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文化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阿拉伯文化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06--01

一、西班牙文學的創作背景

約1300多年前，在阿方索十世的統治下，卡斯蒂利亞地區流行的文學語言是卡斯蒂利亞語，西班牙文學在這一時期開始萌芽并逐步發展。西班牙位于伊比利亞半島，地理位置較敏感，連續多年遭受其他國家的侵略，戰事不斷。而也因為他國入侵，不同的民族文化被帶到了西班牙，使得西班牙文學主題在東西方各種文化的影響下逐步演變。這一時期，西班牙民間流行著各種通俗簡單的詩歌或民謠，無論哪種文學形式，都不約而同地闡述著戰爭的主題，很多作品都會表達出作者對于和平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后來，隨著戰爭的愈演愈烈，人們對于和平的向往也更加強烈，對于與戰爭相關的文學作品也更加關注，這些以真實戰爭為主題的藝術性描寫逐步被延伸，而后誕生了具有古典風格的文學形式——謠曲。西班牙人在創作謠曲時會下意識地使用拉丁文學用語、地方方言等，使得謠曲的文學表現形式更加豐富，這就漸漸形成了安達盧西亞阿拉伯詩歌的特點。經過一段時期的發展和演變，謠曲的用途更加廣泛。謠曲中的很多作品都能夠直接且深入地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并且正處于文化多元化的時期，所以，謠曲具有非常大的信息量，為西班牙文學研究者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資源。

時間不斷向前推移，西班牙經歷了多年戰爭之后，終于在文藝復興時期迎來了統一，此時誕生了一種藝術謠曲，在后來的很多年中以主導地位占領著西班牙文學領域。與此同時，我國的活字印刷術、造紙術等也被傳入了西班牙，為西班牙文學的發展帶去了東方文化。在科學技術的持續發展下，西班牙人逐步找到了自身民族前進的目標和方向，追本溯源地尋找自身民族文化，而后開創出了具有自身民族風格的文化形式，在歷史的長河中閃耀著燦爛的光輝。

二、阿拉伯文化對西班牙文學的影響

1.西班牙文學中的阿拉伯淵源

從某種程度上說，阿拉伯軍事入侵西班牙有弊也有利，在統治西班牙的800年間，阿拉伯文化對西班牙文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如果沒有阿拉伯文化進行影響和滲透，西班牙文學可能不會出現黃金時代，也可能會出現得非常晚。西班牙的文學內涵及特征具有多元性，其包含了西班牙自身民族文化的同時，也包含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內涵，其中，阿拉伯文化對其影響最為突出。

西班牙文學的源頭——古典謠曲包含了摩爾人、歷史、戰爭、愛情、生活等各種內容，一般是由詩人在四處奔走的過程中進行弘揚和傳唱。其中，摩爾謠最開始帶有嘲諷、仇恨的主題色彩，后來，西班牙經歷了諸國間的紛爭之后，同時受文藝復興思潮的影響，逐漸以人道主義主題色彩活躍于文學領域。到了十六世紀初，藝術謠曲誕生，其詩歌形式同古典謠曲相類似。西班牙謠曲在東方印刷術和造紙術的影響下經歷了一段時期的演變及發展，后形成了西班牙文學的一種形式。阿拉伯人將阿拉伯文學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卡里萊和笛木乃》《一千零一夜》等文學著作帶到了西班牙，這些作品的題材形式、布局結構、創作思路及手法對西班牙文學作家產生了重要影響，而后有更多的阿拉伯文學逐漸被傳入西班牙，使得西班牙文學得到滋養。

2.阿拉伯文化對西班牙文學的后期影響

在阿拉伯文化的影響下，西班牙文學得以形成和發展。猶太人將《瑪卡梅集》傳到伊比利亞半島，催化了西班牙小說中流浪漢角色的形成，同一時期，也衍生出了以仇恨和嘲諷為主題的摩爾謠。在西班牙文學的黃金時期，小說和謠曲各自綻放光芒且持續不斷地進行自我更新。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出現了兩種形式的巴洛克藝術，但是二者的主題截然不同，一個比較自然隨性，更重視整體的和諧感；另外一個更注重原創風格，重視多樣變化和夸張手法。兩種對比鮮明的藝術風格都有各自的代表作和擁護者，且一出現就在西班牙文學史上占據了重要地位。在文藝復興思潮下，西班牙文化走向了大相徑庭的道路，其依靠自身多元復雜的理念及全新的審美觀，改變了傳統的寫作手法，在文學領域開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并充滿生機。

西班牙文化的黃金時期是在16世紀和17世紀，這一時期，西班牙誕生了很多卓越的文學家、藝術家及文學作品。而這一時期，也是西班牙受到戰爭重創的時期，猶太人、阿拉伯人的入侵讓西班牙人民過著生靈涂炭的生活，而與此同時，西班牙文學卻因為受到多民族的滋養而綻放異彩，東西方文化對此時乃至后期的西班牙文學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其中，《瑪卡梅集》就是西班牙文學受到東西方文化影響的典型作品。除此之外，比較出名的西班牙小說《唐吉坷德》，由“現代小說之父”塞萬提斯著作，以阿拉伯民間故事為題材，因神秘曲折的寫作手法而聞名于后世，該小說甚至能夠并肩《一千零一夜》，由此可見其文學價值之高，同時也表現了阿拉伯文化對西班牙文學的重要影響。

篇2

關鍵詞：講唱 敘事詩 聲調語言 藏族史詩 傣族敘事詩

對于講唱故事的喜愛幾乎是人類的天性，而創造與傳述故事也是各民族均具有的才能。世界上很多民族都通過講唱演講本民族的神話傳說、與傳奇故事，并產生了流傳千古的史詩。可是就漢族來說，我們的上古一直沒有誕生過講唱敘事長詩，于是我們是否具有這樣一種天性與能力就成為了疑問。此一的原因學術界一直有議論，答案極其豐富，這個貌似簡單的問題的解答卻涉及了整個民族文化的比較與，可以從各個不同的層面來進行。很顯然，全面敘述此一問題的成因是本文所不能承負的重任，本文只想就此公案提出幾個以往學術界所忽略的新視點，讓大家評判一下是否說得通。鑒于史詩（Epic）一詞在西方具有特定的含義，采用這一術語會使問題衍生很多不必要的枝節，所以本文討論的問題是：為什么漢族上古沒有產生講唱形式的敘事長詩？我認為此一問題的解決，也能間接回答另一個難題，那就是漢族戲劇為何晚出？

一

我們先從容易想到的地方來回答這一問題。

盡管講唱歌手是逐字逐句記憶還是每次演唱都會自由發揮這一問題國外學術界尚有爭論，但無論如何，這兩者都需要高度的記憶力，而后者還需要過人的表演技藝與創作才能。一些著名的長詩長度都是驚人的：印度的《羅摩衍那》長24000頌(一頌兩行詩，每行十六個音)，《摩訶婆羅多》約十萬頌，希臘的《伊利亞特》有15693行，《奧德賽》有12110行， 而由居素普·瑪瑪依演唱的柯爾克孜族史詩《瑪納斯》的長度則達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232665行。而這還不能光憑一位不世出的天才的杰出記憶力，在文字產生之前的上古時代要使得這些長詩能夠流傳，必須代代都出現這樣具有驚人記憶力的講唱歌手。除此之外，講唱歌手還需要一系列的表演技藝與創作才能，而這種表演技藝與創作才能除了天賦之外，更需要憑借廣泛實踐而積累起來的經驗和才干。具體來說，他們需要掌握一整套的復誦部件（recitation-parts）或重復套語(kliches)，然后根據事件進程的需要，緊密聯貫地安排所有這些既成的構想部件。他要知道：

怎樣將某一想法和與其相同的意念用寥寥數語一帶而過，或者加上細節刻劃，或者根據史詩的規模添入極其細膩的描繪。對于一個歌手來講， “構想部件”越能適應各種不同的環境，他的演唱就越不會顯得雷同而富于變化，并且也就能夠演唱得更為長久，同時也不會使觀眾因形象單調而感到厭倦。創造性地運用“構想部件”并善于操作和處理它們的技巧，是衡量一個歌手能力的尺度。[1]

因此，這是一項需要付出很大努力才能掌握的技藝。而對于業余講唱者來說，偶爾出現一個具有驚人記憶力并具有表演與創作技藝的藝人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每一代都要出現一個或數個，不能有斷層，那就會很困難。所以，長篇講唱文學的出現有賴于職業化或半職業化的講唱藝人的出現。只有把講唱當作一項職業并能維持生存、甚至能贏得榮譽，像這樣需要付出巨大代價的事業才能代代相傳，一直繼續下去。

職業化講唱藝人的誕生可以有多種多樣的途徑。富裕階層的豢養是其中重要的一種方式，但這種方式容易與民間減少甚至斷絕來往，而且因為無須面對各種復雜的場景而使歌手創作才能下降。這種方式所起的作用常常是扼殺富有天賦的業余藝人，而不是催生偉大的職業藝術家，真正偉大的職業講唱藝人一般來說總是誕生于民間的。

民間誕生職業或半職業的講唱藝人也不是無條件的，它需要一個鼓勵流動的文化氛圍。因為在流動性很小的、固定的地域范圍內，觀眾相對來說較少，長時期地講唱同一個曲目也容易引起聽眾的厭煩，這樣，藝人就無法維持生存。所以，職業性講唱藝人必須是流動的，這就需要一個鼓勵流動、視流動為理所當然的社會文化氛圍。更加關鍵的是，需要一整套適合流動的生活方式：比如便于攜帶的生活必需品，比較容易獲得的工具等。這就是原生性的講唱文學為什么更多地出現在希臘、印度、伊朗這些以商業、游牧為主的文化之內，而很難出現在這樣一個農業文化為主導的定居民族之中。

第二個原因是物質技術方面的原因。講唱藝術的產生與需要一種輕便的、便于攜帶、并能演奏弦律（曲調與和弦）的樂器。樂器在講唱演出中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有了樂器的伴奏，不但可以使唱腔增加美感，為觀眾樂于接受，而且可以利用熟悉的旋律以幫助記憶歌詞，而在偶然遺忘或者某種即興的場合，可以利用樂器演奏前奏、過門的間隙回憶或者即興地臨時編詞。很顯然，它不能是吹奏樂器如簫、竽之類，也不能是笨重與固定的如編鐘、琴之類，而且，它應該是能夠演奏旋律的，而不能僅僅只敲擊節奏如木鐸之類。因為不能演奏旋律的樂器在長時間的伴奏中會顯得單調乏味從而演出效果。最適宜的講唱樂器應該是彈拔和弓擦的弦樂器。弓擦弦樂器起源較晚，而且往往是在彈拔樂器的基礎上發展而來，所以，在早期樂器史上能否出現便于攜帶的彈拔式弦樂器就成為長篇講唱文學是否能夠存在并繁盛的要素之一。在中國的早期樂器史上，自始至終沒有出現這樣一種利于長篇講唱藝術產生的樂器。根據傳說和出土文物，我們大致上能夠作這樣的判斷：中國最早出現的樂器應該是擊樂器，這其中經常被提及的有鼓、磬、鐘、鈴等，其他則有鼗鼓、柷、敔等打擊樂器。在傳說中出現的早期樂器還有管樂器，值得注意的是籥和塤，這些樂器要么只能敲擊節奏，要么是笨重而不便于攜帶、要么不能在演奏的同時歌唱，所以作為講唱藝術中的伴奏樂器無疑是不適合的。而早期社會是否出現像琴、瑟這樣的彈拔樂器，由于沒有文字學和考古學的證實是暫時只能存疑的。[2]即便是這些樂器出現時間很早，但從后世的型制來看，它們無疑是不便于攜帶的。

