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會探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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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奧運會媒介儀式國家認同

[摘要]：

奧運會的體育內涵借助于大眾傳媒已經延伸到民族國家認同層面，作為媒介事件的奧運會是民族國家認同的新力量，它通過現代媒介創造了民族團結，在媒介儀式行進中構筑了穩固的國家認同觀。

Abstract:ThegymnasticconnotationofOlympicGameshasbeenextendedtonationalisticidentityareabymassmedia.Asamediaevent,theOlympicGameswillgiverenewedimpetustonationalisticidentityandethicalidentity.Itcreatesnationalsolidaritybymodernmedia,andconstructssteadynationalisticidentityinmediaritual.

Keywords:OlympicGames;Mediaritual;NationalisticIdentity

奧林匹克運動會是一種極具競技性質的現代人類體育盛會，它是一種特殊的溝通交流方式，也是一種獨特的文化象征具現。人類可以通過體育這種活動方式激活聯結人類最深層次的情感，大眾傳媒在其中發揮了獨到的中介作用。作為塑造體育認知的主要方式，大眾傳媒（特別是電視）在使民眾藉由傳媒獲得收視享受的同時，尋求體育歸屬感和民族認同感，使它變為一種自發參與的愛國主義行為。

一、作為媒介事件的奧運會

構成媒介事件樣式本體的主要敘述形式（腳本）有三種，戴揚和卡茨將其依次劃分為“競賽”、“征服”和“加冕”三大類，[1]奧運會就是一種帶征服性質的媒介事件，屬于典型的“競賽”腳本。作為媒介事件，奧運會具有媒介事件的主要重大特征：第一、它是由國際奧委會、舉辦方和國家大眾傳媒機構所組織的、廣為人知的提前策劃和宣傳事件。新一次的奧運會從國家之間的申辦成功到舉行一般要經過4-8年的準備、預測時間；國家奧委會以及舉辦方城市借助大眾傳媒往往會掀起一輪又一輪的宣傳提示熱潮，奧運會標、吉祥物的設計、比賽會館場所的修建、周年慶典音樂會以及地鐵、露天的廣告牌無不激起國民對即將到來的奧運會的積極期待和提醒。第二、借由電視現場直播的奧運會具有強烈的日常生活干擾特征，為了目睹奧運會的開幕式、閉幕式以及賽事過程，人們往往不惜放下手頭最重要的事情（如延遲婚禮、工作打斷等），花上1-2個禮拜去關注它，奧運會成為這期間最熱門的日常談論話題；此外，全世界的媒體也會聚焦在奧運的各個專題上，規律有序的日常電視節目安排會隨著奧運會進程的高潮起伏不斷做出新調整，日常收視慣例與頻率將會打破。第三、奧運會具有國家級的歷史意義。借用黑格爾-馬克思式的話來說，奧運會是一個“具有世界歷史性質的過程”。對于各參賽國來說，奧運會是民族/國家榮譽與象征的體現，是歷經上一個四年之后國與國之間在經濟、文化、政治等領域的實力展現與競爭。第四、奧運會作為一種有組織的社會體系中的特殊事件，它有著特定的認同建構功能。作為運動員和觀看者的個體在整個慶典、儀式、賽事進行過程中將自身融入到集體、民族、國家甚至是整個人類社會共同體之中，它有著維系各個國家/民族現存合法性以及世界和平友好等社會秩序的深遠意義在其中。

二、作為媒介儀式的奧運會

在現代日常情景中，傳媒作為一種儀式性手段已經牢固地嵌入大眾日常生活結構中。媒介儀式是大眾傳媒和受眾對特定情境的共享性活動，是對某種象征資源或象征符號的共同分享過程。媒介現代情景造就了媒介儀式，媒介傳播行為、媒介傳播內容與媒介收視行為在現實媒介語境中均已儀式化。奧運會作為一種現代媒介景觀，經由大眾媒介的慣例性傳播，儼然成為一種現代儀式活動。儀式是組織化的象征活動與典禮活動，用以界定和表現特殊時刻、事件或變化所包含的社會與文化意味。[2]奧運會從開始便具有濃厚的儀式性質。它的儀式性主要體現在：

