或者社會主流為他們強加的約束規范。歷史也已證明,任何一代人都是創造力、生命力和破壞力并存的集合體,無論少時幾多輕狂,社會未來的中堅力量還是由他們所構成,“異構文化”行為只是在特定時期少數人身上發生罷了。由于人在青年階段多少會具有些激進反叛心理,由于我們正處在一個復雜多變的社會轉型期,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先從端正自身思想認識方面著手,丟掉偏見,客觀地看到大學生中“異構文化”現象存在的合理性,而不是以偏概全地用少數人的負面行為去否定一個群體的價值品質。
(二)要加強主流意識形態教育,引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理想信念
哲學認為,主流和支流是相對的、運動的、變化的,在一定條件下,主流、支流之間會發生位置調換。文化建設同樣如此。我們要抵制局部存在的、處于支流地位的“異構文化”對大學生健康成長的負面影響,就必須加強主流文化、主流意識形態教育,即要大力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黨的十七大及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的一項重要戰略任務,是黨在思想文化建設上的重大理論創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在當前高校大力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歷史契機中,切實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作為理想信念教育的核心內容抓緊抓好,正確把握其深刻內涵,充分發揮其在凝聚力量、引領風尚、教育學生方面的重大作用,努力把它轉化為廣大學生的價值取向、愿望要求和自覺行為,進一步在大學校園形成統一的或者主流的指導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強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規范,為大學生健康成長成才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同時,要不斷強化大學生對校園主流文化的依賴感和認同感,堅決抵制各種文化糟粕。
篇5
關鍵詞：跨國技術聯盟；文化差異；知識轉移績效
中圖分類號：F114.省略
原毅軍（1955-），男，山東榮成人，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產業組織、經濟系統分析與管理研究。
一、引 言
目前，跨國技術聯盟成為企業吸收知識的重要形式。跨國公司由于掌握著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其國際化經營對東道國的產業結構、技術進步和經濟國際化產生深遠影響。許多中國企業希望通過與跨國公司組建技術聯盟達到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知識的目的。但是以“市場換技術”的聯盟策略并沒有達到目的［1］，跨國公司并沒有把先進技術轉移給中方合作者。
跨國技術聯盟內部知識轉移的過程可類比為信息溝通的過程，是知識在一個特定的情境下從來源方向接收方的知識傳輸過程。知識轉移的基本要素包括：發送者、轉移渠道、知識、接收者和情境［2］。跨國技術聯盟內部的知識轉移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影響知識轉移效果的因素很多。Liu綜述了1980―2004年有關知識轉移的135篇文章后，總結出阻礙知識轉移的因素有：國家特征（文化差異、文化距離）、環境特征（環境距離、環境不確定性）、技術特征（技術積累程度、技術復雜化程度、技術年齡）、知識特征（隱性化、因果模糊性）、組織特征（知識保護程度、經驗）、知識轉移方（缺少動力、知識源的不信賴感）、知識接收方（缺少動力、吸收能力差）、其他權變變量（單調的組織背景、缺少信任）等 ［3］。陳菲瓊在討論中國企業與跨國公司知識聯盟的知識轉移層次時提出，對于大多數在國際間的合資項目上遇到的問題都可追溯到民族間的或組織間的文化因素上，合作者之間的距離和文化差異是學識交流的主要障礙［4］。
在前面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有必要研究跨國技術聯盟內知識轉移績效與文化差異的關系。多數有關民族文化差異影響跨國公司知識轉移的研究，都提出了概念模型和假設的研究，但缺乏實證研究［5-6-7］。在文化差異實證研究方面，李自杰和張雪峰在中外合資企業調研數據的基礎上進行了實證，研究表明國家文化差異對企業績效有正相關關系，組織文化差異與企業績效負相關 ［8］。徐笑君 對德資跨國公司和美資跨國公司進行調研，獲得微觀數據；然后利用Hofstede國家文化模型進行分析，實證研究文化差異對德資或美資跨國公司總部知識轉移的影響［9-10］。徐笑君研究表明，知識轉移能力（發送方的轉移能力和接收方的轉移能力）、轉移意愿和轉移渠道是影響轉移效果的主要因素 ［11］。
本文將從知識接收方的角度，分析跨國技術聯盟中知識接收方的學習動力、吸收能力，以及跨國技術聯盟中的知識轉移渠道豐富性對聯盟內知識轉移績效的影響；根據理論分析提出假設，并用數學方法進行推理證明。
二、跨國技術聯盟內部知識轉移的影響因素分析
1.知識接收方的學習動力
接收者的學習動機決定著其搜尋和獲取外部知識的努力程度。Minbaeva等認為，學習意圖與參與知識轉移的動機聯系在一起。在知識轉移過程中，那些具有較強學習意圖的組織或個體，知識轉移的效果會更好［12］。Simonin認為，戰略聯盟合作伙伴之間若沒有知識轉移的動機，它們就會把自己的知識保護起來，這種防御行為會阻礙知識轉移［13］。Liu也提到，知識轉移方缺少轉移意愿阻礙了知識轉移［3］。
