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銀行金融工具革新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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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認為，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產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美國金融工具創新的過度泛濫和監管部門的疏于監管。本文從商業銀行和政府監管部門各自利益的角度分析他們在金融工具創新方面的策略選擇，認為在經濟繁榮時期，商業銀行大力發展金融創新和政府疏于監管是利益驅動的結果。由于金融創新是現代商業銀行主要盈利手段，政府也樂見以銀行業的發展拉動經濟增長；而在衰退期，政府一般會對大銀行進行救助，這使銀行更愿意在經濟繁榮期進行創新，擴大規模，從而獲得未來風險向政府的分攤。

一、模型構建的理論分析

金融創新作為現代商業銀行盈利的主要增長點，是銀行不斷發展的動力之一，受到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共同關注。凱恩(1984)認為。金融創新是對各種規章制度的限制性措施實行回避。韓農和麥道威(1984)發現20世紀70年代美國銀行業新技術的采用和擴散與市場結構的變化密切相關，認為新技術的采用是導致金融創新的主要因素。希克斯和尼漢斯則提出“交易成本”理論，認為金融創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其首要動機是對科技進步導致交易成本降低的反應。

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和金融機構競爭的加劇，商業銀行在利益的驅動下，為獲得超額利潤和擴大市場份額會對金融產品進行創新。起先一家銀行研發出新的衍生工具，投入市場獲得超額利潤，其他銀行也相繼推出類似的金融衍生品，最后達到市場和利潤均衡。這時，又有一家銀行為擴大市場份額，獲得超額收益而進行金融創新。又打破了這一均衡。隨著金融衍生品的不斷增多，衍生產品的標的物便會由優質資產慢慢轉為劣質資產，各銀行不惜在高成本的情況下將劣質資產打包出售，搶占市場份額。獲得超額收益。2007年美國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占總收入的40％左右。而2008年比2007年。美國商業銀行凈利息收入略有增長。而非利息收入為負增長，債券利得降幅最多。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美國商業銀行的非利息收入波動是決定其盈利或虧損。以及盈利大小和虧損大小的主要因素。

二、大銀行與小銀行之間金融工具創新策略選擇

假設某地區市場中只有兩家銀行A、B，A為大銀行，B為小銀行。初期兩銀行經營產品相似，經營成本為零，獲得正常收益A。它們共同面臨的市場需求曲線為線形的，都能準確的了解市場的需求曲線。

對于是否進行金融創新。商業銀行A、B的策略選擇矩陣如下：

若A、B均選擇不進入金融衍生品市場，它們只能獲得正常利潤，其超額收益為0。若A選擇進入市場，而B不進入，則A會獲得EPal-Cal的超額利潤。其中。Epa為其發行這種產品的超額利潤，Ca為發行成本，包括其所帶來的社會效用(如是否會引起金融市場動蕩而使商行聲譽下降，遭受資產損失等)，而Ca是經濟衰退和風險發生可能概率的函數，即Ca=f(P1，p1)；同時銀行A也因為其規模效應而有可能在危機時獲得政府救助從而獲得相應隱含利益SP大于等于0.SP是政府可能救助和危機發生可能概率及其規模大小的函數，即SP=f(P1。p2，w)。而這時小銀行B若選擇不進入，其超額利潤為0，但由于銀行A的擴張使其市場份額減少，正常利潤遭到侵害，超額利潤為一P。若銀行B選擇進入而銀行A不進入則情況正相反，但是由于B銀行是小銀行EPbl-Cbl+SPblPa，由智豬博弈模型可以得出。小銀行B金融工具創新的最佳策略是等大銀行A金融工具創新后再對其進行模仿。所以，大銀行A先進行金融工具創新而小銀行B跟風進入，則兩者面對的市場規模發生變化，假設A可以獲得超額利潤EPa2-Ca2+SPa，銀行B可以獲得超額利潤EPb2-Cb2+SPb，SP的大小受制于其在金融系統中的影響大小和政府態度。其中，由于銀行A的先進入而獲得較大的規模收益，即EPa2>EPb2，最終雖由于對市場的不斷瓜分，創新收益趨于一致，但由于先進入市場的銀行所獲得的規模收益較高，受政府關注程度大，所以其SP相比后進入的要高。顯然，大銀行為獲得收益，其包括超額利潤和政府所給與的隱含收益，更趨于先進行金融創新，擴大其經營規模，以抵御可能會發生的風險。所以大銀行更注重對金融產品的不斷創新，搶占市場份額，擴大自己在金融系統中的影響力。而小銀行為不被大銀行擠出金融市場，并能在金融市場分得一杯羹。也選擇跟從大銀行進入。

三、大型商業銀行與政府(金融監管部門)之間金融工具創新策略選擇

政府對金融衍生品有采取較松監管和較緊監管的兩種選擇，銀行也有選擇較多或較少金融創新的兩種選擇。假設政府在較松和較嚴的情況下監管成本分別為為GC1。GC2，且GC2>GC1，其包括發生危機時政府的救助成本；商業銀行的正常收入為A，其超額收入和因工具創新而付出的成本在較多創造和較少創造下分別為EP1，EP2和CC1，CC2，且EP1在經濟增長穩定，人們對未來預期較樂觀，即人們普遍認為發生金融動蕩的可能性較小時，商業銀行是盈利的，即A+EP1>CC1。A+EP2>CC2,而在這種宏觀環境下一般來看A+EP1SC1為正數。這時，從表內不難看出，假設銀行面對的風險是一定的，在經濟穩定增長周期里，作為銀行更愿意進行較多的金融創新，因為A+EP2-CC2>A+EP1-CC1：而作為政府更愿意獲得較高的社會正效用，由此帶動GDP的增長，所以也趨向于較松的監管，因為GP1-GC1>GP1-GC2。這時，銀行和政府的選擇是較多的金融創新和較少的監管。

四、結論及對我國的啟示

在經濟高漲期，商業銀行策略的選擇為趨向大規模進行金融衍生工具創造。從而搶占市場份額，獲得超額利潤，擴大自身經營規模，以便在經濟發生動蕩時獲得政府救助，而寬松的政策環境使其更愿意進行金融創新。而政府處于經濟增長，保持物價穩定的需求下，也放松了對金融衍生工具的監管。

我國金融衍生工具市場還處在萌芽階段，政府為加快金融業的發展。對金融創新監管較松。當市場發展到一定階段時，以優質產品為標的的金融創新工具使各商業銀行的利潤趨于平均，市場格局已經形成。這時為了瓜分市場，獲得超額利潤，金融創新便會向更大的領域擴展，其中就可能包括對次級資產的打包出售，所以政府部門要制定相應的預警機制，規范金融衍生品工具市場，減少金融市場發生動蕩的可能。

金融工具創新對一個銀行，乃至整個銀行業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它們不斷進行金融工具創新是其自我生存的需要，是銀行多年經營經驗的選擇。而政府的監管就應當審時度勢，具有前瞻性，否則將引起更大的經濟波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