（一）奧運會形式與內容的重復性與程式化

儀式是一種重復性的活動，現代奧運會從1904年恢復起，已經基本形成一種慣例。這種重復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形式上的重復，現代奧運會每隔四年舉行一次；二是內容上的重復與程式化。“儀式人類學家認為，儀式作為一種表演者、表演、功能及其后果的系統是分階段發生的，并且發生在社會及其問題（周期性或偶發的）語境下。”[1]奧運會在組織形式上已經形成固定風格，有開始階段（開幕式）、中間階段（競賽）、結束部分（閉幕式），并且其中的奧運圣火傳遞以及頒獎已經成為公式化的儀式行為，它們既是對過去的延續，也是對未來的一種指向。此外，運動競技過程在其中也有嚴格的規范，運動也成為一種儀式行為。

（二）奧運會的特定時空性與共同參與性

奧運會每四年在不同國家的特定城市（空間）和特定時段（時間）舉行。相對于傳統的儀式活動場所，這是一個重新營造的人類儀式語境，全世界的人們都可以作為參賽國國民代表自己的國家進行參與，感受集體的榮譽與人類的狂歡，它是帶有宗教意味的莊嚴神圣的現代世俗儀式活動。對于奧運會的參與儀式，麥克盧漢也有著深刻洞解析。他指出：“運動員和觀眾共同參與就是儀式。奧林匹克更是群體儀式，遠遠超過一場球賽之類的普通競技，奧林匹克有它的團體意義，它本身是在一個宏大過程中舉行的儀式和積極的參與。”[3]

（三）奧運會進行過程中的表演性與象征性

儀式總是帶有表演性質并以表演為手段來進行過程和象征意義呈現的。奧運會作為一種人類的體育盛事，是緊密圍繞著與體育比賽相關的一切所展開的表演活動。它是一種現代媒介“景觀”，涵括慶典、儀式、競賽等諸環節，洋溢著豐富多彩的表演成分。特別是奧運會的開幕式和閉幕式，往往通過歡快、熱烈、濃郁的節日慶典表演體現奧林匹克運動精神、主題以及象征意義，在構建和確認個人、民族國家與人類共同體這三重認同上有重大涵義。

三、體育奧運與國家內涵的拓展

英國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認為，體育競賽不僅可以填充公私領域之間的空隙，而且在和平時期體育競賽扮演“最為盛大的人民慶典”的角色，“參賽的個人或團體都被視為是民族國家的”，而體育競賽成為國與國之間的競爭的這種現象，在今天早已為全國人民所熟悉。[4]喬治•奧維爾曾發表了一個著名的理論，他說除了軍事對抗以外，其它事物很少能激發起民族主義者的愛國情感，但是戰爭總是悲劇性的、削弱國力的。在奧維爾看來，國際性的體育競爭，為激發國家沙文主義提供了另一種更為可觀的途徑，因為體育是一種“不射擊的戰斗”。[5]皮埃爾•布爾迪厄則認為，電視對奧運會的再現雖然看上去是一種簡單的錄制，卻將全世界的運動員之間的體育比賽變成了各個民族冠軍之間的較量。[6]由此可見，體育的自然屬性雖在于增強體質，但究其實質是蘊涵社會意義的活動，體育與民族性之間有莫大關聯。普通意義上的體育雖是通過個體間對抗的方式來角逐勝負的，但是對于一些國際性的賽事（奧運會）來說，它則是一種團體對抗，其身后卻代表著具體的地域、民族和國家。體育運動已經從一種體能技巧的競技、社會活動或是文化實踐，上升至諸如奧運會這樣的體育盛事，它是民族或國家身份的表征。因此，現實社會中民族國家的身份與認同的建構大部分也借助于體育及其相關的符號而被創造出來。如劉翔是黃皮膚的“亞洲飛人”代表，是中華民族榮譽的象征；籃球運動員邁克•喬丹一度成為美國籃球運動世界競爭實力的標志以及美國黑人群體自我塑造的典范；板球則被英國人視為全民普及的民族運動等等。

