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生態環境變遷史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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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是在系統搜集陜南的基礎上，充分利用的相關成果，考察清代陜南生態環境變遷的具體體現。本文除了考察動植物資源的變遷外，還以水災為統計指標，該時期陜南自然災害的時空分布與發生。

[關鍵詞]生態環境；陜西南部；清代

陜南，位于川、鄂、豫、陜、甘五省交界地帶，是長江、黃河兩大河流的重要水源補給區，北跨秦嶺，南依巴山，漢水自西向東橫穿而過，西部有嘉陵江由北而南流入四川，東部有丹江等支流匯入漢水，在江河谷地依次分布著漢中、安康與商洛盆地，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稱。清代隸屬漢中、興安與商州，并以其、的典型性而為學界所注目，特別是乾嘉以降，該地區的生態環境發生明顯逆轉，森林植被大量被毀，水土流失嚴重，自然災害頻發，社會經濟受到深刻。因此，探討這一地區的經濟與社會必須充分認識生態環境這一重要因素的變化。學界對此已有相關成果問世，但是相關研究多拘于文獻的資料性描述，往往把生態環境作為長期不變的因素，作為經濟開發的背景條件加以簡單羅列，對自然科學的相關成果及更是缺乏借鑒和吸收。[1]鑒于此，本文將在系統搜集陜南歷史文獻的基礎上，充分利用自然科學量化統計分析的方法，從動植物資源的變遷和自然災害的統計分析兩方面著手，以期深入考察清代陜南的生態環境變遷。

一、動植物資源的變遷

清初，陜南仍分布著相當規模的遠古森林，被稱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有“陸?！敝雷u。乾隆二十五年卓秉恬奏報朝廷說：“由陜西之略陽、鳳縣迤儷而東經寶雞、眉縣、盩厔、洋縣、寧陜、孝義、鎮安、山陽、洵陽至湖北之鄖西，中間高山深谷，千枝萬派，統謂之南山老林；由陜西之寧羌、褒城迤儷而東經四川之南江……陜西之紫陽、安康、平利至湖北之竹山……中間高山深谷，千巒萬壑，統謂之巴山老林?！盵2]清中葉大規模的流民涌入墾殖。興安州的平利、洵陽、白河、紫陽、石泉、漢陰六縣，“從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無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間有歉收處所，窮民就食前來，旋即棲谷依巖，開墾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處貧民，亦多攜帶家室，來此認地開荒，絡繹不絕”，所以“戶口驟增，至數十余萬”。[3]據蕭正洪研究，河谷盆地區的褒城、南鄭、沔縣、城固、西鄉、石泉、漢陰、商州及安康等10縣，人口由康熙中的41．6萬增加到道光初的211．7萬，而同時期其它山地各縣(除寧陜、孝義、留壩、定遠外)人口由原來的8．1萬增加為146．1萬，人口增長率分別為408．9％和1703．7％，遷移增長率分別為141．3％和1436．1％。[4]可見，山區的人口增長迅速。至道光初年，外來移民人數可以說已占據絕對的主體地位，《三省邊防備覽》載：“川陜邊徼土著之民十無一二，湖廣客籍約有五分，廣東、安徽、江西各省約有三、四分。”[5]具體到各個山區州、縣、廳更是如此，所占的比重更大。定遠廳，“近來煙戶漸多，川人過半，楚人次之，土著甚少。”[6]鳳縣，“新民甚多，土著稀少，多系川湖無業游民，佃地開墾，雜處五方?！盵7]留壩廳，“土著民人甚少，大半川楚、安徽客民?！盵8]白河縣，“境內四面皆山，外來佃種者，十居六七?！盵9]鎮安縣，“土著不過十之一二，客民十之八九。”[10]平利縣，“民多系楚蜀遷居之戶。”[11]

