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與王夫之性情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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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朱熹主張“惻隱是情”“四端皆情”，強調道德情感與道德理性的互動。王夫之則嚴格區分“四端”“七情”，批評朱子“以性為情、以情知性”，混淆了性與情、道心與人心的界限，認定已發的道德情感仍然是“性”而不是“情”。王夫之對于“情”的警惕防范，超過了朱子。兩人均認同情才本于性，但朱子的思考重點是“心”“性”“情”一體三分，王夫之的思考重點則是以“性”（道德理性）為軸心，從“性”“氣”二本出發來說明“情”“才”的善與不善，力圖通過“正情”“盡才”“功效”以“盡性”。

關鍵詞：心；性；情；才

王夫之（1619－1692）如朱熹（1130－1200）一樣，十分重視《四書》的創造性解讀，亦通過訓釋《四書》發揮自己關于“心性情才”的看法。本文試圖對二者的性情論略作比較，重點圍繞著“四端”是否為“情”而展開。

一、朱子的“四端皆情”論

朱子認為，“四端”是情，“七情”也是情，均是性之所發。他認為性是根，情是芽，性是未發，情是已發。有這性便發出這情，因此情而見得此性。朱熹《孟子集注》：“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于外也?！保ň砣╆惔荆?159-1223）《北溪字義》：“情與性相對。情者，性之動也。在心里面未發動底是性，事物觸著便發動出來是情。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其大目則為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中庸》只言喜怒哀樂四個，孟子又指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四端而言，大抵都是情。性中有仁，動出為惻隱；性中有義，動出為羞惡；性中有禮智，動出為辭遜、是非。端是端緒，里面有這物，其端緒便發出從外來。若內無仁義禮智，則其發也，安得有此四端？大概心是個物，貯此性，發出底便是情?！保ň砩希┲熳又鲝?，仁、義、禮、智等蘊藏在心里的德性，發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等情緒、情感。

陳淳的《字義》是相當忠實于朱子思想，特別是《集注》之精神的。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朱子至少把“情”分為兩部分，一是“七情”，一是“四端”。陳來說，朱子之“情”可以三分，“一是指作為性理直接發見的四端，二是泛指七情，三是更包括某些具體思維在其內?！盵1]（p149）陳說是有根據的。我們這里主要討論前兩種“情”，尤其是四端之情。朱子說：“四端皆是自人心發出。惻隱本是說愛，愛則是說仁。如見孺子將入井而救之，此心只是愛這孺子。惻隱元在這心里面，被外面事觸起。羞惡、辭遜、是非亦然。格物便是從此四者推將去，要見里面是甚底物事?！保ā吨熳诱Z類》卷五三）

從以上引文不難發現，第一，朱子把仁、義、禮、智作為天所賦予的，人之所以為人的內在本性、本質或道理，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等四端，恰好是上述性、理必然要展示和表現出來的東西，也是人之性、理的外在化、客觀化或實現過程，及其過程之中情感、情緒的伴隨。第二，仁、義、禮、智屬今人所謂道德理性，四端屬今人所謂道德情感，二者相輔相成，相伴而行，皆統屬之于“一心”。

所謂“心統性情”是什么意思呢？按朱熹對張載（1020－1077）“心統性情”的理解和發揮，就是指“心”主宰、統攝、包含、具有性情。一方面，朱子對心、性、情三者作了區分，尤其指出心與性情的差異；另一方面，他又肯定三者的統合、一致。“然心統性情，只就渾淪一物之中，指其已發、未發而為言爾；非是性是一個地頭，心是一個地頭，情又是一個地頭，如此懸隔也。”“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籠統與性情為一物，而不分別也。”（《朱子語類》卷五）三者既渾淪一體，又有區別。朱子強調，心涵蓋了性情，心之未動為性，已動則為情。性即是理，情是發用處，心就是管攝性情的。心主乎性而行乎情。心該備通貫，主宰運用。“心統性情”的“心”是“心之體”，是道德本心，不是指人的思慮營為的自然之心，但又離不開自然之心。這種道德本心未發動、未表現出來時，不過是人心所先驗地具有的一應當如此做的道德律則、命令，這就是“性”或“理”。這種道德本心“隨人心思慮營為、喜怒哀樂之活動而起用時（已發），它使思慮營為、喜怒哀樂在在皆合乎天理，在在皆是愛人利物而不是害人殘物。這時，它表現自己為惻隱、是非、辭讓、羞惡等道德之情”。[2]（p87）本心中的道德理性與道德情感是不離不雜的。道德理性是道德行為的根據，沒有道德理性（性、理），道德情感（情）就無從發生。反之，沒有道德情感，道德理性就沒有掛搭處；沒有道德情感的能動性沖力，道德理性也無從抒發、實踐出來，也就不可能有什么道德行為。

