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經濟研究范文10篇

摘要：為了全面客觀地反映中國政策性農業保險的經濟研究進展，本文利用中國知網（CKNI）的經濟與管理數據庫，通過對題名為“政策性農業保險”的檢索方法，對檢索到的文獻的年份分布、期刊分布、內容分布、產出單位及論文作者數量、長度與論文引用率的關系進行了分析。研究結果表明，我國政策性農業保險的經濟研究經歷了三個階段；《保險研究》等9種期刊為政策性農業保險研究的重點期刊；開展政策性農業保險的必要性、模式選擇、制度體系構建等占政策性農業保險研究內容的比例最高，而政策性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稅收、立法問題的研究比較少；高校是研究政策性農業保險問題的主要力量；作者數量、論文頁數與平均引用次數之間不存在正相關性。

關鍵詞：政策性農業保險文獻研究進展

本文利用中國知網數據庫（截止到2010-07-21）中的“經濟與管理科學”子庫,通過對題名為“政策性農業保險”的檢索方法,對檢索到的文獻,從發表年代、發表期刊、主要內容、單位及作者、文獻被引用率等不同角度進行了統計分析，從而勾勒出中國政策性農業保險研究的基本狀況。

一、中國政策性農業保險經濟研究論文的年份分布

統計發現，2002年以前我國沒有題名為政策性農業保險的研究論文。2002-2003年我國研究政策性農業保險的經濟論文有3篇。這段時期我國政策性農業保險研究貧乏的現象與我國農業保險的發展狀況是相一致的。我國農業保險在1982年恢復以后，基本在商業保險框架內試驗，國內并沒有實施政策性農業保險，因此當時有關政策性農業保險的研究非常少。

2004-2009年中央連續6年的一號文件中都關注“三農問題”，重點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政策性農業保險制度，鼓勵多種農業保險經營模式。這個時期國內新一輪農業保險試點工作進一步展開，有關政策性農業保險的經濟研究論文的數量也在穩步增長。

《水利經濟》是中國水利經濟研究會與河海大學共同主辦的學術刊物,是水利經濟活動的窗口。《水利經濟》自1983年10月創刊以來,一直以其理論水平的權威性、經濟信息的新穎性和學術成果的科學性在水利經濟學領域享有較高的聲譽。[1]《水利經濟》在提高國人對于水利產業作用與地位的認識,促進水利經濟健康發展等方面,均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水利經濟》所發表的論文集中反映了本學科領域的研究狀況和水平,在水利經濟學術界處于領先水平,其地位已不可取代。1998年1月,《水利經濟》由季刊改為雙月刊,既加快了刊物的發行速度、縮短了周期,又增加了論文的刊發量、豐富了內容。筆者試圖從文獻計量學的角度,通過對《水利經濟》1998年第1期至2002年第6期所刊發論文的統計分析,勾畫出我國水利經濟領域的研究概況和科研隊伍狀況,為水利經濟學科研、教學及管理部門進行決策、規劃和評估等提供參考。

1刊物欄目設置及其載文量分析

1•1刊物的載文量統計

1998年1月至2002年12月,《水利經濟》共出版30期,實際刊載學術研究文章505篇(見表1)。年均載文量為101篇,平均每期載文量在17篇左右。刊文總有效頁面(刊發學術論文所占有的頁面,以下同)為1973頁,平均每期約為66頁,平均每篇論文約為3•91頁。以每頁編輯字數1450計算,即平均每篇論文的篇幅在5670字左右。從上述的統計與分析可以看出,《水利經濟》的篇幅密度是比較適中的,具有較大的輸出能力和信息量。同時,對于以理論探討為主的刊物,5000~6000字的篇幅,既能夠使論文作者的表達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又可以使論文減少大話和空話而避免文章顯得冗長。因此,《水利經濟》在讀者定位上做得較好,在學術刊物轉型方面比較成功,充分反映了水利經濟領域的新信息、新成果和新知識,為廣大水利經濟工作者提供了良好的學術舞臺,展示了水利經濟學科的豐碩成果。

1•2刊物的欄目設置分析

1998年第1期至2002年第6期,《水利經濟》共推出欄目22個(見表2)。由表2可見,所設欄目都與水利經濟研究有關,同時也反映出欄目的設置緊緊圍繞著不同時期水利經濟研究的工作重點,適應了水利建設形勢發展的需要。從欄目的設置可以看出,水利經濟研究的主要任務是研究水利基礎產業如何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目標,結合行業實際的經濟體制改革及其運行機制問題,為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及社會各界提供多方位的服務。欄目的設置,充分體現了水利經濟研究正努力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研究方向和內容緊密聯系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為各類工程建設、水利水電開發、水利經濟體制改革和建機設置服務。另外,從歷年欄目設置的連續性也可以看出,水利產業與經營管理、水價問題論壇、經濟評價與經濟分析、移民經濟(水庫移民)、水利經濟專論等欄目始終占據著重要的地位,這也顯示出水利經濟研究的特色。近2年來,水權與水市場、水利財務管理等欄目越來越受到重視,體現出水利經濟研究緊跟形勢的發展,與時俱進。但由于刊物篇幅所限,欄目的設置尚不能面面俱到,有待今后結合實際情況進行適當的調整。特別是政策研究和水利可持續發展研究呈現出削弱的趨勢,值得引起重視,應當加以改進。

