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照西方財政理論加快我國財政改革
時間:2022-04-16 06: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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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公共財政產生與發展的過程同時就是一個市場經濟產生與發展的過程,我們進行財政改革既要借鑒西方公共財政理論,又要立足于我們的國情,立足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不完善這一實際,建立我們自己的公共財政。
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公共財政已經刻不容緩。我國已經明確提出建立公共財政,那么到底什么是公共財政,我們所要建立的公共財政的框架之中應該包括哪些內容,這已經成為當前和今后財政改革與發展的主要研究課題。本文擬就西方公共財政理論與中國財政改革的關系展開討論。
一、西方公共財政理論
(一)西方公共財政理論產生與發展的歷程
公共財政產生的前提是市場經濟,它產生與發展的過程事實上也就是市場經濟的產生與發展的過程,也就是人們對于政府在市場中作用的認識的發展過程。17世紀中葉至18世紀中葉,西歐從封建社會末期過渡到自由資本主義初期,經歷了一個從自然經濟向自由市場經濟轉化的過程。1776年,英國著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著《國富論》的出版標志著公共財政理論的誕生,亞當·斯密崇尚經濟自由主義,把市場經濟描述為“看不見的手”調節的經濟,他認為市場能夠有效配置資源,供求雙方在市場競爭的環境中,每個人各自理性地追求自身的利益,可以帶來整個經濟的高效率,因此,反對國家干預,主張自由競爭,極力要求縮小國家活動的范圍,提出“守夜人”、“廉價政府”的口號以及“最好的財政計劃是節支,最好的賦稅制度是稅額最小”等觀點。因此,這個時期的公共財政主要是為了保證政府作為“守夜者”這一角色能夠正常運轉。此后,約翰·穆勒、威克塞爾、林達爾都進一步發展了他的理論,公共產品理論的創立和福利經濟學的興起使得公共財政理論越來越豐富,職能范圍也有所拓寬。
本世紀30年代初,西方資本主義爆發了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從而宣告了自由放任的古典經濟理論的破產,從羅斯福“新政”和隨后應運而生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開始,政府必須干預經濟逐步獲得了人們的共識,各國政府和財政開始對經濟進行大規模干預,以便彌補市場缺陷,充分利用市場的功能作用,促進經濟資源的合理配置、收入和財富的合理分配以及經濟的穩定運行。
隨著經濟的發展,政府干預經濟在實踐中開始暴露出自身的缺陷,70年代的“滯脹”使得人們重新認識“市場失靈”和政府干預的關系,理性預期學派和供給學派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對國家干預提出了責難和質疑,開始主張減少國家干預,恢復自由經濟。進入90年代以來,又開始重新重視國家干預政策。在這個過程之中,財政的職能也相應地不斷調整,但是,從大的趨勢來看,在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完善過程中,政府干預經濟的職能呈現出不斷增強的趨勢,財政的職能也相應地不斷增強。
隨著許多經濟學新領域的開拓,特別是隨著宏觀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的發展和成熟,財政學經歷了一個從公共財政學到公共經濟學的發展過程,與傳統經濟學相比,公共經濟學更注重財政收支對整個經濟的影響。當然,公共經濟學仍然是圍繞著財政而展開的,是對公共財政學的繼承和發展。
(二)當代西方公共財政理論的主要內容
當代西方公共財政理論認為,財政存在的必要性,在于市場存在缺陷,也就是“市場失靈”。社會經濟的運行應當以市場調節為主,只是在市場難以調節或者調節不好的領域,才需要政府進行適應性調節,對市場進行干預。“市場失靈”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公共產品的供給不足。公共產品是指這樣一種產品(物品和勞務):每個人對這種產品的消費,并不能減少任何他人也消費該產品。它由它的使用價值所覆蓋的全體消費者占有,而不能由個別消費者占有,它的使用價值由其使用價值所覆蓋的全體消費者共同享有。也就是說,公共物品和勞務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這便容易出現“搭便車”現象,從而也就使得這些公共產品無法通過市場來有效提供。另外,介于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之間的準公共產品,也無法通過市場來有效配置。
