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社會公正 構建和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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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公正的基本含義及其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性意義

社會公正一直是人類社會關心的話題。我們黨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任務以來，這一話題更加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

在西方學界，公正與正義同義。早在古希臘時期，蘇格拉底、柏拉圖等著名哲學家就曾經對什么是正義的問題開展過熱烈的討論。柏拉圖幾乎一生都在考慮什么是正義。他在自己的名篇《理想圖》中，認為正義總的原則為“每個人都干他自己分內的事，而不干涉別人分內的事。”著名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經指出：“既然違法的人不公正，而守法的人公正，當然一切合法的事情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公正的?！薄肮褪墙o予和維護幸福，或者是政治共同福利的組成部分。”

現代美國著名學者羅爾斯1971出版的《正義論》一書，第一次把正義和社會制度聯系起來，指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中的首要價值一樣。”把正義作為衡量制度進步與否的首要標志。羅爾斯最大的理論貢獻是提出正義的核心原則是對社會財富的平等分配原則（不是平均分配）和對最少受惠者的保護原則。英國學者米爾恩把公正看作社會成員之間對資源和利益的合理分配，公正表現為“給每一個人他所應得的”這種基本形式。

中國古籍文獻中沒有公正一詞，但意義相近的“義”卻源遠流長，至今經久不衰，有著很豐富的內容?！傲x”為儒家學說的基本道德原則。據統計，在《論語》一書中提到“義”字達24次，在《孟子》一書中使用“義”字達108次。例如《論語•衛靈公》中所載，“子曰：‘君子義為質’?！本褪且粤x作為根本。在《墨子•天志下》中對義的含義作了具體闡釋，指出：“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眾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把強不凌弱作為義的核心和精髓。中國歷次農民起義都曾高舉“義”字大旗，都把義字看作是最高尚最有號召力、凝聚力的旗幟?！傲x”的含義就是伸張正義，反對邪惡。

我們認為，社會公正的核心和實質，是全體社會成員對社會資源和社會財富的合理分配和享用。社會公正體現著“每個人所應得”，體現著“資源共享，普遍受益”的原則。社會資源和社會財富不能由少數人擁有和享用，必須為大多數人所擁有和享用。社會資源和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合理，就是對社會公正的背離。

社會公正是和諧社會的基石，堅持社會公正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基礎性意義。只有堅持社會公正，真正做到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才能充分調動全體社會成員的聰明才智和工作積極性，使社會充滿生機和活力；只有堅持社會公正，通過民主法治作為制度保證，才能真正走向依法治國的軌道；只有堅持社會公正，人們通過自己的勞動和貢獻，得到其“應所得”，人們之間才能形成和諧相處的關系，社會才能穩定有序和長治久安。

實現社會公正應遵循的基本原則

為了達到社會資源和社會財富的合理分配和享用，使每個人得到他“應所得”，應該遵循而且必須遵循這樣一些原則。

第一，基本權利保障原則。亦稱權利法律保障原則。在現代社會中，社會運轉必須以憲法規定為依據。社會公正必須保證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與義務的實現。我國憲法經過幾次修正，內容得到不斷豐富和擴展。公民在政治權利方面，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言論出版集合結社、游行示威和監督權利。在精神文化方面，享有宗教信仰、通信自由的權利。在人格方面，享有人身自由、人格尊嚴、住宅等不受侵犯。在社會經濟方面，享有財產權、勞動權、休息權、生存權、受教育權等。

對于任何一個國家說，社會成員的基本權都有一個逐步實現的歷史過程。因為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的實現必須建立在經濟有一定發展的基礎上。一般來講，首先保障生存權、就業權、受教育權，在此基礎上逐步實現社會保障權、自由權利等等。

第二，參與機會平等原則。亦稱事前公正原則。參與機會平等就是每個社會成員都有大致相同的發展機會，在發展機會面前人人平等。因為發展的機會直接影響著分配收入的狀況。參與機會的不平等，必然造成分配的不平等。所以參與機會的平等程度直接體現著社會公正的程度。當然參與機會平等是相對的有條件的，不是絕對的無條件的。每個人的天賦條件、家庭狀況、社會環境、發展機遇都有很多不同，所以做到抽象意義上的絕對平等是不可能的。參與機會平等只能是在一定社會條件下，盡最大可能實現大體上相對平等和接等。

第三，按貢獻分配原則。亦稱事后公正原則。按貢獻進行分配的原則，是體現社會公正的核心原則。在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里，分配原則是勞者不獲和不勞而獲。這樣的分配制度是最大的社會不公。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就是最大的社會公正。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基本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所構成，在分配制度上是以按勞分配為主的，多種分配形式，也就是按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進行分配，體現了按貢獻進行分配的原則。在現階段這是最合理最公正的分配制度。

第四，對弱勢群體救助原則。亦稱事后調劑原則。社會弱勢群體就是在分配中處于不利地位的人。社會弱勢群體主要是指殘疾人員、下崗待業人員、老年人和少年兒童等。由于先天條件等原因，他們單純依靠自身的力量無法保障享有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必須依靠社會力量進行救助。國家為此制定一系列法規，根據國家的經濟實力，盡最大可能保證他們的基本生活所需和基本權利的實現。這也是人們普遍認同的社會公正的一個重要方面。對弱勢社會成員和生活困難者進行救助，決不能看作“恩賜”，更不能看作“負擔”，而是他們應該享有的憲法和法律賦予的公民權利。