摘要:中國經濟學應用研究的可信性分析是經濟學領域的重要研究問題，其核心在于實現經濟理論、統計學以及數學在實證研究中的科學性結合。本文根據科學研究可信性的評判標準，從穩健性分析意識、國內的競爭程度以及國際學術的認可度這三個方面分析了現階段國內經濟學應用研究的可信性。

關鍵詞:經濟學;應用研究;可信性分析

一、引言

可信性是經濟學研究應用中的重要研究內容，國際學界針對這一內容展開了廣泛研究，國內學者王美今以及林建浩對于可信性革命的三次大討論內容進行了深入研究，對國際中給出的可信性來源進行了深入、系統的分析，并認為目前國內學者在經濟領域的研究工作具有可信性較低的不足，與國際學者的經濟應用研究有著較大差距，王美今與林建浩的研究工作將國際上關于經濟學應用研究可信性分析的前沿理論進行了清楚、嚴謹的闡述，因此具有較強的專業性。雖然國內對于經濟學應用研究的可信性分析工作獲得了較多成果，但大多都從理論層面進行分析與總結，而缺少實踐方面的研究，因此缺少實踐應用性。例如王美今與林建浩在研究模型的統計適切性評價中，雖然指出相比于模型選擇，模型設定檢驗對研究結果有著更重要的影響，但卻沒有進行深入的研究，沒有給出關于處理模型設定檢驗與模型選擇平衡關系的具體解決措施，因此整體而言缺乏實踐應用的指導可能；同時，現階段國內文獻中對于經濟學研究可信性的評價過低，許多學者在文獻中指出國內研究學者在應用計量模型方法時存在較多錯誤，但實際上這種負面評價缺乏足夠的嚴謹性，且其與國際上探究的“可信性”的研究重點存在較大不同，前者是指學者由于對計算原理的錯用而導致的結果不可信的情況，而后者則是指科學可信性，是更加專業、更高層次的研究問題。如果從定量的角度分析國內經濟學應用研究的可信性發展情況將存在較多困難，這需要對經濟學者的數量進行明確界定，同時還要對不同時期的經濟學應用研究的可信性情況進行鑒定。首先，本文在界定經濟學者范圍時選取了國內經濟研究領域較為主流的五大領隊期刊的作者群作為本次研究的主體，這五大期刊分別為《經濟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經濟》、《金融研究》以及《統計研究》；其次，在研究不同時期經濟學應用研究可信性程度時，選取了以下三種評價指標：一是由Leamer給出的“穩健性檢驗”；二是國內作者研究結果的發表難度；三是史蒂芬總結出的“更夠通過國內外同行評審并獲得公開發表”的評價指標。針對這三項評價指標，本文將展開相應的數據統計工作：一是統計國內五大期刊發表文章中含有穩健性檢驗文章數量的歷年統計情況；二是分析五大期刊在3008-2013年之間的文章發表數量以及作者群變化情況；三是分析五大期刊作者群在國際高水平期刊發表文章數量的時序數據。第一個評價指標能夠反映出國內經濟學研究成果在穩健性檢驗意識層面中的發展情況，能夠直觀性的表達出其進步情況；通過第二個評價指標的數據分析，能夠間接反映出國內經濟學研究應用的競爭情況，其競爭性越高則表明這一研究領域的研究成果可信性較高，因此能夠作為國內經濟學研究應用的可信性評價指標；通過第三個指標的數據統計，能夠反映出國內經濟學研究應用研究成果的可信性進步情況，并且還可以反映出國內研究學者在國際學術界的被認可程度，因此能夠間接反映出國內經濟學者總體研究水平的發展情況。本文在進行研究時主要分為以下幾個部分進行：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對國內學者穩健性分析意識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對國內學者在五大期刊發文的競爭性分析；第四部分針對國際學術界認可度這一可信性指標展開了分析，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結論，對國內研究學者經濟學應用研究可信性的變化情況進行了總結。

二、穩健性檢驗意識分析

在進行本次研究的穩健性檢驗意識分析時，需要對五大主流期刊發表文章中含有穩健性檢驗的文章數量進行統計，本文選取了2002年1月至2013年12月為數據統計的考察區間，逐月對這一考察區間內的含有穩健性檢驗文章的數量進行統計，并進行了占比情況的分析，其中廣告、會議以及紀念類文章不算在統計范圍內，而統計標準則為在文章中出現明確的穩健性檢驗、假設結論成立以及更改樣本區間仍然成立等情況。在進行了嚴謹的數據統計后，發現這五大期刊中含有穩健性檢驗的文章數量隨著時間變化也出現了顯著變化，尤其是在2006年后的統計數據出現了大幅度上升的情況。在對各期刊的占比時序進行分析后，發現，《世界經濟》是近年來峰值最高的期刊，達到了80%的占比情況，其次是《經濟研究》以及《金融研究》，最高達到了70%，而《管理世界》與《統計研究》的統計峰值也達到了50%。雖然各類期刊在不同時期內的穩健性分析占比情況有所不同，但從整體來看，五大期刊的穩健性檢驗的時序占比情況仍然呈現上升趨勢，這說明國內經濟學研究學者的穩健性檢驗意識也在不斷增強。雖然穩健性檢驗時序占比情況并不能直接說明國內經濟學研究應用可信性的發展情況，但其時序趨勢所表現出的整體上升趨勢仍然能夠反映出國內經濟學者穩健性檢驗意識的提升，因此也可以進一步說明國內經濟學研究結果可信性的提高。同時，本文也在數據統計過程中對五大期刊發表文章的穩健性分析內容進行了查閱，結果發現，國內經濟領域研究成果的穩健性檢驗方式與層次都有所豐富，相比于早期較為單一的方案設計，現如今的經濟學研究學者已經具有較高的穩健性檢驗設計水平。例如，五大期刊中在早期發表的對于樣本變化可能對研究數據產生影響的穩健性分析，大多是從單一變換樣本的方式來檢測研究結果的靈敏度，而在近年來五大期刊發表的文章中，學者開始積極進行基于嚴格統計檢驗結果為基礎的樣本分割穩健性測試，在方案設計上更為嚴謹、也更具可靠性。同時，從這五大期刊穩健性檢驗時序占比情況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各類期刊穩健性分析的期刊絕對數量也出現了明顯的增長趨勢，因此也可以進一步說明國內經濟學研究在穩健性分析水平方面有了較為顯著的提升。

