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院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發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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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學習會，我從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學習和思考中，選了兩個小題，跟大家交流。

一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意義。“理念”對大家來說可能是一個新詞，可能對外國人來說也是一個新的中國名詞。因為我在電子版的英漢大辭典里輸處“理念”這個詞，沒有出現相應的英語詞語。可能在十年以前，大家在報紙上也看不到這個詞，我國的所有辭典當中，我只中《辭海》只有此還中有這個詞，但解釋是：理念，舊哲學概念，柏拉圖哲學中的“觀念”通常譯為“理念”。康德、黑格爾等人哲學中“觀念”指的是理性與概念，同時也譯作“理念”，所以那個名詞跟我們現在講的“理念”是不相干的。我國國家真正出現“理念”這個詞是在2002年的《中國現代漢語詞典》，出現了一個一欄“新名詞解釋”，出現了“理念”這個詞，它的解釋：1、信念；2、思想觀念。我國的學者、專家，包括我們法院的領導，在使用這個詞的時候，“理念”和“觀念”兩詞也是并用的，當然現在這段時間用“理念”這個詞的多，用“觀念”的少。所以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所謂“理念”，就是人們在認識規律過程當中的一系列觀念、信念、理想和價值追求，是支配人們思想和行動的意識形態和精神指導。羅干同志將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實質，概括為政法工作的指導思想，從中可以看出理念的重要性。正如羅干所講的，歷史證明正確的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用于指導實踐，就會產生巨大的物質力量。而一旦指導思想發生偏差，實際工作就會必然走偏方向，就會給黨和人民的事業帶來巨大損失。現實中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乃至我們經常講的一些法制笑話，歸根到底都可以從“理念”上找到原因。過去我們都講“現代法治理念”，實際上“現代法治理念”這個概念一般指的是西方發達國家通行治理國家的方式、治理國家的理念，但是這個詞存在很多問題。首先，“現代法治理念”的基本含義并不十分清楚，缺少制度規定性，誰也說不清楚它的內涵和外延。什么是“現代西方法治”，對此國外的學者們進行過闡述，中國的學者也作了研究，并作了一些概括，但迄今為止，無論西方學者們的闡述還是中國作者們的概括，都是從特定角度出發，缺乏對西方現代法治進行總體清理，并缺乏結合實際的變化，將法治的研究置于動態的泗礁，結果不是理論上以偏概全，就是脫離實踐，獨守一家之見，讀者不僅對五花八門的理論感到撲朔迷離，而且對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也迷惑不解。從我國學者的研究當中可以看出來，“現代法治理念”這個名詞，實際上含義不是很清楚的。同時，西方存在不同的現代法治模式和不同的理念，各種理念汗牛充棟，并且處于不斷的變化之中，我國的一些學者實際上對西方現代法治理念的認識并不全面，或者說很不全面，卻到處推行以偏概全，還以為是靈丹妙藥的所謂西方現代法治理念，并將此作為衡量是非的標準，結果把我們的思想搞亂。在司法理念上同樣也是如此。