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行為觸發新媒體公共藝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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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媒體公共藝術是新媒體技術與公共藝術的融合形態，是對數字時代市民生活訴求的必然回應，同時也極可能對未來城市樣貌和公共空間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雖然在技術運用、體驗方式、表現手法等方面有異于傳統公共藝術，但其核心價值同樣聚焦于對公共空間和市民生活的融入與激活。而如何有效地形成公眾參與和觸發社交行為，成為實現公共藝術干預效能和目標的起點。文章探討了新媒體公共藝術創作激發公眾參與和觸發社交行為的可能、要素與路徑。

關鍵詞:新媒體;公共藝術;公共空間;公眾參與;社交行為

公共空間、藝術創作和公眾參與是公共藝術的三大要素，其中公眾參與是核心要素。當新媒體公共藝術出現在公共空間中時，豐富多樣的新媒體手段和炫酷奪目的聲光影像便輕易地吸引了公眾的目光，但作為公共藝術，其價值最終仍需通過藝術創作觸發公眾主動參與和交流才能體現出來，而非單向的吸引與欣賞。本文由此視角出發，嘗試探討新媒體公共藝術與公眾社交行為觸發的相關問題。

一、當代城市公共空間社交與新媒體藝術介入

城市公共空間是否能夠實現其在公共生活中的功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而非一般意義上的“開放空間”，最重要的評估指標就是公眾進入和使用該空間的情況。正如劉易斯•芒福德所言，密集的社會互動是城市生活的生命力①。城市公共空間的價值也正是源于社會活動，而非空間本身。集體事件、共同記憶、人文景觀和自然環境都是公共空間吸引公眾的要素，這些要素也構成了公眾在公共空間中開展活動的背景和原因。人在開放空間中的活動通常可以分為三類，即必要活動、可選活動和社交活動，而公共空間是可以將這三種活動融于一體的空間。人們在街頭觀看藝人的表演，在廣場的紀念碑或雕塑前駐足，被共同關心的節日活動吸引，或是偶遇某一特定主題事件時，都會觸發社交活動。這些社交活動通常屬于被動接觸的范疇，例如僅僅是看到或聽到他人對共同經歷事件的表達，在某種意義上，也同樣完成了公共空間社交。當代城市中用來為公眾展開對話、闡述觀點的特定空間已越來越少，人們更多開始習慣于在網絡虛擬空間中表達自我，當代人這種對互聯網和新媒體社交的依戀，一度引發了人們對物理公共空間正逐漸喪失其公共性的擔憂。學界也認為公共空間的公共性在這一變化過程中已開始貶值，公眾正逐漸失去與他人分享生命體驗的感受，公共空間與城市文化、共同記憶的關聯構建更無從談起。然而，這個問題的成因是非常復雜的，并不能簡單地歸結為網絡虛擬空間的侵蝕和替代，更不能將公共空間和互聯網等新媒體手段對立起來。事實上，全球的社會學家、藝術家、建筑師、城市規劃師，甚至科學家都在各自的領域著手探索扭轉這一局面的可能路徑。他們從各自的角度開展著公共空間的修復活動，有些人致力于空間本身的改造，比如用綠植和水流等自然力量讓人們慢下來，與他人一同體驗特定空間環境，有些則利用藝術構建或裝置來吸引公眾進入與使用公共空間。無論是自然或是藝術元素，其目標都是吸引人，只是前者關注感知和敏感度，后者則聚焦于交互和反饋。由此可見，吸引公眾使用是激活公共空間的起點，引發人與人之間的社交行為則是公共空間修復和改造的目的。所以，新媒體攜藝術之力重返物理空間，將自然、技術、藝術等要素結合起來，無疑將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積極探索和嘗試。新媒體藝術自身的實驗性為公共空間的優化提供了有效的實驗平臺，影像、表演、交互、網絡等手段，讓虛擬和物理要素在異質時空中相互作用，回應了當代人在公共空間中實現交流和表達的訴求。事實上，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西方新媒體藝術介入城市公共空間的探索就已經開始，而今，新媒體藝術與公共空間的結合，更是成為激活城市公共空間，實現其公共性價值的新舉措和發展趨勢。藉由新媒體手段，公共藝術創作有了全新的面貌和可能，吸引公眾參與的方式也因此更新，從參與到社交行為的觸發，成為公共藝術實現其公共效能的升級階段。

