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企關系論內控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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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遠遠沒有最大限度地通過內部控制監督過程來整合內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目標，企業的內部控制過程將伴隨銀行商業化進程體現出不同的含義。

我國商業銀行由政府型到企業型轉變，其商業化進程是不可逆轉的，由于國家對金融業長期的過度管制以及金融市場不發達，中國銀行業的商業化進程尚有很長的路要走。企業與銀行之間的關系管理是銀行商業化進程和企業長期發展的前提，建立長期的良性互動關系不但能保證企業融資渠道的暢通，對企業的內部控制和治理結構也將產生重要影響。

從財政附庸到商業化

經濟的核心是金融，在中國整個金融體系中，商業銀行的資產占據了中國全部金融資產的80%以上。中國銀行業近十年來改革的中心內容是商業化，國家在宏觀上為銀行商業化經營創造市場環境，包括法制建設、業務范圍劃分、金融市場建立，以及部分允許使用價格手段進行競爭等；在銀行業層面，商業銀行為實現商業化經營目標進行的變革，包括增加業務品種和服務對象，引入新的電子技術手段、嘗試進行市場營銷、引入風險及風險管理的概念，以及與之對應的組織變革。中國的銀行業從中國人民銀行獨家經營，股份制銀行的建立到今天由中央銀行、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共同組成的銀行體系，經過十多年的改革，已基本擺脫了作為國家財政附庸的地位。理論上講中國商業銀行的運行和決策有了一定的獨立性，其市場表現也更加商業化。

觀察銀行商業化的改革歷程可以發現，國有銀行改革的路線:在保證國有金融產權的前提下,一方面剝離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一方面通過財政注資來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用真實的注資代替國家信譽擔保，來維持和明晰國有金融產權,使國有銀行在各方面達到國際標準,將國有銀行“塑造”成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銀行,按照商業化規則運作,最終實現國家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改革。

應該清醒地看到，國家對金融業的長期過度管制以及金融市場不發達導致了銀行服務產品的缺乏，以及由此引起的銀行業盈利手段、競爭手段有限，中國銀行業的商業化進程尚有很長的路要走。這首先表現為中國經濟仍是政府主導的經濟，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參與仍然過深、過細，商業銀行在進行決策時不可能完全擺脫政府的影響。眾所周知，市場經濟就是用市場來配置資源，它所隱含的意義是市場配置資源是高效的，政府直接配置資源的低效率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政府的目標往往也與商業銀行的經營目標相背離。商業銀行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是政府籌措資金的工具，中國銀行業整體上獲取利潤的驅動力缺乏；資產管理及組織機構遠遠不適應商業化經營的需要，國有的金融產權使得國有銀行經常產生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機會主義沖動,而這種沖動又是一種缺乏風險約束的單方面趨利行為,最后形成了大量的投機性不良資產。當然隨著商業銀行的上市，信息更加公開將改變商業銀行的偏好和行為方式，投機性將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理論界和實務界對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有了廣泛共識，經濟的平穩增長需要國有金融的強力支持,政策性不良資產將是漸進式改革所必須付出的成本。我們有理由認為,迄今為止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是成功的,這主要是因為在體制外產出(非國有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體制內產出保持了平穩的增長態勢,從而在整體上呈現出GDP的快速增長。然而體制內產出的增長是離不開國有金融體系支持的，否則體制內產出將必然出現較為明顯的下滑,漸進式改革也將難以為繼。維持漸進式改革的必要性決定了國有銀行很難在短期內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商業化經營。頗遭非議的政策性不良資產就是源于漸進改革本身,即使國家在靜態上補足了某一時刻國有銀行的資本金,也很難在動態上有效抑制新生不良資產的增加，呆、壞賬無法在國有銀行體制的改革中得到解決,而只能在更宏觀的層次上消化。

銀企關系新范式探索

銀行商業化進程帶來的最直接的改變是風險意識增加，過去國有銀行與國有企業之間的孿生兄弟關系被一種完全的抵押關系所取代。在當前社會整個信用體系缺失、可供抵押金融工具缺乏、銀行風險管制與量化工具不足的情況下，這種銀企關系改變了銀行信貸誰都不負責的狀況。但是，抵押物的若干不確定屬性同樣給銀行帶來了種種風險，“當鋪文化”的風行使銀行忽略了風險管理、資本約束、經營目標等現代商業銀行的根本問題。現代商業銀行理論認為:銀行資本是稀缺與有限的，一定程度上的資本充足率是銀行得以安全運作的前提;銀行風險是必然的，銀行資本的限定就是在一定意義上來覆蓋銀行可預期的風險;銀行資本的有限性與稀缺性也就說明了現代商業銀行規模的擴張是有限的。當前所使用的政策引發了短期贏利經營目標的盛行，導致銀行企業之間關系的短期化。