更有甚者的是，這些移民的開發、謀生方式又極為原始?！吧街虚_荒之法，大樹巔縛長絙，下縋千鈞巨石，就根斧鋸并施。樹既放倒，本干聽其霉壞，砍旁干作薪，葉枝曬干，縱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需加糞，往往種一收百。間有就樹干中挖一大孔，置火其中，樹油內注，火燃不息，久之煙出樹頂，而大樹成灰矣?！盵12]移民在山區四處遷移，“流民之入山者……扶老攜幼，千百為群，到處絡繹不絕。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廟、巖屋或者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鍋，拾柴作飯，遇有鄉貫便寄住，寫地開墾，伐木支櫞，上覆茅草，僅蔽風雨。借雜糧數石作種，數年有收，典當山地，方漸次筑土屋數板，否則仍徙他處”。[13]一處墾種幾年，地力下降后，便又遷一地，“山民伐林開荒，陰翳肥沃，一二年內雜糧必倍。至四五年后，土既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驟雨沖洗，水痕條條，只寸石骨，又須尋地墾種。”[14]因此，“今年在此，明歲在彼，甚至一歲之中遷移數處”[15]的現象甚為普遍，許多地區植被由于這種盲目無定的開發消失殆盡。上世紀30年代何慶云在考察秦巴山地的森林后說：“南鄭秦巴山中各森林，向稱最富，只以佃戶居住不定，無久遠經營心，只知砍伐，不愿培植，故林木茂密之莊。多系自耕農，反之，童山濯濯者，一望而知其為佃農區減?，F在南鄭森林，荒棄之地，殆過半矣?！盵16]

大量的手更全是資源消耗性產業。紙廠，“定遠、西鄉巴山林甚多，廠擇有樹林、青石、近水處方可開設。有樹則有柴，有石方可燒灰，有水方能浸料。如樹少水遠，即難做紙廠，只可就竹箐開筍廠?！盵17]炭廠，“有樹木之處皆有之，其木不必大，山民于砍伐老林后，蓄禁六七年，樹木長至八九寸圍，即可作炭，有白炭、黑炭、粟炭”。[18]木耳廠，“擇山內八九年、五六年花粟、青棡、梓樹用之，不必過大。每年十月內，將樹放倒，縱橫山坡上，雨霖日曬。至次年二三月間，將木立起，二三十根攢一架，再經淋曬，四五月內，即結木耳”。[19]香菌廠，“于秋冬砍伐花粟、青棡、梓樹、桫欏等木，山樹必則大者，小不堪用，將木放倒，不去傍枝，即就山頭坡上，任其堆積，雨淋日曬。至次年，樹身上點花，三年后，即結菌”。[20]這種竭澤而漁的開發方式，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片森林被毀。如紫陽縣，乾隆中葉尚未開墾，到了乾隆末年則“盡已開墾，群獸遠跡，石骨岐增，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見其濯濯矣”。[21]至嘉道時期，陜南許多地方的森林都已經消失殆盡。漢陰廳，“南北兩山老林，皆墾伐殆盡?！盵22]商南縣，“跬步皆山，久經開墾，并無老林。”[23]鳳縣，“境內跬步皆山，數十年前，盡是老林，近已開空?！盵24]洋縣宋軍山，“縣北百三十里，舊有從林。今廢，止存大殿五楹前，有古松二株，偃蓋盤郁蔭約數畝”。[25]略陽縣寒蓬山，“乾隆間，此山林木茂盛，虎豹麋鹿，絡繹不絕，惜乎土人喜招客民，開墾取材。以迄于今，非復牛山之美矣。”[26]留壩廳紫關嶺，“往時嶺旁尚為老林”，嘉慶時期，“開墾人眾，見其濯濯矣?！盵27]葉世倬《重修連亭記》說到自己目睹紫關嶺一帶森林變遷的情況，“紫關嶺……予自乾隆丙午入蜀，道經此嶺時，則槎椏俊茂，陰翳蔽天，此樹雜錯眾木中，前有亭立碣以表之。今嘉慶戊辰，自關中之興安復經此嶺，二十三年間，地無不辟，樹無不砍……”[28]紫柏山，道光九年，有人經過時，“覽廟后山岡，古柏翳天，無間雜樹”，“其樹皆千數百年物”，十年之后，“復過此地，見山谷依舊，林木全非”，“古木蕩然”。[29]留壩廳至褒城縣的北棧道附近，地勢險峻，同樣未免被毀的厄運，“數十年前，古木叢篁，遮蔽天日，異花奇木，芬馥泉巖。近為川楚棚民開墾，路增崎嶇，而風景不復蔥蒼矣?！盵30]“惟柴關一處，尚有古木數千丈?！盵31]面對此番情景，時人也只能慷慨萬千，有詩石：