四、媒介奧運與國家認同建構方式

（一）媒體再現與國家意義的濃縮

我們必須通過各式各樣的符號與象征來感知我們身處的世界，在此過程中我們離不開“媒體再現”這個環節。建構主義論者強調，媒介不僅反映現實，而且構筑現實。媒體再現不僅僅是一種媒介技術的產物或是單純的各種符號具現，從意識形態層面講，它是一種透過具象符號意義的社會關系建構。就奧運會而言，其原本的體育意義已經通過媒體延伸開來，“體育，尤其是媒體所再現的體育，已經被融入人們對自己和他人的身份界定之中”[7]。媒體再現的國際賽事儼然成為一種國家/民族的身份標識，是整個民族國家共享的精神食糧。電視奧運所呈現的國家意義以及民族認同感主要通過以下方式構建：

1.文化表演的途徑

奧運會是一個系統的文化表演體系。“文化表演”是這樣的一些場合，我們作為一種文化或社會反思或定義自我，將集體的神話和歷史戲劇化，以不同的方式表現自我，最終在某些方面有所改變而在其他方面卻又持續的活動行為。[8]約翰•麥卡隆將整個奧運會的文化表演系統劃分為四種類型：景觀、慶典、儀式以及競賽。[9]縱觀整個奧運會歷史，先有景觀和競賽，后有慶典和儀式。它們有各自的來源、在結構、組成和功能上也有著前后關聯性。借助于現代大眾傳媒聲勢浩蕩的渲染，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有著氣勢恢宏的場面和規模，在感官和色彩刺激著大眾的視覺神經，參加者和觀看者的角色定位以及整個奧運會進程中的運動及變化都使現代奧運成為一種盛大的“景觀”。“景觀”涵蓋下的是慶典，人們在觀看享受巨大盛況的場面時體驗著歡騰、喜悅和幸福之感。“儀式”源自古老的宗教和民俗圖騰，它是最為嚴肅的表演，充滿神圣、尊敬和敬畏。而競賽在其整個較量中也成為一種行動者和觀看者的互動式“社會戲劇”，帶有沖突和競爭。[9]

奧林匹克運動會提供給人們借助于國際體育賽事反思或界定自我的際遇，通過對自身歷史和文化的方位感與變化感的把握，來確認維持個體與民族/國家之間的認同。按照克利夫德•格爾茨對文化的解釋，文化與意義、象征及解釋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人類懸浮在他自己所編織的意義之網中”。[10]通過文化表演形式對奧運會中景觀、儀式、慶典以及競賽過程的展示，有助于我們對自我以及他者的歷史和現在的某些生活場景文化記憶的再現。這種以時間為序、蘊涵豐富歷史鉤沉的縱向的文化表演以及不同國家之間的橫向的跨文化表演的分離與交織情形是一種對自我的認知和傳承、對他者的界定與甄別的概念鞏固過程，它是激活民族國家集體意識、強化國家認同觀的一種手段。

在奧運會的整個表演體系構成中，最具現國族象征意義的當屬奧運會的開幕式儀式。作為一種“文化表演”，儀式所喚起的一方面是范圍頗廣的情緒與動機，另一方面是形而上方面的觀念。它們形成了一個民族的精神意識。[10]從奧運會的歷史傳統來看，舉辦國都竭力利用開幕式向世界民眾展示本國本民族的歷史文化以及民間藝術，極具民族特色，擁有強大的文化功能。奧運會的“文化表演”究其實質也是一種文化的推理過程，它采用人類學意義上的“儀式濃縮”的表現方法，將抽象的觀念、神話等以某種濃縮的形式投射給外在世界，并通過該種形式獲得檢驗與修改或肯定與贊美，使抽象的概念以具體而主動的方式被社會分享、理解和把握。[11]而對整個國家的認同建構與確認也在此儀式表演過程中不斷得到認識上的“涵化”。對于舉辦國而言，它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強化本國民眾心中的祖國認同感；二是界定他者眼中的我國形象及其認同。而對于其他參賽國的民眾而言，無論是奧運會的開幕式、閉幕式、入場式或是整個賽事過程中，總能從一系列的“文化表演”中目睹領悟或是解讀到有關本民族/國家的象征意義文化符號。此外，比賽的項目設計及其競賽表演過程也會刻有深刻的民族或國家印痕，如2008年奧運會對中國武術項目的設置等等。奧運會的整個文化表演體系不僅是盛大的文化節日，能夠體現“美和尊嚴”，它還能創造出民族團結性，并且使這種團結朝著某個方向凝聚。

