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銀行不良貸款資產證券化風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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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年，我國多項的經濟統計數據均到達了歷史同期最低點，經濟轉型刻不容緩。在全球經濟增速下行和我國經濟結構性轉型雙向的強大經濟壓力之下，我國實體經濟內部普遍存在的許多風險逐漸地暴露出來，由此不斷地推高了我國大型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本文立足于近幾年的經濟數據，分析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現狀，并剖析形成原因，從而論述了商業銀行發展不良貸款資產證券化的運作模式，并分析了發展這一模式的風險，最后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肺炎疫情不良貸款資產證券化風險控制

一、引言

在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的《全球銀行業展望報告》中表示，2019年全球銀行業整體的經濟增長強勁動能明顯不足，金融流動性風險有顯著上升的趨勢，金融市場的監管環境也將愈趨嚴格，并且全球銀行業的整體發展環境也會繼續分化，需要各方統籌運作，做好兼顧發展。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的資產證券化方法在國際上早有成功的先例，將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通過直接向企業融資或者流向市場的方式出售或者償還給企業的債權人，這樣既可以及時且有效地提高債權人的現金流動，又能做到將商業銀行在持續經營狀態下的各項交易的辦成效率大大提升，這樣才能在直接融資的進程下，為它的債權人和企業本身獲得更多的利潤回報。但是，中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資產證券化形成的金融政策生態圈與國外又有明顯的不同，不良貸款資產的證券化問題仍然是當前中國商業銀行經濟轉型升級發展中不可逾越的重要金融政策研究課題。此外，2020年，在全球經濟下行的趨勢下，我國很多中小企業都面臨著資金流短缺的巨大壓力，同時，幾乎全體商業銀行也都承受著不良貸款率急劇上升的風險。因此，本文將重點分析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的現狀及形成原因、發展不良貸款資產證券化的運作模式，以及在當今商業銀行不良貸款資產證券化發展的風險分析及相應的風險控制對策建議，力求在新形勢下，提出一些針對當前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的資產證券化行之有效的建議措施，應用于實際。

二、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現狀及原因分析

（一）現狀分析。近年來，我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余額一直都處于中高速增長的趨勢，尤其在2016年之前，增速尤為明顯。雖然從2016年開始，不良貸款增速出現了較為明顯的下降勢頭，但是商業銀行整個不良貸款余額仍然維持著不低的上升趨勢。2017年和2018年，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分別達到17057億元和20322億元，相較于上一年同期不良貸款的增長率分別為12.8%和21.66%。表面上看，整體不良貸款余額依然可控，但持續上升的余額卻不容樂觀，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到2019年末，我國商業銀行撥備不良貸款覆蓋率的比率為1.86%，與行業要求的金融監管風險標準的5%對比極低，撥備的覆蓋率是186.08%，貸款損失的預備余額甚至超過4萬億元，總體上看，我國商業銀行的撥備較為充足，因此其擁有一定的承受風險的能力。但是，在當前疫情的影響下，國家的多項經濟指標都較為低迷。疫情使得經濟受到重大的創傷，某些企業受到的影響巨大，風險也迅速攀升，這對銀行信貸資產也形成一定的壓力。到2020年3月，我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的整體數額超過兩萬億元，比率為1.91%，相比于上一個季度末增長了1986億元。（二）原因分析。原因一：經濟形勢下行。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當年美國著名的次貸危機，在過去的20年里，美國整體的不良貸款率和它的經濟增長率基本都表現出顯著的的負向相關性。在那次次貸危機中，美國經濟跌入谷底，受到整個金融大環境的影響，我國的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也隨之迅速攀升；到2009年美國的整體經濟開始逐漸回暖，我國也一樣，不良貸款率開始出現慢慢下降的趨勢。從這個典型案例中，可以明顯地發現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大多情況下是與整個實體經濟大環境增長率之間存在顯著的負向相關關系。在2020年新形勢下，我國的經濟壓力持續下行，經濟增長率較低，成為不良貸款率持續快速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原因二：房地產行業的低迷。眾多數據表明，我國的平均房價與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的增速呈現負相關。一旦房價下降，就會使得以土地和住房資產為主要抵押物的房地產貸款和抵押擔保機構減少，從而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的分母增速過低，因此我國不良貸款率就顯示出迅速上升的勢頭。在2020年1至2月，我國的商品房銷售面積增速和商品房的銷售額增速分別為-39.9%和-35.9%，達到了近年來的最低谷。由于需求市場萎縮，房地產行業的投資減少，市場的購買能力下降，從而使得整體經濟發展緩慢，致使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的大幅上升。原因三：信用風險的存在。信用風險也會加速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的形成，不良貸款率的上升反過來又加劇違約事件的發生，在這樣的雙向作用下，不良貸款和不良貸款率也都會隨之呈現攀升的趨勢。原因四：關注類貸款的比例增大。關注類貸款的比例增大也會導致不良貸款和不良貸款率的雙升。關注類貸款多數代表的是借款人具備按時如數償還本息的能力，只是會有一部分存在對償還貸款的本金和利息產生不良結果的潛在風險的可能性，這種風險很可能會被轉化為不良貸款，因此這類貸款的數量增多自然也就會直接帶來不良貸款的數量增多。通過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2020年要把有效地防控金融風險工作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提高總體的風險綜合防控水平；要進一步嚴控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可能發生的風險，細化商業銀行的信貸資產分類，加大對各類風險和隱患的綜合排查力度；還要嚴控可能發生的風險增量，更加快速地處置商業銀行存量信貸風險，提高損失補償能力；同時也要加強排查各類風險和處置環境，堅決防范和遏制企業逃廢債行為。

