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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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論文古代文學研究生培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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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大學語文 古文 注解 教學

由于我國的歷史悠久，文學遺產豐富，教材中古代文學的作品占較大的比重。因此，教好這一部分，對提高學生的語文水平、閱讀能力和表達能力非常重要。尤其是許多鄰國如日本、朝鮮、新加坡、泰國等，對中國古代文化的崇仰備致，更增加了我們古代文學教學者的肩頭重任。筆者根據長期實踐所得，想就古文教學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進行分析，以期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近代學者黃侃云：“訓話者，用語言解釋語言之謂。”又云：“話，故也，即本來之謂；訓，順也，即引申之謂。”這是說，話是推求詞的本義，訓是說明詞的引申義。如不明古代文學中詞義，又不能掌握古詞義的引申應用，那就完全失去了古代文學教學的重要作用和意義。針對這一問題略述數端草見于后：

一、 古代文學要不要講古音古義

語言是社會的產物，是人類社會交際的工具，社會不斷發展，語言適應交際的需要，也不斷發展變化。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當然不會一成不變。不但語言內部要素詞義、語音、語法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且語言所反映的外部事物如生活習慣、文物制度等等，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后人讀前人的書，會碰到語言文字的障礙，產生隔閡。這種隔閡不消除，對古今音義乏差別不加以溝通，則今人該如何了解古人，文化的繼承與發展又從何談起？

在《大學語文》古典文學的注釋中，常遇到一些問題：教材中有的篇目某些字注古音，有的則不注。例如《詩經?氓》“將子無怒”的“將”字，教材注音為“qiang（槍）”；“其水湯湯”的“湯”字，教材注音為“shang（商）”。老師在教學中若講古音，一些學生迷惑不解，認為若讀古音，書上為何不注？若不講古音，讀來不順口，不協韻。有不少學生問：“為什么先秦的一些作品（特別是《詩經》）字難讀，音拗口？”這固然有學生不熟悉作品的原因，但也不能否認，這是古今音的不同所造成的。時有古今，地有南北，人有雅俗，因而語言文字上的隔閡是必然的現象。作為古典文學的教師，有責任消除學生這些疑惑。在教授古代作品時，我們不能把現代漢語的規范化套在古人的頭上。古人已矣，套之何用？教古文就是要使今人知古。學生“知古不知今”不好，“知今不知古”也不好。學習古文，不明古音，就不明古義，就失去了學習古代文化的意義。因此，筆者主張，教學以現代規范的語言為主，同時還兼教學生些古音古義知識，以提高學生掌握古今字源詞性的衍變，以及組詞成句和分析詞義句義的能力。語言學家呂淑湘、王力等，在教學中非常注意此類問題。

二、教學時注意上下文

凡從上下文察看，照舊注有矛盾或重復之處，不可輕易放過，其中很可能存在問題。如《詩經?氓》中“言笑晏晏”與“信誓旦旦”。前句朱東潤本注：“晏晏，和柔貌。”《大學語文》注：“晏晏：柔和的樣子。”

古文“晏、宴、晏”聲象義統一，都源于“晏”形，都含“安”義。“和柔”、“柔和”、“溫和”是引申義。朱注與徐注雖有根據，但并未與上下文的語境盡合。“言笑”已是歡樂、和悅之意，“晏晏”又是柔和之意，這豈不是重復了嗎？《爾雅?廣言》云：“晏，晚也。”《淮南子?夭文》曰：“日至于桑野是謂晏食。”《秦策》：“‘一口晏駕。’注：日暮而駕歸太陰也。”可見“晏”字還可作時間詞，與“晚、遲”同義。“信誓旦旦”，“旦旦”朱東潤注“誠懇貌”，《大學語文》注“明白”。“信誓”亦為“誠懇”之意，“旦旦”若也是“誠懇”，此句不就成了“誠懇加誠懇”嗎？這顯然與上句一樣，犯了重復的毛病。

《甲骨文字典》：“旦，從日從口，口即日之影。……以日與影相接之形表初升之時。”即日出之時也。日出為一天之始，故引申為“天”。《孟子?告子上》：“猶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這里“旦旦”為“天天”。由此推論，“信誓旦旦，天天申誓（信作申解），也就是天天發誓。與上句“言笑晏晏”合在一起解釋，是說氓與女主人公戀愛之時，天天尋歡作樂，甜言蜜語，山盟海誓，都是女主人公婚變后回憶悔恨之詞。這樣解釋既符合上下文意，語言與竟境，毫無牽強之感，學生也容易接受。

注解古人之文，切忌就字論字，拘泥一義。這種注法，以一字之義而言，雖然可通；但縱觀上下文與全篇之義，則往往不能盡如人意，故不可不審慎從事。

三、與“大義”相違背者要多多推敲

古文的注有利于今人的閱讀，又為初學者入門之階。但注者畢竟不是作者，審義核實，合者固多，而推己及人，間有不合原作之意，也勢所必然。因此難免盲從犯跟別人一樣的毛病。類注文之病，在于從一句看，似覺可通，但追索一家之學說大義，則矛盾顯然可見，故不宜輕信。

如《論語?子路、曾哲、冉有、公西華侍坐章》中的“春服既成”。宋人朱熹在《四書集注》中釋“春服”為“單拾之衣”，對“既成”未言及。宋人邢在《十三經?論語注疏》中云：“春服既成，衣單拾之時也。”今人楊伯峻在《論語譯注》中云：“成”，“定也”。“春服既成”，即“春天的衣服都穿定了”。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亦云：“初春時寒暖無常，故衣服亦須常換，至暮春三月，氣候穩定，所以說‘拾衣服已經穿得住了’。”古今注釋基本大同小異。筆者認為此解與孔子立言之旨“微言大義”學風相去甚遠。一是穿拾衣與下文的修楔之事沒有必然的聯系；二是穿單衣或拾衣，純屬個人穿衣小事。孔子以禮治天下，主張定名分，明等級來評論世事。曾子是孔子的得意門生，他所言“春服既成”之事，深得先生青睞，可見“春服既成”一事放在修楔之事之前，其中定有緣由，決非偶然掇合之作。

“服”字在甲骨文和《尚書》中是“事”的意思。或與祭祀的大事有關，或與服事天子有關。“春服”即“祭服”。古代社會的頭等大事是春祈秋報的祭祀。天子在一年當中，不僅每季甚至每月都有相應的祭祀活動，而且春祈秋報之祭都有專門的祭服。《禮說?月令》記載：春季“載青，衣青衣，服倉玉”；夏季“載赤，衣朱衣，服赤玉”；秋季“載白，衣白衣，服白玉”；冬季“載玄，衣黑衣，服玄玉”。由于不同的季節有不同的服飾要求，故春天一到，縫制春祭服的事，便成了國家頭等重要的大事，在任務未完成之時，朝延內外之人絕對不可懈怠。《周禮注疏》上云：“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文中的祭服，指的就是祭祀時所穿的衣服。暮春時節，春夭祭服的制作任務已完成，曾子才“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零，詠而歸。”孔子因而為之贊嘆。因為君主春祭求一國之福，青年人春楔求一身之福，先言國事、大事，再言個人小事，等級次序井然，這正是孔子“微言大義”的一貫學風。

又如《論語?學而篇》中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古今不少注家作“不怕人家不了解自己，只怕自己不了解別人。”楊伯峻先生還增字以就注面成其說，“別人不了解我，我不急；我急的是自己不了解別人。”殊不知這樣解釋與孔門“君子反求諸己，然后求諸人”的大旨相違背，與儒家“誠意正心”的一貫原則相違背，實不足取。

其實此語根據楊樹達的《古書疑義舉例續補?施受同詞例》，已早揭明此文本義。

“施受同詞例”夕云：古人美惡不嫌同辭，……乃同一事也，一為主事，一為受事，且又同時連用，此宜有別白矣。而古人亦不加區別，讀者往往以此迷惑，則讀古書者所不可不知也。……《史記?范唯蔡澤列傳》云：“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人固不易知者，謂賢者不易見知于人，此“知”字受事之辭也；知人固不易也之“知”，則主事之辭。

“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的“知”字與“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的“知”字一樣，有受事與主事之分。前“知”為受事之詞，后“知”為主事詞。全句的意思應為：不要擔心別人不了解自己，而應擔心自己沒有東西讓別人了解。孔子一貫主張“克己復禮”即克制、約束自己，使自己的行為符合“禮”的規范，也就是要修身修己，加強自身的修養。從這個觀點來看，孔子認為了解別人不是最重要最難的事，故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最難的是“但患己之無能知也。”（王肅語）自己沒有東西值得別人來了解，這種思想與孔子的“內圣外王”精神才是一致的。

孟柯是繼孔子之后的儒家一代傳人，史稱亞圣，他在《離婁章句上》說：“……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把君子一切應映“求諸己”的精神說得斬釘截鐵。哪有半點“患不知道別人”的思想存在。由此觀之，我們在學習古人的文章時，既要注意對字、詞、句的推敲理解，又要總觀大義所在。由于古漢字比較復雜，有些字在某篇某段中可以這樣解釋，但總體來看卻又與大義相去甚遠，則應加以懷疑和探究。語

參考文獻

[1]黃悼.訓話說叢[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陳紱.古文的“互文見義”[J].語文建設，1995（06）.

[3]倪懷慶.“隧”字補注[J].語文建設，2006（05）.

