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文化基礎教育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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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改，小曲好唱口難開。“課改”實驗，層層推開。隆重見于禮堂、廣場者多，扎實操作于課堂者

少。是領導不重視？那數以萬金的電教設備何以堂而皇之“擺設”？是教師不熱心？那禮堂、廣場怎能座無

虛席？——其所以然者何？“知音少，弦斷有誰聽？”嘆只嘆，“月落烏啼總是千年的風霜，教育依舊不見當

年的教師。今天的教育怎樣解開昨天的桎梏，這一張舊船票已經不能登上現代教育的客船。”

教師，光環下步開怪圈。漢文化的故紙堆里，唯圓圈頗為奪目。從阿Q至死不放棄畫個圓圈的宿愿，到民族舞蹈語匯“擰傾曲圓”的特征，再到“某名師名家名某某”光環照耀的滿足，從物質到精神，從行動到心理，無不滲透圓圈文化。上世紀七十年代后期，中國教育界撥亂反正，修復尊師重教的民風，至九十年代成效喜人。手捧教書俸祿者更是高唱“太陽底下最光輝的職業”的頌歌；過“獨木橋”的千軍萬馬給師長們獻上了一頂頂“教杠”“打錠子高手”的桂冠——年深日久，尊師重教的光環罩住了中小學這塊圣地，一部分教師則不自覺地從“天地君親師”的牌位上找到了“私塾”里遺老遺少的感覺，步入了揀起傳統抗拒現代的怪圈：手里捧著滿載民主的社會、人文科學的教本，但對學生動輒得咎；口里不絕于邏輯推理，眼里卻無視學生活動的邏輯——因為課堂上我說了算，師道尊嚴；世紀之交接軌國際，要求洗腦充電，“高手”卻強辯“我先前闊過”，是“獨木橋”上的過來人，掩飾素質上的“癩瘡疤”——諱疾忌醫；素質教育的驚雷要炸開課堂堡壘，要求課堂耕耘者“精耕細作”，講究職業技能，“教杠”則自詡為“咬得到耗子的好貓”而嗤之以鼻——抱殘守缺，維護既得利益；課標取代了大綱，課改洶涌而來，滌蕩傳統中的污泥濁水，“高手”“教杠”“好貓”埋怨課標脫離實際，笑“城里人叫條凳是長凳”，仇視課改能者——抵觸課改，平衡自身的失落，維護師道尊嚴。從阿Q畫圈到現代某些人追圈，時間的流駛似乎給我們更多的是悲哀！

農耕，胚胎了狹隘保守。我國的國情是農業窮國辦大教育，中小學教師檻低、量大、質劣；教師勞動與農民勞動的粗放型特點一樣，高耗低效、廣種薄收，這是一系列連鎖反應，不可避免。近20多年收獲的精英，多被留學、外企、大公司、機關吸去，“獨木橋”上的“尾巴”，甚至“獨木橋”下的人為謀生、跳“農門”進入了中小學教師隊伍。甚或昨日擺攤租店者、村上協助治安者、躬耕壟畝者，今日可能被一聲召喚坐上教師席，明日還可能轉正，后天還可能當上校長主任什么的，全在乎撞上機遇，攀上官員，這樣才對付了“普六”“普九”。90年代后期始，更有初中畢業證都拿不到的學生才被吸去讀三年制中師或五年制小教專科，結果是師資學歷上去了，起點下來了。再說，這些新生代、后新生代，上了教學崗，心系福利保險箱，恨不得立即卸下沉重的經濟包袱。可是曾經供養他上學的家庭，將經濟重擔傳到他們身上：父母兄弟、還貸償賒；然后妻子兒子，接踵而至，雙肩負重，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尤感反差而失落。而業余時間，志趣又在輸贏大小不論的麻將、撲克上……被小農經濟浸透了的地域生活和代際參照很低的血緣關系，注定了他們不能產生重塑自我、超越自我的要求，更不能在應有的歷史高度上理解課改的緊迫性？雖然，親近孔方兄沒錯，崇尚科學也必須，二者僅是層次不同的人格追求和價值取向，可惜，在科技支撐經濟的社會，它們已經不相容。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中小學教師的如此構成和生存狀態，決定了他們難以認同先進文化。