篇3

東西方音樂的歷史記載，在其形態的表述中有著很大的差異。這種差異是由于音樂本身的性質與敘述音樂史料的性質的不同而形成的，實際上也是構成音樂史特征的重要依據。樂譜、傳記、手稿等在歐洲的音樂史研究中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它們在亞洲音樂史中卻并非如此，樂譜在音樂演奏和實踐中并沒有扮演重要的角色，與西方音樂相比可以說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和重視，其數量也十分微少(相對來說中國和日本較多一些)。但不同的是理論書籍、美術、戲劇卻相當豐富。以中國為中心，日本、朝鮮在一般的史書中以音樂制度、樂律理論、歷史沿革以及音樂美學等的記錄得到了充分地整理和敘述。它與音樂家的傳記不同，音樂史敘述的整體與音樂的本身同時得到記錄。在亞洲，除文獻史籍外，考古資料也豐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出土的竽、瑟，三號墓出土的筑等樂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編鐘、編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發掘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的骨笛、陶塤等。除了出土文物外，美術上的壁畫、浮雕等也十分豐厚多量，我國新疆地區的庫車、吐魯番，甘肅的敦煌、麥積山，以及柬埔寨的吳哥(Angkor)、印尼爪哇島中部的婆羅浮屠(Borobudur)遺址等都記錄了豐富的音樂歷史資料。這里值得注意的還有，現藏于日本奈良正倉院的大量隋唐時期傳入日本的絲綢之路樂器實物，從公元752年收藏至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歷史，它們都是現在世界上極其寶貴的歷史資料。

(一)中國古代的音樂文獻史料

在亞洲的歷史文獻中，中國的史料占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中國在殷商時期就出現了甲骨文，春秋戰國便有了大量記載音樂的文獻著作。另外，從漢朝開始，在中國的史料中，皇帝的敕撰史書可以視為正統的、高學術價值的史料。在這一類史書中以西漢司馬遷首創的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為開端，形成了后來的“二十五史”，被稱作正史。它以紀傳體編輯，體例上分為三大類：①以天子、國家大事的編年記錄為中心的“本紀”；②記錄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傳記，其身份從皇后到奴隸兼有的“列傳”。各項的分類之中有數卷“樂志”(“音樂志”或“禮樂志”)。書中對各王朝的音樂(主要是宮廷、國家、貴族、官僚等上層階級所享用的音樂)從歷史沿革、音樂制度，到律學、歌詞等進行詳細分述，但沒有樂譜。除此之外，敕撰書中還有專門記載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樂典)、《通志》(卷49、50、64為樂志)、《文獻通考》(卷128-148樂考)的“三通”與清乾隆時官修的《續通典》、《清通典》、《續通志》、《清通志》、《續文獻通考》、《清朝文獻通考》六書，再加上1921年成書的劉錦藻編的《清朝續文獻通考》，共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現了集歷代政治、經濟、藝術等之大成并進行分門別類敘述的會要體樣式——北宋王溥的《唐會要》(樂類共16個條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會要輯稿》(樂類4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會要體屬典志斷代史的體裁，在分類上比正史更為細致，史料也甚豐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獻通考》(元)、《唐會要》(五代)等與“二十五史”樂志構成了古代音樂史料的主體。其次，除上述的正史外，春秋戰國以來還出現了各種關于音樂的論著。以內容來劃分，思想、美學方面的有公孫尼子的《樂記》、荀子的《樂論》、呂不韋所輯的《呂氏春秋》(戰國)、阮籍的《樂論》(三國)；樂律學方面有《管子·地員》、元萬頃等奉武則天之命所作的《樂書要錄》(唐)、蔡元定的《律呂新書》(宋)、朱載@①的《樂律全書》(明)、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呂正義》(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東漢)、朱長文的《琴史》、朱熹的《琴律說》(南宋)、朱權的《神奇秘譜》(明)等；另外從斷代史來看，除正史外，隨筆、筆記、詩詞以及小說等都是記載當時歷史現狀中不可缺少的資料，如有關唐代音樂有崔令欽《教坊記》、段安節《樂府雜錄》、南卓《羯鼓錄》、(清彭定求等)《全唐詩》，有關宋代音樂有沈括《夢溪筆談》、陳@②《樂書》、郭茂倩《樂府詩集》等。有關宋代音樂的除上述文獻外，還有王灼的《碧雞漫志》、陳元靚的《事林廣記》、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紀勝》、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張源的《詞源》等，也是研究唐宋時期音樂不能缺少的文獻。另有元朝的戲曲曲藝專著、明代以后的大量樂譜等都是構成中國音樂史的重要資料。像這樣全面系統的文獻史料在印度、西亞伊斯蘭教地區以及在歐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這樣詳盡、系統的史料書籍，為中國惟有的史料資源。

唐代以后，中國的學術、歷史書籍得到了系統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現了稱之為“類書”的體例樣式，相當于今之百科全書。這類書籍大致有《初學記》(唐)、《玉海》《太平御覽》(宋)、《荊州稗編》《三才圖會》(明)、《古今圖書集成》(清)等。上述書籍不管是敕撰的還是非敕撰的，它們都是從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羅列出來，分門別類地進行排列說明的書籍。因此，作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編輯過程中有訛傳、誤抄的可能，使用中應以批判的眼光去對待這些史料。

在中國的音樂理論書籍中還有一個明顯的特征，即音律、音階論占據了大量的篇幅，這同中國儒教的學風有著密切的關系，他們對古事件的解釋存在著反復論述的傾向。這一現象從春秋戰國時期就初見端倪，像從《管子》、《淮南子》、《呂氏春秋》、《漢書·律歷志》的五聲、十二律、三分損益法開始，后由西漢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錢樂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寶年間的俗樂二十八調、南宋蔡元定的燕樂調與十八律，到明朱載@①的新法密律，他們對三分損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還宮的理論進行了近兩千年的求索、換算。到了16世紀下半葉，當這個千年不解的轉調問題得到徹底解決時，卻又被束之高閣、沉睡于書齋樓閣之中。這些理論幾乎都沒有真正得到實踐。

(二)樂譜

從中國的南北朝至隋唐時期所遺存的古老樂譜大部分被收藏于日本。現存最古老的樂譜是中國南朝梁琴人丘明所傳(6世紀)的琴譜——《碣石調幽蘭》，該譜的抄卷原藏于日本京都市上京區西賀茂神光院，現歸東京國立博物館，為唐人的抄本。這是一種用文字來表述古琴演奏的樂譜。唐代以后出現了減字譜的指法譜、奏法譜(tableture)，很多琴譜都被記錄下來并用于實踐。由文字所記錄的奏法譜，約從唐代開始用于各種管、弦樂器的樂譜。從中國傳入日本最古老的樂譜，現藏于正倉院的中倉，是一份共有三十七帖的古文書(寫經紙納受帳)，這份經卷上標明的時間為天平十九年(747年)7月26日，在其背面寫有斷簡六行，即為《番假崇琵琶譜》亦稱為《天平琵琶譜》。在琵琶譜中還有773年(寶龜四年)以前傳入日本的《五弦琴譜》(五弦琵琶譜，通稱為五弦譜)，現藏于日本京都陽明文庫。另外，20世紀初在甘肅省敦煌莫高窟發現，現藏于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的《敦煌樂譜》，又名《敦煌琵琶譜》，今存三卷。該譜的抄寫年代為五代長興四年(933年)，是唐、五代時期的重要文獻。中國的樂譜，特別是琵琶譜于平安時期在日本得到了傳承。《南宮琵琶譜》或稱《貞保親王琵琶譜》、《伏見宮本琵琶譜》由宇多法皇的敕令南宮貞保親王所撰，完成于延喜二十一年(921年)。在樂譜的最后附載著藤原貞敏于承和五年(838年)從中國傳來的《琵琶諸調子品》(二十八個調，實際二十七個調)以及貞敏的跋文。到了12世紀中葉的長寬元年(1163年)又出現了源經信所作的《琵琶譜》；由藤原師長所作的12卷琵琶譜《三五要錄》(1138—1192完成)；與《三五要錄》同作者的藤原師長還完成了雅樂箏樂譜的集成《仁智要錄》(1138—1192完成)。日本平安朝以后的雅樂琵琶譜、箏樂譜等都得到了模仿和創作，并較自然地傳承了下來。但是這些樂譜由于對節奏記錄過于簡略，因此至今仍是學者們攻克的難題。

(三)朝鮮

朝鮮與中國地理相鄰，文化交流一直很頻繁，朝鮮深受中國古代文化的影響，在史料的記載方式上與我國有著相似之處。《三國史記》、《三國遺志》、《高麗史》、《李朝實錄》、《樂學軌范》、《增補文獻備考》等史料以紀傳體、編年體的形式構成主要的官撰書。《三國史記》為記載朝鮮7世紀前的三國時期的史料，是了解新羅、百濟和高句麗歷史的一部重要文獻，其中記述了這一時期受中國音樂影響而形成的早期朝鮮樂器，如伽yē@③琴、玄琴及三竹等。但由于該史料成書于12世紀，離記事的時期過于久遠，史料的真實性受到懷疑，應慎重使用。而15世紀成書的《高麗史》為紀傳體，其中專門論述音樂的《樂志》部分是了解12世紀初期宋徽宗將大晟雅樂贈給高麗王朝后的歷史現狀，以及當時朝鮮宮廷中的唐的俗樂、宋的雅樂以及朝鮮固有的鄉樂所構成的三樂在宮廷歷史演變的重要音樂史料。《李朝實錄》是一部由一千七百余卷構成的編年體巨著，記載了從李氏朝鮮太祖(1392—1398)至哲宗朝(1849—1863)近五百年的歷史。其中15世紀中葉成書的《世宗莊憲大王實錄》是了解15世紀上半葉世宗朝宮廷雅樂的重要文獻，其中還有大量的禮儀樂與雅樂譜。

在朝鮮的史籍中，除上述的樂器、樂種及宮廷的音樂歷史沿革以外，古典歌曲的歌詞也占有相當的比例。如歌詞集《青立永言》、《歌曲源流》等都是李朝(1392—1897)宮廷的音樂史料。朝鮮的樂譜大致也是從這一時期開始傳承下來的，其獨自的文字音標譜以及能明示其節奏的井間譜是朝鮮音樂邁出了重大的一步，由此一部分藝術歌曲得到了復原。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一部分古典的樂譜得到了五線譜化。《世宗實錄》、《世祖實錄》中的樂譜雖然沒有完全被翻譯出來，但基于原來古譜的基礎，通過各種手段被大量地譯成現代譜并付諸演奏，實現了音響化。其中，國立國樂院的“朝鮮傳統音樂出版委員會”于1969年出版了五卷以英文版附加解說的古樂集——AnthologyofKoreanTraditionalMusic(《朝鮮傳統音樂選集》)，對了解和研究朝鮮傳統音樂具有重大意義。玄琴及其奏法譜與現存的口授傳承樂譜所作的比較研究，以及古譜的復原研究也比較深入。李惠求、張師勛等學者的著作對于平調、界面調等的音樂理論中經常使用的調子進行了深入的解析。從整個考古資料來看，朝鮮與中國和日本相比，文獻與文物量雖不多，但對于中國的雅樂以及雅樂樂器的研究十分有益，特別是現在韓國留下的十分珍貴的資料，更不容忽視。