“山中有客民，乃與造物爭。利之所在何輕生，懸崖峭壁事耘耕。有土即可施犁鋤，人力所至天無功。我聞故老言，思之令人羨。在昔山田未開時，處處煙巒皆奇幻。伐木焚林數十年，山川頓使失真面。山靈笑我來何遲，我笑山靈較我癡神力不如人力好，對景徘徊空嘆息?！盵32]

隨著大片的植被被毀，森林系統的生態平衡逐漸打破。與森林資源密切相關的其它生物資源亦受到嚴重影響，生存環境逐漸萎縮，一些動物群落不斷減少、減退，甚至滅絕。比如，老虎，長期以來一直生活在陜南秦巴山區，歷史上有許多關于該地區虎患的記載。[33]直至清初，這里仍有虎患的記載。西鄉縣山深林密，經常有老虎出沒，清溪、桑園鋪、白沔峽等地均有虎食人。每至薄暮，虎游于市。驚怖街衢，傷及人畜?？滴跷迨荒?1712)，知縣王穆懸賞重金，募虎匠數十人，人山林撲殺，三年之間，即殺虎六十四只，虎患才息。[34]這說明當時陜南仍然維持著較好的生態環境。但是好景不長，盡管我們沒有找到西鄉縣的直接記載，從其它地區卻可略知一二，乾嘉以來，老虎的數量銳減。乾隆《旬陽縣志》記載，“近各鄉山已盡童，亦鮮虎暴矣。”[35]到光緒時期纂修的《旬陽縣志》已經完全沒有老虎的記載。[36]紫陽縣三臺山舊多虎豹，乾隆末年以后，由于山林被開墾殆盡，“群獸遠跡”。[37]石泉縣，嘉慶時還有“虎豹為害”的記載。[38]至道光時期，不僅虎、豹，其它物種也未免生態失衡而導致滅絕的厄運，“鷗、鷺、鴛鴦、虎、豹、麋、鹿、熊、羆，舊志有之，近開墾既遍，亦不盡有?！盵39]鳳縣，早在開墾初期，“其僻處山林者，墾地種作，暇則獵獸從禽利，其皮、角、毛、羽入市貨賣”，而且“時有虎患，樵采者恒苦之”。[40]可是，到了光緒時，獐、狐、麋鹿、豺豹、虎、野羊、野豬、鼠、兔之屬，“非山藪深邃，林薄叢郁殊不多?！盵41]鎮安縣，康乾時期，虎患問題是地方政府極為頭疼的事情，各級政府都極為重視。乾隆年間鎮安縣宰聶壽曾記：“乾隆十五年(1750年)秦嶺多虎，奉文拔宜君營兵捕殺，卒以無所獲。時在省晉遏制臺尹公，蒙示以防范之法，即于省城制備短槍火藥，捐散四鄉，一時打獲數虎。”[42]但是，到光緒朝，老虎在這里已是極為罕見。光緒《鎮安縣鄉土志》云：“昔年地廣人稀，山深林密，時有虎患。乾嘉以后客民日多，隨地墾種，虎難藏身，不過偶一見之?！盵43]隨著老虎等動物的大量消失，這一地區的食物鏈遭到嚴重破壞。例如野豬，由于自己天敵老虎的銳減，則大量繁殖，成為禍患，“近年以來殊無大異，惟南山一帶野豸妨農，民多徙去?！盵44]鳳縣，光緒十一、二等年，“秋雨太多，野豬戕害，貧民遠徙。”[45]

