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工作中民主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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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民主既是現代政黨政治的核心價值，又是存在于中國古代選官制度的一種舉措，具有歷史的傳承性。就這個意義來說，民主并不是舶來品，并沒有那么神秘和高不可攀。

中國官僚隊伍形成以來，盡管沒有建立民主制度，但民主作為一種工具要素是一直滲透其間的。從“鄉閭清議”到“察舉制”，從“九品中正制”到“考成法”，從“保舉制”到“科舉制”，等等，在每種官員選用制度中，民主都發揮著積極的作用。比如，兩漢時期的“鄉閭清議”，就是由鄉村民眾中的“賢良方正”對官吏的政績進行民主評議，對國家政策進行民主討論，《鹽鐵論》中就詳細記載了富人和窮人的利益代表者所進行的民主公開的政策辯論。明朝改革家張居正為考核評價官吏而創造了“考成法”，即：一個命令要同時抄三份，下令的、執行的、監察的各執一份；考察考核官員時，要用三份材料相互印證來進行評價。這種辦法裁汰了大批冗員，選拔出不少能力強的改革派官員。200多年以后，這種將決策、執行、監督三權分立的民主思想才在西方政治體制中得以體現。又如，在中國古代，“官”與“吏”是分離的，所謂“領持大概者，官也。辦集一切者，吏也”。官員是流動的，屬領導、決策的政務官；吏員是書吏、胥吏、書辦，為具體辦事的事務官，不能被無故辭退且常常“世襲罔替”。保舉制度可以使一個士兵因為軍功一級級升到二品總兵銜、提督銜，卻還是一個士兵，而他的上司可能只是一個四五品的文官，這大概是歷史上最早的職級職務分離制度了。眾所周知，英國文官制度中的“兩馬分途”就來源于中國古代選官制度。唐代牛李黨爭以后，中國政壇上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著清流、濁流兩股政治勢力，形成了事實上的相互監督、相互制衡，這與現代西方政治中的黨派競爭有著許多一致性。

中國地域廣、人口多、歷史久，且始終以一個國家的形式生存發展著，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中國落后自清朝后半段起，時間還不到300年。因此，古代中國的政治體制必然蘊藏著極其深刻而豐富的思想，僅民主的舉措在官員選用制度上每朝每代都有所根植和延續。所以，今天我們要擴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既要洋為中用，吸取和借鑒西方民主的科學內核，也要古為今用，挖掘、研究和復興中國歷史上的民主思想和模式。因為，越是對傳統文化的精髓有深刻的認識，越是對西方民主有真切的了解，就越能正確對待干部工作民主，樹立起民主的自信，逐步探索并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干部工作民主制度體系。

第二，民主既是干部工作的政治理想，又是干部制度變遷的重要推手，具有現實漸進性。

民主是干部工作的理想追求和價值取向，擴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已不成為問題。問題在于，如何認識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如何擴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如何完善干部工作的民主制度。有人將干部工作民主過分理想化，對民主制度抱有過高的收益預期，以為只要“一人一票、票票等值”，就能解決干部工作中的所有問題。事實上，民主在干部工作中更多地表現為一種歷程，只有以法律、制度和規定加以具體化，它才能落地生根，才能切實保障干部和群眾的權利。因而，民主的歷史痕跡十分明顯，不同歷史時期的干部工作民主有不同的涵義，也有不同的制度變遷和政策演進。比如，建黨初期邊區干部工作中的“三三制”、“投豆選”、“燃香選”；建國后的選舉任命制度、民主集中制；改革開放后的公開選拔、競爭上崗、票決制等等。國外民主發展的歷史表明，干部工作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比如，英國1688年就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制，但240年后婦女才有選舉權；直到1970年，美國黑人才在法律上獲得了普選權；瑞士實現普選權是在婦女最終獲得公民權的1971年，而此時西方民主制度已經經歷了兩個多世紀的發展，這一期間，民主、自由、平等和正義一直是社會和民眾普遍的政治訴求。可見，擴大干部工作民主不是無條件的，擴大民主的時機和速度、選擇民主的方式和制度，都是有條件的，盲目冒進只會醞釀和收獲政治的苦果。2007年5月，湖南婁底市中院以貪污受賄、妨礙司法公正等罪行終審判決原省、市人大代表顏躍明有期徒刑13年(此前，顏非法串聯人大代表，操縱市長、副市長、檢察長的選舉任命；多次濫用人大代表權力，大肆謀取私利)。顏躍明案讓我們對干部工作民主的漸進性多了一份反思樣本，使我們能夠在推進干部工作民主的過程中，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

