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節目形態傳媒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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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中國內地近20年的電視改革使電視傳媒逐步在三大傳統傳媒中占據強勢地位，并在客觀上成為大眾傳媒角色變遷的傳感器。本文透過節目形態演變的表象，以實證研究和理論分析相結合的方式，置內地傳媒于改革開放的宏大社會背景之中，探討內地傳媒角色變遷的現實基礎、理論淵源和文化根基。

【關鍵詞】電視節目形態；傳媒角色變遷；傳播觀念；社會思潮

大眾傳媒角色的變遷往往印刻著政治觀念、文化思潮和傳播理念等嬗變的痕跡，大眾傳媒的產品，包括文字作品、廣播節目和電視節目等等，則是傳媒角色意識的主要承載者和體現者，在這個意義上，傳媒產品是傳媒角色變遷的傳感器。電視在三大傳統傳媒中的強勢地位更使電視節目的形態變化成為探視傳媒角色變遷的放大鏡。

中國內地近20年的電視改革使電視傳媒日益散發出誘人魅力，成為社會交流與溝通的重要媒質。1997年的調查顯示，“從80年代至今，我國受眾獲取新聞主渠道的排名是：80年代初期，廣播居首位，報紙次之，電視為老三；80年代中期，電視登上冠軍寶座，廣播為亞軍，報紙為第三名(1985年，我國電視機的社會擁有量由1980年的902萬臺上升到6965萬臺，同年電視觀眾達54億人，正好是1981年電視觀眾27億人的兩倍)；進入90年代以后，電視的‘老大’地位沒有變，但報紙上升為亞軍，廣播居第三位。”①由此可見，90年代的內地傳媒已經進入名符其實的“電視時代”。

根據傳播內容的側重，內地的電視節目形態通常被分為新聞類、社教類、文藝類和服務類等四大類。在電視節目欠豐富的90年代以前，這種劃分方式具有相當廣泛的影響力，成為節目制作和電視獎項評選的惟一標準。但電視制作日新月異的發展賦予了電視熒屏更加絢爛的光彩，如今參與受眾“眼球爭奪戰”的已遠遠不止于此。除了上述四類節目形態被更為細致的區分為新聞報道類、新聞評論類、綜藝晚會類、游戲娛樂類、生活類、青少類等等，同時經濟類、體育類、音樂類、益智類、法制類等節目形態也日漸成為受眾關注的焦點。綜觀內地電視傳媒現有節目形態，一部分是適應現時受眾需求的后起之秀，一部分是原有節目形態的繼承與變異。為了理論闡述的便利，通過對節目形式、內容的變化趨勢及受眾特征等因素的綜合考察，把內地主流電視節目形態歸納為新聞類、綜藝類、經濟類、體育類、服務類、法制類和科教類等。如果從各類節目形態中選取若干名牌欄目來考察，我們會發現節目形態變化與傳播角色變遷的關聯與互動：

《焦點訪談》——傳媒輿論監督意識的覺醒

《生活空間》——傳媒平民情結的張揚

《實話實說》——傳媒公德評判意識的萌發

《快樂大本營》——傳媒娛樂本能的宣泄

《幸運52》——傳媒教育功能的新主張

《相約星期六》—傳媒情感溝通的外化

下面，本文透過節目形態演變的表象，探討傳媒角色變遷的現實基礎、理論依據和文化根基。

一、傳播觀念演革：傳媒角色變遷的理論依據

內地的電視事業起步較晚，從1958年至今不過短短的40多年，其間，“十年內亂”使其喪失了與世界同步發展的大好時機，內地電視的實質性發展始于改革開放以后。80年代內地電視節目形態以新聞、電視專題、電視晚會和電視劇為主，具有明顯的電影模仿痕跡，新聞幾乎是會議新聞一統天下，電視專題往往主題先行，電視晚會和電視劇等娛樂性較強的節目類型也成為宣傳“主旋律”的另一種方式，傳媒角色可以簡單地定位為“喉舌”，傳媒傳播信息、服務受眾等社會角色成為其附屬。內地電視節目形態的飛速發展集中體現在90年代，有學者評價說，“電視在90年代的成長速度超過了以往的30年”。②這一時期，不但涌現出許多新興的節目類型，而且原有的節目形式也隨著電視觀念的演變而煥然一新。“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電視‘走自己的路’的年代，90年代是中國電視向世界學習的年代。”③中國內地傳媒在20世紀的最后10年以更為開放、更為積極的心態走向國際、融入世界，電視傳媒的變革只是這次浪潮中的一朵浪花。

