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上市公司利潤財務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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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股票投資者目前面臨的一個與投資決策分析有關的問題就是相當多的上市公司利潤指標被人為操縱，利潤指標內含的企業獲利能力不具有長期穩定的特性，用這種不具有穩定性的利潤指標預測未來，其結果的正確性將難以保證。每個企業采用的利潤操縱手段可能不完全相同，但如果這些操縱手段能夠在財務指標上反映出來，那么只要我們能夠發現財務指標異常的規律，就可以快速地判斷企業是否有操縱利潤的嫌疑，從而提高分析的效率。在本文中，筆者試圖對可能存在利潤操縱行為的企業進行總體財務指標特征分析，發現其中存在的規律，從而揭示這些企業可能采取的調整凈收益的手段，引導投資者在財務分析時關注容易體現利潤操縱行為的財務指標，迅速有效地甄別上市公司真正的獲利能力。

根據我國目前的情況，1996、1997和1998年之間，凈資產收益率在10％區域集中的上市公司均達到上市公司總數的20％，甚至更多。這些上市公司具有相當大的操縱凈收益的嫌疑，因此筆者選取這類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數據，包括資產負債表數據和利潤表數據分別進行財務指標特征的分析。

一、研究的方法和反映操縱手段的財務指標的選擇

筆者借鑒國外對失敗企業和收購及被收購企業的財務指標特征的研究方法，針對有操縱利潤嫌疑的企業，設計出財務指標特征分析的步驟如下：第一，根據理論常識分析凈資產收益率受到人為操縱的企業其可能的操縱手段，然后選擇與操縱手段相對應可能受到影響的財務指標。第二，按照特定的標準選取作為對比研究所需要的標準企業。第三，計算出可能存在利潤操縱的企業以及作為對比的標準公司各個財務指標的平均值。第四，將兩類企業同一個財務指標的平均值進行對照，觀察是否存在顯著的差異。第五，為了排除因個別極值無法刪除，或統計樣本內部的數據比較分散對統計結果的干擾，筆者同時采用“十分法”對各樣本的全部數據進行排序，直接觀察各樣本數據在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間的分布狀況，比較兩組數據在分布上的差異。“十分法”的原理是，將樣本的數據按照由小到大的順序進行排列，然后找出樣本中每十個百分點的數量位置所對應的財務指標，10％位置的財務指標數值表示有10％的企業該財務指標值低于該數值，而90％的企業該財務指標高于該數值，以此類推。每相鄰的兩個十分點位置上的財務指標表示有10％的企業該財務指標數值分布在這兩個數值之間。最后，對得出的統計結果進行解釋。

根據近年來一些研究人員的研究發現和對企業可能采取的操縱凈收益指標的手段的分析，企業可能采取以下提高凈資產收益率的手段，并且這些手段可能導致相應的一些財務指標出現異常：

1、通過非營業活動提高凈利潤。包括諸如出售資產、出售投資、改變投資的核算方法等提高營業外收入或投資收益等活動。為避免所得稅率差異對分析的影響，筆者選用營業外收入占利潤總額的比重、投資收益占利潤總額的比重和營業利潤占利潤總額的比重三個財務指標。營業利潤占利潤總額的比重越高，說明企業靠經營正常業務取得利潤的比例越高，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企業的凈收益的質量較好；由于投資收益和營業外收入較易受到人為的操縱，因此這兩部分的比例越大，企業凈收益指標被認為操縱的可能性越大。如果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利用非正常經營業務調整利潤的現象，則從總體上看，這些企業的營業外收入或投資收益占利潤總額的比例可能會較一般公司高一些，而營業利潤占利潤總額的比例相對低一些。

2、通過虛假銷售、提前確認銷售或有意擴大賒銷范圍調整利潤總額。這些銷售無法取得現金，因此當企業出現這些現象時，應收賬款的占用就會增加，表現在財務指標上，一方面體現為應收賬款占流動資產的比重增加，另一方面還可能體現為應收賬款周轉率的減小。如果這種方法成為企業普遍采用的調整利潤的方法，從總體上看，這類企業的應收賬款占流動資產的比重就會高于一般企業，而應收賬款周轉率則會低于一般企業。