因此，從程頤（1033-1107）的“仁情”出發，朱子認為“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薄叭适菒壑?，愛是仁之用。未發時，只喚做仁，仁卻無形影；既發后，方喚做愛，愛卻有形影。未發而言仁，可以包義禮智；既發而言惻隱，可以包恭敬、辭遜、是非。四端者，端如萌芽相似，惻隱方是從仁里面發出來底端?！保ā吨熳诱Z類》卷二十）“舊看五峰說，只將心對性說，一個情字都無下落。”（《朱子語類》卷五）“李翱復性則是云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乃釋氏之說，陷于其中不自知?！保ā吨熳诱Z類》卷五九）

朱子批評李翱（772-841）的“滅情以復性”論，批評胡宏（1105-1155，一作1102-1161）“只將心對性說”，凸顯情，處理心、性、情的關系，說到底，是要在不把性、理混同于、降低為情、氣的前提下，解決性、理的實踐性問題，尤其是解決道德實踐的動力問題，因此，他必須借助于情、氣來激活性、理，使性、理變死為活。

朱子認為性是體，是形而上者，情是用，是形而下者，又將孟子四端之說分析為三層：惻隱是情，仁是性，惻隱之心是仁之端，不即是仁。正如劉述先先生所說，“朱子則將超越的性理與實然的情氣分解為二。”[3]（p220）但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看到，朱子仍不忘記超越、應然的性、理，與內在、實然的情、氣的貫通。因此，他才強調“情不是反于性，乃性之發處?！保ā吨熳诱Z類》卷五九）仁是性，惻隱是情，惻隱是仁發出的端芽，程子將其譬如為谷種，谷之生生發展的道理是性，發為萌芽是情。朱子說：“性對情言，心對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動處是情，主宰是心。大抵心與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此處最當體認。”“有這性，便發出這情；因這情，便見得這性。因今日有這情，便見得本來有這性。”“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惻隱、辭遜四端之善則可以見其性之善，如見水流之清，則知源頭必清矣。四端，情也，性則理也。發者，情也，其本則性也，如見影知形之意?！保ā吨熳诱Z類》卷五）

足見朱子雖然有分析、分解的知識理性，將心、性、情三分，或者把性與情按理與氣、形上與形下、體與用、未發與已發的層次架構加以二分，但實際上在分析之后仍然統合而言之。既然性是心之理，情是性之動，心是性情之主，那么，我以為，朱子之“心”就不僅僅是一“經驗實然之心”[3]（p197）。如果說孟子不講心性之分界，從超越的層面（或立場）講心性情的直接統一的話，那么，朱子并不僅僅是從經驗實然的層面（或立場）講心性情的分別與統一的。朱子的“心”是一身之主宰，兼攝體用，兼攝超越形上之性、理與實然形下之情氣。此所謂“一心”，具眾理者乃其體，應萬事者乃其用，寂然不動者乃其體，感而遂通者乃其用。體即所謂性，以其靜者言；用即所謂情，以其動者言。朱子之“一心”實際上涵蓋形上、形下兩層，即此“心”既是超越層面的本然之心，又是經驗層面的實然之心，是二者之統合。“心”本身一體兩面，既存有又活動。實然形下的“心”具有活動作用的能力，由此體現超越形上之“心”，但又不是禪宗的“作用見性”。在朱子的“心”論中，特重“志”的導向?！爸尽睘椤靶闹?，使“心”全幅地趨向一個目的，決然必欲得之。故而人必須立志。