二、新媒體公共藝術的社交行為觸發要素

于公眾而言，從“吸引”到“參與”，再從“交互”到“對話”的過程，既是新媒體公共藝術有效介入公共空間的路徑，也成為其觸發公眾社交行為的4個基本要素。(一)吸引。新媒體公共藝術對于公眾的吸引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理解。首先，聲光影像賦予了新媒體手段在感官刺激上的先天優勢，主動展示遠比等待發現更能引起公眾的關注。而不斷涌現的新技術，更使得新媒體公共藝術的自我展示擁有更多的可能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一味依賴感官刺激產生的吸引，難免有產生審美疲勞的可能，今天人們在面對開放空間中撲面而來的精美商業影像時，往往很難再有新鮮的體驗。因此，除了感官吸引，主題的吸引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2019年初，巴塞羅那的新媒體設計工作室Playmodes就將電子音樂、動態影像、燈光與位于西班牙曼雷薩市的一座14世紀哥特式大教堂融于一體，創作了名為《奇跡之光》(theLightMiracle)的開放空間新媒體藝術作品。數千人在熟悉的主題空間中，體會到了完全不同的感官體驗，而哥特式教堂同樣也為新媒體表現注入了宗教主題與時間力量。事實上觀念先行的當代藝術往往更注重聚焦當代社會問題，新媒體藝術作為當代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實積累了很多形式和觀念的實驗成果，而當新媒體藝術進入公共空間，這些實驗成果也得到了普適于大眾的機會，成為吸引公眾的內在力量。(二)參與。盡管讓觀眾參與藝術品創作并不是一個新的概念，甚至公共藝術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公眾參與，但直接在街頭利用新媒體手段將隨機觀眾轉化為創作者，無疑為公共空間增加了新的品質和吸引力。無論是激浪派運動還是概念藝術，又或是約瑟夫博伊斯的“社會雕塑”實驗，都是當代藝術關注當代主題、關注參與和過程的探索與嘗試。只是這些實驗成果大多陳列在美術館里，或是出現在理論書籍里。而新媒體公共藝術就發生在街頭，在邀請普通觀眾參與其創作的同時，鼓勵觀眾表達其存在感和情感。比如，由賈米•普倫薩(JaumePlensa)創作的芝加哥千禧公園里的皇冠噴泉，將公民自身的影像與噴泉結合，每天吸引著成千上萬的人前來。而拉斐爾•洛扎諾•漢默(RafaelLozano－Hemmer)的“身體電影”(BodyMovies)系列作品，則利用光影設備將觀眾的影子大小不同地投射到廣場或建筑表面，而近百名觀眾可以同時帶著不同的情感和身體語言參與其中，成為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身體電影”曾在荷蘭、西班牙、加拿大等不同國家的不同城市開展，用新媒體藝術方式激活了當地的公共空間。這些新媒體廣告藝術可能表現形式各有不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邀請公眾參與到藝術作品的創作當中，將路人從被動觀察者變為積極活躍的參與者。由此角度來看，與傳統的雕塑、紀念碑等公共藝術作品不同，新媒體公共藝術的核心內容并非展示，也不是到底采用了何種新的技術媒材，而是注重公共空間中的公眾關注度和參與行為。(三)交互。互動性是數字媒體的必要條件，也是數字藝術的必然特征。關于交互性如何運作，如何與人交往，以及最終如何達成公共空間與社會的關系，都是至關重要的問題。這種互動涉及人與人、人與機器之間的信息交換，且這些交換應該形成循環的系統，循環的過程就是一次次對話，對話的創造力和多循環的實現則同時激活著空間和空間中的人。通過新媒體手段讓人與人之間形成短暫交流，并體驗共存感和群體相互作用，其特點是同時在空間和社會維度上對話和接近。2012年，BjarkeIngels集團(BIG)與時代廣場聯盟合作，在紐約時代廣場上創作了一件名為“大愛紐約”(“BIGloveNYC”)的交互裝置藝術作品。該作品由400根透明的LED發光丙烯酸管組成，中間有一個發光的心臟圖形，當人們觸摸傳感器，能將能量轉換成光，心形圖案則會發光并跳動，人越多，光和跳動就越強。這件作品不但成功吸引了公眾的參與，更用愛的主題，為城市公共空間中的所有人營造了積極的社交情感語境。近年來，由于智能自適應系統的發展，交互的方式變得更為負責也更具吸引力。具有嵌入式控制器的傳感設備和程序協作，能夠隨時間的推移在空間中不斷學習，以優化和發展自身行為，這樣人和機器交互的體驗也形成新的體驗，新媒體帶來的全新可能，進一步豐富了公共空間中交互的內涵和外延。(四)對話。無論是日常行為還是偶發事件，產生交互的起點和形式都是某種意義上的對話。比如，當觀眾在觀看街頭表演者的表演時，會共同分享快樂，并會就表演者的表現進行交談，表演者的精彩技藝就成為吸引人們留在空間并進行社交活動的原因。而新媒體公共藝術則以更為復雜的跨媒介、事件化、交互性能力，成為公眾在公共空間中進行社交活動的“觸發器”。最終，越來越多的人將出現在公共空間中，在不同的活動水平上參與創作，創造出一個生動的社交場面。當新媒體藝術創作出現在公共空間中時，很容易吸引人們與其進行交互，并形成許多后續的社交活動。與藝術裝置互動的人成為公共空間中的“表演者”，或者說是藝術創作的組成部分，而其他人傾向于加入或觀察這些“表演者”，分享他們觀看或參與的體驗。新媒體的媒介靈活性甚至可以進一步提升公眾的參與維度，不同的裝置類型和交互模式不僅提供人與影像或裝置的互動，也允許觀眾通過手機等私人移動端設備完成多點互動，共同營造一種環境和互動景觀。這也是新媒體公共藝術區別于傳統公共藝術的獨到之處。從吸引到參與再到交互，并最終形成交互對話，觸發社交活動，對于新媒體公共藝術來說，公眾的行為回應才是成功介入的標志，也是其“公共性”的直接體現。