在跨國技術聯盟中，雙方的知識轉移動機一般不對稱，知識高勢企業會設法保留或隱藏關鍵技術，知識低勢企業會通過多種途徑來獲取或學習聯盟知識。此時，由于跨文化因素，技術知識低勢企業在接觸、獲取、領悟新知識方面會面臨更多困難，因此也會產生更大的學習動力以得到聯盟知識。
根據已有研究，于是我們得出命題1：跨國聯盟中企業文化差異越大，聯盟企業學習動力就越強。
2.技術接收方的吸收能力
吸收能力是指知識接收者用已有的知識發現新知識的價值，消化它，并利用它來創造新知識的能力。Liu的研究表明，知識接收方吸收能力不足和缺乏吸收意愿是阻礙知識轉移的主要因素之一［3］。Minbaeva等學者經過研究，得出子公司的吸收能力越強，跨國公司知識內部轉移水平越高。知識的吸收能力與接收者原有的知識儲備、發送者和接收者之間的知識距離有關［12］。
Lane在對跨國公司母子公司之間知識轉移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后指出，子公司的知識吸收能力受到以下四項因素的制約：母子公司間的信任程度；母子公司間的文化相似程度；子公司先期積累的從母公司學習的經驗；母公司所轉移的技術與子公司產業的相關性。同時還指出，母子公司間良好的相互信任和文化適應性是知識順利轉移的必要條件；滿足相互信任和文化適應必要條件，知識提供者才會主動積極地幫助知識接收者克服學習障礙，幫助其學習到其所要傳授的知識。子公司若已具備先前來自母公司的知識轉移經驗，則有助于提高子公司的學習意愿與學習信心［14］。相關研究表明，無論是個人還是組織的吸收能力都受到知識轉移雙方關系的影響。根據Lane的觀點，跨國聯盟中如果雙方文化差異越大，知識的吸收能力是越弱的，對知識轉移績效有消極影響。
于是我們得出命題2：跨國技術聯盟企業文化差異越大，聯盟企業知識吸收能力就越弱，聯盟知識轉移績效越差。
3.知識轉移雙方文化差距
聯盟組織知識轉移績效受限于知識接收者對被轉移知識缺乏相關的知識與技能經驗。Grant的研究展示一個很有趣的現象：知識整合的目的在于將不同個體所具有的獨特知識緊密結合，以創造新的知識或是獲得利潤。擁有完全不相關知識經驗的兩個個體，知識整合無法達到最佳的狀態；但是如果是兩個完全相同個體進行知識整合，那將得不到任何好處［15］。因此在進行知識轉移時，雙方的知識基礎不宜差距過大，否則將會影響學習的成效。合作伙伴間的知識缺口差距懸殊，學習幾乎不可能發生。
當知識提供者與知識接收者之間存在著高度的知識落差時，知識提供者將無法在知識轉移過程中了解知識接收者的需求與學習障礙，更無法了解其學習的心路歷程，造成知識提供者雖然有很豐富的知識內容和強烈的知識分享意愿，卻仍然導致知識轉移績效不佳得結局［16］。Hansen的研究表明，產生組織學習的一個重要條件，是知識提供者與接收者雙方的知識距離或知識落差不能太大。這是因為雙方的知識距離過大會導致學習步驟明顯增多，以致知識轉移的難度加大。因此，知識提供者與接收者在知識背景和知識距離等方面的適度匹配對知識轉移績效的提升起著關鍵的作用［17］。
知識轉移雙方的情境差異是知識轉移過程中的最大困難。在跨國技術聯盟中，聯盟雙方的文化差異和技術認知距離有著密切的關系，文化差異越大，雙方的技術認知距離越大。存在一定文化差異的聯盟雙方，會因為雙方對技術認知的差異性而產生新穎感，促進雙方的互動交流，促進知識轉移績效；但是當文化差異過大，雙方對技術的認知達不到交叉的可能，這將會對聯盟知識轉移效果產生不利的影響。根據已有研究，本文提出假設1：文化差異與跨國聯盟知識轉移績效之間關系呈倒U字型的函數。
4.知識轉移機制
知識轉移機制對知識轉移績效的影響已有一些相關研究。不同的知識特性和知識構成，決定了知識轉移需要采用不同的轉移機制。日本學者Nonaka和Takeuchi在比較日本與西方公司的研究中發現：西方公司與日本公司在跨國交流中，西方公司強調顯性知識，強調諸如手冊與數據庫等顯性化的知識；而日本公司則強調隱性知識，認為知識是不可言喻的，需要親身體驗，需要在實際操作與觀察中學習［18］。也就是說，當知識具有較高的內隱性時，無法以文件資料、數據圖表等形式轉移所有內容，比較有效的轉移方式可能是人際交流、會議研討、雙方面對面交談、在職培訓和師徒制等。即轉移不同特性的知識，需要采取不同的轉移方式。
Gupta和Govindarajan等在對跨國公司知識流動進行研究之后得出結論，子公司的知識流入與其知識傳輸渠道的數量呈正相關關系［19］。對于知識傳輸渠道，日本學者Szulanski 指出，知識傳輸渠道是指發送者和接收者之間進行知識轉移的媒介與途徑，是構成知識轉移的基本要素［2］。關濤在其博士論文中對知識傳輸渠道進行了分類。根據被傳播知識的特征，知識的傳輸渠道可劃分為正式整合機制和社會化機制兩類。其中正式整合機制是指在正規的體系、政策和標準之上建立的協調模式，這種機制通常有利于顯性知識的共享和轉移，而對隱性知識的轉移顯得作用不大。另外一種是社會化機制，這種機制所進行的聯系是一種個人之間的、非正式的溝通與交流。許多研究表明，企業內部絕大多數的信息交換和決策制定，是通過非正式渠道或非正式關系進行的；也有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開始將個人間的非正式聯系作為信息溝通的首選方式［20］。
從前述相關研究來看，團隊內部知識轉移機制的選擇，需要考慮到被轉移知識特性、知識轉移雙方以及一些情境變量。同時許多學者的研究特別強調，知識特性與轉移機制的配合對于知識轉移績效的提升具有積極意義。因此，在雙方文化差異較大的情景下，知識（尤其是隱性知識）轉移更需要知識轉移機制的靈活多樣，如增加轉移媒介、豐富轉移渠道和改善轉移方式等。于是我們提出了假設2：文化差異越大，知識轉移機制越需要改進、豐富和完善，給知識轉移績效的提高帶來更大的挑戰。