二、王夫之的“四端非情”論

現在我們再來看王船山的批評意見?？偟恼f來，船山在“四端七情”的問題上，認定四端是性，七情是情，四端“可以心言而不可謂之情”；以性為道心，情為人心，批評朱子“惻隱是情”“四端皆情”的主張，反對將惻隱之心屬之于愛，認為惻隱即是仁，非謂惻隱之可以為仁。

王夫之認為，孟子不曾將情、才與性等量齊觀，“言性以行于情、才之中，而非情、才之即性也”?！懊献友浴異烹[之心，仁也’云云，明是說性，不是說情。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雖其發也近于情以見端，然性是徹始徹終與生俱有者，不成到情上便沒有性！性感于物而動，則緣于情而為四端；雖緣于情，其實止是性?！薄皭烹[即仁，豈惻隱之可以為仁乎？（自注：有擴充，無造作。）若云惻隱可以為仁，則是惻隱內而仁外矣……故以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性也，而非情也。夫情，則喜、怒、哀、樂、愛、惡、欲是已?！保ā蹲x四書大全說》卷十）

王夫之嚴格區分“四端”“七情”，嚴格區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與喜、怒、哀、樂的界限，指出：“學者切忌將惻隱之心屬之于愛，則與告子將愛弟子之心與食色同為性一例，在兒女情上言仁……惻隱是仁，愛只是愛，情自情，性自性也。”“情元是變合之幾，性只是一陰一陽之實。情之始有者，則甘食悅色；到后來蕃變流轉，則有喜怒哀樂愛惡欲之種種者。性自行于情之中，而非性之生情，亦非性之感物而動則化而為情也?！薄扒楸闶侨诵模员闶堑佬?。道心微而不易見，人之不以人心為吾俱生之本者鮮矣。故普天下人只識得個情，不識得性，卻于情上用工夫，則愈為之而愈妄。性有自質，情無自質……無自質則無恒體……無質無恒，則亦可云無性矣。甚矣，其逐妄而益狂也！”（《讀四書大全說》卷十）足見王夫之對“情”防范甚嚴，害怕情的泛濫。他把性與情的區別，視為道心與人心的區別。在關于“情”的界定上，他與朱子有較大的分歧。

在《孟子·告子上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敝熳ⅲ骸扒檎?，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保ā睹献蛹ⅰ肪硎唬┩醴蛑苯优u朱子：“《集注》謂‘情不可以為惡’，只緣誤以惻隱等心為情，故一直說煞了。若知惻隱等心乃性之見端于情者而非情，則夫喜怒哀樂者，其可以‘不可為惡’之名許之哉！”“朱子未析得‘情’字分明，故添上‘不可以為惡’五字，而與孟子之旨差異?！保ā蹲x四書大全說》卷十）按，朱子認為，性如水，情如水之流。情既發，則有善有不善。性即理，自無不善，一旦要作為，則關涉到氣與情，則有善與不善。朱子認為，天所命于人的理，人生來具有的理，人所受以為性，其主要方面是仁、義、禮、智四者，本只善而無惡。在先驗、應然的層面，人性為善。但人有氣稟不同，在經驗、實然的層面有善有惡。至若四端之情，本于仁義禮智發出來，性善則情亦善，性善則才亦善。

在這里，朱子一方面按孟子的思路，講本然之性善，由此發出的情亦善，才亦無不善。這是從天命之性講的。另一方面，朱子又從氣質之性上講，情既發出，則有善有不善；才本是善，但為氣所染，故有善有不善。朱子認為，孟子說情、才，是從本然之性上講的，不如張載、二程講得完備。張、程從氣稟上解釋人在經驗事實層面上的善惡，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從氣質的層面來說，情、才有善、不善之分。孟子是從大本處理會，二程則兼性與氣說，方盡此論。