三、新媒體公共藝術的社交行為觸發策略

當觸發公眾的社交行為成為創作目標時，藝術家顯然正面回應了公共藝術價值實現的根本訴求———“從參與到對話”。而尋找社交行為觸發可能的過程中，地點、主題、形態等各種因素同樣共同參與其中。(一)因地置藝。新媒體公共藝術往往能夠輕易地吸引受眾的關注，而是否能夠真正實現交互和觸發人與人之間在公共空間中的社交活動，則需要滿足幾個條件。首要的條件是必須選擇合適的地點。地點的重要意義在于，面對不同類型的空間，新媒體公共藝術的類型是否能夠找到有效介入的一般規律。比如，以空間激活、觸發公眾參與社交活動為目標，在廣場、街道、機場、車站、建筑立面等不同空間位置，新媒體裝置的設置一定有差異化的要求，同時也必然有某種規律。一方面，新媒體公共藝術的空間優化效能取決于其所在空間的社會氛圍、受眾類型、文化背景等因素，受眾對新形式的接受度與敏感度決定了其關注和參與度。另一方面，有些公共空間本身就有許多如巨幕、發光建筑表面等設施設備，又或是雕塑、紀念碑等地標性構筑，有些地方則可能同時有表演、展示等主題活動，新媒體公共藝術創作要充分利用這些不同空間中的差異要素。有時，即便是相同的新媒體裝置放置在不同的公共空間，都有可能產生多樣化和不可以預測的社會行為。2019年農歷春節期間，故宮博物院就在乾清宮東廡利用數字投影、虛擬現實、體感交互等形式，讓神秘而古老的紫禁城煥發出新的生機。冰嬉樂園、門神佑福、花開歲朝、戲幕畫閣、賞燈觀焰、納福迎祥6個主題創作，通過新媒體技術把京劇、書法、繪畫、春節習俗等元素與故宮結合起來，讓公眾在主題空間中感受到了傳統文化與現代科技帶來的碰撞之美。可以試想，同樣的形式與內容如果在其他空間中展示，觀眾的體驗必然也將大不相同。雖然新媒體藝術的公共空間介入，有利于公眾之間的相互交往，但若要順利實現這一目標，仍應充分考慮一些先決條件和因素。比如，特定區域的空間特征、社會氛圍，觀眾的類型和文化背景，空間裝置的位置，裝置的交互耐受性，裝置與地點的空間融合度等等，這些都會成為影響新媒體公共藝術效能的重要因素。(二)寧小勿大。早期的新媒體公共藝術作品，往往體量巨大，且在一段時期內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這里面有開放空間自身的空間包容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大型作品更易于第一時間引起公眾的關注，公眾的震撼體驗給了創作者積極的正反饋。然而隨著作品體量的不斷增大，問題也隨之而來，藝術家們需要不斷地創作更龐大而炫目的作品，來保證公眾視聽感官的新鮮感和敏感度。這種通過強化感官刺激的創作方式，顯然不是長久之計。更重要的是，大規模的景點式新媒體公共藝術作品雖然花費大量成本，視覺形式和技術運用充分，但實際上對于觸發公眾交流的效能未必更大。人們往往是在導覽者的帶領下對裝置進行觀察，而不是探索式的參與交互，從某種意義上反而弱化了觸發社交行為的可能性。因此，許多藝術家開始探索以更具交互和參與性的小規模新媒體藝術創作進入公共空間。《雨室》(RainRoom)是英國著名藝術團體“蘭登國際”(RandomInternational)的重要作品，藝術家們通過3D追蹤攝像頭和電磁水閥管理系統在小小的空間內制造出下雨的效果。有趣的是，“雨水”會根據觀眾的移動而局部停止，行走其間的觀眾身上不會被淋濕。下雨是人們再熟悉不過的一種自然現象，但在某一空間里體驗這種特別的“雨中漫步”，無疑是人與自然的奇妙關聯。這件作品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公共空間中都展出過，在我國的上海、北京等地也曾吸引大批觀眾。從“蘭登國際”的其他作品中我們同樣不難看出，藝術家們希望通過氣球、鏡子、玻璃、水等最簡單的道具，讓人們在日益機械化的世界中找到內心的“詩與遠方”，而在這種簡單與日常的情景中，人們也更能夠獲得溝通與交流的共鳴。一方面，從觸發社交行為的角度來看，專注小規模的媒體和互動藝術干預，專注創建和激勵參與與交往的項目，將更好地適應城市更新的目標。