20世紀90年代中期，日本的主銀行制度差點兒成了中國銀企關系的范式，曾經鼓噪一時。主銀行制度的特征是：在向該企業貸款的多個銀行中，主銀行占有最大的融資份額，并持有該企業的一定股份（法律規定不得超過5％），并且是其最大的股東之一，主銀行通常向該企業派遣董事等高級管理人員，并監測企業的財務及經營狀況，在必要時對企業的決策做出干預；企業與主銀行之間保持長期穩定的綜合交易關系，當該企業經營上出現危機時，主銀行會積極組織援救。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這種特有的制度，傾向于追求企業的長遠利益和永久發展，極大地支持了戰后日本設備投資和出口主導型經濟的發展。這與美國銀行對企業要么“眾星捧月”，要么“群起而攻之”的情形形成鮮明對照。多年來，若沒有華爾街各大銀行的大力培植，就不會有龐然大物如安然的出現。華爾街的銀行家們原指望他們青睞有加的企業“投桃報李”，甚至在企業出現危機時他們空前團結地幫助安然制造錯綜復雜而且具有誤導性的財務結構意圖力挽狂瀾。當試圖通過新的融資與合并拯救安然的嘗試失敗后，銀行家們就立刻換了一副冰冷面孔—上門逼債。最后，安然不得不根據美國破產法第11章的規定進行結構重組，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大的一家破產公司。

現代商業銀行要進行有效的風險管理，就必須形成有效的風險定價機制，以抵押物為標準的銀行企業關系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也就是說，在現代商業銀行體系中，銀行對企業風險的識別、量化、控制與管理，并不是看即時企業的抵押物價值如何，而是要觀察企業以往與未來的財務狀況與信用狀況，要觀察企業的成長性及現金流，要觀察該企業行業發展的周期性及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等。這要求企業尋求建立長期發展的戰略合作關系，不僅有利于銀行節約交易成本，對企業長期得到資金支持也大有裨益。

銀企間良性互動模式

在銀行有效的風險定價機制下，傳統的以抵押物為主導的信貸模式就會以授信為主導的信貸模式所取代。這不僅有利于建立現代市場信用體系，降低企業與銀行在信貸交易過程中的風險與成本，也有利于促進企業經營觀念與經營方式上的根本轉變。在以授信為主導的信貸模式下，銀行是根據企業發展狀況及各種財務指標和其成長性來確立銀行與企業的信貸關系的。由于每一家企業的約束條件都是不一樣的，這必然決定了企業信貸成本的差異化。這種差異化的產生，不僅有于利企業形成有效的市場競爭，不斷改善治理結構和內部控制水平，也有利于國內金融市場利率市場化的進程。

隨著金融產品的不斷豐富，質大企業對銀行信貸的依賴度明顯下降，在構建新型銀行企業關系方面，銀行必須考慮構建以客戶為中心的新型戰略關系，變革盈利模式即加強中小企業信貸、消費信貸和中間業務市場的開拓。國有企業在“戰略性重組”中形成公平競爭大環境下正常的銀企風險共擔機制，使激勵和約束相對稱。不論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都依靠市場導向，對企業的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提出統一范例要求，在商業銀行貸款及其他服務面前，他們既不是受歧視的，但也不是享受特殊待遇的。

企業充分了解適用的金融產品，低成本獲得資金；利用銀行的信息優勢，在銀行全面開放和銀行企業關系發生質變的新形勢下，將內部控制職能轉化為有價值的戰略工具，提高企業的競爭力。