另一方面，現代法治理念中包含了西方各國一些與我國實際情況不相符的問題，不加分析地引進也會帶來嚴重的后果。這也可以從幾方面進行分析：一、如果有人推崇司法獨立，強調西方的三權分立，大講西方法院怎么怎么獨立，但我們有些同志沒有注意到，這種西方法治的獨立實際上相對的。比如法治楷模美國，他推崇國家利益直上原則：在國家利益面前，什么都要讓步，不惜發動戰爭，不惜屠殺他國人民，宗旨只有一個，為了我的國家利益。可以把成噸的炸彈仍掉別國的領土上，只要國家利益需要。最典型的例子我們還可以知道：中國一個代表團到美國訪問，當地×××分子向當地的聯邦法院提起訴訟，說代表團的團長迫害×××。我國外交部向美國發出照會，指出這樣做會影響中美兩國關系，美國聯邦政府就以“國家利益”為借口，這個案子如果開庭審判的話，會影響中國和美國的關系，為了國家利益，要求這個案子由法院撤訴。聯邦法院就把這個案子撤掉了，這就是典型的國家利益至上，可以影響法院的司法權，所以法治也是相對的。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歷史源遠流長，都有自己的文化。他們的觀念、思維方式、道德標準、價值取向、行為規則，乃至社會制度、法律制度等等都是根植于他國文化上的，西方現代法治理念也是根植于他的文化當中的，與中國的東方文化有很大差距，所以他們管理國家的方式我們也不能照搬過來，因為可能到我國會收到文化排斥。從這個意義上講，西方的法治對我們也不是靈丹妙藥。三、任何一個事物，如果要適用必須都結合自己的國情和實際情況。西方法治理念同樣也是如此。我們如果要學習西方先進的制度和理念，同樣也要結合中國的實際，適應中國的文化發展和社會需求。最典型，我們講的當事人舉證原則——“誰訴訟，誰舉證”，這是一個很好的司法原則。但是中國有十億農民，很多農民還處于貧困中，缺少法律知識和文化，我們就不能簡單照辦，什么都要當事人舉證，典型的是過去有一段時間，在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中，我們竟然要求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中的原告人——被害人家屬，提供被告人家中有財物的證據。被告人在浙江作案，老家在貴州、云南，要被害人的家屬，一個老農民提供被告人在云南有財產的證據，然后我才能判。這就是典型的受西方法治理念的影響，顯然是不現實的，根本就不利于保護被害人利益。再一個方面，法治是一個發展過程。西方現代法治歷經數百年，到現在為止仍是沖突重重，問題重重，遠沒有達到完善的地步。中國的法治不過百余年時間，真正搞“法治”還不到二十年，因此我們不能指望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就走完西方國家幾百天經歷的法治歷史，有的學者提出，這就需要我們有耐心，不能因為法治暫時碰到困難而灰心，喪失對法治的信心，甚至重新回過頭去重走人治的老路。所以說，法治實際上是一個理想和過程，這種理想存在于過程當中，人們只有接近，但不能完全實現這種理想，所以法治是沒有終點的行程。——這是我國國家一個比較有名的學者提出來的，還是比較符合實際情況的。在我國現階段，泛泛地講現代法治理念不行，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體現社會主義法治內要求的一系列觀念、信念、理想和內在要求的結合體，是指導和調整社會主義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監督的方針和原則。同志將“現代法治理念”改為“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即是對我國法治理念的準確地位，又是對前一個時期理論上的混亂作的撥亂反正，具有重要的意義。現代法治理念的本質要求主要反映在五個方面：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這我就不展開講了。