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資產證券化的主要運作模型

如今，我國商業銀行組織不良貸款資產證券化的基本流程如下：作為發起者的銀行會將不良貸款的債權交付給信托公司作為委托，在收到債權委托之后，信托公司開始進行不良貸款的財產信托建立工作，得以實現有效的風險隔離。隨后，不良貸款資產支持證券被信托機構向外發行，廣泛投放給投資者。另一方面，為了確保評級結果具有公正性，這一資產證券需要來自兩家評估公司完成評級的工作，資產證券化也是中國一切債務融資工具內僅有的適合應用雙評級制度的業務。最后，不良貸款資產支持證券將會進一步發行，此時的主要對象為銀行之間在債券市場中的機構投資主體，并且發起人務必需要預留既定比例的證券，預防道德風險的爆發。信托存續時期，信托公司通常情況下會讓發起人持續承擔貸款服務機構，基本擔負的工作有管理資產池的日常管理、維持以及回收等工作。

四、風險分析

（一）定價風險。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資產證券化價格的影響因素不僅有證券基礎的資產價值和收益和證券信用增級等，而且還會有一些不良貸款資產證券化的設計操作技巧和它的價值。一旦商業銀行不良貸款資產證券化的定價過低，就會導致投資者對其投資的欲望降低，因此它極可能會慢慢被淘汰出金融市場；相反，如果證券化的定價太高，則意味著將會積累大量的風險，虧損也將會隨之廣泛地蔓延，甚至進一步將風險擴大到整個商業銀行體系中。（二）流動性及現金流風險。流動性風險指的是無法在沒有任何損失時及時還清負債。不良貸款資產證券化雖然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提升項目發起機構資金的流動性，但同時也要關注到其給發起機構自身會帶來流動性投資潛在性風險的可能性，比如下述三種：第一，會有短暫性現金流的缺口在證券化資產池中發生，從而沒有辦法來確保特定日期的證券的本金和利息；第二，如果發生集中出現好多個證券化產品交易的現象，會使得其中流動性增大的商業銀行被迫承擔巨大的資金和流動性的儲備需求；第三，會導致商業銀行過度地依賴于不良貸款資產證券化在市場中獲取更多的融資，甚至過度地擴大了證券化的規模。（三）信用風險。當前，我國商業銀行信用評級體系建成時間不久，還沒有完成全面有效的數據庫建設，整個征信體系的權威性也亟待加強。而目前國內大多數信用評級和增級機構都存在信用較低、規模不大、運營經驗不足等問題，有的機構在評級環節中會將虛假及片面的信息隱藏起來，從而沒有將全部風險表現出來。此外，我國外部評級市場建設也不夠完善，由于機構不同，它們的評級標準也會有一定的差異性，使得投資者不能對評級的真實性有清晰完整的判斷。