目前根據期刊的主辦單位上來說將期刊主要劃分為：南大核心期刊、北大核心期刊、國家級期刊、省級類期刊等層次。不同的層次主要是針對于當前專業職稱評審等級來要求的。對于你應該怎樣來進行論文的撰寫、論文的投稿等這些方面來說都是大家要掌握的主要方面。

一、商業經濟期刊屬于什么檔次

對于當前的商業經濟來說，雜志是國家級期刊。目前雜志是由黑龍江省商務廳主管、黑龍江省商業經濟研究所、黑龍江省商業經濟學會承辦的經濟類國家級期刊。

二、商業經濟期刊征收要求

商業經濟期刊目前主要征收有關：經濟理論、改革探索、財經縱橫、經營管理、營銷策略、金融證券、國際貿易、工作研究等等，這些方面的事項，因此有關這些方面的論文大家都可以來本雜志上進行投稿發表。

三、商業經濟期刊投稿要求

高被引論文既是學術評價機構評定期刊質量的重要指標，又是學界捕捉理論熱點、把握研究現狀、預測研究趨勢的重要依據。國外學者對高被引論文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90年代以后高被引論文研究受到國內學界的關注。有鑒于高被引論文在學術研究中的重要性，本文以引用頻次為切入點和著力點，就我國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進行系統梳理和分析，以期厘清近年來此領域研究的整體樣態、理論聚焦和結構特征。

一、研究意義與文獻統計

(一)研究意義。國內綠色發展研究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熊映梧基于海南與臺灣產業政策比較視閾首次提出綠色發展的發展道路［1］。21世紀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對資源需求不斷擴大、對環境影響日益明顯，以尊重自然和利用資源、發展經濟和保護生態的價值導向的綠色發展理念受到學界、業界和政界的廣泛關注并進行深入研究，產生了一系列有價值的思想觀點和研究成果，對新時代如何破解發展難題、增強發展動力、提升發展效率等提供了理論借鑒和實踐指導。及時回顧和總結綠色發展研究成果，是深化和拓展綠色發展研究的一個重要工作，也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理論的必然要求。本文以高被引論文為統計分析樣本，通過分析發文刊物、引用頻次、下載次數、發文年份、研究內容、研究方法、論文作者、項目資助等情況來精準把握綠色發展研究進展和理論動態，為今后進一步推進綠色發展研究提供經驗和決策依據。(二)文獻統計。分析我國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的結構特征，離不開數據資料的有效支撐。本研究的數據資料主要來源于中國知網，依托中國知網期刊文獻庫和引文數據庫獲取研究數據。檢索時間為2019年1月6日。檢索范圍:中國知網查詢篇名中含有“綠色發展”的學術論文，學科領域包括工程科技I輯、社會科學I輯、社會科學II輯、基礎科學、經濟與管理科學、哲學與人文科學6項。檢索原則:為使數據更加精準、結論更加科學，有必要對學術論文進行甄別、遴選和處理，文獻檢索中的成果介紹、會議紀要等沒有納入本研究的數據統計范圍。檢索方法:以被引次數對中國知網收錄的綠色發展研究成果進行排名，整理出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