3、對已經發生的費用或損失推遲確認。當企業采用推遲確認費用或損失時，企業掛賬的費用就會上升，導致資本化的費用比例升高，例如待攤費用、遞延資產、無形資產以及類似的其他長期資產。如果人為操縱凈收益的企業普遍存在利用推遲確認費用或損失的做法，與這些資本化費用有關的財務指標就有可能出現異常，如待攤費用占流動資產的比重、無形資產及其它資產占流動資產的比重等可能會給我們一些提示。

4、利用關聯交易調整利潤。如果這種現象在操縱凈資產收益率的企業中比較普遍，就會在這些企業的關聯交易額占銷售收入或銷售成本的比例上體現出差異，并且應收賬款中關聯方的應收賬款比重較大。但是由于上市公司對關聯交易披露的不規范性，投資者較難從財務報表和報表附注中采集出關聯交易的詳細數據，因此筆者根據為調整利潤進行的關聯交易通常不使用現金的特點，選擇分析其他應收款指標占流動資產比重的指標。其他應收款體現企業與正常經營業務無關的有關各方的資金往來，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反映企業與關聯方的資金關系，比如出售投資給關聯方后應收回的款項等。其他應收款占流動資產的比例大，說明企業與關聯方可能存在比較密切的聯系，利用關聯方調整利潤的可能性也較大。

二、研究數據的選取

筆者采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上市公司資料庫》光盤中數據作為研究對象，從中篩選出1996、1997和1998年凈資產收益率在10％區間，即［10％，11％］之間的公司作為樣本（簡稱10％區域的公司）。同時，根據這些公司所處的行業和規模，在凈資產收益率相對受到人為干擾小一些的公司中尋找對照研究所需的相同數量的標準公司樣本，舍去個別實在無法找到對照的標準公司，以保持兩個樣本最大程度的可比性。通過查找和比較，筆者選取的單個樣本數量如下表所示：

缺乏數據和刪除的公司數量合計不到總數量的15％，并且樣本數量遠遠大于統計中要求的大樣本標準（30個），因此可以認為研究的結果基本代表了所有凈資產收益率在10％區域的公司狀況。

三、統計結果

筆者統計出的1996、1997和1998年凈資產收益率在10％區域的公司和用于對比的各標準公司的資產總額以及八個財務指標的調整平均值、平均值差異的檢驗值見下面的表格。比較資產總額的目的在于證實兩個樣本是否存在規模差異。調整平均值是在刪除了5％的極值之后計算出的各樣本的資產規模和財務指標的平均值。同一年度內凈資產收益率在10％區間的上市公司與標準公司財務指標平均值差異的檢驗值代表了平均值差異的大小，當該檢驗值超過1.64時（筆者使用的是單尾檢驗），我們就有95％的把握認為平均值確實存在這種差異，因此，認為該差異是顯著的。當該檢驗值低于1.64時，我們就認為在統計意義上這種差異不明顯，我們不能以95％的把握性確定這種差異是否真的存在。在樣本的方差較大時，通過統計檢驗有時難以確定平均值差異的顯著性，利用十分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這種不足。

財務指標差異及其顯著性統計結果

根據上表顯示的統計結果以及筆者進行的“十分法”排序的結果，1996年到1998年各年度10％區域上市公司和一般公司各個財務指標之間的差異情況見下表：

注：“顯著”指通過平均值差異的檢驗發現存在明顯差異；

“有區別”指在平均值差異的檢驗中不能證明存在明顯差異，但利用“十分法”排序可以看出存在明顯差別；

“無區別”指不論在平均值差異的檢驗還是“十分法”排序中都看不出明顯存在差別。

資產總額的比較結果證明，有操縱凈資產收益率可能的公司與標準公司之間不存在規模差異，筆者的研究的確已經排除了規模對其它財務指標的影響。從上面的統計結果看，在選取的八個可能反映企業利潤操縱的財務指標中，只有無形資產占總資產比重以及營業外收入占利潤總額的比重兩個指標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差異，其他六個財務指標均在不同程度上體現出10％區域上市公司與一般公司的差別。

