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深度報道傳播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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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追蹤調查式的電視深度報道，作為對某一新聞事件作縱向拉長延伸的報道，通常提供豐富的背景資料，詳細深入地剖析事件的起因和過程。這類深度報道重在事件過程性和故事性，非常講究記者的介入，追求的是一種具有調查感的效果。本文正是希望從“調查式”、“電視”、“深度報道”三個關鍵詞入手，多角度地觀照故事性因素的開掘途徑和切入方式。另外，也將就故事性因素開掘的意義以及我國調查式電視深度報道獨具的品格內涵進行探析。

[關鍵詞]

故事性因素、事實與過程、懸念與沖突、畫面、記者的介入、傾向性

本文題目中提及的――“故事性因素”，有一個狀語成分的修飾――“調查式電視深度報道中”。我們又可以從這個成分中剝離出三個要素，即調查式、電視、深度報道。這三個要素從不同向度上對故事性因素的開掘提出要求：

首先，基本事實和敘事過程是故事誕生的先決條件――“深度”本身的規定性。

《十年》一書中談到“深度報道‘深’就深在以事實的講述和事實中疑問的解開為核心。”①一方面，記者采訪過程中擷取的新聞事實越多，就越能為論點提供有效的話語支持，就會向深度走得越近。新聞有其自身的客觀性，受眾也有其之于社會現象的價值取向和道德評判，無須說教和肆意地主觀表述，一清二白的新聞事實會“說話”，受眾會不同層面、不同程度地悟得報道之深度。

另一方面，“深”的實現還要訴諸于“事實中疑問的解開”，人們在思考一個問號時，總是會想到這個問號何以來、何以去，總是需要借助一個程式有秩序地求解。深度報道中疑問、矛盾的消解不例外地需要一個過程的承載，電視對生活的表現恰恰靠的是過程。這個“過程”要求深度報道在時間敘述上，不僅說明現在，還要涉及過去和未來；在地點展示上，不僅要報道現場，還要有地點的延伸和波及；在人物采訪上，當事人要采訪，相關人和見證人亦要采訪；在事實本身的搜集上，基本事實無缺的同時，與之相關的細節、各個層次的背景都要有充分的考慮。只有做好了這些基礎性的準備工作，“粘在事實后面的那個東西”②才會具備浮出水面的可能性，受眾才可能探得更多的事實，新聞發生的來龍去脈、前因后果才會在報道中表現地客觀、明白，對其意義、趨向以及影響的預見和分析才會擁有權威性和參考價值。如此一來，敘事過程因事實厚度的存在而連“點”成“線”成“面”，成其為“過程”。

其次，懸念與沖突是故事引人入勝的兩大法寶。

事實上，懸念與沖突之于故事關注度的巨大力量與其對受眾心理的迎合是分不開的。懸念滿足的是受眾的好奇心理：深度報道中適度地交代事件背景、敘述人物之間復雜微妙的關系條件，從而巧妙地埋伏幾處問號。受眾會因之不斷地產生期待視野，并積極地將自己的思考和判斷與報道本身的發展進行比較觀照，選擇繼承或揚棄。直至徹底地釋疑解惑。比如，《新聞調查》在SARS過后的一期節目――《非典突襲人民醫院》一開始就設置了幾個懸念――為什么在短短不到20天的時間，北京大學人民醫院中就陸續倒下200多人，其中醫護人員就多達90多人？短暫的時間里人民醫院內部究竟發生過什么？人民醫院究竟還有多少未解之謎？而這一連串的懸念貫穿于調查的全過程，使報道緊張緊湊、耐人尋味。再如，《雙城的創傷》亦是通過記者的設疑將調查引向深入，使之發人深省――是什么導致數名十三四歲的少年選擇服毒的極端方式？獲救的孩子為什么一直沒有向家長開口解釋服毒原因？他們為什么始終解不開心結？懸念作為一種契合受眾心理的敘述方式，在越來越多的調查性報道中被強調出來。