2.頒獎儀式中的國家符號具現

人類學家戴維•科爾澤聲稱：“沒有儀式和象征符號，就沒有民族”。[12]象征符號是一種意義綜合體，蘊涵著意識形態及某種權力，它的能指和所指之間有著明顯的意義關聯性，能具體的反映和呈現某些具象。每個民族國家都有專屬于自己民族特性的象征。特定的儀式和象征符號有助于愛國主義精神的培育。在奧運會的整個儀式過程中，集中呈現國家象征意義的符號是國旗、國歌和國徽。“國旗、國歌和國徽是一個獨立國家用以宣布自己的認同和主權的三個象征，由此它們立刻贏得了尊敬和忠誠。它們自身也反映了一個國家的整個背景、思想和文化。”[13]在諸多國家，國旗隨處可見，并通常掛在公共場所、國家紀念館以及居民家院，國旗凌駕于所有其他民族象征之上。在奧運會的頒獎儀式上，身著自己國家特制的運動服（胸前佩有明顯的國徽或國旗標識）站在領獎臺上的運動員，接受了奧委會主席頒予的獎杯，頭戴奧運桂冠。隨后莊嚴肅穆的本國國歌奏起，國旗緩緩升起，運動員往往飽含深情，對國旗行注目禮或是唱著國歌，臺上、臺下、電視機前該國民眾一片歡騰雀躍。運動員在此期間已經不僅僅是競賽場上角逐的勝利者，他/她儼然成為民族英雄、國家之子，他們代表的是國家的榮譽、自尊和象征。電視直播屏幕前的本國觀眾在國旗、國歌和本國奧運英雄的感召下，感受到本民族/國家成就的神話。國旗、國歌和本國奧運英雄此時此刻已經成為民族/國家引以為榮的精神象征，激發了全國民眾的民族國家尊嚴感、自豪感和對祖國的無限熱愛與忠誠。

（二）媒介體驗與國族情感凝聚

情感體驗是媒介欣賞與媒介消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件，沒有任何一種媒介能超越電視對體育賽事的呈現所產生的情緒影響力。尤其是現場直播的媒介事件，它產生的影響尤為深遠、重大而持久。電視體育中的一個認知現實就是競爭和獲勝，電視奧運的現場直播與持續反復的系列報道更具集體情感鼓動性，能最大程度地滿足民族或民族主義的自尊心需求。從認同的角度來看，電視奧運可以將“國家這個政治意念轉化成為人們親歷的體驗、情感與日常生活”[14]。縱觀奧運賽事，媒介作為一種體驗在聚焦民族國家情感方面的實效主要體現為：