四、研究結論

1、財務指標中體現的上市公司利潤操縱手段。

通過對可能存在利潤操縱的上市公司和一般公司財務指標的比較，我們認為以下操縱利潤的手段在上市公司中有普遍性：

（1）通過非營業活動提高企業利潤。筆者對凈資產收益率在10％區域的上市公司樣本中營業利潤占利潤總額比例最低的企業數據進行了調查，結果令人吃驚。1996年的94家樣本公司中有6家公司該指標出現負數，1997年166家樣本公司中有3家該指標出現負數，而1998年160家樣本公司竟然有7家公司該指標出現負數。這些負數意味著這些公司的營業活動是虧損的，也就是說，他們達到10％的配股線居然完全依靠營業外的經濟活動！

（2）通過增加投資收益提高利潤是非常普遍的做法。在1996年和1997年的統計結果中，我們發現10％區域的上市公司投資收益占利潤總額的比重遠遠高于標準公司，1996年差異達八個百分點，1997年差異達四個百分點。利用投資收益操縱利潤在個別公司達到極其嚴重的程度，在10％區域的上市公司樣本中，投資收益占利潤總額100％以上的企業1996年有6家，1997年有2家，1998年有3家，這意味著這些達到配股最低標準的上市公司創造10％的凈資產收益率竟然完全依靠投資收益！

（3）采用與關聯單位進行交易提高利潤。筆者不能直接證明這些關聯交易的內容，但是其他應收款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上市公司與關聯方聯系的緊密程度，這使我們不能不猜測這些關聯方對企業利潤的影響。1997年和1998年10％區域的公司其他應收款比重的明顯異常說明這些公司從事非正常經營活動的行為十分普遍，而且交易經常采取非現金形式。筆者統計了樣本中10％區域的上市公司其他應收款占流動資產比重超過50％的公司數量，1996年，該數目為4家，占樣本的4.3％，1997年為11家，占樣本的6％，1998年為9家，占樣本的5.6％。這些公司竟然有一半以上的流動資金占用在非正常經營活動之上！

如果筆者對其他應收款的多少代表與關聯方聯系的緊密程度猜測沒有錯誤，其他應收款多的上市公司很可能在經營活動上也存在與關聯方的緊密聯系。雖然筆者沒有考察關聯交易引起的上市公司經營活動收入和利潤的增加，但1997年和1998年，10％區域上市公司同時都出現一定程度的應收賬款占流動資產比重比標準公司偏高、應收賬款周轉率比標準公司偏低的現象，這與我們看到的其他應收款比重的異常在時間上存在一致性，由此我們有理由懷疑上市公司通過關聯交易既操縱非營業利潤，又操縱營業利潤。

（4）通過人為擴大賒銷范圍或采用提前確認銷售、甚至搞虛假銷售增加營業利潤。在1997年和1998年，10％區域上市公司的應收賬款占流動資產比重比標準公司偏高，以及應收賬款周轉率的偏低，說明比起標準公司，10％區域的上市公司更多地記錄了非現金形式的銷售業務。鑒于筆者統計時采取了控制行業和控制公司規模的方法，由于行業和規模導致的應收賬款規模和回收速度的差異就被排除在外，剩下的原因只能用不正常來說明。這種不正常，一是可以用上面提到的關聯交易來解釋，另外就是用擴大賒銷范圍、提前確認銷售、搞虛假銷售等原因來解釋。

除上述具有普遍性的利潤操縱手段外，還具有兩種不具有普遍性的利潤操縱手段，即通過費用資本化影響利潤和通過提高營業外收入影響利潤。

2、上市公司操縱凈收益手段的改變。

連續考察1996年到1998年10％區域的上市公司出現異常的財務指標，我們發現各年中這些財務指標的變動不盡相同。也就是說，在不同年度，由于種種原因，上市公司采用的操縱利潤的手段偏好有所不同。

（1）1996年，平均值差異檢驗證明存在明顯差異的財務指標有投資收益占利潤總額的比重和營業利潤占利潤總額的比重；考慮十分法排序的結果，其他應收款占流動資產的比重也存在差異。其他指標差異則不明顯。可見，在這一年中，企業普遍采用增加投資收益的手段提高利潤，而虛增收入、利用關聯交易調整利潤的做法還不十分普遍和明顯。