可見，整個清代，陜南動植物資源變遷較為明顯。隨著大規模移民的盲目涌入以及不當開發，大片的森林植被和大量動物群落在這一帶也逐漸消失。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一個地方的植物和動物種類的變動受氣候等自然因素變化的影響也十分明顯。[46]清代陜南地區動植物資源的大規模衰退，人為的不當開發固然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之一，但是氣候變化也不可忽視。大規模移民入遷的乾嘉時期是明清寒冷期的極冷時期，這勢必會影響該地區動植物群落的分布和恢復。[47]由于氣候條件更為不利，本來應該加大對動植物資源保護，更不用說反其道而行之。總之，在人為和自然因素共同作用下，陜南生態環境變遷作為一個有機的生態統一體，所表現出的是一種動態連鎖反應，動植物資源并不是簡單的你消我長關系。由于自然和社會因素的變化導致該地區的動植物生活環境發生急遽變化，大片的植被大規模消失，隨之大量的動物資源也不斷減少，甚至消失。

二、生態環境變遷的統計——以水災為中心

清代陜南生態環境變遷的另一集中表現就是水、旱等多種災害頻發。本部分冀通過對災害時空分布的量化統計，增強對陜南有清以來生態環境變遷的認識。誠然，利用資料進行量化分析具有一定的難度，但也不是不可能。美國學者趙岡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著手進行：一是利用自然災害發生的頻率來推斷生態環境變遷；另一是通過對糧食畝產量升降的考察來分析環境變化。[48]考慮到陜南區域特點以及資料情況，這里采用第一種，即通過對自然災害頻率的量化分析來更為深入的考察該地區的生態環境變遷。

(一)相關資料說明

清代陜南自然災害記載主要是以各府、州、縣、廳方志為主，私人文集、筆記、檔案奏折也有相關記載。涉及到的災害種類包括水災、旱災、雹災、凍災、風災、震災等。關于這些自然災害資料前人已作了較為系統地整理，包括氣象局氣象院主編《中國近五百年旱澇分布圖集》[49]、陜西氣象臺編《陜西省自然災害史料》[50]以及水利電力部水管司、司和水利水電科學院編《清代長江流域西南國際河流洪澇檔案史料》[51]，從而為利用分析提供了方便。

但是，上述三種資料也存在優劣詳略之別，《陜西省自然災害史料》較其它兩種資料更具有可信度和可操作性。首先，資料來源豐富。據統計現存清代陜南各地府、州、縣、廳以及鄉土志書總共94部，[52]《陜西省自然災害史料》一書收錄其統計的達到39部，占到二分之一多，考慮到相當一部分志書并沒有災異部分記載，因而資料的覆蓋幅度已相當廣泛。此外，還包括各種實錄、故宮檔案等文獻以及調查資料。其次，統計以縣一級的行政區劃為單位，記載更為具體。因此，該資料的史料來源廣泛，災害記錄相對詳細具體，可以彌補因多種原因所造成的闕失，縱有不足與遺漏之處，也不致在總體上統計的結果?；诖耍韵碌牧炕y計分析即選取《陜西省自然災害史料》作為基本的史料來源。

(二)自然災害統計分析——以水災為中心

自然災害主要包括水災、旱災、雹災、凍災、風災、震災等。其中水災和旱災與生態環境變遷的關系最為密切，而水災又是陜南最主要的災害類型。因此，以下選取水災作為統計指標，通過對其時空分布特征的研究，深化對清代陜南山地生態環境變遷的認識。[53]

1．空間布局

為了更清楚地反映，有關水災的時空分布狀況均予以列表說明。在統計過程中，我們對相關資料作了如下技術處理：

(1)資料中的災情記載，明確注明某縣，則視為該縣發生水災一次；所謂的“陜西”災害，除非見到各地所屬州縣的具體記載，否則不在內，例如，“康熙三年，陜西，被水”，我們將不作為一次記載；而“陜南”災害，則陜南所屬州縣分別按一次計算在內，例如，“嘉慶十八年，陜南，興、漢、商各屬秋澇(多雨)，稻苗半槁，年歲大荒”；另諸如“南山一帶，七月間，陰雨過多”、“漢水，七月十四日大水”等這樣模糊記載，由于很難確定具體所屬各縣，我們在統計中將不計算在內。

(2)留壩、定遠、佛坪三地是清代才設置的，原隸屬其它州縣。留壩廳，乾隆三十年，分鳳縣南、褒城北而設；定遠廳，嘉慶七年，分西鄉縣南而設；佛坪，道光五年，分洋縣北、周至縣南而設。所以，我們以黑體字表示，在具體統計分析時并沒有計算在內。