(四)日本

在日本的官撰史籍中，于奈良、平安朝時編撰的《六國史》(成書于720—901)為編年體，包括《日本書紀》30卷、《續日本紀》40卷、《日本后紀》40卷、《續日本后紀》20卷、《文德實錄》10卷、《三代實錄》50卷，是了解古代日本及奈良、平安時期宮廷文化的重要史籍。由于以編年體例撰寫，沒有分類的“樂志”部分，關于音樂的記事一般都散見于各個不同的章節。10世紀以后至11、12世紀出現一些實錄、日記、隨筆等，像《御堂關白記》、《中佑記》、《小佑記》、《九歷》等都是這一時期十分重要的古籍。日本非常完好地保存了由中國及朝鮮等亞洲大陸傳入的雅樂(實際上是中國的宮廷燕樂為主體)，并得到了傳承與發展。延歷十四年(795)出現了模仿中國的踏歌，9世紀初又出現日本創作的器樂合奏曲《鳥向樂》等作品，至9世紀中葉不僅誕生了許多雅樂的演奏名手，而且還創作了日本人自己的雅樂曲《西王樂》、《長生樂》、《夏引樂》和《夏草韋》等(注：見吉川英史《日本音樂的歷史》，創元社，1965年，72頁。)。13世紀以后出現了關于雅樂的一系列史料，主要有《教訓抄》(@④近真，10卷10冊，1233)、《續教訓抄》(@④朝葛，1270—1322)、《體源抄》(1511年，豐原統秋，13卷20冊)、《樂家錄》(安倍季尚，1690，50卷)等。關于能樂的文獻有《世阿彌十六部集》，還有聲明理論書，箏曲、三味線等相關的理論書籍，它們構成了研究日本音樂的主要史料。上世紀80年代前后由日本的國文學界對能文獻的解釋，由聲明學僧侶對聲明的研究，聲明、能樂等的許多文獻史籍作為音樂史料也越發引起重視，并很快地得到深入的研究。在這一時期出現的樂譜中有雅樂的樂器譜、聲樂譜，能的謠本與吟唱的手付本，平曲的節付本，聲明的博士譜，箏組歌與三味線組歌的文字譜，尺八的文字譜等。這些寫本與少數的原版本都得到了整理并流傳了下來。作為考古資料，以正倉院的樂器為首(共18種75件)，其中有很多古樂器得到了傳承。其次有關音樂的資料還能從日本大量的繪畫、雕刻等美術作品中尋找其淵源。因此就古代的音樂史料而言，現存日本的古代資料無論是質還是量都能與中國的史料相媲美。

(五)東南亞

在東南亞由于缺乏一般史書記載，現在傳承的音樂大致只能推定到15世紀前后。要了解古代的音樂狀況大部分還必須依靠中國方面的史料(正史中的東夷傳、南蠻傳等)。這一地區受中國文化影響最大的是越南。關于越南的史料有：《安南志略》，1340年成書；《大越史記全書》上中下，1479—18世紀末(編年體)；《大南會典事例》(1855年)禮部69—135卷有音樂的內容；《大南實錄》20卷，1844—1909年成書；《歷朝類志》，1821年著；《雨中隨筆》19世紀前半葉。樂譜受中國影響很大，主要使用中國傳入的俗字譜、工尺譜以及哼唱的打擊樂譜。考古資料方面有柬埔寨的吳哥遺址(9—15世紀的佛教建筑群)，印尼爪哇島中部的婆羅浮屠遺址(建于公元800年夏連特王朝時期)，以及爪哇教時代的雕刻普蘭巴南(Prambanan)遺址(建于9—10世紀的建筑群遺址)等都是東南亞地區的重要文化遺跡。

(六)印度

與中國等東亞國家相比，印度對音樂史的研究相對比較薄弱。15世紀以后出現了較多的作曲家、演奏家、理論家的傳記、逸話等，還有一些口頭傳說的記載。在伊斯蘭文化圈以及亞洲的音樂史中，最為注目的是眾多的理論書籍。其中現存最古老的是2—5世紀成書的《戲劇論》(婆羅達著，共36章，其中第28—36章論述音列、音階、調式、斯魯提＜shruti＞、音律)，該書以舞蹈、戲劇為主，音樂也占據了相當的篇幅，其中對二十二音律、七聲音階以及音組織等進行了詳細的論述，還涉及了樂器維納琴(Vina，弦樂器)等的演奏法。

繼婆羅達之后的音樂理論家娑楞伽提婆(Sarngadeva，1210—1247)，是一位曾供職于宮廷的重要人物，他完成的《樂藝淵海》是這一時期最具影響的著作。該書共七卷，分別對樂律、調式、曲體、作曲、歌唱法、節拍與節奏、樂器與演奏、舞蹈與表演等展開論述，是繼《戲劇論》后印度一部重要的音樂論著。

其后還有一些斷斷續續的理論研究著作，但真正的理論著述則是在13世紀以后再度出現的，這是由于伊斯蘭教進入北印度之后，印度逐漸走向伊斯蘭化。毫無疑問，伊斯蘭音樂的科學性對印度產生了極大的刺激。從這一時期開始，稱之為印度音樂的靈魂——拉格(Raga)理論才漸漸地發展起來。

由于宗教的關系，在印度的音樂考古資料中，古代的美術(主要是雕刻和壁畫等)與伊斯蘭時代以后的細密畫占據了較大的比例。

(七)西亞

西亞的音樂文獻大致是從7世紀進入伊斯蘭時代后才有記錄的。關于這以前的阿拉伯音樂以及3世紀到7世紀的薩桑(Sassanidae)王朝的波斯音樂，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從伊斯蘭文獻中得到推測。波斯的音樂資料不太多，作為考古資料有塔克博斯塔恩遺址留下的一些未完成的浮雕作品，其中有豎琴、小號、琵琶類四弦樂器(Barbat)、鼓等樂器形象。7世紀以后西亞逐漸進入伊斯蘭時代，史籍中關于音樂生活的記錄、數量甚多的理論書、細密畫為這一地區的重要史料。

二、歷史研究狀況

從20世紀初葉開始，歐美一些音樂史學觀念發生了變化，以作品樣式為主要對象的研究逐漸轉向以“音樂活動”整體為研究對象。而音樂史學的研究則是以音樂學與歷史學交叉融合的一個學科，因此，如果音樂史限于“歷史”這一個層面來理解的話，那么音樂史的敘述是建立在史料(文獻與考古資料)的基礎上構成的。而史實是建立在對史料的收集、批判、分析與綜合等的梳理基礎之上。在這個過程中，把握各個不同時代、不同地域音樂的題材、樣式等的歷史流動，從宏觀與微觀的不同層面來洞察和分析音樂在各個歷史時期的流動狀態，把握這種歷史流動的方式無疑是多樣的。這種認識可以是以音樂的題材、樣式為主體，也可以從美學意識、社會現象等方面來窺察音樂的實質，揭示歷史的文化現象。

關于音樂史的著述，除通史外還包括斷代史、音樂體裁史、樂種史等。史學著作有本國人寫的，也有他國人寫的。對于歷史時代的劃分也有各自的見解。體例也不一，種類、樣式上非常多樣。以下從音樂的世界史與國別史兩個方面來舉一些例子。

如果我們把目光放在世界音樂通史上的話，C.薩克斯(CurtSachs，1881—1959)撰寫的《樂器的歷史》(TheHistoryofMusicalInstruments,NewYork,1940)是值得一提的，他把世界樂器的歷史分為史前、古代、中世和近代，按東、西方歷史發展的線索進行平行敘述。這可以說是世界上首次出現的以樂器為主體線索撰寫的世界音樂通史。其后是德國學者W.維奧拉(WalterWiora，1907—)1961年完成的《世界音樂史的四個時代》(DievierWeltalterderMusik,Stuttgart)也是一部將東西方音樂現象融為一體進行橫跨面平行敘述的世界音樂史專著。

這一時期作為一般史的世界音樂史的體系與研究方法還處于摸索階段，因此，如何撰寫世界音樂史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筆者認為，在將視線投入世界音樂史的撰寫以前，首先必須科學地完善東方音樂史的學科體系。田邊尚雄1930年的《東洋音樂史》，岸邊成雄1948年的《東洋的樂器及其歷史》是其嘗試。但是，兩者在世界史和東方(亞洲)史的體系上觀照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其實歐洲音樂史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這里民族文化的一體化現象，東方要比歐洲復雜得多，作為一個文化圈要形成體系是很困難的。無論是東方音樂史還是西方其他地區音樂史都難以完整地敘述各民族與國家從古代到現代的完整的音樂歷史。在對世界音樂史的嘗試中，有奧地利音樂學家安布魯斯(AugustWilhelmAmbros)的《音樂史》(GeschichtederMusic，全五卷，其中前三卷是他個人約在19世紀下半葉完成的)，菲迪斯(F.J.Fetis)的《音樂家傳記及一般的音樂書志學》(1835—1844)的音樂史那樣，將東方音樂與古代歐洲音樂以橫向的歷史線索進行平行論述的專著。C.薩克斯《樂器的歷史》和他的《音樂的起源》(TheRiseofMusicintheAncientWorld:EastandWest,NewYork,1943)其時代觀顯得比較暖昧。田邊尚雄的《東洋音樂史》是以“中亞音樂的擴散”、“西亞音樂的東流”、“回教及蒙古勃興的影響”、“國民音樂的確立”、“歐洲音樂的侵入與東洋音樂的世界化”五個章節分別進行論述的。岸邊成雄的《東洋的樂器及其歷史》也同樣把東方音樂史以“古代前期固有的音樂時代”、“古代后期國際音樂時代”、“中世紀民族音樂時代”、“近現代世界音樂時代”的四個時期來論述。上述的田邊與岸邊的著作都以亞洲為地域整體來敘說，但時代的劃分以及某些歷史觀上有些分歧，不過像這樣的通史在日本以外幾乎很少。W.維奧拉《世界音樂史的四個時代》設定為“史前與古代”、“古代高度文明中的東方音樂”、“西洋音樂的特殊地位”、“技術世界產業文化的時代”四個時期，其中在東方這一部分，如何去把握古代、中世紀與近代的斷代劃分上很不明確，這里存在著較明顯的史料不足因素。

在敘述世界音樂史中，較重要的是對歷史發展的評價。比方說中國的京劇、日本的能、印度的拉格、印度尼西亞的甘美蘭等，這些音樂體裁、樣式在世界音樂史中應該置于什么樣的地位?像這樣的比較與評價如何避免主觀意識來建立起音樂史觀是十分艱難的。僅僅展示一張詳細的年表是不能成為史學的研究成果。以客觀史實、全面橫向類比的評價來建立起音樂史各時期的發展特征是非常必要的。對音樂的歷史評價，體裁樣式史與社會史不能分離敘述，因為音樂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及環境文化中產生的。

地域、國別的音樂通史是分別以民族、地域及歷史斷代、體裁分類來敘述的。除西方音樂史以外，中國、日本和朝鮮在國別史的通史中成果不菲。在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7)末期就已經出現了對江戶時期的音樂進行總體記述，尤其是特定種類的歌曲和凈琉璃(一種說唱音樂)的專門論述著作——《聲曲類篡》(注：《聲曲類篡補遺》、《聲曲類篡增補》都被收入《巖波文庫》，1941年。)(齋藤月岑，1847)。該著作以凈琉璃為中心，收集了江戶時代的律調、詞章，演奏者的傳記、曲目、年表等。在這一領域內，它的資料詳細，分析透徹，很具權威性。到了19世紀下半葉出現了日本音樂史中最初的通史專著——《歌舞音樂略史》(注：《歌舞音樂略史》1888年小中村清矩著，兼常清佐校訂《巖波文庫》1928年版。)(上下兩冊)是一部編年體著作，但其整體以詳實的資料為基礎，其歷史的真實性受到高度評價，是一本對雅樂制度進行論述的最早專著。1932年田邊尚雄的《日本音樂史》、1965年吉川英史的《日本音樂的歷史》等可稱為日本代表性的通史著作。田邊尚雄的《日本音樂史》是一部從文化史的角度，攝取民族學的方法論進行撰述的著作，但是作為歷史學的方法論略顯陳舊。而吉川英史的《日本音樂的歷史》則是總結、歸納了各個領域的研究成果，提煉出歷史事實并以時代的順序所完成的一部簡練明了、忠實于史實的通史，但是整部著作中沒有用樂譜來闡述音樂現象和理論問題，留下了一些遺憾。