王夫之批評程子的氣稟說，認為“情”既由“性”生，則與“性”有離有合，差別甚大?！扒橹谛浴?，猶子之于父、竹之于筍。“喜、怒、哀、樂之與性，一合一離者是也。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但可以心言而不可謂之情，以其未發時之所存者，只是一個物事也。性，道心也；情，人心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道心也；喜、怒、哀、樂，人心也。”（《讀四書大全說》卷八）未發時的怵惕惻隱與愛親敬長之心，固然是性；乍見孺子時怵惕惻隱之動于心，也即是性?！鞍l而始有、未發則無者謂之情，乃心之動幾與物相往來者，雖統于心而與性無與。即其統于心者，亦承性之流而相通相成，然終如筍之于竹，父之于子，判然為兩個物事矣?！薄按蟮植簧浦詠恚谇槭加卸詣t無。孟子言‘情可以為善’者，言情之中者可善，其過、不及者亦未嘗不可善，以性固行于情之中也。情以性為干，則亦無不善；離性而自為情，則可以為不善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固未嘗不入于喜、怒、哀、樂之中而相為用，而要非一也。”（《讀四書大全說》卷八）按，朱子認為未發是性，已發是情，而王夫之則認為，已發的道德情感也是性，不能把性與情相混淆。四端之心與喜怒哀樂相互作用，但兩者畢竟不是一回事。船山警惕著離性之情，堅持四端為性而非情。

三、朱王性情論之分歧

至此我們不難看出船山與程朱在性情論上的分歧。對于人在事實經驗層面的不善，程朱是從氣稟上解釋的，而船山仍然是從情對于性的偏離來立論的。情不偏于性，以性為中心，性行于情之中，則無不善；離開性而自為情，則可以為不善。王船山認為，朱子所謂“情之中節”為善，“不中節”便有不善的提法也是有問題的，因為“中”、“節”是“性”的功能，非“情”自身有此種功能。“今以怵惕惻隱為情，則又誤以性為情，知發皆中節之‘和’而不知未發之‘中’也。（自注：言‘中節’則有節而中之，非一物事矣。性者節也，中之者情也，情中性也。）曰由性善故情善，此一本萬殊之理也，順也。若曰以情之善知性之善，則情固有或不善者，亦將以知性之不善與？此孟子所以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見端于心者言性，而不于喜、怒、哀、樂之中節者徵性也。有中節者，則有不中節者。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固全乎善而無有不善矣。”“蓋以性知天者，性即理也，天一理也，本無不可合而知也。若以情知性，則性純乎天也，情純乎人也，時位異而撰不合矣，又惡可合而知之哉？故以怵惕惻隱之心為情者，自《集注》未審之說。觀《朱子語錄》所以答或問者，則固知其不然矣?！保ā蹲x四書大全說》卷八）今查《朱子語類》，朱子仍主張“四端”為情，與《集注》一致。

船山認為，朱子犯了“以性為情”、“以情知性”的錯誤，而性、情分屬天、人，這種混淆很可能導致“情”的僭越，“情”對“性”的侵蝕。他認為，如盡其情，則喜怒哀樂愛惡欲熾然充塞，其害甚巨。與王船山對“情”之防范相反，朱子之“性情論”，給“情”以相當之地位。因為朱子認識到，“情既滅了，性便是個死底性，于我更何用？”（《北溪字義》卷上）朱子借助于“四端”等道德情感作為道德實踐的動力。