而沖突的制造則可以在報道中形成充斥著矛盾的“場”，在這個“場”中發生的故事要比四平八穩、春風化雨式的陳述精彩地多。戲劇中之所以會有“高潮”這樣一個組成部分，正在于它是凝結沖突或者沖突發展至極將要破繭的一個環節。它能充分吸引欣賞者的審美注意，調動其幾處感官同時作出反應，追隨劇情的發展解答心中疑問，作出前瞻性估計。人們在戲劇、電影的關鍵處往往“屏氣凝神”，說的正是這個意思。深度報道與戲劇相似的一點就是：作為敘述事實的一個過程，深度報道也要考慮選取何種切入點、采用何種敘述方式、從何種角度制造懸念和沖突，使受眾在不知覺中入“場”，介乎其中主動參與思考。以曾獲得亞廣聯大獎的《婚禮后的訴訟》為例，這期節目就很典型地利用矛盾沖突表現了一個繞有趣味的“故事”：新娘認為在非自愿的情況下結婚，并在暴力下被迫與新郎發生性關系，新郎的行為足以構成強奸。法院也認為兩人并沒領取結婚證，其婚姻關系不受法律保護，所以認定新郎強奸罪名成立。與此同時，新郎及其家人、多數村民卻認為在農村婚禮舉行過后兩人就是夫妻了，就要有正常的夫妻生活，登記與否無關緊要，所以新郎被判有罪是冤枉的。三方的觀點共同構筑了一個話語空間，受眾亦可介入于此，作出評判。

正如《60分鐘》的締造者、執行制片人唐·休伊特所說：“我敢打賭，如果我們能使主題多樣化，并采用個人新聞---不是處理事件，而是講述故事；如果我們能像好萊塢包裝小說那樣包裝事實，我擔保我們能把收視率翻一倍。”雖然真實性的鐵律決定著我們不可能把新聞當作真正意義上的故事，但運用故事化的表現手法、開掘新聞事件中的故事性因素卻是一條優化傳播效果的途徑。

第三，畫面使故事的講述更具表現力，更有趣味性――電視媒體獨具的魅力。

畫面賦予電視深度報道一種獨尊的魅力。我們不妨從畫面照應于有聲語言的兩方面作用來展開這一觀點：其一，電視畫面可以對有聲語言進行順向的強化和激勵。畫面作為電視媒介最主要、最具個性的表現手段，可以很大程度上彌補報道中有聲語言表現力上的不足，更可以為其提供“看得見”的證據支撐。尤其是在有些情感性因素極強的畫面當中，聲音的有意缺失往往能使故事更加觸人心懷，成為一種“有益”缺失。同樣是在《雙城的創傷》中，記者柴靜采訪心靈極度受傷的小學生時，并沒有想當然地像采訪其他對象一樣提出大量理性化的問題，相反卻是朋友式地設身處地考慮到小孩子的承受力，看到少年傷心流淚時，或輕輕為之拭去淚水，或拍拍肩膀表示安慰。一個個安靜的畫面中一切的旨意、一切的精神都會為受眾所領會。可能這期節目會是《新聞調查》中有聲語言記錄最少的一期，卻也可能會成為畫面力量最強悍的一期。