第二,無法解決“外部效應”問題。所謂“外部效應”,是指一定的生成者或消費者的行為意外地影響了他人利益,卻無法通過市場價格來進行調節的情形。單純依靠市場,無法使受益者付費或使受害者獲得補償,導致了社會收益和私人收益、社會成本和私人成本之間差異的產生,也就使得市場機制本身無法實現這類資源的最優配置。
第三,經濟的周期性波動。經濟周期、經濟波動是內生于市場經濟的,伴隨者經濟衰退和蕭條的是收入水平的下降和失業率的上升,而伴隨著經濟過熱的又是通貨膨脹,這是市場經濟自身難以克服的弊病。
第四,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由于歷史條件、競爭能力的差別,收入分配過程中通常會出現社會難以承受的不平等現象,產生一系列的社會問題,這也是市場機制的一個重要缺陷。
第五,壟斷問題。市場的有效運行是以自由競爭為條件的,然而許多行業在市場條件下又很容易形成壟斷,壟斷便會限制競爭,以致于引起產量不足、資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和效率低下等問題,影響了市場效率的發揮。
第六,信息不對稱問題。所謂信息不對稱,是指供求雙方對同一個產品或服務了解的程度是不一樣的,這很容易造成交易量過小甚至市場消失,引起市場缺陷的產生。
由于市場機制在許多領域存在失效問題,政府的介入和干預也就有了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依據。政府的職能主要是克服市場失效的問題,而公共財政則是支持政府行使這些職能的主要手段,而且其他手段的運作也都需要政府財政的支持。基于這樣一種分析,公共財政的主要職能就可以界定為以下三個:第一是資源配置職能,它是由政府的介入和干預所產生的,它的作用和特點是通過本身的收支活動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提供財力,引導資源的流向,彌補市場的缺陷,最終實現全社會資源配置的最優效率狀態;第二是收入分配職能,財政通過自身的收支活動進行全社會范圍的再分配,以實現社會分配的相對公平。第三是經濟穩定職能,由于市場在自發運行中必然產生經濟周期問題,政府必須推行宏觀經濟政策以實現宏觀經濟的相對穩定。經濟穩定又包括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供給收支平衡等多重含義。
公共財政理論還認為,公共財政是為彌補市場失效,提供公共產品的政府分配行為,它是與市場經濟相適用的財政模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不能是盈利性的市場運營主體,不能參與市場的盈利競爭,因而也就決定了公共財政的非盈利性。公共財政的活動范圍只能限定在市場失效的領域內,不能超出這一領域而損害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轉。
(三)關于公共財政的爭論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關于財政改革的討論就一直沒有停止過。82年關于“大財政,小銀行”和“小財政,大銀行”的問題曾經進行過激勵的爭論;83年初提出財政要不要轉型,即財政要不要退出再生產領域的問題。90年代初期,有人提出要調整財政的范圍,并逐步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可,但是,對于改革的模式問題卻一直爭論不休,這其中爭論的焦點是公共財政問題。對于公共財政的爭論的背后,分歧的實質在于: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財政的范圍要不要變化,要不要繼續對國有企業投資,特別是盈利性的行業,是否要從經營性行業中退出來,財政涉及的領域要增加什么,減少什么。而爭論中卻過多地涉及了階級性的問題,我認為對于公共財政,關鍵不在于其是否在談階級性,我們又該如何去批判它的缺點,而在于它對于我們的財政改革有什么借鑒意義,我們該如何去學習它的優點,在結合我國國情的前提下,探索我國財政改革的出路。
二、西方公共財政理論與我國財政改革的關系
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不能簡單地照搬外國的模式,而是應從我國國情出發,吸收和借鑒世界發達國家建立市場經濟的經驗,逐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
(一)公共財政理論對我國財政改革的借鑒意義
我們對待西方公共財政理論的態度是,既不能完全照搬,也不能絕對排斥。因為,西方的公共財政理論是以私有制為基礎,在個人主義價值觀指導下形成的,我們不能照搬;另一方面,它又是西方幾百年市場經濟發展史的經驗總結,反映了市場經濟的共同規律。為此,我們就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吸收借鑒其有利于市場經濟發展的經驗,為我們的財政改革服務。