校長，在官場與學校之間濡染。中國長期的計劃經濟，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關系學”“厚黑學”等官場文化。局長上任的優勢是關系到位而不是資質、專業業績怎樣，于是外行領導內行就在所難免了，“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也“不幸言中”了。而學校的育人宗旨，決定了學校必須依靠教育科學的內涵才能發展，這是鐵的規律，它與我們面臨的官場文化卻格格不入。校長在這樣兩種文化的沖突中能濡染成什么類型的人，直接關系到學校的育人宗旨的實現。現在的校長，極端上的一種是拜倒在權錢（人們戲稱LM）腳下的活動型，用跑關系來當上校長，用講勾兌來維持學校現狀。至于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學校如何發展，如何與現代教育接軌，都不在議事日程，因為它不關系到自己的“位子”，這樣的學校姓“錢”也姓“權”；極端上的另一種是固守節操的專家型，受命于危難之間，堅持用科學的理念塑造師生兩支隊伍，按管理科學行政治教，這樣的學校姓“教”。事實上，較多的在這二者之間，力求玩轉“中庸之道”，形成第三類型。社會學意義的價值類型在眼下的學校內呈現出三種：權力中心、物質利益中心和真理中心。與歷史上一樣，社會處于變革的啟蒙時期，權力都會強奸真理，燈籠都被罩上黑紙，這就是社會悲劇發生的歷史基礎，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專家型校長的辦學理念當然不合官場文化之“流”，也不入教師物質利益中心之“俗”，于是生存的空間越來越窄；加之，我國的校長工作并無法治環境支持，“校長負責制”早已被愈演愈烈的官場文化逼入高原。所以，這些校長就在兩種文化的拉鋸中，要么淪為活動型而自在，要么固守專家型而苦惱。近來，教育界的一些佼佼者投奔私立學校，教師流動潮又起，蓋出于此。

“新衣”，在騙子手中佯動。局長校長跑位子，老師職工想票子。課改就在教務辦，儼然“皇帝的新衣”。局里發文，主任發表，老師填表，職員統計，校長蓋章——“新衣”做好了。只是，這新衣不是給皇帝穿，而是給了家長穿、學生穿，說到底，是給他們背后的民族穿！在“多勞多得、優勞優酬”口號掩護下，教師占自習、占周末、制題海、爭分數的“應試”熱情不減。當考試分數高了，升學個數多了，上級則認定其教學質量高了；當教師的光環也隨之多了，碗里粥也隨之多了以后，則上課節數、考試分數、升學個數與光環、金額的聯系也固定了。再是校長的工作就降格為掌好手里的“帽子”（優秀稱號、教師職稱）和鍋里的“勺子”（分錢方案），整個學校似乎就形而上地“擺平”了。殊不知落后的教學觀、學生觀、質量觀、管理觀愈演愈烈，無休止的高耗低效，逼迫教師教學手段變形：作弊、孱水潛滋暗長；逼迫學校課堂異化出現：學生厭學棄學群體膨脹；逼迫學校教育功能蛻化：校長、教師眼里只有分數和鈔票這對應試教育分娩的孿生兄弟，學生不過是老師制造分數的工具、校長創收的資本。最后，未成年人犯罪率甚至在校大學生犯罪率增高，校園里師和生的品德行為都以背常理、背常情、悖身份的極端悲劇展示其結果，給社會、給家庭、給教育帶來了空前的災難，已為世人所嘆。

希望，在新舊教師重新洗牌，把學校組合成與素質教育相匹配的高端系統。同國企改革相類似，進入實質性階段就要解決市場主體的人員配置、工資分配、技術力量等三大資源問題。企業改革，上下一致，直奔市場，三年解困，曙光躍然。而課改之難，與日俱增。一邊是課改口號不絕于耳，一邊是“死亡信號”長鳴不已，三大資源問題尖銳地擺在學校。現在，市場經濟體系發育日臻完備，國家權力正在向社會權力大幅度轉移。隨著“官本位”思想淡出社會，人才市場供大于求的形勢發展，教育應當先開放，再改革。將新舊教師重新洗牌、重新稱量，用現代教育高要求來嚴格完善職業準入制度，逐步換血；用既定的社會保障政策醫治“陣痛”，實現如同國企改革那樣的軟著落。這是拯救基礎教育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