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文化現代性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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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本文分析了中國電視文化的現代性與后現代性問題，指出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合理配置是中國電視文化現代化的邏輯內核。以此為基礎，作者生發了一個比較性的、動態的“中國電視文化現代化”的新理念。

【關鍵詞】中國；電視；現代性；后現代性

一、何種現代性

現代性從其最基本的意義上來說，應該是使現代成為現代的那些因素。馬克斯·韋伯及其他思想家指出，現代性是一個歷史斷代術語，指涉緊隨“中世紀”或封建主義時代而來的那個時代。在一些人看來，現代性與傳統社會相對立，它具有革新、新奇和不斷變動的特點（Berman,1982）。現代性首先指哲學、思想文化的現代性。從笛卡兒起，貫穿著整個啟蒙運動及其后繼者，所有關于現代性的理論話語都推崇理性，把它視為知識與社會進步的源泉，視為真理之所在和系統性知識之基礎。人們深信理性有能力發現適當的理論與實踐規范，依據這些規范，思想體系和行動體系就會建立，社會就會得到重建。這種啟蒙運動的設計也在美國、法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的民主革命中發揮了作用，這些革命旨在推翻封建社會，建立一種體現理性和社會進步的公正平等的社會秩序（Toulmin,1990）。這就是現代性的第二個層次——社會現代性。社會現代性在整體結構上的表現是自由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在不同的學者那里有不同的答案。在社會微觀制度層面，人們較為公認基于法律的“責權利明晰”的制度為具有現代性的制度，如我國正在推行的“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現代性的另一個層面就是審美的現代性。美學中的現代性出現在新前衛現代主義運動和波西米亞文化中，它們反對工業化與理性化的異化向度，試圖改造文化，在藝術中尋求創造性的自我實現。通過現代藝術、消費社會的產品新技術以及新的交通運輸和通信方式的傳播，現代性進入到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中。現代性借以產生一個新的工業世界的動態過程，可以描述為“現代化”——一個標示了個體化、世俗化、工業化、商品化、城市化、科層化和理性化等過程的詞匯，所有這些過程共同構成了現代世界。

以上是人們面對整部人類歷史時，對現代性的大致的傳統的理解。也許我們將現代強調為一個動態的過程更為重要；現代性就是層累的現代性加上切近的當代性，這樣的現代性更能與我們的普遍語用相適應，使我們借現代性而生的交往更加合法化。從這種視角出發，我們可以發現，電視文化本身就應該作為一個現代性特征。電視作為20世紀（最近的現代）最偉大的發明之一，深刻地改變了人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這已經是為人所公認了的。在某種意義上說，電視是現代的一個標志。電視文化在人類文化發展史上尤其充滿了現代性。電視以其通俗性、聲畫并茂的優勢，史無前例地溝通了最大多數人的文化生活，歷史上因為種種原因造成的文化壟斷與文化隔絕被打破，電視促進了文化民主，使文化生活成了大多數人的基本生活內容，促進了人的現代化。

上面談的是以整個人類的歷史為框架的宏大敘事中的現代性。我們要思考中國電視的現代化問題，對現代性的把握既要與此相聯系，更要建構電視自身的小型現代性。只有這樣，我們的理論探討才可能有一個牢固有效的基礎。

根據現代性的一般尺度（如上所述）以及電視自身的歷史與發展邏輯，我們可以將電視的現代性界定為這樣幾個主要的（不是全部的）維度：A、電視認知的現代性；B、電視審美的現代性；C、電視制度的現代性。電視認知的現代性主要是指電視理性，主要通過電視的認知性節目如新聞、紀錄片等體現出來。電視審美的現代性（包括技術支持能力的現代性）是指電視美學特征的現代性、時代性、時尚性。電視制度的現代性主要是指電視的產業特征。因為只有電視作為產業，其法權關系才準確。制度的合理性有效性程度才高，其現代性才強。電視的現代性與整個社會的宏觀的現代性密切相關。電視的現代性反映出整個社會的現代性，社會的現代性是電視現代性的重要基礎。

二、中國電視的現代性特征

1.電視認知的理性發展道路

中國電視文化主要由大陸電視文化與港臺電視文化構成，這里我們主要考察中國大陸電視文化的現代性特征。

總的來說，中國大陸電視認知體現出一條“宣傳價值——新聞價值，文學特征——信息特征，平面報道——深度報道……”的理性發展線路。中國的電視新聞在早期，基本是電視宣傳——電視政治宣傳。作為時代的政治意志的簡單傳聲筒，電視，其理性高度匱乏。后來，對新聞價值的強調，使電視作為事實反映的工具的特征體現出來，電視理性萌芽。而20世紀90年代電視深度報道、電視新聞評論的崛起使電視理性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從而也使整個中國的電視文化的現代性特征凸現出來。