(3)資料中的災情記載，明確說明某月某日大雨或者連續大雨幾日者則按一次記載；否則則按大雨的具體次數計入，例如，“寧陜、鎮安，六(7)月初十并二十一(8月9日)、二十二日(8月10日)等被雨”，則按二次計入。

根據以上原則，陜南各地水災情況統計列表如下：

從表1中我們可以看出清代陜南水災空間分布的大致情況。安康、旬陽、白河、鎮安、商縣、商南、定遠、略陽等高海拔山地是水災的多發區，每年水災暴發的次數要高于其它平壩地區。問題還遠不止于此。據尹國康對漢江上游安康地區地表坡度結構分析，16°～25°占19．85％，26°～35°占27．70％，大于35°則占43．90％。[54]而崩塌滑坡的發生與山地斜坡地形形態和坡度大小密切相關，坡度愈大徑流速度愈大，同時土體的穩定性愈差，沖刷量也愈大，坡度在20°～30°最易發生滑坡，坡度大于35°典型滑坡減少而崩塌增多。[55]山體則主要由火成巖和變質巖系組成，以花崗巖、花崗片麻巖、片巖、石英巖、大理巖和灰巖分布最廣，[56]多極易風化，屬于易滑地層。[57]“山中石多而性浮，非獨雜在土山者，雨多必至砰裂，即一望懸崖，本自石骨崢嶸，而久雨之后，亦自時時崩墜”，[58]“間有山質為石者似為可靠，不知土內石質是沙土凝結而成，非真石也，與煤礦無異，每歲必增長數分，數年積長一二寸，山既長，磚石之砌其上者，漸次進開，海漫裂縫，雨水浸入，無不坍塌”。[59]“石雜土中，不相連屬”，因此，“夏秋之際。霖雨經旬，土石浮泥，力不能以綴石，巨石則由山巔徑流而下”。[60]一些志書對此亦有較詳細的記述。洵陽縣，同治八年秋，“大水山崩”；光緒二十一年，“雨多山崩”；二十三年，“雨多山崩”。[61]定遠廳，道光四年大水，“五塊石山崩，壞市廛民屋”；十五年淫雨，“魚渡壩、母豬硐溝山崩”；咸豐八年大水，“壞民田廬，大池堡、袁家溝山崩”。[62]因此，水災與山崩、泥石流等山地災害常常并發，山崩伴隨泥石流是這些地區久雨、暴雨成災時的常見現象。

總之，漢水流域盆地、丘陵和低山區、高山區的環境變化程度存在很大差別，其中高海拔區是清代陜南地區環境變遷最明顯的區域。實際上，這些災害高發區基本上又是清代陜南新開發山區，其地質地貌、氣候條件更為復雜惡劣，兩者之間的重合顯然不是巧合，這說明水災暴發頻次與清代陜南各地的生態環境特點密切相關。

2．時間布局

本部分主要包括水災的四季分布、水災在清代不同時期中的分布以及水災在各地各

個時期的暴發頻次。在統計中仍以縣一級的行政區劃為單位。

(1)四季分布

在統計中，根據農歷歷法，一、二、三月為春季，四、五、六月為夏季，七、八、九月為秋季，十、十一、十二月為冬季，凡沒有具體月份或者季節的歸入不詳。若出現連續幾月的記載，每月分別各按一次計，例如，“康熙元年，商縣、洛南，二月中旬至九月中，無數日霽，禾稼無成，麥沾濘，十不中一”。統計結果見表2：

由表2可以明顯看出，清代陜南地區的水災主要發生在夏秋兩季，分別占52．76％和42．82％，其中又多集中在農歷五、六、七月之中。洪漲期最早是在夏季四月，最遲在仲秋九月，冬季則為低水位時期，幾無洪水發生。這一統計與自然科學工作者根據水文儀器對1934—1940年漢中盆地漢江洪漲季節的測量統計分析基本上是吻合的。據統計1934—1940年漢中盆地漢江的洪漲期起于五月，終于十月，以七、八兩月次數最多；就季節而言，夏季最多，達到十次，秋季五次，春季一次，最少。[63]因此可以說，根據文獻記載的統計分析，其可信度是很強的。