五、對策建議

（一）合理篩選基礎資產。不良貸款證券化，不良貸款就其字面的含義分析，其實和“次貸”相比基本并無不同，然而分析其實質，次貸危機內部暗含投資銀行對投資者的欺騙，不良貸款證券化直接清楚地顯示出資產的風險以及質量。某些企業假設經營狀況優秀，僅僅是輕微逾期，亦或是企業破產，債務僅僅可以作為損失沖銷，則這部分資產并不符合被證券化的條件。真正適合商業銀行資產證券化的基礎資產其實僅有那些能夠實現部分的收回，亦或是通過能力能夠收回，然而其回收比例以及時間尚未明確的不良貸款才能夠包括在內。行業協會或監管部門可設計管理的方法，為中介機構、發起者選擇設計資產的標準，提升評估方法的質量，增強不良貸款資產證券化的運營效率以及可信度。（二）建立健全社會征信體系。第一，需要完善法律體系。評估不良貸款資產證券基礎的資產質量關乎債務人信息的精準度、全面性，所以在立法的過程中需要仔細地規定好信息的貯存、傳播、傳遞等，確保評估口徑一致，評估結果精準。第二，需要設置高效的監管框架。我國人民銀行牽頭，擔負整體的監管工作，聯同財政部、發改委、最高法、最高檢等相關部門形成聯席會議制度，共同分享監管信息，具體部門則承擔監管不良貸款證券化資產質量的工作。最后，利益為驅使的市場化征信屬于相對比較高效的征信形式。2018年2月，中國人民銀行已經審批并且發放第一家個人征信機構牌照，將來在綜合互聯網中眾多信息的前提下，對選擇符合標準的不良貸款資產也會有很大的益處。（三）加強信用評級機構監管。一方面，應當設計具有專業性的監管評級機構的法規，以便統一規范評級機構所涉及的多種問題，實現市場標準的一致。另一方面，需要在專項立法中為監管部門授予專業監管評級機構的權利。如今，我國人民銀行、發改委、銀保監會關于各個市場的評級機構都具有著監管權，卻有一定的問題，即監管口徑錯位，監管信息無法順利流通的問題，倡導整合每個部門的監管權利，增強監管的效率。最后，需要構建嚴謹的評級機構追責機制。這之中所具有關聯的評級機構均在整個金融市場內形成較大影響力，本來應當公平、獨立地開展工作，然而次貸危機的教訓顯示，評級機構并非本身就極為公正，針對其行為也需要有必要的限制措施，對被評級對象、公眾投資者造成危害的，同樣需要承擔責任。

六、結論

隨著法律法規的與逐漸完善，信貸資產證券化不斷走向成熟，商業銀行不良貸款資產證券化的整體發展趨勢已經勢不可擋。與此同時，也應該看到商業銀行不良貸款資產證券化發展的兩面性。不良貸款資產證券化如果發展好了，可以及時有效地化解金融風險，提升金融市場效率；如發展不好，則會導致其市場的混亂、風險的擴散并最終導致多方利益受損。因此，在不良貸款資產證券化的進一步發展階段，各方都要始終保持高度審慎的態度，做到趨利避害。雖然2020年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持續增長，但不良貸款資產交易下行趨勢明顯，同時，不良貸款資產項目的線下盡調、磋商談判等工作受疫情影響難以開展。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使得不良資產處置難度加大，一些傳統方式和渠道受到較大沖擊。因此，要促進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資產證券化的穩健發展，一方面需要政策的大力支持，加快不良貸款資產證券化市場的建設；另一方面，不良貸款資產證券化自身要加強創新，開發更多適應新形勢、新需求的產品或模式，提升業務和管理水平，迎接新市場和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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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沐 單位:貴州大學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