三、文化差異影響知識轉移的數學證明
1.基本模型
根據命題1和命題2，我們利用數學公式來描述上述分析。用P表示聯盟企業的學習動力，即用向上的斜線表示：
Pa1+a2CD;a1,a2>0（1）
用C表示跨國聯盟中知識獲取企業的吸收能力，即用向下的斜線表示：
Cb1－b2CD;b1,b2>0（2）
其中，CD是跨國技術聯盟伙伴之間的文化距離（文化差異）。
借鑒吳先華等［21］的研究，本文將式（1）和式（2）相乘，所得結果即為聯盟的知識轉移績效的簡化模型。
TPP×Ca1b1+（a2b1-a1b2）CD-a2b2CD2（3）
式（3）用來作為分析的基本模型。
2.驗證假設1
從式（3）可以分析得，在納入“學習動力”和“吸收能力”的基本模型中，知識轉移績效達到最大時的文化差異距離（CD*）:
CD（-）（4）
最優的知識轉移績效（TP*）:
TPa1b1+（5）
從式（4）可以看出，若要使最優文化差異距離為正值，必須有b1>a1b2/a2或a2>a1b2/b1；從式（5）得TP始終大于0。因此，假設1中認為文化差異距離與聯盟知識轉移績效之間關系可以看作一個倒U型函數，已經得到驗證。
考慮到b1（對a2的分析同理，但不在文中體現）對最優文化差異距離（CD）和最優知識轉移績效（TP）的影響，即
>0（6）
這說明隨著b1的增加，即企業吸收知識的初始能力增強，最優文化差異距離也隨之增強，符合現實推導。
且當CD為正值（即b1>a1b2/a2）時，式（7）成立。
a1+>0（7）
可見隨著b1的增加，最優知識轉移績效也隨之增加。
綜上，在跨國組建的技術聯盟企業中，國家文化或組織文化的差異在一定范圍內（0
許多研究跨國組織間知識轉移的文獻都認為，文化差異是影響知識轉移的障礙因素。本文從新的視角探索文化差異對于知識轉移的影響，發現文化差異是可以作為資源或動力來推進聯盟組建和聯盟組織內知識轉移的。
3.驗證假設2
我們就跨國技術聯盟中知識轉移機制對知識轉移的作用來討論。知識轉移機制功能越強大，如轉移渠道豐富、轉移媒介眾多、轉移方式完善和轉移形式多樣等，聯盟組織的學習動力和吸收能力就會因為外在環境的優化而增強。基本的模型式（3）中沒有轉移機制的變量，這里我們分兩種情況進行討論。
情形1：聯盟內知識轉移機制（M）的完善，增加了聯盟企業學習動力變量的斜率a2，設有如下表達式：
a2c1+c2M;c1,c2>0（8）
將該公式帶入式（3）得到：
TPa1b1+（b1c2CD-b2c2CD2）M+（c1b1-a1b2）CD-b2c1CD2（9）
將式（9）對M求導，得到下式：
－（b2c2CD2-b1c2CD）
－b2c2［（CD－）2-］（10）
說明知識轉移機制對聯盟知識轉移績效的邊際影響與文化差異距離有關。
（1）當0
（2）當CD>，聯盟組織的知識轉移機制對知識轉移績效的影響為負。
情形2：聯盟內知識轉移機制（M）的完善，增加了聯盟企業學習動力變量的截距a1，設有如下表達式：
a1e1+e2M;e1,e2>0（11）
將該公式帶入式（3），并對M求導，得到下式：
e2（b1-b2CD）（12）
（1）當CD>，聯盟的知識轉移機制對知識轉移績效有負向的影響；
（2）當0
同樣，我們可以分析知識轉移機制對知識接收方接受能力的影響。隨著文化差距的擴大，轉移機制（M）趨于完善，可以提高知識吸收能力，其對吸收能力函數斜率b2或者截距b1的影響限于篇幅不再贅述。
通過兩種情形的分析，驗證了假設2，證明在適當范圍內跨國技術聯盟企業的文化距離越大，聯盟組織的知識轉移機制發揮的作用越大；也還可以說，文化差異在一定情況下推進了知識轉移機制功能的高效發揮。從這一角度看，也說明文化差異可以促進技術聯盟知識轉移。
四、結論和研究展望
有別于大多關于文化差異的研究，把文化差異看作是跨國聯盟組織知識轉移的障礙因素，本文考慮到動態中由于跨文化的背景長期存在，聯盟組織會經過調整知識轉移機制來促進知識轉移。因此，本文認為文化差異在跨國技術聯盟知識轉移可以當作是一種資源或動力，刺激知識轉移機制的完善，增加知識接收方的學習動力，以及提高知識接收方的吸收能力，最終達到聯盟知識有效轉移的結果。
對于文化差異的研究，多數學者采用企業調研數據來進行實證研究，工作量相對較大。本文把文化差異抽象、提煉，把文化差異對跨國技術聯盟的知識轉移績效的復雜影響用簡明數學公式來表達，是一種新的思路。
當然，本文不可避免存在不足，局限在于研究的實證性。如文化差異和知識轉移績效，難以找到可對應的衡量指標，或者是適合的量表，類似的實證研究較難進行。如何在缺乏數據的條件下建立文化差異對跨國組織知識轉移績效影響的模型，并進行仿真模擬，是筆者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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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教育國際化中外高校人文素質教育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人才需求的國際化不斷加強，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為提升本國競爭力以適應全球化挑戰，紛紛掀起了新一輪教育改革潮流，分析和借鑒世界各國人文素質教育的經驗教訓，對推進我國高校人文素質教育的改革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人文素質教育的內涵
素質是心理學上的一個概念，是指人的先天解剖生理特點，主要是神經系統、大腦及感受器和運動器官的特點。人的基本素質包含德智體美勞等諸多方面，涵蓋了政治素質、身體素質、業務素質、道德素質、文化素質等。大學素質教育就是在大學教育過程中，教育者利用教學和環境的積極作用，以全面發展的教育理論為指導，通過合理科學的教育活動，使每個學生都形成符合社會需求的素質結構，成為有較高綜合水平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1］