歷史時期分布是指水災在清代不同朝代的分布狀況。根據整個清代帝王統治年號分為十一個不同時期，各個時期水災的分布情況見表3：

根據表3水災發生最多的時期是嘉慶和光緒年間，均占22．04％。其次是道光時期，達到15．55％，以下依次是康熙、乾隆、同治、順治、宣統、咸豐和雍正時期。不過，由于這幾個時期是根據各個帝王統治時期劃分，所包含的時間段不一，分別為18年、61年、13年、60年、25年、30年、11年、13年、34年、3年，其可比性較低。因此計算出各個時期平均每年水災次數分別為2、1．07、0．39、0．68、4．48、2．63、0．64、3．07、3．29、3．67總平均為1．89次。從中可以明顯看出，整個清代陜南地區水災的年均暴發趨勢，呈波浪狀分布，但總體有增多之態勢，嘉道和同光時期災害暴發頻繁，較其它時期更為集中，而嘉慶朝最多，平均每年達到4．48次，道光朝平均每年2．63次，同治平均每年3．07次，光緒平均每年3．29次。據研究乾嘉與同光時期皆為清代陜南地區兩次移民人遷高潮時期，[64]這一時期自然環境因素，如氣候變化又處于“小冰期”的強冷期。很顯然，這一統計再次說明水災的暴發頻次與陜南地區的(如移民入遷)和自然(如氣候因素)的變遷有很強的相關性。

(3)各縣水災頻次分析

上面已經計算出整個陜南地區不同時期水災的年平均暴發次數，這對于說明清代該區域水災的歷時性與環境變遷趨勢是十分有益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言，陜南的小區域特征明顯，漢水流域盆地、丘陵和低山區、高山區無論是氣候因素，還是地質地貌以及移民開發程度都有很大的差異性。因此，在考察災害的歷時性時同時又要兼顧其共時性，即區域分布特征，進行綜合分析。不過考慮到資料的記載多以縣為單位，同時與前面的統計統一，這里仍以縣為單位，統計分析清代各個時期陜南各縣平均每十年水災暴發頻次，見表4：

由表4可知，發生災害頻率較高的地區為安康、旬陽、略陽、沔縣、白河、紫陽、商縣、鎮安，這些州縣的海拔也相對較高，而城固、洋縣等海拔較低的河谷盆地則頻次較低。就時段看，各個縣在嘉慶和光緒這兩個時期變化最為明顯，水災暴發的頻次提高較快，是歷年平均頻次的幾倍，相對其它時期更為集中。這既與氣候波動一致，又與移民入遷的高潮吻合。

總之，通過對整個清代陜南自然災害的統計分析可知：

其一，就空間分布而言，陜南生態環境變化的地域性明顯，小區域環境變遷有很大的

差異性，與氣候、地質地貌等自然條件的特質相一致，高海拔山地是陜南生態環境的嚴重變遷區域；

其二，就時間分布而言，與乾嘉和同光時期的兩次移民入遷高潮一致，這兩個時期亦是環境的集中惡化期，爆發的頻次明顯多于其它時期。這進一步證明陜南生態環境變遷是自然和社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綜上所述，清代陜南生態環境發生顯著變遷是不爭的事實，但是不能僅僅停留于發生變遷這一表面認識。長期以來，人們往往籠統認為其發生嚴重惡化，雖有道理，但失之偏頗。事實上，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其變化或大或小、或主或從，不能不加區分地給予簡單概括。陜南生態環境變遷是一個復雜的生態統一體，受氣候、地質、地貌、人口等自然和社會因素影響，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表現出更多的多樣性與復雜性，充分地認識這一點不僅可以全面深刻地理解陜南生態環境變遷的特殊性，而且對于我們今天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亦具有較強的啟示意義。