王夫之非常清楚情、才的能動作用，也清楚朱子在對“情”的控御上有獨到的工夫論。王夫之與朱子一樣，也十分重視“志”和“立志”。但他堅持認為，“情”是無質、無恒、無節的，由情無法知性知天，所以根本上應強調“盡性”。他說：“告子之流既不足以見吾心固有之性，而但見夫情之乘權以役用夫才，億為此身之主，遂以性之名加之于情。釋《孟子》者又不察于性之與情有質無質、有恒無恒、有節無節之異，乃以言性善者言情善。夫情茍善，而人之有不善者又何從而生？乃以歸之于物欲，則亦老氏‘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之緒談。抑以歸之于氣，則誣一陰一陽之道以為不善之具，是將賤二殊，厭五實，其不流于釋氏‘海漚’、‘陽焰’之說者幾何哉？”“愚于此盡破先儒之說，不賤氣以孤性，而使性托于虛；不寵情以配性，而使性失其節。竊自意可不倍于圣賢，雖或加以好異之罪，不敢辭也?！保ā蹲x四書大全說》卷十）船山主張德性與德氣的互動，由于氣的參與，道德理性不至于流于虛空，但他不同意情與性的配制，深恐情的波瀾導致道德理性的旁落。

船山認為，人之不善，不能歸之于物欲，不能歸之于陰陽二氣五行，不善仍是人的“情”之罪。當然，船山對“情”也有兩分法：“不善雖情之罪，而為善則非情不為功。蓋道心惟微，須藉此以流行充暢也。（自注：如行仁時，必以喜心助之。）情雖不生于性，而亦兩間自有之幾，發于不容已者。唯其然，則亦但將可以為善獎之，而不須以可為不善責之。故曰‘乃所謂善也’，言其可以謂情善者此也。（自注：《集注》釋此句未明，蓋謂情也。）”“功罪一歸之情，則見性后亦須在情上用功?！洞髮W》‘誠意’章言好惡，正是此理。既存養以盡性，亦必省察以治情，使之為功而免于罪?！都ⅰ吩啤噪m本善，而不可無省察矯揉之功’，此一語恰合。省察者，省察其情也，豈省察性而省察才也哉！”“若不會此，則情既可以為不善，何不去情以塞其不善之原，而異端之說由此生矣。乃不知人茍無情，則不能為惡，亦且不能為善。便只管堆塌去，如何盡得才，更如何盡得性！”（《讀四書大全說》卷十）

船山并非排情，他批評釋老“去情”的主張，充分肯定“情”在為善、盡才、盡性中的功勞?！暗佬摹薄⒌赖吕硇?，要靠“情”流行充暢，“情”是道德理性的動力。他同意宋儒倡導的修養工夫，即以省察治清，防止“情”的泛濫，避免流于不善。在這兩方面，船山與朱子其實都是一致的。船山之所以批評朱子，乃是認為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乃所謂善也”（船山有時斷為“情則可以為善，乃所謂善也”），是專就“盡性”而言的，朱注“四端即情”的主張，混淆了性與情的界限，走的是一條“以性為情”“以情知性”的路子，否定了“性”是徹始徹終地伴隨、調節、指導“情”的。因為“性”有自質、恒體、節度，“性”自然行于“情”中，不是“性”生出“情”，“性”感物而化為“情”。然而“情”則無質無恒無節，蕃變流轉，逐妄而益狂。這樣，把“惻隱”等“四端”釋為“情”，就十分危險。船山說，孟子性善情善論，是專就盡性而言，他自己所謂“不善者情之罪”，只是專就不善者而言的。孟子“道其?！保救藙t“盡其變”。他認為“情之本體”，如杞柳、湍水，居于為功為罪之間，無固善固惡，靠人的修養而引導、決定。根本上，他是以“盡性”為本，主張“奉性窮理”“奉性盡心”的路線，“盡性”的工夫就是“存養”“省察”。船山并不把情緒、情感劃分為道德情感與非道德情感，情就是情，性就是性。