人文，簡單地說，就是人性與教養，人之所以為人，就是因為人通過教育而獲得了人性與教養，具有了人文素質，否則與動物并無區別。［2］所謂人文素質，是指由知識、能力、觀念、情感、意志等多種因素綜合而成的一種人的內在品質，表現為一個人的人格、氣質、修養。人文素質教育就是將人類優秀的文化傳統通過知識傳授、環境熏陶及自身實踐使其內化為人格、氣質、修養，成為人的相對穩定的內在氣質。它是一種后天素質，是素質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3］
二、中外高校人文素質教育的差異
（一）培養目標之間的對比。
中西方人文素質教育雖然在培養目標上存在著意識形態上的巨大分歧，但在很多方面仍然具有可比性。一些發達國家人文素質教育的目標大都已經用法律法規的形式固定了下來，例如美國教育部制定的總體性教育目標，各高校據此制定本學校的人文素質教育培養目標，［4］這樣就使人文素質教育培養目標成為由國家強制力作為后盾的國家意志，而我國的培養目標，國家只是從宏觀上表示將其作為一個戰略意圖，還未能真正上升到國家意志；國外人文素質教育的培養目標對各高等院校教育教學活動的約束或指導能力比較強，而我國人文素質培養教育的目標，除了思想政治教育課程外，對各高等院校并沒有太大的實際約束力；國外人文素質教育的培養目標大都具有非常明確的目標指向，具有明顯的可操作性，而我國人文素質教育的目標則大都僅僅是一種原則性很強而操作性很弱的指導性規定；國外人文素質教育的目標基本上已經在高等院校取得共識，并在這個層次上得到進一步的分解和細化，而我國的人文素質教育目標則基本上還處于一種“各自為戰”的局面。
（二）教育主要內容的對比。
由于受全球化的影響，我國人文素質教育內容設置的狀況已經有了改變。現在我國核心人文素質教育課程包括政治理論教育、道德與法制教育、現代歷史類教育等課程，占據人文素質教育課程的半壁江山。但是，與國外人文素質教育內容的設置相比較，我國人文素質教育內容的設置還存在著如下問題：盡管許多高校在開設人文素質教育課程方面熱情很高，但課程倉促上馬多，精品課程少；臨時起意多，長遠打算少；隨意性強，目的性弱。所以，總體的教育教學效果并不十分明顯。與西方一些國家的做法相比，我們在人文素質教育內容的設置方面仍然不成熟，許多方面仍需進一步改進和完善。
（三）教育基本方法的對比。
我國人文素質教育的方式方法既有與國外人文素質教育方法上的共性，又具有鮮明的自身特點和優勢，但比較起來我國的人文素質教育有許多方面需要改進：人文素質教育課程納入課程體系的方式仍顯得過于單調，除了國家教學計劃規定的人文素質教育核心課程的強制性納入和大量的人文素質教育選修課程的隨機納入之外，并沒有更多途徑使學生接受人文素質教育，這種狀況與大學專業劃分過細的弊端相映襯，往往會造成學生在不同學年段接受人文素質教育“苦樂不均”的問題。在人文素質教育課程的設置上缺乏科學性，沒有考慮大學生的身心發展及知識結構的特點和規律，更多的是教育者的一廂情愿和“單邊主義”行為，這樣的課程準入方式顯然不可能達到好的預期效果。在教學方式上，過于強調灌輸而忽視啟發，其結果是學生日漸產生強烈的逆反心理。
三、高校人文素質教育發展的對策
鑒于我國高校人文素質教育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差異，在下面方面進行改變，對于我國的人文素質教育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一）確立科學素質教育與人文素質教育和諧發展的戰略。
目前，我國高等教育在科學教育和人文素質教育，以及二者的有機結合上還缺乏系統的規劃，對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的相互依存、結合和互補關系還缺乏明確的認識。由于沒有理清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的關系，科學教育得不到人文教育的支撐與補充，使科學教育缺乏人文文化的根基。因此，加強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整合研究并在此基礎上理順科學文化教育和人文素質教育二者之間的關系，為人文素質教育進行動態定位，是規劃高校人文素質教育發展的首要前提。［6］
（二）提高認識，更新大學教育理念與目標。
大學教育的核心是堅持科學、創新、人文精神的統一，在市場經濟改革、社會分工細化的情況下，知識體系也在發生改變，人文學科被忽視，在教學實踐中，出現重智育輕德育、重理科輕文科的現象，教育的功利主義變得日益突出。在這個物欲橫流的時代，如何把握住前進的方向？作為未來社會的希望，當今大學生的價值觀、人生觀間接主導了這個社會的大方向。這就要求各高校領導要根據時代的變化，堅持發展觀，進行教育理念的創新，指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發揮人文素質教育的作用。
（三）改革完善高校教學體制。
當前，在我國的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中，對大學生的人文素質教育的內容和評估比較少，這在一定程度上就已經落后于其他發達國家，當務之急是改善高校教學體制，大力改革教學內容和課程的設置。完善文化課程的設置，使大學生得到系統的人文素質教育，應多設一些人文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的選修課，如唐詩宋詞、藝術史論、影視、音樂等，不要形同虛設，要有相應的學分。同時，實行輔修專業制，使學生在主修一門專業課的同時，能夠選修一些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目前，許多學校都在實行這種制度，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實踐表明，這種做法對提高大學生的文化素質具有很大的益處。