[4]（清）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彭林整理.周禮注疏[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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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唐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

先唐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主要有《莊子》、《楚辭》、《史記》和陶淵明等的接受研究。楊柳《漢晉文學中的〈莊子〉接受》（巴蜀書社2007年版）從莊子生命意識、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說方式三個方面來探討漢晉文學對莊子的接受，著者認為《莊子》強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發的詩性精神是漢晉士人和文學對其進行選擇接受的一個主要興奮點。白憲娟《明代〈莊子〉接受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從文學、注本和理性闡釋三個方面來探討明代《莊子》接受的縱向走向。《楚辭》的接受研究雖然還沒有專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論述文章。如劉夢初《論賈誼對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論初唐四杰對楚辭的接受與變異》（2002）、《論李商隱對楚辭的接受》（2002）、《試論劉禹錫接受屈騷的契機與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詩人對〈楚辭〉的接受》（2005）、蔣方《唐代屈騷接受史簡論》（2005）、張宗福《論李賀對〈楚辭〉的接受》（2008）、葉志衡《宋人對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這些文章主要是探討唐人對屈原《楚辭》的接受情況。

陳瑩《唐前〈史記〉接受史論》（陜西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和俞樟華、虞黎明、應朝華《唐宋史記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別對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記》接受情況進行了個案研究。李劍鋒《元前陶淵明接受史》（齊魯書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淵明接受分為三個時期，即奠基期（東晉南北朝）、發展期（隋唐五代）和期（兩宋），并且力求從共時形態和歷時形態兩個層面上來進行陶淵明接受史的探討。劉中文《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詩的發展線索，全面而有重點地描述了唐人對陶淵明思想與藝術接受的歷史特點，闡述了陶詩與唐詩之間復雜的、深層的關系。田晉芳《中外現代陶淵明接受之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則探討了現代的陶淵明接受情況，包括中國和外國的接受，視角較獨特。此外，唐會霞《漢樂府接受史論（漢代—隋代）》（陜西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羅春蘭《鮑照詩接受史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王芳《清前謝靈運詩歌接受史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分別對漢樂府、鮑照詩歌、謝靈運詩歌的接受情況進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

唐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李商隱、元稹、白居易、姚合、賈島等人的詩歌接受研究。臺灣楊文雄《李白詩歌接受史》（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學接受個案研究的著作，對李白詩歌接受進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來，王紅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則對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較為具體詳細的論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個階段加以探討。臺灣蔡振念《杜詩唐宋接受史》（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年版）對杜詩的唐宋接受進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黃桂鳳《唐代杜詩接受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則專注于唐代杜詩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詩接受分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個時期。杜曉勤《開天詩人對杜詩接受問題考論》（1991）、《論中唐詩人對杜詩的接受問題》（1995）等論文則專門論述了中唐詩人對杜詩的接受。谷曙光《韓愈詩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一書通過大量的文獻梳理系統地探討了韓愈詩歌在宋元的接受情況，認為“以文為詩”是韓詩與宋、元詩人在藝術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線索。

查金萍《宋代韓愈文學接受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則從韓愈的儒學思想、文學思想、詩歌與散文四個方面全面論述了宋人對韓愈的接受情況，指出宋代對韓愈文學的接受是在北宋時期，到南宋則漸趨衰弱。劉磊《韓孟詩派傳播接受史研究》（武漢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對韓愈、孟郊等人的詩歌傳播接受情況進行了探討。楊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學接受史》（蘇州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探討了唐宋時期柳宗元的接受情況，特別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為詳細，先是總論，后是分古文和詩歌兩方面來論述。劉學鍇《李商隱詩歌接受史》（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一書分為“歷代接受概況”、“闡釋史”、“影響史”三個部分來探討李商隱詩歌的接受史，重點是“歷代接受概況”，以大量的文獻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來的接受歷程。米彥青《清代李商隱詩歌接受史稿》（中華書局2007年版）認為李商隱詩歌在理學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沒有被廣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隱詩歌接受的重要時期。全書從虞山派、婁東詩派、黃任和康雍詩壇、黃仲則及乾嘉詩壇、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吳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順鼎、清代女詩人等地域文學、家族文學和女性文學幾方面來探討清代對李商隱詩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詩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漢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對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四人的詩歌在唐五代和兩宋時期的接受情況進行了詳細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論宋初詩人對白居易的追摹與接受》（2009）、趙艷喜《論北宋晁迥對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論文對白居易的宋代接受進行了論述。陳文忠《〈長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陳友康《〈長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論文則對白居易的名篇《長恨歌》的接受情況進行了探討。此外，白愛平《姚賈接受史》（陜西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對賈島、姚合并稱接受進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張朝麗《論宋末元初文人對李賀詩歌的接受》（2004）、陳友冰《李賀詩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論文對李賀詩歌接受進行了探討；李春桃的博士論文《〈二十四詩品〉接受史》（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對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的接受進行了論述。五代時期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以《花間集》為典型。李冬紅《〈花間集〉接受史論稿》（齊魯書社2006年版）對《花間集》的接受進行了史的梳理。范松義《宋代〈花間集〉接受史論》（2010）、范松義、劉揚忠《明代〈花間集〉接受史論》（2004）等論文也對《花間集》接受進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

宋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主要有蘇軾、柳永、周邦彥、辛棄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張璟《蘇詞接受史研究》（光明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變”的立論點，從文體正變、詞史流變、詞風消長、時運盛衰、才性各異等各個方面，對蘇詞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況進行了詳細的論述；仲冬梅《蘇詞接受史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3年）對蘇詞接受情況也進行探討。陳福升《柳永、周邦彥詞接受史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詞在歷代的接受情況。程繼紅《辛棄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討了辛詞的接受情況，上編從南宋慶元以前到當代各大學通行的詞選本中，選擇最有代表性的18種選本作為抽樣調查的對象，以總結歸納歷代辛詞接受與消費的規律；下編通過自南宋至近代王國維的評論，探討批評史中的辛詞接受情況。朱麗霞《清代辛稼軒接受史》（齊魯書社2005年版）則對清代辛棄疾詞的接受進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時期稼軒詞接受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對宋元時期辛棄疾詞接受進行了探討。陳偉文《清代前中期黃庭堅詩接受史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對清代前中期的黃庭堅接受情況進行較為詳細地的研究。金元時期的文學接受個案研究以元好問和《西廂記》接受研究為代表。張靜《元好問詩歌接受史》（中國社會出版社2010年版）一書把元好問詩歌接受史分為三個時期，即形成時期（金元）、曲折發展時期（明代）、時期（清代）。全書主要是梳理各個時期詩評家對元好問詩歌的闡釋、詩人創作受到元好問詩歌影響的情況，并輔以選本、集本的效果和傳播研究。伏滌修《〈西廂記〉接受史研究》（黃山書社2008年版）從刊刻、選本與曲譜收錄、演唱、本文批評、題評考訂、改續之作、文學影響等各方面探討了《西廂記》在明清時期的接受情況。

（四）小說接受個案研究

古代小說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來研究小說的專著是劉宏彬《〈紅樓夢〉接受美學論》（1992），但該書更多的是美學意義上的探討。高日暉、洪雁《水滸傳接受史》（齊魯書社2006年版）對《水滸傳》的接受進行了研究，把《水滸傳》接受史分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現代和當代幾個時期。郭冰《明清時期“水滸”接受研究》（浙江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則對明清時期的“水滸”接受進行了探討，分統治者、文人和民眾三個層面來論述。宋華偉的博士論文《接受視野中的〈聊齋志異〉》（山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對《聊齋志異》的接受進行了論述，分古典接受階段、建國前的現代接受、建國初期的接受階段、新時期的接受階段幾個時期，并考察了《聊齋志異》的域外接受情況。

二、古代文學接受研究的反思

無庸置疑，古代文學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就，特別是在借鑒外來的接受美學作為古代文學研究的理論指導方面，經過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廣泛地運用到古代文學研究當中，不僅使外來理論得到了本土化轉換和運用，而且開拓了從讀者接受視角研究文學的新視野，促進了古代文學研究新的學術生長點，其學術價值和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同時，古代文學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經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這既充分體現了“經典”的藝術價值、藝術魅力和藝術影響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對于“經典”研究對象選擇的學術銳敏性，有助于幾千年的文學經典作家作品的藝術成就和藝術價值得到當代重估和轉化，有助于傳統文化在當代復興和繁榮。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古代文學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處：

一是接受理論的進一步轉化和深化問題

接受研究強調從讀者視角來研究文學的傳播問題，而讀者接受往往是與文本傳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如何區分文學接受與文學傳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現實難題。如張靜《元好問詩歌接受史》雖題為接受史，但一些章節內容涉及到傳播的問題，如元好問詩文集編定、刊刻顯然是屬于傳播范疇。而有些問題的討論則很難區分是傳播還是接受。像元好問詩歌的選錄研究，從元好問詩歌本身來看，它是傳播范疇；從詩歌選錄者來看，它又是接受范疇。再如清代元好問詩歌的評點與箋注，從評點與箋注者來看，屬于接受范疇；從元好問詩歌本身來看，又屬于傳播范疇。盡管有些學者已經對文學接受的理論作過一些探討，并且有過文學接受研究的學術反思，但這些理論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圓滿解決研究中的難題。因此，從理論和實踐上進一步理清接受與傳播、接受與研究的本質區別，這樣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學的接受研究，開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決傳播與接受的區分，突出文學接受，還是應該抓住“讀者接受”這一核心觀念。因為文學傳播本質上是離不開讀者接受的，沒有讀者接受就沒有文學傳播，在讀者接受這一核心觀念下，既可以厘清傳播與接受的區分，也可以對傳播材料作接受解讀，從而深入探討文學接受之于傳播的價值和意義。

二是接受研究實踐進一步拓展和創新問題

古代文學接受研究以經典文學作家作品的個案研究為主，同時也有一些宏觀上的接受研究。其中，個案研究主要涉及到《莊子》、《楚辭》、《史記》、陶淵明、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李商隱、元稹、白居易、姚合、賈島、蘇軾、柳永、周邦彥、辛棄疾等。無疑這些個案研究突出了中國文學的經典性，特別是唐詩和宋詞的經典性。但無論是時代的分布上，還是研究對象的數量上，個案研究中經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廣泛性，采集面顯得較為狹窄。因此，突破唐詩宋詞的視閾局限，進一步拓展經典作家作品對象采集是個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觀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綜述所論，其研究也在存較大問題。宏觀研究一方面要從時間視閾出發進行通代或斷代接受梳理，探討中國文學的通代或斷代接受情況；另一方面也要從空間視閾出發進行某一地域文學的接受情況，探討某一地域文學的接受或被接受情況。同時，宏觀研究還可從作家群體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學家族接受等方面來創新。宏觀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學與次流文學、主要作家與次要作家之間關系處理，否則宏觀的接受研究就容易變成為個案研究的拼盤，而顯示不出宏觀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學術價值和意義。