我國新聞界的深度報道是80年代主要由報紙發展起來的。它極大地突破了平面化、簡單化、兩極化的新聞思維習慣，而采用立體化的手法，全方位多層次地思考、解剖新聞事實，側重于揭示事物、現象的全面真實、實質及意義，提供其發生發展的歷史背景、與之相關的事物現象的互動關系的解釋和分析以及對前景趨勢的預測等。深度報道是我國新聞主體性理性發展的標志。但因為不可避免的時代局限，80年代的電視深度報道并未充分發展起來。90年代，國家的政治、社會條件不斷改善，深度報道得到了普及泛化，加之電視語言的成熟，形成了90年代蔚為大觀的電視深度報道、電視新聞評論的潮流。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是90年代深度報道的標志性作品。中央臺《新聞調查》欄目，把電視深度報道推向了當下的極致。除了中央電視臺開辦了具有全國影響的深度報道新聞評論欄目外，各城市臺、各省級臺后來連縣級臺也先后創辦了各種新聞評論欄目。它們對社會普遍關注的事件或現象進行多側面、多角度、深層次的剖析，力求保持平實、冷靜、客觀、科學的態度，使整個中國的電視文化的理性得到張揚。

專題片、紀錄片也體現出鮮明的現代性。中國90年代的紀錄片運動的意義不僅是使紀錄片的創作方法產生重大變革，在更深的層次上無疑也反映了電視理性的發展歷程。理性往往與冷靜、客觀緊緊相連。《望長城》之后中國電視界對客觀紀實的探索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對電視理性和電視的現代性的探索。思考者從前臺淡出，實際上是讓真正的理性出場，紀錄片的解說詞從80年代的“情感外露”向90年代的“情感內斂——無情的解說”演化，說的越來越少，理性與反思卻越來越多。說教不是理性，恰恰是理性缺乏的標志。將觀眾視為對等的對話者，并將鏡頭聚焦民間，一種平等、民主意識在紀錄片中的貫徹，也是電視現代性的一種表現。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生活空間》使紀錄片真正成為了中國人現代生活的歷史檔案，有學者將“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認定為中國電視現代化的根本標志，①在某種意義上也不無道理。

2.電視審美的現代性考察

如果從西方作為美學概念的“現代（主義）”出發，我們很難在中國的電視實踐中找到那種對現代社會持批判立場的先鋒派藝術（如印象主義、為藝術而藝術、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及其他前衛運動）的痕跡。如果，電視審美的現代性（包括技術支持能力的現代性）是指電視美學特征的現代性，時代性，時尚性，我們可以發現中國電視審美的現代性有一個令人鼓舞的歷程。

電視審美的現代性必須依賴于民族審美的現代性。20世紀80年代以后，中國大陸的審美方式發生了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在突破傳統社會主義審美模式之后，中國審美接上了更為悠久的民族審美傳統，更重要的是建立了面向世界的審美態度，民族審美觀發生了顯著的現代變化。民間審美意識的轉化給電視審美的現代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電視審美的現代化實際上極大地推動了這個進程。正是在電視與觀眾的互動中，電視審美的現代性特征日益明顯。早期電視敘事的“好人——壞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模式，已漸漸被加入更多的“屏蔽”因素而改變，曲折的情節而不是結論成了人們觀看電視的動因，新的“懲惡揚善”程式，已經帶有明顯的敘述工具的后現代色彩，而不再是創作者著力追求的道德宣教的目的。抒情的方式，已經從話劇式的夸張，日趨接近生活的本色，大家越來越接受的方式，就是把感情用幽默和玩笑包裝起來，再輕輕悄悄地敞開，一切都要“自然”。視角審美越來越高度時尚化，電視屏幕的色彩從“大紅大綠”、高飽和度向中性色中間色、低飽和度變化（如電視臺臺標風格的整體變化，舞臺燈光的變化……），電視的節奏的寬容度極大擴張，以“幀”為單位的頻閃也能為人接受。現代審美的標志性因素，那些全球流通的因素（包括后面將要談到的后現代主義因素），作為現代性的符號，越來越多地鑲嵌進中國大陸的電視屏幕，而形式本身越來越重要，“洋氣”與否成為電視審美的基礎標準。對高新技術帶來的審美效果的追蹤和追求，已具有獨立的審美意義。與“性”相關聯的審美，已不再為人所刻意遮掩或否認。電視審美的現代性，成了最容易實現的現代性。