（四）努力營造良好的校園文化氛圍。
大學校園是大學生培養人文精神、思想道德情操的重要場所，是進行人文素質教育的課堂。大學的教化程度很大方面取決于大學的文化氛圍，學校要定期開展文化藝術節和電影節等校園文化活動，舉辦各式各樣的人文學科講座，鼓勵、扶持大學社團開展征文、辯論等活動，使大學生在寓教于樂中豐富情感、陶冶情操、凈化心靈。還應重點進行校園人文景觀建設（如歷代名人的雕塑、具有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建設的亭閣等），這樣既可美化校園環境，又可對大學生進行歷史文化教育，間接提高人文素質教育。加強校園文化環境建設是培養大學生人文素質不可忽視的環節。
（五）加強師資隊伍建設，進一步提高教師的人文素質。
篇7
【關鍵詞】中醫醫院；醫務人員；醫院安全文化；醫方安全
【中圖分類號】R722.12 【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4-4949（2014）01-0329-01
安全文化是指決定一個組織的安全管理方式和專業程度、組織中個人和群體得價值觀、態度、感知、能力和行為方式，能規范人的安全行為、組織及協調安全管理，使組織進入有序發展的良性狀態[1]。按照我國2004年入院患者4668萬例推算，每年可能發生醫療不良事件約為163萬-755萬例，如果其中40%的不良事件得到預防，則每年可避免65萬一310萬例醫療不良事件發生[2]。我國已將其納入醫院評審及醫院的安全目標管理[3]。因此，通過對醫務人員的患者安全文化認知度調查，找出醫院系統中的薄弱環節和潛在的隱患，以期為改進患者安全狀況提供依據。
1調查對象及方法
1.1 調查對象
從本醫院按方便抽樣法抽取257名醫務工作者作為研究對象，年齡18～59 歲。
1.2. 調查工具
采用問卷調查方法。問卷包括：（1）一般資料問卷，內容包括年齡、學歷、科室、護齡、職稱、職務等。（2）醫院員工對患者安全文化現狀評價調查問卷，用來了解臨床醫務人員的患者安全文化態度及其機構相關的患者安全文化。該問卷為主要借鑒美國德克薩斯大學研制的病人安全態度問卷（The Safety Attitude Questionnaire，SAQ）的條目框架[4]。經過翻譯、改良、信效度檢測，最后編制出適用于國內臨床醫務人員的患者安全文化測評工具。該問卷有7個維度，分別是團隊精神、安全氛圍、安全措施、工作壓力、工作條件、醫院管理部門間的協作、交接班程序。每個條目的評分方法采用Likerts Scales 5級評分制，不符合1分、大部分不符合2分、一般3分、大部分符合4分、符合5分。問卷計總分及正向率，得分越高說明醫務人員認同的病人安全文化越好。正。每個條目得分在1～5之間，中位數為3，因此設定3分為中等水平。問卷有較好的信效度，總問卷Cronbach's Alpha系數為0.8861，重測信度為0.886；（3） 積極反應率的計算[5]方法為，統計回答“同意或非常同意”，“多數時候或總是”的頻率（負性項目反向計分）。每個維度和條目均需計算積極反應率（積極反應數/應答數×100%）。積極反應率。積極反應率>75%為患者安全優勢領域，
1.3.調查方法
首先取得各部門管理者的同意，并向研究對象說明研究目的、意義以及自愿、保密的原則，然后發放調查問卷，并由調查員給予統一的指導語，采用不記地區、單位、姓名的方法，在全院共發放問卷257份，回收問卷245份，回收率為95.3%。
1.4.統計學方法
將收集的資料進行整理，用SPSS16.0軟件包建立數據庫，數據采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資料采用描述性統計分析。
2結果
2.1 不同專業的醫務人員對患者安全文化的調查分析 采用專業對各指標符合度進行分層分析，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檢驗顯示p
3 討論
3.1 不同專業醫務人員有不同的患者安全文化認知度
不同專業的醫務人員對患者安全文化的認知程度總分存在差異，這與Singer[6]等研究結果相一致。另外，不同專業醫務工作者在工作條件、醫院管理者支持、部門協作維度方面之間存在差異，提示它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其中藥劑科以及護理部工作人員的認知度最高，醫技人員的認知度最低。這一結果與臺灣余錦美[7]的研究結果不一致，但與李艷梅和吳欣娟[8]的研究相一致，分析原因可能是是近年來患者對護理工作要求越來越高以及2010年起開始實行的優質護理工程促使護理人員對患者安全領域更為關注。近幾年來，醫院加強了對患者手術風險的控制，例如實行《手術風險核對單》、手術部位標記、手術開始前“Time out”制度等，提升了外科工作人員尤其是手術室護士對患者安全文化的認知度。近年來加強了對用藥安全的監管和控制，醫院采取了給藥安全的措施，例如采用電子信息化管理，制定“給藥標準流程”等，提高了藥劑人員的患者安全文化認知度。
篇8
關鍵詞：有絲分裂；低溫誘導；植物染色體；同步觀察
“觀察根尖分生組織細胞的有絲分裂”和“低溫誘導植物染色體數目變化”，是人教版高中生物必修1和2的實驗內容。兩個實驗采用的材料用具和方法步驟基本相同，將兩個實驗合并操作同步觀察，兩種裝片，一目了然。實驗操作過程如下：
一、實驗材料的處理
1.洋蔥幼根的培養
剝去老皮，稍去老根，置于玻璃槽內，注水以浸沒根基部為宜。25℃左右下約4～5天根基部即長出大量2～3 cm長的幼根，提供有絲分裂和低溫誘導。
2.低溫處理
在實驗前1天，待幼根長出2～3 cm左右時，將實驗所需材料移入4 ℃冰箱中，繼續誘導培養24～36 h。