三是接受研究的文化視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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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二十一世紀最具活力的產業，廣告人才的需求與日俱增，尤其是高端的廣告專業人才更是求賢若渴。然而，由于快餐文化和經濟市場的影響，眾多高校開設的廣告學專業偏重應用設計而忽略了廣告學人才創意和策劃能力的培養，從而導致市場上廣告學人才雖然能迅速適應廣告行業的工作，但是后勁不足。因此，廣告人才市場的現狀倒逼高校專業人才能力培養的調整，必須從源頭夯實廣告學專業學生的文化素養，必須開設《中國文化通論》《西方文化概論》《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讀》《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選讀》《美學》等文學文化課程。其中，《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讀》涵蓋內容豐富，尤其是古典詩詞既能熏陶學生的人文情懷，也能培養提高學生的審美鑒賞能力，是廣告學專業文學類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門專業基礎必修課程。除此之外，在古代文學作品中，廣告宣傳自然而然地嵌在作品當中。有學者稱:“它們的親密關系則更多地表現為古代文學對廣告不經意地呈現上。雖然在古代，廣告還沒有成為一個專有名詞，甚至人們對廣告還沒有明顯的意識，但古代文學中卻散見著讓人拍案叫絕的廣告案例，隱約記錄著中國廣告的發展、變遷、變調或變局。”［6］209－210古代文學作品中自然嵌入廣告宣傳，為我們進一步了解中國廣告的發展及特定時期廣告業的特征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佐證。鑒于廣告市場人才能力培養的文化需求，文學文化類課程成為廣告學專業人才培養方案必不可少，同時古代文學作品汗牛充棟，迫切需要對廣告學專業古代文學課程進行教學改革研究。因此，以意象教學和廣告語教學為中心的改革模式進入我們的廣告學古代文學實踐課堂當中。

二、古典詩詞的教學改革:以意象(群)為中心

廣告學專業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讀課程中內容太過豐富，鑒于廣告人才能力的文化需求，我們選取古典詩詞的意象教學為突破。古代詩詞意象教學主要包括意象(群)的選取與內涵解析。古典詩詞意象(群)的選取可以從題材上加入分類，以便充實學生的人文情懷。如先秦詩歌《詩經》中的黍離到姜夔《揚州慢》詞作中的青青薺麥;從屈原《離騷》中的美人到曹植詩文中的《洛神賦》，再到晚唐五代溫庭筠詞作《菩薩蠻》中的慵懶等等;從陶淵明詩歌中的到孟浩然詩歌中的賞菊再到李清照詞作中的殘菊等等;從林逋詩歌的《山園小梅》到陸游詞作的《卜算子•詠梅》等等;從蘇軾的農材題村詞作到辛棄疾的山水田園詞，等等。如何準確地傳授意象所蘊含的內涵是培養學生人文情懷的重要環節。如同為吟詠梅花，林逋的《山園小梅》與陸游的《卜算子•詠梅》表現形式不一。前者云:“眾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樽。”以梅花與眾芳的對比敘寫梅花的清高。后者云:“驛外斷橋邊，寂莫開無主。已為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同樣是敘寫梅花的清高與氣節，陸游更多地融入自己的人生感受。這兩首詩詞的意象教學過程要注意將梅花的品質與詩人的人生經歷結合在一起。如何將古典詩詞的意象教學與廣告學專業人才能力緊密結合在一起，需要在古典詩詞的教學過程中增加一個環節，即古典詩詞意象(群)的符號化。如上圖所示，廣告學專業古代文學文化課程主要為廣告創意儲蓄知識，具體到古典詩詞的意象(群)的學習對應廣告創意之后的符號、圖形與圖像表達，最后的共性是意象(群)與符號、圖像等皆是為了傳達某種情緒而形成一定的意境(境界)。如果廣告學專業學生具備一定的速寫能力，那么每篇古典詩詞的意象學習之后，可以嘗試以速寫的方式運用符號將詩詞中的意象簡單勾勒出來，形成具有一定意境的畫面。如此一來，廣告學專業古代文學的學習很好地廣告人才能力培養結合在一起，文化學習與廣告速寫巧妙融合，不會產生枯燥無味之感。

三、小說文體教學改革:以廣告語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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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古代技術文化；四大奇器；復制；文化自信

1“奇器”成為傳說的論證

江曉原先生及其對武王伐紂歷日的推算，是引領歷史學出身的筆者對中國古代天文學發展產生興趣的“第一功臣”。他新近出版了大作《中國古代技術文化》，筆者讀后獲益匪淺，但是也有不敢茍同之處，最典型的就是江先生認為中國古代的指南車、候風地動儀、水運儀象臺和司南這“四大奇器”基本都是傳說這一議題。江先生書中的觀點是，要真正復制這些古代儀器，必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1)復制品要達到古代文獻中記載的功能；(2)復制品不能使用古代記載中不存在的技術手段。據此，司南不符合第二條；候風地動儀至少不符合第一條（近些年地震頻發卻未能預報）；水運儀象臺復制者眾多，而且往往縮小了比例，但至今沒有一座能夠真正依靠水力運行。江先生遂將“四大奇器”的情況歸納如下,見表1。于是，江曉原先生在最新出版的《中國古代技術文化》一書中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目前只有指南車復制成功，可以相信古代確有其物；而司南、候風地動儀、水運儀象臺三器，迄今為止只能認為是古代的傳說,即使確曾有過，其功能也只是傳說。除非今后司南得以出土或真正復制成功，結論才有可能改變。

2中國古代的科技文化

筆者有幸聆聽了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張柏春所長《知識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科技史》講座。張所長在講座上首先講解了“中國古代有沒有科學”和“中國古代有多少發明和創造”兩大問題，并且結合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組織編寫的《中國古代重要科技發明創造》掛圖，介紹了中國古代諸如水稻、絲織、瓷器、造船、機械等發明創造，從全新的視角探討了中國古代是否有科學的命題。在張所長看來，中國古代的數學和天文學，不僅有“歷算”這門學問，還有記載“歷算”及其發展的“律歷志、天文志”，這些內容都是科學，只不過有別于近代實驗科學而已。于是我們可以看到，江先生的這一議題忽視了一個重要條件,那就是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和近現代西方的實驗科學存在的差異。這個條件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即時代因素（古代和近現代）與科技發明的基礎（經驗與實驗）。在某種意義上，按照近現代西方的實驗科學為依據，中國古代許多發明創造只能屬于技術，甚至是傳說。此外，筆者從治史角度出發，還考慮到三條重要的因素，也可能使江先生得出“四大奇器”（特別是候風地動儀）大多屬于傳說的結論。其一，張衡是否將候風地動儀的內部結構交給了當時的統治者和史官；其二，就算張衡的候風地動儀內部結構被官方存檔，但是這在中國古代屬于“奇技巧”，因此也未必會記錄到文獻中；其三，近代以來人們對生態環境的改造甚至是破壞，也許是導致候風地動儀“失靈”的間接因素。

3文化自信要講究理性

筆者的觀點與張豈之先生在幾個月前的演講異曲同工。張老認為，當今有些人只承認西方近代的科學精神，否認中華有自身獨特的科學精神。而在某種意義上，將中國古代輝煌的科技文化論證為“傳說”，本質上是缺乏文化自信。這種做法如今應當加以澄清。緊接著，張老以屠呦呦得獎與《黃帝內經》作為例證，以戰國時期的儒、墨、道、陰陽學說為佐證，論證了自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以來的“天人之學”就囊括了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如天文歷算、中醫藥學、古地理學、古化學、古建筑學，這些學問都取得了卓越成果。有鑒于此，張老強調：中華文明中獨特的科學精神必須加以肯定。當然，在重拾文化自信的同時，我們也要警惕從缺失文化自信這一端走向另一端,即把西方近代以來的科技成就強行附會到中國古代科技文化的概念、術語上，以顯示中國科技文化的先進。在全球化時代，我們要有全球化的視野，因此不能只承認中國古代科技文化，西方古代的科技發明也是耀眼奪目的。我們要記得歷史的教訓：乾隆盛世的“天朝上國”大夢是閉目塞聽的結果，而這一美夢在堅船利炮面前終究是不堪一擊的，如今的“中國夢”不能重蹈覆轍！筆者治史出身，學識有限，又是為加強國人的文化自信而發此議論，淺顯之處期待行家指正。

參考文獻

[1]江曉原.中國古代技術文化[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7.