3.電視制度的現代性方向

中國電視制度的基本走向是在喉舌性質不變的前提下產業屬性的逐步增強。產業屬性推動著電視制度從宏觀到微觀全方位趨向合理高效。

產業屬性使電視機構屬于社會，而不僅僅是屬于官方。電視機構的主體性在與其他政府機構及社會實體的動態界定過程中不斷清晰，主體性的增強使其制度理性得到張揚，而制度浪漫主義得到遏制，因為制度效果越來越成為與電視機機構自身前途緊密相關的因素。

產業路線使電視機構的根本立足點是市場，是受眾，這無需繁瑣的理論證明，而是電視機構安身立命的前提。“走群眾路線”的方針自然而然地實現，隨之而來的是一個大眾文化與文化工業的現代問題。從批判的立場，當然可以視文化工業為巨大問題，但將文化工業放在人類文化發展史來看，卻無疑是一種現代進步。馬克思“精神生產”、“藝術生產”的理論，實際上解釋了文化的現代性的普遍機制。電視也不例外。換言之，產業化是電視制度現代化的總的特征。產業化使電視生產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的銜接以效益為目標，分割清楚而又唇齒相依。電視制片人制、主持人制、明星制等微觀制度得以充分發展。電視市場真正建立起來，從而，公平的競爭環境競爭秩序才成為可能。電視事業電視文化的現代性發展才有最堅固的制度保證。中國電視產業化的趨勢要求中國電視走集團化道路。當然，就目前而言，中國電視集團化的最大動因在于國際競爭的背景——這其中也隱含了一個前提，就是中國電視應以整體的產業面貌參加競爭，不管是出于自愿還是被動，只有這樣，中國電視才能真正發展，最終在國際的電視產業競爭中確保民族文化與國家意識形態利益。所以，從根本上來說，可以將集團化理解為產業化的一個步驟，一種必然的要求。而另一方面，中國電視的產業運作相當不充分，電視業的現狀與發展要求之間有著巨大的反差，造成當前組建廣播電視集團的多方面障礙與困難。這也表明，中國電視制度現代性的發展空間還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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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電視文化的后現代問題

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工業社會出現了一些重要變化和轉型，產生一個新的“后現代社會”（后工業社會），需要用新的概念和理論去闡述，后現論占據了全世界眾多學科中的重要領域。后現代話語在理論領域內，重心集中在對現論的批判和對理論上的后現代決裂的論證。懷疑者被懷疑，科學和民主的絕對價值被顛覆，德國式的抽象理性被打上了大大的問號，解構成了后現代的基本理論姿態。與此緊密相關，在美學和文化理論領域內，后現代話語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后現代主義根源于那種從現代性的“夢中醒來之后無路可走”的失望、無奈的情緒，它攻擊現代主義的精神貴族的操守，消解絕對意義與價值，消解中心，消解深度，充滿平面化色彩與虛無感，后現代主義更多地看中存在的物質形式，對生活采取“瀟灑走一回”、“萬事無所謂”的態度，“怎樣都行”，多元化風格明顯。

按照哈貝馬斯的分析，現代性是一項未竟的事業。后現代性是現代性的產物，是現代性走向極致的反動，是理性走向極致的反動。在某些特征上，后現代性近似于復歸前現代性——感性泛濫、價值朦朧與混亂，但它與前現代性有著質的區別，分別處于“正——反——合”的一段辯證過程的起點和終點。后現代是包含了現代性歷程后的嬗變，后現代的合理內核在于其現代性的基因，在于對現代性的極端化的修正。現代性與后現代性并非涇渭分明的歷史分期，實際上往往是共時同行而又相互糾結的兩條線索。

中國電視文化的兩個主要板塊——港臺電視文化和大陸電視文化之間的一個顯著差異就是港臺電視文化體現出較為明顯的后現代色彩。這與港臺的社會性質、電視制度密切相關。特別是香港的商業文化特色，使電視的娛樂性特別強，后現代性明顯。

對于中國大陸有沒有后現代文化，很多人持否定態度。他們認為，在一個正處于現代化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談論后現代是不切實際的。因此，大陸電視文化也沒有后現代可言。實際上，這種見解難免偏頗。中國社會內在差異性很大。就整體而言，或就大部分地區——農村而言，后現代還是無根之木。然而，我們無法否認，在那些經濟文化都已高度發展的大都市，文化工業、消費社會都已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后現代土壤已經具備。實際上早在80年代后期，電視文化有一個明顯的通俗化的變化過程，這個過程被學者認為具有后現代意味。電視劇的變化是個明顯的標志。1990年《渴望》播出，就標志了中國大陸通俗劇的大規模興起。而通俗電視劇被認為和后現代主義有著天然的聯系，例如平面化、無深度、零散化等。②

