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與辯論;也談辯論賽制的發展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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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與辯論 作為一名辯論愛好者，我參加正規的比賽自1996年始，直到本屆全國大專辯論會，其間風風雨雨，一言難盡，但從中亦獲益良多。隨著參加比賽場次的增加、比賽規格的提高，本人對于辯論妁認識也處于一個不斷變化與發展的過程之中。正所謂“愛之彌深，責之彌切”，在獲得本屈大專辯論賽的冠軍之后，我并無意想中的激動與狂喜，更多的卻是對電視辯論發展與更新的思索。

自大陸高校代表隊1986年參加亞洲大專辯論賽起，電視辯論在我國發展歷經十余個年頭，筆者認為，從宏觀上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1986～1993年，1993～1997，1997～1999年。1986年～1993年這一階段可以簡單地概括為電視辯論的“上升期”，此期間人們對大專辯論賽處于一個由不了解到了解，由冷漠剄熱情的過程之中。而這一時期恰恰也是電視這一強勢媒體介人中國家庭生活最迅猛的時期，客觀上為大專辯論擴大社會影響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各種因素夾雜在一起，最終促成了神話般的''''93復旦辯論隊的橫空出世，至今《獅城舌戰》仍是許多辯論愛好者的啟蒙教材，而“起承轉合”的一至四辯的角色分工依然被許多辯論隊奉為圭臬，在其后數年內，大陸各高校辯論隊都難以擺脫復旦的影子。盡管用現在的眼光來看，這一支隊伍絕非無可挑剔，但是他們毋庸置疑是新加坡辯論模式發展至頂峰的標志，因此獲得后來者的廣泛敬意當之無愧。

而任何一個事物到達頂點也就意味著站到了下滑的起點。1993年之后，電視辯論可怕地、不斷地以一種重復性的面孔出現，其間的“長虹杯”大專辯論邀請賽，1995年上海第一屆名校大學生辯論邀請賽，更多的是對獅城模式的一種強化，而絕非突破與創新。此種模式在1995年代表中國大陸出戰國際大專辯論賽的南京大學隊的身上發展到了極致，其突出的特征便是霸道的邏輯，華麗的詞藻，極端的歸謬，頻繁的類比，乃至如出一轍訓練有素的笑容與手勢，不由得使人嘖有煩言。這一點南大辯手自身都無法否認，甚至有辯手在某大報上發表文章《辯論反對辯論》，國內一時對電視辯論責難之聲四起。而1997年在新加坡舉行的國際大專辯論賽似乎只是在進一步論證人們對辯論賽攻擊的合理性，首都師范大學的失利也正式宣告了新加坡模式的死亡，而電視辯論也由天堂落到了地獄。因此，1993年到1997年這一階段似乎可以概括為電視辯論的“下滑期”。

1997年之后，回到起點的電視辯論賽進人了艱苦的摸索期。在深刻的反思與廣泛的征求意見之后，1998年舉行的“藍帶杯”對賽制進行了調整，增加了攻辯環節，到1999年國際大專辯論賽，更是有了大動作，完全取消二、三辯陳詞，增加自由對話環節，保留攻辯。賽制的調整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比賽觀賞性的提高，使得電視辯論賽重新恢復了活力。在此筆者不得不懷著敬意提到99年的西安交通大學隊，可以說這一支隊伍對于辯論而言，扮演了一個“挽狂瀾于即倒、扶大廈之將傾”的角色。本人以為他們是在復旦大學之后，惟——支真正意義上實現了辯論的升華的隊伍。從理性的角度分析，1999年西交大隊的成功取決于主客觀兩方面的因素。主觀上是由于四位辯手實力強且平均，風格各異而又互補，尤其是一辯樊登、二辯郭宇寬，在“西交大模式”中扮演了兩個不可缺少、權其重要的開創新角色，如果沒有這兩位的全新風格，那么西交大恐怕也很容易滑入平庸。而客觀上的因素恐怕要歸功于艱苦摸索之后賽制的全新變更。

就2000年全國大專辯論賽而言，主辦者在賽制上顯而易見地花費了大量心血，在''''99國際大專賽制的基礎上作了許多調整，突出表現為以下三點：其一，強化了一辯的功能，增加攻辯小結，縮短陳詞，這一切都是為了防止“背誦型”一辯的出現。其二，取消了自由人制度，將自由人對話轉換成正反雙方二、三辯的攻辯。其三，增加了觀眾提問，使得比賽的不可預見性進一步加強。應該說，這一賽制的改進基本上是成功的，二、三辯攻辯加強了比賽的比抗性，事先很難準備的觀眾提問對辯手也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使得比賽的可觀賞性進一步強化。但是，作為一名親身參與的選手，我依然感覺到了其中的不足之處。第一，就一辯的功能而言，該賽制在防止“背誦型”一辯出現上并不盡人意，很大程度上只是增加了一辯的背誦量。因為在拿到辯題之后，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對于對手的觀點一般都可以有六七成的掌握。而攻辯小結至多只有一分半鐘，因此只要根據本方的提問，抓住幾個大的方面，多準備些內容，攻辯小結自然可以頂過去。要蒙住評委，恐怕也并非難事。