[2]楊永清.中國古代科學技術芻論[J].創新科技,2016(4):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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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柳永的《樂章集》不僅在藝術成就上遠勝《花間集》，在表現男女、人的意識的初步覺醒上，更寫出了《花間集》所未能表達出的思想。這不僅和作者本人的生活經歷有關，更和時代、社會密切相關。《樂章集》的創作豐富了詞這種文學體式所表達的內容。

詞，原是為配合隋唐時期的燕樂而創作的歌詞。因為是合樂的歌詞，所以歷史上它有“曲子詞”的稱謂。從文人音樂活動來說，自漢魏以來相和歌、清商樂的創作，到唐宋采詩填詞人樂的歌曲演唱，都沿用“依曲填詞”的創作方法。唐五代以來，詞這種新興的文學樣式，一直被文人視為言情的藝術，同時也是“詩之余”娛賓遣興的工具。

王灼《碧雞漫志》卷一曰:“蓋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詞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聲奏，殆不可數。”自隋唐以來，詞的創作題材多局限在男歡女愛、羈旅閑愁等凄迷感傷的內容上，詞的風格也顯得輕柔、綺麗、溫婉、細膩。婉約詞一直被奉為正宗。明代徐師在《文體明辨序》中說:“而詞貴感人，要當以婉約正。”在創作實踐上，南唐二主詞以及集溫庭綺、馮延巳等人婉約詞之大成的《花間集》，代表了宋代之前婉約詞的最高成就。他們用委婉含蓄、細密纏綿的表現手法，細膩生動、淋漓盡致地抒寫了男歡女愛、傷感別離、風花雪月等婉約派慣常抒寫的種種情緒，使宋代之前的婉約詞創作達到了。

而把抒情推向極致的，當屬柳永。這位“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柳永《鶴沖天》)且又把填詞作為第一要務、被仁宗皇帝批為“且去填詞”的詞史上聲名最為顯赫的詞人，“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柳永《鶴沖天》)，以至“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三)，其甚至蜚聲境外，相傳“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鶴林玉露》卷一三)。對于柳永的詞集《樂章集》，歷來褒貶不一。在詞的發展、雅化的過程中，對其俗的一面的認識似乎已成為柳永及其‘樂章集》的定論。尤其是柳永因失望于仕途，把“煙花巷陌……且憊偎紅倚翠，風流事，平生暢”作為自己傾心的生活，沉溺于青樓妓院、勾欄瓦肆這些社會下層場所，更觸犯了士大夫們的文人風雅。他和那些歌妓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為她們創作了大量的詞篇。“《樂章集》中，冶游之作居其半，率皆輕浮狠蝶，取譽箏琶。”這也為柳永招來了許多罵名。因其中大多是寫情，故人們常把它和寫情專集《花間集》一比高下。筆者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二者題材的表達手法、抒情角度上作比較，通過比較，相信高下立現。

一、表達方式迥異

《花間集》和《樂章集》都以男女戀情為題材重心，但表達方式迥異。

《花間集》對戀情的抒寫是纏綿、纖柔、婉約的，猶如隔著紗幕，凝望一位羞羞答答、柔柔弱弱的小姑娘。“畫樓音信斷，芳草江南岸。鶯鏡與花枝，此情誰得知?”(溫庭綺《菩薩蠻》)“眉翠薄，鬢云殘，夜長襲枕寒。”(溫庭綺《更漏子》)通過對女子音容笑貌、言談舉止、穿著打扮等可聞、可見、可感的外部形象的描寫以及對女子內在氣質的刻畫，表現女子輕柔、和婉、含蓄的感情。“春情滿眼臉紅絹，嬌妒縈“人繞。”(魏承班(訴衷情》)“肌骨細勻紅云軟，嬌羞不肯人鴛裊。”(和凝《臨江仙》)“柳絲裊娜春無力。”(溫庭摘《菩薩蠻》)……這里的女子“嬌羞”織弱，含蓄不語，以一舉手、一投足、一肇、一笑、一流擬等細微動作來表達自己的情感，韻味悠長，含蓄級綿。

而《樂章集》的第一主題卻是男女的直白這一題材在我國文學史上第一次被一個作家如此集中地表現出來，熱情而直率，贏得了當時世人的珍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樂章集》云:“蓋詞本僧弦冶蕩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使人易人，雖頗目俗為病，然好之者終不絕。”因為柳永生活的年代，正是北宋初年經濟繁榮的時期，市民享樂意識膨脹，對男女的要求不再遮遮掩掩。與柔弱的小姑娘似的《花間集》相比，《樂章集》則更像一位成熟而熱情的，對愛的表達直截而熱烈，率真而坦誠《花間集》中很少低級趣味的描寫，雖有“錦帳”、“香裊”之類，也大都是以感傷和哀怨的筆觸寫出;多寫離情、相思，少有歡會之情。而柳詞酷肖敦煌詞，直抒胸臆。“已受君恩顧，好與花為主。萬里丹霄，何妨攜手同歸去。永棄卻，煙花伴侶。免教人見妾，朝云暮雨。”(《迷仙引》)“愿奶奶，蘭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深意。為盟誓。今生斷不孤裊被。”(《玉女搖仙佩》)在愛的交流中，《花間集》中的女性無一例外都是嬌羞、柔弱的，被動地等待愛人的追求。《樂章集》里的女子則纏綿而熱烈，勇敢而坦誠，率直而毫不做作，敢于怨恨，也敢于示愛，敢于爭取愛的權利。“系我一生心，負你千行淚。”(《憶帝京》)“我前生、負你愁煩債。便苦懲難開解。”(《迎春樂》)而且，此中的女子不僅有情且有欲，“愿天上人間，占得歡娛，年年今夜。”(《二郎神》)“待伊藥，尤云滯雨，纏繡裊，不與同歡。盡更深，款款問伊，今后敢更無端。”(《錦堂春》)她們潑辣而有自我意識，個個都是有血有肉、有愛有恨、有情有欲、多層次、多側面的活生生的女人。這在以前的文學作品中是不多見的，尤其在《花間集》中，更是不可能出現的。《樂章集》的表達在某種程度上說，更可觸、可感，對人性的挖掘也更直接、更深人。

二、抒情角度不同

在《樂章集》里，無論是到勾欄取歡的士大夫，還是在“秦樓楚館”里言歡賣笑的歌妓，都有著豐富的情感，都是作為真實的人存在的。

《花間集》中的抒情大都從女主人公的角度進行。這里的詞境構筑大多是以女子的口吻摹寫物態、抒思，是建立在豐富的藝術想象基礎之上的。想象雖然豐富，但畢竟始終隔了一層，與女性的氣質、心理不盡貼切。事實上它還是以男性的角度“隔”寫女性的心理。另外，《花間集》中的女性在表達自己的時，遮遮掩掩、閃閃躲躲、半吞半吐、欲語還羞，“眉翠薄，鬢云殘，夜長裳枕寒。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溫庭綺《更漏子》)“近來心更切，為君思。”(和凝《南歌子》)并且這里的女子獨自一人承擔了相思的重量與煎熬。“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萍洲。”(溫庭箔《夢江南》)“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鵲喜。”(馮延巳《渴金門》)女子愛之煎熬、思之苦楚，被描寫得淋漓盡致。女性縱有千種風情，也不會盡情宣泄，她們總是避卻情緒，默默忍受，感情偶有流露，也若隱若現，欲露不露，對感情、欲望極度地隱忍。而這里的男子，大多以押客的身份出現，顯得寡情薄義，其形象是單薄的，蒼白無力。男女關系在這里明顯是不平衡的:男性高高在上，女性則是低微而渺小的。

而《樂章集》里，相思主要是由男子來演唱的。“追念少年時，正懲風煒，倚香偎暖，嬉游慣。”(《陽臺路》)“磋因循;久作天涯客。負佳人，幾許盟言，便忍把，從前歡會，陡然翻成憂戚。”(《浪淘沙》)“佳人應怪我，別后寡信輕諾。”(《尾犯》)就是面對仕途的選擇，男子也能唱出“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鶴沖天》)，“便是有，舉場消息，待這回，好好憐伊，更不輕離拆”(《征部樂》)。這里的男子與女子，除去押妓與被玩弄的關系外，更深處卻有真情流露。《樂章集》里的男子與女子同樣是多情的，而且作者把男女分離的原因歸咎于仕途浮名的干擾，把男女情感的相思與封建社會的仕途前程結合起來，從而使《樂章集》中的男女關系有了一些新的社會性質;另外，從人性角度來說，男女主人公的形象都相當豐滿，代表著市民階層的審美意識和感情寄托。特別是，這里的歌妓不再僅僅是作為男子仕宦生涯的調節劑，她們有自己的獨立人格，對薄情郎的怨恨，也敢于直言表達:“恨薄情一去，音書無個。”決不隱藏心中所怨;這里的男子也不再僅僅以旁觀者的身份來看待歌妓的生活，而是與歌妓同命運、共相思，合唱出真摯的愛情來。《花間集》中女子“獨倚望江樓”、“腸斷白萍洲”的畫面，在《樂章集》中疊影而變為男女雙方的鏡頭:“想佳人，妝樓順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爭知我，倚闌干處，正懲凝愁。”(《八聲甘州》)變女子的單相思為男女雙方的互相思，使一貫作為被玩弄對象的女子有了獨立的人格。

魯迅先生說:評價一個作家，“最好是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且介亭雜文二卷·題未定草》)。柳永之所以能在《樂章集》中如此率真地表現男女戀情與，并且寫出人的意識的初步覺醒，與其所處的時代和社會有關。超級秘書網