1.競賽角逐與危機情緒的制造

一般而言，體育往往是通過個人對抗的方式而得以再現的，但體育也是通過以地域或國家為標識的團體對抗得以再現的，諸如奧運會這樣的國際賽事。在這種情況下，個人的身體、技能、技巧的角逐與征服已經上升到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戴維•羅伊認為，去除其身份和歸屬層面的象征意義，國家是與一定的空間統治權相關聯的相對抽象的實體，當其內部的裂縫和空隙被暫時封堵起來的時候，國家才被賦予了積極的生命。他進而指出，只有很少的壯觀場合才能喚起國家的能動力，諸如國慶節時舉行的大型慶典儀式才會形成某些壯觀的、具有表現力的場面，但它缺乏緊張性和不確定性。[5]而高強度、高競技性、高度緊張和不確定性的奧運賽事場面及競賽奪獎過程，使參賽國平時分散的民眾將視線聚焦在了一個“令人顫栗不安”的、如古羅馬角斗競技那樣激烈的電視直播畫面；他們的根根神經隨著自己國家運動員的每個動作、每個環節、每個賽點而彼此起伏、高潮迭宕、扣人心弦。代表民族國家運動員的勝利時刻往往是人們情感達到巔峰、鑄就民族尊嚴和榮譽的一刻，意味著“我們”對“他者”的徹底征服。“國家的危機時刻也是凝聚民族力量的最佳時刻”這一說法在競賽角逐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和認同。

2.舉國民眾的集體歡騰

在迪爾凱姆的著作中，最具靈感的是用來描寫“集體歡騰”的那些篇章。[15]迪爾凱姆生動地描述了從這種群體儀典的興奮中“流溢”出來的情感。在他看來，這種儀式性的時刻充滿了激情、活力、興奮、自我奉獻以及完全的安全感。[16]奧林匹克運動會在整個儀式慶典（如開幕式、“圣火”傳遞、閉幕式）以及賽事進行過程中充滿了全人類社區或是民族/國家的“集體歡騰”。對于民族/國家而言，開幕式中身著民族特色服裝或某個國別運動服裝緩步入場的本國運動員及其國家形象代表能引起電視機前的參賽國民眾的“集體歡騰”；競賽過程中本國運動員的每一次項目賽場角逐的勝利、第一塊金牌或突破性的獎牌的獲得也會激起民族/國家的民眾的“集體歡騰”。這種歡騰是一次次極度的無節制的情感瘋狂，個體將自我融入偉大的集體、民族、國家的共同的唯一自我中，“他們拋棄了日常的、平凡的、個人的事物；相反，他們轉入了偉大的公共領域。”[16]而用人類學家特納的話語體系來做闡釋，這便是處于閾限狀態的人們的情感的最終“交融”。當然，我們不能忽視大眾傳媒的力量，傳媒在其中起到了將各種情感因素融合為想象中的共同縱酒狂歡的作用。格雷姆•伯頓指出：“媒體上有關體育的影像往往是勝利時刻的展現，也是人們的情感達到高潮的一剎那。其言下之意是，我們徹底征服了‘他者’，獲得了文化上的優勢地位。”[7]媒體所營造的這種歡騰的奧運語境，使民族國家將異質分散的民眾聚集在了集體的龐大榮譽象征體系中，民族國家在政治上的合法性得到一如既往地維系、鞏固與強化。

結語

作為世界矚目的國際賽事，奧運會借助于大眾傳播手段已經成為全球性的參與和共享行為，奧運傳播成為一種全世界民眾共享的精神產品。全球化浪潮和后現代語境影響逐步在松動分化民族國家傳統的認同基磐。奧運盛事作為全球性的“媒介事件”借助媒體的象征再現以及媒介儀式化的行為塑造了集體參與感，促使一個國家的民眾在特定的時空形成了強大的向心力與凝聚力。就此而言，大眾傳媒對奧運的傳播已經超越了普通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功能，它是作為國家民族認同的整合器出現的。這些恰如戴維•羅伊所論述的那樣：“所謂‘民族國家’的概念是圍繞著其代表性的體育活動而建構起來的，并且這一概念通過媒體機構進行對內和對外地廣為傳播，從而成為在人類情感世界的深層連接媒體和體育的重要文化象征。”[5]

[注釋]

[1]丹尼爾•戴揚，伊萊休•卡茨（2000）.媒介事件（麻爭旗譯）.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第30、269頁.[DanielDayan,ElihuKatz（2000）.MediaEvents:TheLiveBroadcastingofHistory（translatedbyMaZhengqi）.Beijing:BeijingBroadcastingInstitutePress,p.30,269.]

