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新聞典型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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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時代都有一個時代的典型代表，這些典型反映了每個時代的精神特征和精神追求。從舍己救人的好戰士王杰到當代“保爾”的張海迪，從見義勇為、挺身而出的徐洪剛，到大孝至愛、大愛無疆的謝延信，這些光輝的形象透過電視家喻戶曉，深入人心，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電視觀眾。電視新聞中的這些典型人物身上體現著中華民族的優良品德，折射著每一個時代的精神所向，反映著每一個時代的政治宣傳需求。但在我國，典型報道的宣傳常常因為政治的需要而偏離了新聞報道的價值。

一、電視新聞正面典型報道的病灶

（一）政治性的媒介生態環境

媒介生態環境是指大眾傳播機構生存和發展的環境。它是一個動態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政策環境對媒介生態環境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不同時代的政治需求、政策方針，造就不同時代的媒介生態環境。過去，由于政治與文化的封閉性，我國一直把媒介單純地當成一種工具：戰爭宣傳工具、階級斗爭工具，經濟改革工具，讓媒體充當政府的播音喇叭，服務于政府的工作路線和方針政策。大煉鋼鐵需要全民動員，媒體就一窩蜂地報道誰家誰家砸鍋賣鐵，煉了多少多少噸鋼鐵，響應國家號召，呈現祖國一片欣欣向榮的假象；經濟改革需要樹立榜樣，媒體就千篇一律地競相報道哪里的農民在黨的政策下發家致富，蓋洋房，種果樹，買轎車，好似全國農民都已達到小康生活，典型報道的宣傳意義大于一切，即便報道的內容“假、大、空”，即便新聞的本身并沒有多少新聞價值，尤其在對典型報道的人物選擇上，典型人物能否見諸于報端，亮相與電視，要看該人物身上是否體現了政治需要。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文化的多元化發展，尤其是進入21世紀之后，媒體的生態環境逐漸轉變為開放的、公正的、平等的，媒體的報道宣傳不再唯單一的政治需求馬首是瞻，開始發揮媒體的自主性和創造性。在典型報道的選題上，也出現了多元化的傾向，但歷史遺留的病灶還未完全治愈，在典型人物選擇上仍然以政治性為第一要務。

（二）“神話”色彩的“天人合一”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媒體對于正面典型報道中的人物宣傳，出現“完美化”、“標準化”、“天人合一”的“神話”現象。只要是正面典型人物，他就不可能有缺點，他一定是完美的，崇高的，無可挑剔的；他一定是“黨性”的，而不是“人性”的；他一定是“超人”的，而不是“平常”的。如1994年一篇關于馬永順的報道寫道“‘退休后的馬永順仍然每年都上山栽樹、扶育、整地。’年近八旬的馬永順看了報道很反感，就說：‘我老了，干不動了，春天上山造林都沒干多少，請記者不要再逼我夏天扶育、秋天整地了’”[1]。媒體的典型人物報道把普通人“神話”，為了這個“神話”的形象，甚至有時為了表現先進人物的思想解放，就把群眾寫成觀念陳舊；為了突出先進人物的無私奉獻，就把群眾寫成自私自利，甚至把群眾的智慧寫成是先進人物一個人的創造，把集體的功勞記在先進人物一個人的身上等等[2]。媒體報道典型的思維模式就是，典型就得“高、大、全”。但實則，完美的“超人”脫離了群眾生活，反而使得典型懸掛空中，讓人敬而遠之。

（三）故事性和真實性的偏離

電視新聞正面典型報道中，人物的刻畫和形象的展現很難把握。雖然電視新聞報道的典型來自于不同的行業，不同的地區，有著各自不同的故事和不同的時代背景，但媒體宣傳的典型人物總是“樣板戲”一般，缺少“亮點”，缺少人物內心真實的寫照，缺少報道角度的新穎性和報道內容細節的深入挖掘，使人物的性格特質和時代特征不鮮活。比如宣傳政府干部，會寫典型人物的任勞任怨，無私奉獻，一心為做人民的好公仆，但也會套路般地寫他一心為工作而幾年不回家，為解決百姓疾苦而拋下父母妻子兒女與不顧，甚至多少年對家人都不管不問，只顧著執著地工作和為人民服務，活脫脫將一個黨的好干部的光輝形象寫照為一個六親不認的工作狂，試問這樣不真實的典型人物怎叫觀眾可信、可親、可感？即使再鮮亮的軀殼，即便事跡感人心肺、震撼心靈，也會讓觀眾覺得太假，太虛，而收不到積極的宣傳效果。另一方面，作為電視——以畫面取勝的媒體，增加了新聞的可信度和真實感。但是對于典型報道來說，它不像消息類報道，觀眾可以從抖動的、模糊的畫面中斷定新聞的真實性。典型報道是很難在新聞事件發生時及時地捕捉到現場畫面，它更多地是事件發生后記者跟蹤的深度報道，鏡頭難免有導演的痕跡。因此，觀眾總是會問：“那個時候，他們怎么知道？”電視新聞的真實性大打折扣。