注釋：

[1]90年代以來，學術界圍繞環境變遷已有不少成果問世，具體可參閱：譚作剛：《清代陜南地區的移民、農業墾殖與環境的惡化》，《農史》1986年第4期；周云庵：《秦嶺森林的變遷及其反思》，《中國歷史地叢》1993年第1期；梁四寶：《清代秦巴地區的開發與環境惡化》，《晉陽學刊》1994年第5期；耿占軍：《清代陜西農業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鄒逸麟：《明清流民與川陜鄂豫交界地區的環境》，《復旦學報》1998年第4期；葛慶華：《試論清初中期川陜交界地區的開發與環境問題》，《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張建民：《明清山區資源開發特點述論——以秦嶺一大巴山區為例》，《武漢大學學報》1999年第6期；陶衛寧：《歷史時期陜南漢江走廊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研究》，陜西師范大學2000年博士論文；田培棟：《明清時期陜西史》，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70～362頁；魯西奇：《區域歷史地理研究：對象與——漢水流域的個案考察》，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張建民：《明清秦巴山區生態環境變遷論略》，載李根蟠等編：《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年；張曉虹、滿志敏、葛全勝：《清代陜南土地利用變遷驅動力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年第4期。海外亦有相關成果問+。例如：Ts’ui-jungLiu(劉翠溶)，TradeontheHanRiveranditsImpactonEconomicDevelepment1800—1911．HarvardUniversity，Disser-tation，1974；上田信：《中國生態結構與山區經濟——以秦嶺山區為例》，載溝口雄三編：《長期社會變動》，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4年；愛德華·B·費梅爾：《清代大巴山區山地開發研究》、《清代中國邊疆地區的人口與生態》，分載于《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1991年第2期、劉翠溶、伊懋可主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5年，第387～433頁；鄭哲雄、張建民、李俊甲：《環境、移民與社會經濟——清代川、湖、陜交界地區的經濟開發和民間風俗之一》，《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清]卓秉恬：《川陜楚老林情形亟宜區處》，載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四《藝文下》，第17頁。

[3][清]畢沅：《興安升府疏》，載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四《藝文下》，第3～4頁。

[4]蕭正洪：《清代陜南的流民與人口地理分布的變遷》，《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3期。

[5][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一《策略》，第21頁。

[6][清]盧坤：《秦疆治略·定遠廳》，道光年間刻本，第50頁。

[7][清]盧坤：《秦疆治略·鳳縣》，第55頁。

[8]道光《留壩廳志》卷四《土地志·風俗》，第5頁。

[9][清]盧坤：《秦疆治略·白河縣》，第64頁。

[10][清]盧坤：《秦疆治略·鎮安縣》，第43頁。

[11][清]盧坤：《秦疆治略·平利縣》，第62頁。

[12][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一《策略》，第20頁。

[13][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一《策略》，第19頁。

[14]嘉慶《漢南續修郡志》卷二十一《風俗》，嘉慶十九年刻本，第6頁。

[15][清]嚴如熤：《三省風土雜識》，第35頁。

[16]何慶云：《陜西實業考察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第45頁。

[17][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九《山貨》，第6頁。

[18][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九《山貨》，第5頁。

[19][20][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九《山貨》，第16頁。

[21]道光《紫陽縣志》卷一《地理》，引自張建民：《明清秦巴山區生態環境變遷論略》，載李根蟠等編：《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年。

[22][清]盧坤：《秦疆治略·漢陰廳》，第60頁。

[23][清]盧坤：《秦疆治略·商南縣》，第23頁。

[24][清]盧坤：《秦疆治略·風縣》，第55頁。

[25]嘉慶《漢南續修郡志》卷四《山川上》，第23頁。

[26][清]淡金籯：《寒蓬山記》，載道光《重修略陽縣志》卷四《藝文部·記》，光緒三十年重印本，第55頁。

[27]嘉慶《漢南續修郡志》卷四《山川上》，第1頁。

[28][清]葉世倬：《重修連亭記》，《留壩廳足征徵錄》卷一《文徵》，第18頁。

[29][清]俞逢辰：《禁伐紫柏樹木示》，《留壩廳足征徵錄》卷一《文徵》，第34頁。

[30][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一《策略》，第3頁。

[31][清]嚴如熤：《三省風土雜識》，第3頁。

[32][清]王志沂：《棧道山田》，《留壩廳足征徵錄》卷二《詩徵》，第33頁。

[33]相關研究可參閱陶喻之：《漢中歷代虎患鉤沉》，《漢中師范學院學報》1997年第3期；李健超：《秦嶺地區古代獸類與環境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年第4期。