二、高被引論文特征分析

基于中國知網收錄的文獻統計，擬從發文刊物、被引頻次、下載次數、發文年份、研究內容、研究方法、論文作者、項目資助等方面對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進行計量分析和科學研判，尋繹國內綠色發展研究的大體樣貌和結構特征。(一)關于發文刊物的分析。通過對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的統計發現，這些論文主要發表在《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環境保護》《當代經濟研究》《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經濟地理》等刊物，詳見表1。表1梳理了發表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篇數排名前10位的刊物。100篇高被引論文中，《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發文最多，共計8篇;《環境保護》發文量次之，共有5篇;發表3篇的刊物包括《當代經濟研究》和《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其余如《經濟地理》《地理研究》《經濟縱橫》《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鋼鐵》等刊物均發表2篇。排名前10位刊物共發表31篇高被引論文，占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近三分之一。從發文刊物的級別來看，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中，發表在核心期刊(主要包括“中文核心”和“CSSCI”期刊)共計89篇，可見核心期刊刊載論文的學術關注度和社會影響力更大。從刊物所屬機構來看，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在科研機構刊物29篇，學會組織刊物28篇，高校刊物17篇，黨校刊物10篇，出版單位刊物9篇，行政機關刊物7篇。從刊物復合影響因子來看，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中，29篇刊于復合影響因子低于1.0的刊物，45篇刊于復合影響因子介于1.0～3.0之間的刊物，26篇刊于復合影響因子高于3.0的刊物。(二)關于被引頻次的分析。高被引次數意味著較高的學術關注度和社會影響力，因此成為學術論文質量評價的重要標識之一。基于中國知網引文數據庫，筆者對國內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的被引頻次作了統計分析，詳見表2。表2列舉了我國綠色發展研究引用次數前10位的高被引論文。數據統計發現，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被引次數的平均值為44.6次，被引次數超過100次的論文有4篇，被引次數低于40次的論文有52篇。100篇高被引論文中，前10位論文與后10位的被引次數差距明顯，其中引用次數第1位論文(被引284次)是第100位論文(被引18次)的15倍多。被引次數前10位論文平均被引次數為122.9次，主要發表在《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社會主義研究》《中國社會科學》《當代經濟研究》《企業經濟》等刊物上，刊物的核心期刊比為100%，復合影響因子超過1.0的刊物有9種;被引次數后10位論文平均被引次數為20.4次，主要發表在《曲阜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經濟問題探索》《環境保護》《地理研究》等刊物上，刊物的核心期刊比為80%，復合影響因子超過1．0的刊物有7種。(三)關于下載次數的分析。下載次數也是衡量學術論文質量的重要指標，一般來說，高下載為高被引提供了可能性。鑒于此，筆者依托中國知網數據庫對綠色發展研究高下載論文作了統計，詳見表3。表3是我國綠色發展研究下載次數前10位的學術論文。統計結果表明，綠色發展研究下載次數前10位論文中，有3篇發表在《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上，可見該刊刊發的綠色發展研究成果在學術界影響頗大。綠色發展研究下載次數超過10000次的論文僅有1篇(胡鞍鋼、周紹杰《綠色發展:功能界定、機制分析與發展戰略》［2］)。該文從綠色發展的功能、機制、能力、發展戰略四個層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綠色發展作了系統性分析，因而受到學界、業界和政界的高度關注。綠色發展研究成果下載次數介于5000～10000次的有3篇，介于2000～5000次的有35篇。基于表2和表3，筆者對綠色發展研究下載次數和引用次數前10位的論文進行多維比較發現，綠色發展研究下載次數前10位學術論文中有7篇位列引用次數前10位，可見下載次數與引用頻次密切相關，高下載往往預示著高被引。需要指出的是，胡鞍鋼、周紹杰的《綠色發展:功能界定、機制分析與發展戰略》一文在高下載和高被引中均居第1位。從刊物的級別來看，綠色發展研究下載次數前10位學術論文均發表在核心期刊上，影響因子超過1.0的刊物有8種。(四)關于發文年份的分析。隨著社會熱點的更迭和理論聚焦的轉移，學術論文不可避免地存在老化的問題，因此論文被引次數與發表年份密切相關。依托中國知網數據庫，筆者對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作了年度統計，詳見表4。表中數據表明，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占年度發文比為2.14%，總體上看占比較低。從年度發文篇數來看，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中，2016年篇數最多，共計18篇;2013年次之，共有15篇;2014、2015年各有12篇。被引次數前10位論文中，2014年最多，共計3篇，2011年有2篇，2009、2010、2012、2013、2015年各有1篇。從年度發文占比來看，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年度發文占比前后變化較大，其中2010、2011年占比最大，2013年以來年度發文占比呈逐年下降趨勢。應當說明的是，近年來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比重下降并非成果質量問題，主要受到成果發表年份的影響。如馮之浚、周榮的《低碳經濟:中國實現綠色發展的根本途徑》發表于2010年4月15日，被學術論文引用81次，引用時間分別為2010年10次、2011年12次、2012年6次、2013年14次、2014年9次、2015年7次、2016年10次、2017年9次、2018年4次，其被引高峰期在后的2011年和2013年。(五)關于研究內容的分析。1.篇名主題詞統計分析。從篇名主題詞梳理統計來看，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的內容選題相當廣泛，涉及綠色發展的基礎理論、應用評價及其與生態文明建設關系等。在基礎理論方面，如王玲玲、張艷國對綠色發展的概念內涵作了深度探析［3］，黃志斌、姚燦、王新等對綠色發展理論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關系予以系統剖析等［4］。在評價機制方面，盧強、吳清華、周永章等以廣東省區域評價為例深入探討了工業綠色發展評價指標體系［5］，蘇利陽、鄭紅霞、基于綠色生產構建了工業綠色發展績效評估體系［6］。