中國現代出版的音樂通史大多出現在民國之后，均采用編年體的敘述方式。整體上來看大致有1929年鄭覲文的《中國音樂史》、1934年王光祈的《中國音樂史》、1935年朱謙之的《音樂的文學小史》、1953年楊蔭瀏的《中國音樂史綱》等主要的通史。上世紀的80年代以后出現了大批的中國音樂史著作，尤其是古代音樂史方面，雖然其中不乏有獨到見解之作，但是在一個國家中出現了如此之多大同小異的音樂史學專著，這種現象在其他國家中是少見的。關于中國音樂史還必須提到的是法國的東方音樂學者MauriceCourant，他在1921年撰寫的《中國音樂史論》(EssaiHistoriquesurlaMusiquedesChinois)被收入由A.J.A.Lavignac編撰的《音樂百科辭典》(第一部、第一卷)，該書比較詳細客觀地論述了中國音樂的發展狀況，同時也是一部最早的中國音樂通史。

關于朝鮮音樂史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有了飛速的發展。1964年由李惠求、張師勛、成慶麟共著的《國樂史》，1967年李惠求的《韓國音樂序說》，從體例到形式都非常完整，歷史考證也深入細致。上述的通史，是以史料的考證、文獻的解釋及李朝以來的樂譜分析等，在各領域多層面進行研究所形成的著作。有關韓國音樂史學的研究，近年來除了本國外，歐美學者對其進行的研究，尤其是對唐宋以來中國流入朝鮮的宮廷音樂的研究也形成了一股較強的勢力(注：參見宮宏宇《韓國及歐美學者對流傳在韓國的古代中國音樂的研究》，《中國音樂學》2002年第3期。)。

東南亞和印度的通史還沒有完全形成系統。有關越南的傳統音樂，陳文溪于1962年在巴黎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越南傳統音樂》(注：LaMusiqueVietnamienneTradionnelle,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108,BoulevardSaint-Germain-Paris,1962.)是了解越南音樂的歷史、傳統器樂、樂律樂調、宮廷樂種、儀式音樂等的理論專著。關于印度尼西亞的爪哇和巴厘的音樂可參閱麥克非(McPhee)的著作。但是這些都是概論性的著作，作為通史還缺乏一定的文獻史料上的梳理和積累。印度本國人寫的通史有Prajnanananda的巨著《印度音樂史》(HistoricalDevelopmentofIndianMusic,1960)，以及《印度音樂的歷史研究》(AHistoricalStudyofIndianMusic,1965)。此外，同時代的還有P.Sambamoorthy的《印度音樂史》(HistoryofIndianMusic,1960)。這些著作在史料的批判、考實性以及音樂史現象的解析、演繹上都還沒有真正達到深入、詳盡的研究地步，作為通史來說還只是一個初級階段。古代印度音樂以史學的角度來考證的有邦達喀爾勞(RaoBhandarkar)、考馬拉斯瓦米(AnandaCoomaraswamy)等以各種不同體裁、樣式等進行的出色研究，因此產生一些優秀的綜合性通史是可以想像的。但是由于印度人比較關心和注重音樂的演奏，而對歷史的研究重視不夠。在研究印度音樂史中歐美人對印度關心的人很多，但作為歷史性考察的著作卻不多見，1941年法國學者C.Marcel—Dubois的《古代印度的樂器》(LesInstrumentsdeMusiquedeI''''gndeAncienne,Paris,1941)是一本比較突出的著作。

關于西亞的音樂史學，很少見到由本國人撰寫的，幾乎成了歐美人獨占的天地。很多理論書的原始史料被運往歐洲，成為歐洲人研究的重要基礎。1842年凱薩魏特(R.G.Kiesewetter)的《阿拉伯的音樂》(DieMusikderAraber,Leipzig)為起端，很多學者對伊斯蘭教音樂開始進行歷史性的考察。關于阿拉伯音樂史的研究必須提到的人物是英國學者H.G.伐瑪(HenryGeoryFarmer)，他在1929年完成的阿拉伯音樂通史——《13世紀前阿拉伯音樂的歷史》(AHistoryofArabianMusictothe13Century)是一本以阿拉伯語、波斯語和土耳其語等的文獻為原始史料而完成的專著，時間上一直寫到阿拉伯帝國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8—13世紀)滅亡為止的一段音樂歷史，該著作出版后幾乎半個世紀一直成為阿拉伯文化圈以外惟一的一本權威性阿拉伯音樂史的專著。翌年，他的一本題為《受阿拉伯音樂影響的歷史事實》(HistoricalFactsfortheArabianMusicalInfluence，1930年第1版，1970年第2版)，以翔實的事例證實了西方音樂中受阿拉伯音樂影響的因素，并以大量的史料證實阿拉伯音樂通過伊比利亞半島進入歐洲的歷史事實。接著，他的一本《阿拉伯音樂的史料》(TheSourcesofArabianMusic，1940年，1965年修訂版)是對8—17世紀阿拉伯音樂的理論、演奏以及歷史相關的原始史料進行論述的解說集，對理解早期阿拉伯音樂是極其重要的研究手冊。關于阿拉伯音樂，這里還要提及的是黛嵐捷R.D''''Erlanger編撰的巨著《阿拉伯音樂》(LaMusiqueArabe,Paris,1930—1959年編撰，全六冊)，這是一套歷時近三十年的力作。第一卷和第二卷上半部分為阿爾·法拉比的《音樂的大著》法譯本，第三卷是薩菲·阿迪恩的《旋律的寫法》全譯，第四卷為奧斯曼帝國時期獻給二世的《音樂通論》，第五卷是近代阿拉伯古典音樂的理論與實踐相關的研究，其中涉及到音階、旋法和一些文獻，第六卷為阿拉伯音樂的節奏組織與曲式分析。全書還包含著許多五線譜的譜例。該書是一部十分系統又全面論述阿拉伯音樂史的重要著作。

關于阿拉伯音樂的研究，20世紀60—70年代開始在德國、法國都有過一些深入的研究，如1970年出版蘇普勒(Spuler)編撰的《東方學手冊》(HandbuchderOrientalistic)的第一部別卷4《東方音樂》(OrientalischeMusik)所輯錄的論著《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圈的音樂》(DieMusikdesArabisch—islamischenBereichs)，是對20世紀70年代以前有關阿拉伯音樂研究的歷史總括。對阿拉伯音樂技術理論的研究還有賴特(O.Wright)的《阿拉伯—波斯音樂的調式與體系》(TheModalSystemofArabandPersianMusic，1978年)等(注：參見《音樂大事典》，平凡社，1982年，第四卷，1705頁。)。伊斯蘭音樂在東方的研究較早的有日本的學者飯田忠純1936年的《中世紀阿拉伯人的音樂觀》(注：日本《東洋音樂研究》第一集，1936年。)。這里還值得一提的是岸邊成雄于1952年完成的《音樂的西流》(東京《音樂之友社》)，1983年被譯成中文，改名為《伊斯蘭音樂》(上海文藝出版社，郎櫻譯)，這是一本八萬字左右的小冊子，但它卻對我們了解伊斯蘭音樂幾乎是惟一的一本中文專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論著簡明扼要地闡述了伊斯蘭音樂的形成、發展的過程，以比較音樂學的研究方法論述了阿拉伯音樂與希臘、波斯及印度音樂間的關系，并進一步以實例闡述了伊斯蘭音樂對歐洲和東方的影響，對前人的研究總結也十分客觀翔實，是一部非常明了易懂的伊斯蘭音樂專著。

另外，亞洲地區尚有許多沒有得到充分研究的地區，原因是文獻資料的缺乏，研究者一般只能從民族學、民俗學的角度入手。因此，要完全精確地把握亞洲古代音樂歷史狀況還存在一定的困難。

以上主要對亞洲地區的音樂史料及音樂研究狀況，按地域及文化圈做了一個歸納和綜述，限于自己的外語水平及有限的資料只能做一個浮光掠影的描述。我國的音樂文化與亞洲各國間有著極其密切的互動關系，相互間的交叉、滲透都交織著千絲萬縷的文化流動關系，因此筆者在執筆此文時的一個主導思考是：我們在研究中國音樂史的時候不能忽視關注周邊地區相互間的文化滲透和交叉現象，對周邊地區文化的研究和了解也是對本民族文化了解的重要步驟。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坊去方換育

@②原字湯去氵換日

篇4

因應“科教興國”的戰略思維，我國耗資數百億元展開“211”和“985”兩項高教改革工程，并集中資源支持少數重點大學，力爭經過十幾年努力，使北大、清華等一批名校脫胎換骨，成為國際一流的高等學府。

基本上，這樣巨額的資金投入、這樣的宏圖大計是很有前瞻性而且很有必要的，但是卻引發部分人的誤解，以為只要有足夠多的金錢，打造世界名校就不在話下，讓人擔心因急功近利而走向淺薄。

美國哈佛校長每年負責的財政預算高達30億美元，約合220多億元RMB，北大一年20多億元的支出僅是其十分之一。位列美國前幾位的大學，其一年預算就等于全中國高校的全年預算，如果我們硬要與西方國家的高校較量資金，只能是叫花子與海龍王比寶。那么，難道中國高校只能永遠當二流三流嗎？打造真正的國際一流大學，經費與硬件固然重要，但不是唯一，否則肥得流油的中東產油國的大學早就躋身世界最卓越大學的行列了。一間大學的卓越，在于內涵、精神、風氣、深度、底蘊，過分強調資金與硬件設施，可能造成反效果。

近年來，許多中國高校門面越來越漂亮，建筑越來越高檔，設備越來越先進，但老老實實做學問的人卻越來越罕見，大家一窩蜂涌入熱門且容易看到成效的研究項目。而冷門領域的研究雖與國計民生息息相關，但需要更耐得住寂寞的勇氣，所以研究冷門的學者受到冷落，成為校園“二等公民”，后繼乏人。這種一年看成果、兩年要驗收的心態，導致高校科研追求短期效益，實驗室成為“快餐店”，論文成為流水線產品，大家拼命趕工出貨，求量求快，研究等于業績競賽，誰出貨最快誰就是老大。

三所亞非名校的成功之道

如果不從“錢多好辦事”的誤區中轉出來，就算砸再多的錢也無法成為世界一流。其實，很多比中國還要貧窮落后的第三世界國家也有世界級的名校，比如埃及和整個阿拉伯世界最古老的高等教育機構之一的開羅大學、土耳其安卡拉大學、印度加爾各答大學等。

下面三所第三世界的名校各有“個性”，但它們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不求大不求富不務虛，堅守內涵與精神、風尚與本質，力求提升深度。這遠比華而不實地一味追求世界排名要實際得多。更何況，許多與人文相關的課程，教學成效基本上決定于人的因素，與設備先進與否的關系，一點都不如想象中密切，因此許多落后國家高校的人文課程，具有世界級的地位與水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成功經驗或許才是我們最需要也是最欠缺的“一流密碼”。

印度理工學院：錄取率僅2％

IIT（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印度理工學院）是光芒耀眼的傳奇品牌，創造了“IITian”（IIT人）這個英文名詞。