3.苯酚品紅的改良
母液A：取3 g堿性品紅，溶解在100 mL的70%乙醇中。母液B：取母液A 10 mL，加入90 mL的5%苯酚溶液。取B液45 mL，加入6 mL冰醋酸和6 mL的37%甲醛，此為苯酚品紅染色液。改良苯酚品紅：取10 mL苯酚品紅染液，加入90 mL的45%冰醋酸和1.8 g山梨醇即可。
二、方法步驟
三、實驗操作注意事項
1.采用“統一時間”“同步操作”的原則；
2.有絲分裂和低溫誘導間組進行，按表操作，上課時，在第一時間剪取根尖解離；
3.在等待的時間里，做實驗設計方面的探究；
4.采用“鑷子背敲打法”制片，兩組間對比觀察。
將觀察根尖分生組織細胞有絲分裂和低溫誘導植物染色體數目變化，按照探究性實驗教學模式進行實驗設計，經過學生分組實驗的實踐檢驗，極大地提高了實驗教學效果，展示了探究性實驗的魅力。用“鑷子背敲打法”制片，顯微觀察效果的確很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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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茶文化；大學生；文化素養
中圖分類號：S57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2）03-0252-02
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之一，是以茶為載體傳播各種文化，是茶與文化的有機結合。茶文化具有修身養性、陶冶情操、促進社會進步和豐富文化生活等社會功能。
大學生是國家的棟梁之才，必須要德才兼備，不僅要掌握一定的科學文化知識，而且要有較高的思想政治素質，這也是國家提倡素質教育的宗旨。所以對高校學生進行人文素質教育顯得非常重要。
一、茶文化在提高大學生文化素養中的作用
現在大學生對茶文化基礎和歷史知識了解很少；對茶的健康與保健作用了解不多也不夠全面；對茶文化的社會功能作用理解還不夠深刻等。因此，在高校中開展茶文化學習與教育，對于傳承我國的傳統文化，增加大學生的歷史和生活知識，培養大學生良好的道德情操和健全的人格，都是十分有益的。
1.茶文化的知識傳承功能。茶文化的內容非常廣泛，茶文化的結構體系包括有關茶的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個層次。這些內容在大學生素質教育中進行開展，能讓大學生更多的了解中國的茶文化，豐富學生的茶文化知識、拓展視野，有利于祖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揚，同時也可以增強大學生的民族自豪感。另外，茶文化已成為具有豐富的內容、深刻的思想內涵的動態文化體系。社會上也需要復合型人才，所以，有關專業的大學生有必要將茶文化納入自己的知識結構中，以便走上社會，帶來豐富多彩的生活。
2.茶文化的精神教化功能。茶文化的內容十分廣泛，不僅介紹茶文化的概念、內涵，同時還介紹了在茶藝表演時要用到的禮儀以及與茶有關的各種禮俗。引導學生講禮儀、尊禮節，形成良好的社會公德。同時還特別強調茶文化對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作用，通過茶中蘊含的思想和道德觀來影響大學生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同時中國茶文化所倡導的“和、靜、怡、真”的精神，將飲茶與人生處世哲學相結合，上升至哲理高度，形成茶德、茶道，茶道是茶文化的最高層次，也是茶文化的核心。把人們崇尚的道德情操、追求的高尚品質及人格賦予具體的茶及各種茶事活動中，不但可以促進身體健康，而且還可以修身怡情，有利于人的心態平衡，解決現代人的精神困惑，提高人的文化素養。①茶文化思想可引導樹立正確的人生態。大學生通過對茶文化的學習，及通過對茶德思想的領悟，可調節心態，這樣就有利于調整人際關系，解決現代人的精神困惑，對維持和諧社會和精神文明建設有著重要作用。可以說，茶德思想可以為當代大學生培養健康向上的人生理想提供若干方面的深刻啟迪。②茶道精神有助于思想道德修養。茶文化是以德為中心，倡導無私奉獻，反對見利忘義和唯利是圖。主張義重于利，注重協調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提倡對人尊敬，重視修生養德，有利于人的心態平衡，解決現代人的精神困惑，提高人的文化素質。茶文化最大的影響是可以使大學生能調節好自己的心態，靜下心來，以一種積極向上的心態去迎接學習和生活中的各種挑戰。學習了茶藝，可以潛移默化的陶冶了情操，升華了思想，提高文化素養。
3.茶文化的美學功能。中國茶道人美、茶美、水美、器美、藝美和境美。在安靜幽雅的品茗環境中進行茶事活動，感受茶之美、器之美、藝之美、人之美。在此種意境中使人產生一種積極的心理暗示與行為約束，并在潛移默化中使自己的思想境界得到提升。大學生學習茶文化，會把茶文化作為一種美的享受、美的提升來對待，從而達到培養審美情趣和陶冶性情的目的。
4.茶文化的保健功能。飲茶有益人體健康，從神農得茶解毒始已有幾千年歷史。現代科學發現，茶中含有大量的營養成分和藥效成分，對于維持人體正常生理活動需要，提高人體免疫功能具有重要的作用。比如茶能提神醒腦、利尿強心、清熱降火、止渴生津、溶解脂肪、幫助消化、醒酒解毒、殺菌消炎、預防齲齒、消除口臭、預防動脈硬化、降低血壓、降低輻射危害、抗癌抗突變等多種功效。這些功效已不只是古代相傳的偏方和經驗，而是從生物化學、藥理學、生理學、病理學等不同角度、不同學科加以證實。
二、茶文化在大學生中推廣的措施