第二，刑事司法的人權理論。貫徹公正司法、一心為民，兌現“三項承諾”，必須在刑事司法領域當中堅持依法保護人權的理念。

1、人權是法治的根本目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實現法治就是為了保護人權不被侵犯。人權這個名詞寫入憲法，是中國人權事業的重要里程碑，標志著中國通過憲法和法律保障人權的認識進一步地深化，反映了社會主義法治的人權理念。雖然過去我們沒有講人權這個詞，但并不等于我們不講“人權”，我們黨領導人民推翻三座大山，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實際上就是為了解決人權問題，為了人民當家作主，這就是最大的人權。所以有的學者把對憲法的修改說成是“人權入憲”這種話，并不準確。因為我國憲法中已經規定了好幾十項“人權”，不能叫“人權入憲”，而是把“人權”這個詞這個概念直接引用到憲法當中。但是我們講的人權與西方世界講的人權是不一樣的，無論從內容上講還是從本質上講都有很大的差別。

2、我們講的人權是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人權。在理論上，對刑事司法人權的保護，一般的理論界的講法是僅針對被告人的。這個說法我認為是不準確不全面的，隨著人權理念的發展，人權的概念早已發生變化，現在已經涉及到各個領域，成為人的基本權利。我國歷來主張全面的人權，在刑事司法領域也是一樣。人權在刑事司法領導不再單純地保護被告人的權利，也包括被害人、證人、辯護人以及其他訴訟參與人的權利，內容上已經更加廣泛。我們如果把西方司法領域的人權概念引用過來，會帶來問題。我國世界對證人專門的保護體系，對被告人也有專門的法律保護，包括改變容貌，改變身份，24小時提供保護等等，而我們國家沒有這一切。如果刑事司法當中僅僅保護被告人的權利，顯然是不夠的。所以單純講保護公眾的人權，不講保護被告人的人權；或者只講保護被告人的人群不講公眾的人權，都是片面和不準確的，都不符合我國的人權理念。作為刑事法官我們應該正確把握人權的基本內涵，在刑事活動中切實保護人權。保護人權包括很多方面，我這里只舉一項，被告人的人權是不用說的，是刑事人權的保護重點。有兩項我想講一下：一是被害人權利問題。我們在審案中發現，有的被害人家屬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過程中提出要求精神賠償。我們審委會討論時，曾經遇到過這樣的案子，但是他沒有提死亡補償費。結果我們下面有的法院說，精神賠償不能賠，死亡補償你又沒提，根據民事案件“不告不理”的原則，就簡單地賠了幾萬塊錢拉倒。上訴到高院，我們高院也有同志提出來，說：精神賠償提了，沒有依據，駁回了，而死亡賠償金又沒有提，沒有提出我們又沒有辦法判。這里就涉及到一個理念的問題，怎么在刑事訴訟過程當中保護被害人權利？我們應當告知當事人，法律規定可以獲賠什么東西。告了以后當事人仍舊堅持那樣，那是當事人的問題；沒有告知，則說明我們法官理念上有問題，說明我們司法為民的理念不牢固。另外，還有對證人的問題，很多文章強調，要保護被告人權利，保護被告人沉默權，但又反對證人的沉默權，證人不能沉默，知道就得說，不說就是違法，這里頭也涉及到理念問題。涉及到的例子很多，講起來時間很長，我就不展開講了。在刑事司法當中的處罰權，定罪量刑也是人權問題，畸輕畸重都涉及到人權問題，不僅涉及到被告人的人權，也涉及到被害人的人權，涉及到公眾的人權，所以是一個非常廣泛的概念，我們不能簡單地來講人權保護誰。

3、死刑二審開庭要解決的問題要解決的就是人權問題。最高人民法院肖揚院長在講到死刑二審開庭意義時講到五個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和減少死刑。我們在政法委匯報的時候，政法委提出來，提高高院匯報的事情很重要，但是我們之前都不知道你們為什么要二審開庭，政法委都不知道，你們應該向司法各家的領導說清楚，也應該向你們下面法院的領導說清楚，為什么要二審開庭？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2008年我們國家要簽署《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根據這個公約，我們要向全世界公布我們的死刑數字，而現在我們的死刑數字很大。所以中央在聽取最高法院匯報以后強調：我們要保留死刑，但要控制死刑，慎重地適用司法，我們要依法治國，并不是殺人越多越好。構建和諧社會，死刑數字一定要逐步降下來。這是中央作出的一個重大決策。涉及到我們國家最后公布死刑數字以后，我們在人權斗爭當中怎么樣處于一個主動的地位。所以死刑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最高法院想通過二審開庭壓縮一部分死刑，然后最高法院再收回核準權，爭取在2008年以前把死刑數量降到一定的范圍，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決策，我們很多同志不知道，也不可能說，最高法院不可能在公開場合說這個事情，但是作為我們來說，死刑案件二審開庭是最高法院控制減少死刑的一個手段、一個步驟，它的意義非常深遠，關系到我們國家的政治形象，關系到我們國家的信譽，關系到中央的決策能不能夠實現，所以我想借這個機會，也跟同志們把這個事情溝通以下。

我的發言完了，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