“角色定位”是90年代內地大眾傳媒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之一，從傳播學意義上分析，“角色定位”是傳媒受眾意識覺醒的結果，也是傳播專門化和分眾化的結果；從內地大眾傳媒的生存背景分析，“角色定位”標志著傳播禁忌在一定程度上的消減，傳播觀念的更新，以及傳播方式的多樣化。

從前面對當前內地電視節目形態的描述中不難發現，內地大眾傳媒的角色不再是單一的“喉舌”和“宣傳者”，而是同時兼具輿論監督者、平民代言人、公德引導者、新型教育者、娛樂弄潮兒和情感溝通者等多種社會角色。傳媒社會角色的多樣與豐富，一方面突破了傳媒傳播內容的局限，“國事、天下事”固然是傳媒的重點，但清官難斷的“家事”，雞毛蒜皮的“瑣事”，嬉笑怒罵、開懷一笑、真情表白都可以成為報道對象，受眾根據個人喜好各取所需；另一方面與傳播內容相適應的新興傳播方式也層出不窮，從宣傳到報道、從諄諄教誨到娓娓道來，從正襟危坐到輕松談笑，大眾傳媒高高在上的仰視地位逐漸轉向平和、平等、親切、自然。傳媒角色轉變體現出的正是以傳播體制為現實基礎的傳播觀念之演革。

傳播體制改革：奠定傳媒社會角色變遷的現實基礎

內地傳媒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約束下，呈現出分散化和指令性的特征，在執政黨的統一管理下，傳媒作為行政事業單位而存在，不被納入市場競爭的軌道，因而傳媒的“一種聲音”便在意料之中。經濟體制轉軌之后的內地傳媒，提出了“事業性單位，企業化管理”的構想，大眾傳媒進入市場競爭體系。傳播體制變革的第一個亮點閃現在風光不再的廣播傳媒，“珠江模式”引起全國媒體的關注；其后，《廣州日報》創建內地第一個報業集團，報紙傳媒的體制改革拉開序幕，至今《南方日報》、《羊城晚報》、《經濟日報》、《光明日報》及《新民晚報》、《解放日報》先后組建6家報業集團；由于“四級辦電視”的方針，內地的各級電視臺達3000多家，因而電視傳媒的競爭壓力大部分來自內部，隨著各省級電視臺的紛紛上星，電視傳媒的競爭日益明顯，體制改革意識覺醒，上海東方電視臺和湖南經濟電視臺率先實行全員招聘制等管理體制的革新。

雖然目前內地的大眾傳媒并未從根本上改變屬性，但體制改革已經使競爭意識深入滲透，行政撥款不再是傳媒的惟一經費來源，絕大部分來自廣告和發行，而廣告收入直接與傳媒的發行量、收聽率和收視率相關，因此受眾成為大眾傳媒真正意義上的“衣食父母”，為了提升影響力，傳媒不再滿足于大同小異的模式報道，“獨家”、“第一”成為更高追求。客觀上，傳播體制改革為傳媒社會角色轉變提供了制度層面的保證。

此外，電視傳播方面，制播分離在內地已出現萌芽，民間資本開始介入電視制作業，據《北京青年》2000年7月3日報道：“2000年北京國際電視周上，專業電視節目制作公司數量比電視臺多出兩倍，共317家，京城就有88家。電視臺搭臺，制作公司唱大戲，是本屆電視周區別于歷屆的最突出特點。”雖然目前制作內容尚局限于影視劇和非新聞性的專題或娛樂節目，但畢竟是傳播體制變革中的星星之火。

