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進步影響勞動關系演變的內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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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關技術進步與勞動關系的觀點，將人工智能視作一種技術進步，探討了人工智能推動勞動關系演變的內在邏輯。最終得出，人工智能對勞動關系演變的影響機制主要有：第一，人工智能本質上是一種技術進步，對勞動關系的影響并未超越馬克思有關技術進步、資本有機構成與勞資關系演化的基本邏輯；第二，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新興勞動形式缺乏勞工組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資博弈可能出現資本主導的單邊演變趨勢；第三，國際資本流動機制引起的勞動關系演變更為復雜；第四，人工智能技術從研發到成熟的不同階段所帶來的預期超額利潤經歷了從實現到消失，期間也會引起勞資雙方的關系變化。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人工智能；勞動關系；技術進步；技術溢出

1引言

人工智能技術背景下，資本提供生產資料、勞方提供勞動力使用權的傳統二元格局被打破，勞動者對企業的從屬程度不斷降低，勞動關系也隨之發生變化。特別是以線上智能化就業為主要形式的“新就業方式”，如零工勞動、遠程勞動、共享勞動和委托勞動等新型的勞動組織形式，超越了當前勞動關系的法律調整規制范疇。由此在人工智能背景下所凸顯的一些勞動關系糾紛現象與勞資爭議問題也引起了社會各界對勞動關系建設的關注，可見在人工智能不斷深化普及的背景下，研究人工智能對勞動關系的影響，不僅有助于推動我國新時期人工智能技術的穩健發展與合理應用，而且對于構建新時期高質量的和諧勞動關系具有現實意義。

2文獻綜述

從學術界當前研究來看，有關人工智能對勞動關系影響的文獻主要從人工智能作為技術進步對勞動替代角度展開，探討人工智能技術對勞動關系各方面內容的影響。首先是人工智能與勞動組織方式的研究：田思路、劉兆光(2019)指出，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勞動形態呈多元化的演化趨勢，并可能出現出全面非典型化的特征[1]；劉大衛(2020)指出，人工智能的普及應用會對傳統穩定的勞動關系形成侵蝕[2]。其次是人工智能對勞動收入分配的研究：AcemogluRestrepo(2017)研究顯示，人工智能及生產自動化加劇了工資的不平等，但對工資的總效應和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并不確定[3]；蔡躍洲、陳楠(2019)的研究顯示，在人工智能推進中，勞動份額在初次分配中在所占份額將發生降低[4]。再次是人工智能與勞動就業的研究：Katz&Margo(2014)基于美國的研究顯示，使用工業機器人替代人類工作崗位產生的擠出效應會引起勞動力相對剩余[5]；朱巧玲、李敏(2018)研究發現，人工智能對體力勞動、腦力勞動及智力勞動均存在替代效應，其中體力勞動的替代效應最大。最后，是人工智能與勞動法律法規的研究[6]：王從烈(2018)指出，人工智能將對現有勞動保護法的構成要素帶來挑戰[7]；田野(2018)重點強調了在人工智能背景下現行勞動法應進行系統化的因應性調整，尤其是完善失業救濟和社會保障法制[8]。綜上可知，現有的研究主要探討人工智能對勞動關系的影響，缺乏對影響機制的深入分析，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角下，人工智能作為一種技術進步影響勞動關系內在邏輯主要是通過影響生產關系中的資本有機構成來實現。基于此，本文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有關技術進步與勞動關系演變的經典論述展開，重點分析人工智能對勞動關系的影響機制。