在個案研究方面，的綠色發展思想，綠色發展與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生態文明建設、可持續發展等受到理論界的高度關注和熱評熱議。此外，還有學者對國內外綠色發展問題進行比較分析，如石敏俊、劉艷艷運用定性和定量結合的方式對我國58個地級市和25個國際城市的綠色發展進行多維比較分析［7］，等等。2.論文關鍵詞統計分析。關鍵詞是論文主體內容的凝練和體現，使用頻率高的關鍵詞表征著某一論域研究的理論聚焦和發展趨勢。但是，有些研究成果關鍵詞存在專指度低、與題目高度重合等問題。筆者整理過程中，剔除與“篇名”高度重合的“綠色發展”“綠色發展觀”等，這些詞匯沒有納入統計范圍，關鍵詞統計情況見表5。關鍵詞統計表明，在馬克思主義生態理論和綠色發展思想的指引下，近年來理論界緊扣綠色經濟發展的指數、效率、理念等核心議題開展基礎理論和應用評價研究，并通過模型建構擬定綠色發展評價指標體系，以綠色技術為支撐，以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為宗旨，致力于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綠色增長，確保廣大民眾共享綠色生產、綠色發展帶來的綠色福利。(六)關于研究方法的分析。研究方法是開展學術研究的工具和手段，在研究過程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方法運用得當有助于提高結論的科學性。基于中國知網期刊數據庫，筆者對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的研究方法作了統計，詳見表6。數據統計表明，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運用了多種研究方法。首先，實證研究法在研究中較為普遍，可見該論域研究具有鮮明的實踐指向性。其次，理論闡釋法在綠色發展研究中應用較廣。從被引次數前10位論文來看，運用理論闡釋法的有6篇，運用實證研究法的有4篇;從下載次數前10位論文來看，運用理論闡釋法的有7篇，運用實證研究法的有2篇，運用文獻解讀法的有1篇。需要指出的是，有些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運用了多種研究方法，如《城市綠色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研究———以廣州市為例》(黃羿、楊蕾、王小興等)一文綜合運用了案例分析法、模型建構法、實證分析法等研究方法［8］。(七)關于論文作者的分析。基于中國知網引文數據庫，筆者對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作者(第一作者，下同)進行統計分析，作者發文篇數排名情況見表7。基于中國知網數據，87位作者共發表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人均發文量為1．15篇。其中，胡鞍鋼發文最多，共有6篇;趙建軍發文次之，共有3篇;發表2篇成果的有馮之浚、方世南、秦書生、王兵、劉思華、李曉西等6位學者。從作者構成數量來看，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平均作者數為2.39名，其中32%的高被引論文只有1個作者，35%的高被引論文有2個作者，16%的高被引論文有3個作者，8%的高被引論文有4個作者，作者數為5個及以上的高被引論文占9%。從被引次數前10位論文來看，1個作者論文有1篇，2個作者論文有6篇，3個作者論文有2篇，6個作者論文有1篇;從下載次數前10位論文來看，1個作者論文有1篇，2個作者論文有5篇，3個作者論文有3篇，8個作者論文有1篇。數據統計發現，下載次數和引用次數前10位論文中，1個作者論文都只有1篇。這充分說明，我國綠色發展研究基本形成了多作者協作的學術共同體。從作者單位屬性來看，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作者中，62篇作者來自高等院校，22篇作者來自科研院所，11篇作者來自行政機關，5篇作者來自黨校系統。排名前10位高被引論文作者中，8位來自高等院校，1位來自行政機關，1位來自科研院所;排名前10位高下載論文作者中，7位來自高等院校，2位來自行政機關，1位來自科研院所。可見，高校作者是我國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的主要作者群。從作者單位合作來看，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中，同一單位獨立完成的成果有60篇，兩個單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25篇，三個單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9篇，四個單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1篇，五個單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1篇，課題組共同完成的成果有4篇。被引次數前10位論文中，同一單位獨立完成的成果有6篇，兩個單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3篇，三個單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1篇;下載次數前10位論文中，同一單位獨立完成的成果有5篇，兩個單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4篇，七個單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1篇。可見，我國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以同一單位獨立完成為主，但多單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數量日漸增多。從作者分布區域來看，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廣泛分布于全國各省市區，其中北京作者有52篇，可見北京是國內綠色發展研究的重鎮，這與北京作為全國政治文化教育中心的定位高度契合。其余48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中，湖南、廣東、遼寧作者各有6篇，江蘇、湖北、山東作者各有4篇，四川作者有3篇，江西、吉林、青海、重慶作者各有2篇，其他如安徽、天津、寧夏、云南、山西、廣西、福建等作者各有1篇。數據統計表明，我國綠色發展研究的作者主要來自于經濟發達的省市，區域分布呈不均衡性。(八)關于項目資助的分析。基金項目作為研究經費的重要來源，為研究的有序推進提供了資金支撐。依托中國知網期刊數據庫，筆者對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項目資助情況作了梳理統計(見表8)。數據統計表明，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項目資助共計85項，其中國家級項目26項，占資助項目總數的30.6%。從項目資助的篇數來看，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共有46篇論文獲得項目資助，可見項目資助篇數占比不大。從被引次數前10位論文來看，項目資助論文6篇，其中國家級基金項目資助論文5篇;從下載次數前10位論文來看，項目資助論文6篇，其中國家級基金項目資助論文4篇。項目資助與成果質量固然沒有直接關聯，但充裕的經費支持有助于研究者潛心問道、安心治學，繼而撰寫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三、研究結論及經驗啟示