宋代統治者歷來抑武崇文，知識分子在社會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優越地位，因此，柳永才敢在仕途不濟時，以玩笑的態度，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致力于婉約詞創作，大膽抒發所思所感。柳永大量創作婉約詞之時，正值城市經濟空前繁榮，商業貿易十分發達，宋代已穩步發展了近半個世紀。從宮廷官員到市井小民，都歌舞歡宴，風流蘊藉。都市的繁榮，促進了市民階層的活躍。現代研究者大都認為，宋人比起其他朝代，更注重自然適意的生活情趣，更注重“濃歡無價”的人生哲學。宋初的“杯酒釋兵權”更引發了一代人追求人生的享受，追求生活的情趣，甚而追求感官刺激。生活中已沒有轟轟烈烈，也少了許多豪情壯志，只有“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的傲岸與“懲偎紅倚翠，風流事，平生暢”的滿足。這是新出現的市民階層人生觀的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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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眾多高校面臨轉型。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目標，教學內容也發生相應的變化，比重向技術技能訓練傾斜。古代文學作為一門文學課，本身不具備經濟效益或者社會實用性方面的優勢，然而并不是脫離現代實際沒有價值的學科。單從文學的角度而言，古文教育旨在培養對古代文學作品的鑒賞能力，豐富人文知識，積淀文化底蘊。文學課教學的目的不僅僅在于教給學生文學知識，更重要的是讓學生獲得文學審美能力、文學想象能力以及寫作能力。［1］28從這個層面上說，古文教學對現代語文技能的訓練和培養已經具備實際意義。而把古文教育放到整個國家民族的教育體系中去，古文的傳授更是一種千年經典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傳承。它凝結著歷代文人在特定時空下的求索與感悟，擔負著陶冶審美情操、弘揚人文精神、延續民族文化的重任。不僅為學生在現代社會打下語言、文字、文學的競爭基礎，更使民族文化和精神力量得以薪火相傳。但長期以來，高校古文課堂基本遵循行為主義教學模式，圍繞教師、學生、教材三者展開教學。雖然現代教學手段已然日益多樣化，但該課的基本模式并沒有發生根本轉變。不但打擊了學生學的興趣，也消磨了教師教的激情。課堂教學的有效性大打折扣。提升大學古文課堂有效性的意義是雙重的:對教師而言，注重課堂有效性是教學進步、教師成長的根本途徑;對學生而言，提升課堂有效性是傳承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值得強調的是，所謂追求教學有效性不是追求簡單的會背會考的教學效果，而應該追求一種長遠的教學效益。也就是說，追求教學有效性的重點不在于一節課里學生學會了多少內容，更應當重視一節課里師生之間愉悅的教學體驗，以及由此帶來的對學生長遠的影響。“傳統的課堂教學過于關注教學效果，而漠視師生的課堂教學體驗。這種只看結果不重視過程的考評機制不僅打擊了學生的學習熱情，而且也傷害了教師的教學激情，導致厭教、厭學情緒突出”。［2］103

二、高校古文課堂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一)高校古文課堂存在的問題

在實際教學中，我們發現學生對古代文學課缺乏學習熱情，課堂積極性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

1．學生古文以及古代文學基礎知識比較薄弱

古文基礎不夠扎實，是學生對古文課產生畏難情緒的一大原因。學生對古文作品的解讀，往往停留在翻譯的層面而不能有所提高。更有甚者，缺乏古代漢語的基本知識，對作品中出現的通假字、繁體字、異體字等情況分辨不明，讀懂作品意思都成問題。因此，在安排古代文學課程的同時，必須同步抓好古代漢語的教學。“經典文獻與古代漢語基礎知識的教學是相輔相成的”，［3］117長期以來，古代文學作品在語言文字上的歷史距離性，是理解學習經典文獻的一大障礙。抓好古代漢語這一基礎工具課，是培養和提高學生古文閱讀能力，扎實古文基礎的重要配套。例如，學生不具備扎實的古文基礎，不了解戰國時代風云變幻、合縱連橫的時代背景，就讀不懂《戰國策》，在課余閱讀時就容易打退堂鼓，這就造成了學習古文的抵觸情緒，不能夠深入體會古文作品的美。

2．知識體系較殘缺

古代文學課程是一門跨度比較長的專業主干課，各高校普遍都連續開設幾個學期以完成。結合上課以及期末測試的情況來看，大部分學生能夠較好地完成本學期的文學知識內容，對單個作家作品都有一定的了解，但對貫穿整個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演變，卻缺乏清晰系統的認識。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對各時期重要作家、作品都有一定程度的把握，卻缺乏對整個文學發展流變過程的梳理和對整個古代文學前后聯系對比的思考，致使部分學生覺得讀了很多，背了很多，卻不知學到什么。

3．課堂教學模式缺少變化

現今的大學課堂，存在著教師“一言堂”的現象。一方面，大學課程普遍存在課時緊，教學量大的問題，教師們為了保證教學任務的完成，往往略去學生課堂思考討論的時間;另一方面，大學生作為授課對象，其年齡和心理都更加成熟，不像中小學生那般“童言無忌”，易造成課堂缺乏互動的問題。例如講解一位作家或者一部作品，許多教師基本按照“介紹人物生平思想或時代背景———解讀具體作品———總結藝術成就、地位影響”的傳統模式授課。這種模式符合孟子提出的“知人論世”的文學批評基本方法，本身并沒有問題。但假若所有課堂都按照這一模式教學，難免出現學生聽課的“審美疲勞”，打擊了學生學習的熱情。

(二)提升古文課堂教學有效性的反思

要克服學生對古文課堂的抵觸情緒，營造愉快的課堂氣氛，在45分鐘內牢牢抓住學生的注意力，需要環環相扣的教學設計和不斷提高的授課技巧。在實際教學中，教師必須重視及時反思和總結。

1．解讀作品“接地氣”

當前不少教師在講授古代文學史時，往往限于簡單而抽象地描述某種文學現象，這使學生對這類知識的接受常有味同嚼蠟的感覺。在具體課堂教學中，為了有效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教師對知識的講解應化抽象為具象，即深入到文本內部，生動而有趣地解讀文本，這樣才能使學生對文學現象的理解認識更加深透。不讀“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就不知道蘇軾對于豪放派的貢獻;如若不讀“玉盆纖手弄清泉，瓊珠碎卻圓”，就不了解蘇詞在“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吟唱的同時，也有清秀溫婉的一面。脫離作品實際，無法帶領學生了解全面深刻的文學現象。而在解讀作品的過程中，由于學生古文、古史基礎薄弱，有時不能夠理解作品的背景及含義，產生了對古文作品的厭倦心理。教師在課堂上可以盡量用現代生動的語言解讀作品，以引起學生的興趣。不必要逐字逐句地翻譯，古代文學課畢竟不同于古代漢語課，過分追究字句的用法有時反而破壞了作品的本來魅力。教師在解讀時偶爾能用“接地氣”的現代語，不僅更加淺顯易懂，也增加了古文閱讀的趣味性，從而降低了學生對古文作品的畏難情緒。以講授《戰國策》人物形象塑造一課為例，該課重點使學生掌握《戰國策》描寫人物的藝術技巧以及了解其在人物描寫方面對《左傳》的發展，對象是大學一年級學生。我們通過《秦策一·蘇秦始將連橫》來分析蘇秦人物形象的特點。在講到蘇秦夜半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這一句時，由教師先請學生互相分享自己解困提神的方法，這一發問就使課堂有了互動，引起了學生的發言，教師也可以跟學生分享自己的提神“妙招”，進而解釋蘇秦“引錐自刺”的做法，套用現下流行的說法，這就是“用生命在讀書”，學生們立刻會心地笑了。用“接地氣”的流行語解釋古文，既活躍了課堂，又拉近了古文與學生的距離，使學生對作品人物印象深刻。

2．言行神態“傳激情”

“教師有效教學的一個關鍵特征是教學的熱情。”［4］104一堂有效性高的古文課，不但要有趣味，還應當是充滿激情的。澳大利亞教育家白蘭泰勒研究表明，教師改進教學和進行有效教學的最初動機來自他們的內在動機，即他們對所教學科和教學工作本身的熱愛，以及他們對學生學習和成長的關注。［5］雖然教學過程歸根結底是一場智力活動，但其中師生的情緒狀態構成了這一智力活動的重要動力因素，它影響著教學的成敗、效率。教師在課堂上的表現，向學生傳遞的不僅僅是知識，還有情感與能量。教師在課堂上的表情、手勢以及抑揚頓挫的語音變化，都體現著對課堂的態度，傳遞著熱愛學生、敬業負責和循循善誘的精神。而這種情感與能量的傳遞是一個遞減的過程。教師以80%的熱情授課，學生感受到的可能只有60%或者更少。因此，要讓學生覺得課堂富有激情，必須調動全身100%的能量，以最飽滿的情感和學生交流。例如在《蘇秦始將連橫》這篇作品中，突出運用了對比的手法，通過蘇秦發跡前后，家人前倨后恭的態度塑造出人物形象的特點。因此在講解時重點要把握住家人前后態度的鮮明反差，把發跡前家人的絕情寡義和發跡后家人的諂媚至極繪聲繪色、神情并茂地表現出來，才能使學生體會到當時社會的人情冷暖、世態炎涼，進一步理解蘇秦這類朝秦暮楚的謀臣策士形象。

3．知識體系重構建

古代文學記載了中國歷代文學的發展與變遷，本身就包含文學和史學的雙重性質。袁行霈先生說:“撰寫文學史應當具有史學的思維方式”。［6］5同樣地，在教授過程中也應當具備這種史學的思維。古代文學課既要充分把握文學的成分，也應當重視史的脈絡。學生既要掌握各個時期的文學現象，也要對發展流變的過程有整體認識。課堂教學不是知識點的簡單羅列，而應充分重視知識體系的構建，注意文學現象前后的發展聯系。《戰國策》雖然是以記言為主的史書，敘事成分并不多，但是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照樣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比之前學過的《左傳》又有所發展。在教學設計中，先引導學生回顧《左傳》塑造人物的特點，通過大家熟悉的作品《晉公子重耳之亡》的片段說明《左傳》善于通過典型事件突出人物的形象特點，用生動的片段渲染人物的性格。《左傳》對人物是簡筆勾勒，而《戰國策》塑造人物則更加細致傳神，繼而展開對《戰國策》人物塑造特點的講解。這就對課程內容作了銜接，引導學生注意知識縱向的對比聯系，培養學生對知識進行主動梳理的意識，逐步建立起完整連貫的知識體系。

4．轉變模式“滿堂彩”