考察今日中國社會與文化的后現代性，我們必須特別重視今日中國都市的年輕人。他們大多是獨生子女，很多受過高等教育，接受外來文化的程度與熱情已經不可小看，他們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都迥異于他們的父輩，實際上與他們的兄長輩也有很大出入。反對認真、反對太累，追求物質上的收獲，懷疑真情與理想，“玩電腦”、“玩藝術”、“玩人生”、“玩朋友”，持后現代主義人生態度的“新新人類”正茁壯成長。這些“后現代人”的價值觀影響著他們的兄輩、弟輩，甚至也影響他們的父輩，而他們即將成為社會中的重要力量。正是他們日益成為不斷都市化的電視節目的目標觀眾的核心，暗暗地影響著電視屏幕的文化走向。近幾年電視審美文化似乎向娛樂文化全面靠攏，與他們不無關系。現在電視越來越深地介入流行歌曲的創作與傳播，電視播放著越來越讓老人聽不懂、缺乏提煉、缺乏主題與意蘊的歌詞，越來越多的明星與電視“分形同氣”，電視劇的“戲說”一時蔚然成風，歷史在影視作品中幾乎清一色成了“娛樂化歷史”，各電視臺娛樂游戲節目隆重推出并形成熱潮。在傳統理性眼睛中的“無聊”、后現代性的“有趣”中，娛樂節目似乎可以讓人在徹底遠離責任、意義和價值的精神結構的感性空間之中，只管感受輕盈松弛、酣暢歡快。

也許更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進程中，特別是加入WTO后西方文化將對中國文化產生更為直接的影響，中國大陸電視的后現代色彩可能更加濃烈。

四、什么樣的電視現代化

現代化，按照最基本的語言規則，是“使……成為現代（的）”，也就是“現代性的實現”的意思。因為后現代性是根植于現代性之中，作為現代性的最新發展因素，包含了傳統現代性中缺乏的一些新的因素，因此，“中國電視文化現代化”的邏輯內核的確定應當以前述電視現代性的幾個維度為依據，加上后現代的合理因素，也就是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合理配置。這種說法有點未雨綢繆的意味，但正是我們今天來思考中國電視文化的現代化所應有的學術立場。這里有一個如何區分后現代的合理因素的問題。我們并不能將后現代的頹廢外衣視為后現代的根本標志與合理因素，而實際上，正是，也只能是后現代性中的現代性因素，即理性，不是絕對理性與絕對價值，而恰恰是對于理性的理性，經過反思之后的多元化立場與寬容的文化態度，才成為后現代的合理因素。

最日常的語用中的現代化概念，除了需要邏輯地確定其內核之外，還有比較的含義在里面：縱向的革命性變化，橫向的發展水平的比較。比較的含義就將現代化納入了“歷史”與“世界”的框架。文化現代化，作為一個動態概念，“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世界各地文化向當今主流文化過渡和融入的一個過程。從發生學上講，現代文化源于西方文化，從其時態上講，現代文化不斷融合各種傳統文化，這一融合過程對傳統文化而言，也就是文化現代化。”③對電視文化的現代化考察，也需要這樣的視野。

因此，綜合起來看，“中國電視文化的現代化”的理念就應該包括這樣幾層意思：1總體上，中國電視文化達到世界先進水平；2電視認知的理性充分發展；3中國電視審美文化具有高度的時尚性、現代性；4中國電視文化應是疊加、層累了多種文化成分的“合金文化”，應是包容性很強的“多元文化”；5中國的電視制度符合產業屬性的需要……這樣，中國電視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全面的綜合的目標，一個作為體系的目標。

在新的世紀，我們應堅持現代性的路線，積極發展電視理性，增強電視審美的多樣化，推進電視制度的產業屬性。通過努力實現現代性，汲取后現代性的合理內核，最大限度地遏制與轉化其消極面，全面推進中國電視文化的現代化。

注釋：

①時統宇：《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兼論中國電視現代化的根本標志》［J］，《電視研究》，1998（3），21

②曾慶瑞：《電視劇原理》［M］，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7，321

③鮑宗豪：《當代社會發展導論》［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505

主要參考文獻：

［1］楊偉光編：《中國電視論綱》［M］，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8

［2］劉炘：《電視重構論》［M］，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

［3］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4］羅伯特·C·艾倫：《重組話語頻道》［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5］道格拉斯·凱爾納等：《后現論》［M］，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