新型銀企關系

金融機構和與金融機構唇齒相依的企業，二者的關系管理除了需要長期的培育和打造外，也與二者的價值取向息息相關。作為社會經濟的細胞，企業能否順利地、合乎規則地得到“神經中樞”——銀行的支持，往往決定著企業能否做大、做強；同時，企業對銀行的踐諾程度，也決定著銀行的經營效益和持續競爭力。由此，在風險與利益的權衡中，二者的矛盾在所難免。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特別是近年來企業的轉制和專業銀行向商業銀行過渡的進程中，各種新舊矛盾進一步激化，關系管理演變成智慧的思考。值得欣慰的是，隨著外資經濟成份和民營經濟成份比例的不斷上升，在“店大欺客”和“客大欺店”并存中，形式上的錯綜復雜體現了銀行和企業的市場化價值取向。

1．銀行信貸與企業的依存度不斷的弱化。從近兩年的宏觀調控中可以看出，單靠信貸貨幣措施，已經不能完全實現調控的目標。銀行對社會金融資源控制的力度和約束的能力在逐步的減弱，銀行與投資主體、銀行與企業之間的關系在不斷的弱化。這種發展趨勢隨著外資的經濟成份和民營經濟成份的比例不斷上升，還在繼續發展。以前認為“卡住”了銀行就可以“卡住”整個企業，或者整個經濟的發展，這個思路在發生一些變化。盡管現在銀行貸款是企業的主要資金來源，但是這種重要的程度在不斷的減弱，這是戰略關系管理要發生調整的一個重要的方面。

2．銀行與企業之間的利益關系明確化，銀行和企業之間的分配機制也越來越市場化。在整個社會的金融資源和金融服務的供求市場上，銀行和企業各自的選擇余地也越來越大。在改革開放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銀行一直是企業主要的資金供應者，同時政府很多關于經濟發展的意圖，都是通過金融政策，通過銀行的貸款發放和收縮等體現出來。但是現在，企業選擇資金的余地越來越多，銀行在提供金融服務和金融資源上，跟以前有了比較大的差異。這種關系的變化使得銀行在尋找比較好的企業，和企業在選擇自己需要的銀行兩個方面，發生了較大的調整。

3．隨著經濟利益關系的不斷明確，企業與銀行之間的地位也在不斷的發生變化，以前一邊倒的地位現在逐步的趨向于越來越平等互利。在以往的情況下，銀行和企業這一對關系，企業往往是處于比較弱勢的情況，現在慢慢的趨向于越來越平等。隨著國有企業的改制和國有銀行的改制，雙方都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按照市場經濟的法律法規所建立起來的主體，所以地位將會越來越趨于平等。雙方的行為都要按照市場的規律和有關的法律法規來規范、調劑，同時也受到有關法律法規的保護。隨著經濟利益分割機制的市場化和地位的趨于平等，雙方之間的交易和往來，也越來越傾向于一種所謂的競爭性的機制，越來越傾向于機制的平等化。

考察一下中國的改革進程，企業和銀行的各自定位可謂“相互纏繞”，企業不是真正的企業；銀行也不是真正的銀行。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解決問題的難度。我國加入WTO使大范圍配套的改革成為更加迫切的、無可回避的事項，客觀上促成了國有銀行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良性互動的契機。明晰界定產權是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結構的前提和基礎，但這并不能自動帶來企業的有效治理和高效率。健全的公司治理，要在產權明晰的基礎上，利益主體之間的制度安排與機制協調過程中形成。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的一系列公司倒閉事件和此起彼伏的銀行事件、金融危機、尤其是亞洲金融危機的出現，使人們更為深刻地認識到內部治理的重要性。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的形成，不僅需要良好的產權基礎，還需要人們對于公司治理認識的深化以及各種利益相關者采取健全公司治理的措施。從西方發達國家的情況看，公司治理主要是在產權私有制基礎上進行的自發性發展、演變過程。而在我國經濟轉軌過程中，銀行和企業的內部治理很大程度上要取決于政府的力量，國家為推進改革，通過完善風險管理體系，強化內部控制機制，建立現代公司治理的框架體系。

銀企間長期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企業的軟預算約束和國有銀行的軟預算約束互為因果，互相傳染，競爭和優勝劣汰的壓力遲遲不能強化到位，形成企業改革與銀行改革“兩位一體”的難題。在這個過程中銀行和企業之間的關系開始發生變化和移位。如何利用入世帶來的有利時機，最大限度的規避可能的損失，是每個企業尤其是企業財務高管應該深刻思考的重要問題。企業遠遠沒有最大限度地通過內部控制監督過程來整合內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目標，企業內部控制將伴隨銀行商業化進程體現著不同的含義。建立長期的良性互動的銀行企業之間戰略關系，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