[2]吳曉群（2000）.古代希臘儀式文化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第110頁.[WuXiaoqun（2000）.AncientGreeceCeremonyCultureResearch.Shanghai:ShanghaiSocialScienceInstitutePress,p.110.]

[3]麥克盧漢（2006）.麥克盧漢如是理解我（何道寬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第171頁.[HerbertM.Mcluhan（2006）.UnderstandingMe:LecturesandInterviews（translatedbyHeDaokuan）.Beijing:ChinesePeople’sUniversityPress,p.171.]

[4]埃里克•霍布斯鮑姆（2006）.民族與民族主義（李金梅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39頁.[EricJ.Mobsbawm（2006）.NationandNationalismsince1780（translatedbyLiJinmei）.Shanghai:ShanghaiPeople’sPress,p.139.]

[5]大衛•羅維.沒有收入，就沒有比賽？——傳媒與體育.詹姆斯•庫蘭，米切爾•古爾維奇編.大眾媒介與社會（楊擊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第343頁.[DavidRowe.MediaandGymnasium:Noincome,Nocompetition?.JamesKulan,MichaelGuierwe（eds.）.Massmediaandsociety（translatedbyYangJi）.Beijing:HuaxiaPress,2006,p.343.]

[6][法]皮埃爾•布爾迪厄（2000）.關于電視（許均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第101頁.[PierreBourdieu（2000）.AboutTelevision（translatedbyXuJun）.Shenyang:LiaoningEducationPress,p.101.]

[7][英]格雷姆•伯頓（2007）.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第343、347、348頁.[GramBurdon（2007）.MediaandSociety:Criticalperspectives（translatedbyShiAnbin）.Beijing:TsinghuaUniversityPress,p.343,347,348.]

[8]MacAloon,J.J.（1984）.CulturalPerformances,CulturalTheory,inJ.J.MacAloon(ed.).Festival,Spectacle:RehearsalstowardaTheoryofCulturalPerformance.Philadelphia:InstitutefortheStudyofHumanissues,p.1.

[9]MacAloon,J.J.（1984）.OlympicGamesandtheTheoryofSpectacleinModernSocieties,inJ.J.MacAloon(ed.).Rite,Drama,Festival,Spectacle:RehearsalstowardaTheoryofCulturalPerformance.Philadelphia:InstitutefortheStudyofHumanissues,p.242,258.

[10]克利夫德•格爾茨（2002）.文化的解釋(韓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第5、138頁.[CliffordGeertz(2002).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s(translatedbyHanLi).Nanjing:YilinPress,p.5,138.]

[11][美]約翰•菲斯克等編撰（2004）.關鍵概念：傳播與文化研究辭典（第二版）（李彬譯注）.北京：新華出版社，第245頁.[JohnFiske（2004）.KeyConceptsinCommunicationandCulturalStudies(2ndEdition)(translatedbyLiBin).Beijing:XinhuaPress,p.245.]

[12]Kertzer,David(1988).Ritual,PoliticsandPower.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p179.

[13][英]E•霍布斯鮑姆，T•蘭格（2004）.傳統的發明（顧杭，龐冠群譯）.南京：譯林出版社，第13頁.[EricHobsbawm,TerenceRanger（2004）.TheInventionofTradition（translatedbyGuHang,PengGuanqun）.Nanjing:YilinPress,p.13.]

[14]Martin-Barbero,J.(1988).CommunicationfromCulture:TheCrisisoftheNationalandtheEmergenceofthePopular.Media,CultureandSociety,10:p.456-461.

[15][法]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論集體記憶（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3頁.[MauriceHalbwachs（2002）.OnCollectiveMemory（translatedbyBiRan,GuoJinhua）.Shanghai:ShanghaiPeople’sPress,p.43.]

[16][美]包爾丹（2005）.宗教的七種理論（陶飛亞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29頁.[DanielL.Pals（2005）.SevenTheoriesofReligion（translatedbyTaoFeiya,etc.）.Shanghai:ShanghaiAncientBookPress,p.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