3人工智能影響勞動關系演變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基礎

馬克思指出：“生產方式的變革，在工場手工業中以勞動力為起點，在大工業中以勞動資料為起點。”也就是說，人類社會從工場手工業階段向機器大生產跨越的過程中，以機器為代表的技術進步改變了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的結合方式，使生產過程發生了質的改變，大幅提高了勞動社會生產力。技術進步與應用作為社會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推動生產關系特別是勞動關系做出相應調整，勞動組織形式及其勞動結構都伴隨著變革。馬克思指出，相較于手工業，機器代表著巨大的技術進步，其形成的“大工業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學并入生產過程，必然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9]。這種技術進步帶來的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將引起積累過程中可變資本所占比例趨于減少，將對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的勞動市場和勞動關系帶來重大影響。馬克思認為，機器作為資本承擔者，成為把工作日延長至超過一切自然界限的有力手段，直接使勞動力維持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減少，降低勞動力的價值，提高剩余價值率，增加相對剩余價值，使得勞資雙方的勞動關系更為對立緊張。

4人工智能影響勞動關系演變的動力機制

4.1技術進步對勞動力的替代機制

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論述中，資本有機構成的概念科學地解釋了技術進步與勞動之間的替代效應。由于人工智能技術在本質上仍屬于一種技術進步，因此人工智能對勞動關系的影響機制并未脫離馬克思有關機器大生產對勞動力替代的基本邏輯。在人工智能時代，技術進步對勞動力的替代作用取決于雇主和勞動力對生產活動控制權的爭奪，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價值，資本方會加大人工智能技術的研發與普及，并通過某些環節的智能化生產替代工人，強化對生產過程的控制，獲取勞資談判中的主動權。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推廣與普及，智能化機器對勞動力的替代進一步提高資本的有機構成，并將導致勞動力市場出現供過于求的狀態，此時勞資關系中資本家居于主導地位。由于任何時代的技術進步均不能完全實現對勞動力的替代，因此在新技術的應用過程中，不能被替代的那部分生產環節的勞動者將逐漸掌握這些技術的應用能力，并通過學習過程向市場擴散這一技能，當勞動者對那些新技能及不能被機器替代的勞動技能掌握到一定程度之后，便具備了同雇主談判的能力，勞動關系將再一次發生變化。

4.2勞動者與雇主的市場博弈機制

勞動者與雇主資本家之間的市場博弈機制，是指在技術革命發生時，生產活動中的生產資料(或技術條件)及由此引起的經濟環境發生變化后，雇主與勞動者之間的市場地位和談判能力同樣會發生相應的變化，由此導致勞資雙方互相博弈以取得更有利于自己的價值分配方式，并引起勞動關系變化的過程。尤其是勞資雙方的博弈策略均包括合作性博弈和非合作性博弈，如何選擇適當的博弈策略直接影響勞動關系的演變路徑。勞工組織的存在，一方面能夠通過聯合提高勞動者的談判力量，另一方面能夠形成較為一致的博弈策略，有助于同雇主達成新的勞資關系。在人工智能技術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隨著部分產業的智能化生產程度不斷加深，勞資雙方的市場博弈形式呈多樣化趨勢，并引起了勞動關系的變化。在現代市場經濟調節中，勞資之間的博弈不再是勞動者個人同雇主間的直接對話，通常表現為工會組織和資本家代表之間的談判。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勞動關系的復雜化與非典型性特征，將導致現有的勞資博弈機制發生變化，尤其是智能化階段以互聯網信息虛擬空間為載體的零工勞動、遠程勞動、共享勞動和委托勞動等，缺乏統一的勞動組織形式。因此，在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勞動關系博弈過程中，這些具有智能生產化特征的勞動者如何形成具有代表性的勞工組織，并參與勞資談判過程，將直接影響勞動關系的調整方向。

4.3國際市場的技術溢出機制

國際市場的技術溢出機制，是指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發生技術革命時，先進技術所在國的跨國公司憑借技術優勢，根據東道國狀況調整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產業布局和技術應用，從而影響東道國的國際貿易和資本凈流動，并對東道國的勞動關系產生影響的過程。這一機制的發生關鍵在于，勞動保護的國別間差異為跨國投資提供了強化對勞工的控制、削弱工會力量的有效途徑[10]。一般而言，這類跨國公司的投資活動主要為技術先進和產業高端的國家或地區向技術相對落后或產業低端的國家或地區轉移。對東道國而言，先進技術和產業轉移帶來的經濟增長效應將推動東道國勞資關系進入相對和諧的周期。而在人工智能時代，不同領域人工智能技術由不同國家主導，因此在不同行業的國際市場上，由于不同國家均有相對領先地位的智能化技術優勢，新技術在國際市場上的溢出機制具有交叉性，從而導致這種由于國際市場上技術外溢效應帶來的勞動關系變動表現得更為復雜。