[34][清]王穆：《射虎亭記》，載道光《西鄉縣志》，道光八年刻本，第35～36頁。

[35]乾隆《旬陽縣志·物產》，乾隆四十八年刻本，引自張建民：《明清秦巴山區生態環境變遷論略》。

[36]光緒《旬陽縣志》卷八《賦役·物產》，光緒二十八年刻本，第22頁。

[37]光緒《紫陽縣志·山川》，引自張建民：《明清秦巴山區生態環境變遷論略》。

[38]嘉慶《漢南續修郡志》卷七《城表·鄉村》，第11頁。

[39]道光《石泉縣志》卷二《田賦志·物產》，第21頁。

[40]光緒《鳳縣志》卷八《風俗志》，光緒十八年刻本，第1頁。

[41]光緒《鳳縣志》卷八《風俗志》，第10～11頁。

[42]乾隆《鎮安縣志》卷七《物產》，乾隆十八年抄本，第10頁。

[43]光緒《鎮安縣鄉土志》卷下《物產》，光緒三十四年刻本，第63頁。

[44]光緒《寧羌州鄉土志·歷史·戶口》，民國二十六年鉛印本，第46～47頁。

[45]光緒《風縣志》卷一《地理·河》，光緒十八年刻本，第11頁。

[46]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載《竺可楨文集》，北京，出版社，1979年，第477頁。

[47]關于清代陜南氣候變遷與環境演變的具體研究可參閱拙作：《清代陜南的氣候變化與生態環境變遷之關系試探》，《安康師專學報》2004年第2期。

[48]具體論述可參閱趙岡：《中國歷史上生態環境之變遷》，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120頁。

[49]中國氣象局氣象科學研究院主編：《中國近五百年早澇分布圖集》，北京，地圖出版社1981年，第325～331頁。

[50]陜西氣象臺編：《陜西省自然災害史料(內部資料)》，1976年，第31～124頁。

[51]水利電力部水管司、司，水利水電科學院編：《清代長江流域西南國際河流洪澇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52]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主編：《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53]關于陜南自然災害的統計，耿占軍曾把整個陜南作為一個區域進行過粗線條的分析(可參耿占軍：《清代陜西農業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25～155頁)。事實上，陜南地區區域差別明顯。因此，我們的統計將具體到縣一級單位，希望給予更為細致的量化分析。

[54]尹國康：《漢江流域地貌結構與土地資源》，《地理科學》1993年第2期。

[55]秦大河主編：《中國西部環境演變評估》，第二卷，丁一匯主編：《中國西部環境變化的預測》，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145頁。

[56]相關論述主要參閱沈玉昌：《漢水河谷的地貌及其發育史》，《地報》1956年第4期；聶樹人編著前揭書，第14頁。

[57]陳自生、王成華、孔徑名：《中國滑坡災害及宏觀防御戰略》，載施雅風等主編：《中國自然災害災情分析與災對策》，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第310頁。

[58][清]嚴如熤：《三省風土雜識》，關中叢書本第39頁。

[59][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一《策略》，第39頁。

[60][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一《策略》，第29頁。

[61]光緒《洵陽縣志》卷十四《雜記》，光緒二十八年刻本，第15～16頁。

[62]光緒《定遠廳志》卷二十四《五行志·祥異》，光緒五年刻本，第3頁。

[63]王德基、薛貽源：《漢中盆地地理考察報告·地形篇》，重慶，中國地理研究所1943，第54～55頁。

[64]鈔曉鴻：《晚清時期陜西移民入遷與土客融合》，《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8年第1期。

EcologicalEnvironmentChangesinSouthernShanxiinQingDynasty

AbstractThispaperstudiestheconcretestatesofecolocialenvironmentevolutioninShanxiinQingDynasty.Besidesthechangesofanimalandbotanicalresources,flooddisasterisalsotakenasstatisiticalindextoanalysethetime-spacedistributionanduprisingrulesofnaturaldisastersinSouthernShanxiprovince.

KeyWordsEcologicalEnvironment,SouthernShanxiProvince,QingDynas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