大學教師“一言堂”的現象并不只存在于古代文學課，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是主導，學生才是主體，教師“一言堂”強化了教師的主導地位而弱化了學生的主體地位。學生像個局外人，在課堂上一味地邊聽邊記，機械地抄記教師PPT內容，甚至為了抄記而忽略了教師的講解，更缺乏課堂的思考與討論，師生之間不能取得有效的交流互動，很容易出現學生提不起興趣，犯困打盹的現象。大學課堂應是自由的、活躍的，應當改變以說教為主的課堂模式，充分重視學生思辨能力以及表達能力的培養。有的教師不是沒有改革的想法，而是擔心學生已習慣抄記聽模式而不能很好地配合。其實，一堂有效的教學課不是學生配合出來的，而是學生積極參與進來的。因此不必擔心自己的放手達不到很好的效果，相信學生，才能做到教學相長。古文課堂中可以設計一些學生自由討論并發言的環節來增加學生的參與度。學生們的想法往往超出教師的預期值，有時還能給教師不少啟發。例如在講屈原與楚辭時，請學生們討論屈原該不該自盡的問題;讓學生自導自演課本劇《孔雀東南飛》等做法，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學生們在課前能夠主動搜集查閱相關資料，以宿舍為單位組織討論，對古文課的期待大大提升。在講解《戰國策》人物時，以作品解讀的方式介紹蘇秦，以觀看電影片段的形式介紹荊軻，再結合中學學過的《戰國策》另一人物馮諼，請同學們討論人物間的共性，以及塑造這些人物的手法，大大活躍了課堂氣氛，增強了學生在課堂上的“主人翁”意識，轉變了被動接受知識的課堂局面。改教師“說”為學生“說”，變學生“學”為師生“共學”，棄“一言堂”獲“滿堂彩”。

三、結論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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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來華留學生；古代文學；教材編寫；原則

隨著漢語國際教育事業的迅速發展，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可以在居住地很方便地完成漢語初級階段的學習，而且由于教師、教材等各方面因素的保障較過去有很大程度的提高，這就使得近年來華留學生的漢語水平也越來越高，對中華文化知識需求的范圍也越來越廣泛。其中，中國文學方面的課程不僅是很多學校漢語言本科專業留學生的必修課程之一，同時也是眾多入系留學生和語言進修生選修的課程之一。但是我們也發現，這類課程的相關教材不僅種類少，而且內容與形式上也都與教學對象的要求有些距離，這與目前語言類教材的所取得的成績相比反差比較大，其中尤以中國古代文學教材的狀況為甚，因此我們有必要對漢語國際教育新形勢下來華留學生用中國古代文學教材的編寫進行討論。

一、現有來華留學生使用的中國古代文學教材分析

供留學生使用的中國古代文學教材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選用為中國學生編寫的教材，這類教材談不上針對性，一般在使用過程中會對內容有所選擇，講解深度上也有所調整。教師選用這類教材大都是權宜之計，本文也不作討論。另一類是專為留學生編寫的古代文學教材。和前一類教材不同，這類教材的編寫者大都是從事對外漢語教學的教師，編寫目的明確，有語言水平意識，這些因素無疑使這類教材在適用性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觀。我們可以從以下比較有代表性的4類教材看到在適用性方面所表現出來的特點。張德鑫《中國古典文學概觀》②出版于1995年，是作者在美國任教時用英文給大學生講授中國古典文學課的過程中編寫而成的。作者在縱覽整個中國古典文學史的基礎上，用主要篇幅介紹各個發展階段的最重要、最有影響的作家作品。用英文介紹作家生平，主要作品的內容和總體風格，列舉大量作品片斷并附英文翻譯。整部教材主體用英文寫成，目的是介紹包括古典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化。此書出版后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成為很多用英文對外國學生進行文學教學的教師的重要參考書目。但是，本書也因為教學對象和環境的限制，沒有體現出與漢語教學的緊密關聯，也沒有體現出對外漢語教學的特點。由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和加拿大滑鐵盧大學孔子學院李彥教授合作編寫的《中國文學選讀》，采用中英文雙語編寫，以避免純中文教材使外國學生望而生畏，而純英文教材又與漢語脫節的不足，而且每章后面都附討論題。① 這部材的內容包括了中國古代文學、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一部分，其中古代文學部分可以看做是在《中國古典文學概觀》基礎上的進一步嘗試與完善。袁行霈《中國文學史概要》②是作者在日本大學講學時的講義整理而成的。因為對象是中國文學專業的日本大學生，所以作者打破了國內一般文學史以史為總綱的編排方法，按概論的方式闡述中國文學史。總論之下按照詩歌、散文、詞曲、小說幾種主要體裁分別進行史的介紹，兼及介紹著名的作家作品。條分縷析、簡明扼要。由于學生的漢語水平較高，作者講座和寫作都是用漢語進行，因此我們也找不到從對外漢語教學的角度考慮問題的痕跡。劉廣和、葉君遠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讀》③是“對外漢語教學?中國文化系列教材”之一，第一次明確了文化與對外漢語教學的關系。參編者大多是從事漢語教學與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一線教師。這部教材的“對外”特色體現在作家作品的選擇和語言處理上，解釋和介紹性的文字力求簡明，對過長、過難的作品，“哪怕是名篇，也不得不忍痛割愛”。不過，其內容的選擇和語言的處理仍有有悖初衷的地方。比如在《馮諼客孟嘗君》一文中，“就國”的注釋為“到自己的封邑去”，“就”的解釋很好，“國”的解釋就值得商榷。較這部教材出版稍晚的《中國古代文學史綱》也是一部專門為高年級外國留學生編寫的中國文化課教材，為北京語言大學對外漢語本科系列教材“文化書系”中的一本。編排體例與中國學生使用的課本相類似，但內容明顯做過篩選，更為精簡，每節后附有思考題。從課堂教學的角度看，本教材要求學生有較高的漢語水平，尤其是閱讀能力，也需要教師在備課時多花些功夫。④歐陽楨人《中國古代文學史》⑤是2008年出版的一部教材，從編寫體例上看進一步體現出文化與對外漢語教學的密切關聯。首先，編者遵照了國家漢辦頒布的《外國留學生本科教學大綱》中關于中國古代文學的要求；其次，在每一節中都設計了練習，有詳細的注釋，分為精讀和泛讀兩部分，整體安排更適合于留學生的課程教學。當然，作品的選擇和注釋的繁復讓一部分使用者感到美中不足。此前曾有來華留學生漢語言專業高年級教材《中國古代文學?小說卷》出版，作者從事對留學生的古代文學課教學多年，因此本書的編寫體例很適合教學，尤其是練習部分更有與漢語學習結合的特點。可惜的是與之同為一個系列的詩歌、散文、戲曲卷均未見出版。⑥從以上幾部有代表性的教材看出這樣一些嘗試：從教學語言的選擇，到結構的重新組織，再到根據語言水平進行內容的調整，最后到根據專門針對留學生的教學大綱進行總體設計與編寫，可以說，留學生用中國古代文學教材也是一個自我發現的過程，逐漸意識到自身與對外漢語教學的密切關聯。

二、留學生用中國古代文學教材相關問題的研究

由于在漢語教學領域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一直是“小范圍”存在，關注者不多，因此其研究成果也較少，但在已有的成果中，我們還是可看到研究者在這一領域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績，涉及到了與此相關的一些重要問題。首先，中國古代文學課在漢語教學高級階段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文學為語言學習提供了深廣的背景和特有的深度，⑦作為文學課一部分的古代文學課也有同樣的作用，這是近些年來幾乎每一個相關研究者都持有的立場。其次，中國古代文學課的教學應該和教材編寫結合起來考慮，尋找其在漢語教學中的準確定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很多留學生的中國古代文學課使用的教材和中國學生使用的教材是一樣的，這或許就是古代文學課令學生望而生畏的一個重要原因，或者說是讓古代文學課陷入困境的一個致命原因。①這種狀況其實是和古代文學課在整個對外漢語教學中的定位密切相關，只有明確定位，將它定位為對外漢語文化教學的一門課，②課堂教學的問題和教材的編寫統籌考慮才成為可能。可喜的是，根據漢辦《漢語言專業課程設置表》和《漢語水平等級標準和等級大綱》，重新編寫相關教材已經成了眾多的嘗試之一。《中國古代文學史》前言中有這樣的介紹：“將冗長、艱難的文學史課程，立足于對外漢語教學課堂的特殊性，進行了一次適合教學實際的表述”。③ 這也被看成是解決中國古代文學課課堂教學問題的一種方向。再次，中國古代文學教材在文化課教材中有著特殊性。作為對外漢語文化教學的一門課程，古代文學有著自身的特點，因此教材的編寫也要體現出特殊性。研究者們結合自己的教學實踐提出了諸多解決辦法，如雙語編寫、傳統的吟誦的感性方式、借助多媒體手段④；在世界范圍內對比中外文學，激發學生興趣；⑤培養留學生的漢學意識等等。盡管這些設想都是將課堂與教材編寫結合起來考慮的，但是在課堂教學嘗試容易，落實到教材中還有一段路要走。通過對以上研究成果的梳理，再結合對已有的留學生用古代文學教材的考察，我們發現，總體上留學生用中國古代文學教材還存在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第一，總體編寫思路缺少外向創新。幾部教材都是立足中國古代而且局限于中國古代，缺少傳播交流意識，沒有國家之間的橫向比較，這就無法展示中國古代文學發展過程中形成的與國外文學的不同特征。

第二，作品選編標準過于隨意，幾部教材雖然都共同提到一些著名的作家，但選取作品時各有標準，沒有充分考慮到文學和文化、文學和語言之間的相互促進的關系，使這門課完全獨立，甚至有孤立之嫌。

第三，漢語水平定位不夠準確，尤其是編寫過程中執行定位不夠嚴格，如上例所提及的“就國”的注釋，將“國”解釋為“封邑”是準確的，但這個詞對學生來說也是生詞，陷入了以生詞解釋生詞的循環，如果為了避免這種情況，解釋成“領地”、“封地”、“帝王授予的土地”都會比“封邑”好一些。根據以上分析，我們認為對中國古代文學教材的編寫還需進一步討論研究，尤其是編寫原則需要首先明確。