1.在大學的素質教育選修課中開設茶文化課程。目前有個別高校已開設此門文化課，通過老師的講解，讓大學生們了解茶文化的起源，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掌握茶的種類、制茶的基本理論、泡茶技藝及茶葉保健功效，一方面可以拓寬知識面，另一方面，通過了解中國茶文化和茶藝，可以陶冶情操，使精神世界升華到高尚的藝術境界。
2.通過講座、展覽等形式，擴大茶文化在大學生中的影響。可以邀請在茶文化研究方面有一定造詣的專家學者開設專門的茶文化講座，通過網絡、電視等形式將每年不同地區舉辦的茶文化節視頻節目進行推廣。也可以利用各高校圖書館等機構舉辦展覽、播放教學片等形式，傳播茶文化。
3.根據茶文化，大學生結合自身專業知識開展相關的研究、調查等。例如：旅游管理專業的學生可以思考茶文化與旅游的關系，擴展旅游業。經濟管理專業學生可以思考茶葉的包裝銷售。歷史專業學生可以對各地、各民族茶俗進行研究。文學專業學生可思考茶文化與文學藝術的關系。外語專業可以考察韓、日茶文化以及中國茶文化在中華文化圈中的影響和地位。
通過以上的措施，在大學生中進行茶文化的教育與宣傳，讓大學生補充知識，開闊視野，完善思維，陶冶情操，平和心態，怡情悅性，感受生活的美好與詩意，啟發對美的追求與向往。
培養大學生良好的道德修養，塑造健全的人格品質是學校素質教育的一個重要方面。同時中國茶文化作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之一，其思想與當今世界面臨著“和平與發展”的主題想融合，以及與學校的校園文化建設相結合，作為一項長期的活動來開展，這樣不但可強化學生的專業知識，而且也可將一種潛在教育滲透到學生身上，這對于提高大學生文化素養、心理素質，更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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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學前教育；茶文化；傳承與弘揚
說起茶文化，可謂源遠流長，早在幾千年前的古代中國，茶就已經成為了人們生活中必備的飲品，并且雅俗共賞，無論官宦人家還是市井小民，都有飲茶的習慣。同時，茶具有獨特的回甘味道，在烹茶過程中又有諸多的講究，手法精細，這與古代中國的儒、釋、道精神具有異曲同工之處，所以茶在古代中國，絕不僅僅是一種純粹的飲料，其中也賦予了相應的內涵，所以茶文化已就此誕生，并流傳至今。中國的茶，最早起源于官宦，在唐宋時期進入頂峰，但是由于近代中國的戰亂紛爭，茶文化逐漸凋零，在當代，由于生活節奏的加快，快餐文化的興起，茶文化已經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甚至被人們淡忘。想要在這樣的一個快節奏的時代重塑茶道，弘揚和發展茶文化，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進行廣泛的宣傳，而最好的辦法就是從根本入手，將茶文化植入到孩子們的學前教育中去，我們知道，孩子們培養興趣的最佳時期就是學齡前的這一時段，如果我們能夠相應的將茶文化引入到孩子們的學前教育，那么對于茶文化的發展是具有跨時代的意義的，同時也對我們國家茶文化的傳承和弘揚有著其他方式不可比擬的重要作用。
1茶文化概述
1.1茶文化的內涵
茶文化起源于古代中國的上三代，也就是夏商周時期，茶葉就己經出現在中華大地上，在茶葉逐漸發展和弘揚的過程中，因其獨特的屬性被賦予了深刻的內涵。總的來說，體現在一下三個方面：首先，是追求中庸的儒家精神。茶文化，最講究淡薄的心性，在整個烹茶的過程中都需要張弛有度，盡可能的放緩速度，享受整個茶事的過程，飲茶時也要淺酌慢飲，體會茶中所飄散的清香，品味茶葉的苦澀以及苦澀之后的回甘，讓飲茶成為精神上的享受，提升人的心性。其次，茶文化的內涵還體現在講求道法自然的道家精神，所謂道法自然，就是在種茶的過程中，茶農充分的順應自然，講究茶樹種植的溫度、氣候、土壤、水質，采茶也要選擇相應的季節，炒茶也需要定制的器具以及火候的掌控，泡茶的水也講究以鐘乳石之水為上水，山洞溪水為中水，井水為下水，按照特定的方式方法才能保證茶的品質不受破壞，追求順應自然，從而體現道法自然的文化內涵。第三，茶文化的內涵體現在頓悟內省的佛家精神，佛家精神講究禪意，崇尚修行與內省，所以茶就成為了僧人最好的飲品，進而被賦予了佛教文化的內涵。
1.2茶文化的功能
通過上文對于茶文化的內涵的分析，茶文化的功能也就十分的清晰了。茶文化不僅是茶本身的文化，而是千百年來先人不斷賦予的文化內涵，其本身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載體，通過茶文化的傳承和弘揚，我們中華兒女能夠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有著更加深刻的認識，規范我們的行為習慣，提升個人的綜合素養，從而增強民族榮譽感，盡早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塑造我們的中國夢。
2茶文化對學前教育的積極影響
2.1精神的培養與繼承
茶文化對于學前教育的積極影響在于精神的培養與繼承。所謂茶文化的精神，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和”，這里所說的“和”指的就是和平、和氣，說的簡單一些就是人們在交往的過程中對于禮數的把握，要對人謙和，為人謙遜嚴謹，注重禮儀。在學前教育中，如果我們的孩子能夠學習或了解茶文化，那么在未來的人生發展中，就能夠更加的注重禮儀，處事心態平和，為孩子們的意志品質打下良好的基礎，在弘揚茶文化的同時做到精神的培養與繼承。
2.2行為的規范與約束