第一,公共財政要求處理好政府(或財政)與市場的關系。首先,從總的方面來說,政府(或財政)與市場的經濟職能是相同的,如資源配置、收入分配是兩者共同的基本職能,只是由于兩者的運行機制的不同,從而在實現同一職能的適用領域、作用方式、經濟效應上是不同的。其次,由于市場失靈才存在政府介入或干預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樣,政府干預也存在失靈或缺陷,財政作為政府干預的主要手段,可能產生正效應(即有助于彌補市場失靈),也可能產生負效應(即不僅無助于彌補市場失靈,甚至會干擾了市場的正常秩序)。另外,公共財政關心的不是在政府或市場的經濟職能之外另尋什么新的財政職能,而是如何界定各自的最適領域和最佳的結合方式,最終實現公平與效率的最優結合。
第二,公共財政是為市場提供公共產品的財政,它是與市場經濟相聯系的,僅存在于市場經濟之中,順應市場經濟的潮流,我國財政模式和活動思路也應予以根本變革,從為自我服務轉變到為市場提供公共產品上來。
第三,公共財政是彌補市場失效的財政。公共財政是以市場失效為前提的,其活動范圍不能超出市場失效的范圍,否則會有損于市場效率的發揮。同時,這也意味著凡是市場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的地方,財政就應該充分發揮它的作用。這在我國就是一個財政的退出“越位”與彌補“缺位”的問題。
第四,公共財政的分配規模應由市場來決定,過大的財政規模會引起市場發展規模和速度不應有的壓縮,而過小的財政規模則難以提供市場正常運轉所需的各種服務和條件,這些都會對市場產生危害,因而財政分配規模應保持在市場所要求的適度規模上。目前,我國財政的兩個“比重”過低,已經不能滿足市場發展的需要,亟待提高。
第五,公共財政具有非盈利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不能是盈利性的市場運營主體,不能參與市場的盈利競爭。借鑒這一點,我國財政就有必要逐步經營性、盈利性的領域推出來,還市場一個自由競爭的空間。
最后,公共財政是由“公共”對之規范、決定和制約的財政。政府的權力是全體人民賦予的,權力的行使又需要通過納稅人提供的稅收來解決,為此政府必須接受公眾的監督,這就要求公共財政必須具有很高的透明度。另外公共財政必須是規范化、法制化的財政。而我國目前財政缺乏應有的約束、規范和監督,使得財政出現了財政秩序混亂(亂攤派、亂收費以及偷稅漏稅等),腐敗現象嚴重,財政行為混亂(預算外資金的嚴重膨脹以及稅制的不規范等),預算分配實質上的無計劃等問題,因此,改進我國財政活動中的政治運作程序,使之對公共性質的政府財政行為具有根本約束力,應是我國財政工作的當務之急。
(二)我國財政改革應立足于我國國情
市場經濟是一個一般與特殊的結合體,我們搞市場經濟不僅要看到市場經濟的共性,還要看到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性,要看到我們還是一個處于社會主義初期階段的、生產力落后的發展中國家,這就要求我們進行財政改革時必須立足于我們的國情。
第一,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由于生產力水平低,市場發育程度低,市場機制還不健全,調控功能還不完善,本來應由市場解決的許多事情還不得不由政府來辦。而且,作為一個后發展國家,我們的政府就必須承擔起經濟騰飛、趕超發達國家的重任,這就必然要求我們對市場的干預和介入要比發達國家更多。當然,我們不能以此為借口而過多地干預市場,只要市場能夠解決了,我們就應該逐步退出這些領域,否則就又會造成新的“越位”問題。
第二,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還必須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解決命脈,對解決發展起主導作用。這是就全國而言的,有的地方、有的產業可以有所差別”,這兒的控制力特別側重于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這就必然要求財政在逐步退出市場競爭領域的過程中,必須貫徹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要求,實現公有經濟的控制力,維護和鞏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第三,作為一個發展極不平衡的國家,中國的地區差異、城鄉差異和居民收入分配差異還很懸殊,這就需要財政運用轉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進行調節,以促進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社會的穩定。
(三)我國財政改革要解決好幾個問題