內容提要：本文從經濟文化的全球化與民族性關系出發，分析以往研究的一些缺憾；進而從新發展觀的視野考察我國民族經濟學的研究現狀，并對這門學科的形成、發展及其學理價值、科研特征與應用前景進行初步的探討和闡釋。強調加強民族經濟學研究對于中國經濟學、民族學等學科的發展以及西部大開發等實踐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全球化民族性新發展觀民族經濟

近年來，“經濟全球化”成為最熱門的話題之一，反映了生產要素國際性流動趨勢的加速和經濟文化聯系的日趨增強。“全球化”涵括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系統綜合互動的演進過程，并與“本土化”交織疊合共存并進，尤其是經濟文化的全球化與民族性無法割裂，這就為積極應對提出了要求。影響本國全球化的另一要因是秉持怎樣的發展觀，這關系到民族性的保持和國家發展的趨向。相關研究已有多種，問世的成果亦如雨后春筍。（1）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全球化”是人類共同發展的客觀歷史進程，并非今天才出現，中華民族曾對世界做出積極貢獻，現在也并不是只能被動待“化”！（2）

一

經濟文化的全球化進程與民族性發展既有沖突又有一致性，兩者的因果關系也比較復雜，“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是這種“差異共生”現象的較好表述。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文化的全球化同樣明顯加快，證實了經濟文化具有內在關聯性，全球化為民族性提供豐富自身的機遇和吸收外來養分的新契機。然而，無庸諱言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歷程中有著不同境遇和利益落差，后者的發展以弱化本土的民族性內涵為沉重代價的實例并不乏見。劣勢就會失去“話語權”，其民族經濟文化必然面臨多方面的沖擊和挑戰。但歷史發展并非“線性”趨態，如世界經濟進入“滯漲”或“不況”時期，中國經濟卻能克服各種困難包括從天而降的災難，保持高速增長——這說明強與弱、主動與被動等不是絕對的。中華民族在WTO框架下不僅要順應全球化發展，同時應當光大優秀的民族文化特質，有著數千載光輝歷程迄今依舊綿延賡續的中華文化，必將在全球化的時代顯現其強勁的生命力。

關于“民族”這一概念，學界有著多種界定，筆者是從兩個層面來認識的，一是泛指相對于世界其他民族的中華民族，這可以說是宏觀層面；二是指中華民族內部的各民族，也特指少數民族，這可以說是微觀層面，即如今一般講的“民族地區”、“民族經濟”、“民族干部”等。不過，“民族經濟”一詞在特定語境下也有其他含義，如講近代中國遭受帝國主義侵略，民族經濟受到嚴重摧殘，這就是指中華民族而非少數民族經濟了，故而注意語詞或概念的歷史語境與特定指向很重要。本文即是在上述兩個層面上使用“民族”概念的——相對于世界各民族指的是中華民族；而談本土的區域經濟、民族經濟時，則專指少數民族。

新民主主義理論是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的長期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一套完備的理論體系，作為在這一重要歷史階段的指導理論。這一理論體系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共產黨（無產階級）領導“人民大眾”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的理論”，另一方面是有關革命成功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對中國社會如何建設的理論。由于后一方面在奪取政權之前對中國共產黨只是一種尚不具實踐意義的理論設想，所以當時內容最豐富、最富創造性因而也最具理論吸引力和征服力的還是它的第一個方面，即作為一種“革命的理論”。它之所以能提出要把“帝、官、封”這“三座大山”作為革命對像，是以它對中國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理論闡釋和界定為基礎的。無疑，這種闡釋和界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它之所以成功當然有多種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與一大批信仰馬克思主義（絕大多數是共產黨員）且受過良好現代社會學訓練的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對中國農村所作的深入細致的社會調查和研究分不開的。事實上，正是他們（后來被稱為“中國農村派”）在30年代以現代社會學的“科學”語言和方法，以大量詳細的調查數據，公開論證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們的努力成果，實際上成為“新民主主義”理論的重要內容和基礎。但是，對此卻一直缺乏充分的研究和認識。因此，本文擬對1928━1935年間“中國農村派”有關中國農村、中國社會的理論探索和研究作一初步研究和透視，并試圖由此對他們在“中國革命”的理論建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作一恰當的歷史定位，藉此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商榷之資和引玉之磚。

一

“中國農村派”是在中國社會大變動的時刻，中國理論界（包括馬克思主義派與種種非馬克思主義派）必須重新認識、界定中國社會性質，并為此幾次激烈論戰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

當20年代初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廣泛傳播之時，便爆發了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首次論戰。1920年11月張東蓀發表《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的時評【1】，認為中國的救國之道唯在開發實業，“而不是歐美現成的甚么社會主義、甚么國家主義、甚么無政府主義多數派等等，所以我們的努力當在另一個地方。”正這篇短短的時評，觸發了關于社會主義、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首次論戰。

張文發表后，陳望道、李達、陳獨秀、蔡和森等馬克思主義者立即對此進行反駁，他們認為張東蓀以“發展實業”來反對各種主義其實質是以發展資本主義來反對社會主義。而張東蓀、梁啟超又發表了多篇文章詳論自己的觀點。大體說來，張、梁一方認為中國目前根本談不上資本主義的發展，因而更無從言及社會主義。所以希望在發展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實行以階級調和、勞資合作為特色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而這，自然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不能同意的，他們認為中國社會與歐美資本主義社會雖有所不同，但中國已有一定程度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因此能夠走社會主義之路。但是，他們的論證方式尚極簡陋，遠談不上一種“社會學”的方法。如陳獨秀這樣“論證”：“請問中國無勞動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乘的車船，是何人做出來的？先生所辦的報，是何人排印出來的？”【2】蔡和森則斷定“全國人民除極少數的軍閥、財閥、資本家以外，其余不是無產階級，就是小中階級，而小中階級就是無產階級的候補者。”【3】可以看出，他們的論斷還只限于一般性論述，只是套用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論斷，根本沒有以各種統計數字為基礎的實證性分析說明，自然缺乏理論的說服力。對中共來說，中國社會性質是什么仍是一個沒有解決但卻無法回避的理論問題。