這里沒有老牌名校宏偉亙古的建筑，也沒有新興大學那些昂貴豪華的先進設備。IIT歷史不長，1947年建校，不過50多年歷史，從國際標準看，IIT絕對稱不上資源豐富，七所分校3萬多名學生，每年經費約合10億元RMB，可是畢業生卻個個都是世界級品質。美國《BusinessWeek》曾經下定論：這所學校的畢業生，是印度史上最熱門的出口產品。創校之初，IIT的定位和目標就非常明確――為印度科技發展以及國家現代化工程，培養第一流人才。印度政府為此特別制定一個為它量身打造的獨立法案，允許學校高度自治，舉凡課程設計、招生、教職員招聘，全由教師組成的學術議會裁定，不必受到非學術勢力的干擾。

IIT每年共招4000多名新生，但每年有超過30萬名成績優異的中學生報考，錄取率不到2％，比哈佛大學的13％還低。IIT入學考試只考物理、數學和化學，而且要考兩次，第一次先刷掉40％，第二次則挑出最后入學的考生。IIT實行近乎斯巴達式的模式，重視學生的計量與分析能力與實踐能力，大一不分系，全部學習理化、數學和電子學的基礎理論。學生畢業前要修滿180個學分，其中必須有20個基礎科學學分；從大一開始，每學期都要修六門理工課程，以及兩三門實驗課；所有學生至少要到一家企業實習過。學校的課程每隔一段時間更新、調整，為了讓教師能夠隨時掌握最新的理工趨勢，學校特別設置計劃協助教師提升教學能力，以追趕全球的科技知識更新。

在印度，不論是誰，要進IIT，考試成績一定要OK，一流學生進IIT，二流學生出國念美國名校。印度第一大軟件公司信息系統（Infosys）創辦人墨希（Narayan Murthy）曾經“抱怨”自己的兒子考不上IIT，只好念美國康乃爾大學。只要從IIT畢業，就是creme de la creme （精英中的精英）。

南非開普敦大學：以醫學貢獻著稱于世

開大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最古老的大學之一，建于1829年。

作為一所具有178多年歷史的古老大學，開大在科學研究上也作出了巨大貢獻，贏得了國際聲譽。例如，世界上第一例人類心臟移植手術就是由開大附屬醫院之一格魯特斯庫爾醫院的克里斯?巴納德教授（Prof Chrs Barnard）完成的。物理系有兩位畢業生曾獲諾貝爾獎，第一位是阿倫?科馬克（Allan Cormack），他于1979年和英國的G?豪斯菲爾德（G ? Houns field）共獲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第二位是艾倫?克拉格（Aron Klug），1982年因其在電子顯微鏡學及核酸合成物方面的成就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

開大有許多高級專業人員因其國際聲望而被英美等國的著名學術團體授予研究員職位。許多系（尤其是醫學院和自然科學院系）與其他大學進行了許多國際性的合作研究項目，如心臟胸外科、白血病研究、兒童健康學、地球化學、動物學、海洋學、分子先生學等等。生命學院的菲茨帕特里克非洲鳥類學研究所是南半球最主要、最好的鳥類學研究機構之一，每年都吸引了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科學家來此訪問和進行科學研究工作。

埃及愛資哈爾大學：跨越時空的治學精神

在伊斯蘭世界，愛資哈爾大學最進步、最負盛名的大學，它通過富有個性和特色的教學實體，十分成功地擔當了自己的使命和職責。

篇5

【關鍵詞】：地域性文化，商業街，景觀設計，重要性

【 abstract 】 : from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commercial street landscape design analysis, make the landscape design become the marking of the city and pronou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uthor's practical experience, the detail in the landscape design of yinchuan commercial street culture labels, landscape design principles and constitute a landscape of several elements, etc,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regional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for the future of the commercial street landscape design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 key words 】 : regional cultural, commercial, landscape design, the importance

中圖分類號：S61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引言

商業街的景觀主要包括店鋪、建筑立面、廣告店標、植物配置、噴泉雕塑、街燈小品等各種在街上可以看到的一切物體。商業街的景觀設計就是合理的、巧妙的、和諧的、自然的將各種景觀要素組織起來，并且能夠突顯出它的功能性、文化性、地域性。

商業步行街景觀有其獨特性，它是連續性、動態性的、時空性的四維空間景觀，目的是給人以形式美、時空美、意境美、空間美，并且能滿足人們休閑、社交、購物、聚會、游憩的需求。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城市中那些蘊含傳統文化和地方特色的商業街區日益減少。如何保持地域特色在商業街景觀設計中的運用，是現在專家關注的重點。下文將以銀川商業街的景觀設計來具體進行分析。

一、銀川地域文化特色簡介

銀川主要是回族人口聚居的地方，但依然是“大雜居，小聚居”的居住模式，商業街景觀設計風格具有回族特色，這里的回族特色并不單一的等同于伊斯蘭風格。銀川的回族特色是在特定的歷史文化和自然環境條件下，并且結合中國傳統工藝和景觀設計技術相結合，依據伊斯蘭教義的原則和規定發展出的一種獨特的景觀風貌和特色，即具有中國特色的伊斯蘭景觀的功能與布局。【1】

商業街是一座城市的名片，體現了當地的和人情風俗。作為商業街景觀設計的主體，銀川市的建筑特色為：構架為拱形、圓頂突出并帶有高聳的塔尖、連環的拱廊、莊嚴的裝飾、合理的布局、獨特的造型無不彰顯著回族建筑的魅力以及其文化的內涵。

二、商業街景觀設計應該遵循的原則

（1）人性化原則。商業街越來越多的選擇軟性面材來制作表面構件，例如：懸掛的旗幟、招牌、遮陰布等，銀川市商業街街道這些景觀小品一般選擇白色、綠色為主要色彩，同時展現了回族景觀設計風格，凸顯了莊重肅穆的特色。

（2）生態化原則。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是現代商業街景觀設計的主流，商業街中綠色環境的建造，不僅能夠營造完整的景觀意境，提升自身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價值，還能調節小范圍的氣候，對一些廢棄污染和噪聲都能有效的改善。

（3）善于將傳統和現代建筑相結合。古色古香、具有歷史意義的傳統建筑，會使商業街顯得古樸、深遠，增加商業街的吸引力。同時應該結合現代的建造工藝、新型材料、設計技術，使傳統建筑更具藝術性、文化性、觀賞性、功能性進一步提升和優化。例如：銀川商業步行街保持了清真寺的拱形、圓頂、拱廊等特色建筑，同時采用新型材料建筑和遮陰棚。【2】

（4）可識別的原則。商業步行街要發揮商業功能，必須營造可識別的環境，增強人們對環境的體驗，給人以安全感和享受，滿足人們來此步行街購物的需求。

（5）景觀視覺延續性的原則。商業步行街作為城市的名片，要為游人提供游覽的景觀路線，因此商業步行街空間設計應該是順序的、連續的、可預知的。

（6）營造怡人、輕松的環境。重視細節的設置，將室外的涼亭、花臺、雕塑、餐飲座位、燈具、廣告牌等各種景觀小品應該設計出城市家居的感覺，增加其美觀性與舒適性。

三、銀川商業街景觀設計理念

銀川商業街景觀設計保持和延續了古式景觀設計的風格，即為豐富飛外部空間與精巧的景觀相匹配，采用自由布局和軸線布局相結合，從而突出景觀的識別性和秩序感。例如：在商業街主入口處，拱橋是標志性建筑，在商業街的末端通常設置規格比較高的單體建筑或者突出的景觀小品作為空間隔離。

銀川素有山水城市，塞上江南的美名，因此在街道景觀設計上，也融入了自由布局的設計理念，并結合了園林和水景的處理手法。例如：自由婉轉的水面中，種植荷花，并放一些觀賞魚類，提升了景觀的活潑性和生機性。同時商業街街道的寬窄也要滿足人們旅游觀光的需求，臨街的店鋪通常是以一層為主、二層為輔、三層作為點綴，更加突出了建筑的地方特色，也避免了直線型景觀的審美疲勞，連接外廊和局部的露臺是銀川商業街的特色，為游人提供了交流、休憩、賞景的空間。【4】

磚雕藝術和屋頂形式多樣是銀川市商業街單體建筑的特色，這是傳統建筑與當地風俗、相融合的表現。銀川地區干旱少雨，風沙頻繁，晝夜溫差大，可以通過平頂上覆土實現保溫隔熱。磚雕技術結合中國山水畫的巧妙、阿拉伯文字圖案，并融入了區域獨特文化，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一般用作門罩、獸頭、基座、嵌墻等建筑構建裝飾。同時拼磚和琉璃的設計手法多用于墻面、臺基和檐口等，石膏花飾也是使用比較廣泛的裝飾材料。

四、銀川商業街景觀地域性設計實例

銀川麗景商業街以一座回族風格形式的清真寺為景觀起點，展現了伊斯蘭獨特的文化風情和地域特色形象。商業街中設有湯瓶雕塑，并結合水池和噴泉景觀小品，營造出潺潺細水從湯瓶中流出的景觀，并且在街道節點處的新月廣場綠地上，矗立了知名的回族歷史人物雕像，增添了街道文化的底蘊。同時街道的長廊是由多個拱形門洞組成的，結合傘形柱式成柱廊。商業街兩旁的清真美食城也是融入了回族特有的阿拉伯建筑風格，裝飾和色彩都是精雕細琢，體現出濃郁的回族特色。【5】

商業街街道兩旁的建筑也是地域特色十足，例如：飯店顏色是白綠間隔，并且大量運用挑檐設計，檐板底邊為尖拱形，并且用黑色凹槽間隔和白色立方體相連，彰顯出了回族鐘愛白綠的提點，又顯的清新典雅，突出了回族景觀設計獨特風格。大型商業廣場也是以拱形為立面基礎，下半部分由壁柱和廊柱支撐，壁柱挑檐成傘狀，同時在主拱中央采用浮雕，設花格。

結語

銀川商業街景觀設計遵照傳承和發揚地區文化特色，凸顯人文情懷和生態共存，出發點毋庸置疑是正確的，但在商業街新的景觀設計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例如：舊商業街更新改造不成系統，改造次序混亂；特色景觀設計表現手法單一，色彩大多采用白、綠、黃典型顏色；空間環境不協調，沒有和周圍的環境良好的融合，沒有形成和諧統一的景觀等。商業街的景觀設計依然還有許多需要改進和優化的地方，但同時堅信商業街的景觀設計其明天是光明的。【6】

寧夏回族商業街景觀設計是經過幾百年和各種文化相融合后的結晶，通過外在的物質形態傳達出歷史積淀的完整信息。商業區景觀設計一定程度代表了一個城市的整體設計水平，組織協調好城市設計理念和商業營銷理念，堅持以人為本的設計理念，實現景觀設計的優化和提升，最終達到一個更加舒適、更加活躍、更有新意的商業街模式，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的和諧統一。

【參考文獻】

[1]燕寧娜.寧夏清真寺建筑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學位論文】．陜西：西安建筑科技大學．2006.

[2]邱玉蘭，于振生．中國伊斯蘭教建筑【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7：13～720----48.

[3]譚穎.商業步行街外部空間形態及環境塑造—人文精神的復歸與文脈主義建筑觀的應用[湖南大學碩士論文].2007.

[4]宋智.現代商業步行街行為模式與空間形態研究【湖南大學碩士論文】.2002.

[5]李珊.商業步行街之空間界面營造一以上海新天地和寧波天一廣場為例[J].城鄉建設，2004，5.

[6] 北京清華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詩意漫城:景觀規劃設計[MI.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9，1.