程顥（1032-1085）、程頤都以惻隱、四端為“情”。朱子認為，“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問：“看得來如喜怒愛惡欲，卻似近仁義?！痹唬骸肮逃邢嗨铺?。”（《朱子語類》卷五十三）由此看來，程朱都認為，四端與七情均是情，但是兩種有區分的情。一為理之發，一為氣之發。朝鮮李朝的性理學者有所謂“四七之辨”，李退溪（1502-1571）以四端為純善，而七情則善惡未定，把情分為本然之情與氣質之情。李栗谷（1536-1584）則認為，四端之情與七情之情并無不同，均是氣發，氣發則理乘之。[4]看來船山與他們都有不同，他否定四端為“情”，把道德理性的未發、已發都執定為“性”，由性情之分別來區分四端與七情。他認為，性行于情之中，惻隱、羞惡之心（性）常常入于喜怒哀樂（情）之中，并以后者為用。不離性之情為善，離性之情則為不善。

四、朱王“情才論”的比較

在朱子看來，情、才與人性的本體有著密切的聯系，性與情、才亦是不離不雜的。朱子、船山在討論《孟子·告子上篇》的“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這句話及相關段落時，均有不少發揮。朱子認為，才與情一樣，也是性中所出，因而無不善，但為氣所染，故有善不善。

“問：‘情與才何別？’曰：‘情只是所發之路陌，才是會恁地去做底。且如惻隱，有懇切者，有不懇切者，是則才之有不同?！謫枺骸绱?，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為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于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于天，才稟于氣’，是也。只有性是一定。情與心與才，便合著氣了。心本未嘗不同，隨人生得來便別了。”“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朱子語類》卷五）

朱子批評了“才出于氣，德出于性”的說法，重申才也是性中出的，德也是有是氣而后有是德。有才能的人出來做事業，也是它性中有了，便出來做得。但溫厚篤實便是德，剛明果敢便是才。他認為，人的才能與才氣之所稟的多寡有關。他又認為，能為善而本善者是才。他不同意“能為善便是才”的說法，因為按這種說法，則“能為惡亦是才”。（《朱子語類》卷五）在這里，朱子不承認偏離道德理性的能力是所謂“才”。那么，是不是“才”就沒有善惡呢？朱子對這個問題有兩層的分析，其大意是，就天命之性而言，“才”無不善，就氣質之性而言，“才”有善有惡。

“問：‘孟子言情才皆美，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染污，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白者，未染時只是白也?！薄懊献友圆?，不以為不善。蓋其意謂善，性也，只發出來者是才。若夫就氣質上言，才如何無善惡？”“問：‘孟子論才專言善，何也？’曰：‘才本是善，但為氣所染，故有善、不善，亦是人不能盡其才。人皆有許多才，圣人卻做許多事，我不能做得些子出。故孟子謂：‘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朱子語類》卷五十九）

朱子認為，孟子言才，正如言性，是本然的，不如程子分理氣來說才。孟子專指出于“性”之“才”，程子兼指其稟于氣者言之。才之初無不善，但人之氣稟有善惡，故其才也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為出于性；程子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稟于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為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子、程子、張子，方始說到氣上。要之，須兼是二者言之方備。”（《朱子語類》卷五十九）

程子以氣之清濁論才之清濁。朱子指出，性、氣雖同出于天，但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故性無不善，而才有善有不善。情、才同出于性，同屬于心。情才顯性，即在道德實踐的過程中，情才都具有能動性，使道德本性展示出來。但情是動，才是力，情是感動、發抒，才是才質、才能、能力、氣力?！安拧蹦苁埂笆聵I”成就出來。

就“心”之具性而統性，顯性而統情才而言，就情、才本于性、出于性、顯示性而言，就以上下兩層說明情才之善與不善而言，船山與朱子并沒有什么分歧。王夫之說：“唯性生情，情以顯性，故人心原以資道心之用。道心之中有人心，非人心之中有道心也。則喜、怒、哀、樂固人心，而其未發者，則雖有四情之根，而實為道心也。”（《讀四書大全說》卷二）

“才之所可盡者，盡之于性也。能盡其才者，情之正也；不能盡其才者，受命于情而之于蕩也。惟情可以盡才，故耳之所聽，目之所視，口之所言，體之所動，情茍正而皆可使復于禮。亦惟情能屈其才而不使盡，則耳目之官本無不聰、不明、耽淫聲、嗜美色之咎，而情移于彼，則才以舍所應效而奔命焉?！保ā蹲x四書大全說》卷十）