根據前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我國財政改革的基本思路應該是,借鑒西方公共財政理論,結合我國國情,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公共財政框架。在建立公共財政框架的過程中,除了前面分析的問題,還要重點解決好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對政府(或財政)和市場進行合理的分工。借鑒西方公共財政理論并結合我國實際,對政府和市場的分工進行明確劃分,這就是市場要在政府宏觀調控條件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我國要從過去政府全面配置資源逐步轉變為政府和市場共同配置資源,政府必須改變大包大攬的做法,逐步退出市場能夠正常發揮作用的領域(“越位”)。也就是說,只要市場能夠做得好的領域,政府就不要去干預;市場不能發揮作用的領域或市場干不好的事情,才是政府必須介入的領域。為此必須進一步轉變財政職能,科學界定財政支出范圍,優化財政支出結構,逐步從經營性、盈利性的領域退出,從市場可以提供的,私營企業和家庭可以提供的各項領域退出;同時還要強化那些必須由財政管而財政卻沒有管或沒有管好的各項事業和建設領域,要強化社會領域的調控功能,比如社會保障社會救濟等,從而徹底解決好政府和財政的“越位”和“缺位”問題,從根本上規范政府、財政與市場之間的關系。
第二,建立公共財政必須注重國有經濟的管理。考慮到必須維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以及經濟趕超的重任,在國有經濟的進退問題他上必須謹慎,既要有利于市場的有效運轉,又不能危及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里主要強調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我們可以把國有經濟分為三種情況,并分別采取不同的進出策略。第一,提供公共產品的企業必須國有國營,不能市場化,其實國有企業的優勢就在于國營和彌補“市場失靈”。第二,對于壟斷性的企業適合選擇國有國控體制,比如基礎產業,某些支柱產業以及高新技術產業等。第三,對于競爭性領域要逐步退出,讓市場來經營。
第三,財政改革應堅持兩個基本原則:市場原則與發展原則。市場原則是說,公共財政必須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之上,我們必須從市場出發來考慮財政的定位。由于各國歷史背景的不同,市場經濟有所不同,而中國的市場經濟實行的時間不長,市場發育水平低,而且與西方市場經濟存在較大的差異,我們的公共財政必須我們不成熟的市場經濟出發,而不能照搬西方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共財政。
發展的原則是說,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發展經濟是主要的目的,市場化不能凌駕于發展之上,為了市場化而市場化是毫無疑義的。
三、我國財政改革的目標模式
(一)我國財政職能的界定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的基本職責,應當是為市場的有序運轉服務,即為市場運轉提供外部條件、解決公共產品的提供和促進公平分配以及宏觀經濟穩定等,從而提高整個經濟的運行效率。
因此,我國財政的職能可以界定為資源配置、收入分配以及經濟穩定,這也就是要求在市場經濟下必須解決好政府、市場和企業三者之間的關系。
(二)收入制度的設想
建立以稅收為主體,以規范的非稅收入為輔的公共財政收入體系,這又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首先,要界定收入范圍,主要有:稅收收入、規費收入、公債收入、罰沒收入、轉讓出售公產收入、基金收入、捐贈收入等。其次,要進行收入制度的創新,包括:實行稅費改革、完善稅制和建立國有資產經營預算等。
(三)支出制度的設想
建立以公共支出為主體的支出體系,這又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首先,界定支出范圍,主要有:公共安全、公共機構、公共服務、公共工程和公益事業等。第二,確立公共支出的供給方式,對“純粹公共產品”的供給,政府應全額負擔;對“混合性公共產品”中的教育、社會保障、公共衛生等公共支出,實行最低保障制度;對于“混合性公共產品”中的水電暖路橋等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以及公益事業,其公共支出應實行以市場為主、政府資助為輔的原則。第三,進行支出制度的創新,加快與國際慣例的接軌,逐步推進零基預算、社會保障預算、政府采購以及國庫單一帳戶等項改革,強化預算外資金管理。
第三,作為一個發展極不平衡的國家,中國的地區差異、城鄉差異和居民收入分配差異還很懸殊,這就需要財政運用轉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進行調節,以促進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社會的穩定。