二、電視新聞正面典型報道的良藥

（一）寫真實的人，寫生活中的人

典型人物是人，不是“神”。電視媒體在做典型人物報道時，應摒棄“高、大、全”的傳統報道理念，將典型人物置于現實環境中，自然地寫人和寫自然的人，從典型生活中的故事體現時代背景下的個性特征和思想操守，做到生活化、人性化地報道，既宣揚典型的優良品質，引導社會學習、效仿，也不刻意避諱典型自身的缺點，讓觀眾覺得典型就是他們當中普通的一員，他沒有“超能力”，沒有“神助”，有的是高尚的品質和堅韌的精神[3]。比如2006年“大孝至愛，大愛無疆”的典型代表——河南焦作煤礦工人謝延信，他以默默的行動，演繹了中華名族傳統美德——孝道的現代版。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在對謝延信的典型報道中，就是用平實的目光報道平實的謝延信。畫面中穿著樸素，已頭發灰白的謝延信，在一個祥和的下午，拿著一柄梳子在小院里給84歲滿頭白發的岳母梳頭，邊梳邊和岳母聊著家常，不時傳來謝延信傻呵呵的笑聲。這幅畫面真實地展現了一個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畫面中沒有絢麗的服飾，沒有華麗的背景，有的是濃濃的生活氣息與家人的關愛，它充分展示了一個鮮活的，有血有肉的謝延信。這個鏡頭讓很多觀眾都留有深刻的印象，讓觀眾覺得距離自己很近，覺得它是真實的，生活中的，這則電視新聞典型報道教化了很多觀眾，收到了良好的宣傳效果。

（二）于細微處體現“典型”的精神品質

典型人物之所以典型，定有常人達不到的某種精神境界。過去，電視新聞典型報道中常常用豪言壯語或者祖國、全民之類的語言來體現典型人物的思想境界，但在這種豪言壯語下，觀眾并未擦出思想的火花。典型是生活中真實的人，新聞報道應多從人物的語言、行為，活動中，自然地表現先進人物的思想內涵，于細微處體現先進人物的精神品質，展現典型人物的人生觀、價值觀，將一個有思想，有境界，有故事的典型呈現在電視屏幕上。尤其是當有思想的矛盾沖突時，新聞報道絕不能守著駱駝不說牛，事實上，矛盾沖突才更能體現典型的優良品質[4]。實現了新聞傳播效果和社會效益的“割肝救子，日行10公里“的”暴走媽媽”的新聞典型報道，在電視畫面中：壩上，一個胖體型的中年婦女，急速地行走著，大口地喘著氣，前襟后片已被汗水浸透，從一個標有“湛堤2”的界碑走到標注為“湛堤4.5”的界碑，鏡頭中母親腳上的布鞋已被磨損。這幅畫面體現了3對矛盾：一是母親想割肝，但體形肥胖，不能捐獻；二是母親矮小的身影與長長的堤壩的強烈反差；三是母親汗流浹背卻還急速行走，不敢停歇。正是這3對矛盾的沖擊和鏡頭對鞋子的特寫，刻畫出了人物內心的堅毅與頑強。這幅畫面感動了全中國人民的心，濃濃地傳達了母親為救兒，堅持鍛煉，堅韌不拔的精神，再次向世人宣告了母愛的偉大，令人感而生敬。

（三）“立體式”豐富典型形象

“立體式”豐富典型形象，體現于二個方面：一是典型形象樹立的全方位介紹；二是電視媒體各欄目的相互滲透，相互融合，形成立體式的報道構架。全方位的介紹典型，可以使觀眾更加深入地了解人物個性，更加全面地了解人物事跡，進而更加理解人物本身，使典型透過畫面讓觀眾可感、可親、可信；各欄目對典型報道的相互滲透，可以從不同角度，不同材料，不同切入點展現一個鮮活的，有血有肉的典型，使典型融入群眾中，加強典型的教育意義和啟迪意義。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的《先鋒時代》于2010年1月3日起，連續6天報道鳳陽縣小崗村黨委第一書記——沈浩同志的先進事跡，同時，中央電視臺還在評論類欄目《焦點訪談》、《新聞調查》中對沈浩同志艱苦奮斗、一心為民，嘔心瀝血的感人事跡進行深度報道，報道的篇幅和時長、力度和密度都超過以往的重大典型宣傳。引起社會極大的反響和受眾積極的反饋。究其原因，一是在報道角度上，以展現小崗村的變化體現典型人物的巨大貢獻，突破了以往對典型報道的套路；二是在報道內容上，注重人物細節的深挖，通過對其他人的采訪體現典型人物的性格，尤其是同期聲的效果使典型人物的形象真實、豐滿；三是幾個欄目的全力報道，使觀眾聽到不同的觀點，不同的介紹，從方方面面體現了典型人物在對小崗村的變革道路上的新思想，新觀點和新事跡，增強了教育意義，實現了宣傳效果。

當前，我國倡導構建和諧社會，而和諧的社會需要正面宣傳的引領和營造，電視新聞正面典型報道的宣傳任務任重而道遠，新聞媒體要做好、做實對典型報道的工作，幫助人們豐富精神生活，樹立高尚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