（2）1997年，平均值差異檢驗證明存在明顯差異的財務指標有：待攤費用占流動資產的比重、其他應收款占流動資產的比重、投資收益占利潤總額的比重以及營業利潤占利潤總額的比重；考慮“十分法”排序的結果，應收賬款占流動資產的比重和應收賬款周轉率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這一年中，企業普遍采用多管齊下的方式提高利潤，包括增加投資收益、利用關聯交易、虛增銷售等。

（3）1998年，平均值差異檢驗證明存在明顯差異的財務指標只有其他應收款占流動資產比重和應收賬款占流動資產比重；考慮“十分法”排序的結果，應收賬款周轉率也存在差異。而以前出現過差異的待攤費用占流動資產比重、營業利潤占利潤總額的比重以及投資收益占利潤總額的比重幾個指標差異不明顯。可以認為，這一年中企業普遍采用的調整利潤的手段集中在虛增銷售或關聯交易上，而對利用投資收益增加利潤的做法不再特別感興趣。

五、研究結果的啟示

雖然筆者的研究對象是凈資產收益率在配股最低限以上臨近區域的上市公司，但是研究所發現的財務指標與利潤操縱手段上存在的聯系具有普遍性，可以幫助我們在各種情況不辨別利潤操縱。研究證明，盡管我國上市公司人為操縱凈資產收益率的手段各有不同，但他們在操縱利潤的同時，其他財務指標卻能夠暴露其操縱手法，因此，只要我們能夠對這些反映利潤操縱的財務指標給予足夠的關注，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識別上市公司的操縱手段，去偽存真，得到企業真實的獲利水平。通過以上的研究，我們得到以下一些啟示：

首先，凈收益或利潤總額有關的指標表現企業真實盈利能力存在嚴重缺陷。這些指標中包含了與企業正常經營無關的、缺乏穩定性的一次性收益內容，如投資收益和營業外收入，以及在本文中沒有涉及的財政補貼等，這些項目隨時會由于企業達到目的而消失。用這些指標評價企業，將給投資者帶來巨大的風險。從前面的統計中我們看到，標準公司營業利潤占利潤總額的比例明顯高于可能操縱利潤的上市公司，因此相比凈資產利潤率或總資產報酬率，營業利潤受到利潤操縱的干擾較小，利用營業利潤計算的有關指標相對穩定，對表達企業的實際盈利能力會更加有用。

其次，在操縱凈收益的手段中，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通過投資收益增加利潤。投資者應對利潤表中的投資收益給予非常的重視。對于投資收益占利潤總額比重較大的企業，應該仔細分析投資收益的來源，辨別這種投資收益的長久性。如果一次性的投資收益，比如出售投資所得的收益數量較大，這種投資收益的長期性就很難保證。

第三，其他應收款是我們應該給予足夠重視的資產負債表項目，一些企業可能沒有披露關聯交易或關聯方關系，但其他應收款項目的性質實際上會告訴我們這些企業與其他企業或單位之間的非常關系，所以其他應收款的多少可以幫助我們判斷該上市公司受到其他企業或單位的影響程度，這種影響越大，該上市公司的凈收益指標的可靠性越差。

第四，我們早已知道應收賬款周轉率可以反映企業資金的周轉狀況，從前面的統計中，我們還發現該指標以及應收賬款占流動資產比重與企業利潤操縱的行為存在聯系，因此，應收賬款可以歸入幫助我們判斷企業利潤質量的一個指標。對應收賬款的分析也是投資者需要格外關注的。

最后，我們要特別注意，企業在不同時期采用的操縱凈收益的手段會發生改變，筆者雖然沒有研究產生這種現象的具體原因，但監管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規范上市公司行為可能是很重要的因素。隨著政策和制度的完善，企業操縱凈收益的手段會更加隱蔽，比如操縱營業收入的手段顯然比直接買賣投資要隱蔽得多，因此，我們需要不斷研究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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