備注：基金項目：該論文為2011年度寧夏回族自治區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課題《寧夏銀川市商業街景觀特色研究》

篇6

關鍵詞：文檔識別；版面分析；藏文古籍

中圖分類號：G273.3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文檔分析與識別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目前有多個專門的國際會議對該項工作進行研究。

例如，ICDAR（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ocument Analysis and Recognition），ICFHR（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rontiers in Handwriting Recognition），DAS（IAPR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Document Analysis Systems）等，在相關領域的期刊（IEEE Transaction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Pattern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Vis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Document Analysis and Recognition等）上也有大量文檔分析識別相關的論文出現，整個領域的研究工作處在一個快速發展的階段。

二、文檔識別流程

從文檔識別工作的流程步驟上來說，可以分為圖像預處理與版面分析、行字切分、特征提取與分類等模塊[1]。

1. 預處理與版面分析

預處理階段主要工作是去噪以及圖像的增強和修復，之后進行版面分析，將圖像分為文字區域以及非文字區域，獲取結構以便于重編和出版。文字區域需要進一步確定該區域的文字是屬于題目、正文、標注或者其他信息等；對于非文字區域，則要判別其是插圖、背景或者是噪音，并按照判別結果分別加以處理。在版面分析過程中，需要考慮的是不同類型區域特征選擇的問題和不同的分析方法及其效果評價。

2. 文本行字切分

對于完成了預處理以及版面分析后抽取的文字區域，需要進一步的檢測，將文本行以及單字進行分割。在古籍文檔中，文本大多為約束文本和非約束文本混合出現，其文本行往往是不一致的傾斜和彎曲，如何動態調整切分距離，自適應處理傾斜和彎曲文本是這一步需要考慮的問題。對于切分好的文本行，需要選擇合理的文字切分算法對單個字符進行分割。

3.特征提取與分類

基于統計的方法是模式識別的一種經典方法，目前在文檔分析識別上使用較為廣泛的方法有SVM方法、貝葉斯方法、隱馬爾可夫模型等，其關鍵在于統計同一種字符所特有的共有性質或者相對穩定的分類特征作為識別向量。這種向量應當具有穩定的二維平面特征、水平或者垂直直方圖特征等。在統計方法中，這個邊界是基于每個類的模式的概率分布的，這點必須預先知道或通過學習獲得。

三、文檔識別的發展

從文檔識別研究的文字類型上來說，由于文檔識別技術最初源于西方國家，因此拉丁文字符文檔識別發展最早，目前成果也最多。隨著其他國家地區科研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多的非拉丁字符識別技術有了長足發展。例如中文、日文、阿拉伯文、斯拉夫文、蒙古文、孟加拉文、藏文等。

從文檔識別研究的對象上來說，其源于OCR技術，最初的目標是識別特定字體的印刷字符，后來發展到多字體的混編的印刷文檔，隨后，手寫體文檔的識別成為一個研究的新內容。與此同時，研究對象的時間也不僅僅局限于現代文檔的識別研究，大量的古籍、歷史文檔、古代手稿、藝術作品成為新的研究對象。

四、藏文古籍識別

1.藏文古籍識別的意義

藏族擁有悠久輝煌的文化歷史，在我國，藏文古籍文檔規模宏大，其數量僅次于漢語古籍文檔。為了更好地保護和利用這些文檔資料，對其進行全文數字化是一個亟待完成的工作。目前國內外已有一些藏文數據庫建成使用，例如“尼泊爾-德國手稿文獻保存計劃”、藏文文獻輸入計劃、藏傳佛教資料信息中心等。然而現有的數據庫，大都是將藏文古籍文獻掃描成圖加以保存，不便于對其進行檢索以及深度開發利用，更好的手段是利用文檔識別方法，對其內容進行識別并轉換為內碼形式進行保存。

2. 藏文古籍字體

藏文自吞彌桑布札創制后經過千余年的實踐創新，字體發展到幾十種。從大的方面講，可歸納為烏金體與烏梅體兩大類。烏金體即有冠體，整體書寫效果整齊劃一。吐蕃時期王室的文告、執照以及碑文、鐘銘，特別是佛經寫卷幾乎都是用烏金體書寫的。依據后弘期刊印的藏文書籍“軟字精校精刻”的要求，其大都采用烏金體[2]。

3. 藏文識別現狀

目前，就國內外公開發表的文獻來看，鮮見藏文古籍文檔分析識別的相關研究工作。而脫機藏文字符識別工作已從最初的印刷體藏文識別開始向手寫藏文識別研究發展。其基本思路都是先通過對藏文字符的基本特征的研究，然后根據這些特征選擇設計相應的算法對字符進行切分，再做傾斜矯正、版面分析及歸一化處理。經過上述的處理后，得到一個較為理想的二值圖像，然后對這個處理后的二值圖像利用適合的算法進行識別。最后是對識別的結果用識別算法或上下文的關系來糾正誤識字和拒識字，提高識別率和適應性，降低系統的誤識率。研究思路都是從藏文字符的自身特征出發，運用各種已有的識別技術來進行特征提取、分類，進而識別。

五、藏文古籍識別應用

總的來說，藏文古籍識別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其中大部分工作集中在現代藏文字符識別方面，而在藏文古籍文檔識別中，字符識別只是其中的一個模塊，且藏文古籍中梵音藏文字符占很大一部分；除了字符識別外，藏文古籍識別還在版面分析、文字切分等方面有大量工作等待完成。藏文古籍文檔識別研究中，還存在多方面的困難。

第一，藏文古籍文檔版面質量差，導致獲取的圖像中存在大量噪音，同時圖像的前景中還存在字符內容缺失、線條斷裂等其他質量退化問題。如何合理的去噪，且在去噪的同時修補損失區域是做好藏文古籍識別的前提條件。

第二，藏文古籍文檔版面復雜，文字、背景有多種顏色，常常在文中嵌圖，通常文字周圍都有邊框且橫豎排文字混編。必須做好版面分析工作，正確高效的將文檔中不同類型的元素一一區分。

第三，藏文古籍中使用的字符集異常龐大，包括基本藏文字符集中獨立成字的169字符、擴充集A中1536個垂直預組合字符、擴充集B中5669個垂直預組合字符，排除這三種字符集中重復的字符，字符總數共計7240類。如何獲取這7240個類別的樣本數據，合理的設計分類器對這種稀疏樣本、高類別問題進行分類是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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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少數民族傳統醫學體系是少數民族在歷史發展長河中的積累和創造，對少數民族的生存和繁衍發揮過并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同時也是中華傳統醫學的重要源泉。只有不斷壯大少數民族醫藥學的專業人才隊伍，加強少數民族醫藥科研創新及產業化，少數民族傳統醫學才能不斷創新、突破、發展。

一、少數民族傳統醫學的定義和地位

1．少數民族傳統醫學的定義

我國有56個民族，每個民族在歷史長河中都形成了自己的傳統醫藥經驗(或醫學)。在我國，具有獨特的學術地位和深遠影響的“中醫藥”是以漢文化為背景的，通常所稱的民族醫藥則是專指中國少數民族的傳統醫藥，包括藏、蒙、維吾爾、傣、壯、苗、瑤、彝、侗、土家、回回、朝鮮族醫藥等等。這些以不同民族名稱命名的傳統醫藥學知識，或自成體系，或以專科特長而聞名，在現代西醫學傳人之前，為各民族應對地方性疾病和常見創傷等，發揮過重要的醫療保健作用。

“民族醫”的概念至少在20世紀50年代已經出現。“民族醫學”、“民族醫藥”則于20世紀80年代普遍見于專業的或政府的各種文件資料中。

事實上，民族醫藥的概念可以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概念是指中華民族的傳統醫藥，猶如民族工業、民族企業、民族經濟的用詞一樣。這里的民族，是指中華民族大家庭，具有本國的、本土的、非外來的意義。狹義的概念專指中國少數民族的傳統醫藥。本文所述的民族醫藥為后者。我們不贊成以“中醫學”的概念總括56個民族的傳統醫學。就現代民族醫藥的概念而言，它是我國各少數民族傳統醫藥積累和醫學創造的集合，顯然不能包括在以漢文化為背景的中醫學范疇之內。民族醫藥并非是中醫藥中的一個分支、一種附屬品，而是與中醫藥處于并行平等的地位。

因此，從學科角度而言，中醫學與少數民族醫學應當是姊妹學科的關系。然而，在現實中，民族醫藥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管理，民族醫藥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課題列在中醫之下，這就造成中醫藥對民族醫藥的長兄代父現象。

2．少數民族傳統醫學的地位

2003年l0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條例》“附則”中申明：“民族醫藥的管理參照本條例執行。”我們認為這一規定應當有如下含義：

第一，民族醫藥享受與中醫藥同等的待遇。民族醫藥在理論體系、歷史傳統和診療方法等方面不同于中醫藥，但是民族醫藥和中醫藥同屬于中華醫藥的組成部分。

第二，民族醫藥學有它獨立的醫學地位。民族醫藥并不從屬于中醫中藥，在民族醫藥條例尚未制定或不另行制定的情況下，民族醫藥的管理是參照中醫藥管理條例執行的。各少數民族傳統醫藥學是我國傳統醫藥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以漢族醫藥為主的中醫藥顯然不能包括少數民族傳統醫藥。

二、少數民族傳統醫學的獨特性

盡管民族醫學在概念上已體現了與中醫學的明顯區別，國家在政策上也賦予其與中醫學平行的地位，但現實中，由于少數民族醫學發展比較滯后，缺乏統一、平衡發展的大格局，以至于不少人仍把其歸于中醫學的范疇。要發展民族醫藥，首先必須把政策落到實處，跳出思想的局限，獨立自主地進行發展。至于為何要把少數民族傳統醫學從現在的中醫學范疇中提取出來獨立發展，我們認為這主要是由少數民族傳統醫學和中醫學的重大區別所決定的。

1．文化背景不同

中醫是在中國古代漢文化背景下誕生的，主流是儒、道兩家。中醫把“調節平衡”、“扶正祛邪”作為保持健康和治療疾病的主要原則，正是儒家“中庸之道”及道家“萬物負陰抱陽以為和”思想的體現。

少數民族傳統醫藥學的文化土壤則不同于中醫學，它是55個少數民族傳統醫學的集合，因此呈現出多元性和復雜性。同漢民族一樣，各個少數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發展史和獨特的地域生存環境，在此基礎上孕育出的少數民族傳統醫藥必然具有各民族獨特的文化背景。根據其文化源流或特殊的地域文化背景，中國少數民族傳統醫學學科可分為若干類系：(1)受佛教文化影響，特別是受藏傳佛教文化的影響，結合青藏高原的疾病防治經驗和藥物資源，逐漸發展形成了藏醫學、蒙醫學。而傣醫學則具有南傳上座部小乘佛教文化的背景。(2)受阿拉伯文化影響，特別是受阿維森納《醫典》的影響，并結合自身的醫學實踐而發展出了維吾爾醫藥、回回醫藥、哈薩克醫藥等。(3)受朝鮮古典醫學影響，并融合中朝古代醫學特點，發展出朝鮮族醫藥。(4)受漢文化影響，但又具有地域和民族文化特色，從南方地區醫療實踐中發展出苗、壯、瑤、彝、侗、土家、黎等醫藥知識體系。從少數民族傳統醫藥所植根的文化背景而言，其與中醫藥并非源和流、主干和分支的關系，而是一個不同于中醫藥的多元的、復雜的、獨立的文化體系。

2．理論體系不同

文化背景、哲學理念的不同，必然導致少數民族傳統醫藥和中醫藥理論體系的重大差異。中醫學以天人相應和陰陽學說為哲理觀，以臟腑、氣血、經絡為生理觀，以四氣五味為藥理觀，以四診八綱為診療觀，從而構成中醫學的理論體系。它的理論核心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以“天人相應”為一般規律的整體衡動觀；(2)以臟腑、經絡、氣血為構架的功能生理學；(3)以陰陽為基礎的矛盾平衡說；(4)以四診、八綱為內容的診斷學；(5)以天然藥物和方劑為主的治療學。