三、中國古代文學教材編寫原則與方法討論

文學史知識是文化知識的一部分，它是明晰的、易于為學生所接受的；文學史中的作家、作品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作家自身和作品本身卻不是清晰單純的文化知識，而是體現著傳統中微妙的文化信息。這些微妙的文化信息可以對讀者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從而使讀者了解、體會到一種生活方式，包括情感思想的語言表達方式，并慢慢欣賞一種文化的價值體系。⑥ 正因為基于這樣一種認識，多年來文學教學一直在第二語言教學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為了讓留學生在課堂上學習掌握中國古代文學知識，同時有助于漢語水平的提高和微妙文化信息的獲得，本文提出以下幾點編寫原則供各位同行討論。

第一，點面結合，以點為主。這里的“面”指的是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概貌，“點”指的是具體的著名作家或作品。點面結合，以點為主，就是要給學生提供史的線索，但重在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考察幾部文學史教材，大都充分注意到了史和重要作家作品這種點面的結合，但比較而言，對作家的重視還遠遠不夠，文學史的文化意義絕不僅僅在幾部代表作品，還在于充滿人格魅力的歷代作家。對作家的重視，可以讓思想呈現為鮮活的精神、讓心理呈現為豐富的情感。因此，文學史中的“點”是作品和作家結合，而且作家應該是那些個人修養深厚、文化含量豐富的作家，能引導學生從他們身上體會到豐富且細微的中國文化的氣息；作品也應該是那些優美中體現了中國文化特色的作品，使文學、語言、文化的教學完整地融為一體。

第二，中外結合，注重比較交流。結合中國古代文學的對外傳播，建立學生的比較意識。對學生來說，孤立地學習中國古代文學遠不如和自己國家歷史上的文學比照著學有興趣，這在教學實踐中得到過證明，因此，借鑒目前的漢學研究成果和方法，培養留學生的“漢學意識”，既能幫助他們提高學習中國古代文學的興趣，同時又能開闊他們的眼界，培養他們的比較研究能力。而無論是面向中國學生的古代文學教材還是留學生用的教材中往往對這項內容重視不夠，為了引導、培養留學生比較交流的意識，補充這方面的內容是必要的，另外，在練習中也應該設計好相關題目，發揮學生對本國文學比較了解的優勢和交流的主動性，將學習與研究意識結合起來，使課堂教學得以延展。

第三，古今結合，古為今用。古代文學作家作品作為一個整體所體現出來的精神其實就是中國的傳統精神，其對當代中國人的影響是無處不在的。現代人筆下、口中典雅的語句以及行為、志趣中的古典情懷，既是古典對現代的悠悠影響，也是現代對古典的生動詮釋。在這門課上做到古今結合，一方面有助于學生用現實生活中的經驗和知識理解古代的作家作品，也有助于學生了解中國當代社會種種現象背后的傳統的根源，更好地了解、理解當代中國。這就需要我們在編寫教材時時刻抱有現實觀照意識，或由古及今，或由今及古，賦予古代文學以現代意義。當然，像《中國文學選讀》那樣將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合起來編寫也是一種基于實踐的嘗試，甚或可以借鑒《中國文學概要》的體例，將古代與現當代文學按體裁統合編寫，使其更有基于對外漢語教學的對外古代文學教學的特色。第四，講練結合，語言文學并重。高級漢語的教學一直是漢語教學界的一個難題，讓漢語水平更上一層樓的方法之一就是結合專業學習來實現漢語水平的提高，這一觀點為大多數教師所接受，因此，打破課堂上教師的一言堂，將介紹文學史知識和提高學生語言水平這雙重目的融合在一起就成為了文學史課堂要完成的特別任務。如果我們再結合目前學生的實際情況來分析，就會發現這種結合尤其必要。因為大部分學校漢語言專業本科留學生畢業時雖然都有 HSK等級的要求，但漢語水平提高的空間還很大。有位漢學家曾說過：“如果不具備較高的古典詩文的素養，是很難駕馭高級優雅的現代漢語的”。①以上觀點只是個人將多年中國古代文學教學過程中產生的一些想法整理而成的，也受到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啟發，有理想化的成分在，但也有一些是經過實踐證明有效的。這些觀點更多是從課堂教學中得到的思考和總結，如何將這些原則落實在教材的編寫中，恐怕還有很遠的路要走，尤其是需要更多的來自課堂教學實踐的經驗總結和細致研究。

四、余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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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多媒體技術運用于高校古代文學的教學的前提條件是：媒介素養。媒介素養是美國媒介素養研究中心1992年提出的一個概念，它將媒介素養定義為人們面對媒體各種信息時的選擇能力、理解能力、質疑你呢管理、評估能力、創造和生產能力。[1]從目前各高校開設古代文學課程的情況來看，學生對于古代文學的學習興趣不高，存在這樣的問題當然與傳統的古代文學教學模式有關。根據調查現實，大學生對于網絡的因愛程度越來越強，大多數的學生學習的主要途徑是網絡。網絡的開放性使學生形成了對知識信息的挖掘和創造意識。從這個層面來說，不可能再像傳統的教學方法一樣要求學生必須在圖書館里或者課堂上接受唯一的來自于教材中的知識，這種教學方式顯然已經不適合學生的未來發展。作為教師也不能僅僅依靠粉筆和一本書講授課程。

雖然在許多高校中在古代文學課堂上運用多媒體現代技術，但是，僅僅是通過電子教案的方式向學生展示各種知識，而沒有運用多媒體技術形成互動，現代教學技術與傳統教學方式處于分離隔閡狀態，學生沒有參與空間，從本質上來講，多媒體技術的使用僅僅是教學工具的革新，而非是在教學理念更新狀態下的教學模式改革。多媒體技術的使用必須使教師形成新的觀念，多給與學生參與課堂，展示自己的機會和渠道，這需要教師在充分備課的基礎上，通過媒介信息平臺實現。這也是古代文學教師必須具備的媒介素養。而作為學生也需要辨別信息真偽的能力，完成論文不能一味的在知網上下載而完全沒有個人觀點。高校古代文學教學實踐中，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都必須擁有必要的媒介素養，教學改革需要在現有的學生認知狀態基礎是外行通過多媒體技術的介入讓學生將知識進行連線，通過借助網絡實現教學效果。將多媒體技術引入到高校古代文學教學中就必須具備對于各種資源的辨別和運用的有效正確，而這些都依賴于媒介素養的規范性。

二、多媒體技術在高校古代教學中運用

1、多媒體技術能夠督促教師反復對教案審視

教師在講課之前必須對教材吃透，許多高校古代文學教師一輩子只用一本教案，但是在信息技術時代，當多媒體技術介入到教學中，學生也擁有豐富的教學資源，因此，教師不能在馬虎備課，而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不斷的更新自己的教案，將古代文學與現代社會現象做銜接，在課堂邏輯上注重整合，吸引學生注意力。

2、多媒體技術能夠擴大課堂信息量

多媒體技術的使用教師不需要板書，只用使用電腦就能夠顯示自己所需要講授的內容，這樣就節省了大量時間，教師在課堂上能夠有組后的時間講授與文本相關的內容。比如在講到王維的詩歌的時候，就可以配以圖畫，讓那種寧靜清幽完全融入課堂，通過圖文的變換，讓學生對詩詞的意境轉換進行體悟，領略色彩在詩文中運用的重要性，使學生對文學具有高度敏感性。這個過程其實是對于學生學習認識能力的激發的過程，是對學生探究學習能力開發的過程。

3、多媒體技術能夠提高學生對作品的鑒賞能力

古代文學教學目標之一就是讓學生具有古代詩詞歌賦的鑒賞能力，對于古代詩文的鑒賞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有一定的情境，在情境中學生才能更快的對意義進行闡釋，多媒體教學方式與傳統教學方法相比較具有明顯優勢。因為多媒體技術能夠使用圖文、音樂還原歷史，讓學生在教師的講解中能夠快速的進入特定的藝術氛圍，最終完成提高學生對詩文的鑒賞能力。對媒體教學將對每首詩詞的單純的音韻的抑揚頓挫、中心思想、寫作手法的講授轉換為了學生的自主感受，通過其本身的審美性實現信息的傳遞，通過信號刺激教學的方式讓學生形成清晰的印象。比如在講授陶淵明《歸去來兮詞》的時候其中有一句：“忽然見南山”，從語言的角度是無法理解的，而通過多媒體技術就能夠將這樣的畫面展現出來，這也讓學生了解到古代詩文經常用語言表現畫面的意境，而這是語言媒介無法實現的。作為教師可以由此出發引出諸如此類在詩詞中運用過這種手法的詩文，學生在這個過程中就大大的拓展了自己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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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引導；體驗；提升；中國古代文學；改革

作者簡介：林瓊（1975-），女，湖南臨澧人，湖南文理學院芙蓉學院，講師。（湖南 常德 415000）

基金項目：本文系湖南文理學院芙蓉學院教改基金項目（項目編號：FRjg1107）的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0079（2013）31-0117-02

“中國古代文學”是我國各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必修課、主干課，也是一門專業基礎課。該課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根據調查結果來看，該課程的內容安排、教學方法、教學效果等還存在諸多問題亟待解決。

一、當前“中國古代文學”課教學模式不符合教學實際的需要

“中國古代文學”課程自身具有的特點使其教學難度較大。首先，中國古代文學時間跨度大，從先秦到近代大約3000年，并涉及史學、哲學、文獻學、文化學等多種學科領域，教師要駕馭自如，融會貫通，有一定的難度。其次，中國古代文學作品是古人用文言所寫，從語言表達到思想內容與今天的生活都有一定的差距，學生學習起來難度更大。

根據“中國古代文學”對于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習的重要性，以及覆蓋面廣、文言文理解難度較大的特性，開設該課程的高校普遍安排了四個學期、200節左右的課時進行教學。即便如此仍不足以將這么豐富的內容講透，不足以去介紹賞析大量的名家名作，而讓學生課外自主學習的方式又難以落到實處，學生課前預習、課后復習和拓展研究的人數很少，學生學習效果不盡人意。