但在1927年以前，中共對此卻無明確、統一的看法。有人認為中國資本主義已較為發達，所以國民革命成功后即是資本主義社會，要待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之后再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有的則認為中國資產階級直接間接都是帝國主義的買辦，均屬革命對象。1927年4月國共合作破裂，中共遭到巨大失敗。那么，失敗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僅僅是一種策略上的失誤還是一種理論指導的錯誤？新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的性質是什么？中國的社會性質究竟又是什么？“革命實踐”把理論推到了必須解決的地步。1928年11月蔡和森在《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一文中寫道：“中國革命性質問題是一個舊問題同是時又是一個新問題，因為這一問題還是在中國共產黨生長以前擺在我們面前，但在理論上從未獲得正確的解決。”“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呢？還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或已轉變到無產階級社會革命？這一根本問題將決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戰術與策略。”【4】1928年夏中共六大申明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1929年又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對“半封建”作出如下解釋：“中國的土地所有制度是資產階級的方式占優勢（土地可以買賣），地主對于農民的剝削關系是封建的方式占優勢（如農產物交租和勞役制的殘余），所以中國農村經濟關系是一種半封建制度。”【5】對此，已被免除總書記職務的陳獨秀，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概括地說，他認為商業資本的發展、帝國主義的侵略及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已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他的這一觀點，在《中國革命與機會主義》一文中作了十分系統的闡發【6】。這種觀點亦成為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第二次論戰中“托派”的主要論點。

“中國經濟展望論壇”由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搜狐網金融界中信出版社共同主辦，邀請眾多學者、政府領導、企業家盤點2007經濟，展望2008發展，并對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作一次全面的回顧。

第六場論壇主題為：養老保障和人口戰略，邀請到全國人大常委會蔣正華副委員長、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農村社會保險司劉從龍副司長、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技部涂肇慶教授和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曾毅教授一起來深入探討。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蔣正華：我想另外補充一下，我發表過一篇文章，專門講老齡人口問題。現在我覺得假如把我們老年人占總人口的比例，增加得比較快，這個作為一個突出問題，我覺得實際上倒也不完全正確，因為老年人實際上是在50、60年代出生的，他這些人早就已經在了，所以不管老年人口比例增加得多快，我們在以后要解決的老年問題還是這批人的問題，老年人口的比例增加得快或者慢并沒有改變我們以后要解決問題的性質，所以我也是覺得不必把老年人口比例增長的快作為一個突出令我們擔憂的一個問題，我們只要實事求是，能夠冷靜地來處理我們已經存在的，在未來要成為老年人的這些人，他的問題怎么解決，同時從現在開始就做好適當的準備的話，這個問題我認為是完全能夠解決的。

另外還有問題，我看有不少同志現在提出中國的老齡化的特點，認為是未富先老，我覺得也不能作為一個很突出的特點，你不管是什么情況，在任何社會，處理老年人的養老問題都不可能全社會都是一律的，總是有我剛才講的養老保險的多層次，就是再發達的社會當中也還有一個多層次的問題，所以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特點。解決問題的原則都是一樣的。

新民主主義理論是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的長期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一套完備的理論體系，作為在這一重要歷史階段的指導理論。這一理論體系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共產黨（無產階級）領導“人民大眾”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的理論”，另一方面是有關革命成功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對中國社會如何建設的理論。由于后一方面在奪取政權之前對中國共產黨只是一種尚不具實踐意義的理論設想，所以當時內容最豐富、最富創造性因而也最具理論吸引力和征服力的還是它的第一個方面，即作為一種“革命的理論”。它之所以能提出要把“帝、官、封”這“三座大山”作為革命對像，是以它對中國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理論闡釋和界定為基礎的。無疑，這種闡釋和界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它之所以成功當然有多種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與一大批信仰馬克思主義（絕大多數是共產黨員）且受過良好現代社會學訓練的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對中國農村所作的深入細致的社會調查和研究分不開的。事實上，正是他們（后來被稱為“中國農村派”）在30年代以現代社會學的“科學”語言和方法，以大量詳細的調查數據，公開論證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們的努力成果，實際上成為“新民主主義”理論的重要內容和基礎。但是，對此卻一直缺乏充分的研究和認識。因此，本文擬對1928━1935年間“中國農村派”有關中國農村、中國社會的理論探索和研究作一初步研究和透視，并試圖由此對他們在“中國革命”的理論建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作一恰當的歷史定位，藉此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商榷之資和引玉之磚。

一

“中國農村派”是在中國社會大變動的時刻，中國理論界（包括馬克思主義派與種種非馬克思主義派）必須重新認識、界定中國社會性質，并為此幾次激烈論戰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

當20年代初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廣泛傳播之時，便爆發了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首次論戰。1920年11月張東蓀發表《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的時評【1】，認為中國的救國之道唯在開發實業，“而不是歐美現成的甚么社會主義、甚么國家主義、甚么無政府主義多數派等等，所以我們的努力當在另一個地方。”正這篇短短的時評，觸發了關于社會主義、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首次論戰。