相對于中醫學，少數民族傳統醫學在理論體系方面充分體現了它的豐富性和多元性。它是以各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為背景，以當地的自然藥物為資源，采用適合本民族生產生活習俗的行醫方式，以本民族為服務對象而發展起來的。例如，藏醫學的理論體系是以隆、赤巴、培根三因素學說為核心，以五源學說為指導思想，以七物質、三穢物及臟腑經絡的生理和病理為基礎，以整體觀念、辨證論治為特點的獨特的理論體系；蒙醫學理論體系是吸收了藏醫學理論和印度醫學以陰陽五源說為基礎的赫依、西拉、巴干達的三根理論及七素理論，以及漢醫知識，結合本地區的特點和民間療法，創造性地加以改造并發展起來的傳統醫學體系；維吾爾醫學以火、氣、水、土四大物質和氣質論為其理論基礎，是以維吾爾族人民自身的醫學經驗并吸收了阿拉伯醫學、中醫學等理論形成的民族醫學；傣醫學的基礎理論主要是“四塔”(風、火、水、土)和“五蘊”(色、識、受、想、行)學說；壯醫學的基礎理論主要是陰陽為本、天地人散氣同步、臟腑、骨肉、氣血三道(氣道、谷道、水道)、兩路(龍路、水路)和巧塢主神理論；苗醫學的理論是綱、經、診、疾，即兩綱(冷病、熱病)、五經(冷經、熱經、半邊經、慢經、快經)、三十六診、七十二疾。

3．醫療技法和用藥特色

人們往往以神秘、獵奇的眼光探測少數民族傳統醫藥，其實少數民族傳統醫藥無外乎也是各族人民在認識生命、保護生命的實踐過程中創造、積淀的。現實生活中，少數民族傳統醫藥對某些疑難病癥有著突出的療效。例如，藏醫學至少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醫治的病種大多是青藏高原的常見病、多發病，用的藥物也多是青藏高原所產的植物、動物等。由于各少數民族居住地域、生活方式的差異，使得他們對疾病的治療各有所長。如藏醫藥對高原病、腦血管病、風濕病，蒙醫藥對骨折、腦震蕩、再生障礙性貧血，維醫藥對哮喘、白癜風，瑤醫藥對腫瘤、紅斑狼瘡都有很好的療效。

少數民族傳統醫藥在醫療技法上也獨具特色，如藏醫學的尿診、灌腸療法、艾灸療法，蒙醫學的拔罐穿刺法、外傷和正骨療法、震腦術，壯醫學的目診、耳診、藥線點灸療法、藥物竹罐療法等等。另外，各民族醫學在診療的同時，多注重藥物療法和精神療法的協同作用，在給予病人藥物治療的同時，采用諸如冥想、催眠、巫祝、引導意向等心理治療方法來達到更好的治療疾病的目的。

三、發展少數民族傳統醫學的必要性

1．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現代醫療保障事業發展的困境

以來，我國的醫療衛生事業取得了迅猛發展，西部民族地區的醫療機構也如雨后春筍般建立起來。但長期以來，由于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滯后，各少數民族的醫療衛生狀況始終不及發達地區，甚至差距越來越大。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傳統醫學研究中心于2005年2～11月，先后4次組織研究人員分赴各地進行民族醫學的相關調研，調查覆蓋了江蘇、廣西、貴州、云南、四川、北京、天津、河北、山東、遼寧、吉林、內蒙古等地區。調查結果顯示，我國少數民族地區醫藥衛生狀況及少數民族群眾的健康狀況令人擔憂，缺醫少藥、醫療設施簡陋、醫學人才隊伍規模過小等問題，嚴重阻礙少數民族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

(1)民族地區缺醫少藥、看病難、治病貴的問題十分突出。我國少數民族居住的地方大多位于偏遠山區和其他環境惡劣的地區，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環境及社會歷史等諸多方面的原因，使得真正擺脫了缺醫少藥困境的人群所占比重較小。至今，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滯后、教育水平低、缺醫少藥等仍然是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少數民族就醫難的主要原因有：醫療設施不健全；邊遠貧困山區缺乏高級專業人才；受經濟條件限制，負擔不起藥費及治療費。

(2)醫療資源分配嚴重不均。據美國商務部(USDepartmentofCommerce)報告，占全世界22％人口的中國，醫療資源卻僅占全球總數的約2％，或者說，每千人大概只有2．4張病床。據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數據，中國衛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處于劣勢地位。我們知道，中國醫療資源缺乏是不爭的事實，但更為嚴重的是，醫療資源分配和分布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中國的貧困地區，特別是邊遠少數民族地區，醫療資源匱乏現象更為嚴重。

(3)少數民族群眾對民族傳統醫藥的信賴和偏愛。一方面，現代醫藥服務可望而不可即，即便能夠享受得到，往往也是代價高昂而效果未必盡如人意，從而影響了少數民族群眾對現代醫學的認同感；另一方面，由于少數民族地區受民族文化、習俗影響較大，少數民族群眾對民族傳統醫藥用藥簡單、看病便宜、對地區多發病和常見病有著較好的療效等事實耳聞目睹，因此倚重民族醫藥、偏愛民族傳統醫藥也就順乎情理了。

2．少數民族傳統醫藥的發展狀況令人擔憂

在調查過程中，筆者發現少數民族傳統醫藥的發展狀況令人擔憂。(1)民族醫藥在近代丟失太多，繼承不足，適應現代社會的科研起步較遲、起點低。(2)民族醫藥制藥企業起步晚，人才、技術落后，品種單一，其研發、生產、銷售能力在日益白熱化的市場競爭面前顯得十分薄弱。(3)民族醫藥原料質量不夠穩定，成藥產品質量控制不完善。(4)國外眾多的公司憑借先進的技術、雄厚的資金、完善的專利申請策略，已開始仿制與精加工我國的民族傳統成藥，并進一步研發新藥，從而對我國民族醫藥構成了威脅。(5)民族醫藥一直局限在各自民族聚居的小范圍內使用和傳播，有的用藥經驗僅以口耳相傳，其發展和推廣受到制約。目前，兼通現代醫藥、民族醫藥和語言文字的人才奇缺，各民族醫藥術語的規范譯釋工作進展緩慢。大多數民族特色藥物的有效物質基礎、作用機理及理論、應用、技術方法的創新尚處于空白，現代藥品管理的各種規范很不完善，這些都與國際標準和市場要求相去甚遠。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采取有效措施確保少數民族傳統醫學健康發展是十分緊迫的現實要求。

四、發展少數民族傳統醫藥的基本對策

1．高等教育要為少數民族傳統醫學發展培養高級人才

盡管從20世紀80年代起，我國相繼成立了一些少數民族傳統醫學高等教育院校，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成熟的、能夠適應21世紀發展的教育模式。

目前少數民族傳統醫學高等教育的教師多數為本科畢業生，缺乏少數民族傳統醫學高等教育的高級人才；學校與附屬醫院之間未形成人事管理一體化的機制，教師脫離臨床，除老教授外，多數教師，尤其是年輕教師缺乏臨床鍛煉的機會和臨床實踐的經驗，醫、教分家現象突出；缺乏專門用于少數民族傳統醫學教師培訓的教材；學生動手操作機會少，少數民族傳統醫學高等教育基本沒有實驗課程；重專業教材而忽視其他自然科學及人文社會科學等內容的學習，導致學生知識面窄，學術思維局限，適應社會能力不強。此外，少數民族傳統醫藥還缺乏相應的行業協會，缺乏從業標準和業務規范；缺乏相關的職業考試制度；缺乏專業的繼續教育項目，社會認同程度不夠。這樣老套的教育模式不可能造就出大批高水平、復合型的少數民族傳統醫學人才。從某種程度上說，現行的少數民族傳統醫學高等教育模式已成為制約我國少數民族傳統醫藥事業發展的瓶頸，直接影響我國少數民族傳統醫藥事業的未來。

21世紀是比拼高科技人才的時代，我國少數民族傳統醫藥事業能否迎頭趕上，根本取決于高科技人才的補給，其中少數民族傳統醫學高等教育工作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建立新型、成熟、適應中國國情的少數民族傳統醫學高等教育模式迫在眉睫。在此，筆者提出以下建議：(1)借鑒國外高等教育模式中的優點，開發國內傳統醫學教育的合理成分，構建適合2l世紀長久發展、合理完善的少數民族傳統醫學高等教育模式。(2)總結我國少數民族傳統醫學高等教育的經驗教訓，深刻把握少數民族傳統醫學高等教育的特點。(3)結合民族文化特點，構建系統的少數民族傳統醫藥高等教育模式。

2．另辟蹊徑，不能走“中醫西化”導致資源枯竭的科研之路

由于少數民族傳統醫藥基礎研究工作起步較晚，長期以來投入不足，造成科研人員少、整體素質不高，對民族醫藥體系所包含的豐富科學內涵缺乏科學技術的支撐。另外，由于歷史原因，少數民族傳統醫藥自古以來在個體經驗總結的基礎上自由發展，各立學說，沒有形成統一系統的理論體系。即使有一定的理論基礎，但邏輯性、科學性不強，難以適應當今科學突飛猛進的發展。由于理論體系的不完善，不能科學地指導實踐，使得民族醫藥創新后勁不足。

要發展少數民族傳統醫學，必須在保持其個性化的辨證論治、求衡性的防治原則、人性化的治療方案、多樣化的干預手段、天然化的用藥取向等特色的同時，加強專業研發工作。加強專業研發工作的前提是使少數民族傳統醫學保持特色、發揮優勢。保持特色，即堅信少數民族傳統醫藥的科學性，堅持用其特有的理論和技術從事醫療和科研；發揮優勢，即發揚其療效好、副作用小、費用低等特點，在治療常見病、多發病、慢性病及現代醫學難以克服的疑難雜癥等方面發揮其獨特作用。

不同民族的醫藥學發展是不平衡的，其積累和遺失的程度也各不相同，繼承和發展的水平也有很大差異。因此，少數民族傳統醫藥的科研問題不單純是傳統意義上的醫藥問題，而應當結合特定的民族文化視角，綜合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來進行考查。既要關注少數民族傳統醫藥文化、醫療技法的搜集整理，拯救瀕臨消亡的民族醫藥文化，又要重視醫藥的實際開發研制。民族醫藥科研的關鍵是“創新”，盡快開展尋找和使用珍稀瀕危藥材資源替代品的研究工作，這將有利于緩解少數民族傳統醫藥資源匱乏乃至枯竭的不利態勢，加快少數民族傳統醫藥科研成果向生產力轉化，帶動地方經濟發展。應不斷開發民族醫藥的新藥產品，使民族醫藥的品種更多，檔次更高。另外，少數民族傳統醫藥的科研應形成一個整體發展的格局，各科研機構既有合作又有明確的分工，以避免研究的重復性。