傳播觀念演革：提供傳媒社會角色變遷的理論根基

在內地傳媒角色變遷中凸現的傳播觀念主要體現在受眾意識、輿論監督意識、報道意識、紀實意識及傳媒多功能意識的加強。

傳受關系變化使受眾理念得以激活。競爭機制的確立使受眾地位得以提升，衡量傳媒水平的標準也不再是由政府或學會組織的各類評獎，報紙發行量、廣播電視的收聽、收視率，以及受眾滿意度成為“數字化時代”里傳媒更為關注的數值。“一切從受眾需求”出發不再僅僅是一句口號，而真正成為傳媒定位的出發點，受眾調查研究不但成為傳播學、新聞學研究的一大熱點，而且是傳媒角色定位的前提。受眾調查涉及年齡、職業、文化程度、性別、收入、地域等各個方面，根據不同受眾的不同喜好，確定目標受眾，并據此設定不同的傳播內容和傳播方式，以求最佳傳播效果。受眾理念的突顯使“雅俗共賞”遭遇質疑，“度身訂做”成為更合理的選擇。電臺專業化、頻道細分化及報紙分類化等趨勢正是“受眾至上”意識的升華。

輿論監督是大眾傳媒的本質職能之一，但由于體制的制約和“以正面報道為主”的宣傳方針，內地傳媒的監督功能未能充分發揮，直到以《焦點訪談》為代表的一系列以批評報道為主的欄目(或專欄)面世，輿論監督才逐漸正規化、規模化，成為內地傳媒的一大重任。內地傳媒輿論監督意識的加強意味著傳播觀念的本質回歸，同時也標志著一個國家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發育水平，因為“綜觀世界各國現代化發展的歷程，人們不難發現，輿論監督是現代民主政治發展和市場經濟發育的伴生物。無論是民主政治也好，市場經濟也好，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即它們都是眼睛向下、密切關注民意取舍及其喜怒哀樂的政治和經濟，現代輿論監督恰恰是保證這種政治和經濟良性循環的支撐機制之一”。④在這個意義上，傳播觀念的演進、傳媒角色的變遷透射著政治進步、經濟發展的亮彩。

報道意識是相對于宣傳意識而言。內地傳媒在西方新聞界人士眼中只有宣傳，而無報道，“新聞事實”依附于既定的“宣傳口徑”而傳播，傳播的目的不是“信息”，而是“口徑”。但隨著深度報道的廣泛應用，內地傳媒的傳播方式有明顯改觀，報紙傳媒的深度報道在80年代風靡一時，電視傳媒也成功推出了《新聞調查》，內地傳媒逐步由“宣傳”走向“報道”，大眾傳媒不再主題先行，新聞事實也不再是“宣傳意義”的附屬，而是在“用事實說話”的理念下，讓事實成為評論的依據，成為傳播的主體。報道意識的加強弱化了內地傳媒“政治布道者”的角色意識，代之以更為適宜的“信息傳遞者”角色定位。

紀實意識與報道意識一脈相承，在傳播方式上追求客觀、公正與本色。紀實意識主要表現在電視傳媒方面，它用跟蹤拍攝的方式記錄生活的原生態，把傳播主體的指令性和主觀性降低到最小，變主題先行為主題后行，讓受眾從盡可能真實的記錄中體味主題。《生活空間》把傳媒的紀實意識發揮到極致，甚至在拍攝對象的選取上也把代表最本色生活狀態的普通百姓放在了首位。紀實意識迫使傳媒拋棄習以為常的俯視視角，而是用平視的心態去發現平常生活中的美麗。傳媒在對細節的捕捉中揭開神秘的面紗，帶著微笑成為平凡而不乏豐富的“社會平民”。

傳媒的多功能意識本是無須證明的客觀存在，但由于內地的傳統新聞理念幾乎是報業理念的一統天下，在中國近百年的新聞思想史上，報業角色先后被定位為“變革政治的‘利器’”、“傳播新聞的‘社會公共機關’”及“黨的指導機關”，無一例外地作為政治宣傳者而存在，受此影響，內地傳媒長期以來呈現出單一的社會功能，傳媒角色定位也欠多元。傳播觀念的日漸豐富使內地傳媒的社會功能得以全面展現，為傳媒社會角色的多樣化奠定了理論前提。

傳播觀念從根本上決定著傳媒的角色定位，傳媒社會角色的變遷則記錄著傳播觀念由保守走向開放，由單一走向豐富，由呆板走向靈動的歷程。同時，傳播觀念作為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也深受社會思潮嬗變的影響。