在我看來，推進干部工作民主就好比是騎自行車，只能在動態中求得平衡和發展。一方面，不能停頓下來，停下來失去了平衡，自行車就必然傾倒在地。另一方面，不能倒退，在自行車來說是技術上不許可，在擴大干部工作民主來說是廣大干部群眾不會答應。推動改革的“自行車”不斷前進的唯一動力，就是擴大民主。只有擴大干部工作民主，用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新制度取代舊制度，才能在干部人事制度變革中實現選賢任能。只有解放思想，牢牢把握正確方向，逐步建立一套與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和歷史傳統相契合，能科學規范、便捷高效地運轉，保障優秀人才脫穎而出的制度體系，才能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民主效益，才能使干部工作民主這輛“自行車”更新換代，盡早駛入快車道。

第三，民主既要體現競爭、擇優的要求，又要兼顧公平、效率，要遵循其客觀規律性。

民主的本意是大多數人做主，具體到干部工作而言，就是要讓廣大黨員干部和群眾有序、有效地參與干部的選拔任用和監督管理，切切實實地落實好他們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知情才能參與，競爭才能擇優，這是民主發展的一條基本規律，也是落實“四權”的重要抓手。但在當下的干部工作中，知情不夠、競爭不足仍是比較普遍的問題，影響了干部工作民主的質量。比如，民主推薦、民主測評中的得票過于分散，選舉時的得票又過分集中等等。四川、江蘇等地采取“兩推一述”、“兩評一述”等辦法，讓得票相對集中的人選進行競爭性演說，擴大了選舉人的知情權和選擇權，有效地減少了民主投票的盲目性。西方的總統大選，說到底就是競選者不斷宣傳自己，給廣大投票人以“海量”信息，并在這個過程中進行民主競爭。因此，擴大干部工作民主不是難有作為，而是有很大的探索空間和余地，尤其是在信息公開、擴大競爭、民主監督等方面。比如，如何拓寬候選人與選舉人之間合法有效的交流溝通渠道，如何將民主推薦、民主測評結果適時適度地向參與者反饋，這些都迫切需要進行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目前，基層的干部工作民主應當能夠取得更大的突破。因為，基層干部的信息傳播半徑小，不容易失真失實。而以對稱的信息作基礎，競爭才會有序而充分，民主的擇優作用才能顯現出來。比如，按照法律規定試行鄉鎮長的差額選舉，在現有的民主

制度框架內用足用好民主政策等，在擴大基層的干部工作民主方面，我們還是可以做很多探索的。有論者以基層群眾文化素質不高作為遲延民主的借口，這顯然是不妥的。眾所周知，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我黨就曾在根據地內廣泛實行過基層的民主實踐，并沒有因那時基層民眾的文化素質不高而有所顧慮。因此，這樣的借口實質上是對群眾民主權利的一種歧視性認識。在某種程度上講，這樣的認識還停留在1876年前后美國南部各州規定黑人參選必須通過文化測驗以確定其讀寫能力的水平上。其實，在任何情況下，文化素質的高低都是相對的，從整體上說，基層群眾的文化素質可能會長期處于相對較低的水準，但我們決不應因此而長期限制其民主權利的行使。基層民主的探索實踐說明，干部工作民主的質量不僅取決于選民，更取決于競爭，有充分而積極的競爭，有差額選擇的空間，就會有高質量的選舉，就能夠實現群眾所需要的民主選擇。