從調查統計結果來看，大多數高校的“中國古代文學”教學，采取的是以講授中國文學史為重點，穿插具體的名家作品鑒賞分析。這樣以史為綱，以作品為輔的教學，實為舍本逐末，往往只能應付考試，而不利于培養學生對文本的鑒賞能力，更談不上培養學生古代詩詞、散文的寫作能力，但課程內容安排不合理和課時不足又限制了作品選的閱讀和教學。實際情況是很多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沒有詳細讀過四大名著，更不用說通讀《詩經》、《史記》、《儒林外史》這些經典原著了，就連所選取的教材之一——《歷代文學作品選》也未能全部閱讀。為了應對考試，有些學生把文學史背得很熟，但是讓他們解讀文學作品卻一知半解，很多人連古文的斷句閱讀、繁體字的辨認等基本功都不具備，可見“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效果實在令人堪憂。

這其中有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受考核內容與方式的影響，“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考試往往考查的是學生識記的能力，而不是理解分析、創作的能力；二是受客觀條件的限制，在相當多的學校里，圖書館里的中國古代文學經典屈指可數，比如《金瓶梅》、《牡丹亭》等很多高校圖書館都沒有，網上也難以查到原著；三則漢語言文學專業課程較多，學生課余學習閱讀的時間少，興趣低。由上觀之，筆者認為“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改革勢在必行。

二、文學教學與現實需要的契合要求改變現有教學模式

“中國古代文學”是一門基礎學科，不能產生立竿見影的即時效益，隨著價值觀的改變，越來越多的學生覺得學習古文沒用，學習熱情普遍不高，該課程日益受到冷落。進行教學改革的目的不僅是要改革教學內容、改善教學方法和教學模式，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閱讀作品的興趣，培養學生閱讀分析寫作的能力，從而達到提升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目標。

從教學內容上來說，中學語文教學改革之后，中學教學中古代文學篇目增多，教學內容較以往變化很大，很多以往未入選的名篇如今已列入中學語文教學大綱，而許多以前精讀的優秀作品卻已經刪去。這就促使高校“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必須做出相應的反應，尤其是從教多年的教師，不能數十年就講幾篇重復的作品，必須在對文學作品的選講和詳略處理上作出調整。

然而，很多老師仍然習慣教師講學生聽的傳統教學方法，以教師為主導，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理念未能真正得到貫徹實施。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電腦的普及、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高校教學受到的影響也很明顯，網絡中豐富的教學資源對固有的教學模式帶來了變革的動力。隨著現代化信息技術與教學的結合，圖像、聲音、視頻等教學資源被引入課堂，教學方法有了新的變化，學生的注意力也更容易被吸引。但是由于落后的教學思想和教學觀念依然根深蒂固，古代文學的教學方法改革沒有發生根本的變革，很多古代文學多媒體教學不過是把原先的黑板板書變作了ppt課件，有的教師甚至簡單地用視頻代替課堂教學，至于如何有效地發揮網絡資源的作用，如何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培養學生積極思維的能力，仍然是有待努力的問題。

“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的現狀已經引起了眾多高校的關注。近年來，很多高校紛紛嘗試進行教學改革以擺脫困境，很多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教師也著手進行教學模式改革的思考和實踐。縱觀各高校研究的內容，筆者宏觀來看發現，很多高校開始思考“中國古代文學”課程與人才培養的目標的結合：古代文學教學改革開始關注如何培養創新人才，如何做到學生人文素質的提升；有的高校還嘗試把區域民族文化與高校古代文學教學聯系在一起等等。具體的古代文學課程改革主要著眼于以下幾個方面：自主性、互動式、研究性教學模式的創建；網絡和多媒體教學方法的思考；還有吟誦、背誦式教學方法的回歸和強化。的確，這些教學改革有利于“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擺脫困境，提高教學效果，達到教學目標，但是通過問卷調查、實地聽課觀摩等方式，筆者發現，這些改革的措施往往停留在理論探索中，尚未有明顯的實踐效果。

三、構建“引導、體驗、提升”三位一體的教學和評價模式

“中國古代文學”的知識教學目標是使學生了解古代文學各個階段和各種體裁的重點作品，系統掌握中國古代文學史的發展脈絡，了解古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文學思潮、流派、突出的文學現象等。除了知識目標之外，有的高校還提出了能力目標——培養和提高學生獨立閱讀古代文學作品的理解能力，分析評價中國古代文學、撰寫學術論文的科研能力；情感目標——如教育學生熱愛祖國古代燦爛的文化，增強他們的愛國情感。然而現行的“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模式是難以達到這樣的教學目標的，必須對此進行重新審視和大膽改革。經過摸索和實踐，提出了構建“引導、體驗、提升”三位一體的“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和評價模式。

“中國古代文學”教學不像某些學科一樣，直接傳授某種技巧，教師在教學中要善于引導，利用古代文學中的豐富資源，結合社會實際與學生感興趣的方面，引導學生對“中國古代文學”產生學習興趣。這樣的引導需要教師積極思考作品的思想內涵，巧妙地融匯古今，關注現實。例如在講解《三國演義》時，可以結合目前網絡熱門小說《水煮三國》等，與學生共同探討，如何提升自己的政治、交際甚至軍事等才能。諸如此類的引導應該不難做到，尤其是在古代小說的教學中。再如《儒林外史》的科舉制度可以和當下萬眾追捧的公務員考試相結合，從科舉制度對士林的摧殘，進而認識到不顧專業、不顧個性地投身公務員考試的盲目性。這樣學生會發現“中國古代文學”對自己素質培養、對了解社會和人性的重要性，從而提高學習的興趣。

將以知識傳授為主轉變為以能力培養為主，讓學生在優秀作品的學習體驗中培養自己的思維能力、表達能力。針對以往教師“一言堂”、學生滿課抄的狀況，教師精心設計問題，恰當引導，適當鼓勵，激發學生積極參與問題的討論，有利于培養學生的發散思維能力和表達能力。例如在明代神魔小說《西游記》教學中，筆者做過如下嘗試，用“作者想通過《西游記》表達什么思想觀點”的問題來激發學生表達的欲望，培養學生的思維和表達能力。問題初看容易，分析起來卻有一定的難度，如不了解心學對明朝中期思潮的影響，沒有閱讀原著，沒有關注作品的回目中暗示，則很難把握作者的創作思想。實際教學情況是學生踴躍參與討論，各抒己見，課堂教學氣氛活躍，最后教師點評分析，知識點的理解也落到實處。根據教學內容思考有針對性的教學方法，培養學生思維能力、表達能力的目標始終不能忽略。諸如詩詞、散文的作品教學，也不能由教師全盤包攬講授，而是讓學生先自行分析它的思想、藝術特色，再由教師點評、補充、總結。或者鼓勵學生積極制作課件，就某個作家某部作品中的一個具體內容上臺闡述自己的見解，教師則因勢利導，讓學生變被動接受為主動學習，真正落實教師是主導，學生是主體的教學理念。

要使“中國古代文學”課能提升每個學生的素質和能力，筆者認為以下幾點不可忽視：

第一，切實落實小班多媒體教學，提高課堂教學質量。不能為減少教學成本或節約師資而簡單地合班教學。班額過大，一些面向全體學生的活動開展起來就顯得時間不夠充裕，不利于發揮全體學生的積極性，學生體驗則成了個別優秀學生的表演秀。

第二，增加課時，講授與學生自學、討論結合，必修與選修結合。從湖南文理學院近三年的教學實際來看，課時不但沒有增加，反而從原先的每期54課時減少到每期45課時，呈減少趨勢。這對于內涵豐富的“中國古代文學”課程來看，實為不可取之舉。課時的減少勢必使得諸多優秀作品的內容無法被深入了解，更談不上探討其藝術價值。為完成教學任務，教師往往只得壓縮作品分析的課時，只做簡單的文學史介紹。根據調查和實踐的結果，“中國古代文學”可以借鑒大學英語的教學模式，安排一定的課時用于學生課堂自學引導和討論，確保學生的閱讀量。

此外，可以將“中國古代文學”和專業選修課統籌安排，必要時以專業任選課的形式加以深化補充，如北京師范大學在“中國古代文學”課程之外還開設了“中國古代文學原著精讀”2學期，總計64學時。各個學校可以根據本校的師資等情況開設如唐詩宋詞選讀、紅樓夢研究等專業選修課，互為補充。

第三，改革評價方式，以考核促進提高教學改革效果。比如平時成績的考核不僅僅是看學生的出勤率和作業完成質量，還應該把學生課堂參與討論發言的表現作為平時成績的一個考查點，以此來營造積極參與的學術氛圍。在學生成績中，占比重較大的期末考核成績不僅僅來自于對文學流派、文學思潮或者某部經典名著的思想內容、藝術特色的分析，還應該增加對學生創作能力的考查，要求學生在考試中創作古詩詞或者小品文，以考試促進創作能力的培養。關于古代文學教學，很多高校或教師都建議增加詩詞、古文背誦量，但是背誦的效果不容易檢查，往往流于空想，如果在考試中加入默寫詩詞古文的內容，勢必能引導學生加強平時對作品的記憶。再如仿效研究生入學考試，增加未精講作品的賞析，考查學生閱讀文本分析文本的能力，就可以促使學生平時加強自讀能力的培養。

從長遠來看，構建網絡教學平臺，以電子作業、學生互評、教師答疑的方式，滿足不同層次學生的需求，形成形式多樣的教學方式，對教學效果的提升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不論怎樣，加強領導重視程度和教學團隊長期建設才是提高教學質量的根本出路。

參考文獻：

[1]戴建業.買櫝還珠——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學現狀與反思[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13，（4）.

[2]張昌紅.當前高校古代文學教學誤區舉隅及反思[J].教育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