張文發表后，陳望道、李達、陳獨秀、蔡和森等馬克思主義者立即對此進行反駁，他們認為張東蓀以“發展實業”來反對各種主義其實質是以發展資本主義來反對社會主義。而張東蓀、梁啟超又發表了多篇文章詳論自己的觀點。大體說來，張、梁一方認為中國目前根本談不上資本主義的發展，因而更無從言及社會主義。所以希望在發展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實行以階級調和、勞資合作為特色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而這，自然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不能同意的，他們認為中國社會與歐美資本主義社會雖有所不同，但中國已有一定程度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因此能夠走社會主義之路。但是，他們的論證方式尚極簡陋，遠談不上一種“社會學”的方法。如陳獨秀這樣“論證”：“請問中國無勞動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乘的車船，是何人做出來的？先生所辦的報，是何人排印出來的？”【2】蔡和森則斷定“全國人民除極少數的軍閥、財閥、資本家以外，其余不是無產階級，就是小中階級，而小中階級就是無產階級的候補者。”【3】可以看出，他們的論斷還只限于一般性論述，只是套用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論斷，根本沒有以各種統計數字為基礎的實證性分析說明，自然缺乏理論的說服力。對中共來說，中國社會性質是什么仍是一個沒有解決但卻無法回避的理論問題。

但在1927年以前，中共對此卻無明確、統一的看法。有人認為中國資本主義已較為發達，所以國民革命成功后即是資本主義社會，要待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之后再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有的則認為中國資產階級直接間接都是帝國主義的買辦，均屬革命對象。1927年4月國共合作破裂，中共遭到巨大失敗。那么，失敗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僅僅是一種策略上的失誤還是一種理論指導的錯誤？新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的性質是什么？中國的社會性質究竟又是什么？“革命實踐”把理論推到了必須解決的地步。1928年11月蔡和森在《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一文中寫道：“中國革命性質問題是一個舊問題同是時又是一個新問題，因為這一問題還是在中國共產黨生長以前擺在我們面前，但在理論上從未獲得正確的解決。”“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呢？還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或已轉變到無產階級社會革命？這一根本問題將決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戰術與策略。”【4】1928年夏中共六大申明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1929年又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對“半封建”作出如下解釋：“中國的土地所有制度是資產階級的方式占優勢（土地可以買賣），地主對于農民的剝削關系是封建的方式占優勢（如農產物交租和勞役制的殘余），所以中國農村經濟關系是一種半封建制度。”【5】對此，已被免除總書記職務的陳獨秀，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概括地說，他認為商業資本的發展、帝國主義的侵略及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已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他的這一觀點，在《中國革命與機會主義》一文中作了十分系統的闡發【6】。這種觀點亦成為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第二次論戰中“托派”的主要論點。

隨著應對能源短缺與氣候變化的壓力日益加大，與之相關的政策和經濟研究也越來越受到重視；但作為一個相對年輕的研究領域，能源與氣候變化議題下政策和經濟研究呈現機構眾多、體系龐雜的特點。因此，識別該領域的研究熱點對于系統性地分析能源與氣候變化問題非常必要。然而，由于各國研究者在該領域都傾注了極大的精力，相關文獻資料呈爆炸性的增長。若要全面系統地了解該領域的研究方向和熱點，需要極為廣闊和深刻的研究經歷，完成巨量的文獻閱讀工作，這對于一般研究者來說具有相當的難度。因此，本研究參考了以往研究的先進經驗，以共被引分析為主要研究思路，通過聚類分析，對能源與氣候變化議題下的政策和經濟研究這一研究領域的熱點完成了初步識別。

1研究方法

1.1共被引分析

論文，特別是文獻類型的論文反映了科研工作者的原創性研究成果，被引用的次數越多，則表明它的作者在其研究領域越有影響力。兩個作者的論文若同時被第3人所引用，則稱之為共被引(co-citation)。共被引分析是由Small和Marshakova于1973年同時提出的，從此對共被引分析的研究和實踐在科學計量學領域內廣泛展開[1]，[2]。1987年，White和Griffith將其擴展到作者共被引分析(ACA)[3]，它對于探討學科結構有著積極的創新意義。在共被引分析中，若兩名作者的共被引次數越多，說明兩人的研究方向越接近。因此，共被引可以應用到整個社會科學知識體系的劃分中[4]。舉例說明，武漢大學的劉林青對戰略管理這一領域完成了范式可視化與共被引分析[5]，大連理工大學的宋娟基于作者共被引和元分析進行了知識管理流派的研究[6]，大連理工大學的姜春林以及華東師范大學的劉璇，基于共被引理論分別對科學學和圖書情報學也進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7]，[8]。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都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分析結論。作者之間共被引的情況可用共被引矩陣來表示，其行和列均是作者的信息，每個元素值反映了行列所代表的作者的研究方向的接近情況，元素值越大，說明兩人的研究方向接近。本研究首先構建了能源與氣候變化議題下的政策和經濟研究領域的論文作者之間的共被引矩陣，作為進一步分析的基礎。

1.2聚類分析

系統聚類法的聚類過程：首先默認每個樣本自成一類，然后每次將最相近的兩類合并，之后重新計算新類與其他類之間的距離，繼續按照最小距離的準則合并，直到所有對象歸為一類為止。我們使用譜系圖表達這個過程，并輸出聚類結果。本研究中采用的離差平方和法是一種應用較為廣泛、效果較好的距離計算方法。離差平方和法并類時總是使得并類導致的類內離差平方和增量最小，是基于方差的分類方式，因此如果類分得正確，則同類樣品之間的離差平方和應當較小，不同類樣品之間的離差平方和應當較大。由于共被引矩陣與聚類分析中的距離矩陣形式上非常相似，因此，本研究在共被引矩陣的基礎上可進行聚類分析。通過聚類分析，將作者分為若干類，再根據對這些作者的關鍵詞進行分析比較，挖掘共被引現象反映的能源與氣候變化議題下政策和經濟研究的熱點。綜上所述，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框架如圖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