我國當前在社會公正方面存在的問題

第一，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出現兩極分化的趨向。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是社會不公的主要表現。國際公認基尼系數是衡量一個國家貧富差距的主要標準。我國上世紀80年代，基尼系數在0．2—0．3之間，存在著平均主義傾向。90年代以來，我國基尼系數呈迅速擴大的趨勢。據測算，我國的基尼系數1996年為0．375，1997年為0．379，1998年為0．384，1999年為0．397，2000年為0．414，現在已接近0．45，已經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也有所擴大。城市收入最高的10％的居民收入與收入最低10％的居民收入的比率，1996年為3．78倍，2002年為7．87倍。農村收入最高的20％的居民收入與收入最低的20％居民收入的比率，1990年為6．34倍，2000年為9．5倍。

第二，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發展差距呈現擴大的趨勢。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發展的差距，是當前我國社會不公的突出表現。由于我國長期實行城鄉分治，形成了城鄉二元制的社會結構。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農民收入增長偏低，1997年—2003年間，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只增長695．9元，不到城鎮居民收入增長的1／5。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80年代中期的1．8∶1．9，到90年代中期2．5∶1，擴大到2003年的3．2∶1。如果加上城市與鄉村之間關于公共品投入的差別，差距就更大。就有形公共產品而言，包括飲水、用電、道路交通、文化設施等公益項目，城市主要是國家投資，農村則主要靠農民自籌。無形的公共產品，即公共福利制度，在城市已經形成，而對擴大農村來講，則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由于我國幅員遼闊，各地區之間經濟與社會發展極不平衡。隨著現代化建設的發展，地區之間的差距，仍有不斷擴大的趨勢。例如，西部與東部人均GDP的差距由2000年的1∶2．42，到2003年擴大為1∶2．63。中部與東部人均GDP的差距由2000年的1∶1．89，到2003年擴大到1∶2．1。

第三，生產與消費發展不平衡，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缺位。生產與消費是經濟生活中的基本經濟范疇，二者互相依存，互相促進。但過去我們長期存在著先生產后生活，為生產而生產和盲目追求GDP的片面觀點，造成生產與消費的不平衡，造成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缺位的狀況。我國在公共教育、勞動就業、衛生醫療、養老保險、社會救助、公共設施、環境保護、人身安全、技術設施等方面，隨著現代化建設的發展，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但與國際比較，不僅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較大差距，而且與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也存在明顯不足。

例如2001年，公共教育支出占GNP（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中國為3．19％，高收入國家為5．4％，中等收入國家為4．8％，低收入國家為3．3％。再如1990—1998年公共衛生醫療支出占GDP的比重，中國為2％，高收入國家為6．2％，中等收入國家為3．1％，低收入國家為1．3％。1999年中國政府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為0．22％。當時日本為11．8％，美國為12．2％，英國為17．3％，印度為0．3％。

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缺位，也是社會不公的重要表現，這不僅與社會發展的目的相悖，而且反過來也會影響經濟的正常發展，造成經濟與社會的非良性循環。

實現社會公正的基本途徑

實現社會公正，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要領是把握各種社會關系的協調與均衡發展，只有在各社會階層、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中體現出社會公正，才能構建和諧社會。

第一，貫徹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努力縮小城鄉之間與地區之間的差距，實現城鄉及地區的和諧發展。多年以來我們黨始終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近來又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任務。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總的目標要求是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民主管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堅持“多予少取放活”和工業反哺農業和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必將大大縮小城鄉的差距，把我國廣大農村推向繁榮發展的新階段。

繼續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是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的總體戰略部署。這些重大舉措的實施必將大大縮小地區之間的差距，實現地區之間的協調發展。

第二，科學把握效率與公平的辯證關系，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公平，達到效率與公正的和諧與統一。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是社會分配制度的最高層次的問題。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是對立統一的關系。二者既是互相矛盾，互相區別的；又是互相統一，互相促進的。一個先進的社會制度，其先進性優越性，既表現于效率性，又表現于公平性。馬克思主義設想的社會主義，就是以高效率和社會公平為發展目標，即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基礎上，實現人們的共同富裕。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為了克服普遍存在的平均主義傾向，激發人們敢于致富的積極性，突出強調效率方面，提出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黨的這一政策產生了巨大號召力，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的積極熱情，為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在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時期，鄧小平同志更多地強調共同富裕，防止兩極分化。他在1986年就曾指出：“我們允許一些地區、一些人先富起來，就是為了達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兩極分化。這就叫社會主義。”

十六大報告中提出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方針。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更加注重公平”，就是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狀況，更多些向公平方面傾斜。為了貫徹這一方針，最近中央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構建科學合理、公平公正的社會收入分配體系。要求在經濟發展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要求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使全體人民享受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果；要求通過“提低”、“擴中”、“調高”和取締非法收入，努力緩解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這一決定對實現社會公正，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將產生重大影響。

第三，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關系，加大民生事業投入，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實現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關系，是貫徹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其實質是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質量。

重要的是必須端正發展的目的，把經濟增長看作人民生活改善的手段，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看作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根本目的。同時必須使兩種發展指標相協調。既重視經濟發展的指標，又要重視與人自身發展的“同生性目標”，賦予經濟發展以“人文關懷”，使經濟發展指標與社會人文指標同生、同步、協調、共榮。必須使兩種社會投資相匹配。硬件投資是指工礦企業、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礎設施的投資。軟件投資是指教育、科學、文化、衛生、環保以及民主制度建設的投資。隨著社會的向前發展，必須運用加減法，逐步減少硬件投資，增加軟件投資，使二者相匹配相協調。

總之，必須克服GDP崇拜的片面思想，樹立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在經濟發展的同時，采取得力舉措，大力縮小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加大民生指標和軟件指標的投入，大力發展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社會事業，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創造更多勞動就業機會，建立與健全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人身安全保險以及最低生活保障等社會保障制度，從多方面保證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這是社會公正的重要體現，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