二、社會思潮嬗變：傳媒角色變遷的文化根基

西方文化東漸，經濟體制改革，全球化危機……20世紀的最后20年，中國在強烈的沖擊中快速前行。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內地，社會的開放性成為突出的社會特征，形形色色的社會思潮在變革中相互碰撞、沖突、融合，這種不斷調試的過程通過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價值觀念反思，社會心態變更等或隱或顯的方式得以表現，作為社會表達載體的大眾傳媒成為社會思潮嬗變的記錄者，而大眾傳媒角色變遷也因而烙上了社會思潮嬗變的種種印記。

一場思想解放的大討論打開了西方社會思潮涌入中國的最后一道屏障。在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相持與對抗中，自由主義思潮、人文主義思潮、商業化思潮等等漸次成為國人關注的焦點。

自由主義思潮：傳媒突破“輿論一律”的契機

自由主義思潮幾乎是與經濟體制轉軌同步而來，這一方面緣于市場經濟內含著拓展自由空間的客觀要求，另一方面，由于“新中國成立后實行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三十余年，始終未能正視人的自由問題，在理論上，個體自由的探討長期是一個禁區。因此，面對現實生活的巨大變化，面對人們自由意識的日益覺醒、對自由的要求日趨強烈，固有的理論顯得蒼白無力，嚴重滯后。這時西方人本思潮裹挾而來，其自由理論恰好扮演了一個填補理論空白的角色，應合了人們在理論上、思想上和心理上的需求”。⑤自由主義思潮的進入，對大多數人而言，并不意味著深刻的理論探討，更多的是一種情緒體驗，是反思過往、判斷事物與行為的依據，是渴求新型文化與思想的心理反映。

就大眾傳媒而言，新中國成立之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的傳播文化更多表現為一種政治文化，大眾傳媒往往成為階級斗爭、政治斗爭的工具。“中國的政治文化在50年代中期開始確立了一條戒條：要么你和上層領導一同思想，說出同樣的話；要么閉上你的嘴巴，默默地聽著；最好是聲明擁護，完全執行。”⑥依據“沉默的螺旋”理論，在此狀況下，社會輿論必然走向“一律”，但這種強制的“一律”是“信仰和政治高壓的混合體”，有悖傳播的本意。自由主義思潮使大眾傳媒走出“輿論一律”的禁錮，代之以“言論自由”的追求。“對傳播媒介的占有量，是衡量言論自由程度的標志之一……依據對傳播媒介占有權分析中國言論自由的程度，人們會得出樂觀的結論。在這里，報刊上經常刊載工人、農民的言論，廣播電視新聞節目里不斷出現普通群眾的形象和聲音……”⑦由此可見，傳媒的傳播對象和傳播內容的多樣性是自由主義思潮對大眾傳媒最深刻的影響。

無須諱言，自由主義思潮的廣泛影響緣于社會的進步與政治的開明，開放性的社會特征使傳媒的角色變遷成為可能。自由主義思潮喚醒了大眾傳媒對傳播多元化的思考，并直接促進了傳媒思維方式的更新和傳播視野的拓展，從而使傳媒角色不再固定為“政治宣傳機關”，而是在不改變傳媒屬性的基礎上，根據傳媒特性，針對全體社會成員的各種需要進行分類，通過具體的傳媒產品表現出來。《焦點訪談》沖破了“報喜不報憂”的輿論禁忌，《生活空間》改變了“關注典型”的宣傳慣例，《幸運52》、《快樂大本營》收拾起“一本正經”的傳播方式，《相約星期六》展示出真情流露的坦誠……傳受雙方在更為寬松、寬容的社會氛圍和文化氛圍中各取所需。

人文主義思潮：傳媒倡導“關注人”的革命

有學者認為，“‘人文精神’主要體現為知識分子的一種生存和思維狀態；它是對‘人’的價值、‘人’的生存意義的關注，是對人類命運、人類痛苦之解脫的思考與探索。”⑧內地掀起“人文精神”討論的最高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面對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時所呈現出的物欲橫流、道德失范等社會狀況，有識之士發出了對“人文精神”的呼喚。此時的大眾傳媒承擔起“思想啟蒙”的任務，責無旁貸。