其二，電視畫面又可以對有聲語言進行顛覆，建立更具說服力的規范。畫面對語言的這種顛覆力量使得畫面剪輯技巧有了用武之地：電視深度報道中往

[page_break]往構建出兩套“講故事”的話語體系，一套來自于有聲語言（包括記者的敘述語言和采訪對象的話語）；一套來自于畫面語言。而這兩套模式相互間在話語內容上是呈現可比性、矛盾性的，必然一方是合乎真理和實際，一方是荒謬和虛假的。這樣，把涉及同一焦點問題的兩方觀點剪輯到一起形成對峙，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毀滅和被顛覆為前提，事實會因此昭顯，謊言會自然破滅，報道的潛在意旨也通過兩者的不同命運得以流露。同時，有聲語言的畫面的矛盾和沖突也使報道很大意義上體現出情趣。有時這種情趣是一種謊言破滅后的酣暢淋漓；有時是謬誤揭示后的恍然大悟；有時會是對真理堅持者艱辛跋涉的由衷敬佩；有時又是對造假編謊者反諷后的哭笑不得。在《透視運城滲灌工程》中，地區各級領導在采訪中都信誓旦旦地說絕大多數滲灌都在發揮作用，而拍攝到的畫面卻是個個滲灌中都滿是枯草、無法通水。調查中并不過多介入記者的言詞，將事實用無聲的畫面陳列出來，實現了對采訪對象言語的徹底顛覆：“”式的亂興土木和掩人耳目的面子工程使一切謊言不攻自破。

第四，記者的冷靜介入使故事的講述更具推理色彩――調查式報道類型的客觀需要。

“調查性報道的結構模式本質上就是一種強有力的邏輯推理（追問）結構。”③在這種以邏輯追問為亮點的結構模式中，懸念的層層鋪設又層層解除會使故事內容的講述具備一種層次美。邏輯的力量由多方面的因素集納共成，包括畫面的邏輯剪輯、解說詞本身的邏輯以及與采訪實證糅合而生的潛在邏輯等。而使這一切分向的邏輯成為可能的卻是另一種最為關鍵的力量――記者身為冷靜的介入者在采訪現場的邏輯性調查。《新聞調查》的工作手冊里有這樣的解釋：“《新聞調查》有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調查記者，他是調查行為的實施者、調查過程的表現者，是這個欄目的外化標志和品牌形象。一個沒有調查記者出現的節目，不應該是《新聞調查》的節目，而調查記者缺乏良好表現的節目，也絕對不是好的調查節目。”④

需要強調的是“冷靜”和“介入”兩個質素：記者在采訪中既要傾聽采訪對象“講故事”，又要引導其“講故事”。記者在現場判斷力的有無和程度的高低是至關重要的，缺乏冷靜的判斷就容易“出賣”自己的思想，被采訪對象牽著鼻子走；超越界限的介入會使記者喪失中立方的清醒和智慧。因此，這里的“介入”必須加上一個質的規定性――“冷靜”。如此，采訪對象話語中的漏洞、有意掩藏的“冰山下”的內容、表情語言中流露的信息以及物質證據、環境狀況中的信息等等才不會逃過記者的眼耳手鼻，探得新聞事件的“本真”、拷問到調查對象的心理和靈魂方能獲以途徑，采訪也才可能擁有走向深入的新鮮“由頭”。

當然，這里必然要涉及到調查記者追問的技巧。記者首先應對整個采訪事件應有一個初步的心理邏輯和判斷。

在調查過程中，記者自我判斷中屬事實的部分會不斷從采訪實據中得到求證；采訪對象對事實的講述也會使記者原始判斷中非事實的成分獲得證偽的依據。記者便要在此基礎上重新設置推理切入點，逐漸向事件的“本真”狀態過渡，漸次為心中的問號求解。

以上我們從“調查式”、“電視”、“深度報道”三個關鍵詞多角度地觀照了故事性因素的開掘途徑和切入方式。當然，這樣的分列表述并不意味著其間界限之分明、對應之絕對，只是出于三者各自的品格特質更容易采用何種開掘方式的考慮，而分別附以陳述。事實上，優秀的調查式電視深度報道往往是全方位地將故事性因素開掘地盡致：敘事過程的展現、懸念沖突的設置、畫面語言的運用以及記者的調查追問，多種手段一齊上陣，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下面還將提出相關的兩個問題以供爭鳴：