第二，就攻辯環節而言，該賽制要求提問的二、三辯只能提問，回答方只能回答，不得反問，并且規定提問只能用10秒，而回答可用2o秒。實際上，由于一辯陳詞降至2分鐘，提問方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對一辯陳詞的一種補充，必須起到一個進一步展開體系的作用。可以充分利用規則，每次回答用足20秒，提問方便只能問出三個問題，這樣必然減少攻辯的回合，容易降低比賽的精彩性。并且該賽制還規定提問方可任選二、三辯進行回答，因此大多數隊采取了只玫二辯或者只攻三辯的策略，使得比賽責任不能被公平分擔。

第三，觀眾提問的設計本身很好，但規定由一、二、三辯回答，相對而言，削弱了四辯的作用。縱觀本次比賽，我們不難發現，以前一辯的尷尬地位似乎由四辯取而代之，即只要在自由辯論中發言幾次，再加上大段陳詞便大功告成，這種架空四辯的方式實際上也限制了許多優秀四辯的發揮。

筆者認為該賽制可作如下改進：首先由一辯陳詞2分鐘；其次由雙方二辯對話，各用時2分鐘；再由雙方三辯對話，各用時2分鐘。至此雙方陣線完全展開，可進入攻辯階段，先由正方一辯向反方四辯攻辯，再由反方一辯向正方四辯攻辯，用時各為l分30秒；攻辯結束由雙方一辯用1分鐘的時間作攻辯小結。之后是4分鐘的自由辯論，然后進行觀眾提問，—、二、三、四辯均可回答，但不得一人回答兩次，最后由四辯進行總結陳詞。

這種設想基于幾點理由，其一，經過''''99國際大專辯論賽的檢驗，自由人對話環節，本身是成功的，只不過是由于自由人以游離于整個隊伍之外的感覺才將其取消。其實與其取消，還不如擴展到正反雙方二、三辯各做一次對話。其二，將攻辯縮短成一次，既可體現攻辯與二、二辯對話的區別（前者強調對體系的補充，后者強調雙方的對抗），又不嫌累贅。將提問與小結均交由一辯完成，可以進一步強化一辯。其三，明確攻辯對象為四辯，加強四辯責任。其四，觀眾提問四位辯手均可回答，強調比賽責任的平均分擔。當然，以上僅僅是本人的一孔之見，還需要實踐的進一步檢驗。

本人認為盡管辯論模式的發展的可能性是多種多樣的，但是絕不是沒有方向的。多年的比賽實踐證明，其發展始終強調兩點，其一是對抗性，即強調思維的碰撞，只有碰撞才能產生火花；其二就是整體性，必須要求比賽責任的平均分擔，一個隊伍只有平均實力強才是真正令人心悅誠服的隊伍。

在辯論賽制的更新過程中，有一種意見值得注意，那就是強凋完全的臨時性，即預先不告知辯題，一切以抽簽為準。這種意見的出現，實際上是對新加坡模式反思后的一種反彈，但實在有矯枉過正之嫌。因為辯論賽說到底是一種表演，是表演就要有觀眾，那么對于觀眾而言，看比賽無非就是兩個目的，一是增長見識，二是獲得美感。而辯手的知識儲備必然是有限的，在此種模式之下，很容易對所涉辯題知識甚少甚至一無所知，這個時候辯論恐怕完全就是口舌之爭、技巧之辯，對觀眾而言，增長見識無從談起，獲得美感恐怕亦難以保證。所以，辯論賽一定要防止“背”，但是要提倡在“備”的基礎上靈活運用。因為有思想沒碰撞還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思想的瞎碰撞，那恐怕與吵架無異。

在我參加辯論的幾年中，我深深地認識到賽制對于辯論本身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電視辯論的發展與更新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其賽制的發展與更新。因為賽制對于辯手思想的表達實際上起到了一種規范作用，過于弱化又會使比賽不著邊際，流于淺薄。同時思想空間的無限性又為賽制的更新提供了無限的可能，這種更新就是沒有止境的。可以說只有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之上不斷地對賽制進行發展，辯論賽才能夠健康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