經濟體制轉軌以前，計劃經濟賦予大眾傳媒的指導性地位使其關注點聚集于“政治”與“生產”，即使是塑造“典型人物”、“英雄模范”也無一例外的是社會建設、物質生產領域的帶頭人，是為了滿足政治宣傳的需求。大眾傳媒全面表現出對“人”的關注是在人文主義思潮興盛之后。“人文精神”的提出始于1990年，1994、1995年達到高潮，時間上與1993年開播的《東方時空》達成契合。在《東方時空》所設的四個子欄目中，直接以“人”為拍攝主體的就有兩個，即《東方之子》和《生活空間》。前者是社會精英的訪談，后者是普通百姓生活的紀實；前者是與“人”面對面的交流，后者是對生存狀態中的“人”和事件流程中的“人”的記錄。二者同樣把“人”作為傳媒表達的主體，借以透視時代與社會的變遷。“如果說以往我們關注的是你在干什么?發生了什么事?那么今天我們關心的是，對于你正在做的和曾經做過的事情，請告訴我們你為什么要這樣干?你內心深處的動因是什么?……等等。”⑨具體到每一篇報道、每一個電視節目，大眾傳媒對“人”的關注不再浮于人在事件中的意義、作用，而是深入到對“人性”與“精神”的探討。80年代初期，大眾傳媒熱衷于爭論“軍校大學生張華為搶救落水老農獻出生命”是否值得；90年代當美國大片《拯救大兵瑞恩》再次掀起有關生命價值的討論時，大眾傳媒通過對比中西方對生命價值的不同態度，表現出對80年代報道方式的反思：認為當時的爭論本身就是對生命的不尊重，對人的生存權利的不尊重。兩相比照，80年代的大眾傳媒視宣傳道德新風為己任，關注的焦點是“張華舍身救老農”的社會意義，90年代的大眾傳媒卻表現出強烈的人文關懷，掙脫道德評判的局限，關注生命的意義與價值。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大眾傳媒已經放棄了建立社會評判標準的責任，而是旨在突破“道德惟上”、“政治惟上”的樊籬。以《實話實說》為例，其話題不乏有關社會公德的討論，但其強烈的受眾參與氛圍，平等對話的表達方式，以及各抒己見的全面溝通，淡化了強加于人的說教色彩，大眾傳媒表達出更為客觀、公正的立場。

人文主義思潮對大眾傳媒的影響一方面表現為報道主體由事件到人、關注焦點由意義到人性的轉變，另一方面也表現為“以受眾為中心”觀念的樹立。

人是推動社會進步、歷史前行的本質力量，人文主義思潮把大眾傳媒的關注視線牽回到“人”本身，并剝去沉重的矯飾，深入到人的心靈與精神。大眾傳媒以更為溫馨、平和的面容成為受眾真誠的對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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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化思潮：傳媒走向繁榮與世俗的雙刃劍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行政撥款是內地傳媒主要的經費來源，傳媒僅僅注重傳播的社會效果，而不必考慮經濟效益，大眾傳媒充分享受著“皇帝女兒不愁嫁”的優越。商業化思潮與市場經濟如影隨形，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期，商業化的影響僅限于物質生產領域。但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大眾傳媒也被漸漸納入市場競爭體系，同時，由于信息傳播渠道的急速增加，以及娛樂方式的日漸豐富，大眾傳媒逐漸喪失賣方市場的壟斷性地位。原有的傳媒運作方式已經不再適應新的競爭環境，新的運行規律尚未健全，西方傳媒的商業化運作模式令略顯迷惘的內地傳媒看到了一絲曙光，商業化思潮開始對內地傳媒產生沖擊，內地傳媒在保證傳播社會效益的前提下，日益注重傳播經濟效益的獲得。