其一，討論過故事性因素生成的途徑和方式，也就是“怎么樣”的問題，我們希望回溯到一個“為什么”的問題，即為什么要開掘故事性因素，深度報道中故事性因素存在的意義何在？傳播理論告訴我們，任何傳播行為都對應于一定的傳播目的和傳播效果，而這樣的目的和效果都是針對受眾的。受眾的反饋將告訴傳播者其傳播目的的實現程度和傳播效果的質量高低。所以，前文各點的敘述都談到了故事性因素的開掘對受眾心理的迎合，也就是說在調查性電視深度報道中調動故事性因素的力量去滿足受眾審美心理往往意味著傳播心理效果較高質量的實現。進而受眾對所調查事件的關注度和反饋率會相應加強和抬升，一定范圍中輿論的形成會再一步推動新聞事件政治效果、文化效果和經濟效果的實現。《與神話較量的人》、《繁峙礦難》、《死亡名單》幾期節目的播出使整個社會感受到了輿論監督的力量，政府行為的介入一方面推動政策的出臺確保了經濟運行的規范化和法制化，另一方面社會民主化進程和大眾的現代文明意識也在無形當中得到了推進。

其二，從“為什么”這一點生發出來，我們不得不考慮到調查式報道的傾向性問題。關于此，首先應當明確的是我國的調查性報道不單純地等同于西方新聞界所定義的：“一般是報道某些人或某個組織企圖掩蓋的新聞”，并且“常聚焦于不義、丑聞和違法活動”。⑤調查性報道的中國特色體現在它不與揭露、曝光劃等號，而是具有更廣泛的內涵和外延。除揭露性報道之外，還有大量中性、正面的題材有待挖掘。并且調查手段的運用可以使非揭露性題材擺脫傳統的“帶著觀點找例子”、“板起面孔教訓人”的說教模式，而是通過調查記者在現在進行時態下的步步探問引導受眾“參與”調查過程，梳理關系、盤活真相。因而，故事性因素在非揭露性題材中的合理開掘，可以產生不遜于揭露性報道的震撼力量。尤其是一些“有曲折過程和復雜背景的重大事件；有被道德觀念和認識水平遮蔽的真相的題材；有被我們狹窄的生活圈子和集體無意識遮蔽的真相的題材”⑥會在調查性報道中獲得更廣闊的表現空間。比如，《新聞調查》開篇之作《宏志班》、獲得國際大獎的《大官村里選村官》、《第二次生命》都是非揭露性題材；《監利稅費改革》、《香港行政長官推舉紀實》、《跨世紀的政府》、《張家港的故事》、《黑臉姜瑞鋒》、《厄爾尼諾探密》、《面對分流的公務員》、《保衛荊江》、《恢復高考二十年》、《中國的品牌》等也都是中性或正面題材的代表作。在這些題材中同樣有許多事實和新意可以發掘，《新聞調查》從選擇切入點和敘述方式入手，使其富有調查意味，吸引著受眾的注意。

之所以調查性報道在我國會有更多層面的涉及，原因之一正在于我國的新聞媒體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大眾傳播機構不像西方新聞媒體一樣單純地追求高額利潤，強調轟動效應的制造。我國的調查性報道不以揭人之丑為終極使命，廣大“調查人”更多地是希望自身所肩負的社會責任能內化于調查報道中。出鏡記者不僅僅承擔一個個體角色在采訪中展現個性，更重要地是要擔綱媒介角色和社會角色，以“鐵肩擔道義”的精神賦調查以民族使命感。一期調查性報道節目追求的不僅僅是某個點的揭示和展現，而是社會效益最大化的實現。即使是揭露性報道，其報道目的也是由特殊到一般地追問到其中的普遍社會意義和人文內涵，希望通過警示性、典型性的“這一個”引起群眾對類似問題的關注和警惕。

參考資料：

①孫玉勝《.十年》P100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8月版

②孫玉勝《.十年》P103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8月版

③徐國源《論深度報道的結構模式》2003年4期《采編生活》

④賽納《<新聞調查>的內容與樣式——2001年5月19日在<新聞調查>開播五周年電視深度報道研討會上的演講》

⑤、⑥穆冰《試論中國特色的調查性報道》中國新聞研究中心2003-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