4.4技術更迭周期的內在機制

技術更迭周期的內在機制，是指技術本身從研發到普及應用再到衰退直至被淘汰的過程，具有內在周期性，伴隨著技術的階段性，技術所處的不同周期對應技術的產業應用狀況，同樣會對生產過程中的勞動關系產生影響，特別是在新技術的研發初期與技術成熟后的衰退期，相關產業的勞動關系變動更為明顯。通常情況下，在新技術的研發應用初期，由于新技術應用帶來的預期超額利潤和市場潛力，雇主資本家更愿意維持一個相對和諧的勞資關系。隨著新技術的成熟應用和普及，新技術使用帶來的超額剩余價值開始消失，此時勞資之間開始出現矛盾，勞動關系進一步激化。當新技術進入衰退期，技術投入無法給雇主帶來更多利潤，技術的邊際產出遞減效應將導致勞資雙方關系對立，直到新一代技術研發使勞資關系緩和。由于人工智能還處于初期研發階段，勞動關系整體上處于和諧階段，新興的智能化產業與新型勞動形式還處于新技術的邊際產出遞增階段，新價值的增加為勞資雙方維持穩定的合作狀態提供了基礎。

5結語

本文將人工智能視為新時期一種替代人力勞動的技術進步，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關技術進步與勞動關系演變的經典觀點，探討了人工智能背景下技術進步推動勞動關系演變的內在動力機制。首先，人工智能作為一種部分替代腦力勞動的技術進步，并未超越馬克思有關技術進步與勞動關系演變的論述，“機器替人”的動力機制體現為馬克思有關技術進步、資本有機構成與勞資關系演化的基本邏輯；其次，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資雙方博弈過程直接引起勞動關系的演化，尤其是人工智能時代所催生的新興勞動關系，缺乏勞工組織條件下的勞資博弈過程將可能出現資本主導的單邊勞動關系演變趨勢；再次，在開放經濟條件下，新技術隨著國際資本的流動會對東道國的勞動關系產生影響，而處于研發初期的人工智能在不同國家具有主導性技術的情況下，相關產業資本流動的東道國勞動關系演變將更為復雜；最后，新技術從研發到被淘汰的整個過程中，技術本身的周期性迭代會影響勞動關系的演化趨勢，即人工智能技術的不同階段帶來的市場預期超額利潤從實現到消失的過程也會引起勞動關系的演變。

參考文獻

[1]田思路,劉兆光.人工智能時代勞動形態的演變與法律選擇[J].社會科學戰線,2019(2):212-221+282+2.

[2]劉大衛.人工智能背景下人力資源雇傭關系重構及社會影響分析[J].云南社會科學,2020(1):47-52.

[3]AcemogluD,RestrepoP.RobotsandJobs:EvidencefromUSLaborMarkets[J].NBERWorkingPa-pers,2017(17):1-88.

[4]蔡躍洲,陳楠.新技術革命下人工智能與高質量增長、高質量就業[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9(5):3-22.

[5]KatzLF,MargoRA.TechnicalChangeandtheRelativeDemandforSkilledLabor:TheUnitedStatesinHistoricalPerspective[J].NBERChapters,2014:15-57.

[6]朱巧玲,李敏.人工智能、技術進步與勞動力結構優化對策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8(6):36-41.

[7]王從烈.加快推進人工智能勞動法治保障建設的對策研究[J].南京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5):54-62.

[8]田野.勞動法遭遇人工智能:挑戰與因應[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6):57-64.

[9]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0]劉思源.技術革命推動的勞動關系演化研究[D].天津:天津財經大學,2019(12).

作者：李保民 王更 單位：河南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