茶文化對于學前教育的積極影響在于行為上的規范和約束。中國的茶文化講究凡事有度，點到即止，體現在做人上就是凡事留有余地，絕不咄咄逼人。同時，茶文化還講究“清韻”，在人生中應該光明磊落，清高正直。由于計劃生育的大力推行，多數的中國家庭都只有一個孩子，這就不可避免的讓孩子受到了太多的溺愛，性格過于的偏激執拗，處事毛躁任性，將茶文化植入到學前教育中，就能夠更好的約束孩子們的行為，處事有度，做事磊落，知道約束自我，從而更好的提升個人綜合素養。
2.3知識的學習與豐富
茶文化對于學前教育的積極影響在于知識的學習和豐富。茶文化作為中華文明的璀璨篇章，其知識包羅萬象，例如茶樹的種植和采摘，這就蘊含著地理與氣候知識，茶葉的品鑒也同樣包含著對于審美的選擇。由于茶文化的源遠流長，中華傳統文化大多和茶文化都有一定的關聯，所以將茶文化引入到孩子們的學前教育，就能夠從更本上豐富孩子們的知識面，加強孩子們對于傳統文化的了解，提升個人素養。
3學前教育傳承與弘揚茶文化的策略
3.1以游戲為主體，激發幼兒主動學習
想要在學前教育中傳承和弘揚茶文化，那么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在教學中一游戲為教學主體，激發幼兒的學習主觀能動性。因為喜歡游戲是孩子們的天性，在教學中以游戲為教學手段首先就從根本上滿足了孩子們的基本需求。以游戲為教學手段，能夠集中孩子們學習的注意力，充分調動學習氛圍，激發孩子們的想象力。例如，如果教師想要孩子們普及一些基礎的茶葉知識，就可以利用組織游戲的方法來進行教學活動的開展，安排一個《老鷹抓小雞》的游戲，由教師做老鷹，孩子們做小雞，并告知孩子們一些茶葉基礎知識，如果老鷹抓到了小雞，那么就只有準確的說出茶葉基礎知識才能夠被釋放，重新回到游戲，通過這樣的教學方式，孩子們對于知識的學習首先就更加具有興趣，而游戲的開展又充分的促進了教學活動的展開，孩子們對于知識的理解更加明晰，在學到知識的同時也進行了游戲，不讓教學活動顯得乏味枯燥。同時，我們在教學中還可以引入競爭機制，通過分組答題的形式學習茶文化知識，小孩子們的好勝心強，競爭機制的引入在極大的程度上能夠刺激孩子們的學習思維，讓孩子們的頭腦迅速轉動，從真正意義上加強孩子們的學習興趣，獲得更好的教學成果，有助于茶文化的傳承和弘揚。
3.2以動畫為輔助，培養兒童學習興趣
想要在學前教育中傳承和弘揚茶文化，那么我們就要做到以動畫為教學的輔助手段，培養孩子們學習的興趣。動畫片本身具有豐富的畫面感，并且十分具有教育意義，通過多年的教學，我們能夠發現，孩子們在觀看動畫片的時候，他們的學習精力是最為集中的，并且對于動畫情節有著更好的記憶力和還原度，這是因為在學習的過程中，多項感覺器官的組合應用能夠收到更好的教學效果，這是符合基本教育規律的。所以，想要在學前教育中進行中國茶文化的傳承和弘揚，我們就應該在教學的實際過程中以動畫為輔助教學手段，利用多媒體教學設備，開發一部關于中國茶文化的動畫片，從而使孩子們對于中國的茶文化有著更好的了解，學習起來也事半功倍。
3.3以實踐為基礎，展現幼兒學習成果
想要在學前教育中傳承和弘揚茶文化，那么我們就要堅持以實踐為基礎，從而展示幼兒的學習成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同時也能夠更好的考察孩子們對于茶文化知識的掌握程度，讓孩子們真正的學到知識。我們的教學實踐可以從兩方面入手，第一是茶道實踐，在學習之后，讓孩子們模擬烹茶的過程其中包括茶具的選擇、泡茶水的選擇、以及泡茶的方法和步驟，但是要注意的是由于孩子們還太小，所以教學的成果不必太過奢求，主要讓孩子們體會的是烹茶時的過程，并且要時刻的注意安全問題，做好安全監管。另一方面，就是茶理實踐，茶理的實踐，其實更具挑戰，這不是對于烹茶過程的考察，而是更多的看孩子們的心境，因為個人理解能力、學習能力的不同，所以我們不要設置標準，隨行就好，觀察孩子們在生活中的變化，才是考察茶理實踐的最好方法，最終，通過這種教學成果的展示，得以在學前教育中弘揚和傳承茶文化。
3.4以父母家庭為保障，提高幼兒學習可能性
想要在學前教育中傳承和弘揚茶文化，那么我們就要在教學的實際過程中以父母家庭為教學的保障，提高幼兒學習的可能性。家庭，學校，同齡伙伴，大眾媒體，這些是影響著孩子們成長的四個最重要的因素，之所以將家庭排在第一位，是因為家庭是每個人學習和成長的第一所學校，父母和家庭對于孩子的影響是最直接的，這是孩子們成長的最重要的環節，如果茶文化的傳承和弘揚能夠得到家長和孩子們家庭的支持，那么開展起來勢必事半功倍，所以我們也要在教學的實際過程中要求家長也行動起來，在家中帶領孩子們喝茶、泡茶，利用這種實踐的方式激發孩子們對于茶文化學習的興趣，讓孩子們進一步了解茶的品行以及不同的烹茶方法，并且給孩子以講故事的方法傳播茶道知識，讓孩子們理解茶文化所具備的文化內涵。第二，在孩子成長過程，總會有犯錯、低迷的時候，家長在糾正和教育的過程中也可以利用茶文化告誡孩子們要溫潤和有禮貌，看到茶葉在杯中的起起伏伏，讓孩子們能夠重拾信心，通過這樣的言傳身教，讓孩子們從心理接受茶文化，同時也樂于學習茶文化。只有這樣的家校一體的教學模式，才能從真正意義上將茶文化蘊藏于孩子們的學前教育之中，從而將茶文化更好的傳承和弘揚下去。
4結論
中國的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最為璀璨絢爛的篇章，但是在快節奏的當代社會卻逐漸的被人們遺忘，作為中華兒女，我們有義務將這樣的文化瑰寶傳承下去，并弘揚開來，將中國的茶文化引入到孩子們的學前教育之中，并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激發孩子們的學習興趣，讓孩子們成為傳承和弘揚茶文化的先鋒，使中國的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早日實現祖國的偉大復興，塑造我們的中國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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