一方面，商業化思潮深化了傳媒的競爭意識，“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競爭規律使傳媒認識到“受眾就是上帝”，傳媒充分調動創造性和能動性，根據受眾的不同需求，創造出品種繁多的傳媒產品。首先，商業化思潮使內地傳媒的分眾化趨勢日漸突現。報紙傳媒由單一的黨報擴展為都市報、文摘報、法制報、體育報、文化報、信息報等等，還有專為不同行業創辦的行業報；廣播傳媒是傳媒變革的先行者，把綜合臺細分為音樂臺、交通臺、文藝臺等等；相對滯后的電視傳媒近年勢頭猛勁，中央電視臺由最早的一個綜合頻道發展為現在的新聞、經濟生活、音樂文藝、國際、體育、電影、軍事農業、電視劇及英語等11套節目。其次，傳媒的傳播內容隨著分眾化的趨勢而豐富。既有嚴肅莊重的新聞播報，又有活潑生動的游戲娛樂；既有指點江山的高瞻遠矚，又有茶余飯后的家常談資；既有有理有據的理性思辨，又有淋漓盡致的情感宣泄……不同興趣愛好、不同文化層次的受眾，可以從不同的傳播內容中獲得滿足。大眾傳媒競爭意識的加強客觀上豐富了傳媒的傳播內容和種類，為受眾提供了更多的選擇。

另一方面，商業化思潮的涌入使尚待規范的內地傳媒市場應接不暇，不正當競爭時有發生，商業化本身所固有的市俗化特質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大眾傳媒文化品格的下降。收視率是廣告商選擇電視傳媒的主要依據，在商業利益的驅使下，收視率成為各大電視傳媒的至高追求。“惟收視率”不僅使電視節目呈現出媚俗化傾向，一味迎合受眾，追隨受眾，而且致使同類型、同內容的娛樂游戲節目層出不次，而高品位的文化節目、藝術節目等卻難覓蹤影。“電視文化”遭遇到文化精英們最多最激烈的批評，幾乎成為大眾文化、流行文化的代名詞。雖然電視傳媒的本體特質決定了電視節目形態總體上的大眾化趨勢，但“作為社會公器它又確實有著提升民眾欣賞水準的責任，至少應該為那些有自我提升自覺性，因而希望看到知識性和高品位節目的觀眾提供他們想得到的”。⑩此外，內地電視傳媒目前最嚴重的弊病在于電視節目“克隆”現象的泛濫。一是對境外節目的“克隆”，二是內地各電視傳媒之間的“克隆”，這一方面緣于內地電視機構的特殊管理體制，各級電視臺之間的競爭不十分明晰，另一方面也體現出內地傳媒原創意識與知識產權意識的淡薄。對收視率的盲從使各大電視傳媒不加分析地對某類節目一涌而上，既造成了不必要的資源浪費，也加速了該類型節目的衰敗。

商業化思潮造就了電視制作的繁榮，也導致了電視節目的世俗，并會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對大眾傳媒產生深遠影響。商業化思潮把大眾傳媒置于動態的流程中，改變了人們對傳媒社會角色的單一認識。雖然使之受到了某種責難，但如同所有的事物發展，電視傳媒的進步也必然經歷一個抉擇的過程，目前內地電視傳媒正處于這一過程中的臨界狀態。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為我所用不失為明智之舉，在力求繁榮與多元的同時，不輕易放棄對獨創與品位的追求。惟其如此，大眾傳媒的社會角色才能更為豐滿而有力。

透過電視節目形態的變化，內地傳媒的社會角色在日益變革的政治氛圍、經濟環境和社會思潮中由單一走向多元，由封閉走向開放。就整體而言，這是“信息全球化”發展趨勢的現實呈現，是走向世界、與國際接軌的必然選擇；就局部而言，這更是開放意識下的個體覺醒，是社會前行、傳媒發展的客觀記錄。

注釋：

①轉引自時統宇：《電視影響的評析》，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頁。

②胡智鋒：《中國當代電視觀念的演革》，《現代傳播》1999年第4期。

③李幸：《真正的電視時代還沒到來》，《新周刊》，2000年第24期。

④轉引自《聚集焦點訪談》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頁。

⑤李瑜青等著：《人本思潮與中國文化》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頁。

⑥劉建明著：《天理民心》，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頁。

⑦劉建明著：《天理民心》，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頁。

⑧《人文精神與世俗精神》，《南方周末》，1996年1月12日文。

⑨楊君：《電視“關注人”的革命》，《現代傳播》1999年第1期。

⑩苗棣，范鐘離：《電視文化學》，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