擴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是有代價的。在努力實現公平的同時，對效率的損害往往不可避免。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公平與效率這對同體矛盾常常此消彼長。比如，古希臘城邦制的直接民主效率非常高，但為數眾多的社會草根階層卻沒有權利參與其中。民主的發展史上曾以經濟基礎作為支撐，實行所謂貴族式民主。比如，美國曾規定獲得選舉投票權必須有一定數量的財產和納稅額；中國考進士的“南榜北榜”也有配額規定，其額度與賦稅同比增減。那時江南的教育程度高，賦稅繳納得多，于是配額也多，報考人數和錄取的也就多，而取得進士身份是入仕的前提條件。在現階段，擴大干部工作民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公平，關鍵在于如何通過公開職位、公平競爭、公正選擇等有效辦法，擴大民主，滿足人民的民主期望和要求，落實和維護好“四權”。公平和效率已放在干部工作民主天平的兩端，如何進一步增加公平的分量而又不至于過分影響民主的效率，需要精心的制度設計和高超的政治技巧。

第四，民主既要充分尊重多數，又要積極保護少數，要體現其寬容的人本意蘊。

民主是一種建立在利益基礎上的共識性文化，意味著平等、尊重和寬容。干部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以人為本是內生的本質要求。因而，干部工作民主更要體現肯定多數、保護少數，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人本性。比如，通過民主集中制充分發揚民主，成員自由發表意見，溝通交流，在此基礎上，凝聚共識，形成集中一致的意見。當意見相左時，以少數服從多數、多數保護少數為原則進行民主決策，這就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深刻意蘊。尊重多數與保護少數互為條件、同生共濟。尊重多數是讓占優勢的利益共識得以貫徹，而保護少數可以有效防止和避免盲從的“羊群效應”，兩者在擴大干部工作民主的過程中是有機統一的。比如，投票選舉的結果要尊重多數人的選擇，實行少數服從多數；但選舉過程中則必須保護個體的民主權益，實行秘密寫票投票制度等。南京、常州等地在社區選舉、民主推薦中設立了秘密寫票間，這看似一小步，實質上卻是一大步，推進和實現了民主制度的以人為本。現在，仍有一些地方用計劃經濟時代的觀念來對待干部工作民主，在選舉中不恰當地片面追求高參與率、高得票率，這既與民主的本意相悖，又給所謂驗證性、確認式民主論者提供了攻擊的口實，使我們的民主在表象層面就打了折扣。

民主的價值具有普世性，這是尊重多數人思想認識的結果；而其實現方式上往往是民族性的，必然要體現出少數性。如果一味地依葫蘆畫瓢，缺乏對本土個性的傳承和尊重，往往會事倍功半，甚至適得其反。比如，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導致很多拉丁美洲國家政局動蕩，經濟停滯，腐敗、黑社會等現象大量滋生；東歐一些國家同樣也沒能進入自由民主理論大肆鼓吹的美好境地。與此同時，隨著社會利益的日益多元化，不參與或少參與政治的行為逐步得到社會的理解和尊重，“多數”與“少數”也在發生著內涵式嬗變。比如，戰后美國總統選舉的投票率一直徘徊在40%上下，克林頓、布什所獲得的普選票只有法定選民的22%左右。那么，美國民主還是不是多數人的民主？其國家能不能說成是22%的少數人對78%的多數人的暴政？所以，我們要擴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就必須既堅持民主的普世性價值，又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基礎，探索一條適合于我們自己的民主之路。

和而不同，有容乃大。對各種民主有了更廣泛的認識，對民主的本質有了更深刻的把握，我們才能夠堅定不移而又扎扎實實地擴大干部工作民主，進而推進黨內民主，引領人民民主.摘要：民主既是現代政黨政治的核心價值，又是中國古代選官制度中的一種舉措，具有歷史傳承性；既是干部工作的政治理想，又是干部制度變遷的重要推手，具有現實漸進性；既要體現競爭、擇優的要求，又要兼顧公平、效率，要遵循其客觀規律性；既要尊重多數，又要保護少數，要體現其寬容的人本意蘊。

關鍵詞：干部工作；民主；普世性；特殊性