3．應用及產業化

以往的少數民族傳統藥品生產環節較薄弱，其產業處于自產自銷、自制自用的自然經濟狀態，基本沒有現代化生產過程。近年來，隨著人們對少數民族傳統醫藥認識的不斷深入、對少數民族傳統醫藥療效的不斷肯定、對少數民族傳統醫藥需求量的不斷加大，少數民族傳統醫藥事業逐漸走向產業化道路，并取得了一定的發展和壯大。自1995年以來，研制開發的新藏藥就有80多種，其中12個品種被列為國家中藥保護品種。蒙藥現已開發利用120多種，年產1．5萬公斤，產值達575萬元。目前開發利用的維藥達140多種，自1993年以來，有17種維藥通過新藥評審，深得各界群眾的贊譽。西藏、青海、貴州、四川、甘肅、內蒙等地陸續出現了一批頗具規模的現代化民族藥生產企業，完全改變了小手工業作坊式的生產模式，生產能力和藥品質量大幅度提高。據有關資料顯示，至1998年，貴州省有民族藥品生產企業70多家，產值達到7．8億，占全省醫藥工業總產值的40％以上。西藏自治區至1999年，民族藥品生產企業已達22家，產值3億，現已有70％以上的縣建立了藏藥廠或藏藥制劑室，藏藥占全區醫療用藥的比例為70％以上。

然而，我國的少數民族傳統醫藥工業仍處于一種散、小、亂的局面，存在著參差不齊、挖潛力度不夠、地區差別大、政府支持力度不足等一系列問題，這些都將影響少數民族傳統醫藥的發展。總體而言，少數民族傳統醫藥產業所產藥品品種少、檔次不高、技術開發和創新能力欠缺。

篇8

一、選擇題

1.(2014·南通二模)2013年12月23日，“中國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周”活動在北京開幕。展覽設“剪刻繪畫”“文學史詩”“紙張印刷”“制茶工藝”“木作編扎”等多個主題展區，涉及20個省區的433項少數民族的文化遺產。這一活動()

A.展示了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

B.增強了中華文化的時代性特征

C.豐富了傳統文化的基本內涵

D.加快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趨同

解析　本題考查中華文化的特征的知識。“中國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周”活動展示了“剪刻繪畫”“文學史詩”“紙張印刷”“制茶工藝”“木作編扎”等，從而說明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故選A。B不符合題意，題干未涉及中華文化的時代性特征。傳統文化的基本內涵是既定的，排除C。D錯誤，各民族文化在交流的同時，又保持著各自的特性。

答案　A

2.(2014·南京、鹽城一模)以“書寫的文明傳遞，民族的未雨綢繆”為主旨的《中國漢字聽寫大會》通過單純而又簡樸的方式吸引觀眾在電視機前同步參與，在游戲中學習知識、領略漢字之美。這啟示我們要()

A.全面傳承文化，弘揚中華文明

B.開展特色活動，傳承中華文化

C.加強文化交流，變革多樣文化

D.堅持愛國主義，弘揚民族精神

解析　本題考查燦爛的中華文化。材料中的方式有利于人們在游戲中學習知識、領略漢字之美，從而傳承中華文化，故選B。A錯誤，對于傳統文化，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C、D不符合題意，題干未涉及文化交流和民族精神。

答案　B

3.(2014·東臺二模)從文化角度看，鄭和下西洋早已不僅僅是一個歷史事件，更是一種文化象征、一種獨特的文化符號。鄭和“熱愛祖國、睦鄰友好、科學航海”的精神得到了世界各國人民的贊賞”。“熱愛祖國、睦鄰友好、科學航海”的精神體現了()

A.忠誠老實精神 B.無私奉獻精神

C.愛國主義精神 D.勤勞勇敢精神

解析　由“熱愛祖國”可知，體現的是愛國主義精神，故選C。

答案　C

4.(2014·揚州一模)嶺南文化能與基督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和睦共處，而且敢于和善于同異質文化進行直接嫁接，拿來為我所用，形成獨特的文化流派。這表明嶺南文化的發展得益于它的()

A.獨特性 B.多樣性 C.開放性 D.包容性

解析　與其他民族的文化和睦相處，學習和借鑒其他民族文化的優秀之處，體現了文化的包容性，故選D。C中的開放性隸屬于包容性。A、B體現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不符合題意。

答案　D

5.(2014·江蘇啟東中學模擬)舞蹈是我國古代“樂”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元589年，隋文帝統一南北，把以前的樂舞聚在一起分為雅俗兩部，又收集了波斯、中亞諸民族和東亞鄰邦的樂舞，共為七部。后來又增加為九部。這九部樂舞的名稱分別是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其中清樂和禮畢是南朝的舊樂，其他的樂舞都是我國少數民族的樂舞或域外樂舞。這一歷史事實表明()

A.少數民族的舞蹈藝術比漢族發展得早

B.中華民族的樂舞帶有很強的包容性

C.樂舞是從隋朝開始發展起來的藝術形式

D.樂舞是少數民族人民智慧的結晶

解析　由題干材料中“其中清樂和禮畢是南朝的舊樂，其他的樂舞都是我國少數民族的樂舞或域外樂舞”等信息可以看出，B正確。A、C、D說法均錯誤。

答案　B

6.(2014·安徽黃山質檢)駱駝具有耐饑耐渴、忍辱負重的品性。有人便把徽州人拼搏奮進、百折不撓、吃苦耐勞的創業精神比喻成駱駝精神，于是便有了“徽駱駝”的稱呼。下列選項中與駱駝精神體現的中華民族精神一致的是()

①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　②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　③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④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①④

解析　本題考查中華民族精神的基本內涵。題干中駱駝精神體現的是自強不息，①③體現的是自強不息的精神，故答案選C。②④體現的是愛國主義精神，排除。

答案　C

7.(2014·衡水中學調研)中國古代哲學和藝術對西方的影響舉世公認。儒家、道家、禪宗等的思想理論，一直影響著從啟蒙運動時代至今的西方思想界。文學藝術的影響力尤為顯著。元雜劇在18世紀曾一度風靡歐洲，借用中國素材來創作戲劇在歐洲成為時尚。這說明()

A.中國文化曾深刻影響西方文化，要樹立高度的文化自信

B.中國文化走過了從自信到自卑再到自信的歷程

C.只有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武裝頭腦，才能進一步培養文化自信

D.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相互聯系，不可分割

解析　本題考查文化自信等知識。材料中沒有涉及中華文化的沒落，也就無所謂“自卑”，B排除;材料沒有涉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文化自信的關系，C排除;材料沒有涉及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的關系，D排除。A正確且符合題意。

答案　A

8.(2014·常州二模)某班同學以小組為單位就《文化生活》學習中所遇到的一些問題進行綜合探究。某組同學撰寫論文的主要參考文獻有：《社會制度與文化發展》《文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論文化在我國國際影響力中的作用問題》《傳統文化現狀研究》。據此推斷，該組的研究主題最有可能是()

A.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必要性

B.大力發展人民大眾文化的路徑

C.公民科學文化素養的東西方比較

D.我國文化遺產保護現狀的反思

解析　本題考查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知識。該同學的參考文獻體現了通過繼承傳統文化來推進當代中國的文化建設，故選A。

答案　A

9.(2014·揚州二模)在急劇變化的社會生活中，人們在告別傳統生活方式的同時，也會遭遇生活中的思想道德沖突。對此，我們應該()

①在文化建設中堅持指導思想的多元化　②加強自身的思想道德修養和科學文化修養　③在現代化建設中，堅持以思想道德建設為中心　④不斷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標

A.①② B.②③④ C.①③ D.②④

解析　在文化建設中我們應該堅持指導思想的一元化，①錯誤。③錯誤，在現代化建設中，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故選D。

答案　D

10.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戰略任務，關系到每個公民的價值取向，應該從小抓起，從教育入手，而且要貫穿于國民教育的全過程。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

①公民就能樹立高度的文化自信　②能夠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人的決定作用　③有利于提高國民素質以抵御錯誤思想的影響　④能夠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A.①② B.③④ C.②④ D.①③

解析　①說法太絕對;“價值觀對人的決定作用”的說法錯誤，②排除;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能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促進國民素質提高，③④符合題意。

答案　B

11.(2014·山東濟南模擬)2014年，山東建立部門協調機制，積極推進基層宣傳文化、黨員教育、科技普及、體育健身等資源整合，建設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探索管理使用體制機制，促進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文化建設提出的要求是()

①文化發展要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　②積極扶持公益性文化事業　③把發展支柱性文化產業作為主要途徑④加強思想道德建設

A.①② B.①④ C.①③ D.②④

解析　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文化建設提出的要求應該是重視社會效益，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①②符合題意;③④均不符合題意。

答案　A

12.作為中央電視臺傾力打造的一個精神品牌節目，《感動中國》已經連續舉辦十一年。過去十一年間，該節目向全國觀眾推出了100多位人物，每個人物身上都有一種讓觀眾感到心靈震撼的精神力量，因此該節目被譽為“中國人的年度精神史詩”。此項活動開展的意義在于()

①發揮道德模范在精神文明建設中的榜樣作用

②發揮大眾傳媒在文化傳播中的重要作用

③弘揚主旋律，倡導人們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④傳遞正能量是文化富有生機與活力的重要保證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解析　開展評選感動中國人物活動，有利于發揮道德模范在精神文明建設中的榜樣作用，弘揚主旋律，倡導人們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①③符合題意;本題考查的是該活動的意義，②所述內容顯然不是開展該活動的意義;④表述錯誤，創新是文化富有生機與活力的重要保證。

答案　B

二、非選擇題

13.(2014·山西省三校聯考)黨的十提出了要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目標要求。

當今世界文化軟實力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作用愈來愈凸顯。文化軟實力對內要解決凝聚力和創造力的問題;對外要解決闡釋力、參與力問題。任何國家和民族都是憑借文化的獨特性和內聚力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中。一個社會如何才能有活力?從文化上看，對外要解決闡釋力。要對國際社會解釋中國社會發展的正當性，靠什么解釋?意識形態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把文化的全部功能屬性發揮出來，多層面、全方位去“風雨化人”。其次是解決參與力問題。現代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不僅要成為世界文化百花齊放中爭奇斗艷的一枝奇葩，更要成為世界文化演進中大有作為的參與者。為世界文化注入“中國元素”，提供“中國理念”。

結合材料，運用中華文化與民族精神的知識分析，如何提高中華文化闡釋力和參與力。

解析　本題考查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精神的相關知識。設問限定用中華文化與民族精神的知識分析，設問的角度是如何提高中華文化闡釋力和參與力，屬于措施類非選擇題。可從中華文化的特征、弘揚和培育中華民族精神的意義、中華民族精神的時代特征等方面去回答。

答案　①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要挖掘中華傳統文化精華，用獨特的文化魅力來提高闡釋力和參與力。②中華文化具有很強的包容性。要堅持、兼容并蓄，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加強中外文化交流。吸收和借鑒其他民族文化的有益成分，用開放的文化心態來提高闡釋力和參與力。③中華民族精神作為優秀傳統文化的結晶，是中華民族之魂。要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用我們的精神風貌去贏得理解與尊重。④中華民族精神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豐富和發展的。要立足世情國情，不斷賦予傳統文化時代內涵，用與時俱進的文化品質來增強認同，擴大影響。

14.(2014·廈門一中高三檢測)黨的十報告指出了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強調文化強國建設必須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就文化強國的目標和路徑提出了明確要求。隨后，全國各地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化建設，各地制定的“文化強省”“文化興市”“文化強縣”舉措紛紛出臺。然而，其間潛藏的盲目性不容回避，有的地方認為文化強國建設就是繼承傳統;有的地方沒有吃透報告精神，宣稱像抓經濟建設那樣狠抓文化建設;有的地方對文化的本質規律缺乏清醒自覺認識，盲目鋪攤子上馬大項目和大工程……

(1)結合上述材料，簡要指出文化強國建設與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關系。

(2)為什么說各省市在文化強國建設方面存在盲目性?

解析　本題考查文化強國建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關系、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措施等知識。解答第(1)問，結合材料中的關鍵句“文化強國建設必須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展開論述即可。解答第(2)問，首先要明確各地在文化強國建設方面存在的盲目性表現在哪些方面，然后運用文化生活知識一一指出這些盲目性的錯誤之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