根據前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我國財政改革的基本思路應該是,借鑒西方公共財政理論,結合我國國情,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公共財政框架。在建立公共財政框架的過程中,除了前面分析的問題,還要重點解決好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對政府(或財政)和市場進行合理的分工。借鑒西方公共財政理論并結合我國實際,對政府和市場的分工進行明確劃分,這就是市場要在政府宏觀調控條件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我國要從過去政府全面配置資源逐步轉變為政府和市場共同配置資源,政府必須改變大包大攬的做法,逐步退出市場能夠正常發揮作用的領域(“越位”)。也就是說,只要市場能夠做得好的領域,政府就不要去干預;市場不能發揮作用的領域或市場干不好的事情,才是政府必須介入的領域。為此必須進一步轉變財政職能,科學界定財政支出范圍,優化財政支出結構,逐步從經營性、盈利性的領域退出,從市場可以提供的,私營企業和家庭可以提供的各項領域退出;同時還要強化那些必須由財政管而財政卻沒有管或沒有管好的各項事業和建設領域,要強化社會領域的調控功能,比如社會保障社會救濟等,從而徹底解決好政府和財政的“越位”和“缺位”問題,從根本上規范政府、財政與市場之間的關系。
第二,建立公共財政必須注重國有經濟的管理。考慮到必須維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以及經濟趕超的重任,在國有經濟的進退問題他上必須謹慎,既要有利于市場的有效運轉,又不能危及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里主要強調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我們可以把國有經濟分為三種情況,并分別采取不同的進出策略。第一,提供公共產品的企業必須國有國營,不能市場化,其實國有企業的優勢就在于國營和彌補“市場失靈”。第二,對于壟斷性的企業適合選擇國有國控體制,比如基礎產業,某些支柱產業以及高新技術產業等。第三,對于競爭性領域要逐步退出,讓市場來經營。
第三,財政改革應堅持兩個基本原則:市場原則與發展原則。市場原則是說,公共財政必須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之上,我們必須從市場出發來考慮財政的定位。由于各國歷史背景的不同,市場經濟有所不同,而中國的市場經濟實行的時間不長,市場發育水平低,而且與西方市場經濟存在較大的差異,我們的公共財政必須我們不成熟的市場經濟出發,而不能照搬西方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共財政。
發展的原則是說,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發展經濟是主要的目的,市場化不能凌駕于發展之上,為了市場化而市場化是毫無疑義的。
三、我國財政改革的目標模式
(一)我國財政職能的界定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的基本職責,應當是為市場的有序運轉服務,即為市場運轉提供外部條件、解決公共產品的提供和促進公平分配以及宏觀經濟穩定等,從而提高整個經濟的運行效率。
因此,我國財政的職能可以界定為資源配置、收入分配以及經濟穩定,這也就是要求在市場經濟下必須解決好政府、市場和企業三者之間的關系。
(二)收入制度的設想
建立以稅收為主體,以規范的非稅收入為輔的公共財政收入體系,這又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首先,要界定收入范圍,主要有:稅收收入、規費收入、公債收入、罰沒收入、轉讓出售公產收入、基金收入、捐贈收入等。其次,要進行收入制度的創新,包括:實行稅費改革、完善稅制和建立國有資產經營預算等。
(三)支出制度的設想
建立以公共支出為主體的支出體系,這又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首先,界定支出范圍,主要有:公共安全、公共機構、公共服務、公共工程和公益事業等。第二,確立公共支出的供給方式,對“純粹公共產品”的供給,政府應全額負擔;對“混合性公共產品”中的教育、社會保障、公共衛生等公共支出,實行最低保障制度;對于“混合性公共產品”中的水電暖路橋等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以及公益事業,其公共支出應實行以市場為主、政府資助為輔的原則。第三,進行支出制度的創新,加快與國際慣例的接軌,逐步推進零基預算、社會保障預算、政府采購以及國庫單一帳戶等項改革,強化預算外資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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