盡管可能規模有限，但這些項目既比傳統公共藝術具有更多交互可能，又能長期以更具可持續的方式激活公共空間。這些項目提供了共享經驗和記憶的可能，有能力為公共空間增添新的價值，并有效地提升公眾對城市社區的認同感。另一方面，“小”意味著創作要求和創作門檻的降低，藝術家的創作便捷性和積極性也將獲得提升，更重要的是，公眾直接參與創作的可能性，以及公眾在公共空間中接觸新媒體公共藝術的幾率，都將得到極大的提高。(三)去永固性。雕塑、紀念碑等傳統公共藝術品有著恒久、永固的審美特性，這也是它們能夠歷經歲月成為藝術經典的原因所在，但這種永固性卻不應成為新媒體公共藝術創作的目標。夏爾•皮埃爾•波德萊爾(CharlesPierreBaudelaire)曾提出，“現代性就是過渡、短暫、偶然，就是藝術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變”②。新媒體公共藝術的媒介靈活性，是其雜糅、流變和偶發的現當代藝術特性所決定的，只有在其介入公共空間的過程中發揮媒介的靈活優勢，才能與傳統經典形成反差，并最終獲得公共空間激活和優化的全新可能。首先，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新媒體公共藝術不僅在視覺效果上能夠吸引受眾，更重要的是其介入有不可預期性，這對公眾來說更有個性化，更富挑戰性，也是其不斷吸引公眾參與的優勢所在。其次，全球有許多城市都舉辦了新媒體和互動藝術節，面對這種階段性的主題創作，觀眾明顯帶著期望而來，參與互動的主動性更大，對他們發現的各種情況持更開放的態度。這些活動大多是暫時性的，但卻會循環出現在不同的地點，吸引在地的居民和游客，尤其是讓在地居民對已經熟知的空間產生新的認識，發現他們不曾發現的空間特殊品質。再者，新媒體讓原有空間與公眾之間的關系產生新的連接，創造出了新的城市記憶，具有自我參與敘述的共同記憶。2019年1月，陜西西安碑林區的一座兵馬俑影像互動裝置在網絡上引起了熱議。公眾可以通過掃描將自己的面部影像投射到兵馬俑雕像的臉上，雖然看起來有些突兀，但網友們還是被這件作品所吸引，紛紛表達了希望參與嘗試的愿望。其實，早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藝術家托尼•奧斯勒(TonyOursler)就進行了這種形式的創作實驗，他把人的五官以投影的方式投射在雕塑、建筑、紀念碑和樹木之上，用影像打破了客觀物體的靜態、固化狀態，雖然在當時看起來十分詭異，但卻成為開放空間中視覺藝術虛實結合創作表達的重要探索。在這個過程中，新媒體藝術的干預不但影響了公眾對公共空間的感知和態度，同時喚起了關于市民身份的思考，如果善加利用，這其實與紀念碑凝結共同記憶的功能不謀而合。總之，隨著新媒體公共藝術節和新媒體公共藝術創作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公共空間中，公眾對新形式的敏感度也逐漸降低，形式吸引必然不是新媒體公共藝術發展的方向。只有吸引公眾參與互動，觸發公眾之間的社交行為，才能真正有效地實現藝術干預。

四、結語

新媒體介入公共空間不僅是一種利用新技術的環境美化行為，而且能利用藝術干預力量激活公共空間的公共效能，促進公眾參與，有效提升城市社區認同。盡管新媒體公共藝術有這種潛力，但是真正實現有效干預，吸引、參與、交互和對話4個要素缺一不可。而無論是地點選擇、規模控制，還是媒介融合策略，都應將有效觸發公眾社交行為作為目標和評價依據，這樣才能從真正意義上讓藝術介入并對城市公共空間實現“公共性”產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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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偉 單位:常州工學院藝術與設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