“蓋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其體微而其力亦微，故必乘之于喜怒哀樂以導其所發，然后能鼓舞其才以成大用。喜怒哀樂之情雖無自質，而其幾甚速亦甚盛。故非性授以節，則才本形而下之器，蠢不敵靈，靜不勝動，且聽命于情以為作為輟，為攻為取，而大爽乎其受型于性之良能?！保ā蹲x四書大全說》卷十）

“情以御才，才以給情。情才同原于性，性原于道，道則一而已矣。一者，保合和同而秩然相節者也。始于道，成于性，動于情，變于才。才以就功，功以致效，功效散著于多而協于一，則又終合于道而以始，是故始于一，中于萬，終于一?！保ā吨芤淄鈧鳌肪硭模?/p>

按，船山指出，心包含了情、才，性行于情、才之中。心感于物而動，喜怒哀樂乘機而起，是謂“情”；情起以后，耳目心思效其能，以成乎事者，謂之“才”。人的氣質之應物、顯性的能力是“才”。“由情才顯性，而見氣之載理。氣之載理為心，理為性，故情才皆原于性，皆統于心，皆出于氣也。”[5]就“性與才”的關系而言：受命于天，靜而無為的本體是“性”，成之于人，動而有為的功用是“才”。就“性情才”的關系而言：“才”靠“情”啟動，“情”靠“性”調節；有“才”方能顯性于情；“情正”可以盡才，因而盡性；“情不正”則屈才，因而不能盡性?！扒椤笔恰安拧迸c“性”之間的中間環節。“情以御才”，似乎是指人的智力才干（今人或謂“智熵”）受到情感世界（今人或謂“情熵”）的調控?！安乓越o情”，似乎是指智力才干對情感生活的輔助，幫助情感乃至人的本性的達成?！安乓跃凸Α保瑒t是“盡才”所取得的“盡性”的功勞、效果。這個公式似乎是：

情

道————性性————道；

才功效

道----性----正情----盡才----功效----盡性----道

船山以張載“即氣以言心性”的思路，指出人之不善，原因不在“氣質”或“氣質之性”，而在流乎情、交乎才者之不正。這一點與程朱的思想稍有不同。他認為，“舍氣適足以孤性”，因而重視表現于生命之氣的情、才。但如上所述，船山在“性情論”上，有時顯得比朱子更保守，例如在四端之心的非情說上，恪守“性”的純潔性，不容摻假，認定情是不善的根源，批評朱子“以性為情”、“以情知性”。他不主張“賤氣以孤性”，又肯定喜怒哀樂等“人心”對于仁義禮智等“道心”的輔助作用，但強調見性之后，才能再使用情，絕不能“寵情以配性”。由王船山對李贄（1527-1602）的批判和咒罵，亦可以看出他對“情”之泛濫的深惡痛絕。船山關于正情、盡才而盡性的看法，則與朱子并無大的不同。但在“心、性、情、才”的論說上，船山偏重于以道德理性之“性”為軸心，從“性”“氣”二本論出發說明問題，而朱子則偏重以“心”“性”“情”之一體三分來說明問題。要完整地理解朱子與船山心性論的異同，還必須涉及“氣稟說”與“性習論”，在這些方面，二者分歧較大。船山批評程朱的“氣稟說”，強調“習與性成”，“性日生日成”，以另一種工夫論，對治“寵情”的偏失。然限于篇幅，這些問題只好留待另一篇文章處理。

注釋：

[1]陳來.朱熹哲學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2]金春峰.朱熹哲學思想[M]，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

[3]劉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M]，臺北：學生書局，1995.

[4]參見楊祖漢.儒家的心學傳統[M].第三章.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

[5]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M]，唐君毅全集，卷十七.臺北：學生書局，1990。

本文關鍵詞：朱熹王夫之性情論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