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義內涵的文化影響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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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長安工作單位：鹽城工學院

英語中的culture源自拉丁語cultura，具有多種含義，如耕種、訓練、馴化、栽培、加工等，但其基本含義是指人們對作為自然之物的土地進行耕作，改良和開發等。后來文化一詞在使用中被人們引申并出現了轉義。最早的當屬古羅馬思想家Cecerro所說的culturamentis（耕耘智慧）。使之有了改造、完善人的內在世界的意義。18世紀末，德國學者赫爾德（Herder）開始使用文化一詞的現代用法。從19世紀中葉起，人類學家的文化概念不僅包括了習俗、工藝和技巧，還具有了和平和戰爭時期的家庭生活和公共生活、宗教、科學和技術等內容。文化作為學術用語，最早見于英國人Taylor在1865年所著的《文明的早期歷史與發展之研究》一書。1871年他又在《原始文化》中做了系統的闡釋：“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民族意義來說，乃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慣和任何人作為一名社會成員而活動的能力和習慣在內的復雜整體。”美國文化學家Kroeber等人在1952年發表的《文化—關于概念和定義的評論》一書，在歸納自Taylor之后西方出現的160余種文化定義后提出了自己的定義：“文化由外顯和內隱的行為模式構成；這種行為模式通過象征符號而獲得并傳遞；文化代表了人類群體的顯著成就，包括它們在人造器物中的體現；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傳統（即歷史地獲得和選擇的）觀念，尤其是它們所帶的價值；文化體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活動的產物，另一方面則是進一步活動的決定因素。”（傅鏗，1990）應該說該定義的完整性得到許多西方學者的認可，此后，無論是文化學還是人類學著作中給出的“文化”定義大都在此框架之內。[3]我國學者對文化概念的理解和解釋，廣義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指精神精神文化，如文學、藝術、教育、科學等。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文化熱”的興起，人們在關注和參與文化問題的討論中又對文化定義給予了多種界說，其中引人注目和提法新穎的是文化“人化”說。（劉守華，1992；丁恒杰，1994）其理論依據是：無論是社會物質文化還是精神文化（包括其成果），都是人類文化創造力的體現，即“人化”的結果。“人化”的概念不僅包括人化自然的過程，同時也包括自然“化人”或被人化的過程，“人化”即“人的文化”。

當代語言學家多把語言看作是一種社會現象，認為研究語言離不開對社會文化現象的考察。文化性也是語言的基本屬性之一。詞的文化內涵所呈現的文化背景知識，具體體現在其背景意義、伴隨意義、聯想意義和情感意義等各方面。它們是詞語中最具有“民族性”的要素。由于不同民族的發展歷史、地理環境、生活習俗以及心理狀態等存在差異，使得每一個民族對客觀事物的認識、理解及概括的方法等不盡相同，從而也決定了詞語意義的民族性要素。形成所謂的“語言的世界圖景”。[4]拿詞匯意義來說，它的形成無不受到民族傳統、宗教信仰以及地理環境、風俗習慣等文化因素的制約。按照Saussuer的觀點，詞義是“被命名的事物或概念與名稱本身的關系”（索緒爾，1980），而這種關系的形成無不浸透著人對現實的感受及經驗。詞的多義性就在于它是世界的象征符號，體現著人對現實世界的不同認識。詞義的社會性表現在不同的民族之間，則體現為民族性，所以詞義的民族性，實質上就是社會性的一種具體表現，社會群體存在著諸多方面的差異性，也必然在詞義的約定上顯現出來。某種語言的詞義是使用該語言的社會群體在長期的言語交際過程中約定俗成的，特定社會制度、經濟形態、政治氣候、時代背景、文化傳統、風俗習慣、民族心理等均會對詞義的形成施加影響，使其具有社會性。如：龍（dragon）是中西方文化神話傳說中的動物。中文里吉祥尊貴的“龍”與英文里邪惡兇殘的dragon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中國文化中，龍象征著吉祥、權威、高貴和繁榮。中華民族是“龍的傳人”。在封建社會，龍是帝王的象征，歷代皇帝都把自己稱作“真龍天子”。時至今日，龍在中國人民心中仍是至高無上的，我們把自己的國家稱作“東方巨龍”，龍可以看作是中華民族的圖騰。漢語中有大量的關于龍的成語，諸如龍騰虎躍、龍飛鳳舞、龍鳳呈祥、生龍活虎等，都展現了龍在漢文化中的文化內涵。然而在西方文化中，人們卻認為dragon是邪惡的代表，是一種猙獰的怪獸，是惡魔的化身。中英文化的差異使同一動物詞有不同的內涵，給人帶來截然不同的聯想。

語言與文化之間的關系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約的。因此，在我們審視作為文化的基礎和能指符號的語言時，除了要認清語言的實踐功能，還必須看到文化對語言的生成、發展及運用中巨大的影響。所以，語言與文化的關心是一種相互“交織”、“糾纏”的“共變關系”。在這種共變關系中，作為語言創造的動力和表達內容，文化理所當然地起著主導作用，影響并制約著語言的發展，從而是語言帶有鮮明的民族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